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認同的旗幟：伊斯蘭與民族主義的對撞
文／孫超群（The Glocal助理研究員）
隨著敘利亞政府軍在2016年12月22日成功收復阿勒頗、伊拉克的阿巴迪政府重振旗鼓反攻摩蘇爾，世俗政權反撲之勢與日俱增，中東亂局看似突破了僵局；另一方面，伊斯蘭國節節敗退、領土相比起2014年建國初期亦大不如前，中東極端伊斯蘭壽終正寢，看似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停火之後，中東會真的走向和平嗎？世俗民族主義獨裁政權的佼佼者，如阿薩德政府，是否註定勝利——猶如拿破崙戰爭後歐洲恢復舊秩序的情況？
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自從十九世紀初期，拿破崙率領法國大軍攻入埃及之後，所激起「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這兩大思潮的互動以至矛盾，對理解近代中東的衝突至關重要。在這兩個世紀以降，中東阿拉伯或伊斯蘭世界正處於不斷被帝國主義入侵的狀態，無能的鄂圖曼帝國統治者無力回天，使知識分子不斷尋求救贖之道：由提倡伊斯蘭改良主義、民族主義、到近三十年鼓吹極端伊斯蘭主義，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從舊有帝國的積弱之中，再次強大起來。
然而，經過二百年來的思潮蘊釀到反覆實驗，中東似乎沒有比從前更美好，卻相反地墮入了這無底深淵，仿佛各國正在和自己國民泥漿摔角。
究竟身份認同政治，對中東有多大影響呢？這篇文章希望憑分階段追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這兩大思潮，其起承轉合如何決定了中東的政治命運，並分析這種日漸對立的思潮，如何為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的和平進程，佈下了荊棘之路。
▌第一階段：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改良主義的萌芽
這個時期相等於整個十九世紀，正是伊斯蘭世界遭西方列強勢力入侵之際，而在1798年埃及面對拿破侖大軍壓境，無法抵抗其船堅炮利伊始，整片中東大地就陷入了不安傍徨的情緒。此前，經歷了鄂圖曼帝國數世紀的統治，中東各地如埃及只知自己屬於伊斯蘭世界的一份子，而遺忘了其阿拉伯的民族本源。然而，當西方進入了鄂圖曼治下的中東世界後，民族主義的概念開始在他們之中產生。
十九世紀著名的英籍猶太人東方學者戴維斯（Arthur Lumley Davids），撰寫了《Preliminary Discourses》，在其著作中首先區分了「突厥人」（Turks）及「阿拉伯人」（Arabs）。在整個十九世紀，隨著德國及義大利統一運動，民族主義達到了高潮，免不了對中東有著滲透效應。當時鄂圖曼在埃及的赫迪夫（Khedive；即總督）——穆罕默特‧阿里（Muhammad 'Ali），率先在依賴英法等列強下，推行現代化改革，令其埃及在鄂圖曼境內一支獨秀，繼而建構了與突厥民族的分野，民族主義在此時遂漸萌生。
當時在民族主義之外，亦產生了另一種思潮及回應的方法。曾被經濟學人評為「薩爾德的繼承者」的印度作家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其著作《從帝國廢墟中崛起》中，肯定了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家——賈邁勒丁·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在這階段中舉足輕重的角色。
阿富汗尼是近代政治伊斯蘭的創建者，是印度之伊克巴勒（Muhammad Iqbal）、埃及之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bt）等人的前輩；他以靈活變通的方式重新詮釋古蘭經，強調伊斯蘭教與西方的理性、科學等概念互相兼容，提倡穆斯林不應再以消極的方式面對外力入侵，並且積極向當時的土耳其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出謀獻策。
他是把「伊斯蘭」和「西方」視為涇渭分明兩種概念的第一人；作為以伊斯蘭宗教為本位開啟伊斯蘭政治行動主義的先河，阿富汗尼成為了日後伊斯蘭革命分子的楷模。事實上，他的泛伊斯蘭改良主義的論述，離不開阿拉伯民族主義，而阿富汗尼透過了此密不可分的意識形態來宣揚反帝國主義。
以研究伊斯蘭宗教為名的美國學者艾斯坡西托（John Esposito）認為阿富汗尼所提倡富有伊斯蘭色彩的民族主義，其興起背後的力量，是基於一戰後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及近代民族國家的出現，而中東諸國的民族獨立運動旨在擺脫西方對其在政治上及宗教上的操控。然而，阿富汗尼在此路線的弊處，就是只著重透過由上而下的手段，未能巧妙地利用民粹來進行由下而上的反帝國主義的工程。
於是，阿富汗尼在1897年逝世後，其追隨者們亦分成了兩個派別——淡化宗教色彩的民族主義，以及反對西方現代思想的的泛伊斯蘭主義——這兩種思潮，到了二十世紀初出現了分家之勢。
