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四個重點的結構化整理；每一點都配上三個補充說明，力求抓住全文的核心論證脈絡，而不是流水帳式摘要。
核心論旨：美國霸權退場後，中東進入多國競逐卻無人能主導的權力真空期，導致結構性不穩定。
補充說明：
美國影響力下降與干預意志減弱，製造了權力真空，但區域內沒有任何一國（包括以色列、伊朗、土耳其或沙烏地）強大到足以建立並維持區域秩序。
各國一方面測試自身實力、擴張影響力，另一方面又集體抗拒任何競爭對手成為霸權，形成「人人反霸、人人逐霸」的矛盾局面。
以色列在加薩戰爭後自視為區域霸主，但缺乏合法性與被承認性，反而引發海灣國家、土耳其與伊朗更強烈的安全疑慮與反制。
核心論旨：Pax Americana 本身並非穩定來源，而其瓦解加速了區域權力爭奪。
補充說明：
美國主導的秩序長期遭遇伊朗、敘利亞等國的抵抗，加上中東內部宗派、民族與制度脆弱性，使外來霸權難以強加穩定。
美國在以巴問題上喪失可信仲裁者地位，既無法解決衝突，也削弱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道德與政治權威。
政策反覆（紅線失信、伊核協議退出、對盟友安全承諾不足）與多極化趨勢（中國、俄羅斯因素）共同削弱美國單邊塑造秩序的能力，而《亞伯拉罕協議》未能成為替代性區域架構。
核心論旨：區域穩定若出現，將更像1815年後的歐洲——以權力平衡與反革命為核心。
補充說明：
阿拉伯之春後，海灣國家與多數威權政權致力於終結革命浪潮，將起義與跨國意識形態視為對生存的根本威脅。
新秩序的核心條件之一是去意識形態化：壓制政治伊斯蘭、削弱跨國運動，轉向民族主義、技術官僚治理與國家主導發展。
然而，這種秩序能否持久，取決於兩個硬條件：最低限度的經濟安全，以及巴勒斯坦問題的實質進展；否則威權合法性將持續流失。
核心論旨：中東未來取決於伊朗的戰略轉向，以及主要強權是否能就勢力範圍達成共識。
補充說明：
加薩戰爭與後續衝突暴露伊朗「抵抗軸心」的極限，代理人網絡受挫，使德黑蘭面臨是否轉向國家利益與內部修復的關鍵抉擇。
後哈梅內伊時代，伊朗若走向民族主義、降溫對抗，可能促成區域權力再平衡；若加倍意識形態對抗，則不穩定將擴大。
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在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的勢力競逐若缺乏協調，只會導致國家崩潰與長期衝突，任何建立在瓦解他國主權之上的秩序都不可持續。
這篇文章的核心判斷是：中東不缺力量，缺的是「彼此承認界線的政治妥協」；沒有一場屬於中東的「維也納會議」，動盪只會反覆重演。
如果你需要，我也可以把這四點改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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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簡報版
📌 對照台灣／印太秩序的比較分析版
該區域各國持續展開競爭，這既考驗了它們的能力，也暴露了它們的局限性，同時它們也在抵制競爭對手的支配。在這種動盪局勢下，能否建立一個更穩定的秩序？如果可以，又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當今中東的核心地緣政治問題——借用政治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的說法，即地區強權政治的悲劇——在於其各國無力建構穩定的區域秩序。這源自於該地區昔日霸權國家——美國的影響力和乾預主義傾向的減弱，由此產生的權力真空使得一些實力雄厚、自信滿滿的國家得以展開持續競爭，試探自身能力的極限，同時抵制被競爭對手主導。然而，沒有一個國家強大到足以主導並徹底重塑該地區。
隨著加薩戰爭似乎結束，以色列日益將自己視為區域霸主。然而，霸權不僅需要實力，還需要被認可和合法性，而以色列遠未獲得這些。去年9月以色列襲擊卡達後，海灣國家領導人也開始將以色列視為對其安全利益的威脅。同時，以色列與土耳其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加劇，尤其是在敘利亞；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攻擊表明，該國仍然是以色列和伊朗對抗的戰場。
這種情況史無前例嗎？ 1960年代至80年代，阿拉伯國家體系 充斥著意識形態衝突、強勢領導、代理人戰爭和相互衝突的野心，然而，區域秩序卻出乎意料地保持一致性。維繫阿拉伯政權的並非共同願景，而是共同的迫切需求：維護現有的威權體制，防止那些尋求區域霸權或推行強勢意識形態的國家挑戰權力平衡和區域穩定。對內部崩潰的恐懼是阿拉伯秩序的黏合劑。這個體系遏制了埃及在1962年後透過也門戰爭在阿拉伯半島站穩腳跟的企圖，結束了1970年約旦和巴勒斯坦各派之間的衝突，暫時中止了1975-1976年黎巴嫩內戰，並在伊朗革命後抑制了其輸出伊斯蘭意識形態的野心。
然而，自2010-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來，十餘年的動盪至今仍未找到任何機制來建構區域穩定，使其效仿結束拿破崙戰爭的1815年維也納會議 ，以及更廣泛意義上法國大革命後的革命階段。除非區域各國承認自身的局限性，並就一項各方都能接受的區域安排進行談判，否則中東將繼續深陷於反覆出現的緊張局勢、不斷變化的聯盟和系統性衝突之中。明確這種平衡的輪廓對該地區的未來至關重要。
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主導的中東地區秩序——「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走向終結 ，這成為中東地區不穩定的根源，造成了權力真空，而該地區各國如今正試圖填補這一真空。美國霸權時代的經驗教訓，對於理解未來幾十年中東地區的穩定前景具有借鏡意義。
首先，美國治下的「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本身未必有穩定作用。區域霸權通常會引發對霸權的反抗，而過去四十年間，美國一直受到多國挑戰。伊朗自1979年起挑戰以美國為主導的秩序，並在1989年後繼續挑戰。阿薩德政權統治下的敘利亞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既與華盛頓接觸，也反對美國，許多國家認為這次入侵是對現狀的威脅。中東地區的特徵是教派、種族和意識形態的分裂，國家機構薄弱，以及持續不斷的敵對關係。這使得該地區難以接受強加的秩序，尤其是來自像美國這樣的遠距離強權的秩序。
其次，美國在以巴衝突中屢次未能發揮可信的斡旋作用 。歷屆美國政府要不是不願，就是無力解決這個至關重要的區域問題，而這問題持續破壞區域穩定，疏遠阿拉伯世界的公眾輿論。華盛頓也難以平衡伊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等主要區域大國相互競爭的野心。結果是，美國領導層在對抗性的政治環境中失去了凝聚力和權威性。
第三，美國的政策一再無常削弱了華盛頓盟友間的信任，並助長了對手的氣焰。從歐巴馬在敘利亞動亂期間未能堅持其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的“紅線”，到他從中東轉向亞洲，再到川普退出伊朗核協議，以及拜登試圖調整美國地區政策卻未能向其海灣盟友提供長期安全保障，華盛頓的戰略立場屢屢搖擺不定。甚至在加薩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就無條件支持以色列，這表明華盛頓不僅尋求保障以色列的軍事優勢，也尋求保障其政治免責，而這已經付出了政治代價。
最後，隨著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強勢回歸以及多極世界秩序的出現，單極格局的終結加速了這一進程，削弱了華盛頓單方面左右局勢的能力。這使得區域強國有機會拓展其軍事和經濟夥伴關係，並從美國爭取更有利的條件。如果「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未能保障穩定，那麼它的終結只會引發區域影響力的爭奪。
2020年的《亞伯拉罕協議》 是美國試圖鞏固以華盛頓為核心的區域秩序的嘗試。該協議旨在透過實現以色列與部分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將 以色列的技術和軍事優勢與阿拉伯國家的財政和外交影響力結合，從而創建一個能夠對抗伊朗的集團。然而，其限制很快就顯現。以色列在加薩的暴行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的憤怒，削弱了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中國斡旋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關係緩和，以及華盛頓拒絕向沙烏地阿拉伯提供安全保障後，沙烏地阿拉伯對《亞伯拉罕協議》失去了興趣。即便川普政府在2025年11月將沙烏地阿拉伯列為 “美國的主要非北約盟友”，美國仍然拒絕提供安全保障。儘管《亞伯拉罕協議》仍然有效，但它並未發展成為美國主導的區域秩序基石。
