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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領導人被迫糾正總統，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是德國擺脫納粹「解放」的一部分

在華盛頓特區

2025年6月5日星期四 18:35 BST

川普拿二戰開玩笑，說德國重新武裝

週四，唐納德·川普總統與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梅爾茨的會晤出現了尷尬的轉折，川普表示，德國人可能不會以好感度看待諾曼第登陸紀念日——諾曼第登陸紀念日是為了紀念美國領導的歐洲入侵，標誌著納粹的末日。

梅爾茨和川普坐在橢圓形辦公室裡，討論俄羅斯與烏克蘭三年戰爭的死亡人數，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歐洲最血腥的衝突，當時這位德國領導人指出，明天是「霸王行動」81週年紀念日，「霸王行動」是盟軍對阿道夫·希特勒的歐洲控制區發動的兩棲攻擊，始於美國、英國、加拿大和自由法國軍隊猛攻諾曼底。

梅爾茨告訴川普，他想討論如何結束當前的俄烏衝突。

「總統先生，我稍後會與您討論如何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貢獻。

我們都在尋找措施和手段來結束這場恐怖戰爭。

請允許我提醒您，明天是6月6日。

這是諾曼第登陸紀念日，美國人曾在此結束歐洲的戰爭。」他說。

就在這時，川普插嘴道，似乎是在對梅爾茨說俏皮話：

“對你來說，那不是愉快的一天。”

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梅爾茨似乎糾正了唐納德·特朗普總統關於二戰中盟軍戰勝納粹對現代德國人的意義。（美聯社）

受到推崇的

這位總理開始回答說

“這不是愉快的一天”，

然後停下來，給他的美國總統上了一堂歷史課。

「從長遠來看，總統先生，這是我的國家從納粹獨裁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他糾正道。

梅爾茨繼續表示，

德國人知道他們欠美國什麼，因為美國把他們的國家從納粹手中解放出來。

並告訴川普，

美國“再次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通過堅定支持烏克蘭的防禦努力，幫助結束俄羅斯的戰爭。

他說：

“我們知道我們欠你們什麼，但正因如此，我才再次強調，美國現在擁有非常強大的實力，有能力應對並結束這場戰爭。所以，讓我們談談我們能共同做些什麼，我們已經準備好盡我們所能。”

這個奇怪的時刻甚至不是川普第一次對納粹和後希特勒時代的歷史做出可疑的提及，

他還試圖對梅爾茨推動過去幾十年的德國和平主義的努力開玩笑，以幫助加強烏克蘭的防禦並啟動該國自己的軍火工業。

當被問及德國是否通過將一定比例的GDP用於國防需求來充分履行其對北約的承諾時，特朗普回答說，他知道德國現在“在國防上花費更多錢，而且是相當多的錢”，並稱這一發展是“一件好事”，然後談到已故美國將軍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對兩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看法。

川普說：“我不確定麥克阿瑟將軍是否會說這是積極的，你知道，他不會喜歡它，但我認為這是好的。”

麥帥發表了聲明，絕不讓德國重新武裝。

我說，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當他說『先生，我們在國防上花了更多錢』時，我會說，『哦，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認為這是好事。但你知道，至少到了某個程度，總有一天，他會說，『請不要再武裝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

當時，總統或許是開玩笑地表示，美國將以懷疑的態度「觀察」德國的重新武裝努力。

這位美國領導人向記者表示，美國將把駐紮在德國的數萬名士兵保留在德國，德國是美國在歐洲最大的一些軍事基地所在地，這似乎與其第一個任期的立場相反。

當被問及美國是否會繼續在梅爾茨的國家駐軍時，他回答說：“答案是肯定的。”

「我們會討論這個問題。但如果他們願意，那就去吧，」他說。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根本分歧：歐洲優先，還是亞洲優先？

《美國百年外交大敗局：從一戰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美國外交政策為何總是事與願違？》書摘精選

2025.03.25 12:01 工商時報書房編輯

美國現任國防部長赫格塞斯曾公開表示，美國現在必須把焦點放在阻止中共在太平洋的擴張戰爭。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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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決裂，不單單是因為兩人的性格和氣質存在巨大差異，更是因為兩人國際戰略和觀念秩序的根本分歧。自建國以來，美國的外交重點即是大西洋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十九世紀之前，歐洲是現代世界的中心；但二戰開啟了美國的太平洋時代，太平洋開始與大西洋分庭抗禮乃至凌駕其上。

