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顽固守旧的晚清大臣，是如何被儿子坑死的？
徐桐（1820～1900），户部尚书徐泽醇（1787-1858）之子。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1860年以前任翰林院检讨，实录馆协修等职。同治帝登位后为其师傅。1870年以后，先后任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徐桐是晚清理学家，他一生顽固守旧，嫉恶西学，是晚清朝廷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898年戊戌政变后，徐桐因不择手段攻击新党，得慈禧信任。1900年，徐桐支持慈禧力举立溥儁为大阿哥（即皇储），废光绪帝，遂被任命为溥儁的师傅。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主张借助义和团排外，支持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自缢身亡。
作为帝师，当然坚守正统比追求开放更重要，不论价值观，还是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皇帝的老师都应该守住基本立场，既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无节制趋新。但是，也不应该过于保守，更不能不识时务，不知道世界大势而盲目排外。在坚守正统方面，徐桐做得并不太坏，只是他的世界观，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似乎太过，好像根本没有经历过洋务新政 30 年。有一个著名的段子说，徐家位于东交民巷，与各国使馆比邻，徐桐故意在自家大门贴上一副对子：“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由此可见徐桐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庚子国变中的徐桐、徐承煜
文 | 马勇
来源 | 《文史天地》2020年12期、2021年1期
1900 年的庚子国变，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这个事件原本在随后的辛丑议和时得到大致清理，对于事件缘起、各方责任等，都有一个利益攸关方大致可以接受的说辞。这个说辞经各国外交代表充分协商，也与清政府反复讨论并最终获得认可。然而在随后不久，由于全球民族主义崛起，包括庚子国变在内的近代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被重新讨论，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庚子事变许多介入者也被重新讨论，给予新的定位。但是也有始终无法重新讨论，或者说始终无法给予新的评价的关键人物，比如当年被议和所认定的所谓“肇祸大臣”等，近乎被打入历史的冷宫。历史学家似乎也找不到重新讨论的思路。这些所谓“肇祸大臣”当年之所以如此理路、理据也就隐而不彰。本文所要讨论的徐桐、徐承煜父子，就大致属于这种情形。
“己亥建储”定策者
庚子国变的起因极为复杂，并不是“义和拳起山东”，然后遍地烽烟如此简单，而实际上是两年前那场戊戌改革特别是戊戌政变的后遗症。戊戌政变发生后，张荫桓、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和林旭等被拘。由于列强干预，张荫桓很快被从政变事件中摘出，免于一死。由于担心夜长梦多，担心类似干预再度发生，比如谭嗣同、杨锐、林旭等完全可以因为人脉因素免于一死。果如此，以“围园劫后”为诉求的所谓政变就没有了真正的责任人，这在慈禧太后那儿实在交代不过去，所以清廷迅速杀掉了谭嗣同等六人，以为如此就可以给太后一个交代，清帝国的政治还将如常继续。
戊戌六君子殉难
然而，逃出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并不甘于寂寞。他们能说会写，拥有不可思议的话语强势。他们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清，为了皇上。对于慈禧太后，他们直言不讳予以反对，将太后与皇上视为对立的双方。这个描述被后来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所接受，以为就是真历史。其实，康梁所说的故事与真实历史有很大距离。
康梁言说致光绪帝于不义，因此我们看到在政变之后那一年，光绪帝越来越觉得无法继续履职。他的身体原本就不好，又经过戊戌秋一惊一乍，确实有了一些症状，但据法国使馆医生检查，并不会影响其继续当皇帝。
