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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優先,中國戰略最後

 

伊莉莎白·艾柯諾現任胡佛研究所哈格羅夫資深研究員。她被《政客》雜誌評選為「中國政策領域十大關鍵人物」,2021至2023年間擔任美國商務部中國事務高級顧問,並著有多部關於中國政治與政策的權威著作,最新作品為《中國眼中的世界》。

Elizabeth Economy is the Hargrove Senior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Named by Politico as among “the ten names that matter in China policy,” Economy served as senior adviser for China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 2021–23 and is the author of several influential books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policy, most recently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hina.


美國優先,中國戰略最後

在最激烈的大國競爭中,美國的外交政策卻迷失了方向。

2025年10月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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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優先,中國戰略最後

八十年前,勝利的美國陸軍司令喬治·C·馬歇爾將軍肩負著新的使命。他要為杜魯門總統所說的「未來這個嶄新而未知的時代」制定美中政策。總統的首要任務是結束二十多年前爆發的中國內戰,並提出有針對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援助,以支持共產黨和國民黨軍隊之間實現和平的目標。儘管這位特使未能成功,但指示卻很明確。在隨後的幾十年裡,歷任美國總統都就美國應如何對待中國提出了不同但同樣清晰的戰略願景,從遏製到接觸——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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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內的對華政策難以解釋。

川普總統指責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俄羅斯和北韓合謀對抗美國,同時也表示自己與習近平關係良好。川普總統曾採取行動吊銷中國學生簽證,但隨後又呼籲發放60萬份中國學生簽證。他的政府曾對向中國出口先進人工智慧晶片實施管制,但四個月後才解除。

與以往各屆政府不同,甚至與川普自己的第一任期不同,川普的對華政策缺乏連貫、清晰的策略。相反,對華政策已成為川普「美國優先」議程的副產品。但該議程在應用於中國時,卻產生了相互衝突的必要性。

美國減少對外承諾和全球關稅戰增強了中國的實力,而那些本應增強美國實力的舉措,例如美國的技術優勢和印太安全,正因“美國優先”的優先事項而受到破壞,旨在削弱政府的作用和與盟友的合作。由於缺乏明確的關係管理框架,「美國優先」將美國政策引向相互矛盾的方向,使其更難確定優先事項並為其提供充足的資源,並損害了美國的長期戰略利益。

霸權已不復存在

川普「美國優先」外交政策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其對美國領導地位的狹隘看法。歷屆政府都擁護美國作為「寬宏大量的霸主」的角色——一個以開明的利己主義創造並維持國際秩序,並從中獲取巨額利益的國家。正如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巴拉克里希南所說美國「在其創造的體系中每產出一美元,就收穫40美分」。

相較之下,川普認為聯盟和國際機構是代價高昂的干擾因素。他已讓美國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他也關閉了美國國際開發署,並掏空了國務院──這兩個機構可以說是美國展現全球影響力的關鍵。

這些舉措使中國成為更可靠的國際力量,並透過「一帶一路」等倡議、擴大在聯合國的影響力以及在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組織中發揮領導作用來推進自身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例如,在2025年9月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合作技術投資項目,中國將與上合組織成員國共同主導,涵蓋人工智慧、清潔能源和數位經濟領域——而這些領域目前美國已不再與合作夥伴共同推進全球議程。

川普政府對美國領導層的狹隘看法也延伸到其拒絕意識形態驅動的外交政策。它採取行動,取消了美國全球媒體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該機構是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的母公司,為中國公民及其他人士提供獨立新聞。美國國務院大幅削減民主和人權項目,並在白宮的指示下,停止報道對集會自由的限制、不公平的選舉以及對人權組織的騷擾——這些疏忽只會讓中國和其他威權國家受益。

最後,川普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標誌著華盛頓將不再與北京在政治價值或治理模式上競爭。

科技和其他力量

「美國優先」的貿易議程也適得其反。白宮「一刀切」的談判策略——徵收關稅並威脅失去美國市場准入——在對華問題上失敗了。

川普政府嚴重誤判了其影響力以及習近平願意被視為屈服於美國壓力的程度。

自川普第一屆以來,中國已減少對農業、能源和技術等關鍵領域的依賴。美國在中國貿易中的份額已從2016年的約16%下降到2023年的10%。同時,美國仍高度依賴中國的核心經濟投入,例如對技術和國防工業至關重要的稀土元素。當中國對幾種稀土元素實施出口管制時,白宮迅速改變了立場。白宮取消了對美國技術出口的限制,甚至阻止台灣總統進行例行過境美國,並且沒有因中國購買俄羅斯石油而對其進行懲罰,儘管美國對親密的安全夥伴印度實施了同樣的製裁。