美國霸權或許已經終結，但真正的多極格局仍遙遙無期。阿薩德政權在2024年的垮台使俄羅斯在中東失去了一個重要的盟友，削弱了莫斯科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而中國的經濟崛起和戰略夥伴關係並未對美國的地位構成實質性挑戰。北京在加薩衝突中基本上保持沉默，僅限於口頭譴責，甚至在安薩爾真主封鎖紅海航運期間也未採取任何行動。目前，儘管中國依賴海上貿易路線和中東能源，但它似乎仍樂於享受 美國軍事優勢的好處。穩定的多極格局尚未形成。
中東正處於關鍵時刻。在缺乏像美國這樣的地區霸權國家的情況下，該地區如何擺脫動盪，建立能夠緩解緊張局勢的區域秩序？只有當地區大國承認自身的結構性限制並認識到彼此的限制時，穩定才有可能實現。
自本世紀初以來，多項事態發展加劇了地區動盪。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伊朗的影響力不斷擴張，形成了所謂的“什葉派新月地帶”，從伊朗經伊拉克和敘利亞延伸至黎巴嫩，沙烏地阿拉伯對此視之為威脅。同時，土耳其和卡達將2010-2011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視為透過穆斯林兄弟會運動擴大自身影響力的良機。這引發了許多國家的強烈反彈 ，其中以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最為突出。這兩個國家的行動前後矛盾：它們支持埃及和突尼斯的反革命勢力，卻不支持敘利亞的反革命勢力，其選擇取決於自身利益。而以色列則將加薩和西岸的軍事行動，以及2024-2025年針對伊朗及其盟友的軍事行動，視為其擴張自身勢力的重要一步。
阿薩德政權的垮台、伊朗支持的「抵抗軸心」的瓦解 、海灣國家與伊朗關係的重新調整、區域大國為建立勢力範圍所做的努力，以及美國的交易主義策略 ，都可能重塑中東格局。一個凝聚力強的地區體系能否形成，將取決於三個因素：首先，一個更加保守甚至反動的政治環境——以權力平衡和反革命傾向為特徵——能否形成，因為各國在實現自身目標後，往往會傾向於並捍衛這種環境；其次，鑑於伊朗作為修正主義地區強國的角色，其發展軌跡將是決定性因素；
在阿拉伯之春後的十年間，一些阿拉伯政權在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酋等海灣主要國家的支持下，不遺餘力地試圖結束這段歷史篇章。此後發生的衝突並非全部由反革命勢力引發，也並非全部由海灣國家挑起。然而，所有這些衝突都源自於區域內普遍存在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重塑了權力關係，各國都在追求各自的利益，並試圖將自身利益鞏固在一個更穩定的秩序之中。
但這並未改變威權政權將起義視為威脅並試圖消除一切革命可能性的事實。他們所追求的秩序類似1815年後的歐洲秩序，當時君主制國家同意恢復權力平衡，並遏制法國大革命釋放出的力量。即使是敘利亞新領導人也將阿薩德政權的垮台描述為符合地緣政治共識的過渡，而非革命浪潮的一部分。艾哈邁德·沙拉展現出溫和姿態，安撫海灣國家首都，並強調敘利亞將遵守1974年與以色列達成的脫離接觸協議，防止外國勢力利用敘利亞領土對該地區任何國家採取行動。
新保守秩序的核心條件之一是根除被視為破壞穩定的意識形態運動。一些阿拉伯政權正力推 以民族主義、技術官僚現代化和國家主導發展為中心的後意識形態階段。它們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敵意影響了其國內和區域政治，這些政權試圖邊緣化政治伊斯蘭，並削弱各種跨國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同時，一些分析人士 認為，伊朗在區域遭遇的挫折正為建立一個更為傳統的民族主義國家鋪路，並預示著跨國什葉派的終結。
然而，一個保守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區域秩序，需要的不只是清除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它的存續取決於各國的經濟能力以及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只有當各國滿足民眾對經濟安全的最低期望時，威權統治的復闢才能持續下去。但這並非易事。埃及、突尼斯、伊拉克、黎巴嫩和約旦等多個國家正面臨嚴重的財政壓力、制度衰敗和環境惡化。治理不善和腐敗使得菁英階層難以維持合法性，也難以遏止社會不滿情緒。
巴勒斯坦問題仍然是一個長期的障礙。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公眾輿論仍然深切關注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加薩的破壞加劇了這種不滿。巴勒斯坦人的命運不斷削弱那些被視為漠視巴勒斯坦人權利的政權的合法性，尤其是那些加入《亞伯拉罕協議》的國家。該地區無法在一個無視巴勒斯坦建國願望的保守秩序下實現穩定。約旦和埃及會將以色列吞併西岸或驅逐加薩巴勒斯坦人的計劃視為嚴重的動盪，這進一步強化了阿拉伯政權和公眾對以色列是一個以領土擴張為驅動的殖民定居者的信念。沙烏地阿拉伯是唯一有能力促成區域共識的阿拉伯國家，它已將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與巴勒斯坦建國取得實際進展掛鉤。儘管兩國方案似乎越來越不切實際，但啟動一個切實可行的和平進程對於鞏固保守的區域秩序仍然至關重要。
影響中東能否維持永續平衡的第二個關鍵因素是伊朗的未來。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去世後局勢將如何發展仍不明朗，但鑑於伊朗革命意識形態的失敗以及民眾日益增長的不滿，該意識形態很可能會受到質疑，甚至被徹底修正。
幾十年來，西方國家、以色列和許多阿拉伯國家一直將伊朗視為區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自從兩伊戰爭（1980-1988）結束以來，德黑蘭一直依靠「前線防禦」戰略來保護其領土免受衝突侵擾。這項戰略深受戰爭創傷以及美國在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軍事幹預的影響，其基礎是三大支柱：一個由包括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人民動員部隊和也門安薩爾真主在內的武裝團體組成的聯盟網絡；一項提供戰略能力的威道導彈和無人機計劃；以及一套基於非對稱威懾的海軍水道和力量在威懾戰術。
這項策略的兩大主要目標是：阻止以色列和美國直接攻擊伊朗；以及確保在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和葉門的影響力，使之成為伊朗行動的緩衝地帶或平台。然而，加薩戰爭的後果表明，伊朗的「抵抗軸心」計畫有其限制。2024年11月真主黨的實際投降、加薩地帶的毀滅性破壞，以及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包括其核設施和飛彈能力）進行轟炸的12天戰爭 ，暴露了其跨國代理網絡的缺陷。伊朗轉而鞏固了一個包括海灣國家和以色列在內的反制軸心，使伊朗陷入孤立，戰略受到限制。
後哈梅內伊時代的伊朗，其民族主義傾向很可能依然盛行 ，並趨於封閉。這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伊朗的代理人需要重新審視自身角色，並在內部重新定位，有可能演變為更具民族主義色彩、軍事化程度更低的行動者。它們的未來將主要取決於伊朗的選擇。
然而，伊朗最大的軟肋在於國內。政權面臨國內的脆弱性、合法性的下降和經濟的惡化。外部對抗或許能在短期內激發民族主義團結，但卻無法解決該國的結構性危機。年輕一代對現狀感到失望，他們日益摒棄「法基赫監護」（wilayat al-faqih）的意識形態——該意識形態將最高司法、宗教和政治權力集中於一位伊斯蘭法學家手中——並將伊朗的地區冒險主義視為代價高昂且會導致國際孤立的舉措。
區域秩序能否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伊朗的戰略方向。德黑蘭越是優先考慮國家利益、經濟重建和緩和局勢，越是遠離地區冒險主義，就越有可能重塑中東格局，使其達到可持續的平衡。反之，如果伊朗加倍對抗和意識形態抵抗，區域不穩定將會加劇。
美國撤軍、長達十五年的變革性衝突以及新興地區強國的崛起，引發了中東國家間前所未有的擴張勢力範圍的競爭。黎巴嫩、敘利亞和伊拉克也因此成為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爭奪的戰場，這些國家往往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來推進自身利益。決定該地區未來走向的關鍵因素在於，這些勢力範圍能否得到協調，還是會繼續成為彼此敵對的區域。