對於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等人而言，從整體上他們要追求從克里姆林宮奪回主動權，並確保西方在歐洲大陸擁有優勢。朝鮮乃至亞洲只是這一總體目標中的一小部分。艾奇遜在國會作證時說，美國決不能允許蘇聯擁有任何機會控制歐洲舊世界的資源以實現其目的。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第六十八號決議中指出，由於資源有限，美國的主要關注點是歐洲。美國決策者心中，有明確的利益順序。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一九四七年五月就「美國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上對其他國家提供援助」所發出的一份文件中，根據「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將計畫援助的國家排序如下：一、英國；二、法國；三、德國；四、比利時；五、荷蘭；六、奧地利；七、義大利；八、加拿大；九、土耳其；十、希臘；十一、拉丁美洲；十二、西班牙；十三、日本；十四、中國（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十五、朝鮮；十六、菲律賓。

文件指出，首先要對那些具有頭等重要性的國家提供援助，確保它們保持獨立，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並完成經濟復甦。至於中國，文件指出：「共產黨中國一定會成為嚴重問題，即使與蘇聯開戰也是如此，但我們還是有可能通過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在遠東孤立共產主義。」多年之後，回顧這張名單及這段論述，不禁為政策決策者的短視、被思維慣性所束縛而長長歎息。

另一方面，杜魯門和艾奇遜對韓戰是一場「有限戰爭」的設定，對麥克阿瑟來說宛如一道緊箍咒。行政部門拒絕了麥克阿瑟升級戰爭的建議，部分是因為它害怕中美衝突擴大化會讓莫斯科獲利，部分是因為它無法指望得到盟國支持，部分是因為它相信冷戰以及熱戰的決定性戰場在歐洲—這恰恰是麥帥要否定的舊思想。

在戰爭中不尋求完勝，以及忽視共產黨集團在蘇聯老大哥吹起魔笛時翩翩起舞的整體性，是荒謬可笑的做法和想法。這種「自我設限」，歸根結底是出於對蘇聯戰爭能力的恐懼。國際關係學家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指出，美國對蘇聯整體軍事能力的評估，影響了杜魯門政府為追求感知到的利益而採取行動的決心。

杜魯門及其顧問未能看到，二戰之後美國的國內和國際形勢已發生劇變，美國不單單是大西洋國家，更是太平洋國家。西岸的人口和生產力超過東岸——戰爭期間，有八千萬人遷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加州成為工業產值第一的州，西部一夜之間實現了工業化。一九八九年冷戰結束時，加州奧蘭治郡（Orange County，橙郡）的生產總值超過六百億美元，放在世界各國中足以排在前三十名以內，與奧地利、阿根廷齊平。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史達林曾企圖按照美國模型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但如後來人們所看到的，世界上只有一個美國模式。

與此同時，戰後亞太地區的重要性超過歐洲，一個日本的能量足以相當於大半個歐洲，還有另一頭亞洲巨象在慢慢爬升—實行民主制度、人口眾多的印度。如果美國全力幫助中國國民黨政府穩定局勢、避免中國走向赤化，日本、印度和中國這三個亞洲大國成為美國在亞太的忠實盟友，美國就不必擔憂蘇聯在亞洲的挑戰了。

麥克阿瑟對美國的全球戰略看得比杜魯門更深刻，他反對歐洲中心主義，提出歐亞並重乃至「亞洲優先」、「亞洲第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麥帥發電報給魏德邁將軍：「在與共產主義的軍事競爭中，將遠東當作一個靜態的、安全的側翼，似乎不再切合實際。」一九四九年，他指責華盛頓「歐洲第一」的思維及相應的「壓制太平洋」傾向，將這些傾向歸結為受馬歇爾及他周圍「聰明年輕人」（「外交賢人」）的影響，歸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理解」東亞問題上的無能，這一失敗源於他們在二戰期間及之後對歐洲事務的專注。他的參謀們準備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華盛頓未能看到蘇聯的攻勢已從歐洲戰場轉移到東亞，這部分是由於在歐洲成功地實施了遏制。但美國的軍事策畫者卻沒有相應地發生變化。