可惜的是，谭嗣同、林旭、杨锐等人已死，没有人能够出面证明康梁的说法没有依据。光绪帝蒙受“围园劫后”不白之冤，他唯一能洗刷自己的就是坚定不移地离开皇帝这个位置，而且不愿他的家族再有人出来当皇帝。1899 年 12 月 20 日，光绪帝发布了一道谕旨。在这份上谕颁发的同时，一个废立传言经《清议报》发布，在海内外迅速发酵。传言说，庆亲王意欲光绪让位，而荣中堂荣禄却主张光绪亲政，两人大相龃龉，不能相容。朝中各员大多依附庆亲王。庆亲王与刚毅交好，刚毅之视荣禄，常以小辈目之。照《清议报》推测，许多人认为刚毅必能帮助庆亲王制胜，也就是能够让光绪帝辞位，荣中堂保全皇上的计划必将陷于孤立，皇上地位危殆矣。
他塔拉·刚毅（1837-1900）
另有一个传言说，清廷已决计庚子改元，另立新主。传言内外重臣李鸿章、徐桐、昆岗数人各效忠诚，苦谏慈禧太后，以为在此非常时期，强推皇位更易，势必引起天下大乱，列强干涉，国内反叛。还有传言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锺麟皆有亲信在京打探。所以当慈禧太后犹豫不决之际，忽接刘坤一、张之洞电报各一份，又有刘坤一、谭锺麟联名电报一纸，均恳请慈禧太后不要骤然宣布废立计划，不要另立新主，以免国家分裂更早于外人瓜分，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综合各种传闻，废立计划的启动者似乎是刚毅、徐桐、崇绮、载漪以及尚书启秀等人。崇绮久废在私第，而大学士徐桐虽已80 高龄，但对于弄权非常有兴趣；尚书启秀在枢廷与素来守旧排外的徐桐关系不错，他们三人相邀定策，日夕密谋，拟就内外大臣联名吁请废立的奏稿密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对此不置可否，让他们找荣中堂商量定策。
荣禄戊戌秋政治大变后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置上升迁中枢，为军中统帅，大权独揽，实力最强，且为慈禧太后所信任。因此正如传言所说，即便真有一个废立计划，如果没有荣中堂首肯，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无可无不可。
瓜尔佳·荣禄（1836-1903）
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1899 年 12 月30 日，启秀退朝后找到荣禄转达徐桐、崇绮废立建议，荣禄闻言大惊。待徐桐、崇绮二人到荣府详谈，荣禄叮嘱家人不让他们进门。苦苦想了一整天，待次日罢朝，遂请与慈禧太后独对。荣禄问太后：传闻将有废立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但皇上英名在外，如果没有切实理由擅自废立，必将引列强干涉，不可不慎。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从容对，曰：无妨也。皇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这段传言不太可信，但大致可以证明在己亥建储这个重大事件中，徐桐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
徐桐号荫轩，字豫如，汉军正蓝旗人，户部尚书徐泽纯之子，道光进士。生于1820 年，此时已 80 高龄。同治朝为皇上师傅，后逐渐爬升，终至礼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属于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重臣，也因此有资格参与建储定策。
己亥十二月二十三日（1900 年 1 月 23日），光绪谕旨宣布自己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命恭亲王溥伟和贝勒载濂、载滢、载澜，以及大学士、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中央部院满汉尚书等于明日侍候召见。许多人都猜到了，这一规模庞大的御前会议肯定要就皇上健康状况及朝廷将采取的措施进行商量，并做出决定。
会议的结果是，皇上会后谕旨宣布选择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派崇绮为师傅授读，并派徐桐常川照料。这一天为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因而这一事件又被一些史书称为“己亥建储”。
爱新觉罗·溥儁（1885-1942）
“常川照料”就是全程陪同。由此，年迈的徐桐承担起未来可能成为皇帝的“大阿哥”师傅，责任不可谓不大。其与这个未来接班人的生父、现在权位盛极一时的端郡王载漪也就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关系，结成了利益同盟。
据《清史稿》本传，己亥建储最大受益者为端郡王载漪，而幕后推手、操盘者，又与徐桐有密切关联：
