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传
梁启超〔近现代〕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某某等蹈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某某等为学堂教习，召某某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语。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三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胡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己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叮咛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君既系狱，……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德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二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又散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著书《仁学》之外，尚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札记》一卷，《兴算学议》一卷，已刻《思纬壹壷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并《仁学》皆藏于余处，又政论数十篇见于《湘报》者，乃与师友论学论事书数十篇。余将与君之石交某某等共搜辑之，为谭浏阳遗集若干卷。其《仁学》一书，先择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焉。君平生一无嗜好，持躬严整，面稜稜有秋肃之气。无子女；妻李闰，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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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是湖南浏阳县人。年少时豪爽洒脱，胸有大志，深通群籍，能写文章，喜欢侠义之举，擅长剑术。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小时候就死了母亲，被父亲的小妾虐待，受尽孤臣孽子之苦，所以操心危难的事，忧虑祸患比较多，品德才智一天天增长起来。20岁从军新疆，游巡抚刘锦棠的幕府。刘锦棠很欣赏他的才华，打算向朝廷推荐他，恰逢刘锦棠因为侍奉亲人而辞官，事情没有结果。自此以后十年，谭嗣同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看风土人情，物色英雄豪杰。然而最终因为他父亲为人拘谨，不许他远游，未能了却其游览四方的志向。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谭嗣同更加发奋提倡西方的新学，起始在浏阳开设了一个学会，征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琢磨学问品性，这实际上是湖南全省新学的起点。当时，康有为先生正在北京与上海倡设强学会，天下的有志之士，都奔走响应。谭嗣同于是从湖南沿江而下，到上海，再游历北京，打算拜谒康先生，可是先生正好回广东，所以没有见到。我正在北京强学会任编辑工作，始与他相见，告诉他康有为讲学的宗旨，治理国家的思想，他听了很受感动，十分欢喜，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从此学识更加长进。
当时中日议和的《马关条约》刚刚签订，人人心怀国耻，士气稍有振作。他慷慨激昂，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看到他的丰采，听到他的言论，便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因父亲的要求，他做了候补知府，在金陵等待补官一年，闭户静心读书，深探孔子、佛家学说的精奥之处，融会贯通群贤的思想方法，推广康有为的学说宗旨，写成了《仁学》一书。又经常到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大事，未曾与污浊的官吏相接触。他经常对自己说“做了一年的官，无异于躲入深山隐居一般”。这时陈宝箴做湖南巡抚，他的儿子陈三立辅佐他，慷慨激昂，将湖南的开化当作自己的使命。1897年6月，黄遵宪恰好就任湖南按察使，8月，徐仁铸又来督办湘学。湖南绅士某某等精神振奋，行动积极，提倡新学于家乡，有志之士逐渐会集于湖南一带。陈宝箴父子与前任学政江标，打算在湖南大集豪杰，一起出力经营，做其他省的先导。于是聘任我及某某等做学堂的教习，召集某某回来练兵。谭嗣同也是被陈宝箴所敦促，辞官回家，把家属安置在浏阳家乡，一个人留在长沙，与众多志士一起办理新政。于是湖南倡办的事，像内河小轮船、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保卫局、南学会，都是他提倡论证策划的，这中间以南学会最为盛大。开设南学会的用意是，打算集合南部诸省的志士，联结为一气，相互讲述爱国的道理，谋划救亡的办法，先从湖南一省开办，这实际上兼有学会与地方议会的规模。地方上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议定而行，这其实是学会的意思。这个时候，谭嗣同其实是学会的学长，担任演说的事务。每次会议集合有几百上千人，他慷慨激昂，谈论天下大事，听的人无不受到感动。所以说，湖南全省风气大开，他的功劳是很大的。
今年四月，决定国家大计的诏书已经下达，谭嗣同由于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被光绪皇帝宣召，恰巧生大病，不能去。到七月，谭嗣同才带病进见皇帝，他回答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意，皇上破格提升他，赏赐四品卿的官衔，做军机处办理文书的官，和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预新政，当时号称“军机处四大臣”。参预新政的人，就像唐、宋的“参知政事”，实际上是宰相的职位。皇上想重用康有为先生，可是皇上害怕西太后，不敢实行自己的意志。几个月以来，皇上有什么事情要询问，就命令总理衙门传达圣旨，康先生有什么事情要陈述启奏，就只能写在呈给皇帝的奏书里。自从四大臣进入军机处以后，皇上和康先生的意见才能略微沟通，皇上决心要进行大改革了。可是西太后和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顽固派的忌恨也更加深了，不到十天，戊戌政变就发生了。
当初，谭嗣同刚进京时，有人同他说皇上无权、西太后阻挠变法的事，谭嗣同不相信。到了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要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令他起草诏书，先派太监拿了历代皇帝的遗训给他，传达皇上的话，说康熙、乾隆、咸丰三代皇帝都有开懋勤殿设顾问官的先例，要他查出来写在诏书中，原来皇上将要用这些材料于二十八日亲自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他退朝回来，就告诉共事的人说：“今天才知道皇上真的没有权。”到了二十八日，朝廷里人人都知道要开懋勤殿的事，认为今天圣旨就能下达，但终于没有下达，于是更加知道西太后与光绪帝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于是想给他密诏，上面有我的皇位将近不保，命令康有为与军机四大臣以及志同道合的人火速设法筹划营救的话。谭嗣同和康先生捧着密诏痛哭，但皇上手中没有一点权柄，没有什么办法。当时许多将领当中，只有袁世凯长期出使朝鲜，研究过中国和外国强弱不同的原因，极力主张变法，谭嗣同就秘密上奏，请皇上拿优厚的待遇联络他，希望危急时刻或许能救助皇上，言词十分激昂迫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见袁世凯，特别赏赐侍郎的官衔。初二日，又召见袁世凯。初三日晚上，谭嗣同直接到袁世凯所居住的法华寺，直接问袁世凯：“您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袁世凯说：“是一代少有的贤明君主呀。”谭嗣同说：“天津阅兵的阴谋，您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确实听到过一些传闻。”谭嗣同于是直接拿出密诏给他看，说：“现在可以救助我们圣主的，只有你了，你如果想救就救救他！”又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不想救，就请你到颐和园告发我，并杀了我，你可以凭借这得到富贵了。”袁世凯声色俱厉地说：“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同事奉的君主，我和你同样受到非同一般的恩遇，救护的责任不仅在你。如果有什么指教，我自然愿意听的。”谭嗣同说：“荣禄的阴谋，全在于天津阅兵的举动，你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都受荣禄的指挥调遣，将要用兵力挟持皇上逼他退位。虽然这样，董福祥、聂士成不值得一提，天下的英雄豪杰只有你。