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東森(國小退休教師)
從鄭麗文訪中看「死的和平」與「活的和平」的距離
鄭麗文在訪陸期間，反覆強調「政治分歧不必然導致衝突」「兩岸有能力、有智慧和平解決問題」「九二共識歷久彌新」「反對台獨」等表述，並提出「兩岸和平制度化」。這些話聽起來溫和且正面，但它幾乎完全接受了對岸的敘事框架（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和平統一」路徑），卻鮮少公開、明確地觸及台灣內部最尖銳的分歧：主權認同、民主體制與中共威權的根本不相容，以及對岸持續的軍事威脅（在她出訪期間，中共軍機軍艦仍持續擾台，甚至有實彈射擊）。
這正是「拒絕面對現實的衝突」——把「和平」當成最高修辭，卻不願或不敢把最刺痛的現實（武力威脅、民主差異、一國兩制的陷阱）拉到明處激烈辯論。
活的和平需要明確的「界限」：什麼絕不妥協？什麼是底線？什麼時候會打破和平？
這趟行程高規格接待、中共釋出「十項措施」（經濟利誘）、鄭習會握手言歡，看似營造善意，但缺乏公開、強硬地重申「中華民國主權」「台灣人民決定自己未來」「拒絕一國兩制」等實質界限。反而出現「不敢提中華民國」「成為習近平復讀機」的批評聲音。這讓和平變成一種表象的、語言的和平——好聽的口號、儀式性的交流，卻沒有為台灣的安全與尊嚴建立可捍衛的厚度。
死的和平的特徵是「不困擾任何人，因為它什麼也沒說」。這趟「和平之旅」被包裝成「帶著善意」「證明和平沒那麼難」「提供台灣人民和平與繁榮的選擇」，試圖緩解台灣內部的焦慮與國際的擔憂。但它迴避了根本問題：在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持續壓縮台灣國際空間的前提下，這種「單方面釋善意」能否真正帶來活的和平？還是只是暫時的麻醉，讓台灣社會繼續在「要和平還是備戰」的假二元對立中自我消耗？
活的和平允許衝突產生思考，讓不同立場在公開辯論中逼近真相。這趟行程卻加劇藍綠對立：藍營視為「和平突破」、綠營視為「統戰工具」或「催命符」。真正的衝突（兩岸體制差異、台灣主體意識）沒有被深化討論，反而被「大家和氣一點」「不要製造對立」的道德壓力所掩蓋。
當然，從國民黨角度，這是「活的努力」——在野黨主動開啟對話管道、避免台海擦槍走火、為台灣爭取經濟空間。但以我們定義的「活的和平」標準（必須有傷痕、有記憶、有界限、敢於承受真實對抗），它仍缺乏那種「在衝突中看清現實、捍衛底線後達成的脆弱共存」。它更像是一種柔性的、姿態性的和平，追求短期的氛圍緩和，卻可能犧牲長期的思想深度與防衛意志。
查理三世與川普的歷史互懟：活的和平最高境界
英國國王查理三世和王后卡米拉正在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美國總統川普4月28日晚間在白宮設國宴招待了他們。查理三世在國宴上發表講話時開玩笑說：
“總統先生，你最近說過，如果不是美國，歐洲國家現在可能在說德語了。那我鬥膽說一句，如果不是我們，你們現在說的可能是法語。”他也提到白宮東翼宴會廳改建項目，笑指英國人1814年在白宮亦曾有「改建計劃」，所指的是英軍當年放火燒白宮，又向川普贈送皇家海軍二戰時期的潛艇「川普號」的鐘，象徵兩國共同歷史及光明未來。川普則不點名提到伊朗局勢，聲稱查理斯三世同意伊朗不能擁有核武。
英美「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裡這種互懟幽默，不是空洞的微笑與「大家和氣一點」，而是帶著歷史傷痕、權力張力、甚至曾經真刀真槍打過的真實關係，卻能在公開場合用尖銳但優雅的玩笑互相「教做事」，笑完之後依然握手、繼續做盟友。這才是有厚度、有記憶、有界限的和平。
這不是迴避現實，而是把最不舒服的歷史事實拉到檯面上，用幽默包裹後公開調侃。死的和平會假裝這些事從未發生，或要求大家「不要提過去」；活的和平則允許把傷疤掀開抖一抖，還能笑出來。
