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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對抗促進理解的兒童和平運動家在哪裡?

超越對抗促進理解的兒童和平運動家在哪裡?

1983年可能是除古巴危機之外,冷戰最接近熱戰的一年。4月美國駐貝魯特大使館自殺汽車爆炸案、9月蘇聯擊落韓國航空、10月美國入侵格林納達、11 月下旬開始在西德部署潘興二號和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黎巴嫩內戰、安哥拉內戰和兩伊戰爭都處於熱戰階段等。

更重要的是3月,雷根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全國福音派協會發表演說,稱蘇聯為「邪惡帝國」。 雷根和美國保守派意圖讓該詞語用在劃分冷戰的道德標準上,將蘇聯及其盟國醜化為「邪惡」。雷根在演講中捍衛了美國的民主和基督教傳統,反對蘇聯的極權領導和缺乏宗教信仰。

就在全球媒體以「相互保證摧毀」為主題的推波助瀾下,一位來自緬因州肯納貝克縣小鎮的美國女孩成為了鐵幕另一邊的頭條新聞。

十歲的珊曼莎·史密斯(Samantha Reed Smith,1972年6月29日—1985年8月25日)站出來捍衛她這一代岌岌可危的未來,她寫信給新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尤里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

在蘇聯喉舌真理報發表的信中,她表達了對美蘇即將爆發的核戰的擔憂,並詢問政治局主席蘇聯的目標是否是征服世界,或者至少是征服她的國家。

場景轉到台灣,2025年3月賴清德總統召開國安高層會議,盤點5大國安威脅,並提出17項因應策略!準備恢復軍事審判,更重要的是把中共稱為「境外敵對勢力」,把蔣介石1947年7 月4 日的「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訓令」中的「共匪」提升一級為「境外敵對勢力」,未來更有可能晉升成為「敵國」,台灣問題國際化其實是對台灣的另一種保護啊!國民黨為何要永遠停留在1949的國共內戰思維呢?蔣介石接受中美防禦條約其實就是默認台灣問題國際化的第一步。兩岸戰爭惡魔會出現在2027年前嗎?國際上已經精準預測俄烏戰爭,台海戰爭會自我實現預言嗎?

值此之際,民進黨為配合大罷免,以國安理由驅逐武統陸配。中研院院士陳培哲等75學者因此發出聯合聲明,指總統賴清德就任後不斷妖魔化大陸,打壓不同意見,激化社會對立,以民粹主義凝聚支持者向心力,台灣的言論自由空間快速遭壓縮,戒嚴時代的思想審查已降臨台灣上空,呼籲民進黨懸崖勒馬。民進黨政府當然不會聽勸,反而動用更多資源,用率獸食人方式壓制學者的反對意見。

學者爭的是憲法,民進黨要的是國家,兩者是不同層次,更重要的是國民黨敝帚自珍的五權憲法,根本就是把司法院當花瓶看待,怎可能期待司法院做出超越廁所花瓶的解釋與判決呢?而且戒嚴時代三民主義教育非常成功,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深入學生心中,學生長大後學以致用,反而讓國民黨陷入自我毀滅的困境,此時高喊世界其他各國沒有這樣隨便行使罷免權,有何用呢?罷免權可是永不接受罷免一生革命到死的孫中山竭力提倡的民權主義之一。

學者呢?連署反對這個黨內民主黨外專制的執政黨等於是狗吠火車,有何用呢?為何不能有更創意更幽默的概念與作法呢?

珊曼莎·史密斯的父親阿瑟·史密斯在緬因大學奧庫西塔分校教授文科,母親在緬因州公共服務部任職社會工作者。台灣學者的經費主要仰靠國家資助,有何必要去為難這些學者呢?記住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為何不去找一個小孩寫信給中共習近平主席表達兒童他們這一代的擔憂呢?當然像民進黨王義川從小教育兒童仇藍恨白的不入流舉動,就不在考慮之內。

1982 年 11 月,珊曼莎時年 10 歲,她寫信給蘇聯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 (Yuri Andropov),希望瞭解蘇聯與美國關係為何如此緊張:

親愛的安德羅波夫先生、

我的名字是 Samantha Smith。我今年 10 歲。恭喜您獲得新工作。我一直在擔心蘇聯和美國會發動核戰爭。您到底會不會投票決定發動戰爭?如果你不投,請告訴我你打算如何幫助避免戰爭。這個問題您不必回答,但我希望您能回答。您為什麼想要征服世界或至少征服我們的國家?上帝創造世界是為了讓我們分享和照顧。而不是為了爭奪或讓一群人擁有這一切。請讓我們做他想做的事,讓每個人都能快樂。