如果事变发生，你用一支部队抵挡他们二支军队，保护皇上，恢复大权，肃清君主周围的坏人，整肃宫廷里的秩序，指挥起来镇定自若，这是当世无比的事业啊。”袁世凯说：“如果皇上在阅兵时快速驰入我的军营，传下号令来诛灭奸贼，那么我一定能紧随你们之后，竭尽一切力量来拯救。”谭嗣同说：“荣禄待你一向优厚，你用什么对付他？”袁世凯笑着不说话。袁世凯慕里一个人说：“荣贼并不是推心置腹地对待慰帅，过去有人要增加慰帅的兵力，荣贼说：‘汉人不可给他大兵权。’他不过一向笼络慰帅罢了。就像前年胡景桂弹劾慰帅一事，胡景桂是荣贼的亲信，荣贼指使他弹劾慰帅，而自己来查办，洗清冤情来显示对慰帅的恩德。不久，胡景桂就委任宁夏知府，随即升为宁夏道，这是荣贼极其阴险奸诈的地方，慰帅难道不知道他！”谭嗣同于是说：“荣禄本是曹操、王莽似的人物。当代少有的奸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怒目而视说：“如皇上在我的军营，那么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罢了。”于是互相详细地研究了救皇上的打算。袁世凯说：“现在军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的手里，而营、哨各官员，也多属于旧党人员，事情紧急了，既然已经确定计划，那么我必须急送回营，另选将官，并设法准备贮存弹药，就可以了。”于是再三嘱咐袁世凯，就离开了。当时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天了。到了初五那天，袁世凯又被召见，听说也接到秘密诏书了。到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
当时，我正在谭嗣同的寓所拜访他，相对坐在榻上，筹划着救助皇上的办法，可是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忽然传到，不久，又听说西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谭嗣同从容地告诉我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现在想救康先生，也已经无法可救。我已经没有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虽然这样，天下事情知道它不可能却要做它。您试着进入日本大使馆，拜见伊藤先生，请他发电报给上海领事来救护康先生吧。”我这个晚上就住在日本使馆，谭嗣同整天不出门，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结果没有来，就在那第二天，进入日本使馆，和我相见，劝我去日本，并且携带了他所著的书和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信一箱，托付给我。说：“没有出走的人，就没有办法谋取将来的事，没有牺牲的人，就没有办法报答贤明君主。现在康先生的生死不能预料，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我和您分别充当他们。”于是互相拥抱一下就分别。初七、八、九三天，谭嗣同又和侠士们商议救护皇上，事情终于没有成功。初十日，就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有几位日本志士苦苦劝他去日本，谭嗣同不听；再三劝他，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终于没有离去，所以遭了祸。
谭嗣同已经囚在监狱里，……在八月十三日这天，在刑场上被害，享年三十三岁。就义的那天，围观的达万人，谭君慷慨激昂，神情没有丝毫改变。当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谭君喊刚毅上前来说：“我有句话……”刚毅走开不听，于是从容就义。啊！壮烈呀！
谭嗣同天资超人，在学问方面无不探究，以日日求新作为求学的宗旨，所以能做到无所拘束，善于舍弃自己的短处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他的学问每天都有进步。每隔十天不见面，他的议论学识一定会有所增长。他少年时曾做过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也喜欢谈论中国古代的兵法。三十岁以后，就都放弃了，专心探究西方天文、自然科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学问，都很有心得。又细心研究宗教，他和我最初相见的时候，十分推崇基督教兼爱的教义，却不知有佛教，不知有孔子，不久，听到康有为所阐发的《易》、《春秋》的义理，彻底了解了大同太平的道理，体会到乾元统天的精妙意思，就十分佩服。又听到《华严》性海的学说，领悟到世界没有限量，现身没有限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分垢净，除了救人之外，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道理。听到相宗识浪的学说，领悟到众生学佛的能力没有限量，所以说法没有限量，种种差别，和法界圆融、常住不灭的道理，更加佩服。从此豁然贯通，能融会万法为一，能衍绎一法为万，无所牵挂，做事的勇猛劲头更加明显。在金陵等待做官的一年，日夜用心探究孔佛之书，金陵有个居士叫杨文会，博览三学教典，熟悉佛教义理，以流通佛经为自己的使命。谭嗣同经常和他在一起，于是得以看遍佛家的经律论三藏，收获日益精深。他的学术宗旨，主要的思想见于《仁学》一书，又有一些散文见于与友人讨论学术的书信中。他所著的书除了《仁学》之外，还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兴算学议》一卷，这些都已经刊刻。《思纬吉凶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并《仁学》都收藏在我这儿。还有几十篇政论，发表在《湘报》上，以及与师友论学论事的书信几十篇，我将和他的好朋友一起搜索合辑，编《谭浏阳遗集》若干卷。他的《仁学》一书，，先选择其中稍微平易的部分，附印在《清议报》中，公诸于世。谭嗣同平生没有什么嗜好，修身严肃齐整，面部棱角分明，有端庄严肃的气质。没有子女。妻子李闰，是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八十年來的譚嗣同研究
陳善偉
譚嗣同(1865-1898)是清末激進的思想家。雖然他的生命極為短暫,但他在中國歷史上卻起過重要的作用,自1898年譚氏壯烈犧牲後,他的生平與思想一直為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本文目的就是探討八十年來有關譚嗣同研究的成果,並提出將來研究的可行路向。由於一般書籍在介紹譚嗣同時多所謬誤,故以下先以比較可信的年份簡介譚氏的生下。
甲、北京時期
一譚嗣同生平
譚嗣同是湖南瀏陽縣人,但生於北京,死於北京。他在
他的壽命雖然短促,但他的一生對晚清思想界與政治運動,則有深巨的影響。
譚氏出身於仕宦之家。在他出生前六年,其父譚繼询考獲進士,在京城任官。
1874 年昇任為戶部員外郎,1877年任甘肅鞏秦階道,1899年任湖北巡撫。
這裏特別將譚父的官職與任職地介紹,是因為譚嗣同一生的行踪,與其父之任所關係密切。除早年游學瀏陽數載,及就義前三數年與志同道合之士搞政治活動,身在長沙與北京外,其餘的日子都跟父親在一起,間或從其父任所出外應考科舉,試罷,復返回原址。由此可知,譚嗣同最初的十二年是在北京生活的。這十二年間究竟有甚麼事情值得提出研究?第一當然是求學。譚嗣同由五歲起開始讀書,共師事三位老師。
第一位是畢純齋,讀些《三字經》、 《五字鑒》、《四書》等書籍。譚嗣同似乎資質甚佳,一開始讀書「即審四聲,能屬對」。
第二位是韓蓀農,嗣同八歲起拜他為師,與其仲兄嗣襄「厲呼憤讀,力竭聲嘶」, 用功之動,可見一斑。對他後來思想發展最有影響力的是
第三位老師歐陽中鵠。
歐陽中鵠是瀏陽的著名學者,非常推崇湖南王船山的學術與氣節,故自號澀無。譚嗣同與歐陽中鵠關係特別密切,原因有三:
一是歐陽中鵠與嗣同父親有「舊誼」,故居其家中,認識特別深;
二是因為歐陽中鵠的才學,較諸譚嗣同其他二師為高;
三是歐陽中鵠思想尙算開通,後期譚嗣同在湖南的活動,他會以師生之誼加以幫助。
但當譚嗣同思想再往前走的時候,歐陽中鵠與他的意見漸形相左,並發生矛盾與衝突。
然而,無論如何,他們師生關係之密切是無可置疑的。我們可以從歐陽予倩所輯的《譚嗣同書簡》中他們師生幾十封書信往還,看出二人時常討論學問時事,藉以了解歐陽中鵠對譚嗣同的思想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的。在思想方面,
另一位對譚嗣同具重要影響的人是王船山。譚對三船山推崇備至,曾作《上志》以表其志,並自認是王船山的「私淑弟子」。*
譚嗣同的家庭在這一時期值得一提的地方。
這跟他後來對中國傳統倫常觀念的攻擊有莫大的關係。譚父在昇為戶部員外郎後,討了個妾侍(譚嗣同及其兄姊等皆稱之為 「唐夫人」),並十分寵愛她,造成妻妾之間不和。譚嗣同七歲那年,大哥嗣貽回瀏陽結婚,母親亦隨去。在母親不在北京的那一年,唐夫人對譚嗣同諸般歧視與虐待,令他幼小的心靈產生反感。在他十二歲(1876年)那年,譚嗣同更遭遇到一個重大打擊: 他的母親徐五緣、長兄嗣貽、二姐嗣淑皆因染白喉症而死。嗣同自己亦「短死三日,仍更蘇」。譚父因而給他取名「復生」。嚴重的家禍,使嗣同感到無限的悲傷。他後來在 《湘痕詞八篇並敘》裏說:
少更多難,五日三喪,唯親與故,歲以凋謝,營營四方,幽優自軫。*
他在《仁學》自敍裏亦說:
吾自少而壯,偏遭網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而卒不死。由是益以為塊然驅壳,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鍾之志矣。
以上的話很重要,是這位烈士回想十二歲時對生命意義的看法。
一直以來,研究譚嗣同的其中一個課題是:
他的死究竟是如梁啟超所說的「為報聖主」,
或是為他自己的 「信念」?