儘管以色列自詡為該地區的霸權國家，但實際上它已成為該地區不穩定的主要驅動因素。在「鐵牆」戰略的指導下，以色列奉行以壓倒性軍事力量強加結果的「以實力求和平」的做法，忽視了衝突的政治和歷史根源、軍事行動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以及其他地區大國的利益——而這些利益必須納入可持續的地區解決方案的考慮範圍。其局限性顯而易見。首先，以色列在加薩和西岸的暴力行動，如同其整體的侵略行徑一樣，引發了 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約旦乃至巴基斯坦的防禦性反制措施，因為這些國家越來越認為以色列威脅到了阿拉伯國家的利益。有鑑於此，甚至在以色列的空襲削弱伊朗在2024年的區域軍事網絡之前，海灣國家就已經開始與德黑蘭重新接觸。
其次，以色列的野心正在損害鄰國的主權 ，尤其是黎巴嫩和敘利亞。以色列佔領了這兩個國家的領土，並頻繁地轟炸它們，同時阻止兩國重建國家能力，甚至阻止戰後地區的重建。這與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優先事項相衝突。土耳其尋求 恢復敘利亞的國家權威，以遏制伊朗的網絡，同時阻止庫德自治區的出現。對以色列而言，一個強大的敘利亞，尤其是一個與安卡拉結盟的敘利亞，可能會挑戰以色列在其北部地區塑造局勢的能力。敘利亞南部正是這些緊張局勢的縮影。德魯茲社群的部分領導人越來越希望擺脫大馬士革的控制，而東北部的庫德人也不願接受新的領導階層，這進一步強化了以色列賦予敘利亞少數族裔權力的傾向。
黎巴嫩也面臨類似的風險：什葉派社群陷入兩難：一方面，外部壓力要求其解除真主黨的武裝；另一方面，伊朗希望保持影響力；而什葉派本身也需要一個能夠提供保護和服務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國家的目標是遏制伊朗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影響力，但它們不會接受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的破壞，也不會接受以色列在敘利亞採取的任何可能為伊朗重建其「抵抗軸心」創造條件的行動。
以色列的戰略依賴一個危險的假設 ，即地區分裂和國家崩潰能夠確保以色列長期主導其政治環境。例如，強迫真主黨解除武裝有可能將黎巴嫩推入內戰。在佔領敘利亞的同時與敘利亞實現關係正常化，並加劇教派衝突，可能會進一步削弱敘利亞政權，使其領導人失去合法性。任何阿拉伯國家都不會接受建立在國家崩潰基礎上的區域秩序，尤其是在伴隨著巴勒斯坦人從加薩和西岸大規模流離失所的情況下，因為這將破壞埃及和約旦的穩定。然而，此類計劃卻得到了以色列政治階層的明確支持。
歸根究底，中東的未來將取決於地區強國能否就各自的勢力範圍達成共識，並致力於建立運作良好的國家。如果沒有一個明確各方角色、界線和責任的談判框架，該地區將繼續深陷對抗和分裂的惡性循環。
中東或許正朝著類似1815年後歐洲的權力平衡體系演變。然而，那個時代缺乏單一主導的國家，穩定源自於對彼此權力界線的相互認可。中東從未召開過類似維也納會議的會議，但其結構性條件正在形成。下一階段需要建構一個更永續的區域秩序，該秩序建立在區域各國首都之間達成共識、全球大國共同維護的利益平衡基礎上，並透過談判和勉強接受的方式實現。
Hamza Meddeb 是貝魯特馬爾科姆·H·克爾卡內基中東中心的研究員，他共同領導該中心的政治經濟學計畫。
穆罕默德·阿里·阿德拉維是喬治城大學的研究教授，著有《薩拉菲主義走向全球：從海灣地區到法國郊區》（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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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have engaged in sustained competition that has tested their capacities and limitations, while resisting domination by rivals. Can a more stable order emerge from this maelstrom, and what would it require?
The central geopolitical problem in the Middle East today—the tragedy of regional power politics, to borrow from political scientist John Mearsheimer—lies in the inability of its states to build a stable regional order. This comes as the influence and interventionist impulses of the region’s former hegemonic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are receding, creating a vacuum in which strong, assertive countries have engaged in sustained competition and tested the limits of their capacities, while resisting domination by rivals. However, none is strong enough to dominate and reshape the region decisively.
Now that the Gaza war appears to have ended, Israel increasingly sees itself as a regional hegemon. Yet hegemony requires not only power but also acceptance and legitimacy, which Israel is far from securing. Following Israel’s attack against Qatar last September, Gulf leaders also came to view Israel as a threat to their security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tens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ürkiye are deepening, particularly in Syria, while Israeli attacks in Lebanon show the country remains an arena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Iran.
Is such a situation unprecedented? Between the 1960s and 1980s, the Arab state system was characterized by ideological conflict, assertive leadership, proxy wars, and clashing ambitions, yet the regional order operated with surprising coherence. What unified Arab regimes was not a shared vision but a shared imperative: preserving existing authoritarian systems and preventing challenges to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regional stability by states seeking regional hegemony or promoting powerful ideological agendas. Fear of internal collapse was the glue of the Arab order. This system contained Egypt’s attempt to gain a foothold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through its Yemen campaign after 1962, ended the conflict between Jordan and Palestinian factions in 1970, temporarily halted Lebanon’s civil war in 1975–1976, and inhibited Iran’s ambitions to export its Islamist ideology after the revolution.