Samantha Smith

她的信被刊登在蘇聯國營報紙真理報上。珊曼莎很高興發現她的信被刊登了,但是她並沒有收到回信,她也有去信蘇聯大使館問是否有回信。1983 年 4 月 26 日,她收到 Andropov 的回信:

親愛的 Samantha、

我收到了您的來信,這封信和最近從貴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寄給我的許多其他信件一樣。

在我看來,我可以從你的信中看出,你是一個勇敢和誠實的女孩,很像你的同胞馬克吐溫的名著《湯姆·索耶》中湯姆﹒索耶的朋友貝琪。這本書在我們國家廣為人知,深受所有男孩和女孩的喜愛。

您在信中說,您擔心我們兩國之間是否會發生核戰。您問我們是否做了任何事情以避免戰爭爆發。

您的問題是每個有思想的人都能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我會認真而誠實地回答你。

是的,Samantha,我們蘇聯正在盡一切努力使地球上不會發生戰爭。這是每個蘇聯人的願望。這是我們偉大的國家創建者弗拉基米爾-列寧教誨我們的。

蘇聯人很清楚戰爭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四十二年前,納粹德國為了奪取全世界的霸權,攻擊了我們的國家,燒毀了我們成千上萬的城鎮和村莊,殺害了數百萬蘇聯男人、女人和兒童。

在那場以我們的勝利而結束的戰爭中,我們與美國結盟:我們一起為從納粹侵略者手中解放許多人而戰。我希望你們在學校的歷史課上知道這件事。今天,我們非常希望與地球上所有的鄰居--遠方的和近處的--和平共處、貿易合作。當然也包括像美國這樣偉大的國家。

在美國和我們的國家有核子武器--可以在瞬間殺死數百萬人的可怕武器。但我們不希望它們被使用。這正是為什麼蘇聯向全世界莊嚴宣佈,它永遠不會首先對任何國家使用核武器。總的來說,我們建議停止進一步生產核武器,並着手廢除地球上所有的核武器庫存。

在我看來,這已經足夠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你們為什麼要對全世界或至少對美國發動戰爭?我們什麼都不想要。在我們的國家,無論是工人、農民、作家或醫生,無論是大人或小孩,或政府成員,都不想要大戰或小戰。

我們想要和平,因為我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種植小麥、建造和發明、寫書和飛向太空。我們為了自己,也為了地球上所有的人,想要和平。為了我們的孩子,也為了你,Samantha。

如果你的父母允許的話,我邀請你來我們的國家,最好是在今年夏天。你會發現我們的國家,與你的同代人見面,參觀國際兒童營地 - Artek - 在海邊。您也可以親身體驗:在蘇聯,每個人都是為了和平與人與人之間的友誼。

謝謝您的來信。祝您年輕時一切順利。

Y. 安德羅波夫

這樣類似祖孫的互動不是很好嗎?消息傳開後,媒體接踵而至,珊曼莎連日登上Ted Koppel和Johnny Carson等美國大牌主持人的新聞節目。

1983年7月7日,她與她的父母飛往莫斯科,擔任安德羅波夫的客人在該國度過了兩個星期。

在這趟旅程中,她訪問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並在克里米亞古爾祖夫鎮的蘇聯少年先鋒隊阿爾捷克營地度過了一段時光。在她整個旅行期間和之後,蘇聯的主要報紙和雜誌都刊登了關於她的照片和文章。珊曼莎廣為蘇聯公民所知,並受到許多人的好評。在美國,這件事引起了懷疑,有些人認為這是「美國式的公關噱頭」。

1983 年 7 月 22 日,珊曼莎返回美國,緬因州人民用玫瑰、紅地毯和豪華轎車為她慶祝,而她在祖國的知名度也持續上升。當時有些評論家仍持懷疑態度,認為珊曼莎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蘇聯的宣傳工具。

 1983 年 12 月,她繼續扮演「美國最年輕大使」的角色,受邀前往日本,在那裡她與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會面,並出席在神戶舉行的兒童國際研討會。在研討會的演講中,她建議蘇美兩國領導人每年交換兩個星期的孫女,並認為總統「不會想把炸彈送到他孫女要去的國家」。

她的這次旅行啟發了其他兒童親善大使的交流,包括 11 歲的俄羅斯兒童卡佳( Katya Lycheva)對美國的訪問。雷根總統在白宮參觀時,巧合遇見了蘇聯女學生Katya Lycheva,並告訴她:

雖然他已不再是孩子,但他也夢想和平,我保證會盡一切努力確保地球上不再有核武器。 祝福你們在美國過得愉快,我也很羨慕你們,因為你們前一天還去了馬戲團,而我卻沒有時間去那兒。

當時的雷根可是拒絕與蘇聯異議人士Andrei Sakharov的妻子Klavdia Vikhireva 會面,卻同意「巧合」與Katya Lycheva會面。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美國高明且幽默的政治藝術。

Katya Lycheva對華盛頓市中心一所小學的學生們說:
我在這個房間裡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你會問我為什麼這麼說。我這樣說是因為全世界的孩子都長得一樣。這就是為什麼孩子們比成年人更早同意的原因。

她說:
孩子們必須站起來抵抗核武的威脅。和平的時刻已經到來。 如果發生核戰,首先被殺的不會是成年人,然後是孩子。正因為如此,我們都是平等的。孩子們必須站在這裡,我們的聲音必須被聽到。

這位金髮綠眼睛的女孩告訴惠特利小學的學生,美國人和蘇聯人必須努力相互理解。

卡佳在美國歷險之旅留下的印象並不全是正面的。 最重要的是,她被電影洛基 4(Rocky IV)震驚了,電影中史特龍(Sylvester Stallone)扮演的主角面對蘇聯拳擊手德拉戈(Dolph Lundgren 扮演)。 她在筆記中寫道:
當德拉戈殺死前重量級冠軍Apollo Creed時,我跑進臥室,躺在床上,淚流滿面。 我為我們的國家被如此不實和殘酷地描繪而感到傷心......

第二天,我在電視採訪中說:
洛基 4中沒有一個字是真實的。 甚至連蘇聯人民的臉孔都不是他們的真實面貌。 我為拍攝這部電影的成年人感到羞愧。

她的這番話引起了美國媒體的轟動,芝加哥論壇報的 Carol Basset 支持卡佳。她寫道:
這部電影令人反感的地方不在於人物之間的衝突,而是不斷毫不掩饰地向觀眾施壓,蔑視、憐憫、貶低俄羅斯人民及其政府。

民進黨為了大罷免,是不是也到了率獸食人的地步,不斷毫不掩饰地向台灣人民施壓,蔑視、憐憫、貶低大陸人民及其政府呢?

珊曼莎在東京建議美國和蘇聯領導人每年交換孫女兩週,因為領導人不會願意轟炸「他的孫女正在訪問」的國家。這很像中世紀君主制的人質做法,交換親屬其實就是互不侵犯條約的基本形式。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兩岸的陸配台配,我們也可以視為古代皇室和親策略的一種,只是目前延伸到一般平民之中。兩岸和親要得當然是和平,在和平中扶養孩子長大成家立業,而不是為了當武統之母,送孩子上戰場,如果是這樣,就跟日本帝國時代的軍國之母一樣了。

我們很難說珊曼莎和卡佳的互訪是蘇聯或美國(或雙方)試圖透過國民外交進行政治對話的嘗試?因為雷根政府對卡佳的接待態度真的不如蘇聯對珊曼莎的熱情。珊曼莎在美國被譽為美國的「小大使」,也被貶低為「蘇聯公關陰謀的傀儡」。但也讓我們更加知道超越對抗、促進理解的國民外交軌道更加重要。

就如同在冷戰與核威脅如此惡劣環境裡,安德羅波夫登上了1982年11月22日的時代雜誌。珊曼莎看了這一封面人物,便問母親:
「既然大家這麼怕他,怎麼不寫封信問他到底想不想打仗?」

她母親回答:
「你為何不先寫呢?」

薩曼莎·里德·史密斯,綽號美國最年輕的大使


閱讀有關Able Archer 的資料。 1983 年是極度危險的一年,因為有可能爆發核戰。

薩曼莎·里德·史密斯,綽號美國最年輕的大使,(生於 1972 年 6 月 29 日 — 逝於 1985 年 8 月 25 日)是一位美國和平活動家和兒童演員,因在 20 世紀 80 年代動蕩的冷戰中為世界各地的兒童發出聲音而聞名。

1982年12月,當時10歲的史密斯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新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從公共電視上得知,在安德羅波夫和美國總統羅納德·雷根的領導下,核武軍備競賽不斷升級,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後,她詢問安德羅波夫將如何避免與美國爆發核戰:

1983年可能是除古巴危機之外,冷戰最接近熱戰的一年。

美國入侵格林納達、蘇聯擊落韓國航空、蘇聯在阿富汗戰爭的「熱戰」階段持續、潘興二號在歐洲、黎巴嫩和安哥拉戰爭愈演愈烈、兩伊戰爭陷入僵局,雙方都請求援助以取得突破等等。