本人相信最好的方法是檢視一下譚嗣同的生死觀。在每一次嗣同因家人或親友的去世而為文追悼時,他都對死亡提出自己的見解,而這些見解都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他當時研習的思想家所影響。
總括一下譚嗣同生命最初的十二年,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乙、甘肅時期
譚嗣同十三歲那年(1877年),其父由京官外放,補授甘肅鞏秦階道。在赴任之前,決定到湖南瀏陽為其亡妻徐五緣修墓,嗣同同往,並認識了唐才常。譚父為免兒子荒廢學業,就請適值回瀏陽的歐陽中鵠教他,而唐才常亦得其父賢疇同意,得與嗣同共師事歐陽中鶴。由於二人性情相近,意氣相投,所見所思相同,後來復同為改革運動的主力,故成為「二十年刎頸交」。
然而他卻遇上了在北京的著名學者劉人熙,途拜他為師,並開始對張載及王船山思想加以研究。二月,譚嗣同在北京應試落第後回蘭州,再往湖南, 而其仲兄嗣襄則往台灣為巡撫劉銘傳幕府,二人相別於漢口。但其兄赴台不久,即於五月初病逝。譚嗣同因而「創鉅痛深」。從1878年至1889年居甘肅期間,據譚嗣同記載, 往來度隴者八。。
丙、湖北時期
在其後的四年中,嗣同參加省試,仍然落第。據他自己說,由光緒十一年至二十年(1885 年至1894年),亦即是二十一歲至三十歲之時期,「十年中六赴南北省試」,統不第。 因身居湖北,逐漸見到洋務事業的開展。經上海往北京時,認識了傳蘭雅John Fryer. 看到廣學會譯出的「西學」書籍,眼界為之大開。
戰爭結果,中國大敗,於次年與日本訂立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譚嗣同憤慨激昂,大聲疾呼,認為國家危在旦夕,要救亡圖存,決不可「因文守舊」,而應盡變西法,因自號「壯飛」。
次年受父命在南京為候補知府,見官場黑暗,更加強了變法的信念。這時他從楊文會(仁山)學佛,結合儒學、西學及其他理論著成《仁學》 一書。
嗣同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內河小輪船、礦務局、南學會,並於次年三月創辦《湘報》。是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接受康有為的建議,在學士徐致靖的保舉下, 任命譚嗣同為四品咖銜軍機章京。當時光緒帝力圖改革朝政,無奈大權實操於慈禧太后手中。譚嗣同雖然祇做了十七日官,既建議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又負責找袁世凱勸他殺榮祿、除舊黨。可惜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慈禧獲悉此事後,再度訓政,幽禁光緒於贏台。 八月初十日譚嗣同與康廣仁、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等「六君子」被捕,十三日被斬首於京城菜市口,壯烈犧牲。
二譚嗣同研究
簡介了譚氏的生平後,以下進一步探討有關研究譚嗣同的若干問題。
甲、傳記
譚嗣同的生平事跡,最早為之介紹的是梁啟超的《譚嗣同傳》,發表於1899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四期的《清議報》。梁氏與譚嗣同交情甚篤,作 >。梁氏與譚嗣同交情甚篤,他以細膩而充滿感情的筆觸, 寫成這篇上佳的傳記體著作。其後有關譚嗣同生平的著作,都是在梁作的基礎上寫成的。例如1913年蕭汝霖的「瀏陽烈士傳」(1932年收入閔爾昌所編的《碑傳集補》 時改名為「譚嗣同傳」),1927年趙爾巽等編《清史稿》中譚嗣同部分10,1934年發表於《報學季刊》的「譚復生事略」11,1936年蔡冠洛所編的《清代七百名人傳》12, 幾乎都是一字不易的引用梁作的材料。較諸粱著傳記詳盡翔實的(以當時水準來看), 是湯志鈞所寫的《戊戌變法人物傳稿》13。因為當時《湖南歷史資料》已發表了譚嗣同未刊稿,提供了不少研究上的方便,故能增加這方面研究的深度。
然而,梁啟超的《譚嗣同傳》是否完全可信?答案是否定的。這篇傳記值得商榷的地方包括:14(一)譚嗣同是否曾於1884年往新疆為巡撫劉錦棠的幕府?(二)梁著謂譚「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然譚嗣同的《三十自紀》並無提到他會到過新疆、浙江台灣三地。(三)梁謂譚1895年遊京師謁康有為,適康歸廣東,不獲見。按譚嗣同於1896年春才由湖南往上海,再往京師見康氏,時間上顯有出入。(四)梁謂譚嗣同走集應和「強學會」,但譚本人在寫給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謂:「嗣同於總會分會均未與聞,己既不求入會,亦無人來邀。無論或開或禁,原與嗣同毫不相干。」(五)梁氏謂嗣同死前曾說:「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這與譚氏《仁學》中揭示「民貴君輕」的道理而反對為君主「死節」之說,顯相抵觸。(六)《譚傳》裏有「獄中題壁詩」一首: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歷來對「兩崑崙」一詞,究有何指,言人人殊。梁啟超認為是指康有為和大刀王五;15 陶菊隱則認為應是胡致靖與大刀王五;譚訓聰以為是指譚嗣同的僕從胡理臣、羅升二人;17唐才質則認為是指唐才常與大刀王五;曹典球則認為「思張儉」乃喩思念逃亡之康有為,「待杜根」則喩等待唐才常之來京鋤除西太后慈禧。18此五者,各持其說,莫衷一是。而黃彩健甚至認為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據《繡像康梁演義》,此詩應為:
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19
此詩一出,表面上似乎將以上「兩崑崙」的問題解決過來,但實際上卻將問題複雜化了。最根本的問題是黃氏所引那首詩是否確為譚嗣同所寫?而《繡像康梁演義》這類坊問作品是否可信?20「兩崑崙」誰屬的問題似乎依然存在。
梁啟超為譚嗣同好友,關係密切。他的《譚嗣同傳》幾乎凡是研究譚嗣同的人都必引用。何以此傳問題如此之多?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梁啟超當時已成為保皇黨骨幹, 他為譚作傳,目的是假譚嗣同之名以作號召,故將嗣同描繪成康有為的追隨者。但譚嗣同強烈的反異族統治和反君主專制的思想,顯見康譚之間實在是有一定的距離的。
乙、年譜
有關譚嗣同的年譜,計共有以下四種:(一)陳乃乾在1925年編《譚瀏陽全集》時輯成的《瀏陽譚先生年譜》(上海文明出版社);(二)楊廷福於1957年編的《譚嗣同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三)楊一峯在傳記叢書《譚嗣同》書末所附錄的《譚嗣同先生年譜》;(四)譚訓聰1979年編的《嗣同公年譜初稿》(刊於台北出版的《湖南文獻》)。
論關係,譚訓聰是譚嗣同的繼孫;論成書先後,譚訓聰的《年譜》亦為最晚;但論成績, 由於他學術水平及與譜主關係太密切,讚譽之辭過多,而研究態度亦欠嚴謹,故《年譜》 的價值不太大。而陳乃乾與楊一峯兩人所編的《年譜》,內容簡單,篇幅短小,無甚足觀。四種《年譜》中,祇有楊廷福的《譚嗣同年譜》始終為史家所引用。但使用這本二十多年前的著作時必須十分小心,因爲《年譜》中錯漏的地方實在不少,如:(一)譚的早期著作《治言》思想保守,並非楊氏所謂「已蘊有變法思想」;(二)《治言》作於1889年而非1885年;(三)「報貝元徵書」寫於1895年而非1894年;(四)譚氏並非在1895年往北京見康有為,而是在後一年;(五)「道器」見解不見於《仁學》,祇見於「報貝元徵書」;(六)楊形容譚嗣同的老師歐陽中鵠為進步人士,加以肯定其地位,忽視其後期 「阻撓湖南新政」之舉;(七)楊謂嗣同「少年時喜愛今文經學」是錯的;他早歲並不喜愛「今文經學」,對「公羊專家之學」是頗有微詞的;(八)楊謂譚於光緒二十三年十月棄官往湖南是錯的,確實時間應是光緒二十四年春。諸如此類的錯誤,不勝枚舉。 但要指出的一點是,在以事繫年的譜傳中,到現階段為止,尚無一本比較可用的書,故期望將來有心人將這幾十年來的研究成績綜合運用,編一本翔實準確的年譜,以饗讀者。
丙、原始資料
研究一人或一事,首要的條件在具備完善的原始資料,資料愈豐,史實愈確。有關譚嗣同原始資料刊行的情況,在他短短一生所寫的論著中,生前出版的計有:1894年的 《東海賽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為其兄出版並寫上序言的《遠遺堂集外文》初編、 續編,刊於1894年;1897年在金陵(南京)刊印的《石菊影廬筆識》;1895年歐陽中醫替他出版的《興算學議》,及在1898年三月《湘報》刊行的文章。但最重要的著作《仁學》則是在死後幾個月分別在日本橫濱的《清議報》,上海的《亞東時報》發表。若以匯集成書,以文集式刊行作研究資料之用,當以1925年出版,由陳乃乾所編的《譚瀏陽全集》較為可取。此集主要用《湘報》與《清議報》資料編成,內容並非完備。在此以前,亦有譚嗣同文集的出現,例如1900年出版的《瀏陽二傑遺文》,上卷為《譚嗣同文集》, 下卷為《唐才常文集》;1910年出版的《章譚合鈔》,包括《舊學四種》與《石菊影廬筆識》; 1917年張元濟編的《戊戌六君子遺集》,有關譚嗣同的部分共二卷,即《舊學四種》及 《遠遺堂集外文》初編、續編:《譚復生唐佛應先生墨跡》等等。但一般研究者多用《譚瀏陽全集》。1927年更有羣萌社出版,許嘯天編的《譚嗣同集》。嗣後二十五年,《譚嗣同全集》面世,此集由蔡尚思主編,三聯書店出版。《全集》共分四卷:第一卷、第二卷是論文及其他散文;第三卷是書信;第四卷是詩及其他韻文。這本集子成了1981年新增訂的(譚嗣同全集》出版以前所有研究者採用的一本資料集。但其中缺點不少:(一)當年刊載譚氏文章的報刊如《湘報》無從覓得,僅以《湘報類纂》轉錄一部分;(二)以類分的編排並未顧及原作時間次序;(三)信札編號紊亂,時間倒序;(四)譚嗣同最重要的著作《仁學》祇根據日本鉛字版排印, 祇根據日本鉛字版排印,而無參照校覈1901年的《國民報》本,《清議報》,及《亞東時報》本,故內容頗有問題。1959年至1960年期間,《湖南歷史資料》 發表了不少譚嗣同未刊稿,而1955年出版的《譚嗣同質蹟》亦提供了好些新材料。