當然玩笑再狠，雙方都知道底線在哪：英國不會真的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美國也不會真的把英國當成可有可無的小弟。他們用「互懟」測試對方、提醒對方「我們也有貢獻、也有歷史」，卻不會讓關係破裂。這正是活的和平需要的張力中的平衡——衝突被語言化、被戲劇化、被耗盡，而不是壓抑或爆炸。
這種英式幽默背後，是對歷史複雜性的共同認知：英美曾是敵人（獨立戰爭、1812年戰爭），也曾是救贖者（二戰）。透過這些玩笑，兩國精英與公眾都在被提醒：今天的聯盟不是天真的「和諧」，而是從無數衝突、背叛、犧牲中勉強走過來的脆弱共存。這比任何空洞的「和平宣言」都更有實質。
相比之下，鄭麗文那趟「和平之旅」更接近死的和平：它傾向於單方面釋出善意、接受對方框架、淡化根本矛盾（主權、武力威脅、體制差異），追求表面氛圍的緩和，卻較少敢於公開、尖銳地點出對岸的現實壓力。結果往往是「什麼也沒說」的語言和平。
而英美這場晚宴，則示範了活的和平該有的樣子：
即使是盟友，也可以用歷史的刀互相輕輕刮一下；即使權力不對等，也能用智慧與幽默維持尊嚴；即使有分歧，也能在笑聲中把最難聽的話說完，然後繼續合作。
這才是真和平——不是沒有衝突，而是衝突被誠實地、幽默地、文明地處理之後，所剩下的那種帶著血跡卻依然堅韌的信任。
在「舊有秩序失能」的時代，重塑兩岸和平與軍購的生存辯證
中美關係上，美國長期以來（特別是自克林頓政府以來）的對華政策基於一種假設，即中國經濟發展會培育出龐大中產階級，從而推動政治改革甚至民主革命。然而，這種被許多西方智庫視為「養虎遺患」的觀點已被普遍認為是一種戰略誤判。
這種誤判同樣也出現在國內經濟發展上，例如，不論是陷入低增長停滯的英國，還是經濟展現驚人活力的美國，都無法擺脫深層的「政治功能失調」（political dysfunction）的民粹主義，經濟繁榮未必能換來理性的政治回歸，反而可能誘發「無成本的叛逆---任性」——當生活因經濟增長而無虞時，選民更敢於投身極端的政治冒險，而無須擔心生計。
這種「增長的徒勞」不僅存在於西方民主國家，更是觀照當前兩岸困境的一面鏡子。台灣股市雖衝上四萬點高峰，社會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但兩岸之間的認同鴻溝與安全威脅並未隨之彌平，反而陷入了某種「安全的徒勞」：即便經濟數據再亮眼，民意在統獨與抗衡間的「任性」與集體焦慮依然並存。這證實了兩岸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經濟變數，而是高度複雜的政治與安全賽局。
在這樣的變局中，我們必須重新釐清「戰、和、談、備」的邏輯順位。戰爭與和平作為一種狀態，具有絕對的互斥性，兩者絕不能同時成立——一旦槍響，和平即刻崩塌，雙輸的零和遊戲便沒有「並行」的空間。
然而，「談判交流」與「軍購預備」卻可以、也必須同時成立。兩者並非對立，而是服務於不同的戰略目的：和平之旅與各層級的交流談判，是為了建立溝通機制、降低誤判風險，避免「功能失調」的政治情緒失控；而軍事採購與防衛體系的強化，則是提供「成本高昂的嚇阻」，確保談判桌上的尊嚴與對等。唯有實行「以實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雙軌策略，台灣才能在美中大國角力的政治馬戲團中，避免淪為「增長徒勞」下的犧牲品，進而開創實質的生存空間。
為何「戰與和」是零和，但「談判交流與軍購」卻可以並行？
