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路康乐著
王琴刘润堂译
李恭忠审校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梁启超提出和涉及的问题。
谁是满人,谁又 是真正的汉人?
那些清廷的反对者,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共和革命者,对满人有什么样的批评?
这些批评在多大程度上令人 信服?
也就是说,在满人统治中国二百多年之后,满汉在多大程 度上、在哪些方面有显著的差别?
清廷如何应对这些批评呢?
是否如梁启超所迫切愿望的那样,平了满汉之界吗?
至于满汉关 系,清廷到底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清廷因何导致社会精 英与之分道扬镳并激发了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满人统治者和广大满人情况如何?
一言以蔽之,在满汉关 系这个棘手的、有争议的问题上,我们能从晚清朝廷适当或不 当的处理方式上得到什么启示呢?
慈禧太后和载沣如何处理梁启超在1898年提出、 随后又成为革命派宣传攻势之靶子的满汉关系问题,从而为晚清 朝廷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特别是1907年夏天满人巡抚恩铭的被 暗杀,促使慈禧太后全面审视满汉关系问题。
她(后来是载沣) 试图通过缩小少数满人与多数汉人之间的大量差异来平息革命者 的抨击。
为什么梁启超在1898年年底仍会号召 “平满汉之界”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十余年间,各种反满的宣传又怎么会有合理性呢?
革命者们宣称满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异族, 是脱离被统治的大多数汉人的特权阶级。
共和主义者不仅反对清 廷,也反对全体满人。
（汉人大臣和社会精英，何时开始抛弃满清皇室？）
导言
第一章
隔离与不平等
反满缘由
满人七宗罪
满人和旗人
两种人,两种文化
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尝试
结语
第二章
慈禧太后和“特权制度”
政变中惊醒…….....
满汉关系的变化
军事和警政改革
满与汉
教育改革
政治改革和1907年政治风暴
恩铭被刺及其反响
结语
第三章
载沣和“满人权势”
慈禧太后的最后岁月
犹豫与退却
军事和政治的集权化
资政院之争
结语
第四章
辛亥革命
清廷的军事反应
清廷的政治反应
反满暴行
南北和谈
退位及其条件
结语
第五章
辛亥之后的皇室和满人
民国初年的皇室
民国初年的满人
1928年后的皇室和满人
结语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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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898年12月底,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自上而下 推行宪政改革的百日维新遭到失败,梁启超对此极度失望。此后 不久,他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把这个刊物作为探究清朝政治 改革新思想的一个论坛。可能与人们期望的不同,在《清议报》 创刊号的社论中,
梁启超的建议不是要提高中国民众的社会意识 水平,或者改变清廷的专制制度,而是要“平满汉之界”。[1]
梁启超这种令人惊讶的观点基于一个社会进化论者对历史的 理解。为了生存,种族之间必须互相竞争,“争种族”是推动历史 发展的驱动力。这种竞争不仅是世界各国间的普世法则,也发生 在单独的国家中。在竞争中,只有“优种”生存下来,“劣种”不 可避免被淘汰。当生命开始时,所有的种族都是平等的。为什么 一些种族“发展”而变得优等,区别并淘汰了“劣等”种族呢? 答案是“合种”。“数种相合而种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广,则其改 良愈盛。”不融合的种族则面临着灭亡的危险。
梁启超把当时的中国与春秋时代的中国进行了一个对比。那 时,周边的人民与中原的人民彼此视为异族,“互相猜而不相通,无异于今之满汉也。自此以后,支那之所以渐进于文明,成为优 种人者,则以诸种之相合也。为其相合,故能并存。”同时,大量 其他种族因为没有互相融合而消失了。梁启超指出:
