那些把中國苦難歸咎於人民民族性的領袖、學者、公知其實就是一種思想懶惰

那些把中國苦難歸咎於人民民族性的領袖、學者、公知

其實就是一種思想懶惰

明明就是自己領導無能不行實幹

偏偏怪罪人民甩鍋人民

減輕自己的罪惡感或卸責

王國維1927年絕筆：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為何1927年王國維就看清楚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對中國的傷害

過了20年

1949年國共鼎革之際，90%的中研院院士仍看不清楚？

仍無士紳危機與屈辱恐懼？

1927年春季國民革命軍北伐推進期間，湖南長沙發生了國民革命軍與農民協會處決前清知名學者兼守舊派鄉紳葉德輝的事件。

此一震驚當時文化界的流血事件，讓身為清朝遺老、曾任溥儀「南書房行走」的王國維感到極大的驚恐與絕望。同年6月2日，王國維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投水自盡，並在遺書中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的絕筆。

讓他們看不懂

    前日說到陳寅恪和錢鍾書楊絳夫婦等學人選擇留陸是時代的錯誤，只是旁觀者的感慨，當局者本人的意見如何呢？

    陳寅恪晚年是深悔當年選擇的，臨終還慨嘆自己不如老妻唐篔智慧。老妻當年是堅決要走的，還先自出走香港，希望帶動丈夫跟着出來，見丈夫堅決不跟，才只得打道回府。

    錢楊二人卻似無此種痛悔表示。相反，楊絳雖然著書寫文敘說了他們夫婦和其他知識份子在歷次運動中遭受的非人迫害，然而當有人問她遭遇過了那種種，後不後悔當初的留陸決定，她卻說不後悔。

    為甚麼？

    在《我們仨》中，她是這樣寫的：「我國是國聇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作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

    這話似曾相識。我在好些留陸知識份子筆下口中都聽到過。比如詩人、翻譯家查良錚，夫婦二人一九五三年從美國回陸「建設新中國」，回來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五八年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文革中更遭殘酷批鬥，「下放」農村勞改四年，一九七二年雖然得以回到南開大學但仍是牛鬼蛇神待遇，棲身陋室，只能作些清潔搬運工作。一九七五年他的海外親友回國來看他，大學才安排他一家人搬進帶有廁所廚房的套房。而當初逃外的友人卻成了愛國學者衣錦還鄉。面對這種驚人對比，他的兒女問他當年為何要從美國回來，他的回答跟楊絳如出一轍：「我不回來，難道就作一個人家國家的二等公民嗎？⋯⋯人不能象動物一樣活着，中國再窮，也是自己的國家。」

    我在《查良錚詩文日記》中讀到這話時始而悲愴，繼而無語。若口出此言者是無知無識的小粉紅也就罷了，可這話是從這位回國就被打入另冊、別說公民了，連末等草民也當不成、當了二十年非人的階級敵人、其中十年是動物不如的牛鬼蛇神的文學大師口中吐出來的呀！

    楊絳說這話的語境有點不同，畢竟，他們夫婦比大多數知識份子的遭遇好很多，文革中只關過三個月牛棚，只去了「幹校」勞改三年、只有一位家人（前女婿）死於非命。最後得以浴火重生。住上了套房。而且此時國家也不窮了，富強得足以跟美國匹敵。然而，難道他們看不見國人以高幹子弟打頭陣，仍然在前撲後繼地趕着去作人家國家二等公民嗎？

    但我不悲愴也不無語了，只感悲哀。洗腦工程何其厲害！真是一步錯便步步錯。便是如此高人一旦入其彀中，便終身難以自由。身體如此，心靈也是如此。

    這對超人夫婦，他們在智力學力上有多強大，在現實世界中就有多弱小，就如他們當年給惡鄰欺凌時楊絳的哀嘆：「我們是最可欺負的人」，二老只好漏夜逃到女兒的單身宿舍。之後長達兩年半時間棲身在社科院一間辦公室。房間裏放了兩張行軍床和兩張小桌就寸步難行。沒有廚房，廁所和十幾家人公用。期間遭遇了唐山大地震。有一次還煤氣中毒差點沒命，然而他們心滿意足，因為總算可以閉門寫作了。而且圖書館就在旁邊。錢鍾書在此完成《管錐編》，楊絳在此譯完《唐·吉訶德》。為了得到一張安靜的書桌，他們願意犧牲一切。

    說話寫作當然還得小心翼翼，只說只寫「正確」的話，以防一不小心就惹禍上身，失去這難得的安寧。

    有個細節也許能說明他們的這種境況。一九七七年，余英時作為美國學者代表團的一員到訪北京，要求見見錢鐘書，提問中有個問題是：「《管錐篇」為何用古文寫？」當時有兩名官方人員在場，錢鍾書回答：「這樣可以減少毒素的傳播。」

    可是私下他對楊絳說的卻是，用古文寫是「為了讓他們看不懂。」

    無獨有偶，以新詩著稱於世的詩人辛笛在五七幹校勞改時寫起舊體詩來，家人問他為甚麼，他也是這樣回答的：「讓他們看不懂。」

     殊不知，言論自由是最末等的公民也擁有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