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具有 喬治·奧威爾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喬治·奧威爾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绞刑

 绞刑

时值缅甸雨季,一个到处都湿滴滴的早晨。昏暗的日光像黄色的锡纸,越过高墙,斜着照进监狱的院子里。我们等在死囚牢房外面,那是一排前面有两道栅栏的棚房,就像关动物的小笼子。每间囚室长宽均约十英尺,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罐饮用水。几间囚室的内侧栅栏后面蹲着棕色皮肤的犯人,他们沉默不语,身上裹着毯子。他们都是死刑犯,一两个星期内就会被绞死。


一个囚犯被带出了囚室。他是印度人,身材瘦小,头发已被剃光,双眼迷茫却清澈。他嘴上的胡子浓密茂盛,与他的身体极不相称,很像电影里滑稽角色的小胡子。六个高大的印度狱卒看守着他,准备送他上绞刑架。其中两个狱卒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一旁,剩下四人正在给他戴手铐,并用铁链穿过手铐,固定到他们的腰带上,然后又把他的胳膊牢牢捆在两侧。六个人紧紧地拢在他周围,小心且爱抚似的抓着他,好像要时刻确保他在那里,就像抓着一条随时可能跳回水里的活鱼。但他站在那里,丝毫没有反抗,双臂有气无力地任由绳子捆着,好像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


八点的钟声敲响了,号角声从远处的营房飘过来,在潮湿的空气中显得凄凉单薄。监狱长站在一旁,用手杖怏怏不乐地戳着地上的碎石,一听到号声就抬起了头。他是个军医,声音粗哑,留着牙刷形的灰白胡子。“拜托,抓紧些,弗朗西斯,”他烦躁地说,“这个人现在应该死了才对。你还没准备好吗?”


弗朗西斯是狱卒头儿,一个肥胖的达罗毗荼人,穿着一身白色粗斜纹布套装,戴着金边眼镜。他挥了挥黑乎乎的手。“是,长官,是,长官,”弗朗西斯急忙说,“一切准备完毕,绞刑吏正等着呢。我们可以出发了。”


“那就赶快走。这活儿不干完,犯人们就吃不成早饭。”


我们开始往绞刑架走去。囚犯两边各跟着一个挎着步枪的狱卒,另外两个狱卒紧靠着他,抓着他的胳膊和肩膀,既像是推着他,又像是在扶着他。我们其余人以及治安官等人跟在后面。刚走出十码远,队伍却在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或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停住了。原来发生了一件烦心事——院子里跑来一条不知从哪里来的狗,蹿到人群中间狂吠,围着我们上蹿下跳,整个身子摇来晃去;看到这么多人在一起,它高兴得发狂。那是只多毛的大狗,是万能梗犬和野狗的混种。它围着我们跳了一会儿,还没有人来得及阻止,它就朝囚犯冲去,跳起来想要舔他的脸。大家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吓得没人敢去抓它。


“谁放这只该死的畜生进来的?”监狱长怒道,“来人,抓住它!”


一个狱卒从押送囚犯的队伍里走出来,笨手笨脚地追着那条狗。但是它欢快地跳着,就是不让人抓住,把这一切都当成游戏。一个欧亚混血的年轻狱卒抓起一把碎石扔过去,想把它吓走,但是它躲开石头,又朝我们奔来。狗吠声回响在监狱里面。被两个狱卒押着的囚犯漠不关心地看着这一切,好像这只是绞刑的另外一个环节。过了好几分钟才有人抓住这条狗,然后大家用我的手帕拴住它的项圈又继续前进,那只狗仍然在挣扎低吠。


离绞刑架大概还有四十码远。囚犯走在我前面,我看着他那赤裸的棕色后背。他的双臂被捆着,走起路来笨拙但却相当沉稳。他的步态上下颠簸,和那些从来打不直膝盖的印度人一样。他每走一步,肌肉就跟着一张一弛,头皮上的那绺头发也随着上下舞动,双脚也在潮湿的沙砾上留下印记。尽管他的双肩都被狱卒押着,但为了避开路上的水坑,他还是往旁边挪了一小步。


真是奇怪,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处死一个身体健康且神志清醒的人意味着什么。看见这个囚犯为躲开水坑往旁边挪步时,我才明白处死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意味着什么,才明白那种无法言表的错误。他并非垂死之人,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他全身的器官都在运转——肠子在消化食物,皮肤在新生,指甲在生长,组织也在生成——所有这一切都在严肃却愚蠢地忙活着。当他站在绞刑架的下落板上时,当他从上往下坠落、只有0.1秒可以活时,他的指甲仍在生长,他的眼睛还可以看见黄色的碎石和灰色的墙壁,他的大脑仍在记忆、预见和思考——甚至会考虑到水坑。他和我们走在一道,看见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了解到的都是同一个世界。但两分钟后,随着急促的咔嚓一声,我们之中就会有一人离去——少一个头脑,少一个世界。


绞刑架设在一个独立于监狱主体建筑的小院里,那里长满了高高的带刺杂草。绞刑架用砖砌成,就像一个有三面墙的棚房,顶上铺着木板,木板上立着两根柱子和一根横梁,梁上系着的绳套晃来晃去。绞刑吏是个头发灰白的囚犯,穿着白色的囚服,正候在绞刑架旁。我们进去时,他卑躬屈膝地迎接我们。弗朗西斯一声令下,那两个狱卒把囚犯抓得更紧,半拉半推着把囚犯带到绞刑架前,帮助他笨拙地走上梯子。随后绞刑吏爬上去把绳套套在他的脖子上。


我们站在五码开外等着。狱卒围着绞刑架大致站成了一个圈。然后,绞刑吏系紧绳套,囚犯开始呼喊他信仰的神。他不断高声重复着“罗摩[1]!罗摩!罗摩!罗摩!”声音不像祈祷或者求救那样急切和恐惧,而是像钟声那样平稳有节奏。听到这声音,那条狗哀鸣了一声。绞刑吏仍旧站在绞刑架上,拿出一个像面粉袋的小棉布口袋套在囚犯头上。但囚犯的叫声仍在继续,只是隔着棉布有些含混不清;他反复叫着:“罗摩!罗摩!罗摩!罗摩!罗摩!”


绞刑吏从绞刑架上爬下来,做好准备,站在那里抓着拉杆。过了大概几分钟,囚犯平稳而低沉的叫声仍在继续,没有丝毫颤抖,“罗摩!罗摩!罗摩!”监狱长耷拉着头,慢吞吞地用手杖戳着地面;或许他正在数囚犯的叫声,允许他叫五十或一百声。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印度狱卒的脸灰得像劣质咖啡,其中一两人的刺刀还在摇晃。我们看着这个囚犯站在下落板上,双臂被捆着,脑袋上蒙着口袋;我们听着他的喊叫——每一声叫喊就意味着他又多活了一秒。大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哎,快杀了他吧,赶快完事,打住这厌恶的声音!


监狱长突然下定决心。他猛然抬起头,迅速挥了下手杖。“行刑!”监狱长几乎是恶狠狠地说道。


只听见哐当一声,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囚犯不见了,只剩绳子在那儿拧着打转。我放开那只狗,它立即飞奔到绞刑架后面,到达那里后却突然停住,叫了几声,然后退到院子一角,站在野草丛中,战战兢兢地望着我们。我们绕到绞刑架后去检查囚犯的尸体。他还吊在那里,脚尖径直指着地面,身子缓慢旋转着,僵死如石。


监狱长伸出手杖,戳了戳那具赤裸的尸体,尸体随即微微摆动。“他没问题了。”监狱长说道,然后从绞刑架下退出来,深深地呼了一口气,闷闷不乐的表情在他脸上瞬间消失。他看了下手表,“八点零八分。得,今天早上就这样吧,谢天谢地。”


狱卒们卸下刺刀走开了。那只狗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刚刚行为不当,灰溜溜地跟着他们。我们走出绞刑院,经过死囚牢房和等在里面的囚犯,来到监狱中央的庭院里。手握警棍的狱卒已经在指挥囚犯领取早饭了。囚犯蹲成长列,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个金属盘,两个狱卒提着饭桶给他们舀饭;绞刑之后,这样的场景看起来分外普通、愉快。完成了任务,大伙如释重负,有着想唱歌、想奔跑、想窃笑的冲动,大家突然就开始欢快地交谈起来。


那个走在我身旁的欧亚混血青年,用头指了指我们来的方向,狡黠地笑道:“您知道吗?长官,咱们那位朋友(他指的是那个被绞死的囚犯)听到他上诉被驳回时,在牢房里尿了一地,那是给吓的!赏个脸抽支烟吧,长官。您喜欢我这个新的银色烟盒吗?长官,在小贩手上买的,两个卢比加八个安那[2]。上等欧洲货色。”


有几个人笑了。至于笑什么,似乎没人知道。


弗朗西斯走在监狱长身旁,啰哩啰唆地说:“好啦,长官,一切都已经圆满完成了!就是那么顺利。并不是每次都这样顺利!噢,不!我知道有几次还要医生钻到绞刑架下面拉囚犯的腿,确保囚犯死掉。实在是太恶心了!”


“还在扭动,唔?那真糟糕。”监狱长说道。


“啊,长官,如果囚犯不听话那更糟!我记得有个囚犯,我们进去带他出来,他紧紧抓住牢房的栅栏不放。说了你都不会信,长官,六个狱卒才把他拉了下来,三个人扯一条腿。我们还给他讲道理。‘亲爱的伙计,’我们说,‘想想你这样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和麻烦啊!’但没用,他根本不听!哎,太能惹事了!”


我发现我笑得尤其大声。大家都在笑,连监狱长也忍不住咧嘴笑了。“你们最好都来喝一杯,”他说得十分和善,“我车里有瓶威士忌,我们可以干掉它。”


我们走出监狱的双扇大门,来到马路上。“拉他的腿!”有个缅甸治安官突然喊道,然后放声咯咯大笑。我们又笑了起来。那个时候,弗朗西斯讲的轶事似乎特别好笑。我们一起喝了酒,不分本地人还是欧洲人,都十分友善。而那具尸体就在一百码开外。


[1] 罗摩,阿逾陀国的王子,是印度古代传说中的伟大英雄,为印度教所信奉的重要神祇之一。


[2] 印度货币,1卢比等于16安那。


收容站

收容站

傍晚时分,我们四十九人——四十八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草地上等着收容站开门。

大家都累得不怎么说话,只是筋疲力尽地胡乱躺着,蓬头垢面,嘴里叼着自制的香烟。

头顶上的栗子树开满了花,四周的天空一片澄澈,羊毛般的云朵几乎纹丝不动。

我们就像城里肮脏的乌合之众,在草地上横躺竖卧,就像沙滩上的沙丁鱼罐头和纸袋一样大煞风景。



我们谈论着这所收容站的站长,都认为那家伙是魔鬼、蛮人、暴君,是条狂吠不止、不可一世的恶犬。

只要他在场,你就得受他支配。

许多流浪汉曾经仅仅因为顶嘴就被他半夜踢出了收容站。

他搜身的时候,会直接把你倒着提起来摇晃。

要是让他发现你身上带有烟草,就有你好看的了;如果你身上还带着钱(这可是违法的),那就自求多福吧。



我身上就有八个便士。

“天啊,哥们儿,别把钱带进去,”老手们奉劝我,“带八便士进去,你会被关上七天七夜!”


于是我把钱藏在树篱下的一个洞里,放了块打火石做记号。

接着我们设法把火柴和烟卷夹带进去,因为所有收容站几乎都严禁携带这些东西,进门时就该全部上交。

我们把火柴和烟草藏在袜子里,不过有十来个人没穿袜子,他们只好把东西塞进靴子里,甚至夹在脚趾缝里。

我们把袜子脚腕处塞得鼓鼓的,别人看见恐怕都会以为我们得了象皮病。

好在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便是最刻薄的收容站长也不会搜查你膝盖以下的部位。

最后只有一个人被逮住了,那就是斯科蒂。

他是个毛发浓密、个子矮小的流浪汉,说话混杂着伦敦东区和格拉斯哥口音。

他用来装烟头的盒子不凑巧地从袜子里掉出来,然后就被没收了。



六点整,收容站大门打开,我们拖着脚走进去。

门口有人负责登记名字和其他信息,并收走我们的包裹。

那个女人被送去了济贫院,我们其他人则进了收容站。

收容站阴暗冰冷,墙上刷着石灰,里面只有一间浴室、一间食堂和百来间石砌的狭窄房间。

可恶的站长已经在浴室门口等着我们。

他把我们赶进浴室,命令我们脱光衣服接受搜身。

他四十岁上下,像个军人,而且举止粗鲁,把我们当成水塘边的羊群推来搡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咒骂。

但走到我面前时,他却紧紧盯着我,然后问:


“你是绅士?”