今犹有苗种、侗种、瑶种等与优种人错居而不相合。然 其残喘殆亦不可以久矣。何也?不合则必争,争而必有一败, 而胜败之数,恒视其优劣以为凭故也。今夫满人与汉人,孰 为优种孰为劣种,不待知者而决矣。
诚然,在梁启超写作的时代,满人统治着汉人,但这是暂时 的偏差。种族冲突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 间。最终,智慧肯定会战胜野蛮。随着时间的推移,“优种”的汉 人最终会战胜“劣种”的满人。
梁启超认为,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满人统治者采取挽救危 局的行动还不太迟,这不仅会影响满人,也影响着全亚洲。全球 性的生存竞争演变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结果还很难预 料。整个黄种人的命运取决于中国的存亡,因为中国的人口占了 黄种人的70%~80%。然而,中国却处于满人统治之下,前途堪 忧。“世界之进化愈甚,则恃力者愈弱,恃智者愈强。…………………即使以 数百年前满州强悍之人种,生于今日,犹不能安然独立于竞智诸 强国间也。况如今之满人,强悍之气已失,蒙昧之性未改,而欲 免胶削澌灭之祸,其可得乎?”尽管种族竞争的关键在于“合种 族”,但是“宰治支那者宁忍置全种数百兆人于死地,听其永永沉 沦,永永糜烂,而不以易其一日之欢愉富贵”。
梁启超悲叹满人统治者的鼠目寸光。
“徒认汉人为异种,为不 利于己。而不知更有异种之大不利者过此万万也。”
考虑到灾难性 的后果,梁启超断定如果不通过平满汉之界来变革,那么等待满 人的是汉人和白种人的双重威胁。
抑压政策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
必将有美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彼时满人噬脐无及,固无论矣,即不然,守今日顽固之政体不及数年,必受分割。分割之际,会匪乘起,暴徒横行。政府之威力,既不能行于地方,则民皆将任意报其所仇愤。其他吾 不敢知,而各省驻防之满人,其无噍类也必矣。分割以后, 则汉人满人虽同为奴隶,然汉人人数太多,才智不少,尚可 谋联合以为恢复独立之事。满人则既寡且愚且弱,虽不遭报 复于汉人,亦长为白种之牛马而已。且汉人之农者工者,其 操作最勤,其价值甚廉,他日全地球力作之业,尚藉汉人为 一转轮之钮,而南美洲、太平洋未开之地,皆赖汉人以垦之 以实之,故汉土虽分割,而汉人仍可以有权力于世界之上, 即受钳制,而终能以身存。若满人,则数百年来,不耕而食, 不织而衣,其全部五百万人,不能为士,不能为农,不能为 工,不能为商,一旦分割,政权、财权、兵权三者,既归白 种人之手,彼时欲求一饭之饱,一樣之安,可复得乎?然则 满人所自以为得计者,正其自取灭亡之道,真所谓医渴而饮 鸠者也。
梁启超的这篇短文非常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有助于把社 会进化论的概念和原理介绍给中国大众,而且这也是
自从太平天 国运动以来,第一篇理性批评清朝廷、满人和满汉关系的文章。
此外,梁启超对五百万满人寄生虫式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耕而 食,不织而衣”)的谴责,预示着共和革命者发动的反满宣传即将 到来。
梁启超关于满人“巨变”的预言,即如果朝廷拒绝以“平 满汉之界”开始其他改革,就将会引起天下巨变,也在十余年后 的辛亥革命中变成了现实。
本书包含了很多
梁启超提出和涉及的问题。
谁是满人,谁又 是真正的汉人?
那些清廷的反对者,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共和革命者,对满人有什么样的批评?
这些批评在多大程度上令人 信服?
也就是说,在满人统治中国二百多年之后,满汉在多大程 度上、在哪些方面有显著的差别?
清廷如何应对这些批评呢?
是否如梁启超所迫切愿望的那样,平了满汉之界吗?
至于满汉关 系,清廷到底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清廷因何导致社会精 英与之分道扬镳并激发了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满人统治者和广大满人情况如何?
一言以蔽之,在满汉关 系这个棘手的、有争议的问题上,我们能从晚清朝廷适当或不 当的处理方式上得到什么启示呢?