最近《譚嗣同全集》增訂本的出版,實在令人感到興奮。據編者所言,增訂本與三聯版不同之處主要是在:(一)以時為序,重行編次;(二)增輯佚文,以求完備;(三) 選擇底本,判明各篇出處;(四)校勘異同,探索版本源流。這幾點都非常重要,以後的研究有此《全集》為根據,實是研究者的大幸。然而正如每一本書,每一本文集一樣,缺點是難免的。這裏我祗舉(仁學》的標點問題來說明一下。無論《清議報》或《亞東時報》 本標點都是後來加上的,原稿當無標點。淺易的地方,問題當然不大,出錯的機會亦少。 但具哲理性的地方則需要較為小心處理。例如《仁學》第二十六章即有兩處斷句錯誤。21 第一句:「其謂有始者,乃即此器。世間一日一地球云爾。」編者在「器」與「世」之中下句號,這是錯的。可能他們並未留意到三聯版此處的錯誤。第二十六章全章談論到佛教轉識成智的問題,故文句中帶有佛家術語,自是理所當然的了。此處標點事實上應該是:「其謂有始者,乃即此器世間。一日一地球云爾。」因「器世間」是一佛學名詞, 泛指一切眾生住居之國士世間,以分別於有情世間或眾生世間而言。另一處標點錯誤是在同一章節裏:「華嚴,小教小學也,非《大學》所用。」驟然看來,此句標點並無問題,意謂佛教華嚴宗教義,屬於微不足道之教派與學說,並不為《大學》一書所採納。 但若再細心一想:這與譚嗣同《仁學》一書裏面所表現對佛教的態度是否一致?大家知道,譚嗣同於1896年在南京與近代佛教署名居士楊文會(仁山)學佛後,是全盤肯定佛教的價值的。他在《仁學》中對佛教推崇備至,可證諸於以下的說話:「佛教大矣,孔次大,耶為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率乃及佛,此其序矣。」又說:「夫惟好學深思,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者也,即未有能外佛經者也。」則第二十六章所表達對華嚴的態度,與譚氏的基本態度相左。若再加檢視原文,原來是標點上的誤導。文中所言的 「小教」,是指華嚴判教中所謂「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頓教」,與「圓教」中的「小乘教」。「小乘教」為五教中的最下者,故「不爲《大學》所用」 是可以理解的。換言之,這句標點應該是:「華嚴小教,小學也,非《大學》所用。」 證諸文內將其他四教與《大學》格物致知章加以比附,可見吾言不差。此集雖有微瑕, 但其資料之繁富,編排之嚴謹,實為各本之最。
丁、譚嗣同各階段研究評議
譚嗣同研究的情況與原始資料的出版有極度密切的關係。新的資料充實了研究的基礎,也開拓了研究的天地。今以《全集》為據,將有關譚嗣同的研究分五個階段來討論。
(1)由譚嗣同的死至1925年陳乃乾《津瀏陽全集》的出版 傳記體時期
綜觀此時期之作,幾無分析性文章。這時最具代表的作品是梁啟超的《譚嗣同傳》,其餘的作品多引用梁作,詳見本文「傳記」一節。
(2)由1925年至1954年蔡尚思編《譚嗣同全集》止——————點滴研究時期
在此時期,大部分的教科書都有介紹譚嗣同,其中較為詳盡的有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及侯外廬的《近代中國思想史》。而較具挑戰性的文字則出現於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中質問譚嗣同的死是否為無意義的犧牲。24最有分量的作品要算 1933年由陳伯達所寫的《論譚嗣同》。25這是第一本研究譚嗣同的專著。姑勿論陳伯達現時的政治處境如何,他在譚嗣同研究方面可算是一位開路先鋒。雖然作者自言是養病時期四五十天完成的作品,但已頗為詳盡地交待了譚嗣同的時代與其作品產生的關係。此書後來收入陳氏《質理的追求續篇——————新啟蒙運動史論文二集》。在論譚嗣同的文章中, 则以余牧人的《譚嗣同的宗教觀》較具深度。大学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3)由1954年至1964年 唯心唯物論爭時期
1954年《譚嗣同全集》的出版,無疑是譚嗣同研究的重要階段。它引發起的很多論著,水準較諸以上兩時期為充實。而最令人注意的是國內史學家專注於研究譚嗣同是一個唯心主義者還是唯物主義者的問題。”台灣及海外學者則較著重於討論譚嗣同的思想及其歷史地位等問題。總的來說,整個時期的特色是唯心唯物者的論爭。而事實上這個問題的引發,可追溯至陳伯達的著述。他給予譚嗣同很高的評價:「我們不能忘記譚嗣同的勞績,他對於舊中國恥笑怒罵的描寫的勞績。這種勞績,不僅給戊戌政變留了歷史上不朽的痕迹,而且給了辛亥革命以有力的精神上的武器,開拓了五四運動的門戶。」此外,陳氏還認為譚嗣同是唯物主義者。在1955年以前,幾乎大部分國內的歷史學家如譚丕模、何乾之、楊正典等都是從陳說。雖亦有主唯心者,但始終勢力不大。直至1956年張玉田正式對這個說法提出異議。張玉田發表在《光明日報》題為「論譚嗣同哲學思想的唯心主義性質——與楊正典同志討論譚嗣同的哲學問題」的一篇文章裏,肯定地指出佛學的主觀唯心論是譚氏哲學的思想基礎,故其哲學體系是唯心的。爭論得最激烈的倒是李澤厚與孫長江二人。前者肯定譚嗣同是唯物主義者,後者認為是唯心主義者。你爭我辯, 寫了好幾篇文章。其他學者如張登之、祝瑞開等亦紛紛參與討論,情況熱鬧。這個爭論牽涉的問題廣泛,但最為人注意的是「心力」這個概念。嚴北溟1962年在《哲學研究》 發表的「論譚嗣同的仁學思想」一文中,將主唯物者的說法綜合為六派: 說;(二)「原質」或「質點」說;(三)物質概念說;(四)「心力」具有物質性說: (五)「泛神論」說;(六)「以太」爲「氣」說。他認為各派所說都不是,譚嗣同應該是唯心主義者。嚴北溟這篇文章,算是將唯心唯物十年來的爭論宣告一段落。總括來說,唯心唯物的爭論是馬克斯學派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一個無可避免的問題。唯物在此派學說裏多少代表進步、積極,是好的一面;唯心是退步、消極,是壞的一面。評價譚嗣同的確是相當困難的。正如譚嗣同在《仁學》序言中所言,他在撰述時所吸取利用的學說實在是五花八門,中西兼備,而其主要的概念如「心力」、「以太」等亦採自各家各說而成。要界定他的思想究竟是唯心或是唯物,首先就涉及到序言中所提到的哲學源流是唯心或唯物的問題。而就算某家某說基本上是唯物的,但在《仁學》一書所表現究屬唯心抑唯物還未可斷定。序言中,譚嗣同提到其思想源流時說:
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 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 《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32
這許多大經大典都非容易了解者,亦是唯心唯物不易分別處。恪守馬克斯主義的學者試圖將譚嗣同的思想從以上每一種思想源流分割出來,而加以明確地界定譚嗣同在此派史觀裏的地位,實在是件不容易做到的事。《仁學》中每一個主要概念,如「仁」,如「通」、如「以太」、如「心力」,但有唯心唯物的兩面性,加以分割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不過,如果一定要加以界定譚嗣同的思想何屬,似乎祇可以說唯心的思想是主流。雖然不同學者對此問題有不同的見解,總的來說,佛學為其思想主流是最為可信 ·梁啟超知譚嗣同甚深,雖然他站在保皇會分子的立場,在《譚嗣同傳》中把譚描繪為同道中人,但他對譚嗣同哲學思想的基本脈絡卻了解得相當透徹。他說譚嗣同「治佛教之唯識宗華嚴宗用以為思想之基礎。並謂譚嗣同的整個思想體系是一種「應用佛學」,自是的論。但站在一個歷史工作者的立場來說,本人期望母因主義範疇的問題而忽視了其他方面的研究。
中國文化研究所
除了唯心唯物之爭論外,此時期亦有幾部值得一提的作品。首先是楊廷福於1956年出版的《譚嗣同年譜》。這本書前文已討論過,此處不再贅述。此書雖有缺點,但二十多年前的著作,又寫於《譚嗣同全集》出版後一年多,似乎不應太過苛求。1958年,適値戊戌變法六十週年紀念,《湖南歷史資料》為配合此項活動,由1958年第三期至1960 年第一期刊登譚嗣同未刊稿,使研究譚嗣同的興趣更加濃厚。在芸芸諸作中,以湯志鈞與張德鈞兩位史學家研究水準與思想性較高。湯志鈞當時力主《仁學》須以《清議報》與 《國民報》版本合校,以得到較完善的版本。35此一意見,今日終於在增訂本的《譚嗣同全集》中得以實現,實在是一項進步。另外張德鈞在其文章中指出梁啟超記譚嗣同事實方面失實,及在指出楊廷福《年譜》的錯誤等方面,貢獻亦不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有可能是第一本寫譚嗣同的博士論文,作者為Nathen Talbott,題目是:Intellectual Origins and Aspects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Jen-hsüch' of T' an Ssu-t' ung, Martyr of the 1898 Reform。37但水平不高,若干段落譯文亦頗有可商之處。這些都是譚嗣同研究第三階段值得一提的地方。
(4)1965年至1980年———————海外學者論著時期