▌第二階段：民族主義的火紅年代
這段時期橫跨了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至到一九六零年代末。這時期，在中東地區，國族的身份意識開始大幅地凌駕了宗教的身份意識，使泛伊斯蘭主義對政治的影響力黯然失色了不少，被火紅的民族主義蓋過了風頭。
在阿富汗尼之後，其思想論述呈現了分道揚鑣的發展。在他的弟子當中，一部分人主力提倡撇離宗教色彩的民族主義；這類民族主義分子嚮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受西方的憲政思想影響，希望建立一個世俗且現代化的理想國。有別於以宗教為本位的泛伊斯蘭政治理想，這幫民族主義者希望以共同語言、歷史、文化為核心，建立國族的身份認同。這派別的代表主要是埃及前總理扎格盧勒（Saad Zaghlul Pasha），他成立的「瓦夫德黨」（Wafd Party），便是一個泛民族主義的政黨。
相反的，不少反對以民族主義為反帝國核心力量的泛伊斯蘭主義者，亦開始漸頭露角。他們希望建立以伊斯蘭身份為依歸的政治理想，實行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反對引入西方的現代主義思想。在阿富汗尼的弟子當中，於1928年在埃及成立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更是佼佼者。
除了中東人民的覺醒之外，另一說法，是西方列強如英國及法國刻意在中東對阿拉伯民族主義推波助瀾，目的在於支解於一戰時期站在德國及奧匈等同盟國敵對陣營的鄂圖曼帝國。最矚目的例子是一戰期間，英國軍官——「阿拉伯的勞倫斯」（T. E. Lawrence）於1916-1918年間阿拉伯起義中，擔任英國聯略官的角色而聞名。這一場起義背後的意義，除了讓英國成功地在一戰時讓鄂圖曼帝國腹背受敵，更促進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風潮，使當地人勇於在「突厥人」的異族政權中，解放過來。
勞倫斯的故事深入民心，一時間成為了民族英雄。雖然存在不少爭議，但無可否定的是，西方列強在中東推動其國族主義，有其利益之計算：在此段時期，西方的侵略性如日俱增，如《賽克斯‧皮科條約》（Sykes-Picot Agreement）的確立、英法聯手瓜分阿拉伯諸國、西方人在巴黎和會上的傲慢、猶太人不斷遷往巴勒斯坦及二戰後的中東戰爭，都成為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催化劑。
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情緒達到了最高潮。此時阿拉伯的民族國家都已經紛紛確立起來，進入了越趨成熟的地步，終於可以在國家建設上大展一番拳腳。其中，以標榜著世俗民族主義的敘利亞及伊拉克復興黨（Ba'ath Party）都在國內取得了政權，於1950年代上台的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更是倡導民族主義的精英，在此一範疇上的角色十分重要。其最為人認識的事件，就是1956年他把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對抗擁有運河股權的英國及法國帝國主義入侵者，促成第二次中東戰爭。
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發展，都帶領中東進入了如火如荼的民族主義時代，亦使泛伊斯蘭主義的勢力變得黯然失色。但是，到了一九六零年代以後，這種此消彼長之勢走向了相反的軌跡。民族主義似乎到了窮途末路，取而代之，就是被日益旺盛的極端伊斯蘭主義新思潮挑戰起來。
▌參考資料
- Mishra, Pankaj. 2012.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London: Allen Lane.
- LIU Zhongmin. 2007. A Review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Arab World Studies;2007-03.
- Zisser, Eyal. 2006. Who's afraid of Syrian nationalism? National and state identity in Syria.
- Middle Eastern Studies, 01 March 2006, Vol.42(2), p.179-198 [Peer Reviewed Journal]. Routledge
-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6/09/syria-bashar-al-assad-power-160904081138141.html
- Naqvi, Ali Mohammed. 1985. Islam and nationalism. Teh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lamic Propagation Organization.