“我想是的。

”我回答道。



他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唉,你真是倒了血霉了,先生,”他说,“倒了血霉了,真的。

”此后,他对我怜悯有加,甚至还带着些许敬意。



那间浴室真让人作呕。

我们内衣上的不雅秘密都在此暴露无遗:污垢、缺口、补丁、作纽扣用的细绳,以及层层叠叠的破烂衣衫,有的破得只剩下洞,靠泥污黏在一起。

流浪汉们热腾腾的裸体挤在一起,身上的汗味儿和收容站里令人作呕的粪臭竞相往鼻子里钻。

有些人不愿洗澡,只洗了“裹脚布”——几片用来裹脚、油腻且恶心的布条。

每个人只有三分钟的洗澡时间,而且所有人只能合用六张套在滚筒上油腻且湿滑的环状毛巾。



洗完澡后,大家的衣服都被收走了。

我们换上济贫院里像睡衣一样、遮掉半条大腿的灰棉布衣服。

随后,我们被打发到食堂,松木桌上已经摆好了晚饭。

收容站的早中晚饭都一个样:半磅面包、一小块人造黄油、一品脱[1]所谓的茶。

我们花了五分钟狼吞虎咽完这些既廉价又有害身体的食物。

饭后,站长发给每人三条棉毯,然后把我们赶去房间睡觉。

快到七点钟时,有人从外面把门锁上,这一锁就是十二小时。



房间长八英尺[2]、宽五英尺,除墙壁高处的小铁窗和门上的监视孔以外,没有任何照明设备。

房间里也没有臭虫,倒是有床架和草垫,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

在很多收容站里,流浪汉只能睡在木板上,有些收容站甚至让流浪汉睡地上,把衣服卷起来当枕头。

有间单人房,有张床,我希望晚上能睡个好觉。

但我未能如愿,因为收容站里总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这所收容站的缺点在于寒冷。

已经进入五月份了,或许是为了庆祝夏天到来,又或许是为了祭祀春神,主管部门停了暖气。

三条棉毯几乎不管用。

我整晚辗转反侧,只睡了十来分钟就被冻醒,然后睁眼等着天亮。



收容站里总是这样,等到最终我能安然入睡时,起床时间也到了。

站长迈着沉重的脚步沿过道走来,挨个儿把门打开,嚷嚷着让我们起床。

过道里转眼就挤满了人,大家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冲向浴室,因为早晨只有一桶水供所有人用,先到先得。

我到浴室时,已经有二十个流浪汉洗完了脸。

我瞥了眼水面上那层黑压压的浮垢,决定脏着脸过一天。



我们匆忙穿上衣服,赶到食堂狼吞虎咽地吃早饭。

面包比往常还糟,因为这个军人头脑的白痴站长昨晚把面包切成薄片,所以面包片硬得像压缩饼干一样。

不过我们还是很高兴,经过寒冷的不眠之夜后,我们至少有茶可以喝。

难以想象要是没有这杯茶,或者说没有这杯被他们称之为茶的东西,流浪汉们该如何是好。

这可是他们的果腹之物,是他们的灵丹妙药,是他们抵御所有不幸的法宝。

如果他们每天不喝那大约半加仑[3]的茶,我深信他们都没法活下去。



早饭过后,我们又得脱下衣服接受医疗检查,防范天花。

医生还有四十五分钟才到,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四周,看看大家是怎样的一群人。

这一幕颇具启发意义。

我们光着上身在过道里站成长长的两列,冷得瑟瑟发抖。

幽蓝的滤光灯透着寒意,毫不留情地把我们照得清清楚楚。

如非亲眼所见,没人能想到我们看起来就是一群肚子圆滚、体格退化的怪胎。

蓬乱的头发、胡子拉碴、哭丧的脸、凹陷的胸口、扁平足、松弛的肌肉……各种身体畸形和病态在这儿都能看见。

流浪汉们的皮肤松弛暗淡,只是因为被太阳晒黑,看不出来而已。

有两三个人的模样深深印在了我脑海里。

其中一个是七十四岁的“老爹”。

他捆着疝气带,双目充血并且噙着眼泪,胡须稀疏,而且脸颊凹陷;他饿得瘦骨嶙峋,活像早期画作中的拉撒路[4]的遗体。

还有一个四处游荡、含糊傻笑的弱智。

他的裤子动不动就掉下来露出屁股,让他觉得害臊不已,但却又乐乎乎的。

我们当中没几个人能好到哪里去,体格健壮的不到十人,而且我觉得一半的人早就应该到医院接受治疗了。



这天是周日,我们得在收容站里度过整个周末。

医生前脚刚走,我们就被赶回食堂,然后被关在里面。

食堂墙壁用石灰粉刷,地板用石头铺就;食堂里面的松木桌和条凳,以及牢房般的气味,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阴郁。

食堂窗户很高,根本没法看到外面;仅有的装饰物就是墙上挂的规章制度,规定行为不端的流浪汉会被严惩。

我们把房间挤得水泄不通,动下胳膊都会撞到别人。

才到早上八点,我们就已经腻烦了这种被囚禁的状态。

我们无话可聊,只有闲谈路上的见闻,谈谈哪些收容站待遇好,哪些收容站待遇差,哪些郡的人心慈,哪些郡的人心坏,以及警察和救世军的不公之处。

流浪汉们谈论的几乎都是这些话题,可以说他们只是在谈论自己的流浪生活。

他们的对话算不上对话,因为饥饿的肚子让他们无法思考。

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太过艰难。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让他们只能思考到哪儿去找下一顿饭这种问题。



我们又熬过两小时。

上了年纪的“老爹”有些愚钝,坐着一声不吭,背驼得像一张弓,泪水从他红肿的双眼流出,慢慢滴到地上。

脏兮兮的老流浪汉乔治嘀咕自己在路上丢了一包口粮,他有戴帽子睡觉的怪癖,所以大家都认识他。

游手好闲的比尔体格最为健壮。

这位身强力壮的乞丐即便在收容站里待上十二小时,身上也还有一股啤酒味儿。

他给我吹嘘他到处揩油的事迹,讲有人请他在酒馆里喝了几品脱啤酒,还说有个牧师向警察告密,害他被关了七天。

当过渔民的威廉和弗雷德是两个来自诺福克的年轻人。

他们唱了一首哀伤的歌,歌曲讲的是贝拉遭遇背叛,最后死在雪地里的不幸事迹。

那个弱智胡言乱语,假想某个有钱人曾经给过自己二百五十七个金币。

时间在这些忧愁的谈话和无聊的污言秽语中流逝。

大家都在抽烟,但斯科蒂没有,因为他的烟草被没收了。

看他没烟抽的样子实在是可怜,我给了他一些够卷一支烟的烟草。

我们抽烟时都藏着掖着,一听到站长的脚步声,就像学生那样立刻把烟藏起来。

收容站默许抽烟,但这实际上却是明文禁止的。



多数流浪汉在沉闷的食堂里熬过了十小时,难以想象他们如何能再多熬一小时。

我认为无聊才是流浪汉最难以忍受的东西,比饥饿和病痛更可怕,比来自社会的长年累月的耻辱感更糟糕。

把一个愚昧的人关上一整天,还让他无事可做,这种做法实在是既愚蠢又残忍,就像用铁链把狗锁在圆桶里,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忍受这种无聊,因为他们有东西聊以自慰。

流浪汉几乎都是文盲,面对自己的穷困潦倒束手无策,脑袋里面空空如也。

在毫无舒适感的长凳上连坐十小时的他们全然不知该如何打发时间,如果说他们会想到什么,那就是哭诉命运不济,渴望找到工作。

他们无力忍受无聊带来的恐怖。

而且,因为他们的生活大半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所以才会因无聊而备受煎熬。



我比他们幸运得多,因为站长十点钟时让我去济贫院厨房打杂,这可是大家最梦寐以求的差事。

厨房里其实没什么活儿,而我又可以很快离开,和几个躲避周日早上工作的济贫院贫民一起,躲进放马铃薯的棚里。

棚里燃着火炉,有可以舒服坐在上面的货箱,有许多《家庭先驱报》(Family Herald)的过刊,甚至还有一本从济贫院图书馆流出来的《业余神偷拉菲兹》(Raffles)。

比起收容站,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我的晚饭也是在济贫院吃的,那是我吃过的最丰盛的晚饭。

无论是在收容站里,还是在收容站外,流浪汉都不可能在一年内吃上两顿这样的大餐。

那些贫民告诉我,他们总是在周日大吃特吃,然后饿着肚子过接下来的六天。

吃完饭后,厨子吩咐我洗碗,让我把吃剩的东西倒掉。

浪费的食物实在是触目惊心:大盘大盘的牛肉、成桶的面包与蔬菜就像垃圾一样被扔掉,随后又被倒掉的茶叶弄脏。

我把这些美味塞满五个垃圾桶时,我的流浪汉同伴正坐在离我两百码[5]远的收容站里,吃着经久不变的面包,喝着经久不变的茶,勉强混个半饱,或许为了庆祝周末到来,他们还能多得到两个冰冷的煮土豆。

如此看来,济贫院宁可有意倒掉食物,也不会把食物分给流浪汉。



下午三点,我从济贫院厨房回到收容站。

食堂里拥挤不堪,让人难受得忍无可忍。

就连烟都没得抽了,因为他们能抽的烟草仅是别人丢掉的烟头;他们就像食草动物,如果离路边的草场太远,就只好饿肚子。

为了打发时间,我和一位比较体面的流浪汉——穿着衬衣、打着领带的年轻木匠——聊了起来。

他说自己是因为没有工具才走上这条道的。

他和其他流浪汉保持着距离,认为自己更像自由人,不像流浪汉。

他颇有文学修养,总是随身带着本斯科特的小说。

他告诉我,他宁愿睡在树篱下或者草垛里,除非是饿得没法,否则他绝不会踏进收容站半步。

他曾经白天沿着南方海岸行乞,晚上睡在游泳更衣车里,每次都会这样过几个星期。



我们谈到了流浪生活。

他谴责现行体制让流浪汉在收容站里度过十四小时,剩下的十小时里却要东游西荡,而且还要躲避警察。

他谈及自己的情况——因为没有价值三英镑[6]的工具,他接受了六个月的政府救济。

真是愚蠢,他说。



后来我把济贫院厨房浪费食物的事情告诉他,还给他说了我的看法。

他的语气瞬间发生转变。

我看我是唤醒了沉睡在英国工人内心的优越感。

虽然和大家一样饿着肚子,可是他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宁可把食物倒掉也不分给流浪汉们。

他让我大感惊诧。



“他们必须这样,如果把收容站这些地方变得舒适宜人,那么全国上下的人渣都会蜂拥而至。

只有难以下咽的食物才能让那些人渣止步收容站。

这些流浪汉都是不想工作的懒骨头,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

千万不要纵容他们,他们都是败类。


我提出几条论据证明他不对,可是他不听,反而不断重复:


“你不用怜悯这些流浪汉,他们都是败类。

你也不用拿评判像你我这样的人的标准去评判他们。

他们就是人渣,仅此而已。


看他如此巧妙地把自己和流浪汉同伴区分开来,实在是很有趣。

他已经整整流浪了六个月,但他似乎在暗示,上帝不认为他是个流浪汉。

他的躯壳或许在收容站,可他的灵魂早已冲上云霄,加入了纯洁的中产阶级队伍。



钟表指针缓慢地走着,真够折磨人的。

我们连话都懒得再说,食堂里只能听见咒骂声和此起彼伏的呵欠声。

你逼着自己不看时钟,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可回头一看,其实才过了三分钟而已。

倦怠像冷却的羊脂一样堵塞了我们的灵魂,骨头因此而酸痛起来。

时针终于指到四点,但六点才能吃晚饭。

月亮渐渐升起,而这里实在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总算熬到了六点,站长和助手带来了晚饭。