Yet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upheaval, starting with the Arab uprisings in 2010–2011, no mechanism has been found to organize regional stability, along the lines of the 1815 Congress of Vienna that ended the Napoleonic wars, and more broadly the revolutionary phase that follow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til regional states acknowledge their limitations and negotiate a regional arrangement they can all tolerate, the Middle East will remain trapped in recurring tensions, shifting alliances, and systemic conflict. Defining the contours of such an equilibrium will be essential for the region’s future.
The end of Pax Americana in the Middle East, the U.S.-led regional order that emerged after the Cold War’s end in 1989, has been a driver of instability, creating a void that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re now seeking to fill. The era of American hegemony offers less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spects for stability in the coming decades.
First, Pax Americana itself was not necessarily stabilizing. Regional dominance usually provokes resistance to a hegemonic power, and throughout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ontested by multiple countries. Iran challenged the U.S.-anchored order starting in 1979 and continued doing so after 1989. Syria under the Assads both engaged with Washington and opposed it after the invasion of Iraq in 2003, which many countries regarded as a threat to the status quo. The Middle East is characterized by sectarian, ethnic, and ideological divisions, weak state institutions, and persistent rivalries. This makes it resistant to imposed order, particularly from a distant power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Second, the U.S. repeatedly failed as a credible powerbroker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s have been either unwilling or unable to resolve this paramount regional concern, which continues to undermine stability and alienate Arab public opinion. Washington has also struggled to balance the competing ambitions of major regional powers—Iran, Türkiye,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The result has been an antagoni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U.S. leadership has lost coherence and authority.
Third, U.S. inconsistency has eroded trust among Washington’s allies and emboldened adversaries. From Barack Obama’s failure to carry through on his “red line” against chemical weapons use during the Syrian uprising to his pivot away from the Middle East toward Asia, to Donald Trump’s withdrawal from the nuclear accord with Iran, to Joe Biden’s efforts to recalibrate U.S. regional policy without offering long-term security guarantees to his Gulf allies, Washington has repeatedly embodied strategic drift.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Israel, even before the Gaza war, has demonstrated that Washington not only seeks to guarantee Israel’s military superiority but also its political impunity, which has had political costs.
Finally, the end of unipolarity, accelerated by China’s rise, Russia’s renewed boldnes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multipolar global order, has weakened Washington’s ability to unilaterally shape outcomes. This has given regional powers opportunities to diversify their military and economic partnerships and extract better term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f Pax Americana failed to guarantee stability, its end has only produced a struggle for regional influence.
The Abraham Accords of 2020 were a U.S. attempt to consolidate regional order around states aligned with Washington. By normalizing ties between Israel and certain Arab countries, the accords aimed to combine Israel’s technological and military advantages with Arab financial and diplomatic clout, creating a bloc capable of countering Iran. Yet the limits were quickly apparent. Israeli brutality in Gaza provoked outrage in the Arab world, undermining the legitimacy of normalization with Israel. Saudi Arabia, in particular, lost interest after China brokered a rapprochement with Iran and Washington refused to provide security guarantees to the kingdom, even i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signated it a “major non-NATO U.S. ally” in November 2025. While the Abraham Accords remain in place, they haven’t evolved into a U.S.-led cornerstone of regional order.
U.S. hegemony may have ended, but genuine multipolarity remains a distant prospect. The Assad regime’s downfall in 2024 removed a major Russian ally in the Middle East, reducing Moscow’s regional footprint, while China’s economic rise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have not meaningfully challenged the U.S. role. Beijing was largely absent from the Gaza conflict, limiting itself to rhetorical condemnation, and took no action even during Ansar Allah’s blockade of Red Sea shipping. For now, China appears content to benefit from the dividend of U.S. military preponderance, despite its dependency on maritime trade routes and Middle Eastern energy. The landscape is not yet one of a stable multipolar system.
The Middle East stands at a critical juncture. In the absence of a regional hegemon,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how can the region move beyond its instability and build a regional order that reduces tensions? Stability is possible if regional powers acknowledge their structural limitations and recognize their mutual constraint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several developments have heightened regional volatility. The expansion of Iran’s influence after the U.S. invasion of Iraq in 2003, like the emergence of a so-called “Shia crescent” stretching from Iran to Lebanon via Iraq and Syria, was perceived by Saudi Arabia as threatening. At the same time, Türkiye and Qatar viewed the Arab uprisings beginning in 2010–2011 as an opportunity to extend their influence through Muslim Brotherhood movements. This triggered a backlash in many countries, mainly driven by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whose actions could be inconsistent: they backed counterrevolutionary forces in Egypt and Tunisia, but not in Syria, as interests determined their choices. Israel, in turn, has seen its campaigns in Gaza and the West Bank, and against Iran and its allies in 2024–2025, as major strides in expanding its power.
The collapse of the Assad regime, the unravelling of the Iran-sponsored Axis of Resistance, the recalibration of Gulf-Iran relations, regional powers’ efforts to establish zones of influence, and the transactional U.S. approach might well reorder the Middle East. Three factors will determine if a cohesive regional system emerges, namely whether a more conservative, even reactionary, political environment, defined by a balance of power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tincts, can take shape, as this is what states will gravitate toward and defend after securing their aims. A second defining factor will be Iran’s trajectory, given its role as a revisionist regional power. A third will be whether regional powers can coexist in their respective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the decade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several Arab regimes, supported by key Gulf countries such as Saudi Arabia and the UAE, worked relentlessly to close that chapter. Not all conflicts since then have been caused by counterrevolutionary dynamics, or provoked by Gulf states alone. However, they have all been instigated by the widespread nature of regional instability that has recast power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pursuing their contending interests and seeking to anchor their gains in a more stable order.
This has not altered the fact that authoritarian regimes viewed the uprisings as a threat and sought to eliminate all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That to which they aspired was similar to the post-1815 European order, in which monarchies agreed to restore a balance of power and neutralize forces unleashed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 Even Syria’s new leaders framed the Assad regime’s downfall as a transition aligning with the geopolitical consensus, not as part of a revolutionary wave. Ahmad al-Sharaa signaled his moderation, reassuring Gulf capitals and emphasizing that Syria would maintain the 1974 Disengagement Agreement with Israel and prevent foreign actors from using Syrian territory against anyone in the region.
A core condition of a new conservative order is the eradication of ideological movements regarded as destabilizing. Several Arab regimes are pushing for a post-ideological phase centered on nationalism, technocratic modernity, and state-driven development. Their animus towar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has shaped domestic and regional politics alike, and these regimes seek to marginalize political Islam and defang transnational ideologies of all stripes. In parallel, some analysts see Iran’s regional setbacks as paving the way for a more conventional, nationalist state, ushering in the end of transnational Shiism.
However, a conservative, even counterrevolutionary, regional order requires more than eliminating ideological foes. Its viability depends on the ability of countries to deliver economically and a settlement of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Authoritarian restoration can only endure if states meet the minimal expectations of their populations for economic security. This is not guaranteed. Several countries—Egypt, Tunisia, Iraq, Lebanon, and Jordan—face acute fiscal stress, institutional deca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Governance failures and corruption make it difficult for elites to sustain legitimacy and contain social discontent.