- Kissinger, Henry. 2014.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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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依然的廢墟：民族實驗失敗後的極端伊斯蘭
文／孫超群（The Glocal助理研究員）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及泛伊斯蘭主義的對撞，主宰著中東諸國的政治命運。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雖然當時鄂圖曼蘇丹推行了現代化的「坦志麥特」改革運動，但仍然修補不了千瘡百孔的帝國驅殻，而徐徐步向滅亡之路。縱使在那之後阿拉伯民族從帝國中解放出來，卻只是換了主人，為帝國主義國家勞役，命運仍不能自決。
整個中東殖民反抗史，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所提出的「挑戰與回應」理論一樣——有人選擇固步自封，有人卻救亡心切，在危機中掙扎求存。阿富汗尼等人乃屬後者，知識分子們開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其實，中國、印度等國家所面對的困境亦然，這種在亞洲人眼中的浩劫，迫使思想家們擺脫傳統框架，找出經世治國之道。
從實踐伊斯蘭改良主義到民族主義，從悍衛傳統到採用西方模式，均為一場救亡實驗。然而，這實驗真的成功嗎？到了一九六零年代末期，這場實驗似乎遇到嚴重挫敗，民族主義缺點盡露，讓時人逐漸返樸伊斯蘭宗教，作為撥亂反正之意識形態。
▌第三階段：民族主義的實驗失敗，重燃伊斯蘭之火
二戰後阿拉伯世界諸國獨立建國，但民眾卻感到世俗民族主義的精英份子，與西方帝國主義狼狽為奸。西化且世俗的後殖民時代精英，因為視伊斯蘭為現代化的阻礙，透過殘暴手段鎮壓伊斯蘭團體，這種情況令民眾對民族主義感到失望；以泛伊斯蘭為主的群眾，最終與泛民族主義的政權精英站向對立面。
埃及總統納瑟（Gamel Abdel Nasser）和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家族、以及伊拉克前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均為世俗民族主義的佼佼者。民族主義滋生了獨裁、腐敗、媚外以及脫離群眾，變成了只為獨裁者服務的意識形態，使之慢慢失去民眾的認同。此後，伊斯蘭主義正式與民族主義分道揚鑣。
1960年代為中東思想發展史的分水嶺，尤其以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為界。以色列軍隊快刀斬亂麻，只需六天，就令以敘利亞、伊拉克及埃及為首的阿拉伯陣營，潰不成軍。這場戰敗，讓這些世俗民族國家得到嚴厲的教訓，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的現代化努力付諸東流，不少阿拉伯國家更在六日戰爭後，向西方靠攏。
在這冷戰角力場上，埃及、敘利亞及伊拉克本來是親蘇聯陣營，隨後卻漸漸倒向美國陣營。例如，在1974年贖罪日戰爭（又稱第四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與敘利亞達成了協議，劃定了包括戈蘭高地的雙方國界，並維持至今；加上，在美國的斡旋下，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達成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簽訂和平條約——這種妥協，頓時讓一向與猶太民族為敵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失去了道德高地。
這一切在泛伊斯蘭主義者眼中，是難以忍受的。阿拉伯民族國家弊病叢生，令泛伊斯蘭主義之火重燃，人們逐漸認為宗教才是富國強兵的靈丹妙藥。伊斯蘭主義在過去雖然看似沉寂一時，但卻默默耕耘，並演變成極端保守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與大半個世紀前阿富汗尼所鼓吹的伊斯蘭改良主義，不可同日而語。
改良主義認為伊斯蘭宗教與現代化互相兼容，在師法於英美列強之餘，仍能保存傳統特色。但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不以為然：這派認為伊斯蘭世界（dar al-Islam）以外的地方為「戰爭地區」（dar al-harb），缺乏政治正統性（Legitimacy），因此他們的最終目標是透過發動「全球聖戰」（Global Jihad），對抗西方所建構出來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把伊斯蘭宗教擴展至世界每個角落，建立全球的伊斯蘭國度。此外，他們主張以「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管治，以其宗教生活為依歸，因此也反對世俗化，並與現代化水火不容。
原教旨主義派的代表人物有：薩拉菲教派（Salafism）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創立人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及埃及伊斯蘭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庫特布為此階段的靈魂人物。早年他受埃及民族主義政黨「瓦夫德黨」（Wafd Party）的激勵，且受世俗教育及導師的薰陶。但是，後來因不滿瓦夫德黨在對抗親英國王上毫無作爲，庫特布開始改變立場，越趨激進，並繼承了班納，成為薩拉菲教派的代言人。
之後，庫特布撰寫了當代伊斯蘭重要著作——《里程碑》（Milestones），並鼓吹發動全球聖戰，因而成為了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思想嚮導。最後在1966年，他被指控參與暗殺時任埃及總統納瑟（Gamel Abdel Nasser）的陰謀，被處以絞刑。他的「殉教」對近代伊斯蘭恐怖主義有啟蒙效果，例如此前提及在以色列與埃及修補關係後，當時的埃及總統沙達特（Mohamed Anwar el-Sadat）便遭伊斯蘭激進份子刺殺身亡，原因就是因為他與以色列妥協。