正當國內學者意氣高漲地討論譚嗣同是唯心主義者或是唯物主義的時候,大陸政壇開始波濤洶湧,文化大革命將蓬勃的學術界帶到寂然無產的時期。反觀海外,台灣、 美國、香港等地的學者,卻能在譚嗣同研究方面向前推進,成績亦相當不俗。雖然一般通俗性的文章素質提高不了多少,但著作數量卻有顯著的增加。此外,黃彰健、王德昭, 及一班年青學人在這方面亦做了不少工夫。黃彰健先生所著的《戊戌變法史研究》中論述譚嗣同從事自立民權活動的部分,「論今傳譚嗣同獄中題壁詩會經梁啟超改易」一文,及「譚嗣同全集書札繫年」一文均極具參考價值,38但黃氏因未見《湘報》原刊,故若幹著作繫年猜測居多,有不足信之處。先師王德昭教授除了在孫中山革命思想研究方面成績卓立外,對譚嗣同研究方面之見解深刻正確,值得加以指出。40年青學者的論著,台灣有兩篇碩士論文,美國亦有兩篇博士論文專論譚嗣同,俱為力作。故綜觀第四階段的發展,以海外學者為主力。
(5)1981年增訂本《譚嗣同全集》的發行至現在————————新階段的開始
1981年在譚嗣同研究方面因增訂本全集的出版而呈現新局面。除了將以往散見於各刊物的譚氏文稿盡收在此集外,亦增添了不少資料,可供研究的內容充實了很多。而另一本甚為有用的參考資料亦於同年出版,此即周振甫的《譚嗣同文選註》,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選註的文章包括:《治言》、《石菊影廬筆識》、《報貝元徵》、《仁學》、 《壯飛樓治事十篇》等譚嗣同的重要作品,對於了解譚氏的思想有極大的幫助。另外,同年出版的兩本書:鄧潭洲的《譚嗣同傳論》及徐義君的《譚嗣同思想研究》,對了解譚嗣同都很有用。
譚嗣同的研究,在可預見的日子裏,肯定會呈現新的局面,而這個局面的開始,多少代表了一個新的階段的形成。
三結語
根據我個人對有關譚嗣同著作的統計,約共二百之數,“試表列如下以見其概略。
傳記
21
哲學思想
41
年譜
4
佛學
5
詩文
16
經濟
2
政治思想
12
以太
1
改良主義
6
維新 1
秘密會社
2
唯心
6
學會
1
唯物
6
大刀王五
3
仁學 11
梁啟超 7
烈士
4
台灣2
一般思想
17
著作
43
上述諸作,驟眼看來的確洋洋大觀。但細心再想,恐怕真正有價值的學術論文祇有數十篇而已。原因之一是有相當數量的文章旨在歌功頌德,並非以平實的學術態度去看待譚嗣同的歷史地位。原因之二是有部分文章未能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例如《譚烈婦傳》、42《譚嗣同夫人的殉節故事》,即此類之作,就算有所發見,亦未見得對譚嗣同研究會有很大的幫助。原因之三是有很多文章在成文之初會作出貢獻,解決過部分問題,但現在它們的學術價值已相對減弱了,祇作為他日研究的基礎。例如湯志鈞的《仁學版本探源》,44楊廷福的《譚嗣同著作書啟寫作年月考》,45黃彰健的《譚嗣同全集書札繫年》等文皆是。原因之四是很多文章連篇累贅的討論唯心唯物等糾纏不清的問題, 創獲卻不大。在披沙揀金的過程裏,我們發覺研究譚嗣同的工作還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以往,研究工作在縱的方面做了不少工夫,由譚的身世、經歷、求學、從政,以至壯烈殉軀等有詳細的探討,而忽略了横的方面的研究。我們應該要跳出譚嗣同個人以外而審視一下當時的社會、人物、外來的思想如何衝擊譚嗣同,而譚的回應如何?與其他思想家的回應又有何分別之處?個人是社會、政治的縮影,而社會、政治亦受到有思想的人的牽引而走向一個新的方向。要研究橫的方面,必須多看當時的雜誌、書報等,以觀其流行的想法,並分析這些想法是否反映於譚嗣同的身上。一個縱橫綜合式的研究可以比較真確地認識到譚嗣同在當時歷史環境下所佔的地位,這自非徒然人云亦云地讚美或咒文化研罵所可以比擬的。
以上一點使我想到編製年譜方面的一些問監、極歌功頌德之能。有關譚嗣同的四種年譜,至今尚未有一種完全使人滿意,主要是傳統編年譜的形式未盡完善。個人比較喜歡丁文江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那種兼敍兼引的形式,但仍需改進。這種新的體裁以傳統年譜形式為綱,又按年月加上譜主的著作、 往來函件,並於需要處加上註釋,又輔以史家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爭論點,再加以個人的評價、意見等。如此,讀者既清楚譜主的作品的寫作日期,對其寫作背景、心態等亦可一目了然,集年譜、全集、註釋、傳論於一身,用不同字體排出,既醒目又詳盡,是一種值得嘗試的新體裁。
再從縱的一面去討論,譚嗣同那短短三數十年的心理歷程,實在亦很值得以現代心理學去加以研究。這亦牽涉到另一問題:現階段的歷史人物研究是否應更廣泛採用科際綜合的方法去探討?個人認為是應該的。例如趙靖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譚嗣同經濟思想」一文,4”就是以經濟學的眼光去看譚嗣同的是與非,有不少新的見解。 《增訂本譚嗣同全集》的刊行提供了一個較為全面的研究資料。在這個基礎上,在過去許多史學家辛勤所得的成果上,我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譚嗣同研究會有更大的進展。進展的快與慢,這又視乎我們肯下多少工夫。期共勉之。
岂止是要卖掉新疆、西藏，在谭嗣同的计划里，他是要卖掉所有的边陲之地，甚至包括青海、蒙古、满洲。另外，维新派的另一位领头人康有为，这哥们更狠，准备直接卖掉中国，让日本、美国、英国来统治中华大地。
今天，我们谈到戊戌变法，大部分人的印象是；这次变法既是中国近代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因此，戊戌变法极大的推动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发展。
诚然，这次变法确实有很多值得表扬的地方，尤其是谭嗣同视死如归，在变法失败后英勇就义。
不过，变法最终却失败了。
而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变法有着致命的缺陷，尤其是参与变法的核心人员天真幼稚，而这种天真幼稚，差点儿就造成祸国殃民的后果。
其实，早在变法开始之前，谭嗣同就曾与其师欧阳中鹄探讨变法途径，在谈到如何筹措变法资金时，谭嗣同说；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谭嗣同全集》
当然，针对“卖国”的计划，谭嗣同已经做了具体的安排。
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己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
而“卖国”的原因很明确，谭嗣同认为边陲之地过于贫瘠，产出效益有限，而且为了防止英俄入侵，清朝在这两地花费了太多的资金，已经导致清朝入不敷出，国力衰退；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
从以上内容可见谭嗣同非常幼稚。
在谭嗣同的思想中，新疆一省不下两亿方里（方里即一里见方的面积。清朝光绪年间一里＝576米，一方里≈0.33平方公里，2亿方里≈6600万平方公里），而现实的新疆面积是160多万平方公里。以此可见，包括谭嗣同在内的整个维新派对新疆根本没有任何了解。
另外，谭嗣同天真的以为，将西藏、新疆“贱卖”给英国、俄国，以此可以博得两国的好感。而借着这个好感，可以请英俄两国保护中国十年。
不得不说，谭嗣同书生意气、异想天开。
国际政治本质是丛林法则，而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强者为王。如果将新疆卖给俄国，西藏卖给英国，他们真会对清朝心存感激，从而放弃侵略清朝？
显然不可能，他们一定会认为清朝软弱可欺，进而以西藏、新疆为跳板，加快速度侵略中国内地。而请他们保护中国，更是引狼入室。
如此，不仅达不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把清朝推向灭亡的边缘。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北宋时已经被苏洵写到了《六国论》中；
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
另外，左宗棠收复新疆前，由于阿古柏的入侵，以及英国、俄国的介入，陕甘地区已经出现回乱，清朝的国防费用已呈直线上升的态势，远超新疆稳定时期。
而此时，左宗棠在与李鸿章的海防、塞防之争中提出海防、塞防并重，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秩，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所以“时事之宜筹，漠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最终，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以此稳定了边陲西部，使得清朝边疆压力骤减，有了更多的精力发展洋务运动，以及李鸿章的北洋水师。
总结来说，谭嗣同有一颗爱国的心，但也仅仅是有一颗爱国的心，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取之处。在变法过程中，谭嗣同和维新派不顾实际、急于求成，而且昏招迭出，意图出卖国土。
另外，为了说服光绪帝“卖国”，维新派的康有为还举例说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日本把库页岛卖给了俄国。这简直就是道听途说、不求甚解，以半吊子传闻企图充大尾巴狼。
