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对谁都很危险的大时代
本文转载自凤凰周刊，作者杨津涛
编辑陈祥 美编金子
明清鼎革之际，著名驴友徐霞客家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这是当时华夏大地无数悲剧中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645年，即徐霞客去世后第四年。当时江阴受到清军围攻，徐家的奴仆们趁机“造反”，向徐家人索还卖身契，冲突导致徐霞客长子徐屺、侄子徐亮工等20多人被杀。徐霞客毕生所写游记的大部分手稿，也就此毁于一旦。
徐家的遭遇并非个案，明末爆发了一系列类似事件，被后世统称为“江南奴变”。其实上推数十年到万历年间，江南士大夫家族已然不断被卷入恶性事件，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家破人亡。
历史作家唐元鹏的新书《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即选取其中六个典型事件，向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大变局下，旧秩序崩溃，新秩序尚未形成的末世景象。唐元鹏概括：“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顶级缙绅家族，在官、绅、士、民、奴各阶层的生死缠斗中，一步步走向属于他们的献忠时刻。”
奴仆成为不稳定因素
说起奴仆，也就是古代大户人家的仆人、婢女，大家不会陌生。周星驰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卖身为奴，当了华府的低等下人“9527”，这正是明代家奴。绝大多数观众不知道的是，奴仆的身份不是按月领工资、不开心就辞职的打工仔，而是失去人身自由且没有私人财产的奴隶。
朱元璋为让朝廷尽可能多地直接控制劳动人口，曾严禁庶民之家蓄奴，违者杖责一百，奴仆放归为良。依照律法，即便一品大员家里，奴仆数量也不得超过12人。但上有政策，下面就有对策。
很多奴仆会以养子、养女身份出现，被称为义男、义女、过继子、过继女。他们在进入主家或者依附主家时，都会签订契约，上写：“本男听从银主抚养成人，与伊婚娶，终身使用。”这些人的卖身契连“买卖”二字都没有，只是被引到某家，得酬劳银（实际就是卖身银），完美躲开了官府的禁令。
很多奴仆或是从小被卖入主人家，或是家族世代为主家奴仆。奴仆的来源，原本只有罪犯及其家眷。可到了明朝中后期，受益于白银流入和商业繁荣，江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出现很多财力雄厚的豪绅地主。同时由于赋役沉重、灾荒频仍，大批农民破产，被迫把自己或儿女卖为奴仆。有的人干脆在破产之前，就带着田产、房产主动投靠豪门，用一纸卖身契换取一顶保护伞。结果就是一些家族的奴仆多至千人，使朱元璋当初限制蓄奴的法令名存实亡。
《江南困局》写了六个故事，有四个因奴仆而起。湖州有董、范两大家族，家主董份、范应期都是科举出身的显贵，帮助他们聚敛财富的奴仆则仗势横行乡里。奴仆所为在书中有不少具体例证，概括来说就是：“有人欠债还不上，就逼迫对方卖田卖房来抵债；或者强买强卖，逼迫对方低价让渡财产；抑或坑蒙拐骗，明火执仗地讹钱。”其间甚至惹出人命。当湖州人积怨爆发之时，两家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同样，松江老艺术家董其昌、宜兴退休官员陈一教身上，或多或少也都有些流言蜚语。可真正激起众怒的，依旧是他们的奴仆在收租、讨债、买卖时太过蛮横霸道。
当然，奴仆也不都是狐假虎威之辈。有些人靠着经商或读书，改变了自身命运，但无法洗掉过往的烙印。奴仆是社会上的“贱民”，身份世代相传，子孙都没有资格参加科举。奴仆家的孩子想要读书上进，只能过继到他人家中，改名换姓地去“冒考”。
顾化雍本是常熟陈必谦家的奴仆，他没想到考中举人后还是被肆意欺侮。邻居赵士锦声称，陈家祖产都已作为陪嫁给了赵家，顾化雍的房子也属陈家所有，必须交还赵家。顾化雍以死相抗，其遗孀则发起了一场震动全国的复仇记。
如果奴仆只存在于极少数高官家中，只单纯干干端茶倒水、跑腿办事的活儿，那不可能危及社会稳定。问题在于，当晚明奴仆数量愈来愈多，财富堪比士绅，甚至当他们代替官府收税的时候，朝廷依然没想着改变明初的制度设计，既不有意识地约束奴仆胡作非为，也不给奴仆合法的上升渠道。这就使得奴仆与乡民、奴仆与主人间，由利益纠葛、等级差异等引发的矛盾此起彼伏，以致席卷江南。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及江南奴变时所言：“其鼎革之际，纲纪废弛，抱怨逞威事所恒有。”诚如是也。这是一个情绪特别饱满，释放特别充分的时代；这是一个奴仆也能搅动风云的时代，也是一个士大夫终于无法高枕无忧的时代。
被牺牲的士大夫
这本《江南困局》的副标题，叫“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大明谁最牛，可能连皇帝都不算，而是在神功大成的科举制度下，源源不断进入历史舞台的士大夫阶层。明朝自明英宗朱祁镇以降200年，金字塔顶端的皇帝被巨大的文官集团包围。文官及其背后的士大夫集团，控制着从农到商各个领域，囊括了帝国所有资源。