本书同样关注族群关系和政 治权力问题,它们与满汉问题有关,这在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 尤其如此。
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早期的著作,尤其是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如萧一山的《清代通 史》,无一例外地集中关注革命派,特别是孙中山。[2]此后,
在20 世纪60年代末,学者的注意力开始从革命家(他们通常在国外进 行许多密谋行动)转移到非革命的改革家(他们主要在国内活动) 身上。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在关于湖北和湖南的研究中称其 为“城市改革精英”,
1976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侯 宜杰关于晚清立宪运动的历史研究)则将他们看做反对封建制度 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3]
辛亥革命不再被视为革命家组织的一 系列武装反抗和民众起义的最终结果,而是改革精英们对清廷的 不满和疏远不断增长的结果。
然而,与上一代正统历史学家的研 究相比,这些修正主义者的研究通常不关注清廷。
因此,我们不 清楚朝廷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才导致改革精英与之 分道扬镳,致使他们放弃了对清廷而言至关重要的支持。
没有他 们的支持,这个王朝注定要灭亡。
关于清初统治者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
相比之下,关于晚清 的英文专著只有两本:
芮玛丽(Mary Wright)关于同治中兴的研 究和歐邝兆江(Luke Kwong)关于1898年百日维新时统治阶层间 的钩心斗角的研究。[4]
尽管慈禧太后在晚清政治中居于重要地位, 也统治了很长的时间,但还没有关于她的研究专著出版。
当然, 有许多不太可靠的通俗传记(人们通常可以追溯到1910年布兰德 (Bland)和埃德蒙·白克浩斯(Edmund Backhouse, 1872-1944) 的作品)。[5]
这种忽视,特别是对清王朝最后十年的忽视,在中国 学者当中也很普遍。
当然,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中央权力的式微和伴随而来的 (普遍认为)清廷的软弱无能。
因此,关于
清末十年的研究,焦点通常不是集中在慈禧太后或者其他朝臣如庆亲王奕劻身上,而是 集中在表面上握有重权的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和袁世凯(1859- 1916)身上。
关于他们,裴士丹(Daniel Bays)、拉尔夫·鲍威尔 (Ralph Powell)、陈志让(Jerome Ch'en)、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等人都有相关著作予以论述。[6]
历史学家分析晚清朝 廷时,其重点通常集中于这样一个或者两个主题上:
慈禧太后开 始尝试改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的地方分权趋势;
慈禧太后之 后,因为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继任者载沣的无能,他短暂的摄政期 在革命中终结。
1909年1月,这两个主题汇集成一点,当时载沣 突然地、也可能是愚蠢地剥夺了袁世凯的全部政治和军事职位。
对于自己的突然被解职,袁世凯既没有辩解也没有反抗,他的解 职也解释了一个疑问:
直至清朝灭亡前三年,朝廷可能并不像通 常描述的那样软弱无能。
本书考察了
慈禧太后和载沣如何处理梁启超在1898年提出、 随后又成为革命派宣传攻势之靶子的满汉关系问题,从而为晚清 朝廷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特别是1907年夏天满人巡抚恩铭的被 暗杀,促使慈禧太后全面审视满汉关系问题。
她(后来是载沣) 试图通过缩小少数满人与多数汉人之间的大量差异来平息革命者 的抨击。
然而,他们同时还进行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皇权” 的努力,这又大大削弱了他们改善满汉关系的成就。
朝廷强化皇 权的长期努力始于
1861年恭亲王奕诉被任命为军机处大臣——————
迄 今为止,历史学家往往因为关注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而忽略 了这一点—————最后在
1911年5月,以备受指责的“皇族内阁”的 出现而达到顶峰。
这也是清廷方面令改革精英极度失望的关键决 策之一,导致了他们在5个月后革命爆发时放弃了对朝廷的支持。
本书也涉及了清廷对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 反应,以及清廷在为1912年2月清帝退位协议铺平道路过程中扮 演的角色。