日本“出卖”库页岛，实际上是日俄两国在勘定边界。而俄国卖阿拉斯加，也不是为了筹钱解决内政，而是沙俄和英国陷入对抗，由于阿拉斯加紧邻英属加拿大，而沙俄对该地掌控力下降，所以被迫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
所以康有为举例日、俄出卖国土，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傻，对该事件一知半解。二是坏，故意扭曲历史事实。
当然，康有为在变法中做的最过分的事情是真正的卖国。在康有为的想法中，他倡导中、日两国联邦，后来还提议中、日、英、美四国联邦，将联邦的大权交给日本的伊藤博文。而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引狼入室，必将彻底沦为别国的殖民地，造成不可挽回灾难。
幸好，一切都因为维新派的幼稚，以及没有太大的权力而最终失败，而出卖新疆、西藏、蒙古和满洲的计划，以及所谓的四国联邦计划也因此消失。
已故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在评定维新运动诸位人物时，曾这般形容英年而去的谭嗣同：
“与康有为、梁启超不同，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应是激进派和激进思想的最早代表，他的思想是中国近代由自由主义到激进主义、由改良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转折点。”
此番观点自然不错，但倘若仔细回顾谭嗣同短短33载的人生，会发现当年那位对自身先贤与家世极为认同甚至有些炫耀的“湘军二代”，怎么落得个思想激进、近乎于革命派的结局？
个中缘由，值得寻味。
翩翩湘军公子哥
谭嗣同出生于晚清湖南浏阳一个官宦家庭, 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曾两度兼署湖广总督，堪称晚清宦海之人生赢家。
需要说明的是，谭氏的发迹史，与湘军中的一些大佬颇有关系。
光绪三年（1877），谭继洵由陕西巡抚谭钟麟举荐，得以攀上左宗棠这座大山，得由京官外放，补甘肃巩秦阶道（掌察甘肃巩昌、阶州、秦州诸府州官吏善恶、政治得失的道员）。
彼时，正值左氏平定陕甘回民起义、收复新疆之际，西北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左宗棠为首，以刘锦棠“老湘营”为骨干的湘系集团，其主要成员包括杨昌濬、魏光焘、谭钟麟等湘籍官员。
谭继洵任职甘肃巩秦阶道，也就意味着进入这一集团，逐渐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受父亲宦海生涯的熏染，谭嗣同年少时在刁斗声寒的西北也有一段半类军旅半似游侠的生活，“嗣同间至军，皆橐鞬帛首以军礼见”“臂鹰腰弓矢, 从百十健儿”。
有任侠之风的谭嗣同，在西北即初露头角，受到后来成为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的赏识。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称谭：
“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 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
谭嗣同胞侄传赞在《复生府君》中也说谭嗣同：
“弱冠从新疆巡抚刘襄勤公军，西域底定，刘大奇之，特荐于朝，以知府归浙江补用”。
谭嗣同自己在挽刘锦棠联跋中也谈及此事：
“昔巡抚新疆时，余兄弟皆蒙其疏荐。”
漫漫人生路，关键就几步。
如果不是湘军子弟的背景，谁又会理会并垂青这位后生呢？
毋庸置疑，谭嗣同算是湘军系统的官宦子弟，虽然他不像其父辈那样与湘军人物关系紧密深厚，接触湘系大佬也基本是在青少年时代。
等他成年走上社会、参与政治活动时，湘军已趋于衰落，大佬们更是花果飘零。
但青少年时代的这种特殊经历，使得谭对湘军这支子弟兵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与自豪感，对“中兴名臣”颇怀敬仰欣慕之情。
比如谭嗣同在《忠义家传》中论湘军之盛：
“自有湘军以来，司马九伐之威，畅于荒裔；踔厉中原，震詟水陆；剑椷西域，戈横南交；东挞瓯粤，北棱辽海。四五十年中，布衣跻节镇，绾虎节，以殊勋为督抚提镇司道，国有庆，拜赐恒在诸侯群牧上，生拥位号，死而受谥者凡数百人。至若膺大衔虚爵，极武臣之伦品，归伏邱陇，或潜身卒伍，其数乃又不可纪录。所至通都大邑，沍乡炎徼，一鄙一䣊，莫或无有湘人之踪。遂周二十三行省，莫或不然, 亦莫或不惮懾之。”其声威何至于如此？谭氏推原其因，认为 “岂有它故？风气劲剽，无生还之心，出百死以贸之耳”。
在《浏阳谭氏谱》叙例中，谭嗣同引湘系显达诸公谭拔萃、谭钟麟、谭碧理等辈为谭氏一族之光大者。
在《记洪山形势》一文中，谭氏对罗泽南、胡林翼辈据守洪山、金口与武昌成掎角之势以对抗太平军的军事才能与故实颇有赞誉。
而在《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三十九》记叙提督崔伟赞佩左宗棠及湘军之军事才能与坚忍镇定之节操，实有假口誉美湘军之意。
谭氏对湘军参与洋务运动的诸多成就，评价也甚高。
他对颇具远见与开放意识的湘军人物多有正面议论，盛赞曾国藩、曾纪泽、左宗棠、沈葆桢、彭玉麟等“更事既多，识力乃卓”“洞彻洋务”“深入其蕴”。
对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尤为推崇：
“善夫！左文襄请造轮船之疏曰‘彼既巧, 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夫傲之一字，遂足以亡天下而有余。”
“世之称精解洋务, 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
如此看来，青年时期的谭嗣同，属于妥妥的湘军小迷弟。
这些经历势必塑造了谭嗣同早期的价值系统。
出身仕宦家族，谭嗣同早年自然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对他产生了深厚影响。
青年时期的谭嗣同展现的是保守派士大夫的形象，这在他最早的文章《治言》里有很明显的体现。
《治言》写于1889年，是谭嗣同25岁时所著。
在此文中，他首先承认世道在变，但他认为圣人之道永远不能变，又强调在变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变人心，实际上也就是在反对变制度。
他提出将世界分为“华夏”和“夷狄”，并不认为清朝制度比外国差，所谓“三方环以拱者皆夷狄也，其南空阔泱漭，而落落以肴列于前者，皆禽兽也”。
而对付夷狄之侵凌，只要发挥儒家学说的作用，就能“正人心”“败夷狄”，主要强调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用儒学实现政治秩序的基本道路。
实际上和晚清守旧分子没有多大差别。
在他的另一部书《石菊影庐笔识》中，虽然他对中国的“圣人之道”仍坚信不疑，但他又对西学，尤其是格致之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西方的技术作为一种手段也可以为中国所用，而不应一概拒之门外。
灼灼维新先锋心
然而，甲午战争后，湘军二代谭嗣同的言论陡然剧变，他不再缅怀父辈，大有与昔日偶像决裂之意。
比如，他指斥湘军对内野蛮残暴，抵御外辱却矫虚怯懦，根本不足恃，“捲天下所有，曾不能供前敌之一败。”
当外敌环伺，国势倾危之秋，朝廷百僚却是既瞽瞀于军事，无才将兵，又昏庸颟顸，懵懂于外情。
军中士卒“皆集于临事，非素教之也”，情况同样让人揪心。
此种军队，“使当大敌，将士环向而泣，至有宵遁者，其不战而溃，不待智者知之矣”，结果可想而知，“奉天败，高丽败，山东败，澎湖又败；旗军败，淮军败，豫军、东军、各省杂募就地召募之军无不败，即威名赫耀之湘军亦败，且较诸军尤为大败”。
真正符合“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哪里还配得上“保家卫国”“护教卫道”！
如上言论，与时局关系密切，也尚有几分隐衷。
首先，与谭嗣同的家庭与家学有关。
谭嗣同虽出生于官宦家庭，但年少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自少至壮，遍遭纲纶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受”。这种遭遇使谭嗣同对封建伦常的残酷性有真切的体验。
同时，青年时代举业仕途的艰阻，仗剑远游、周历山川、目睹中华大地疮痍凋零的经历，养成了他“倔强能自立”“发扬蹈厉、不守绳墨”的坚强、独立和叛逆的性格。
这种性格成为谭嗣同实现其思想观念自我超越的内在基因，也是他批判和否定湘军不可或缺的基本动力和勇气之源。
同时，虽然谭嗣同成长于传统封建家庭，但他不是一个被传统观念束缚的人。
他受的封建教育并不严格，他的几位老师如欧阳中鹄、涂先启等，也并不是顽固守旧的知识分子，而是开明务实、提倡经世致用的进步知识分子。
谭嗣同在青年时期广泛涉猎，学得较多的并非科举考试要求的课程，他对各种知识都保持着高度好奇心，并获得了广阔的思想视野，对其后来的思想探索打下良好的基础。
他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旅行途中接触到西方学者，又激起了对西学的强烈兴趣。
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谭嗣同短短几年内的思想可以如此庞杂和开阔，并在后期经历巨变。