“有豫师者，字锡之，内务府汉军。进士。官至乌鲁木齐都统，以讲学为桐所倾服。方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桐主之甚力，实皆豫师本谋也。既而桐被命照料，益亲载漪。”
这也是徐桐父子后来悲剧之缘由。
徐桐并不是第一次出任帝师，同治朝，他就是皇上的师傅。作为帝师，当然坚守正统比追求开放更重要，不论价值观，还是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皇帝的老师都应该守住基本立场，既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无节制趋新。但是，也不应该过于保守，更不能不识时务，不知道世界大势而盲目排外。在坚守正统方面，徐桐做得并不太坏，只是他的世界观，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似乎太过，好像根本没有经历过洋务新政 30 年。有一个著名的段子说，徐家位于东交民巷，与各国使馆比邻，徐桐故意在自家大门贴上一副对子：“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由此可见徐桐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搭上了载漪的战车，就成了一个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员。再加上其自身的世界观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因而徐桐在稍后的事件中也就义无反顾了。
爱新觉罗·载漪（1856-1922）（中坐者）
康梁等人“围园劫后”密谋曝光后，确实引发了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不满。光绪帝之所以吁请太后再度垂帘听政，也与此事有关。两宫之间的裂痕是个事实，如何对待这个事实则表现了各自的立场与涵养。毕竟在国内外舆论中，光绪帝亲政后积极推动各项变革，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更期望重振朝纲，重建辉煌。在对外方面，光绪帝就是一面改革的旗帜，因而他的地位是否稳固，是否延续，对列强来说格外重要。光绪帝继续执政意味着改革还将继续，一旦换掉光绪帝，则很可能改变方向。所以各国对己亥建储普遍不予认同，甚至不愿给予礼节性祝福。对于清帝国这种威权体制，来自外部的认可、支持格外重要。据《清史稿·徐桐传》载“：各国不慊载漪等所为，漪恚甚，图报复。”
恰逢此时，义和拳起山东。山东在甲午战后，德国在戊戌春获得胶州湾租借权之后，大幅度加大对山东的投资、开放。这一方面给山东带来了机会，另一方面也衍生一些问题。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做了一些平衡中外的工作，但始终找不到根本解决方案，山东民教冲突越来越严重，列强为此强烈建议清政府换人，并指明让袁世凯接替毓贤。
义和团团民
袁世凯赴任山东与己亥建储几乎是同一时间。而袁世凯剿抚并重的两手一方面让山东地面迅速平静下来，另一方面产生严重的“溢出效应”，“不到三月遍地红”。原生于山东的义和拳迅速向毗邻的直隶等地释放。
京畿重镇防守素来严密，对付英法联军那样的外来军事压力或许不够，但是防范老百姓进京闹事绰绰有余。“九门提督”为京师防卫基本架构，宽阔的护城河，高高的城墙，笨重的城门，对于那些近乎手无寸铁的义和拳来说就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假如没有清廷最高层默许，义和拳民众不可能进入京师。
然而此时的载漪太需要外部的冲击了。“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起衅仇外，载漪大喜，导之入都。桐谓中国当自此强矣！至且亲迓之。”这既证明义和拳民众得以进入京师的外部原因，也可见徐桐之短视。
义和拳在京津地区各种极端活动并没有让列强改变对大阿哥事件的看法。列强按照自己的原则，不就大阿哥事件与清廷沟通，他们大规模向北京调兵，只是自己动手保卫使馆，保卫公使、眷属与侨民、教民。义和拳在北京已经失去了清廷原初允许他们进城的意义，但是这样大规模的民众运动进来容易，驱逐太难。1899 年 6 月 4 日晚，据闻慈禧太后密召军机大臣入宫议事，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当然还有大阿哥的师傅徐桐，他们都认为义和拳勇忠于大清王朝，如能为他们配备精良军事装备，那么便可能听从朝廷派遣，与列强对抗。
对于这些说法，荣禄及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甚不以为然。而当时的形势是，京津一带义和拳勇遍地皆是，每日新增的义和拳勇数量庞大，成分复杂，既有汉人士大夫，也有许多满人。凡此都为慈禧太后的最终决定制造了相当复杂的障碍。不过应该肯定的是，当此次密商进行的时候，慈禧太后虽然对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以及刚毅、赵舒翘、徐桐等人主抚主张有所倾心，旋即议定，决计利用义和拳勇的愚忠，以与列强周旋。在这一决策