呵欠连天的流浪汉们立刻来了精神,就像到了饭点的狮子。

但晚饭让人失望至极。

早上的面包已经足够难咽,没想到晚上的面包竟完全没法吃,硬得连牙口最好的人也拿它没辙。

尽管我们大多人已经饥肠辘辘,但年长的流浪汉还是空着肚子离开,也没有人把自己那份食物吃光。

晚饭一结束,就有人把毯子发给我们,然后把我们赶回空荡冰冷的房间里。



十三小时过去了。

我们在七点钟时被叫醒,飞奔着争抢浴室里的水,接着很快吃完面包,喝完茶。

我们就要熬到头了,但当局十分恐惧天花,生怕它通过流浪汉传播,所以我们还得等医生再次检查之后才能走。

医生这次让我们等了两小时,所以直到十点钟我们才得以解脱。



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获准走到院子里。

走出昏暗阴沉、臭气熏天的收容站,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明媚!风是那么的清新!站长把包裹都还给我们,还给每个人一大块面包和奶酪当作午饭,然后我们就上路了,迫不及待地想要远离收容站,远离它的清规戒律。

这便是我们短暂的自由。

浪费了一天两夜后,我们大概有八小时去消遣,去捡光路上的烟头,去乞讨,去找工作。

当然,我们还会走上十英里[7]、十五英里或许二十英里路去下一家收容站,在那里一切又会重新上演。



我挖出我那八便士,然后和诺比一起上路。

诺比是个品行端正却意志消沉的流浪汉,他背着一双备用靴,走遍了所有劳工介绍所。

我们之前的同伴就像床垫里的臭虫一样四散而去,只有那个弱智还在收容站门口徘徊,最后站长不得不把他赶走。



我和诺比动身前往克罗伊登。

路上没有汽车经过,很是安静。

栗子树开满繁花,宛如一根根巨大的蜡烛。

整个世界是那么安静,空气闻起来是那么清爽。

难以想象,就在几分钟前,我们还和那群流浪汉一起挤在下水道和肥皂的恶臭之中。

其他流浪汉都已不见踪影,走在这条路上的似乎只有我们二人。



那时我听见身后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有人拍了拍我的手臂。

原来是矮个儿的斯科蒂,他喘着粗气追上了我们。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脸上挂着友好的微笑,像是要报恩似的。



“哥们儿,这给你,”他热切地说,“我欠你几个烟头。

昨天你请我抽了根烟。

早上出来的时候,站长把烟头盒子还给我了。

礼尚往来嘛。

给你。


然后他把四只肮脏恶心的湿烟头塞到了我手里。



[1] 品脱,容量单位,主要在英国、美国及爱尔兰使用。



[2] 英尺,英美制计量单位,1英尺约为0.3米。



[3] 加仑,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加仑约为4.5升,美制1加仑约为3.8升。



[4] 拉撒路,耶稣的门徒与好友。

据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他病死后埋葬在一个洞穴中,四天之后耶稣吩咐他从坟墓中出来,因而奇迹似的复活。



[5] 码,英美制长度单位。

1码等于3英尺,合0.91米。



[6] 英镑,英国国家货币和货币单位名称。

1英镑=240便士(旧制),约为人民币10元。



[7]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

1英里等于5280英尺,合1.6公里。


喬治·奧威爾的五篇散文

每位作家和圖書愛好者都應該閱讀的喬治·奧威爾的五篇散文

「政治語言……旨在使謊言聽起來真實,使謀殺聽起來體面,使純粹的空談顯得堅實」——喬治·奧威爾,1984 年。喬治·奧威爾(1903 年 6 月 25 日 - 1950 年 1 月 21 日)是小說家、散文家、記者和評論家,出生於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他將自己的家庭描述為「中下上」階層…


 「政治語言…旨在使謊言聽起來真實,使謀殺聽起來體面,並給純粹的空話披上堅實的外衣。」 — 喬治‧歐威爾,1984 年。

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阿米莎‧戈埃爾 (Amisha Goel) 著

喬治·奧威爾(1903 年 6 月 25 日 - 1950 年 1 月 21 日)是小說家、散文家、記者和評論家,出生於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他將自己的家庭描述為「中下上」階層。他學習了七種語言,並向奧爾德斯·赫胥黎學習法語。他最著名、最受歡迎的小說是反烏托邦小說《1984》和對史達林主義最尖銳的批判《動物農莊》。他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散文家之一。在他撰寫的數百篇散文、文章和信件中,有五篇是每個作家和書籍愛好者都應該閱讀的:

  1. 政治與英語 

“所有問題都是政治問題,而政治本身就是謊言、逃避、愚蠢、仇恨和精神分裂的集合。”

奧威爾是一位政治作家。政治從未逃離他的藝術作品。他的寫作有目的性,並且對語言有很強的把握。他甚至參與了西班牙內戰並製作了《向加泰隆尼亞致敬》。這篇文章的影響是如此強大和深遠,以至於它成為奧威爾被引用最多、最著名的文章。它討論了政治對英語的影響及其衰落。奧威爾嚴厲批評了他的同時代和現代作家,他們使用抽象的詞語而不是賦予文本具體性,從而使語言變得腐化和非人化。他認為,政治語言充滿了委婉語,而且寫得非常模糊。他給了六條治療規則:

  1. 切勿使用印刷品中常見的隱喻、明喻或其他修辭手法。
  2. 可以用短詞表達的地方,切勿使用長詞。
  3. 如果可以刪去某個詞,就一定要刪去。
  4. 在可以使用主動語態的地方,切勿使用被動語態。
  5. 如果您能想到日常英語的對應詞,就不要使用外來語、科學詞彙或行話。
  6. 與其說出任何徹頭徹尾野蠻的話,不如先打破這些規則。

奧威爾 50 多年前給出的建議仍然適用於當今的寫作場景。這只能說明奧威爾的天才,他總是以堅定不移的意志和強烈的意志去揭露當局的欺騙和操縱。

  1. 我為何寫作 

所有作家都虛榮、自私、懶惰,而他們動機的深處卻隱藏著一個謎。寫書是一場可怕而令人精疲力竭的掙扎,就像一場漫長而痛苦的疾病。如果不是被某種既無法抗拒也無法理解的惡魔驅使,你絕對不會去做這樣的事。眾所周知,那個惡魔和嬰兒哭鬧求關注的本能是一樣的。然而,除非你不斷努力抹去自己的個性,否則你寫不出任何可讀的東西,這也是事實。好的散文就像一扇窗玻璃。我無法確切地說我的哪些動機最強烈,但我知道哪些動機值得遵循。回顧我的作品,我發現,正是在我缺乏政治目標的地方,我才寫出了毫無生氣的書,並被華麗的段落、毫無意義的句子、華麗的形容詞以及各種胡言亂語所欺騙。

他描述了自己作為作家的歷程,並說寫作就是他的本性。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貧困中度過,他非常了解工人階級的苦難,這在他的作品中有所體現。他談到了寫作的四大動機:純粹的利己主義(他的小說《動物莊園》為他帶來了國際聲譽和認可,因為它是對蘇聯的諷刺寓言,從政治角度來看,蘇聯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審美熱情(他的散文《絞刑》和《射象》描述了他的個人經歷和情感,並炫耀了他對人性最微妙問題的緊張;情況下無法解釋的傾向),歷史衝動(《巴黎倫敦落魄記》和《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記錄了他處理現實世界情況的經歷,從而提供了歷史記錄)和政治目的(奧威爾一直有一種反抗不公正的感覺,他在《1984》中實現了這一點,這是一個噩夢般的未來現實,沒有個人主義,一切都由一個政黨控制)。

3.書店回憶 

「但我之所以不想一輩子從事圖書行業,真正的原因是,我從事這個行業之後,就失去了對書的熱愛。書商不得不對書撒謊,這讓他對書產生了厭惡;更糟糕的是,他還要不停地撣著書上的灰塵,來回搬運書。」

任何愛書或熱心閱讀的人都知道,時刻與書籍為伴是夢想成真,但在書店工作的人,甚至是那些一直熱愛讀書的人,能說同樣的話嗎?奧威爾分享了他在倫敦一家二手書店工作的經歷。經常與書籍打交道,與進入圖書館並讓店主惱火的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讓他討厭看到書。他在這篇文章中的經歷受到倫敦漢普斯特德書店“Booklover's Corner”的啟發,他在成為知名作家之前曾在這家書店工作多年。它的工作經歷讓奧威爾對書店業務以及進入書店的人員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4.書評人的自白 

他35歲,但看起來像50歲。他禿頂,靜脈曲張,戴著眼鏡,或者說,如果他唯一的一副眼鏡不是經常掉的話,他一定​​會戴的。如果他一切正常,那他應該是營養不良,但如果他最近運氣好,那他應該是宿醉了

在這篇短文中,他詳細描述了書評人或一般作家的生活。奧威爾描述了評論那些完全無意義、不值得評論的書籍的痛苦。可以肯定地說,無論表面上看起來如何,這並不是一份非常光榮的工作。大多數待評論的書籍都沒有太多值得撰寫的內容,只有好書才值得長篇評論。但書評人總是要處理他或她所得到的一切。然而,書評人的工作還是令人興奮的,因為他們可以獲得新出版的新書的預印本,並可以與真正關心這些書的人分享他們的觀點和想法。

5.絞刑 

奇怪的是,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毀滅一個健康、神智清醒的人意味著什麼。當我看到囚犯閃到一旁躲避水坑時,我明白了在生命最潮的時候結束生命是多麼神秘,多麼不可言喻的錯誤。這個人沒有死去,他還活著,就像我們一樣。他身體的所有器官都在運作──腸子消化食物,皮膚更新,指甲生長,組織形成──一切都在莊嚴地、愚蠢地勞動。當他站在懸崖邊,當他從空中墜落,只剩下十分之一秒的生命時,他的指甲還在生長。他的眼睛注視著黃色的礫石和灰色的牆壁,他的大腦仍然記憶著、預見、思考著——甚至思考著水坑。他和我們原本是一群一起行走的人,我們看著、聽著、感受著、理解著同一個世界;然而兩分鐘後,一聲巨響,我們中的一個就消失了——失去了一個思想,失去了一個世界。

奧威爾把這篇文章描述成一個故事。奧威爾以緬甸為背景,講述了監獄裡陰暗壓抑的景象。他們正在準備對一名囚犯實施絞刑。奧威爾敘事的天才之處在於其描繪的畫面,例如不祥的狗吠聲、即將被絞死的囚犯避開水坑以免弄濕腳、他高呼“拉姆!”反复地讓他的頭腦保持忙碌,以應對那可怕的時刻和當權者的不確定的笑聲。奧威爾曾在緬甸帝國警察局任職,儘管他說這是一部虛構作品,但他很可能在那裡見過這樣的絞刑。處決的過程是非人性的和殘酷的,它讓奧威爾質疑殖民者的野蠻行徑以及對當地人缺乏道德和適當正義。

奧威爾透過文字向極權政府和壓迫政權發動了戰爭,並將語言視為一種強大的武器。他親身經歷過殖民主義和戰爭,因此對邊緣群體的苦難深表同情。他的文章提供了深刻的見解、社會評論以及對個人思想和感受的理解。他的寫作風格和對細節的關註一直受到每位讀者的稱讚,並將繼續讓未來的讀者驚嘆不已。

喬治·奧威爾的五篇最偉大的散文

 喬治·奧威爾的五篇最偉大的散文(由普立茲獎專欄作家邁克爾·希爾茨克評選



每次我給一群本科生講授喬治·奧威爾 1946 年那篇著名的關於誤導性、含糊不清的寫作的文章《政治與英語語言》時,我們都很樂意指出奧威爾違反自己所定規則的次數——沉迷於某種模糊的、“裝腔作勢”的措辭,不必要地使用被動地使用被動態等等。這不過是小事一樁,奧威爾本人也為他編寫清晰英語的規則清單提供了一個例外條款:「與其說出徹頭徹尾的野蠻話,不如打破其中任何一條規則。」但它讓我們所有人感覺好一些,因為我們的寫作支柱已經被剝奪了。

洛杉磯時報普立茲獎得主專欄作家邁克爾希爾茨克寫道,奧威爾的文章「是自馬克吐溫的《費尼莫爾庫柏的文學罪行》以來對懶散寫作最精彩的解構」 。馬克吐溫的文章批評了自命不凡的學術機構不假思索地抬高糟糕作品,而「奧威爾則將低劣的語言和政治欺騙(在政治光譜的兩端)聯繫起來」。透過這段簡潔的描述,希爾茲克開始列出奧威爾最偉大的五篇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抵禦了某種形式的空洞政治語言,以及其「純粹的風」所帶來的殘酷影響。

1.“政治與英語

2.“對甘地的思考

3.“為P.G.伍德豪斯辯護

4.“你和原子彈

5.“絞刑

相關內容:

喬治歐威爾的《泡一杯好茶的規則》:動畫短片

喬治·奧威爾唯一已知的鏡頭(約 1921 年)