其次，更为隐秘的原因，恐与其科考屡屡名落孙山有关。
谭嗣同在科举考试中，是一个失败者，他曾在十年中参加过五次乡试，但均落榜。
这些失败的经历，对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发展有极大影响，可以说，他屡败屡考的心理，使他常常有一种受挫感。
由于不能通过科举考试，他只能通过捐纳进入仕途，但由于是“异途”出身，不受重视，科举考试失败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
对科举制度弊端的切身感触，是他产生变革维新的主张的重要因素。
谭嗣同回忆自己有三次几乎通过了科举考试，但最终落第。
具体是哪几次，目前尚无确证。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至少1894年的乡试是他几乎考中的其中一次。
该年，谭嗣同参加了湖南乡试，八股文题目之一是“汤有天下至不仁者远矣”。
谭嗣同认为“以生人者杀人，不谓之功名，而谓之学问”。
当年湖南乡试考官为柏锦林、蒋式芬。
主考官柏锦林认为，他所作的八股文“文章虽好，锋芒太露”；蒋则批云：“奇思伟论，石破天惊。”
由于正、副主考意见不一，双方相持不下，终未予录取。
谭嗣同这次考试被亲友称作“不中犹中”。
谭嗣同南北赶考、屡败屡考的经历，促使他对自己所作八股文不合规范有了反思，他在1891年作画像赞中说：“其文多恨与制违，然能独往难可非。”
其父谭继洵也认为他所作八股文不合规范，他在日记中说：“七儿好弄，观近作制艺文，不合式。”
在多次应试失败后，谭嗣同对八股文的做法越来越没有把握，他认为“闱中之光怪陆离，殆有十倍于去年者，即欲诡遇，已不胜轮毂添溢”“遂决计不读一文，不立一义，我行我法，成功则天”。
好友刘善涵和他讨论八股文，谭嗣同提出了自己的感受：“科举之文，古今所苦，事会如斯，未得而废，承不弃菲薄，与之商量，以此益思自奋。……拟出各题，切实广大，亦有旧曾做过者，缓即把笔从事，并呈正之。去年败鳞残甲，略存片段，附上一笑。”
他甚至开始对八股文进行批评，认为王安石提出以经义文章取士，对后世造成极坏的影响。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谭嗣同对科举制度抱着一种复杂、微妙的心理，他鄙视时文，认为不足为，他所做八股文，不合绳墨，但他为了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又不得不奔波在赶考的路上。
他在《三十自纪》里感慨自己不远万里的跋涉，“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又慨叹“为此仆仆，迫于试事居多”。
从谭嗣同十年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难以放弃的举动来看，他实际上迫切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来进入仕途，南来北往，屡败屡考，科举考试的成功，是他最大的渴望。
当然这种持续的努力，亦有外在的压力，如其中就有来自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他希冀儿子能延续家族荣耀、承继湘系的力量，但他始终未能如意。
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原本被传统世人视为拥有锦绣前程的谭嗣同，却因世变之亟、科举坎坷而走向了自己身份的反面。
历史终不能假设，倘若他年纪轻轻榜上有名，晚清政局又会怎样呢？
李拓梓
這位年紀輕輕便因為「安政大獄」而犧牲的長州志士，小時候就展顯不凡之處。他九歲的時候就被送進藩校「明倫館」讀書，十一歲就因為「天才兒童」的美名，在藩府為毛利敬親講述兵法。二十歲的時候，松陰第一次外出旅行，在九州認識了一輩子的好朋友宮部鼎藏。
二十二歲的時候，松陰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決定跟宮部一起出發，到東北考察海防。在江戶時代，人民出門是需要經過特別允許的，松陰還沒有等到申請過關，就偷跑去東北，算是「脫藩行為」，嚴重挑戰藩的權威。
沒有幕末的長州，就沒有後來的大政奉還與明治維新。而在這波瀾壯闊時代中的啟蒙者，就是吉田松陰。（http://ironna.jp/theme/150）
但對松陰來說，只要應該要衝的，他就會衝。藩裡的規定如何，那是藩裡的事。考察海防的過程當中，松陰認識了許多有趣的人，像是在會津的日新館，認識了後來協助同志社大學創辦的山本覺馬、水戶名人會澤正志齋等人，這一趟旅行不僅讓他見識了日本海防的脆弱，也讓他的眼界大為開闊。
不過脫藩一事，他畢竟自知理虧，回到長州後向藩內自請處分，被剝奪武士資格、家祿沒收，也算是一人惡搞、全家倒霉，他生性務實的大妹阿壽對此頗有怨言。但畢竟是曾經在藩主面前教過兵書的天才兒童，正圖求富國強兵的長州藩，很快地就原諒了松陰，並且讓他得到到處旅遊考察的許可。松陰也利用這個機會前往江戶。
吉田松陰與金子重輔銅像。（http://www.panoramio.com/photo/32158236）
就在松陰訪問江戶期間，美國特使培理提督的黑船來到浦賀港外，當時松陰正在名儒佐久間象山門下學習，整個象山塾為了黑船而沸騰，「黑船」又再一次讓相信情報收集應該要「飛耳長目」，親身所至、眼見為憑的松陰心癢癢，想要偷渡出去認識日本以外的世界。
他先是聽到有俄國艦隊要從長崎進港，於是密謀要登艦訪俄。後來俄國人不來了，他又開始期待第二年培理再次叩關。1854年黑船再次來日，幕府不堪壓力，選擇開國。松陰趁著某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帶著弟子金子重輔偷渡到培理的船上，表達希望培理帶他們到美國的意願。
培理當然不想惹這個麻煩，於是說好說歹，把松陰師徒攆下了船，松陰偷渡不成，被送回長州處罰，關進「野山獄」中。而他的徒弟金子重輔則被關進了環境很差的平民監獄「岩倉獄」，不久就病死了。
松陰聽見金子重輔為他而死，非常感嘆，但也無力挽回。「野山獄」是關貴族的地方，受幽禁者待遇比較好，松陰在獄中發奮圖強，讀了六百餘冊的書，還完成了「孟子」的講義，算是他學術生涯的巔峰時期。不久之後，藩內惜才，讓他保外就醫，在家中接受軟禁處分。
吉田松陰講學之處，松下村塾的遺址。（MASA－Transferred from ja.wikipedia）
這段期間松陰在叔父玉木文之進的協助下，成立了「松下村塾」，基於他在佐久間象山那裡學習到美國總統是人民直選，不論什麼出身，都可以領導國家這樣的理念，而相信「草莽崛起」將是未來世界的主流。
松陰於是收了許多因為身份關係，無法進明倫館讀書，卻胸懷大志的年輕人。後來在禁門之變中犧牲的醫生之子久坂玄瑞、維新後當上首相的佃農之子伊藤博文，都是這段期間進入松陰塾的志士。
又因為松陰主張尊王攘夷的「一君萬民」倒幕理念，所以「松下村塾」的學生，也跟著有樣學樣。他告訴塾生，要有積極進取的狂氣，燃起了倒幕維新的火種。
不過，歷史也在這個時刻發生了轉折，原本支持攘夷的孝明天皇突然改變了心意，幕府新上任的大老井伊直弼發動「安政大獄」，將攘夷支持者掃除殆盡，心急如焚的松陰決定發動突襲，開始規劃暗殺老中首座間部詮勝。
松陰在獄中寫下傳世金句「肉身縱曝武藏野，白骨猶唱大和魂」，將暗殺任務和盤托出，並且痛罵井伊直弼的保守政策是亂搞，於是被井伊處死。（d.hatena.ne.jp）
可是同時，一向袒護松陰的藩內重臣周布正之助失勢，松陰再次因為蠱惑人心的罪名被逮捕，並且送往江戶，以示長州對幕府的順服。這時的松陰已經有一死的覺悟，在獄中寫下傳世金句「肉身縱曝武藏野，白骨猶唱大和魂」，將暗殺任務和盤托出，並且痛罵井伊直弼的保守政策是亂搞。井伊聽了當然很不爽，就把松陰斬了。
松陰的死訊傳回長州，整個松陰塾為之震動。高杉晉作親自跑了一趟江戶，幫松陰招魂，並倡議在下關的櫻山神社設置了犧牲志士們的墓所。他的學生們秉持著「飛耳長目」、「一君萬民」和「草莽崛起」的精神，繼續推動了倒幕運動的成功。可以說松陰雖死，他的主張和後來松陰塾志士們推動的「開國攘夷」也不太一樣，但是他所留下的精神，卻一直被視為推動倒幕、維新的精神來源。
有段时间刷视频，有很多营销号都在说，蔡锷、杨昌济是谭嗣同的学生，朱德是蔡锷的学生，杨昌济是毛主席的老师。
杨昌济先生是毛主席的老师兼岳父，这点是众所周知的，但对其他几段关系是真的吗？
蔡锷是谭嗣同的学生
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出生于1865年3月10日（同治年间）。
蔡锷是民国有名的爱国将军，出生于1882年12月18日。
从出生日期上看，二人有17岁的年龄差。
1897年，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在湖南省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人的支持下，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倡办了长沙时务学堂。
长沙时务学堂在1897年10月正式开办，但招生却是在1897年8月开始的。
1897年8月28日，还在筹办中的长沙时务学堂进行了它的第一次招考。此次招考录取了四十名学生。来自宝庆府邵阳县即今日邵阳市大祥区、年仅15岁的蔡锷就是这批学生之一。此时的蔡锷还不叫蔡锷，叫蔡艮寅。
长沙时务学堂开办后，在里面任课的教师有：提调（校长）熊希龄，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中文分教习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西文分教习王史，数学教习许奎垣。