凭借政治、经济方面拥有的巨大优势，缙绅集团在朝在野都高高在上、呼风唤雨。他们把持乡议，武断乡曲，以地方精英的身份在维护着帝国的稳定，同时也维护着自己的利益。
作者注意到，到了晚明，属于士大夫的丰饶时代结束了。等待他们的，是步步惊心的地方风云。过去被呼来喝去的奴仆、被层层盘剥的农民、进城务工的无产阶级，甚至包括地痞流氓，都如秃鹫一般，只等你有破绽就扑上来咬一口。
书中6个故事里，冲击士大夫家族的群体事件就有4件。无论你是礼部尚书，还是状元郎，又或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权倾朝野的当朝首辅，统统卷入其间，不是家破就是人亡。
压垮士大夫的力量，不仅来自乡间，更在朝堂之上。身处晚明官场，通常要依照政见或籍贯，投靠东林党或非东林的楚党、齐党、浙党等政治集团中的一个。“站队”的好处显而易见，遇难时会有同党之人伸出援手，代价是不得不承受来自敌对集团的明枪暗箭。
没错，这就是晚明特有的“党争”。在作者看来，晚明党争“参战各方尔虞我诈、手段百出，从文斗到武斗，甚至不惜以国家兴亡为赌本”。
书中的几位主角，谁不是当代最牛士大夫呢？董份早年依附严嵩，朝中不满严嵩的人即参劾他聚敛财富，纵容奴仆欺压乡里，使其在道义方面极为被动。董其昌政治上倾向东林党，在地方上煽动生员反对他的冯时可则和齐党友善，而东林党与齐党恰是敌对关系。至于“荆熊分袒”和“郑鄤之死”两事，更直接牵涉了党争，前者是东林党攻讦楚党熊廷弼袒护汤宾尹，后者则因崇祯帝厌恶东林党而触发。
处在晚明江南，无论身在何党，破家身死都不过转瞬之间。“董范之变”中，状元郎范应期先是长子范汝讷被迫自杀，接着自己上吊。松江民众的怒火点燃后，董其昌和他两个儿子的宅院都被趁乱焚毁并洗劫一空。郑鄤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意外背上“迫父杖母”的不孝大罪，被崇祯帝判以凌迟处死。赵世锦家被顾化雍的弟子和当地民众抢掠一空，宅子夷为平地。
书中六个士大夫与其他事件相互间并不完全孤立，所涉人物间常有些微妙关联。比如汤宾尹是郑鄤的启蒙老师，熊廷弼是郑鄤父亲的好友，宜兴陈家与郑鄤家也是沾亲带故。这些人家世、仕途各有不同，却同被卷入江南大案之中，说明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们真的集体迎来了“危机时刻”。
即便是远离民间，在朝堂上推波助澜的大官们，也没好下场。弹劾熊廷弼的孙玮、许弘纲等几位东林党骨干，被迫去职。
党争者，党同伐异也。一旦进入了党争，人就失去了独立人格，无论嘴上再有仁义道德，都变成了党争的明枪暗箭。和平年代，党争也许是好事，互相监督，但遇到了晚明这种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争就麻烦了。面对内外交困的重压，它就是一台电子对撞机，既能将国家资源正负抵消，又能碰撞出毁天灭地的力量。
晚明的士大夫偏偏掉进了这台绞肉机里，互相厮杀，每一方都满嘴仁义道德，为国为民。但你说谁比谁更高尚？洪洞县里没好人。
走向溃败的晚明社会
作者在梳理各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外，还不忘交代所涉主角在明末的结局。
他们有的在事件后一蹶不振。湖州董家的家主董份和其继承人董嗣成郁郁而终，陈一教的几个儿子大都自此闭门不出。
有的还能东山再起。像董其昌经历了万历年间的毁家之难，到天启、崇祯年间又官运亨通，一直做到礼部尚书。赵士锦在顾化雍一事后竟也受到举荐，复出为官，直至明朝灭亡。
几次事件引发的民变，都平息了下去。被冲击的士大夫之家，损失了一些财富或机遇，但总归保住了地位。
这一系列事件如作者所言，一方面显示了“豪奴代行官府职责，下乡收税，这是晚明以降整个大明的核心矛盾”，另一方面说明“代表着过去缙绅与官员共治乡间的秩序开始崩溃，属于科举大族、簪缨世家的丰饶时代也就此落幕”。
可惜当局者迷。从万历、天启、崇祯三位皇帝，到董份、郑鄤、熊廷弼等大小官僚，他们面对如此局势，没有人想到改变。奴仆依然是奴仆，要么忍受主人欺压，要么任意横行乡里。党争依旧剧烈，东林与非东林势力互不相让，必欲置对方于死地。
大明君臣同样意识不到，王朝尚能在内忧外患下苟延残喘，而社会已然全面溃败，任何一个阶层都再无“安全”可言。
清军攻下江阴进行屠城前，城内的徐家即先一步被奴仆灭门，可以说就是“江南困局”的总爆发。在此之后幸存的晚明士大夫，无论效忠南明，或投降清朝，还是干脆隐居不出，都再无法重现过去的煊赫。如此看来，人们常说的“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的确有其道理。
本书是典型的历史非虚构类写作，作者以丰富的史料还原事件细节，再将故事娓娓讲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事在正史里大多只有只言片语，详细记述大都见于各种笔记。而笔记作者见闻、立场不同，对一件事往往留下南辕北辙的记录。历史研究之难就在于，作者能不能将一个个“罗生门”抽丝剥茧，都给出最符合逻辑的结论？《江南困局》恰好如此，写出了一个细致入微的江南，一个人人均危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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