戰爭的本質是絕對的零和遊戲。一旦兩岸進入熱戰狀態，談判空間將徹底崩潰，所有溝通管道中斷，經濟繁榮、政治穩定與社會秩序都將付出爆炸性的代價。歷史上多次國際衝突顯示，戰爭不僅帶來直接的破壞，更會在戰後長期引發嚴重的政治後遺症。越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時，即便美國經濟當時相對強勁，戰爭仍大幅加劇國內政治極化與民粹反彈，最終加深了社會撕裂。這提醒我們：戰爭一旦開打，就沒有「並行」或「退路」的空間，輸贏雙方都將承受難以承受的後果。
相較之下，談判交流與軍購卻可以同時存在、甚至相互補強。
談判交流的功能在於建立制度化的溝通機制、降低戰略誤判，並為兩岸創造必要的「喘息思考空間」。經濟增長有時能創造讓人敢於冒險的空間；同理，和平對話也能創造戰略喘息期，讓衝突不至於立即失控。鄭麗文率團的和平之旅與川習會，正是希望在兩岸之間種下「兩岸中華民族和平共存」的種子，尋求非軍事手段化解分歧的途徑，避免把所有問題都推向軍事對抗的死胡同。
而軍購的功能，則不在於主動求戰，而是提高開戰的門檻，發揮有效的嚇阻作用。缺乏一定防衛能力的談判，極易淪為「乞和」或「投降式和平」，不僅無法保障台灣的安全與尊嚴，更可能讓對方低估動武的成本與風險。這正是「無成本叛逆」的任性：如果台灣完全沒有軍事準備，對方就可能認為可以低成本達成目標，進而輕易採取脅迫或灰色地帶行動。
兩者並行的最大優勢，在於形成「以實力為後盾的和平對話」。當談判擁有實力支撐時，台灣將擁有更堅實的談判籌碼，而非處於弱勢；同時，當軍購伴隨著對話管道存在時，也能有效避免軍備競賽失控，降低擦槍走火的風險。歷史上，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大陣營正是典型的例子——雙方在核武競賽的同時，仍持續進行戰略武器談判與高層會晤，最終避免了直接熱戰的發生。
因此，「戰與和不能同時成立」，但「談判交流與軍購可以同時成立」。這不是矛盾，而是兩岸面對複雜安全困境時，最務實、也最負責任的雙軌策略。
單一途徑的徒勞：純軍購與純談判的風險
我們要有個確切認知，無論經濟是低增長停滯，還是高增長繁榮，最終都無法解決深層的政治功能失調，反而可能加劇民粹與極化。這一「增長的徒勞」現象，同樣適用於兩岸安全策略。如果我們把所有希望寄託在單一途徑上，同樣會陷入另一種「徒勞」。
純粹依賴軍購路線，看似強硬，實則隱藏重大風險。高額軍購若成為國內政治的主要操作，往往會加劇「政治功能失調」。在經濟相對安全、股市高點的氛圍下，部分政治人物與選民容易進行「無成本的抗中表演」，把軍購當成選舉符號與政治姿態，卻忽略了長期和平機制的建構，一旦砲響，股市將伊於胡底。結果是：軍購預算不斷升高，兩岸緊張關係卻未真正緩解，國內反而淪為統獨對立的「馬戲團」，加深社會撕裂，卻無法真正提升台灣的安全係數。這正是「無成本叛逆」在兩岸版的體現——經濟條件允許時，人們敢於選擇看似勇敢、實際上卻缺乏整體戰略思考的政策。
反過來，若採取純談判路線，徹底放鬆或「躺平」軍購，同樣危險。缺乏實力支撐的和平對話，極易讓對方誤判台灣的底線，認為可以透過低成本的脅迫或灰色地帶手段達成目標。此時，「增長的徒勞」邏輯同樣適用：沒有足夠防衛能力作為後盾的和平，容易淪為脆弱的幻覺。一旦對方認定「台灣不會抵抗」或「抵抗成本很低」，任何談判都將失去意義，最終可能在壓力下被迫接受不利的條件。由此可見，無論是過度軍事化還是過度理想化的單純對話，都無法真正解決兩岸複雜的安全困境。
因此，最務實也最有效的策略，應是尋找「最優組合」。也就是談判交流與適度軍購同時並行：透過持續的和平對話降低戰爭發生的概率，同時以必要的軍事準備提高戰爭的成本，讓兩岸衝突維持在可控範圍內。只有雙軌並進，才能同時降低戰爭風險與整體代價，避免落入「戰爭徒勞」或「和平徒勞」的陷阱。
戰略定力與川習會變數：軍購時機、決策空間與三層次國防準備
戰與和不能同時成立，但談判與軍備必須同時存在。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手段可以在任何時刻同步推進。軍購作為最強烈的戰略訊號，其意義不僅在於內容，更在於時機——時間本身，就是政策的一部分。錯誤的時機，足以讓正確的手段變成錯誤的訊號。