麥帥以直言不諱的口吻指出，長期以來，華盛頓重視歐洲而忽視亞洲，而他本人的觀點在邏輯上源於利益無差別的觀念：「如果我們著手修築一項抵抗政治專制主義入侵的自由防線的總體政策，那麼一條主要戰線與另一條主要戰線將是同等重要的，而對任一戰線的決定性突破，都會不可避免地造成整個防線趨於崩潰的危險。」因此，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就是蘇聯人的勝利；它們為美國安全帶來的威脅，不亞於共產主義在世界其餘地方所進行的擴張。同時，他也批評那些一心只關心自己大陸安全問題的歐洲領導人都是「目光短淺」。

韓戰爆發後，麥克阿瑟在給菲律賓外長羅姆勞(Carlos Romulo)的一封信中指出：「歐洲謎們不明白，亞洲是共產主義勢力的試驗田，如果亞洲整個陷落，那麼不論有無美國的支持，歐洲都不會有一點機會。……他們正在幫歐洲的倒忙，並播下可能導致最終毀滅的種子。要想達到全球和平，亞洲必須和歐洲一樣得到自由。」

後來，麥克阿瑟在國會演講中再度反駁「放棄亞洲」論調：「有人宣稱，我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同時保護歐洲和亞洲，還說我們不能分散自己的力量。我想像不出還有什麼說法能比這種表示失敗的說法更妙了。共產主義的威脅是全球性的。它在一個地區的成功，構成對其他地區的毀滅。你在亞洲對共產主義綏靖或投降時，也只能削弱我們為防止共產主義在歐洲蔓延所作出的努力。」

這一判斷極具前瞻性——美蘇對峙在歐洲以柏林危機為頂點，但遠未走到戰爭邊緣；而在亞洲，隨後發生了兩場讓美國損失慘重且未能取勝、對民族自信心及國際威望影響甚鉅的戰爭—韓戰和越戰。美國沒有打贏這兩場戰爭，不是國力和軍力無法支撐勝利，而是政府事先缺乏足夠的物質準備和心理韌性。

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亞太（印太）崛起，歐洲衰微，證明了麥帥的遠見卓識。歐洲人仍不願承認這一事實，德國歷史學家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tler)堅持認為歐洲是美國最重要的盟友，美國的重心應當保持在歐洲：「美國在亞太地區沒有如其歐洲盟友那般的夥伴。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是出於共同的利益而與美國結盟的，但無論是這兩國之一還是它們加起來，都遠不能企及歐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分量。」他說得好像歐洲與美國結盟完全是出於「無私」的目的（德國和老歐洲恬不知恥地享受了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免費保護且一毛不拔）。

溫克勒更對日本充滿了種族主義的偏見：「日本與美國之間存有共同利益，但只要這個東亞的天皇之國依舊留有激進民主主義的烙印，依舊對西方的普世主義價值若即若離，那麼它同樣不能像歐洲民主國家那樣在實質上成為美國的夥伴。」實際上，經過麥克阿瑟改造的日本，在價值觀上比歐洲離美國更近。日本戰後的民主化優於德國，對美國的支持也超過德國——日本支持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德國卻在中美之間三心二意。

川普政府是戰後美國第一個奉行太平洋主義的政府。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論壇發表演講，重申美國未來不會把安全與外交的重心放在歐洲，印太戰略才是美國的重中之重。他強烈建議歐洲應當在自身防衛能力上投入更多，歐洲應該承擔更大的國防責任，而非繼續依賴美國的庇護。

此前一天，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北約位於布魯塞爾的總部表示，美國已經不可能只重視歐洲的防禦，這是戰略上的現實。因為美國首要任務是美國的邊界安全及防禦，並且美國必須把焦點放在阻止中共在太平洋的擴張戰爭。然而，被左派意識形態和綏靖主義嚴重滲透的歐洲，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世紀變局已經來臨。

文章來源：余杰著《美國百年外交大敗局：從一戰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美國外交政策為何總是事與願違？》，一卷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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