喬治·歐威爾和道格拉斯·亞當斯講解如何泡一杯好茶

喬許瓊斯 (Josh Jones) 是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的作家和音樂家。關注他:  @jdmagness

絞刑

 喬治‧歐威爾>絞刑 >散文

絞刑

絞刑

奧威爾基金會是一個獨立的慈善機構。我們依靠 捐贈者、朋友和贊助人的慷慨 來維護這些免費資源。

那是在緬甸,一個陰雨綿綿的早晨。一道昏暗的燈光,像黃色的錫箔,斜射過高牆,照進監獄的院子裡。我們在死囚牢房外面等候,那是一排棚子,前面有雙層柵欄,像小動物的籠子一樣。每個牢房大約有十英尺見方,裡面除了一張木板床和一壺飲用水外,空無一物。在一些監獄裡,棕色皮膚的男人們沉默地蹲在裡面的柵欄裡,身上披著毯子。這些都是被判死刑的人,將在一兩週內被絞死。

一名囚犯被帶出了牢房。他是印度教徒,身材瘦小,剃著光頭,眼睛無神。他留著濃密的、正在生長的鬍子,與他的身體不成比例,很像電影裡喜劇演員的鬍子。六個高大的印度獄卒看守著他,準備將他送上絞刑架。其中兩人手持步槍和上好刺刀的槍站在一旁,其他人則給他戴上手銬,將鏈條穿過手銬固定在腰帶上,並將他的雙臂緊緊綁在身體兩側。他們緊緊地圍著他,雙手始終小心翼翼地、愛撫地放在他身上,彷彿一直在感受他,確保他就在那裡。這就像人們處理一條還活著的魚,它可能會跳回水裡。但他站在那裡,沒有抵抗,雙臂無力地垂在繩子上,好像他幾乎沒有註意到發生了什麼事。

八點鐘敲響,遠處的營房裡飄來一聲號角聲,在潮濕的空氣中顯得淒涼而稀薄。獄長站在我們旁邊,悶悶不樂地用棍子戳著礫石,聽到聲音,他抬起了頭。他是一名軍醫,留著灰色的牙刷狀小鬍子,聲音粗啞。 「看在上帝的份上,快點,法蘭西斯,」他煩躁地說。 “那人現在應該已經死了。你還沒準備好嗎?”

獄長法蘭西斯是個身材肥胖的達羅毗荼人,身穿白色粗佈軍裝,戴著金色眼鏡,他揮舞著黑色的手。 「是的,長官,是的,長官,」他興奮地說。 “一切準備就緒。劊子手正在等候。我們繼續。”

「好吧,那就快走吧。這項工作要等到結束,囚犯們才能吃早餐。”

我們出發去絞刑架。兩名獄警走在囚犯的兩側,手裡拿著步槍,放在斜坡上;另外兩個人向他靠近,抓住他的手臂和肩膀,好像在推他又在扶他。我們其餘的人,像是地方法官之類的,都跟在後面。突然,當我們走了十碼的時候,遊行隊伍突然停了下來,沒有任何命令或警告。一件可怕的事發生了──一隻狗,天知道它從哪裡來的,出現在了院子裡。它大聲吠叫著,蹦蹦跳跳地跑到我們中間,在我們周圍跳來跳去,搖晃著整個身體,發現這麼多人聚集在一起,高興得發狂。這是一隻毛茸茸的大狗,一半是萬能梗,一半是流浪狗。它在我們周圍蹦蹦跳跳了一會兒,然後,在任何人阻止它之前,它衝向囚犯,跳起來試圖舔他的臉。所有人都驚呆了,甚至沒有力氣去抓那隻狗。

「誰讓這個該死的畜生進來的?」 」警司 憤怒地說。「快來人,接住它! 」

一名脫離押送隊伍的獄警笨拙地追趕那隻狗,但那隻狗卻在他的觸及範圍之外跳來跳去,把一切都當成了遊戲的一部分。一名年輕的歐亞混血獄卒抓起一把碎石,試圖用石頭把那隻狗趕走,但它躲開了石頭,再次追上我們。它的叫聲在監獄的哀號聲中迴盪。囚犯被兩名獄卒緊緊抓住,漠然地看著這一切,彷彿這只是絞刑的另一種形式。幾分鐘後,有人才設法抓住了這隻狗。然後,我們把我的手帕穿過它的項圈,再次出發,而狗仍然在掙扎並嗚咽。

距離絞刑架大約有四十碼。我看著囚犯裸露的棕色背部在我前面行進。他雙臂被綁著,步伐笨拙,但走得很穩,步態搖擺不定,就像印度人那樣,膝蓋從不伸直。每走一步,他的肌肉都整齊地滑入到位,頭皮上的一綹頭髮上下跳動,他的腳印印在濕漉漉的礫石上。有一次,儘管兩個男人緊緊抓住他的肩膀,他還是稍微往旁邊挪了挪,以避開路上的水坑。

奇怪的是,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摧毀一個健康、有意識的人意味著什麼。當我看到囚犯走到一邊避開水坑時,我看到了在潮水漲潮時結束生命的神秘性和難以言喻的錯誤。這個人沒有死,他還活著,就像我們活著一樣。他身體的所有器官都在運作——腸道消化食物、皮膚更新、指甲生長、組織形成——一切都在莊嚴而愚蠢地工作。當他站在懸崖邊上,當他從空中墜落,只剩下十分之一秒的生命時,他的指甲還在生長。他的眼睛看到了黃色的礫石和灰色的牆壁,他的大腦仍然記得、預見、推理——甚至推理了水坑。他和我們是一群一起行走的人,看到、聽到、感受到、理解同一個世界;兩分鐘後,隨著一聲突然的響聲,我們中的一個人就消失了——失去了一個思想,失去了一個世界。

絞刑架位於一個小院子裡,與監獄的主場地隔開,院子裡長滿了高高的多刺的雜草。它是用磚砌成的,像棚子的三面,上面鋪著木板,再上面有兩根橫樑和一根橫桿,繩子懸垂著。絞刑官是一名身穿白色監獄制服、頭髮花白的囚犯,他正在絞刑架旁等候。當我們進去時,他卑躬屈膝地向我們致意。法蘭西斯一聲令下,兩名獄卒更加緊緊地抓住了囚犯,半推半拽地將他帶到絞刑架上,然後笨拙地扶著他爬上梯子。然後,絞刑官站起身,將繩子固定在囚犯的脖子上。

我們站在五碼外等待。獄警們在絞刑架周圍圍成一個圓圈。然後,當套索被固定住時,囚犯開始向他的上帝哭喊。那是一聲高亢、反覆的「拉姆!拉姆!拉姆!拉姆!」的呼喊,不像祈禱或求救那樣急切或恐懼,而是穩定、有節奏的,幾乎就像鐘聲一樣。那隻狗用嗚咽聲回應了這聲音。劊子手仍然站在絞刑架上,拿出一個像麵粉袋一樣的小棉袋,罩在囚犯的臉上。但被布料掩蓋的聲音仍然不斷響起,一遍又一遍:“拉姆!拉姆!拉姆!拉姆!拉姆!”

劊子手爬下來,站好,握住槓桿。幾分鐘似乎就過去了。囚犯持續不斷地發出低沉的哭喊:「拉姆!拉姆!拉姆!」一刻也不動搖。警司把頭埋在胸前,用棍子慢慢地戳著地面;也許他正在數著囚犯的哭喊聲,以便給他們一個固定的數字——五十個,或者一百個。整個人都變了臉色。印第安人已經變得像變質的咖啡一樣灰白,其中有一兩把刺刀在搖晃。我們看著站在懸崖邊、戴著頭巾、被鞭子抽打的男人,聽著他的哭喊聲——每一聲哭喊都意味著一秒的生命;我們所有人的心裡都有同樣的想法:哦,快點殺了他,快點結束這一切,別再發出那可惡的噪音了!

突然,警司下定了決心。他揚起頭,迅速揮動著棍子。 「你好!」他幾乎是兇猛地喊道。

一陣叮噹聲響起,隨後一片死寂。囚犯已經消失,繩子開始自行纏繞。我放開狗,它立刻飛奔到絞刑架後面;但當它到達那裡時,它突然停了下來,吠叫了幾聲,然後退到院子的一個角落裡,站在雜草叢中,膽怯地望著我們。我們繞著絞刑架走了一圈,檢查囚犯的屍體。他懸在空中,腳趾直直地朝下,緩慢地旋轉著,像石頭一樣死氣沉沉。

警司伸出棍子戳了戳那名警官的裸露屍體;它輕微地擺動著。 「他沒事,」警司說。他從絞刑架下退出來,深深呼出一口氣。他臉上憂鬱的表情突然消失了。他看了一眼手錶。 “八點零八分。好了,今天早上就到這裡了,感謝上帝。”

獄警們卸下刺刀,列隊走開。那隻狗清醒過來,意識到自己行為不當,便溜了出去跟在他們後面。我們走出絞刑架場,經過關著囚犯的死囚牢房,進入監獄的中央院。囚犯們在手持警棍的獄警的指揮下,已經開始吃早餐了。他們蹲成長長的一排,每人手裡拿著一個錫盤,兩名獄警提著桶子四處走動,舀出米飯。絞刑之後,這似乎是多麼溫馨、歡樂的景象。現在工作已經完成,我們感到如釋重負。一個人會感到一種想唱歌、想奔跑、想竊笑的衝動。突然,大家都開始興高采烈地聊天。

走在我身旁的歐亞混血男孩朝我們來時的路點了點頭,帶著會心的微笑:「先生,您知道嗎,我們的朋友(他指的是那個死者),當他聽說上訴被駁回時,嚇得在牢房的地板上撒尿。——先生,請拿一支我的香煙。你不欣賞我的新銀煙盒嗎,

有幾個人笑了——但似乎沒人知道為什麼。

法蘭西斯從主管身邊走過,喋喋不休地說著話。 「嗯,先生,一切順利,一切都結束了。一切都結束了——輕彈!就像那樣。情況並不總是這樣——哦,不!我知道有些案例,醫生不得不走到絞刑架下面,拉動犯人的腿,以確保他死亡。真是令人不快!”

「扭來扭去,嗯?真糟糕,」主管說。

「哎呀,先生,他們要是變得不聽話就更糟了!我記得,我們​​去把他抬出去的時候,有個人死死地抓著籠子的欄桿。先生,您肯定想不到,我們動用了六個獄警,每條腿三個人拽著,才把他拽了出來。我們跟他理論。「我親愛的朋友,」我們說,「想想你給我們帶來了多少痛苦! 」 「可是他不聽!哎,他真煩人! 」

我發現我笑得相當大聲。大家都笑了。連警司也寬容地笑了。 「你們最好都出來喝一杯,」他非常和藹地說。 “我車裡有一瓶威士忌。我們可以喝點。”

我們穿過監獄的雙大門,來到馬路上。 「拉他的腿!」一名緬甸地方官員突然驚呼道,並發出一陣大笑。我們又都笑了起來。那一刻,法蘭西斯的軼事顯得格外有趣。我們所有人,無論是當地人還是歐洲人,都相處得很友善。死者距離這裡有一百碼遠。

首次發表於1931 年 8 月的《阿德爾菲報》 | 新薩沃伊》1946 年《

該資料在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司法管轄區仍受版權保護,並經奧威爾莊園的許可在此複製

A Hanging

The Orwell Foundation is an independent charity. We rely on the generosity of donors, Friends and Patrons to maintain these free resources.

It was in Burma, a sodden morning of the rains. A sickly light, like yellow tinfoil, was slanting over the high walls into the jail yard. We were waiting outside the condemned cells, a row of sheds fronted with double bars, like small animal cages. Each cell measured about ten feet by ten and was quite bare within except for a plank bed and a pot of drinking water. In some of them brown silent men were squatting at the inner bars, with their blankets draped round them. These were the condemned men, due to be hanged within the next week or two.

One prisoner had been brought out of his cell. He was a Hindu, a puny wisp of a man, with a shaven head and vague liquid eyes. He had a thick, sprouting moustache, absurdly too big for his body, rather like the moustache of a comic man on the films. Six tall Indian warders were guarding him and getting him ready for the gallows. Two of them stood by with rifles and fixed bayonets, while the others handcuffed him, passed a chain through his handcuffs and fixed it to their belts, and lashed his arms tight to his sides. They crowded very close about him, with their hands always on him in a careful, caressing grip, as though all the while feeling him to make sure he was there. It was like men handling a fish which is still alive and may jump back into the water. But he stood quite unresisting, yielding his arms limply to the ropes, as though he hardly noticed what was happening.