The Palestinian issue remains an enduring obstacle as well. Public opinion across the Arab world remains deeply attached to the Palestinians’ plight, and Gaza’s devastation has intensified grievances. The fate of the Palestinians continues to erode the legitimacy of regimes seen as disregarding Palestinian rights, particularly from countries that joined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region cannot stabilize around a conservative order that ignores Palestinian aspirations for statehood. Jordan and Egypt would perceive Israeli plans for the West Bank’s annexation or the displacement of Gaza’s Palestinians as deeply destabilizing, reinforcing the conviction among Arab regimes and publics that Israel is a settler-colonial project driven by territorial expansion. Saudi Arabia, the only Arab state with the capacity to forge a regional consensus, has tied normalization with Israel to credible progress on a Palestinian state. Although the two-state solution appears increasingly illusory, launching a viable peace process remains essential to consolidating a conservative regional order.
A second, and decisive, factor shaping the likelihood of a sustainable Middle Eastern equilibrium is Iran’s future. What will ensue after the passing of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remains uncertain, but it is likely the Islamic Republic’s revolutionary ideology will be contested, if not fully revised, given its failures and growing public discontent.
For decades, much of the West, Israel, and many Arab states have viewed Iran as a primary source of regional instability. Since the end of the Iran-Iraq War (1980–1988), Tehran has relied on a “forward defense” strategy to insulate its territory from conflict. Shaped by the trauma of the war and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Afghanistan (2001) and Iraq (2003), this doctrine rested on three pillars: a network of allied armed groups, including Hezbollah in Lebanon, the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in Iraq, and Ansar Allah in Yemen; a ballistic missile and drone program providing strategic capabilities; and a naval posture based on asymmetrical tactics to deter U.S. forces and be effective in key Persian Gulf waterways.
The two main objectives in this approach were deterring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ttacking Iran directly; and securing influence in Lebanon, Syria, Iraq, and Yemen, turning them into buffers or platforms for Iranian action. However, the Gaza war’s ramifications showed that Iran’s Axis of Resistance project had its limits. Hezbollah’s effective surrender in November 2024, Gaza’s devastation, and a twelve-day war in June 2025 that saw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mb Iran, including it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missile capabilities, exposed the shortcomings of its transnational proxy network. Instead, it consolidated a counter-axis including the Gulf states and Israel, leaving Iran isolated and strategically constrained.
A post-Khamenei nationalistic Iran may well remain authoritarian and become inward-looking. This would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Iran’s proxies would need to review their role and reposition themselves internally, potentially evolving into more nationalistic, less militarized actors. Their future will be shaped mainly by the direction Iran chooses.
Yet Iran’s greatest vulnerability lies at home. The regime faces domestic fragility, declining legitimacy, and a deteriorating economy. External confrontation may briefly generate nationalistic solidarity, but it cannot resolve the country’s structural crisis. A young, disillusioned population increasingly rejects the ideology of wilayat al-faqih, which combines supreme judici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 single Islamic jurist, and views Iranian regional adventurism as costly and leading to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The prospects for a stable regional order depend heavily on Iran’s strategic direction. The more Tehran moves toward national prioritization,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deescalation, and away from regional adventurism, the greater the chances of reshaping the Middle East around a sustainable equilibrium. Conversely, if Iran doubles down on confrontation and ideological resistance, regional instability will deepen.
U.S. disengagement, a decade and a half of transformative conflicts, and the rise of new regional powers have unleashed unprecedented competition among Middle Eastern states to expand their spheres of influence. Lebanon, Syria, and Iraq, in turn, have become contested arenas in which Israel, Türkiye, Iran, and Saudi Arabia are seeking to advance their interests, usually at each other’s expense. A decisive factor shaping the region’s future will be whether these spheres of influence can be reconciled or will remain zones of rivalry.
While Israel sees itself as the region’s hegemonic power, in practice it has become a major driver of instability. Guided by the “Iron Wall” doctrine of imposing outcomes through overwhelming military force, Israel’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pproach disregards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roots of conflict, the humanitarian toll of military campaigns, and the interests of other regional powers that must be factored into sustainable regional settlements. The limitations are evident. First, Israel’s violent actions in Gaza and the West Bank, like its aggressiveness in general, have triggered defensive counterreactions from Egypt, Saudi Arabia, Türkiye, Jordan, and even Pakistan, amid a growing perception that Israel threatens Arab interests. In light of this, even before Israeli strikes weakened Iran’s regional military network in 2024, Gulf states had already begun reengaging with Tehran.
Second, Israel’s ambitions are undermining the sovereignty of neighboring states, particularly Lebanon and Syria. Israel occupies both countries’ territory and frequently bombs them, while preventing the rebuilding of state capacities and even of areas destroyed by war. This has clashed with Turkish and Saudi priorities. Türkiye seeks to restore state authority in Syria to contain Iranian networks, while preventing the emergence of a Kurdish autonomous zone. For Israel, a strong Syrian state, especially aligned with Ankara, potentially challenges Israel’s ability to shape events to its north. Southern Syria is a microcosm of these tensions. Segments of the Druze community’s leadership increasingly want to escape Damascus’ grip, while Kurdish groups in the northeast are also reluctant to accept the new leadership, furthering Israel’s preference for empowering Syria’s minorities.
Lebanon faces similar risks: the Shia community is caught between outside pressures to disarm Hezbollah, Iran’s desire to retain leverage, and its own need for a state that can provide protection and services. Saudi Arabia and other countries aim to curtail Iran’s influence in Syria and Lebanon, but will not accept Israel’s destruction of southern Lebanon or actions in Syria that create circumstances for Iran to reconstitute its Axis of Resistance.
Israel’s strategy relies on a dangerous assumption that regional fragmentation and state collapse can secure long-term Israeli domination of its political environment. Forcing Hezbollah’s disarmament, for instance, risks pushing Lebanon into civil war. Normalizing relations with Syria while occupying the country and widening sectarian fractures could further weaken the state and delegitimize its leaders. No Arab government will accept a regional order built on state collapse, particularly if accompanied by the mass displacement of Palestinians from Gaza and the West Bank, which would destabilize Egypt and Jordan. Yet such plans enjoy explicit support within Israel’s political class.
Ultimately, the Middle East’s future will be determined by whether regional powers reach an understanding over their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commit to building functional states. Without a negotiated framework delineating roles, limi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region will remain trapped in a cycle of confrontation and fragmentation.
The Middle East may be evolving toward a balance-of-power system, reminiscent of post-1815 Europe. However, that era lacked a single dominant state, and stability emerged from a mutual recognition of limits. The Middle East has never had a Congress of Vienna, but the structural conditions for one are taking shape. The next phase will require constructing a more sustainable regional order, based on negotiation and grudging acceptance of a balance of interests, agreed among regional capitals and anchored by global powers.
Hamza Meddeb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Malcolm H. Kerr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in Beirut, where he co-lea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Program.
Mohamed Ali Adraoui is a research professor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Salafism Goes Global: From the Gulf to the French Banlieu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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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erasing gains in anti-corruption made under previous presidencies. Despite the harsh disruption, source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ilience still exist.
Two big diplomatic wins from this year offer lessons for future Arab efforts toward constructive multilateral action.