美國政府力爭引領全球科技發展,並在全球範圍內推進美國人工智慧技術體系,這應該使美國能夠與中國及其全球技術基礎設施「數位絲綢之路」直接競爭。白宮的人工智慧行動計畫明確中國列為美國的技術競爭對手,並主張採取措施應對。美國政府人工智慧事務高級官員戴維·薩克斯表示「我們必須對中國保持警惕……我們不希望中國趕上來。」他的做法很簡單:在除中國以外的所有地區,對美國技術出口進行有限的限制,同時對美國尖端人工智慧產品和晶片向中國出口實施嚴格的出口管制。

但川普透過撤銷自己的出口限制削弱了這項策略,導致許多國家安全界人士譴責該政府。

此外,本屆政府也推行了多項削弱美國長期技術競爭力基礎的政策:提議削減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美國能源部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高達56%的經費,凍結高達110億美元的大學研究經費,並提高美國公司僱用外國專家的成本。

在安全方面,美國政府已將印太地區列為僅次於邊境的第二大國家安全優先事項。在2025年5月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戰爭部長皮特·赫格塞斯警告稱,“中國尋求成為亞洲霸權”,任何試圖改變南海或第一島鏈現狀的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的。五角大廈入股稀土開採加工公司MP Materials,也是減少國防製造業核心投入對中國依賴的重要一步。然而,這些訊號被白宮威脅削減盟國安全保障(除非合作夥伴支付更多費用)、對親密盟友(即使是像英國和澳洲這樣對美國沒有貿易順差的國家)徵收高額關稅以及總統對台灣安全的模糊承諾所掩蓋。威脅退出AUKUS核潛艇條約進一步使人們對美國對印太安全承諾的力度產生了懷疑。

最後,五角大廈警告歐洲防衛夥伴不要介入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是烏龍,只會增加華盛頓本身為維護區域安全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尋找連貫性

儘管川普政府對中國言辭強硬,但其運作模式和源自「美國優先」理念的政策往往會加速中國崛起成為全球主導,而犧牲美國的利益。川普退出全球機構,為中國塑造規則和擴大影響力留下了空間。關稅戰對盟友的負面影響遠大於對中國的負面影響,並引發了人們對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的質疑。而貶低民主則浪費了美國最強大的競爭優勢之一。

最具破壞性的是,美國政府缺乏連貫的對華戰略。它各自為政,缺乏整合和遠見。這限制了其做出明智權衡、利用協同效應和預測後續後果的能力。例如,削弱美國外交機構和民主倡議工作,不僅削弱了美國對抗北京政治模式的能力,也削弱了美國在全球推廣其技術的能力。

川普的交易風格與中國的長期規劃不符。

川普急於達成貿易協議,卻犧牲了自己的國家安全和科技優先事項。他允許中國企業獲得他們迫切需要的出口管制晶片和晶片設計軟體;避免因中國購買俄羅斯石油而對其進行懲罰;並為了討好北京而將親密合作夥伴台灣排除在外——所有這些都沒有贏得類似的讓步。即使是一些前景光明的舉措——比如川普政府對稀土的投資——也仍然支離破碎,與更大的計畫脫節。

歸根結底,雖然川普的「美國優先」方針可能帶來一些戰術上的勝利,但它從根本上誤解了二十一世紀大國競爭的本質。

美國要勝過中國,就必須擁有清晰的願景、連貫的策略,並願意投入人力和財力,優先考慮長期戰略利益而非短期戰術勝利。此外,影響力的建立需要持續的參與,以及向合作夥伴提供令人信服的共同繁榮和共同體願景的能力。

川普的「美國優先」其實就是美國獨自一人——而美國獨自一人無法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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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易明(Elizabeth Economy)是胡佛研究所哈格羅夫高級研究員。易明被《政治報》 (Politico)評為「對華政策領域十大重要人物」之一。她曾於2021年至2023年擔任美國商務部中國事務高級顧問,並撰寫了多部關於中國政治和政策的有影響力的著作,最新一部是《中國眼中的世界》。