过程中，徐桐坚定地站在了载漪一边。
爱新觉罗·奕劻（1838-1917）
可悲的父子
踏上了载漪的战车，徐桐不仅自己积极充当载漪荒唐排外的急先锋，而且深刻影响了他的儿子徐承煜（1841-1901）。
徐承煜以户部小官晋迁郎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在其父影响下，徐承煜也是庚子事件中坚定的排外主义者，且不知自保、收敛，为尚书徐用仪、侍郎许景澄、太常卿袁昶被行刑时的监斩官。徐用仪已年老，就戮时，昏不知人。许景澄惨默无声，唯袁昶义气慷慨，将赴市曹时，跪听诏旨毕，起立受缚。
行刑前，袁昶忽慨然曰：死亦好，省得看见洋人打进京城，国破家亡。监斩官徐承煜闻而呵之，说你还想着洋人打进京城吗？袁昶大怒，目光如炬，大骂徐家父子俩可把国家害苦了。狗一样的东西，你还敢骂我。徐承煜恼羞成怒，怒骂道：快些拉出去宰了他。袁昶冷静答道：哼，我死得很痛快，只是你们将来死得连一只老鼠都不如。
行刑者闻言，面无人色，盖以前犯官皆俯首受戮，未闻敢于如许激烈言语者。然而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袁昶对徐承煜的判词不幸而言中。
袁昶（1846-1900）
袁昶等人蒙难，并不表明载漪对政局有巨大掌控力。恰恰相反，表明许多朝臣已经看出载漪大势将去。庚子国难不只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更不是朝廷内部各派系之间相互斗法。由于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公使馆书记官，以及那么多传教士及其眷属在太原被毓贤残忍杀死，列强不可能不为这些死难者寻求公道直至复仇。
1900年9月5日，德国政府提出对华议和条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必须严惩一切有罪的人，主要是属于高级社会的罪魁祸首，并没收其财产”。
9月6日，俄国政府也提出自己的四点想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惩办所谓叛乱首犯。所谓首犯名单有端王、董福祥、刚毅、李秉衡、毓贤等。俄国政府认为，将这些罪犯完全罢黜是中国国内持久秩序的另一保证。
董福祥（1840-1908）
德国政府最先提出要惩办那些属于“高级社会”的罪魁祸首，而俄国政府则明确提出端王以下的“叛乱首犯”名单。因此在此后一段时间的交涉中，如何惩办这些所谓“叛乱首犯”以及这些“叛乱首犯”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人，一度成为交涉的焦点。
惩办“叛乱首犯”的问题确实很棘手，这实际上是将中外议和中的次要问题提到了首要的位置，为中国政府出了一道极大的难题。特别是当端王以下的主战大臣在目前时局并没有有效控制、联军继续向西和向北京周边地区扩大战争的情况下，要求清政府处置这些主张坚决抵抗的大臣，不要说李鸿章等大臣难以开口，即便提出也很难得到慈禧太后的批准，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这一点就连赫德也清楚地看到，他在9月8日致金登干的信中说，之所以坚持留下来是为了海关，为了中国，为了大家的利益。他想他留在北京应该能够发挥协调作用，认为也只有他才能在目前对于三方面都有作用，否则的话，他早就离开北京返回英国了。他现在已经把庆亲王找了回来，他们正在等待着另一个全权大臣李鸿章的到来。但是他预计，即将要进行的谈判是十分困难的，中国政府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赔款颇为踌躇，赫德个人预计恐怕也要付出一些领土才能解决问题。然而新添出来的难题是某些公使在庆亲王初次露面时就告诉他，除非先把端王、庄王、载澜以及刚毅、徐桐等有关大员杀头，否则不能进行谈判。按照赫德的本意，适度地惩罚这些盲目的排外大臣应该是谈判的最后一项内容，现在却因某种原因被提到了第一项。他认为这对各国来说可能是一个错误。恐怕庆亲王也没有体会出整个事件的严重性，和中国必须接受怎样的惩罚。
爱新觉罗·载澜（1856-1916）