California is acutely aware of the intense renegotiation happening almost daily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r practitioners of subnational diplomacy, 2025 has required quick adaptation and evolution to tectonic shifts.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
觀點專欄作家
我的鍵盤早已習慣了對川普總統的批評，但當我敲下這篇專欄時，鍵盤卻被震撼了一下。不過，川普（姍姍來遲地）強行達成加薩停火協議並釋放人質和被拘留者，確實值得稱讚。總統先生，幹得好。
然而，未來需要的更多是祈禱而非計劃。為了實現持久和平，我們最好摒棄許多西方人用來形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善惡對立的摩尼教模式（儘管對於誰應該被貼上哪個標籤存在分歧），這種模式使得妥協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能。為了取得進展，或許應該以正確與正確的視角來思考衝突，而不是以對錯的視角。
在我看來，中東地區體現了兩種民族渴望之間的較量，雙方各執一詞。兩個民族為了保住各自擁有古老根基的土地而互相爭鬥，彼此都因對方的暴力而受到創傷。
以色列不僅是經濟和技術奇蹟，也是其公民的民主國家，儘管其民主制度日益存在缺陷。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比鄰近阿拉伯國家的公民擁有更有意義的投票權，新聞自由度更高，民間社會監督機構和人權組織也擁有更大的活動空間。以色列有很多值得讚賞的地方。
同時，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享有同等的權利，包括建國、自決、自由、機會、尊嚴和希望。將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長期遭受的、看不到盡頭的壓迫，以及他們最近在加薩遭受的大屠殺和飢荒視為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行為，無異於否定「人人生而平等」這一基本信條。
無論您對中東有何看法，我們都應該承認，以色列猶太嬰兒和巴勒斯坦嬰兒在道德上是平等的，他們都享有在自由中成長的同等權利，而不必擔心汽車炸彈、飛彈或種族清洗。
然而，這些願望是相互衝突的，因此，有時這也是野蠻與野蠻、道德盲目與道德盲目的對立。
如果雙方都享有權利，那麼有時雙方也會對對方做出卑劣的行為。 1929年，阿拉伯人在希伯崙屠殺猶太人；1948年，猶太人在代爾亞辛和1953年分別在基比亞屠殺阿拉伯人。在1978年臭名昭著的恐怖攻擊中，巴勒斯坦人殺害了38名以色列平民，其中包括13名兒童；而1982年，以色列指揮官允許黎巴嫩基督徒在薩布拉和沙提拉難民營屠殺了大約2,000名或更多的巴勒斯坦人。 （關於這些事件的描述和對死亡人數的估計差異很大，因為中東的歷史既是戰場，也是領土；過去可能和未來一樣模糊不清。）
5月的一項民調顯示，半數巴勒斯坦人表示贊同10月7日的攻擊，而87%的人否認哈馬斯對平民犯下暴行——正如許多以色列人既支持摧毀加沙，又否認他們給加薩兒童造成的飢荒。簡而言之，我們對雙方權利和願望的尊重，應該被對彼此因創傷、恐懼和非人化而導致的道德短視所緩和。
侯賽因·阿迦和羅伯特·馬利兩位長期從事和平談判的人士在他們的新書《明天就是昨天》中寫道，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猶太人在對方身上看到了「他們自己的民族噩夢，一方遭受種族清洗，另一方遭受滅絕。毫不奇怪，他們都如此隨意地談論過去的歷史隱喻：對巴勒斯坦人來說，這是 1948年災難日的重演；對以色列人來說，這是又一次大屠殺。
川普和其他領導人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未來幾週內防止情況出現橫向滑坡，因為有關加薩未來的許多細節仍有待商榷。爭議是肯定的——例如，哈馬斯是否交出武器，以及以色列是否全面撤軍。
川普讓上一次加薩停火協議（始於一月）在三月破裂，並且任由戰爭和飢荒持續數月直至現在，奪走了更多兒童的生命。我們只能希望，他對新停火協議的掌控——該協議已經面臨壓力——能夠促使他展現出更大的決心來維護它。
川普的霸凌風格也破壞了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重要關係，但在這種情況下，它或許有助於迫使雙方讓步，以維持和平。
西岸的流血衝突是實現持久和平的另一個主要障礙。正如我今年稍早訪問期間在一篇專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以色列已開始對西岸實施「加薩化」政策，將加薩戰爭的工具應用於其他巴勒斯坦城鎮和村莊。任何更廣泛的和平都需要以色列在西岸保持克制，並結束攻擊巴勒斯坦人的定居者逍遙法外的現狀。
我強烈懷疑川普在以色列議會演講中所說的「這是新中東的歷史性曙光」。這需要朝著兩國方案邁進，目前尚無任何跡象。雙方仍然深陷於創傷、不信任、報復和極端主義的循環之中，而10月7日事件及隨後的戰爭加劇了這些循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範式。
因此，如果我們超越中東善惡的界限，我建議用以下方法取而代之：承認共同的人性。
這或許聽起來有些牽強附會，遙不可及，但那些最有理由仇恨的人卻在呼籲：他們都是雙方在衝突中失去孩子的父母。 「父母圈—家庭論壇」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由800多名失去親人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組成。他們在悲痛中團結在一起，這突顯了我們作為人類的團結。
中東地區並非不可避免地會永遠陷入惡性循環。值得注意的是，加薩戰爭也伴隨著該地區其他地區的巨大且意想不到的進展：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垮台，真主黨對黎巴嫩的掌控結束，以及伊朗專制且歧視女性的政權的顯著削弱。
願積極的驚喜持續下去。我敦促川普總統繼續有效施壓，讓兩個不幸共享聖地的民族能夠聽從以賽亞的號召，「將刀鑄成犁頭」。
尼可拉斯‧克里斯托夫於2001年成為《紐約時報》觀點版專欄作家，並曾兩度獲得普立茲獎。他的新回憶錄是《追逐希望：一個記者的人生》。@尼克·克里斯托夫
文／孫超群（The Glocal助理研究員）
隨著敘利亞政府軍在2016年12月22日成功收復阿勒頗、伊拉克的阿巴迪政府重振旗鼓反攻摩蘇爾，世俗政權反撲之勢與日俱增，中東亂局看似突破了僵局；另一方面，伊斯蘭國節節敗退、領土相比起2014年建國初期亦大不如前，中東極端伊斯蘭壽終正寢，看似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停火之後，中東會真的走向和平嗎？世俗民族主義獨裁政權的佼佼者，如阿薩德政府，是否註定勝利——猶如拿破崙戰爭後歐洲恢復舊秩序的情況？
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自從十九世紀初期，拿破崙率領法國大軍攻入埃及之後，所激起「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這兩大思潮的互動以至矛盾，對理解近代中東的衝突至關重要。在這兩個世紀以降，中東阿拉伯或伊斯蘭世界正處於不斷被帝國主義入侵的狀態，無能的鄂圖曼帝國統治者無力回天，使知識分子不斷尋求救贖之道：由提倡伊斯蘭改良主義、民族主義、到近三十年鼓吹極端伊斯蘭主義，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從舊有帝國的積弱之中，再次強大起來。
然而，經過二百年來的思潮蘊釀到反覆實驗，中東似乎沒有比從前更美好，卻相反地墮入了這無底深淵，仿佛各國正在和自己國民泥漿摔角。
究竟身份認同政治，對中東有多大影響呢？這篇文章希望憑分階段追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這兩大思潮，其起承轉合如何決定了中東的政治命運，並分析這種日漸對立的思潮，如何為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的和平進程，佈下了荊棘之路。