在可能出現重大權力協調的美中領導人川習會晤之前，台灣更需要的是節奏管理，而非動作堆疊。若在關鍵談判窗口前倉促推動大型軍購，不僅可能重蹈過去關稅談判中付出慘痛代價的覆轍：
2026年2月20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全球徵收的對等關稅違法，推翻約70%的關稅政策。但2月12日台美宣布達成協議，美國對台進口關稅自20%降至15%，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將再投資興建至少5座半導體廠，總投資金額5000億美元。難怪前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會質疑，如果川普關稅違法，台灣何需現在與美國達成談判協議，拿5座晶圓廠換5%的關稅減讓？當美中仍在重新計算彼此關係時，台灣過早亮出底牌，失去再談的空間，而且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因此，軍購協商應保留調整彈性，為台灣留下一個可以觀察局勢、重新定價自身安全的喘息空間。在川普與習近平可能進行權力再協調的情境下，任何過早鎖定的安全承諾，都可能在新秩序形成時變成束縛，而非保障。真正成熟的戰略，不是押注某一種結果，而是保留面對多種結果的能力。
然而，延緩軍購節奏不等於放棄準備，節奏調整更不是戰略空窗。真正負責任的安全政策，必須同時在三個層次上運作：
第一，是持續推動兩岸交流與和平路徑，維持制度化對話與危機管控機制，讓衝突有出口；
第二，是建立應對封鎖與灰色地帶衝突的具體能力，使壓力無法在低成本下奏效；
第三，是發展長期抗戰與持久防衛的社會與地形準備，包括基礎設施韌性、分散化體系與戰時生存能力，確保最壞情境下仍具自我維持的能力。
這三個層次並非彼此替代，而是構成一個完整的安全結構：對話讓衝突不爆發，嚇阻讓對手不輕啟，韌性讓國家不崩潰。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
這正是為何在野力量不應只停留在批評或支持單一政策，而應提出一套完整的國防白皮書——不是在和平與戰爭之間選邊站，而是說清楚如何在兩者之間長期生存，如何在不確定中維持選擇權，如何在壓力下不被迫做出單一選擇。
戰爭不是勝負問題，而是承受力競賽
2026年2月底美軍聯手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史詩怒火行動」。該行動旨在摧毀伊朗飛彈與核能力，並促使政權更替。美國與以色列作戰模式：長期對伊朗 採取軍事威懾 + 代理衝突 + 限制性打擊 + 情報戰。伊朗則處於「被圍堵但未崩潰」的長期對抗結構。台灣該向誰學習呢？美國？以色列？伊朗？當然首先對象是伊朗。
一、伊朗為何不肯投降？
出生於德黑蘭的專家Alex Vatanka指出，川普政權嚴重低估了伊朗的「政權韌性」與「神權邏輯」。川普原本期待透過斬首行動、高強度轟炸與精準打擊，就能引發伊朗政權內部瓦解或民間大規模起義。然而，伊朗展現出「個人可以犧牲，但政權必須存續」的集體意志。革命衛隊在指揮系統受重創後迅速扁平化，依然維持基本抵抗能力。
更重要的是，伊朗把這場戰爭轉化為不對稱的全球化衝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打不贏美國以色列的垂直升級攻擊模式，就橫向升級攻擊區域內鄰國的能源設施與海水淡化廠，將戰爭代價成功轉嫁給全球經濟，讓「停戰」本身變成國際社會對美國的壓力。在長期制裁下，伊朗社會早已適應一種極端的「生存體制」——對他們而言，投降不只是軍事失敗，更是徹底的臣服與文化滅絕；而持續戰鬥，則是他們手中唯一的籌碼與尊嚴所在。