Eight o’clock struck and a bugle call, desolately thin in the wet air, floated from the distant barracks.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jail, who was standing apart from the rest of us, moodily prodding the gravel with his stick, raised his head at the sound. He was an army doctor, with a grey toothbrush moustache and a gruff voice. “For God’s sake hurry up, Francis,” he said irritably. “The man ought to have been dead by this time. Aren’t you ready yet?”

Francis, the head jailer, a fat Dravidian in a white drill suit and gold spectacles, waved his black hand. “Yes sir, yes sir,” he bubbled. “All iss satisfactorily prepared. The hangman iss waiting. We shall proceed.”

“Well, quick march, then. The prisoners can’t get their breakfast till this job’s over.”

We set out for the gallows. Two warders march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prisoner, with their rifles at the slope; two others marched close against him, gripping him by arm and shoulder, as though at once pushing and supporting him. The rest of us, magistrates and the like, followed behind. Suddenly, when we had gone ten yards, the procession stopped short without any order or warning. A dreadful thing had happened–a dog, come goodness knows whence, had appeared in the yard. It came bounding among us with a loud volley of barks, and leapt round us wagging its whole body, wild with glee at finding so many human beings together. It was a large woolly dog, half Airedale, half pariah. For a moment it pranced round us, and then, before anyone could stop it, it had made a dash for the prisoner, and jumping up tried to lick his face. Everyone stood aghast, too taken aback even to grab at the dog.

“Who let that bloody brute in here?” said the superintendent angrily. “Catch it, someone!”

A warder, detached from the escort, charged clumsily after the dog, but it danced and gambolled just out of his reach, taking everything as part of the game. A young Eurasian jailer picked up a handful of gravel and tried to stone the dog away, but it dodged the stones and came after us again. Its yaps echoed from the jail wails. The prisoner, in the grasp of the two warders, looked on incuriously, as though this was another formality of the hanging. It was several minutes before someone managed to catch the dog. Then we put my handkerchief through its collar and moved off once more, with the dog still straining and whimpering.

It was about forty yards to the gallows. I watched the bare brown back of the prisoner marching in front of me. He walked clumsily with his bound arms, but quite steadily, with that bobbing gait of the Indian who never straightens his knees. At each step his muscles slid neatly into place, the lock of hair on his scalp danced up and down, his feet printed themselves on the wet gravel. And once, in spite of the men who gripped him by each shoulder, he stepped slightly aside to avoid a puddle on the path.

It is curious, but till that moment I had never realized what it means to destroy a healthy, conscious man. When I saw the prisoner step aside to avoid the puddle, I saw the mystery, the unspeakable wrongness, of cutting a life short when it is in full tide. This man was not dying, he was alive just as we were alive. All the organs of his body were working –bowels digesting food, skin renewing itself, nails growing, tissues forming–all toiling away in solemn foolery. His nails would still be growing when he stood on the drop, when he was falling through the air with a tenth of a second to live. His eyes saw the yellow gravel and the grey walls, and his brain still remembered, foresaw, reasoned – reasoned even about puddles. He and we were a party of men walking together, seeing, hearing, feeling, understanding the same world; and in two minutes, with a sudden snap, one of us would be gone – one mind less, one world less.

The gallows stood in a small yard, separate from the main grounds of the prison, and overgrown with tall prickly weeds. It was a brick erection like three sides of a shed, with planking on top, and above that two beams and a crossbar with the rope dangling. The hangman, a grey-haired convict in the white uniform of the prison, was waiting beside his machine. He greeted us with a servile crouch as we entered. At a word from Francis the two warders, gripping the prisoner more closely than ever, half led, half pushed him to the gallows and helped him clumsily up the ladder. Then the hangman limbed up and fixed the rope round the prisoner’s neck.

We stood waiting, five yards away. The warders had formed in a rough circle round the gallows. And then, when the noose was fixed, the prisoner began crying out on his god. It was a high, reiterated cry of “Ram! Ram! Ram! Ram!”, not urgent and fearful like a prayer or a cry for help, but steady, rhythmical, almost like the tolling of a bell. The dog answered the sound with a whine. The hangman, still standing on the gallows, produced a small cotton bag like a flour bag and drew it down over the prisoner’s face. But the sound, muffled by the cloth, still persisted, over and over again: “Ram! Ram! Ram! Ram! Ram!”

The hangman climbed down and stood ready, holding the lever. Minutes seemed to pass. The steady, muffled crying from the prisoner went on and on, “Ram! Ram! Ram!” never faltering for an instant. The superintendent, his head on his chest, was slowly poking the ground with his stick; perhaps he was counting the cries, allowing the prisoner a fixed number – fifty, perhaps, or a hundred. Everyone had changed colour. The Indians had gone grey like bad coffee, and one or two of the bayonets were wavering. We looked at the lashed, hooded man on the drop, and listened to his cries – each cry another second of life; the same thought was in all our minds: oh, kill him quickly, get it over, stop that abominable noise!

Suddenly the superintendent made up his mind. Throwing up his head he made a swift motion with his stick. “Chalo!” he shouted almost fiercely.

There was a clanking noise, and then dead silence. The prisoner had vanished, and the rope was twisting on itself. I let go of the dog, and it galloped immediately to the back of the gallows; but when it got there it stopped short, barked, and then retreated into a corner of the yard, where it stood among the weeds, looking timorously out at us. We went round the gallows to inspect the prisoner’s body. He was dangling with his toes pointed straight downwards, very slowly revolving, as dead as a stone.

The superintendent reached out with his stick and poked the bare body; it oscillated, slightly. “He’s all right,” said the superintendent. He backed out from under the gallows, and blew out a deep breath. The moody look had gone out of his face quite suddenly. He glanced at his wrist-watch. “Eight minutes past eight. Well, that’s all for this morning, thank God.”

The warders unfixed bayonets and marched away. The dog, sobered and conscious of having misbehaved itself, slipped after them. We walked out of the gallows yard, past the condemned cells with their waiting prisoners, into the big central yard of the prison. The convicts, under the command of warders armed with lathis, were already receiving their breakfast. They squatted in long rows, each man holding a tin pannikin, while two warders with buckets marched round ladling out rice; it seemed quite a homely, jolly scene, after the hanging. An enormous relief had come upon us now that the job was done. One felt an impulse to sing, to break into a run, to snigger. All at once everyone began chattering gaily.

The Eurasian boy walking beside me nodded towards the way we had come, with a knowing smile: “Do you know, sir, our friend (he meant the dead man), when he heard his appeal had been dismissed, he pissed on the floor of his cell. From fright. –Kindly take one of my cigarettes, sir. Do you not admire my new silver case, sir? From the boxwallah, two rupees eight annas. Classy European style.”

Several people laughed – at what, nobody seemed certain.

Francis was walking by the superintendent, talking garrulously. “Well, sir, all hass passed off with the utmost satisfactoriness. It wass all finished – flick! like that. It iss not always so – oah, no! I have known cases where the doctor wass obliged to go beneath the gallows and pull the prisoner’s legs to ensure decease. Most disagreeable!”

“Wriggling about, eh? That’s bad,” said the superintendent.

“Ach, sir, it iss worse when they become refractory! One man, I recall, clung to the bars of hiss cage when we went to take him out. You will scarcely credit, sir, that it took six warders to dislodge him, three pulling at each leg. We reasoned with him. “My dear fellow,” we said, “think of all the pain and trouble you are causing to us!” But no, he would not listen! Ach, he wass very troublesome!”

I found that I was laughing quite loudly. Everyone was laughing. Even the superintendent grinned in a tolerant way. “You’d better all come out and have a drink,” he said quite genially. “I’ve got a bottle of whisky in the car. We could do with it.”

We went through the big double gates of the prison, into the road. “Pulling at his legs!” exclaimed a Burmese magistrate suddenly, and burst into a loud chuckling. We all began laughing again. At that moment Francis’s anecdote seemed extraordinarily funny. We all had a drink together, native and European alike, quite amicably. The dead man was a hundred yards away.

First published in The Adelphi, August 1931 | Reprinted in The New Savoy, 1946

This material remains under copyright in some jurisdictions, including the US, and is reproduced here with the kind permission of the Orwell Estate.

散文


那是在緬甸,一個陰雨綿綿的早晨。一道昏暗的燈光,像

黃色的錫箔,斜射過高牆,照進監獄的院子裡。我們

在死囚牢房外面等候,那是一排棚子,前面有

雙層柵欄,像小動物的籠子一樣。每個牢房大約有十英尺見方

,裡面除了一張木板床和一壺

飲用水外,空無一物。在一些監獄裡,棕色皮膚的男人們沉默地蹲在

裡面的柵欄裡,身上披著毯子。這些都是

被判死刑的人,將在一兩週內被絞死。


一名囚犯被帶出了牢房。他是印度教徒,

身材瘦小,剃著光頭,眼睛無神。他留著濃密的、

正在生長的鬍子,與他的身體不成比例,很像

電影裡喜劇演員的鬍子。六個高大的印度獄卒

看守著他,準備將他送上絞刑架。其中兩人

手持步槍和上好刺刀的槍站在一旁,其他人則給他戴上手銬,將

鏈條穿過手銬固定在腰帶上,並將他的

雙臂緊緊綁在身體兩側。他們緊緊地圍著他,雙手

始終小心翼翼地、愛撫地放在他身上,彷彿一直在

感受他,確保他就在那裡。這就像人們處理一條

還活著的魚,它可能會跳回水裡。但他站在那裡

,沒有抵抗,雙臂無力地垂在繩子上,好像他幾乎沒有

註意到發生了什麼事。 八點鐘敲響,遠處的營房裡飄來


一聲號角聲,在潮濕的空氣中顯得淒涼而稀薄 。

獄長

站在我們旁邊,悶悶不樂地用

棍子戳著礫石,聽到聲音,他抬起了頭。他是一名軍醫,留著

灰色的牙刷狀小鬍子,聲音粗啞。 「看在上帝的份上,快點,

法蘭西斯,」他煩躁地說。 「那人現在應該已經死了

。你還沒準備好嗎?」


獄長法蘭西斯是一名身材肥胖的達羅毗荼人,身穿白色粗佈軍裝,戴著金色

眼鏡,他揮舞著黑色的手。 「是的,長官,是的,長官,」他興奮地說。 「一切

準備就緒。劊子手正在等候。我們繼續。」 「 好吧,那就快走吧。這項工作


要等到結束,囚犯們才能吃早餐 。」我們出發去絞刑架。兩名獄警走在囚犯的兩側 ,手裡拿著步槍,放在斜坡上;另外兩個人向他靠近 ,抓住他的手臂和肩膀,好像在推 他又在扶他。我們其餘的人,包括治安官和類似的官員,也跟著







在後面。突然,當我們走了十碼的時候,遊行隊伍突然停了

下來,沒有任何命令或警告。一件可怕的事發生了──一隻

狗,天知道它從哪裡來的,出現在了院子裡。它

大聲吠叫著,蹦蹦跳跳地跑到我們中間,在我們周圍跳來跳去,搖晃著

整個身體,發現這麼多人聚集在一起,高興得發狂。

這是一隻毛茸茸的大狗,一半是萬能梗,一半是流浪狗。它在我們周圍蹦蹦跳跳了一會兒

,然後,在任何人阻止它之前,它衝向

囚犯,跳起來試圖舔他的臉。所有人都

驚呆了,甚至沒有力氣去抓那隻狗。


「誰讓這個該死的畜生進來的?」 」警司憤怒地說。

「快來人,抓住它! 「


一個脫離押送隊伍的獄警笨拙地追趕那隻狗,但那

隻狗卻在他的觸及範圍之外跳來跳去,把一切都當成了

遊戲的一部分。一名年輕的歐亞混血獄卒抓起一把碎石,

試圖用石頭把那條狗趕走,但它躲開了石頭,

再次被關緊地看著這一切,在監獄的哀號聲中被哀嘆

這一切。只是 絞刑 的

另 一種

形式 。​的肌肉都整齊地滑入到位, 頭皮上的一綹頭髮上下跳動,他的腳印印 在濕漉漉的礫石上。 有一次,儘管 兩個男人緊緊抓住他 的肩膀,他還是稍微往旁邊 挪了挪,以避開路上的 水坑 。 結束生命的神秘性和難以 言喻 的 錯誤 。


A Hanging


Essay


It was in Burma, a sodden morning of the rains. A sickly light, like

yellow tinfoil, was slanting over the high walls into the jail yard. We

were waiting outside the condemned cells, a row of sheds fronted with

double bars, like small animal cages. Each cell measured about ten feet

by ten and was quite bare within except for a plank bed and a pot of

drinking water. In some of them brown silent men were squatting at the

inner bars, with their blankets draped round them. These were the

condemned men, due to be hanged within the next week or two.