這個時期相等於整個十九世紀，正是伊斯蘭世界遭西方列強勢力入侵之際，而在1798年埃及面對拿破侖大軍壓境，無法抵抗其船堅炮利伊始，整片中東大地就陷入了不安傍徨的情緒。此前，經歷了鄂圖曼帝國數世紀的統治，中東各地如埃及只知自己屬於伊斯蘭世界的一份子，而遺忘了其阿拉伯的民族本源。然而，當西方進入了鄂圖曼治下的中東世界後，民族主義的概念開始在他們之中產生。
十九世紀著名的英籍猶太人東方學者戴維斯（Arthur Lumley Davids），撰寫了《Preliminary Discourses》，在其著作中首先區分了「突厥人」（Turks）及「阿拉伯人」（Arabs）。在整個十九世紀，隨著德國及義大利統一運動，民族主義達到了高潮，免不了對中東有著滲透效應。當時鄂圖曼在埃及的赫迪夫（Khedive；即總督）——穆罕默特‧阿里（Muhammad 'Ali），率先在依賴英法等列強下，推行現代化改革，令其埃及在鄂圖曼境內一支獨秀，繼而建構了與突厥民族的分野，民族主義在此時遂漸萌生。
當時在民族主義之外，亦產生了另一種思潮及回應的方法。曾被經濟學人評為「薩爾德的繼承者」的印度作家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其著作《從帝國廢墟中崛起》中，肯定了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家——賈邁勒丁·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在這階段中舉足輕重的角色。
阿富汗尼是近代政治伊斯蘭的創建者，是印度之伊克巴勒（Muhammad Iqbal）、埃及之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bt）等人的前輩；他以靈活變通的方式重新詮釋古蘭經，強調伊斯蘭教與西方的理性、科學等概念互相兼容，提倡穆斯林不應再以消極的方式面對外力入侵，並且積極向當時的土耳其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出謀獻策。
他是把「伊斯蘭」和「西方」視為涇渭分明兩種概念的第一人；作為以伊斯蘭宗教為本位開啟伊斯蘭政治行動主義的先河，阿富汗尼成為了日後伊斯蘭革命分子的楷模。事實上，他的泛伊斯蘭改良主義的論述，離不開阿拉伯民族主義，而阿富汗尼透過了此密不可分的意識形態來宣揚反帝國主義。
以研究伊斯蘭宗教為名的美國學者艾斯坡西托（John Esposito）認為阿富汗尼所提倡富有伊斯蘭色彩的民族主義，其興起背後的力量，是基於一戰後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及近代民族國家的出現，而中東諸國的民族獨立運動旨在擺脫西方對其在政治上及宗教上的操控。然而，阿富汗尼在此路線的弊處，就是只著重透過由上而下的手段，未能巧妙地利用民粹來進行由下而上的反帝國主義的工程。
於是，阿富汗尼在1897年逝世後，其追隨者們亦分成了兩個派別——淡化宗教色彩的民族主義，以及反對西方現代思想的的泛伊斯蘭主義——這兩種思潮，到了二十世紀初出現了分家之勢。
這段時期橫跨了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至到一九六零年代末。這時期，在中東地區，國族的身份意識開始大幅地凌駕了宗教的身份意識，使泛伊斯蘭主義對政治的影響力黯然失色了不少，被火紅的民族主義蓋過了風頭。
在阿富汗尼之後，其思想論述呈現了分道揚鑣的發展。在他的弟子當中，一部分人主力提倡撇離宗教色彩的民族主義；這類民族主義分子嚮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受西方的憲政思想影響，希望建立一個世俗且現代化的理想國。有別於以宗教為本位的泛伊斯蘭政治理想，這幫民族主義者希望以共同語言、歷史、文化為核心，建立國族的身份認同。這派別的代表主要是埃及前總理扎格盧勒（Saad Zaghlul Pasha），他成立的「瓦夫德黨」（Wafd Party），便是一個泛民族主義的政黨。
相反的，不少反對以民族主義為反帝國核心力量的泛伊斯蘭主義者，亦開始漸頭露角。他們希望建立以伊斯蘭身份為依歸的政治理想，實行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反對引入西方的現代主義思想。在阿富汗尼的弟子當中，於1928年在埃及成立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更是佼佼者。
除了中東人民的覺醒之外，另一說法，是西方列強如英國及法國刻意在中東對阿拉伯民族主義推波助瀾，目的在於支解於一戰時期站在德國及奧匈等同盟國敵對陣營的鄂圖曼帝國。最矚目的例子是一戰期間，英國軍官——「阿拉伯的勞倫斯」（T. E. Lawrence）於1916-1918年間阿拉伯起義中，擔任英國聯略官的角色而聞名。這一場起義背後的意義，除了讓英國成功地在一戰時讓鄂圖曼帝國腹背受敵，更促進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風潮，使當地人勇於在「突厥人」的異族政權中，解放過來。
勞倫斯的故事深入民心，一時間成為了民族英雄。雖然存在不少爭議，但無可否定的是，西方列強在中東推動其國族主義，有其利益之計算：在此段時期，西方的侵略性如日俱增，如《賽克斯‧皮科條約》（Sykes-Picot Agreement）的確立、英法聯手瓜分阿拉伯諸國、西方人在巴黎和會上的傲慢、猶太人不斷遷往巴勒斯坦及二戰後的中東戰爭，都成為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催化劑。
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情緒達到了最高潮。此時阿拉伯的民族國家都已經紛紛確立起來，進入了越趨成熟的地步，終於可以在國家建設上大展一番拳腳。其中，以標榜著世俗民族主義的敘利亞及伊拉克復興黨（Ba'ath Party）都在國內取得了政權，於1950年代上台的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更是倡導民族主義的精英，在此一範疇上的角色十分重要。其最為人認識的事件，就是1956年他把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對抗擁有運河股權的英國及法國帝國主義入侵者，促成第二次中東戰爭。
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發展，都帶領中東進入了如火如荼的民族主義時代，亦使泛伊斯蘭主義的勢力變得黯然失色。但是，到了一九六零年代以後，這種此消彼長之勢走向了相反的軌跡。民族主義似乎到了窮途末路，取而代之，就是被日益旺盛的極端伊斯蘭主義新思潮挑戰起來。
文／孫超群（The Glocal助理研究員）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及泛伊斯蘭主義的對撞，主宰著中東諸國的政治命運。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雖然當時鄂圖曼蘇丹推行了現代化的「坦志麥特」改革運動，但仍然修補不了千瘡百孔的帝國驅殻，而徐徐步向滅亡之路。縱使在那之後阿拉伯民族從帝國中解放出來，卻只是換了主人，為帝國主義國家勞役，命運仍不能自決。
整個中東殖民反抗史，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所提出的「挑戰與回應」理論一樣——有人選擇固步自封，有人卻救亡心切，在危機中掙扎求存。阿富汗尼等人乃屬後者，知識分子們開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其實，中國、印度等國家所面對的困境亦然，這種在亞洲人眼中的浩劫，迫使思想家們擺脫傳統框架，找出經世治國之道。
從實踐伊斯蘭改良主義到民族主義，從悍衛傳統到採用西方模式，均為一場救亡實驗。然而，這實驗真的成功嗎？到了一九六零年代末期，這場實驗似乎遇到嚴重挫敗，民族主義缺點盡露，讓時人逐漸返樸伊斯蘭宗教，作為撥亂反正之意識形態。
二戰後阿拉伯世界諸國獨立建國，但民眾卻感到世俗民族主義的精英份子，與西方帝國主義狼狽為奸。西化且世俗的後殖民時代精英，因為視伊斯蘭為現代化的阻礙，透過殘暴手段鎮壓伊斯蘭團體，這種情況令民眾對民族主義感到失望；以泛伊斯蘭為主的群眾，最終與泛民族主義的政權精英站向對立面。
埃及總統納瑟（Gamel Abdel Nasser）和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家族、以及伊拉克前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均為世俗民族主義的佼佼者。民族主義滋生了獨裁、腐敗、媚外以及脫離群眾，變成了只為獨裁者服務的意識形態，使之慢慢失去民眾的認同。此後，伊斯蘭主義正式與民族主義分道揚鑣。