天下与帝国的区别--三表五饵是过渡

 天下与帝国的区别--三表五饵是过渡

賈誼陳獻的防禦匈奴的辦法。以立信義、愛人之狀和好人之技為“三表”;
以賜之盛服車乘、盛食珍味、音樂婦人、高堂邃宇府庫奴婢和親近安撫為“五餌”。
見《新書•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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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23年12月06日 19:04

在后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中,贾子的“三表”、“五饵”可能是最具想像力的政治创意。尽管对此构想,人们大都评价不高。比如,班固说:“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从可操作性的政治措施角度说,或许如此。

但二程却别有感悟:“贾谊有五饵之说,当时笑其迂疏,今日朝廷正使着,故得许多时宁息。”对此,朱熹也颇有同感。

所以“三表”、“五饵”未必就真的全然无用。而且,“三表”、“五饵”背后的政治观念可能更值得做一番思想史的细致分析。

一、“三表”与“五饵”——贾谊的帝国战略

“三表”之特征在于仁爱信义。
概言之,即
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

“五饵”之特征在于物欲利益。
概言之,“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四者已牵,又引其心,安得不来下胡抑长也。此谓五饵”。

如果说“三表”源自于儒家理想,那麽“五饵”则源自于法家理念。以义导之,以利诱之,儒法结合,义利并用是贾子在匈奴问题上的基本思路。

尤其是后者更可玩味。因为它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贾子相信,汉朝先进的物质文明对于尚处于游牧阶段的匈奴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优势。

它甚至比单纯的军事实力更能发挥作用。通过向匈奴展示汉朝的物质文明,也许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和平的方式把匈奴演变过来,使之归化于汉廷,“此谓德胜”。

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早提出的解决周边蛮族危机的和平策略。它与后来的“羁縻”政策形同而实异,小同而大异。

它可能没有实际价值,但却有思想意义。因为它把先进的物质文明看成是处理政治事务的一种重要力量。

当然,贾子在设计这个方案时,完全立足于官方渠道,即以朝廷控制的方式去向匈奴推销和显示汉朝物质文明的巨大优越性。

他不希望这种展示方式在官方权限之外的民间渠道进行,以免可能破坏和冲击皇权体制的既定秩序。

相反,他希望通过向匈奴展示汉廷的先进物质文明,能够更加强化皇权体制的等级秩序。这样我们就可看出贾子的思路,通过“输出”汉廷物质文明的方式,达到建立皇权政体的天下秩序。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发现贾子在关注风俗问题时,虽然依旧着眼于皇权政体秩序,但对物质生活却有了另外一种态度。

比如,“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这给人的印象是,贾子在“国内”政治问题上似乎认为物质生活有害于帝制社会的稳定。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在“国内”“国外”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呢?

蛮族接受物质文明可以有助于大一统皇权秩序的形成,而百姓享受物质文明却会损害大一统皇权秩序的基础。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它的前提是没有把汉人和“夷人”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在它设定的“物种序列”里,“夷人”介于人兽之间,即高于兽而低于人。因而“夷人”不知义而只知利。

所以让“夷人”受用物质文明并不是对他们的尊重,而是对他们的峻视。相反,汉民知道礼义为何物。如果不用礼义去提升他的道德,而只用物质去满足他的欲望,那就会损害他的心灵和腐化他的德性。

这种观念的前提是,礼义道德在价值上高于物质生活。同时,高于“夷人”的汉民更有资格和条件去达到礼义境界。

而礼义是大一统皇权秩序的基础,这就在政治观念上引发出一种必然要求,即用两种不同的策略去分别处理大一统皇权秩序中不同领域和层面的问题。

严格说来,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分殊,而是皇权时代大一统政治秩序的中心与边缘之差异。

二、秦汉之际帝国秩序的建构

秦汉是一种“帝国”吗?所谓“秦帝国”或“汉帝国”,是一种随意的说法,还是有其特定的内涵?