One prisoner had been brought out of his cell. He was a Hindu, a puny

wisp of a man, with a shaven head and vague liquid eyes. He had a thick,

sprouting moustache, absurdly too big for his body, rather like the

moustache of a comic man on the films. Six tall Indian warders were

guarding him and getting him ready for the gallows. Two of them stood by

with rifles and fixed bayonets, while the others handcuffed him, passed a

chain through his handcuffs and fixed it to their belts, and lashed his

arms tight to his sides. They crowded very close about him, with their

hands always on him in a careful, caressing grip, as though all the while

feeling him to make sure he was there. It was like men handling a fish

which is still alive and may jump back into the water. But he stood quite

unresisting, yielding his arms limply to the ropes, as though he hardly

noticed what was happening.


Eight o'clock struck and a bugle call, desolately thin in the wet air,

floated from the distant barracks.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jail, who

was standing apart from the rest of us, moodily prodding the gravel with

his stick, raised his head at the sound. He was an army doctor, with a

grey toothbrush moustache and a gruff voice. "For God's sake hurry up,

Francis," he said irritably. "The man ought to have been dead by this

time. Aren't you ready yet?"


Francis, the head jailer, a fat Dravidian in a white drill suit and gold

spectacles, waved his black hand. "Yes sir, yes sir," he bubbled. "All

iss satisfactorily prepared. The hangman iss waiting. We shall proceed."


"Well, quick march, then. The prisoners can't get their breakfast till

this job's over."


We set out for the gallows. Two warders march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prisoner, with their rifles at the slope; two others marched close

against him, gripping him by arm and shoulder, as though at once pushing

and supporting him. The rest of us, magistrates and the like, followed

behind. Suddenly, when we had gone ten yards, the procession stopped

short without any order or warning. A dreadful thing had happened--a

dog, come goodness knows whence, had appeared in the yard. It came

bounding among us with a loud volley of barks, and leapt round us wagging

its whole body, wild with glee at finding so many human beings together.

It was a large woolly dog, half Airedale, half pariah. For a moment it

pranced round us, and then, before anyone could stop it, it had made a

dash for the prisoner, and jumping up tried to lick his face. Everyone

stood aghast, too taken aback even to grab at the dog.


"Who let that bloody brute in here?" said the superintendent angrily.

"Catch it, someone!"


A warder, detached from the escort, charged clumsily after the dog, but

it danced and gambolled just out of his reach, taking everything as part

of the game. A young Eurasian jailer picked up a handful of gravel and

tried to stone the dog away, but it dodged the stones and came after us

again. Its yaps echoed from the jail wails. The prisoner, in the grasp of

the two warders, looked on incuriously, as though this was another

formality of the hanging. It was several minutes before someone managed

to catch the dog. Then we put my handkerchief through its collar and

moved off once more, with the dog still straining and whimpering.


It was about forty yards to the gallows. I watched the bare brown back of

the prisoner marching in front of me. He walked clumsily with his bound

arms, but quite steadily, with that bobbing gait of the Indian who never

straightens his knees. At each step his muscles slid neatly into place,

the lock of hair on his scalp danced up and down, his feet printed

themselves on the wet gravel. And once, in spite of the men who gripped

him by each shoulder, he stepped slightly aside to avoid a puddle on the

path.


It is curious, but till that moment I had never realized what it means to

destroy a healthy, conscious man. When I saw the prisoner step aside to

avoid the puddle, I saw the mystery, the unspeakable wrongness, of

cutting a life short when it is in full tide. This man was not dying, he

was alive just as we were alive. All the organs of his body were working

--bowels digesting food, skin renewing itself, nails growing, tissues

forming--all toiling away in solemn foolery. His nails would still be

growing when he stood on the drop, when he was falling through the air

with a tenth of a second to live. His eyes saw the yellow gravel and the

grey walls, and his brain still remembered, foresaw, reasoned--reasoned

even about puddles. He and we were a party of men walking together,

seeing, hearing, feeling, understanding the same world; and in two

minutes, with a sudden snap, one of us would be gone--one mind less, one

world less.


The gallows stood in a small yard, separate from the main grounds of the

prison, and overgrown with tall prickly weeds. It was a brick erection

like three sides of a shed, with planking on top, and above that two

beams and a crossbar with the rope dangling. The hangman, a grey-haired

convict in the white uniform of the prison, was waiting beside his

machine. He greeted us with a servile crouch as we entered. At a word

from Francis the two warders, gripping the prisoner more closely than

ever, half led, half pushed him to the gallows and helped him clumsily up

the ladder. Then the hangman climbed up and fixed the rope round the

prisoner's neck.


We stood waiting, five yards away. The warders had formed in a rough

circle round the gallows. And then, when the noose was fixed, the

prisoner began crying out on his god. It was a high, reiterated cry of

"Ram! Ram! Ram! Ram!", not urgent and fearful like a prayer or a cry for

help, but steady, rhythmical, almost like the tolling of a bell. The dog

answered the sound with a whine. The hangman, still standing on the

gallows, produced a small cotton bag like a flour bag and drew it down

over the prisoner's face. But the sound, muffled by the cloth, still

persisted, over and over again: "Ram! Ram! Ram! Ram! Ram!"


The hangman climbed down and stood ready, holding the lever. Minutes

seemed to pass. The steady, muffled crying from the prisoner went on and

on, "Ram! Ram! Ram!" never faltering for an instant. The superintendent,

his head on his chest, was slowly poking the ground with his stick;

perhaps he was counting the cries, allowing the prisoner a fixed number--

fifty, perhaps, or a hundred. Everyone had changed colour. The Indians

had gone grey like bad coffee, and one or two of the bayonets were

wavering. We looked at the lashed, hooded man on the drop, and listened

to his cries--each cry another second of life; the same thought was in

all our minds: oh, kill him quickly, get it over, stop that abominable

noise!


Suddenly the superintendent made up his mind. Throwing up his head he

made a swift motion with his stick. "Chalo!" he shouted almost fiercely.


There was a clanking noise, and then dead silence. The prisoner had

vanished, and the rope was twisting on itself. I let go of the dog, and

it galloped immediately to the back of the gallows; but when it got there

it stopped short, barked, and then retreated into a corner of the yard,

where it stood among the weeds, looking timorously out at us. We went

round the gallows to inspect the prisoner's body. He was dangling with

his toes pointed straight downwards, very slowly revolving, as dead as a

stone.


The superintendent reached out with his stick and poked the bare body; it

oscillated, slightly. "HE'S all right," said the superintendent. He

backed out from under the gallows, and blew out a deep breath. The moody

look had gone out of his face quite suddenly. He glanced at his

wrist-watch. "Eight minutes past eight. Well, that's all for this

morning, thank God."


The warders unfixed bayonets and marched away. The dog, sobered and

conscious of having misbehaved itself, slipped after them. We walked out

of the gallows yard, past the condemned cells with their waiting

prisoners, into the big central yard of the prison. The convicts, under

the command of warders armed with lathis, were already receiving their

breakfast. They squatted in long rows, each man holding a tin pannikin,

while two warders with buckets marched round ladling out rice; it seemed

quite a homely, jolly scene, after the hanging. An enormous relief had

come upon us now that the job was done. One felt an impulse to sing, to

break into a run, to snigger. All at once everyone began chattering

gaily.


The Eurasian boy walking beside me nodded towards the way we had come,

with a knowing smile: "Do you know, sir, our friend (he meant the dead

man), when he heard his appeal had been dismissed, he pissed on the floor

of his cell. From fright.--Kindly take one of my cigarettes, sir. Do you

not admire my new silver case, sir? From the boxwallah, two rupees eight

annas. Classy European style."


Several people laughed--at what, nobody seemed certain.


Francis was walking by the superintendent, talking garrulously. "Well,

sir, all hass passed off with the utmost satisfactoriness. It wass all

finished--flick! like that. It iss not always so--oah, no! I have known

cases where the doctor wass obliged to go beneath the gallows and pull

the prisoner's legs to ensure decease. Most disagreeable!"


"Wriggling about, eh? That's bad," said the superintendent.


"Ach, sir, it iss worse when they become refractory! One man, I recall,

clung to the bars of hiss cage when we went to take him out. You will

scarcely credit, sir, that it took six warders to dislodge him, three

pulling at each leg. We reasoned with him. "My dear fellow," we said,

"think of all the pain and trouble you are causing to us!" But no, he

would not listen! Ach, he wass very troublesome!"


I found that I was laughing quite loudly. Everyone was laughing. Even the

superintendent grinned in a tolerant way. "You'd better all come out and

have a drink," he said quite genially. "I've got a bottle of whisky in

the car. We could do with it."


We went through the big double gates of the prison, into the road.

"Pulling at his legs!" exclaimed a Burmese magistrate suddenly, and burst

into a loud chuckling. We all began laughing again. At that moment

Francis's anecdote seemed extraordinarily funny. We all had a drink

together, native and European alike, quite amicably. The dead man was a

hundred yards away.




















灰色的牆壁,但他的大腦仍然記得、預見、推理——

甚至推理水坑。他和我們是一群一起行走的人,

看到、聽到、感受到、理解同一個世界;兩分鐘後

,隨著一聲突然的響聲,我們中的一個人就消失了——失去了一個思想,

失去了一個世界。


絞刑架位於一個小院子裡,與監獄的主場地隔開

,院子裡長滿了高高的多刺的雜草。它是用磚砌成的

,像棚子的三面,上面鋪著木板,再上面有兩根

橫樑和一根橫桿,繩子懸垂著。絞刑官是一名

身穿白色監獄制服、 頭髮花白的 囚犯,他正在

絞刑架旁等候。當我們進去時,他卑躬屈膝地向我們致意。法蘭西斯一聲

令下,兩名獄卒更加緊緊地抓住了囚犯

,半推半拽地將他帶到絞刑架上,然後笨拙地扶著他爬上

梯子。然後,絞刑官爬上去,把繩子固定在

囚犯的脖子上。


我們站在五碼外等待。獄警們在

絞刑架周圍圍成一個圓圈。然後,當套索被固定住時,

囚犯開始向他的上帝哭喊。那是一聲高亢、反覆的

「拉姆!拉姆!拉姆!拉姆!」的呼喊,不像祈禱或求救那樣急切或恐懼

,而是穩定、有節奏的,幾乎就像鐘聲一樣。那隻狗

用嗚咽聲回應了這聲音。劊子手仍然站在

絞刑架上,拿出一個像麵粉袋一樣的小棉袋,罩

在囚犯的臉上。但被布料掩蓋的聲音仍然

不斷響起,一遍又一遍:「拉姆!拉姆!拉姆!拉姆!拉姆!」


劊子手爬下來,站好,握住槓桿。幾分鐘

似乎就過去了。囚犯持續不斷地發出低沉的哭喊

:「拉姆!拉姆!拉姆!」一刻也不動搖。警司

把頭埋在胸前,用棍子慢慢地戳著地面;

也許他正在數著囚犯的哭喊聲,以便給他們一個固定的數字——

五十個,或者一百個。整個人都變了臉色。印第安人

已經變得像變質的咖啡一樣灰白,其中有一兩把刺刀在

搖晃。我們看著站在懸崖邊、頭戴頭巾、身披鞭子的男人,聽著

他的哭喊聲——每一聲哭喊都意味著一秒的生命;我們所有人的心裡都有同樣的想法

:哦,快點殺了他,快點結束這一切,別再發出那可惡的

噪音了!