最后,本书讨论了
革命之后皇室的命运,包括“末代 皇帝”在
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以及
1928年清朝皇陵被人破坏却没有遭到惩处等问题。
关于广大满人民众,他们与汉人的关系是本书的另一个主题。
满人的历史和身份与八旗制度紧紧缠绕在一起。
从清太祖努尔哈 赤(Nurhaci)开始,旗人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在1644年入主中 原、建立清朝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随后又作为职业军人驻 防于全国各地。
八旗制度创建之初的主要成员是满洲东部和北部 的女真人(Jurchen),努尔哈赤的儿子和继任者皇太极(Hong Taiji)把女真人更名为“满洲”,不久以后本地区的其他民族成 员,主要是蒙古和汉又加入了。
然而,旗人不仅包括八旗士兵, 也包括他们所有的男女老幼家属,他们统统被称为“旗人”。
在八 旗制度中,旗人资格是世袭的,旗人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大量人 口区分开来,
那些非旗人被称为“民”。
旗人与满人的关系可能令 人困惑。
要通过英语把几个不同的汉语词汇————————尤其是满洲、满 人、满族———区别开来,这是很费劲的,因为这几个词汇都可以 毫无争议地翻译成英语的“Manchu”。
本书认为,
旗人(皇太极 的满洲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与义和团运动之后十年内的满人是 同义的(梁启超在1898年称之为“满人”),
本书也认为他们为 满族的“族性”或者满族的“族群”确立了基础,在20世纪80 年代,满族在人口数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大少数民族 (仅次于壮族)。
本书展示了满人是如何从世袭的军事阶层—————
他 们在清代主要是作为八旗制度的成员————
转变成了今天的民族。
相应的,如果满人被界定为旗人,那么汉人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 于非旗人的“民”。
虽然满人作为“旗人”在关于清代前期的著作中占有非常突 出的位置,但他们在19世纪早期的历史中却似乎消失了。[7]
直到 现在,也只有三本关于晚清满人的英语著作。
一本是罗伯特·李 (Robert Lee)的考察了汉人移民对满人家乡满洲的影响的著作;
另一本是戴福士 (Roger Des Forges) 关于蒙古旗人锡良的政治传 记;
第三本是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关于一个驻防杭州的满 洲旗人家庭的历史研究著作(从18世纪90年代到清朝灭亡)。[8]
目前,研究晚清八旗制度的中文著作数量众多,但与研究清前期 八旗制度的著作相比,也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这方面的代表性学 者是陈一石、金启孮、汪宗猷和郑川水,他们的著作在本项研究中经常被引用。
19世纪初,满人成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群体。
人们普遍认 为,他们被同化于大多数汉人的文化之中,因此不再被区别为一 个单独的独立群体。
这种观点部分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不可否认,
由于满人身份问题与八旗制度紧密相关,制度的崩溃极易导 致这样的结论:
即构成八旗制度的满人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连同 他们特殊的身份也失去了。
可能基于文化保护的动机,中国历史 学家长期以来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满人衰落的速度和程度上。
例如, 郑天挺把满人军事衰落的时间定位在满人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代人 那里:
当1673年三藩叛乱发生时,八旗军队(包括汉军八旗)丿 乎不能参战,满人统治者只好利用绿营军队。
同样,陈捷先指出 了
满人在语言方面的文化适应程度:“现代语言学家估计,基本有 三分之一的满语起源于汉语。”
他断定:
“满人的母语与其早期文 化的其他方面一样,不能抵抗汉语的同化。”
并不只是中国历史学 家宣称满人被融入汉文化中。
芮玛丽在她很有影响的关于同治中 兴的著作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当1865年一项关于满人可以自由 “出旗”的谕令颁布后,“满人与汉人之间最后的重要隔离也基本 被消除了”。[9]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梁启超在1898年年底仍会号召 “平满汉之界”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十余年间,各种反满的宣传又怎么会有合理性呢?