庫特布之後，全球伊斯蘭主義迅速崛起，穆斯林身份凌駕國家身份。在八十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使阿富汗成為了來自五湖四海的聖戰者的溫床。不少受庫特布啟發的泛伊斯蘭主義者如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及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等等，從不同的中東國家遠赴阿富汗參加聖戰。這段期間，除了使他們產生一種超脫國家層面的身份認同，加劇了其宗教身份外，成功擊退蘇聯亦增加他們的氣焰，並把這種戰勝者的自信轉向對付西方，演變成恐怖主義並延續至今。
▌教派對立，敘利亞啟示錄
到最後，這種大勢對中東和平進程有何啟示呢？到了近代，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對立，繼續阻礙中東和平進程。這盪手山芋，在敘利亞更為禍尤甚。
自1970年代阿薩德家族取得政權開始，就不斷建構敘利亞的民族主義：官方在民族主義的論述上，不斷強調大馬士革於地理上為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Umayyad Dynasty）的中心，更稱其第一任哈里發穆阿維亞一世（Muawiyah I）為「敘利亞的始祖」；而且更不斷歌頒以抵抗十字軍東征聞名的埃及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第一任蘇丹薩拉丁（Salah al-Din' ），他除了把一生大部分光陰留在敘利亞之外，其遺體更安葬於大馬士革。
於2001年，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出訪大馬士革，總統巴沙爾‧阿薩德贈送了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君主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 the Arab）的雕像，作為紀念品。這紀念品極具象徵意義，因為菲利普出生於敘利亞，這大大彰顯了敘利亞在當時的歷史意義。由此可見，阿薩德家族在建立敘利亞民族主義上不遺餘力。
和其他中東國家（如：埃及、伊拉克）一樣，阿薩德家族以世俗民族主義為基礎，在這去四十年推行現代化的國家建設。家族在位至今，無疑形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威權政體，扼殺了國內民主自由的發展。更甚者，在現代化的過程上，漸漸引入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國家大部分經濟成果，卻只落在少數利益集團手中，導致貧富懸殊及社會兩極化日益嚴峻，終促成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的反政府示威，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不要忘記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線，是突尼西亞一名小販自焚抗議警方騷擾，激起民憤，最後迫使總統班‧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的政權垮台。敘利亞的處境亦然，在示威聲浪中，民眾高呼反對阿薩德的表弟拉米·馬赫盧夫（Rami Makhlouf）——當時金融時報指出，馬赫盧夫掌控了敘利亞六成的國家經濟，版圖橫跨電訊、基建與能源行業。
在這現代化過程中，群眾對世俗民族主義的政府失望，助長了泛伊斯蘭主義的勢力。民眾要求民主化改革的同時，而民主化亦會令極端伊斯蘭勢力有機可乘，終促成「伊斯蘭國」（ISIS）的崛起。即使敘利亞內戰停火以後，這種民主化與現代化的兩難局面，政府在日後仍需面對。
最後就是總統阿薩德，以國內少數宗教（如：什葉派阿拉維教徒、德魯茲教徒及基督徒等）的守護者自居，強調會從ISIS威脅中保護他們。這得到了不少小眾的青睞，讓他們認為讓世俗民族主義的政府來管治，會更加安全。此一論述，卻也更加助長了教派對立，亦成為了日後和平進程的絆腳石。
在這兩個世紀以來，面對著外力的不斷入侵，帝國主義的幽靈依舊在中東俳徊。過去英法託管中東地區，到現在美俄列強代理人戰爭，都讓中東的政治命運不能掌握在其民眾手中。面對這種挑戰，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由聚合到分離，由融合到排斥，都對中東的政局發展影響極其深遠。在了解今時今日的中東困局，大家需要在其近代思想發展史上抽絲剝繭，才能明白問題的癥結所在。
儘管阿薩德有機會妥協願意下台，真的會為中東得到和平嗎？一切實在言之尚早。
▌參考資料
- Mishra, Pankaj. 2012.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London: Allen Lane.
- LIU Zhongmin. 2007. A Review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Arab World Studies;2007-03.
- Zisser, Eyal. 2006. Who's afraid of Syrian nationalism? National and state identity in Syr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01 March 2006, Vol.42(2), p.179-198 [Peer Reviewed Journal]. Routledge
- Why Bashar al-Assad is still in power？資料來源：半島電視台（2016.10.04 )
- Naqvi, Ali Mohammed. 1985. Islam and nationalism. Teh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lamic Propagation Organization.
- Kissinger, Henry. 2014.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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