一般而言,帝国就是在国家间事务中有强大支配力和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国家必须是绝对独立的。即在它之上不能有任何更高的权力主体,哪怕是纯粹象征性质的“主权”也不行。

正因如此,春秋战国的国家不是帝国,而是诸侯国。尽管战国的一些国家对周边多个国家具有相当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但它们仍然不是帝国。

同时,帝国虽未必与帝制有关,但对中国来说,帝国确实与帝制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在秦汉之前,中国的国家性质不是帝国,而是王国;秦汉以后,中国的国家性质才成为帝国。

帝国而非主义,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之特质,也就是中华帝国之特性。从现在的眼光看,
在三代王国时代,所谓的夷狄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所谓的华夷之辨都是中国内部的事情。

秦汉帝国时代,那些夷狄小国则相当部分都已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中国就面临着一个必须重新安排和规划自己周谩国家地位秩序的问题。

至少对秦始皇来说,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匈奴纳入到自己的帝国版图。对于汉初皇帝来说,南越、西南夷、朝鲜等,它们与中国的关系都需要来重新调整和安排。

在中国皇帝心目中,这些周边国家虽然不是自己直接统治的臣民,但自己仍然对他们负有某种道义的领导责任。

这种领导责任建立在绝对优势的大国与相对弱势的小国之间的那种传统的不对等的依附关系的基础上。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和观念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华夏中心的帝国秩序类似于变相的封建制,或“另类封建制”。即它是将原来王国体制中的内部分封扩展和运用于帝国体制下的外部世界,使周边小国成为皇帝的“外臣”。

皇帝并不直接统治“外臣”治下的臣民,而是通过对“外臣”的册封和承认来达到对该国及臣民的一种礼仪性的控制和象征性的统治。

显然,皇帝与外臣的关系正是帝国秩序努力构制的一种广延性君臣关系。虽然有些国家,有些国家的有些时候,它们本身的领土和权力并非来自于帝国体制的册封,但它们往往都需要得到帝国的认可,或是从皇帝那里获得一个礼仪上的名号。

就小国本身而言,这或许是它们在自己国内维系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必要形式。

正因如此,在正常情况下,小国多以“藩臣”身份自觉依附于帝国体系,求得其合法性保护。所谓“天子多南粤义,守职约”,就是强调的“守藩臣之职,而不逾约制”。所谓“职约”,更多地为帝国所制定。

它涉及到多方面的政治利益。帝国利益和夷狄国家利益常常混在一起。一般说来,小国之间的冲突往往需要借助大国来加以调节和控制。否则的话,大国自身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比如,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告急汉廷。太尉田蚣拒绝救援,而中大夫庄助反驳说:“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恕?又何以子万国乎?”

这实际上反映出两种有差异的帝国观念。一种是消极主义的帝国观念,即尽量不惹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谓“不足以烦中国”,即出于这种考虑。

一种是积极主义的帝国观念,即尽力而为,必须承担一种道义责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在于,大国天子对于小国天然负有一种保护的义务。这种保护小国的义务是一个大国天子的本分和职责所在,容不得借故推托。

一旦天子不能尽到合法保护小国的责任,那麽就会产生两个坏的结果:
一是小国会失去政治依靠,而变得绝望;
二是天子本身也会丧失统治其他小国的政治资格,即“子万国”的合法性和道义性。

这显然是更为严重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华帝国在建构自己理想的帝国秩序时,往往面临着这两种观念和策略的考虑和决断。

三、秦汉之际帝国秩序的观念实践

中华大国与夷狄小国之间的关系也时常处于变化之中。当由于种种原因,中华大国实力暂时衰落时,一些势力小国就会趁虚而入,自立名号。

比如,南越王尉佗在汉初“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高帝定鼎天下后,以“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这一方面多是虚夸,可以不置。

另一方面则是,汉帝对其统治能力的肯定。它所表征的观念意向是,汉帝认为尉佗统治符合中国的政治原则和国家利益。

或许出于这个判断,接着汉帝才给予了尉佗更大的权限。这些记载曲折地透露出中国皇帝对现状的承认,以及建立支配-依附关系的过程。

即汉帝试图通过对小国的承认来换得它们对自己天子地位的承认,从而使之接受自己对双方之间关系的定位和安排。事实上,这样一种外交策略有助于帝国秩序的建立和恢复。

虽然中国皇帝不允许周边夷狄小国妄称天子或僭称帝号,但一旦蛮夷小国这么做了,中国皇帝也绝不会大动干戈地发兵征讨。

而是采取其他种种克制的方式,要么劝告,要么恫吓,总之软硬兼施。但也都是“外交”辞令,而绝少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谓帝国秩序并非武力征服,而是文化驯服。在汉帝理想的帝国秩序中,中国凭借先进的礼乐文明必然有资格来规范夷狄小国的行为和名号。