列强关于惩罚战争罪犯的压力不能不引起中方议和大臣李鸿章的重视。李鸿章为了促使议和早日进行，也只好将这些压力转为动力。9月15日，李鸿章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及山东巡抚袁世凯一起上奏清政府，希望清政府能够将端王载漪等先行分别革职，听候惩办，以换取列强同意开议。李鸿章的理由是，俄国政府已经同意与各国协商从北京撤军的事情，但条件是两宫回銮。德国新任公使致电张之洞，提出开议的条件是中国政府必须先行惩办那些支持或主持义和团活动的大臣。而李鸿章个人的经历是，据他在上海期间与德国公使、荷兰公使及副总税务司裴式楷、各国总领事等人接触，他们所言皆同，普遍持这种观点。由此可知各国公愤所在，中国政府断难继续袒护他们。若迁延不办，恐各国变其宗旨，愈久愈不可收拾。接着，李鸿章发挥光绪皇帝9月8日上谕中“罪在朕躬，悔何可及”的精神，强调此次国变，“实在罪在臣下，无可掩饰。欲求救急了事之法，惟有仰恳圣明立断”，先行将统帅过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左翼总兵英年及庇纵义和团的端郡王载漪、查办不实之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听候惩办。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以昭圣德。清政府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李鸿章认为各国肯定会同意克期开议。李鸿章终于就此作出决断，显然除了外国压力外，他也做好了最坏准备，因为这些大臣到目前为止似乎依然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而他们很多人都是最重要的皇亲国戚了。
李鸿章（1823-1901）
徐桐父子并没有勇气和耐心等待中外交涉，徐桐甚至根本没有奢想议和大臣李鸿章、庆亲王会为他说情免死。联军将进京，徐桐自知大限已至，难逃一死，早已仓皇失措，而其子徐承煜倡议乃父与全家集体自杀殉国，徐桐不肯。徐承煜乃劝：我父乃当朝大臣中支持、庇护义和团最有名的人物，联军至，必不免，肯定追究你的责任。你是当朝大臣，世受国恩，不在这时留名千古，还待何时？假如你落入联军手中，受尽屈辱，还是一死，且失大臣体面。何如你老人家主动殉国，还能为自己留下一世英名。
不得已，徐桐勉强同意徐承煜的建议，经商量，全家人以为投井最为便捷，也较少痛苦。徐承煜乃促家人实行，徐承煜的母亲、妻子、儿女辈先后投井自杀。轮到徐桐时，不料这年过八旬的老人如此贪生怕死，浑身颤抖，只好由徐承煜扶着往井中跳下去。
想不到的是，徐家水井水浅人多，徐桐跳下去后，踩在人的头上，水不能浸。徐承煜只好将他拉了上来，另作计划。几经商量，徐桐同意与徐承煜一起上吊，免得联军来了受侮辱。徐承煜说：我如果与你一起吊死，那么谁为你收尸呢？于是遂代父结绳，促其先悬。
徐桐临悬犹豫，战栗不克投环。徐承煜乃极尽人子之劳，连拉带提，用力把徐桐的脖子伸入绳套，遂急撤脚下板凳，算是送乃父归天了。
此时徐家硕果仅存的只有徐承煜了，他忽地觉得自己可以不死，留“有用之身”赶上两宫，再干一场，方不辜负全家献出生命的代价。于是他抛下父亲徐桐及全家人的尸体，拔腿逃出京城“保驾”去了。然而不幸的是，徐承煜并没有逃脱。他很快被日军逮捕，被拘押于顺天府尹署中。
中外交涉时，徐桐父子的事情也曾有过讨论。由于徐桐已死，清廷决定将他与已死的刚毅、李秉衡一样处理，追夺原官，撤销恤典。但在后来的交涉中，各国公使依然要求对已经死去的李秉衡、刚毅和徐桐三人，如毓贤、英年等人一样处以斩首处罚，其效果将使历史记住，这几个人都是被处以极刑的，是根据上谕处死的。虽然这一行动是各国法律中所没有的，但各国公使依然认为，这样做很有意义，有点类似于法国的“缺席审判”。
至于徐承煜，中国全权大臣说，以前没有提及他的名字，而且根据他的地位，他不可能在重大事变中提出任何有意义的建议。
对于这个解释，法国公使不认同。该公使指出，徐承煜在排外事件中极为恶劣，尤其是在袁昶蒙难时，其表现实在不堪。该公使认为，应对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否则不足以警示后人。
李鸿章很想为徐承煜求情，他说，对于徐承煜，可以考虑处以死刑之外的任何刑罚，但不能处以死刑。因为他仅仅是一名僚属，特别是不能提出关于他犯有罪行的确凿证据。
针对李鸿章的辩解，法国公使抗议道：中国全权大臣的论点是对僚属不能处以死刑，而与此同时，中国全权大臣又拒绝对那些首领诸如载漪等处以死刑。各国全权代表掌握了徐承煜所犯罪行的确切情报，因此要求将他处死。
各国公使的压力并没有让李鸿章完全放弃，他恳请各国公使给徐承煜一条生路，由中国政府监禁，并撤除徐承煜的职务。
对于李鸿章的辩护，各国公使在稍后提出反驳。日本公使主张对徐承煜处以死刑。美国公使说：有情报使他相信，徐承煜对攻击使馆负有责任，因而对徐承煜处以死刑是适当的处罚。当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时，一致赞成对徐承煜处以死刑。
徐承煜多活了一段时间，但也多受了一些羞辱，多留了一些笑料。被处以死刑的命令下达后，日军官置酒为其饯行，酒到中席，传诏旨，徐承煜脸色大变，大呼冤枉。第二天，备车送至菜市口，徐承煜辗转不肯受刀，就地作十数滚，斯真如袁昶所说的那样死得连一只老鼠都不如。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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