突然,警司下定了決心。他揚起頭,

迅速揮動著棍子。 「查洛!」他幾乎是兇猛地喊道。


一陣叮噹聲響起,隨後一片死寂。囚犯

消失了,繩子開始自我纏繞。我放開狗,

它立刻飛奔到絞刑架後面;但當它到達那裡時

,它突然停了下來,吠叫了幾聲,然後退到院子的一個角落裡,

站在雜草叢中,膽怯地望著我們。我們

繞著絞刑架走了一圈,檢查囚犯的屍體。他懸在空中,

腳趾直直地朝下,緩慢地旋轉著,像

石頭一樣死氣沉沉。


警司伸出棍子戳了戳那名警官的裸露屍體;它

輕微地擺動著。 「他沒事,」警司說。他

從絞刑架下退出來,深深呼出一口氣。他臉上憂鬱的

表情突然消失了。他看了

一眼手錶。 「八點零八分。好了,

感謝上帝,今天早上就到這裡了。」


獄警們卸下刺刀,列隊走開。那隻狗清醒過來,

意識到自己行為不當,便溜了出去跟在他們後面。我們走出

絞刑架場,經過關著囚犯的死囚牢房

,進入監獄的中央院。囚犯們在

手持警棍的獄警的指揮下,已經開始吃

早餐了。他們蹲成長長的一排,每人手裡拿著一個錫盤,

兩名獄警提著桶子四處走動,舀出米飯。

絞刑之後,這似乎是 多麼溫馨、歡樂的景象。

現在工作已經完成,我們感到如釋重負 。一個人會感到一種想唱歌、想

奔跑、想竊笑的衝動。突然,大家都開始興高采烈

地聊天。


走在我身旁的歐亞混血男孩朝我們來時的路點了點頭,

帶著會心的微笑:「先生,您知道嗎?我們的朋友(他指的是那個死者

),聽說他的上訴被駁回後,嚇得在

牢房的地板上撒尿。——先生,請拿一支我的香煙。你

不欣賞我的新銀煙盒似乎有笑了兩檔,但有什麼人笑的人,但有八檔



法蘭西斯從主管身邊走過,喋喋不休地說著話。 「嗯,

先生,一切麻煩事都圓滿解決了。一切都

結束了——輕彈!就像那樣。事情並不總是這樣——哦,不!我知道

有些案例,醫生不得不走到絞刑架下面,拉動

犯人的腿,以確保他死亡。真是令人不快!」


「扭來扭去,是嗎?這很糟糕,」警司說道。


「哎呀,先生,他們變得難以管教的時候,情況就更糟了!我記得有一個人,

當我們帶他出去的時候,他緊緊抓住籠子的欄桿。先生,您

大概不會相信,需要六名獄警才能把他拖走,

每人三人拉著他的腿。我們跟他講道理。 「我親愛的朋友,」我們說道,

「想想你給我們帶來多少痛苦和麻煩!」但他不

聽! 「啊,他真是麻煩!」


我發現自己笑得很大聲。大家都在笑。連

警司也寬容地笑了。 「你們最好都出來 喝一杯,」他非常和藹地說。 「我車裡

有一瓶威士忌 我們穿過監獄的大門,來到馬路上。 「拉他的腿! 「緬甸法官突然驚呼道,然後放聲 大笑。我們又都笑了起來。那一刻, 方濟各的故事顯得格外有趣。我們所有人,無論是當地人還是歐洲人,都相當友好地一起 喝了一杯 。死者離我們有一百碼遠。

喬治‧歐威爾最偉大的五篇散文:第五篇,《絞刑》

 George Orwell’s 5 greatest essays: No. 5, “A Hanging”


喬治‧歐威爾最偉大的五篇散文:第五篇,《絞刑》

George Orwell's essential humanity shone through his writing from the first.

George Orwell’s essential humanity shone through his writing from the first. (Randall Enos / Los Angeles Times)

By Michael Hiltzik

Nov. 4, 2013 5:32 PM PT



喬治‧歐威爾最偉大的五篇散文:第五篇,《絞刑》

喬治·奧威爾的本質人性從一開始就在他的作品中閃耀。

喬治·奧威爾的本質人性從一開始就在他的作品中閃耀。 (蘭德爾·伊諾斯/洛杉磯時報)

作者: 麥可‧希爾茨克

2013年11月4日下午5:32(太平洋時間)


分享

對於任何對左右翼政治以及最高層政治新聞感興趣的人來說,喬治·奧威爾的作品都是必不可少的。本週,正值他誕辰 110 週年之際,我們列出了他最偉大的五篇散文。


《絞刑》是歐威爾最早的散文之一,但已展現出他高超而細膩的寫作技巧。這篇作品於 1931 年以奧威爾的真名埃里克·布萊爾 (Eric Blair) 發表在約翰·米德爾頓·默里的文學雜誌《阿德爾菲》上,取材於他 1922 年至 1927 年擔任帝國警察的經歷;它是否報道了真實事件尚不確定,因為奧威爾本人有時稱其為“只是一個故事”。


在其寫作生涯的初期,奧威爾的作品就展現了他本質的人性和他表現細節的技巧——獄卒急於執行絞刑,一隻雜種狗闖進來試圖舔囚犯,被六個高大的武裝獄卒看守的“弱小”囚犯的滑稽形象。被判刑男子的姓名和罪行均未透露。


廣告



文章中最著名的場景是囚犯突然側身避開路上的水坑。 「真奇怪,」奧威爾寫道,「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毀滅一個健康、神誌清醒的人意味著什麼。當我看到囚犯閃到一旁躲避水坑時,我才明白在生命正值高潮時結束生命是多麼神秘,多麼不可言喻的錯誤。這個人沒有死,他還活著,就像我們一樣。他已經失去了一個全身的器官都在運轉兩分鐘後,巨響了一個世界——我們中的一個世界就消失了一個世界。

Share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politics of left and right -- and in political journalism as it is practiced at the highest level, George Orwell’s works are indispensable. This week, in the year marking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we present a personal list of his five greatest essays.


“A Hanging” is one of Orwell’s earliest essays, but already a demonstration of his superb and subtle craftsmanship. The piece, published in 1931 in John Middleton Murry’s literary magazine the Adelphi under Orwell’s real name, Eric Blair, was drawn from his experiences as a member of the Imperial Police from 1922 to 1927; whether it reports an actual event is uncertain, for Orwell himself sometimes called it “just a story.”


At the outset of his writing career, Orwell’s work displays his essential humanity and his skill at the presentation of textured detail -- the impatience of the jailer to get the hanging done, the intrusion of a mongrel dog trying to lick the prisoner, the ludicrous image of the “puny” prisoner guarded by six towering armed warders. Neither the condemned man’s name nor his crime is specified.


Advertisement



The most famous moment in the essay is the prisoner’s sudden sidestep to avoid a puddle in the path. “It is curious,” Orwell wrote, “but till that moment I had never realized what it means to destroy a healthy, conscious man. When I saw the prisoner step aside to avoid the puddle, I saw the mystery, the unspeakable wrongness, of cutting a life short when it is in full tide. This man was not dying, he was alive just as we were alive. All the organs of his body were working ... and in two minutes, with a sudden snap, one of us would be gone -- one mind less, one world less.”

你和原子彈

George Orwell

You and the Atomic Bomb

喬治·奧威爾

你和原子彈

考慮到我們所有人都有可能在未來五年內被原子彈炸成碎片,原子彈並沒有引起人們預期的那麼多討論。報紙上刊登了大量質子和中子運作的圖表,但這些圖表對普通人來說並沒有什麼幫助,而且報紙上還反复強調炸彈「應該置於國際控制之下」這一毫無意義的聲明。但奇怪的是,對於我們大家最迫切關心的問題,即“製造這些東西有多難?”,卻很少有人提及,至少在印刷品中很少提及。

我們——也就是廣大公眾——所掌握的有關這一問題的資訊是透過相當間接的方式獲得的,與杜魯門總統決定不向蘇聯移交某些機密有關。幾個月前,當原子彈還只是傳聞時,人們普遍認為,分裂原子只是物理學家的一個問題,而當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一種新的毀滅性武器將幾乎人人皆可擁有。 (有傳言稱,實驗室裡的某個孤獨的瘋子隨時可能把文明炸成碎片,就像點燃煙火一樣容易。)

如果真是這樣,整個歷史的趨勢就會發生徹底的改變。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差異將會消失,國家對個人的權力將會大大削弱。然而,從杜魯門總統的演講以及對此發表的各種評論來看,這種炸彈極其昂貴,製造它需要巨大的工業努力,世界上只有三、四個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可能意味著原子彈的發現非但不會改變歷史,反而會加劇過去十幾年來出現的趨勢。

眾所周知,文明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武器史。特別是火藥的發現和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制度之間的聯繫,被一再指出。儘管我毫不懷疑會有例外,但我認為以下規則普遍適用:當主導武器價格昂貴或難以製造時,往往是專制時代,而當主導武器廉價而簡單時,普通民眾就有機會。例如,坦克、戰艦、轟炸機本質上是暴政武器,而步槍、火槍、長弓、手榴彈本質上是民主武器。複雜的武器可以讓強者更強大,而簡單的武器——只要沒有應對之策——只會讓弱者陷入困境。

民主和民族自決的偉大時代是火槍和步槍的時代。在燧發槍發明之後、雷管發明之前,火槍是一種相當有效的武器,同時又非常簡單,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產。它的這些特質的結合使得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得以成功,並且使得人民起義比我們這個時代更嚴肅。繼火槍之後出現了後裝槍。這是一種比較複雜的東西,但仍然可以在幾十個國家生產,而且價格便宜,容易走私,彈藥經濟。即使是最落後的國家也總是能從各個來源獲得步槍,因此佈爾人、保加利亞人、阿比西尼亞人、摩洛哥人——甚至西藏人——都可以為獨立而戰,有時甚至能夠取得成功。但此後,軍事技術的每一次發展都有利於國家而不是個人,有利於工業化國家而不是落後國家。權力的焦點越來越少。早在1939年,世界上就只有五個國家有能力發動大規模戰爭,而現在只剩下三個──最終或許只剩下兩個。這種趨勢多年來一直很明顯,甚至在 1914 年之前就有一些觀察家指出了這一點。唯一可能扭轉這種趨勢的就是發現一種不依賴大量工業廠房的武器——或者更廣泛地說,一種作戰方法。

從種種跡象可以推斷,蘇聯尚未掌握製造原子彈的秘密;另一方面,大家似乎一致認為他們將在幾年內擁有它。因此,我們面臨的前景是,出現兩三個可怕的超級大國,每個國家都擁有可以在幾秒鐘內消滅數百萬人的武器,並瓜分世界。人們草率地認為這意味著更大、更血腥的戰爭,甚至可能是機器文明的真正終結。但假設──這確實是最有可能的發展──倖存的大國達成默契,永遠不對彼此使用原子彈?假設他們只對那些無法報復的人使用它或威脅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回到了以前的位置,唯一的區別是權力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的前景更加絕望。

當詹姆斯·伯納姆撰寫 《管理革命》時 ,許多美國人認為德國很可能會贏得歐洲戰爭,因此自然認為德國而不是俄羅斯將主宰歐亞大陸,而日本將繼續主宰東亞。這是一個錯誤的估計,但不影響主要論點。因為伯納姆對新大陸的地理描繪已被證明是正確的。越來越明顯的是,地球表面被分割成三大帝國,每個帝國都自給自足,與外界隔絕,並且都由一個自選的寡頭政權以某種偽裝進行統治。關於邊界劃分的爭論仍在繼續,並將持續數年,而三個超級大國中的第三個——由中國主導的東亞——仍然是潛在的,而不是現實的。但整體趨勢是顯而易見的,近年來的每項科學發現都加速了這一趨勢。

有人曾告訴我們,飛機已經「廢除了邊界」;事實上,只是自從飛機成為一種強大的武器以來,邊界才變得絕對無法通行。人們曾期望廣播能促進國際理解與合作;它已成為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隔絕的手段。原子彈也許能完成這個過程,剝奪被剝削階級和人民的一切反抗力量,同時使原子彈擁有者處於軍事平等的基礎上。由於無法相互征服,他們很可能會繼續統治世界,除了緩慢而不可預測的人口變化之外,很難想像這種平衡會被打破。

在過去的四、五十年裡,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先生和其他人一直在警告我們,人類正面臨著用自己的武器毀滅自己的危險,而螞蟻或其他群居物種將接管人類的統治。任何見過德國廢墟城市的人都會發現這種想法至少是可以想像的。然而,從整個世界來看,幾十年來的發展趨勢並不是走向無政府狀態,而是走向奴隸制的重新實施。我們或許並非正走向全面崩潰,而是正走向一個如古代奴隸帝國般極為穩定的時代。詹姆斯·伯納姆的理論已被廣泛討論,但很少有人考慮過它的意識形態含義——即在一個 不可征服 且與鄰國處於永久「冷戰」狀態的國家中,可能盛行的世界觀、信仰和社會結構。

如果原子彈像自行車或鬧鐘一樣廉價且易於製造,它可能會讓我們重新陷入野蠻狀態,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意味著國家主權和高度集中的警察國家的終結。如果事實確實如此,它是一個像戰艦一樣難以生產的稀有而昂貴的物品,那麼它更有可能以無限期延長「不和平的和平」為代價來結束大規模戰爭。

1945

結束

~注意~~~

喬治·奧威爾的這篇作品最初於 1945 年 10 月 19 日由論壇報發表。 當時,唯一使用原子彈殺人和摧毀城市的國家──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兩個月之內。奧威爾對原子彈的描述已經足夠多了,但這篇作品尤其出眾,因為它分享了對原子武器時代世界格局的深刻見解。此外,很顯然,他的小說《一九八四》的基礎 已經透過這次寫作完成了。

____BD____

喬治‧歐威爾:《你與原子彈》

首次出版:《論壇報》。 — GB,倫敦。 1945年10月19日

轉載:

—《喬治‧歐威爾散文、新聞與書信集》。 — 1968年。

____

機讀版本:O. Dag

最後修改日期:2015-09-24

[馬德倫·奧爾布賴特——仇恨部長]

對南斯拉夫的「人道」轟炸

1999年3月24日至4月24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二戰後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向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投下了約2.5萬噸炸彈,其破壞力數倍於美國投向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北約使用了數萬枚不同類型、不同用途的炸彈和飛彈,其中一些炸彈重達近5噸,對居民區造成的破壞程度堪比地震。 — 整個五月,他們也轟炸了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 — 每晚都轟炸!
____BD____
來源:《白皮書》(第 1 號):
《北約在南斯拉夫的罪行——1999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24 日的書面證據》
貝爾格萊德,1999 年 5 月——ISBN 86-7549-124-7
由南斯拉夫「Sluzhben
____
格式化者:O. Dag
最後修改時間:2019-12-29

Considering how likely we all are to be blown to pieces by it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atomic bomb has not roused so much discussion a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he newspapers have published numerous diagrams, not very helpful to the average man, of protons and neutrons doing their stuff, and there has been much reiteration of the useless statement that the bomb ‘ought to be put under international control.’ But curiously little has been said, at any rate in print, about the question that is of most urgent interest to all of us, namely: ‘How difficult are these things to manufacture?’

