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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以色列而言，血腥勝利的代價是心理上的清算。 創傷、叛亂和移民潮與軍國主義的崛起同步激增。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2025年11月16日 | 耶路撒冷 | 閱讀時間：6分鐘 我 對於以色列這樣的小 國來說，其公民獲得諾貝爾獎通常會引發舉國歡慶。然而，上個月喬爾·莫基爾獲得諾貝爾 經濟學獎 的消息卻鮮為人知。部分原因是，此事恰逢加薩地帶最後一批人質獲釋。當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質獲釋和停火協議上。此外，莫基爾先生一直以來都是以色列現任政府的公開批評者，因此他不太可能獲得官方的表彰。 但以色列的一些同事和仰慕者認為，反應冷淡的另一個原因是莫基爾先生定居美國，而且已經在那裡生活了50多年。 「這裡每個人都喜歡約埃爾，」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一位經濟學講師說道，莫基爾先生就讀於該校。 “如果他留在以色列，他的職業生涯不可能如此輝煌。他仍然為自己身為以色列人而感到自豪，並且與以色列學術界保持著密切聯繫。但目前人才流失的擔憂確實存在。” 過去兩年，以色列在加沙發動的戰爭以及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改變了外界對以色列的看法。但2023年10月哈馬斯發動的攻擊及其後續事件，也改變了以色列人對國家的感受。有些人開始質疑，他們的未來是否仍與以色列息息相關。過去兩年，以色列展現了對敵人的強大軍事優勢。然而，未來似乎預示著無止盡的警戒和戰爭，而非持久的穩定。加薩的停火協議岌岌可危，與巴勒斯坦達成更全面的協議遙遙無期，國際社會的譴責也日益加深。在國內，政治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兩極化和極端化。 這將對以色列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這種擔憂在以色列並非新鮮事。美國大學的機會和資源一直對以色列最優秀的人才極具誘惑力。過去25年中，有四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在希伯來大學學習或任教。但只有一位在事業起飛後留在了以色列。 雖然經濟考量一直是一個因素，但在過去三年裡，由極右翼和極端宗教政黨主導的本雅明·內塔尼亞胡聯盟的政策以及加薩戰爭，給移民問題帶來了政治層面的影響。 特拉維夫大學經濟學家丹‧本-大衛表示：「以色列的經濟和技術優勢建立在少數以色列人之上，他們是科學和醫學領域研究和教學的關鍵人物——而這些人很容易在國外找到工作。」他估計這些人大約有30萬人，僅佔以色列人口的3%。但到2024年， 科技業 將佔以色列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約59%，而且該行業的從業人員流動性很高。 以色列...

2017 年第 1 期 山 东 社 会 科 学 No．1 总第 257 期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57 · “文学与民族主义”专题讨论( 学术主持人: 王升远) · 主持人语: 近些年，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和民族国家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重大议题。 近期，对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奥巴马指出，这显示人们普遍对自己的国族认同还有世界地位不再像以前那么坚定，而这导致左右两派都出现了奥氏所称的“民粹主义运动”。 从这个现实语境上来说，今天我们在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脉络里重审文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从中寻求有效的历史经验就显得格外重要。 本次的专题邀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程巍教 授、台湾清华大学的柳书琴教授和日本一桥大学的坂井洋史教授三位学者赐文从不同的视角回应这一议题，几篇宏文从文献占有之全备到问题意识的生成及其展开理路都会给我们带来强烈的震撼、冲击和有益的思考。 程巍教授的论文冲破了学术界对辜鸿铭的“圣化”和讹传，还原到晚清大变革时代、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下一个朴素而又非凡的“个体”的处境、困境，自下而上地发问，并由此完成了一项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而言极为重要的“祛魅”过程，从而揭示出辜鸿铭由“大英子民”到激进民族主义者的转变乃是个体遭受的身体、尊严羞辱进而与国族遭受的欺凌相叠加的结果。  柳书琴教授的论文极大地拓展了台湾现代文学的论域，将农民运动引入台湾新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从三大农运与作家文学创作的视角，以赖和为指标，追溯台湾地区 本土论题在与“新文学”这一外来形式的关联中生成了“台湾新文学”并树立思想的先锋性的理路，并据农运发生地和新文学作家的地理分布关系描绘了一副“新文学地图”，提示出台湾新文学成熟于中南部苦难之地的“所以然”。  坂井洋史教授的论文指出战后竹内好和石母田正在战后关于“东方—西方”、“民族—世界”关系的讨论中，对“民族”执念过深，且有着极为观念化的倾向，为此表彰鲁迅超过“国家”框架而提倡的“人的真性”、“相爱的至情”之意义，我想坂井先生所引知堂的这段话对于今天依然是极有意义的——— “我们这时代的人，因为偏隘的国家主义的反动，大抵养成一种‘ 世界民’ ( kosmopolites) 的态度，容易...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39 期 2008 年 6 月，頁 1-16 儒者的創傷 ─《餘生錄》的閱讀 司徒琳（Lynn A. Struve） 譯者：王成勉 摘 要 本文在討論一位年輕人的回憶錄。在 1640 年代，滿清征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遽變中，年輕人的全家，在祖父帶領下一一自盡，使他成為孤兒。 這位年輕人的記載，事實上是一部目錄，記載了那些因素引起「創傷後壓力失調」（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也同時記載了另一些因素，用來 「修通」（working  through）這個症狀。本文的重點是： 事件是否在經驗與記憶中留下創傷，及受創的心靈是否能夠痊癒，端視受創者的信念與價值系統為何。 此處所顯示的是，一個孝順的孫子受困於朝代鼎革時期的殘酷戰亂下，他所篤信的儒家信念與價值體系是如何產生「修通」的功能。 關鍵詞：創傷後壓力失調、創傷記憶、明清鼎革 Peter Zarrow, "Historical Trauma: Anti-Manchuism and Memories of Atrocity in Late Qing China" （《历史创伤：晚清时期的排满主义和暴行记忆》），History & Memory（《历史与记忆》），16.2（2004） ，pp. 78，74. [21] 张茂滋的《余生录》曾被美国历史学者司徒琳 （Lynn A. Struve）译成英文，并就此写下论文《儒者的创伤后压力失调症：在一部中国年轻人的1653年回忆录中阅读创伤》（Lynn A. Struve, "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History & Memory, 16.2 [2004]，pp.14-31）。此文被王成勉译成中文，题为《儒者的创伤：阅读〈余生录〉》，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8年6月第39期，页1―16。找到幸存者的使命、与社会重新建立联系，按照心理分析学家贺曼的说法，是从创伤中恢复和痊愈的第三个阶段。见Judith Lewis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创伤与痊愈》，New York: Basic 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