尽管实际上那些夷狄小国未必真的把汉帝当回事。这属于小国的惯常做法。一方面,在其国自居皇帝;另一方面,在帝国又自称诸侯。

在这种情况下,汉帝所要求的也只是一种面子。即只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来的一种表面性的尊崇和卑躬。

究其然,这说明中国文化在塑造帝国秩序时,更多地考虑到一种道德感召力和礼乐象征性。即周边夷狄小国对中国天子的认同和对中华礼制的遵守。

比如,南粤大臣谏其主时说:“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礼。”可见夷狄国家也是以中华礼制作为依附帝国体制的一个原则。同时它们也必然有自己国家的实际考虑。

对于夷狄来说,认同帝国秩序只是一个政治手段,而非目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要原则都是必须确保自己的安全。

在这一前提下,夷狄国家对中华帝国秩序给予了有保留的认同。所以中华礼制作为调节和维系帝国秩序内部的一个制度基准和观念共识,既说明了中华帝国秩序的有效性,也说明了帝国体制的有限性。

在中国,帝国体制与皇权政体有其内在相关性。皇权政体要求对民众赐恩,帝国体制要求对夷狄赐恩。所以“仁政”、“德治”既能用于“安内”,又能用于“攘外”。

基于此,“诸侯四夷远近欢洽”就成为帝国秩序的理想状态。它意味着,帝国秩序的最高境界仍然是以“恩德”为基轴的礼教文明。

所以皇权主义在处理帝国时代“国际关系”时,大多遵循“恩惠主义”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的基核是“施恩-感恩”模式

所谓“羁縻”,所谓“怀柔”,其实质都是一种施恩的自大表征。

如果我们从“恩惠主义”的角度思考,便可以发现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面相。皇帝不但有权施恩于中国民众,而且也有权施恩于外国蛮夷。所以“恩”实在是中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之本质。

“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谕盛德焉。”
颜师古说:
“言不以威武加于远方也。”
中国天子即位而向蛮夷小国通报,这正是符合帝国体制的正常程序。

这种程序体现出来的政治理念则是皇帝应经常对夷狄表示出一种安抚姿态,即有目的地频频示恩于夷狄,以便确保其忠诚和归化。

同样,夷狄小国也是以“德惠”来作为维系与帝国之间相互信任纽带的关键。
比如,南粤王胡说:
“天子乃兴兵诛闽粤,死亡以报德!”
天子赐德,夷狄报德。
以“德”为核心,帝国秩序便得以合理建构起来°

中华帝国秩序在建构过程中似乎遵循着一个标准,即臣分内外。而这个标准在观念上的明确表述,是在《尚书》中的“五服”。

它以天子京畿为中心,而向外层层扩展,构制成一个相互支撑和环卫的政治秩序统一体。在《尚书》文本中,这种“五服”体制有两个特点:
(1)它只是一种理想,(2)它是天子的自我设置。

在汉朝,帝国秩序建立则另有其规则。这就是:
第一,帝国与小国之间存有一个“约定”;
第二,作为“约定”,它必然要考虑到双方的共同意愿,而不是单方面的任意裁决和分割。

比如,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

据此,汉朝通过与朝鲜的这种“约定”,而规范了对方的权力和义务
所谓权力,即从汉朝获得了一种政治授权,基于这种授权,朝鲜有权控制和管理其他蛮夷事务,即“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

所谓义务,即朝鲜必须保障其他蛮夷部落和帝国之间的正常信道,而不得随意阻挠,即“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

当然,帝国与小国之间的这种“约定”,往往非常松散,并没有多少强制力和执行力度。
它更多地取决于双方实力的相互升降

所以帝国秩序时刻面临着一种无法控制的政治局面,即周边小国往往会膨胀其权力,而不遵守其义务。

“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这是必然的。中华帝国秩序的政治逻辑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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