這正是Vatanka所強調的「大國傲慢」與「文化盲區」：美國高估了自己的速勝能力，卻低估了一個擁有深厚歷史記憶、民族主義與革命意識形態支撐的對手，在長期消耗戰中的忍受力。
二、台灣學到了什麼？
這場戰爭為台灣上了五堂極其現實的生存必修課：
從「高端武力」轉向「疣豬戰略」：
伊朗以大量廉價無人機與飛彈，死磕美軍昂貴的高科技裝備，證明在飽和攻擊下，數量與機動性往往比單一品質更關鍵。台灣必須加速發展不對稱戰力，確保即使在第一波轟炸後，仍能維持「士氣不垮、指揮不斷」的死磕能力。
能源與產業的單一脆弱性：
台灣天然氣發電占比高達50%，戰時儲備僅能支撐約12天；高度集中的電子資通訊產業（所謂「矽盾」）在戰爭中極易成為致命弱點。台灣必須徹底分散能源結構、建立戰略儲備，並推動產業地理與供應鏈的韌性重組。
「盟友順位」與「美中共管」的現實：
當美國深陷中東泥淖、全球能源價格失控之際，川普不得不尋求北京協助穩定局勢，這暴露了大國交易中「G2思維」的潛在風險。台灣不能把所有籌碼押在單一盟友身上，必須採取更務實的避險（Hedging）策略，在外交上保留靈活性，甚至在適當時機重啟兩岸溝通管道，以降低被當成大國交易籌碼的風險。
地理環境的防禦最大化：
台灣的決戰點不是在城鎮戰，而是台灣應充分利用台灣海峽的天然屏障與本島多山地形，打造讓「斬首」失效的分散式防禦體系。把戰事拖得越久，對進攻方的國際政治、經濟與國內壓力就越大——時間本身就是不對稱防衛的重要武器。
美以垂直升級與伊朗橫向升級：
美國一直在進行縱向升級，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最近表示，美國正在「用炸彈談判」——他和川普都明確表示，如果伊朗不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繼續升級對伊朗的軍事打擊，並威脅要對伊朗犯下戰爭罪行。這種公開認可針對平民的非法戰爭罪行的行為震驚了全世界。接著，美國打擊的目標更多，包括更多類型的目標（民用基礎設施、橋樑），而且打擊力度也更大。然而，所有這些行動都沒有取得戰略上的成功。
伊朗採用橫向升級而非縱向的升級策略，將美國拖入了一場比其預想中規模更大、混亂程度更高、地域更複雜的衝突之中。弱勢的伊朗透過新的戰場（例如，伊朗襲擊鄰近波斯灣國家的軍事和民用基礎設施）以及進行經濟和資訊攻擊（例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駭客攻擊等）來擴大衝突的地理範圍。橫向升級對伊朗有利嗎？戰爭期間——美國解除了對伊朗石油的製裁，伊朗從石油中獲得的收益比和平時期還要多。伊朗還將波斯灣地區推入了暴力和混亂的深淵，迅速摧毀了該地區作為穩定和創新全球中心的形象。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它就將世界推入了歷史上最嚴重的能源危機。
若台灣如何採取橫向升級策略呢？封鎖台灣海峽？攻擊中國大陸軍事和民用基礎設施？自動斷供全球晶片？攻擊中國大陸沿海城市？
最終的啟示：活的和平建立在真實的韌性之上
伊朗的頑強抵抗再次證明：死的和平（空洞的姿態、拒絕面對根本衝突、單方面幻想和諧）在真實危機來臨時毫無用處。真正的「活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對衝突的誠實評估、清晰不可退讓的界限，以及整個社會承受長期痛苦的集體意志之上。
唯有把不對稱戰力、經濟韌性、社會團結與戰略清晰度真正內化，台灣才能在未來的台海局勢中，擁有不只是「不輸」的底氣，而是讓任何潛在進攻者都必須認真計算「長期代價」的實力。
這不是好戰，而是對「活的和平」最務實的準備——因為只有當我們有能力讓對方也痛、也付出沉重代價時，和平才可能真正具有厚度，而非只是空洞的語言與微笑的姿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