革命者们宣称满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异族, 是脱离被统治的大多数汉人的特权阶级。
共和主义者不仅反对清 廷,也反对全体满人。
邹容在1903年出版且广泛传播的小册子 《革命军》中,表达了这种激烈的反满情绪,号召“诛绝五百万有 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10]。
同样,1905年,革命的领导组织————
同盟会在宣布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同时,也宣称要“驱逐鞑 虏”,鞑虏当然是指满人。
那些把满汉差异最小化的学者们一般认 为革命者的反满言辞是纯粹的宣传,指出这些宣传内容空洞,没 有实质。
在一本辛亥革命论文集的精彩导言里,
芮玛丽认为这样的反满言辞是不重要的,没有根据的。
芮玛丽重申了她早期的观 点,即
“满汉融合在19世纪中期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 她总结说,“民族问题与革命不相关”[11]。
（重点在于权力，如台湾的外省本省引发的台独）
本书在如下两个方面反驳了芮玛丽的这些观点:
19世纪中期 以后满人的文化融合程度和“民族问题”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的 相对重要性。
文化融合的过程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正如满人毫 无疑问被“中国化”(更准确的说是“汉化”)一样,
汉人在一定 程度上(尽管还远远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也被“满化”了。
然而, 不管文化的相互融合带来了什么累积效应,
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 早期,满人与汉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由此也证明了许多革 命者对满人的批评是合理的。
因此,如果所谓的满汉融合在世纪 之交或者辛亥革命时根本没有完成,那么民族问题就不会与革命 无关。
革命肯定与大量满人有关,正如邹容所希望的那样,大量 满人在革命中被抓和被杀。
也正如通常描述的一样,共和国家的 建立是伴随着流血过程的。
总之,
清廷在解决满汉问题上的无能——
它始于奕䜣1861年 被任命为军机处大臣、
芮玛丽引用的1865年关于八旗的谕令,一 直到义和团运动后的清末新政——大大消减了社会精英对政府的信任,也为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汉人社会精英何时开始抛弃满清皇室及政府？）
即使这样,辛亥革命后的十 余年间,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 后期,随着1924年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和
1928年清皇陵被破坏,八 旗制度才完全解体。
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评论的三十年后, 满汉之间的界限才完全被打破。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册,77~83页。Pusey,James Reeve (浦嘉珉),China a Charles Darwin(《中国与达尔文》),181~184页。
[2] Hsieh, Winston(谢文孙),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 tion of 1911: 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中国的辛亥革 命史研究:述评和书目选》)。萧一山:《清代通史》。
[3] Esherick, Joseph(周锡瑞),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4] Wright, Mary Clabaugh (芮玛丽),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 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 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 Kwong, Luke S. K. (邝兆江),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百日维新的 碎片:1898年的个人、政治和思想》)。
[5] Bland, J. O. P.(布兰德),Edmund Backhouse(白克浩斯),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慈禧外传》)。关于对慈禧太后简要的学术研
究,参见Chung, Sue Fawn(钟苏芬),“The Much Maligned Empress Dowager: A Revisionist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is (1835-1908)" (《被诽谤的皇太后:对慈禧太后的修正研究》), in Modern Asian Studies(《现 代亚洲研究》), 1979, (13),177~196页。
[6] Bays, Daniel H.(装士丹), 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1909 (《迈入20世纪的 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 Powell, Ralph L..(拉尔夫· 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 的兴起(1895-1912))), Ch'en, Jerome (陈志让), Yuan Shih-k'ai (《袁世 凯》)。MacKinnon, Stephen R.(麦金农),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 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帝国晚期的 政治与权力: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
[7] Mark Elliott(欧立德)用几乎同样的词汇,类似地谈到了清朝灭 亡时满人的消失。参见其Resident Aliens: 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 na, 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
[8] Lee, Robert H. G.(罗伯特·李),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Des Forges, Roger V. (戴福士),Hsi- 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锡良与中国民族革命》)。Cross- ley, Pamela Kyle(柯娇燕),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
[9]郑天挺:《探微集》,176页。Chen, Chieh-hsien(陈捷先),“The Declin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
1911)”(《清代满语的衰落》),in Walther Heissig(海西西)ed.,Altaica Collecta(《阿尔泰学论集》),144页。Wright, Mary Clabaugh(芮玛丽),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53页。
[10]邹容:《革命军》,1页(Lust(拉斯特)译本,58页)。
[11] Wright, Mary Clabaugh(芮玛丽),“Introduction: 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绪论:高涨的变革潮流》),i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革命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21~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