1960年代為中東思想發展史的分水嶺，尤其以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為界。以色列軍隊快刀斬亂麻，只需六天，就令以敘利亞、伊拉克及埃及為首的阿拉伯陣營，潰不成軍。這場戰敗，讓這些世俗民族國家得到嚴厲的教訓，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的現代化努力付諸東流，不少阿拉伯國家更在六日戰爭後，向西方靠攏。
在這冷戰角力場上，埃及、敘利亞及伊拉克本來是親蘇聯陣營，隨後卻漸漸倒向美國陣營。例如，在1974年贖罪日戰爭（又稱第四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與敘利亞達成了協議，劃定了包括戈蘭高地的雙方國界，並維持至今；加上，在美國的斡旋下，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達成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簽訂和平條約——這種妥協，頓時讓一向與猶太民族為敵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失去了道德高地。
這一切在泛伊斯蘭主義者眼中，是難以忍受的。阿拉伯民族國家弊病叢生，令泛伊斯蘭主義之火重燃，人們逐漸認為宗教才是富國強兵的靈丹妙藥。伊斯蘭主義在過去雖然看似沉寂一時，但卻默默耕耘，並演變成極端保守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與大半個世紀前阿富汗尼所鼓吹的伊斯蘭改良主義，不可同日而語。
改良主義認為伊斯蘭宗教與現代化互相兼容，在師法於英美列強之餘，仍能保存傳統特色。但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不以為然：這派認為伊斯蘭世界（dar al-Islam）以外的地方為「戰爭地區」（dar al-harb），缺乏政治正統性（Legitimacy），因此他們的最終目標是透過發動「全球聖戰」（Global Jihad），對抗西方所建構出來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把伊斯蘭宗教擴展至世界每個角落，建立全球的伊斯蘭國度。此外，他們主張以「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管治，以其宗教生活為依歸，因此也反對世俗化，並與現代化水火不容。
原教旨主義派的代表人物有：薩拉菲教派（Salafism）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創立人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及埃及伊斯蘭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庫特布為此階段的靈魂人物。早年他受埃及民族主義政黨「瓦夫德黨」（Wafd Party）的激勵，且受世俗教育及導師的薰陶。但是，後來因不滿瓦夫德黨在對抗親英國王上毫無作爲，庫特布開始改變立場，越趨激進，並繼承了班納，成為薩拉菲教派的代言人。
之後，庫特布撰寫了當代伊斯蘭重要著作——《里程碑》（Milestones），並鼓吹發動全球聖戰，因而成為了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思想嚮導。最後在1966年，他被指控參與暗殺時任埃及總統納瑟（Gamel Abdel Nasser）的陰謀，被處以絞刑。他的「殉教」對近代伊斯蘭恐怖主義有啟蒙效果，例如此前提及在以色列與埃及修補關係後，當時的埃及總統沙達特（Mohamed Anwar el-Sadat）便遭伊斯蘭激進份子刺殺身亡，原因就是因為他與以色列妥協。
庫特布之後，全球伊斯蘭主義迅速崛起，穆斯林身份凌駕國家身份。在八十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使阿富汗成為了來自五湖四海的聖戰者的溫床。不少受庫特布啟發的泛伊斯蘭主義者如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及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等等，從不同的中東國家遠赴阿富汗參加聖戰。這段期間，除了使他們產生一種超脫國家層面的身份認同，加劇了其宗教身份外，成功擊退蘇聯亦增加他們的氣焰，並把這種戰勝者的自信轉向對付西方，演變成恐怖主義並延續至今。
到最後，這種大勢對中東和平進程有何啟示呢？到了近代，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對立，繼續阻礙中東和平進程。這盪手山芋，在敘利亞更為禍尤甚。
自1970年代阿薩德家族取得政權開始，就不斷建構敘利亞的民族主義：官方在民族主義的論述上，不斷強調大馬士革於地理上為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Umayyad Dynasty）的中心，更稱其第一任哈里發穆阿維亞一世（Muawiyah I）為「敘利亞的始祖」；而且更不斷歌頒以抵抗十字軍東征聞名的埃及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第一任蘇丹薩拉丁（Salah al-Din' ），他除了把一生大部分光陰留在敘利亞之外，其遺體更安葬於大馬士革。
於2001年，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出訪大馬士革，總統巴沙爾‧阿薩德贈送了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君主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 the Arab）的雕像，作為紀念品。這紀念品極具象徵意義，因為菲利普出生於敘利亞，這大大彰顯了敘利亞在當時的歷史意義。由此可見，阿薩德家族在建立敘利亞民族主義上不遺餘力。
和其他中東國家（如：埃及、伊拉克）一樣，阿薩德家族以世俗民族主義為基礎，在這去四十年推行現代化的國家建設。家族在位至今，無疑形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威權政體，扼殺了國內民主自由的發展。更甚者，在現代化的過程上，漸漸引入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國家大部分經濟成果，卻只落在少數利益集團手中，導致貧富懸殊及社會兩極化日益嚴峻，終促成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的反政府示威，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不要忘記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線，是突尼西亞一名小販自焚抗議警方騷擾，激起民憤，最後迫使總統班‧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的政權垮台。敘利亞的處境亦然，在示威聲浪中，民眾高呼反對阿薩德的表弟拉米·馬赫盧夫（Rami Makhlouf）——當時金融時報指出，馬赫盧夫掌控了敘利亞六成的國家經濟，版圖橫跨電訊、基建與能源行業。
在這現代化過程中，群眾對世俗民族主義的政府失望，助長了泛伊斯蘭主義的勢力。民眾要求民主化改革的同時，而民主化亦會令極端伊斯蘭勢力有機可乘，終促成「伊斯蘭國」（ISIS）的崛起。即使敘利亞內戰停火以後，這種民主化與現代化的兩難局面，政府在日後仍需面對。
最後就是總統阿薩德，以國內少數宗教（如：什葉派阿拉維教徒、德魯茲教徒及基督徒等）的守護者自居，強調會從ISIS威脅中保護他們。這得到了不少小眾的青睞，讓他們認為讓世俗民族主義的政府來管治，會更加安全。此一論述，卻也更加助長了教派對立，亦成為了日後和平進程的絆腳石。
在這兩個世紀以來，面對著外力的不斷入侵，帝國主義的幽靈依舊在中東俳徊。過去英法託管中東地區，到現在美俄列強代理人戰爭，都讓中東的政治命運不能掌握在其民眾手中。面對這種挑戰，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由聚合到分離，由融合到排斥，都對中東的政局發展影響極其深遠。在了解今時今日的中東困局，大家需要在其近代思想發展史上抽絲剝繭，才能明白問題的癥結所在。
儘管阿薩德有機會妥協願意下台，真的會為中東得到和平嗎？一切實在言之尚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