Such information as we — that is, the big public — possess on this subject has come to us in a rather indirect way, apropos of President Truman's decision not to hand over certain secrets to the USSR. Some months ago, when the bomb was still only a rumour, there was a widespread belief that splitting the atom was merely a problem for the physicists, and that when they had solved it a new and devastating weapon would be within reach of almost everybody. (At any moment, so the rumour went, some lonely lunatic in a laboratory might blow civilisation to smithereens, as easily as touching off a firework.)

Had that been true, the whole trend of history would have been abruptly alter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great states and small states would have been wiped out, and the power of the State over the individual would have been greatly weakened. However, it appears from President Truman's remarks, and various com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on them, that the bomb is fantastically expensive and that its manufacture demands an enormous industrial effort, such as only three or fou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capable of making. This point is of cardinal importance, because it may mean that the discovery of the atomic bomb, so far from reversing history, will simply intensify the trends which have been apparent for a dozen years past.

It is a commonplace that the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is largely the history of weapons. In particula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iscovery of gunpowder and the overthrow of feudalism by the bourgeoisie has been pointed out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though I have no doubt exceptions can be brought forward, I think the following rule would be found generally true: that ages in which the dominant weapon is expensive or difficult to make will tend to be ages of despotism, whereas when the dominant weapon is cheap and simple, the common people have a chance. Thus, for example, tanks, battleships and bombing planes are inherently tyrannical weapons, while rifles, muskets, long-bows and hand-grenades are inherently democratic weapons. A complex weapon makes the strong stronger, while a simple weapon — so long as there is no answer to it — gives claws to the weak.

The great age of democracy and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was the age of the musket and the rifle. After the invention of the flintlock, and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the percussion cap, the musket was a fairly efficient weapon, and at the same time so simple that it could be produced almost anywhere. Its combination of qualities made possible the success of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and made a popular insurrection a more serious business than it could be in our own day. After the musket came the breech-loading rifle. This was a comparatively complex thing, but it could still be produced in scores of countries, and it was cheap, easily smuggled and economical of ammunition. Even the most backward nation could always get hold of rifles from one source or another, so that Boers, Bulgars, Abyssinians, Moroccans — even Tibetans — could put up a fight for their independence, sometimes with success. But thereafter every development in military technique has favoured the State as against the individual, and the industrialised country as against the backward one. There are fewer and fewer foci of power. Already, in 1939, there were only five states capable of waging war on the grand scale, and now there are only three — ultimately, perhaps, only two. This trend has been obvious for years, and was pointed out by a few observers even before 1914. The one thing that might reverse it is the discovery of a weapon — or, to put it more broadly, of a method of fighting — not dependent on huge concentrations of industrial plant.

From various symptoms one can infer that the Russians do not yet possess the secret of making the atomic bomb;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ensus of opinion seems to be that they will possess it within a few years. So we have before us the prospect of two or three monstrous super-states, each possessed of a weapon by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can be wiped out in a few seconds, dividing the world between them. It has been rather hastily assumed that this means bigger and bloodier wars, and perhaps an actual end to the machine civilisation. But suppose — and really this the likeliest development — that the surviving great nations make a tacit agreement never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gainst one another? Suppose they only use it, or the threat of it, against people who are unable to retaliate? In that case we are back where we were before, the only difference being that power is concentrated in still fewer hands and that the outlook for subject peoples and oppressed classes is still more hopeless.

When James Burnham wrote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t seemed probable to many Americans that the Germans would win the European end of the war, and it was therefore natural to assume that Germany and not Russia would dominate the Eurasian land mass, while Japan would remain master of East Asia. This was a miscalculation, but it does not affect the main argument. For Burnham's geographical picture of the new world has turned out to be correct. More and more obviously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is being parceled off into three great empires, each self-contained and cut off from contact with the outer world, and each ruled, under one disguise or another, by a self-elected oligarchy. The haggling as to where the frontiers are to be drawn is still going on, and will continue for some years, and the third of the three super-states — East Asia, dominated by China — is still potential rather than actual. But the general drift is unmistakable, and every scientific discovery of recent years has accelerated it.

We were once told that the aeroplane had ‘abolished frontiers’; actually it is only since the aeroplane became a serious weapon that frontiers have become definitely impassable. The radio was once expecte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it has turned out to be a means of insulating one nation from another. The atomic bomb may complete the process by robbing the exploited classes and peoples of all power to revolt, and at the same time putting the possessors of the bomb on a basis of military equality. Unable to conquer one another, they are likely to continue ruling the world between them, and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e balance can be upset except by slow and unpredictable demographic changes.

For forty or fifty years past, Mr. H. G. Wells and others have been warning us that man is in danger of destroying himself with his own weapons, leaving the ants or some other gregarious species to take over. Anyone who has seen the ruined cities of Germany will find this notion at least thinkable. Nevertheless, looking at the world as a whole, the drift for many decades has been not towards anarchy but towards the reimposition of slavery. We may be heading not for general breakdown but for an epoch as horribly stable as the slave empires of antiquity. James Burnham's theory has been much discussed, but few people have yet considered its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 that is, the kind of world-view, the kind of belief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that would probably prevail in a state which was at once unconquerable and in a permanent state of ‘cold war’ with its neighbors.

Had the atomic bomb turned out to be something as cheap and easily manufactured as a bicycle or an alarm clock, it might well have plunged us back into barbarism, but it might, on the other hand, have meant the end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of the highly-centralised police state. If, as seems to be the case, it is a rare and costly object as difficult to produce as a battleship, it is likelier to put an end to large-scale wars at the cost of prolonging indefinitely a ‘peace that is no peace’.

1945

THE END

~ Note ~~~

This George Orwell piec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Tribune on October 19, 1945 within two months after atomic bombs were dropped over Hiroshima and Nagasaki, Japan by the only country ever to have used them to kill people and destroy cities, viz., the U.S.A. Orwell had written enough about the same (re: A. Bomb) but this particular piece was exceptional for the insights it shared about the world dispensation that lay ahead in the age of atomic weaponry. In addition, it was clear that the groundwork for his novel, Nineteen Eighty-Four had been completed by this writing.

____BD____

George Orwell: ‘You and the Atomic Bomb’

First published: Tribune. — GB, London. — October 19, 1945.

Reprinted:

—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 1968.

____

Machine-readable version: O. Dag

Last modified on: 2015-09-24

[Madlen Albright - Secretary of Hate]

‘Humanitary’ bombing of Yugoslavia

‘You and the Atomic Bomb’:

[Index page]

歐威爾最偉大的五篇散文:第四篇《你與原子彈》

 

Orwell’s 5 greatest essays: No. 4, “You and the Atomic Bomb”

歐威爾最偉大的五篇散文:第四篇《你與原子彈》

作者: 麥可‧希爾茨克
對於任何對左右翼政治以及最高層政治新聞感興趣的人來說,奧威爾的作品都是必不可少的。本週,正值他誕辰 110 週年之際,我們列出了他最偉大的五篇散文。
奧威爾的《你與原子彈》是在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僅僅兩個半月後出版的,它是第一批試圖預測一種以前無法想像的威力的新武器的社會和政治影響的書籍之一。它的名聲源於奧威爾創造了一個新術語“冷戰”,用來描述原子彈在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之間造成的永久對峙。
參與曼哈頓計畫的物理學家們就核武的社會和政治影響討論了一年,但由於計畫的保密要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直到原子彈投向日本才知道整個工作取得了多大的進展。隨著爆炸的發生,這些問題被拋到公眾面前進行辯論。
奧威爾將炸彈正確地置於歷史的連續體中。他寫道:「文明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武器史,這是眾所周知的。」「當主導武器價格昂貴或製造困難時,往往是專制時代;而當主導武器廉價簡單時,平民百姓就有機會。因此,例如,坦克、戰艦和轟炸機天生就是暴政武器,而步槍、滑槍、長弓和手榴彈天生就會讓民主武器。
至於冷戰,即無限的“非和平的和平”,奧威爾預見到,用不了多久,蘇聯就會與美國一起成為原子彈秘密的唯一擁有者。
從各種跡象可以推斷,蘇聯人尚未掌握製造原子彈的秘訣;另一方面,輿論普遍認為他們將在幾年內掌握它。因此,我們面臨的前景是,兩個或三個龐大的超級大國,每個國家都擁有一種可以在幾秒鐘內消滅數百萬人的武器,瓜分世界。
至少在一個方面,奧威爾的眼光並不比 1945 年的任何人更有遠見:當其中一個超級大國崩潰時會發生什麼?
By Michael Hiltzik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politics of left and right--and in political journalism as it is practiced at the highest level, Orwell’s works are indispensable. This week, in the year marks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we present a personal list of his five greatest essays.
Published a mere two and a half months after the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Orwell’s “You and the Atomic Bomb” is notable as one of the first efforts to divine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 new weapon of previously unimaginable power. Its fame arises from Orwell’s coinage of a new term for the permanent standoff the bomb would foster between two great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cold war.”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nuclear weapons had been debated for a year by physicists working on the Manhattan Project, though even most of them--thank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secrecy within the project--were unaware of how far the overall work had progressed until the bombs were dropped on Japan. With the blasts, the issues were thrown open for public debate.
Orwell places the bomb properly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inuum. “It is a commonplace that the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is largely the history of weapons,” he writes. “Ages in which the dominant weapon is expensive or difficult to make will tend to be ages of despotism, whereas when the dominant weapon is cheap and simple, the common people have a chance. Thus, for example, tanks, battleships and bombing planes are inherently tyrannical weapons, while rifles, muskets, long-bows and hand-grenades are inherently democratic weapons. A complex weapon makes the strong stronger, while a simple weapon — so long as there is no answer to it — gives claws to the weak.”
As for the cold war, that infinite “peace that is no peace,” Orwell foresees that it will not be long before the Soviets join the Americans as sole possessors of the bomb’s secrets.
“From various symptoms one can infer that the Russians do not yet possess the secret of making the atomic bomb;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ensus of opinion seems to be that they will possess it within a few years. So we have before us the prospect of two or three monstrous super-states, each possessed of a weapon by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can be wiped out in a few seconds, dividing the world between them.”
In at least one regard, Orwell’s vision was no more farsighted than anyone else’s in 1945: What happens when one of those super-states collapses?

選擇汪精衛中華帝國會像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一樣戰敗解體

選擇汪精衛 中華帝國會像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一樣戰敗解體 因為站錯了隊伍 北洋軍閥頭腦比汪精衛清楚 所以一戰才能拿回山東 孫文拿德國錢,他是反對參加一戰 選擇蔣介石, 中國將淪為共產主義國家 因為蔣介石鬥不過史達林 蔣介石即使打贏毛澤東 中國一樣會解體 中國是靠偽裝民族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