蔡锷作为长沙时务学堂第一期的学生，以上老师的课应该都上过。所以，
说谭嗣同是蔡锷的老师是没错的。而且不止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都应该是蔡锷将军的老师。
杨昌济也是谭嗣同的学生吗？
杨昌济出生于1871年4月21日，比谭嗣同小6岁。二人的交集其实比较短。
在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期间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翤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
杨昌济虽然并没有像蔡锷一样进入到长沙时务学堂学习，也没有向谭嗣同拜师，但和谭嗣同应该算是有师生之谊，二人的关系应该是亦师亦友。
朱德是蔡锷的学生吗？
蔡锷在长沙时务学堂学习一年多，于1899年赴日留学。1901年随老师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但此次起义失败了，遂改名“锷”，立志“留学救民”。1902年，蔡锷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回国。
1904年，回国的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训练新兵。1909年冬，又随云南总督李经羲到云南任职，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教官。
在1909年春，朱德就进入了云南川军步兵标部司书，11月，由于成绩优异，被推荐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编入丙班步兵科。由此，蔡锷和朱德成为了师生，但二人的关系不止如此。
从讲武堂毕业后，朱德又被分到蔡锷的军队当军官，成了蔡锷的下属，追随蔡锷南征北战。先是参加了“重九起义”，这是一次反清斗争。此后，又参与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之战。
朱德和蔡锷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也是上下级关系，二人之间的情谊很深。
以上资料都是根据网上资料整理的。有些细节可能有出入，但大致的脉络还是清晰的。
谭嗣同等人虽变法失败，但他们的思想却得到了传承。
杨昌济、蔡锷一个走的是教书育人的路，一个走上了革命革新的道路，看似路不同，但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都遇到了最好的传承者，并殊途同归。旧的社会被推翻，新的世界被建立，现在的新中国蒸蒸日上、繁荣富强，亦是他们所愿吧。
章太炎在1903年写过一篇重要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驳康有为的保皇理论，拥护民族民主革命，其中有句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后来章太炎在上海入狱，为这句话就得了重罪。
原来，载湉就是光绪皇帝的名字。称他“小丑”，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称“小丑”，是骂人的话，以戏台上的“小丑”角色来比喻一个人，说其不正经，出洋相，逗乐子等等，总之，丑态百出之谓也。
但这是现在的市井语言，章太炎的古奥文章，能使用这样的词吗？
而且那时光绪皇帝也没有露出小丑的样子，他正急切地要搞变法呢。
近来读到许寿裳的《章炳麟》，在提到此事以后，特别加以说明道：
“其实翻成白话，就变成了平淡无奇。小丑就是小东西，未辨菽麦就是没有常识的意思。”
载湉生于1871年，其时为三十岁，说为“小东西”当然可以。
但是，为何“丑”，何谓“丑”？查了一下，明白了。说出来，也许有的朋友还会感兴趣。
原来，《辞源》上说：丑，类也。小丑，自然指小字辈的一类人，或小一类的人，小东西、小家伙、小青年。
查《尔雅.释鸟》，里面有“鹰隼丑”、“凫雁丑”、“乌鹊丑”，等等。那也就是鹰隼类、凫雁类、乌鹊类的意思。
《尔雅》是古代的词典，分类解释山川草木鸟兽。所以这里面对事物分类而言。那里的类，也就是“丑”，当时写为繁体字的“丑”罢了。
《尔雅》原文有“鹰隼丑，其飞也翚”，翚(hui)就是疾飞的声音。
还有“凫雁丑，其足蹼”，也就是说这一类的鸟，脚上长着蹼，用以游水。
至于乌鹊丑的鸟，“其掌缩”。《尔雅》的疏证中就指出，“乌鹊之类”飞时，“足缩于其腹下”。这里就完全把“乌鹊丑”写为“乌鹊之类”，“丑”和“类”互换使用了。
“丑”就是“类”，明明白白。
可以看出，章太炎说“载湉小丑”，不是我们现在骂人的“小丑”之意，而是古语“类”。
接着就说“未辨菽麦”，明言其无知，也即少不更事之意。
说到这里，我倒是忽发奇想：
是不是以后人们对政界要人、社会名流，等等，要骂他时，取戏台之意，呼为“小丑”，就是从章太炎骂载湉为“小丑”的古典之意开的头呢？
这要细细考证，吾不敢言也。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李国涛）
譚嗣同相信大家並不陌生，是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 維新派人士。光緒 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領導 戊戌變法 ，失敗後被殺，年僅33歲，為「 戊戌六君子 」之一 。
譚嗣同就義前題在獄中壁上的絕命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讓人有一種立如山嶽、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留下那如莽莽崑崙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
梁啓超 稱譚嗣同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士「。
康有為：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的代表人物。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 馬關條約 》簽訂，聯合1300多名 舉人 上 萬言書 ，即「 公車上書 」。
和譚嗣同相比康有為明顯沒有什麼作為，康有為利用變法失敗，冒充利用變法推行者、兵編造了當時的皇帝給他的衣帶詔，在海外對海外華人實施詐騙，實現了他的榮華富貴。
但譚嗣同和康有為都是保皇派，希望通過改革，使中國變得強大起來。雖然對社會進步具有推動作用，但是某些思想有些偏激。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痛心於清日戰爭中清軍之慘敗，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嗣同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凡所謂保護，只求其出一保護之空言，且須有十年之限制。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卻斷不可。即十年內與別國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幫助。則凡言聯絡者亦皆應如此）。一言保護，即無處不當保護；不可如現在浙江之舟山歸英保護，天津之鐵路歸德保護，毫無益而徒資笑也。又請二國居間，廢去遍地通商之約，即更加兵費亦無不可。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蓋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萬萬方里，以至賤之價，每方里亦當賣銀五兩，是新疆已應得十萬萬，而吾情願少得價者，以為十年保護之資也。且價亦不必皆要現錢，凡鐵甲船、鐵路之鋼條、木板、精槍、快炮及應用之一切機器，均可作抵。於是廣興學校，無一鄉一村不有學校；大開議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議院。」（《譚嗣同書簡》）
康有為亦欲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
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康有為不但有賣邊疆之地如西藏來搞變法的打算，而且還曾付諸實踐，致力於將這一想法灌輸給光緒皇帝。
與譚嗣同相類似，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後，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原文如下：
「戊戌德宗銳意變法，而翁文恭罷，無任事之人，悉由康有為等陰為主持，新進競起，中外小臣上書言事日數十，上視廷臣無可語，悉下會議。公（孫家鼐）面折有為曰：『如君策，萬端並起，無一不需經費，國家時力只有此數，何以應之？』有為曰：『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公見其言誕妄，知無能為，而眾議日益揉雜，遂上疏言變法當籌全局，咸同間馮桂芬著《校邠廬抗議》言有次第，請以其書發部院卿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