1983 年 12 月,在日本神戶舉行的國際兒童研討會上,她發表演講,建議美國和蘇聯領導人每年交換孫女兩週,因為領導人不會願意轟炸「他的孫女正在訪問」的國家。

有點像中世紀的人質制度。





1983 年 7 月 7 日,冷戰高峰期:美國女學生薩曼莎史密斯應蘇聯秘書長尤里安德羅波夫的邀請飛往蘇聯。 :

1983 年 7 月 7 日,冷戰高峰期:美國女學生薩曼莎史密斯應蘇聯秘書長尤里安德羅波夫的邀請飛往蘇聯。

3年前
薩曼莎·里德·史密斯,綽號美國最年輕的大使,(生於 1972 年 6 月 29 日 — 逝於 1985 年 8 月 25 日)是一位美國和平活動家和兒童演員,因在 20 世紀 80 年代動蕩的冷戰中為世界各地的兒童發出聲音而聞名。

1982年12月,當時10歲的史密斯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新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從公共電視上得知,在安德羅波夫和美國總統羅納德·雷根的領導下,核武軍備競賽不斷升級,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後,她詢問安德羅波夫將如何避免與美國爆發核戰:

尊敬的安德羅波夫先生,

我的名字是薩曼莎史密斯。我十歲了。恭喜你找到新工作。我一直擔心俄羅斯和美國會發生核戰。
你會投票支持發動戰爭還是不發動戰爭?
如果不是,請告訴我你將如何幫助避免戰爭。這個問題你不必回答,但我想知道你為什麼要征服世界或至少征服我們的國家。上帝創造世界是為了讓我們和平共處,而不是為了爭鬥。

真摯地,

莎曼珊史密斯

1983年4月,她的信件摘錄在蘇聯報紙《真理報》上發表後,她寫信給蘇聯駐美國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詢問安德羅波夫本人為何沒有回應。

安德羅波夫在當月晚些時候回覆了自己的信,承認了史密斯的具體問題以及核武的可怕性質。他引用了該國的宣言,表示不會先對任何國家使用核武。

他也稱讚她是個勇敢、誠實的女孩,很像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1884 年)中的貝琪這個角色,並最後邀請史密斯來蘇聯。

1983 年 7 月,史密斯和家人在蘇聯度過了兩個星期,參觀了莫斯科、列寧格勒和黑海沿岸的兒童營阿爾泰克。

回國後,她接受了許多電視採訪,並在父親的幫助下寫了一本關於她的經歷的書《蘇聯之旅》(1985 年)。

1983 年 12 月,在日本神戶舉行的國際兒童研討會上,她發表演講,建議美國和蘇聯領導人每年交換孫女兩週,因為領導人不會願意轟炸「他的孫女正在訪問」的國家。

1985年,她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喪生,享年13歲。
3年前
1985 年因飛機失事去世,享年 13 歲

直到最後那一句話,這都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好難過。

3年前
1983 年 12 月,在日本神戶舉行的國際兒童研討會上,她發表演講,建議美國和蘇聯領導人每年交換孫女兩週,因為領導人不會願意轟炸「他的孫女正在訪問」的國家。

有點像中世紀的人質制度。

3年前
我支持孫女外交

共產主義拿破崙
3年前
以下是安德羅波夫寫給她的信:

親愛的薩曼莎,

我收到了你的來信,這封信就像我最近收到的許多來自貴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來信一樣。

我覺得——從你的信中我可以看出——你是一個勇敢而誠實的女孩,很像你的同胞馬克·吐溫的名著中湯姆·索亞的朋友貝基。這本書在我國廣為人知,深受廣大男孩和女孩的喜愛。

您寫道,您擔心我們兩國之間是否會發生核戰。你問我們是否採取了任何措施以避免戰爭爆發。

您的問題是每個有思想的人所能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我會認真、誠實的回覆你。

是的,薩曼莎,我們蘇聯人正在盡一切努力確保地球上不會發生戰爭。這是每個蘇聯男人的願望。這是我們國家的偉大創始人弗拉基米爾·列寧教導我們的。

蘇聯人民深知戰爭是多麼的可怕。四十二年前,妄圖稱霸世界的納粹德國進攻了我們的祖國,燒毀了我們數以千計的城鎮和村莊,殺害了數百萬蘇聯男女老少。

在那場以我們的勝利而告終的戰爭中,我們與美國結盟,共同為從納粹侵略者手中解放眾多人民而戰。我希望你們從學校的歷史課中了解這一點。今天,我們非常希望和平相處,與地球上的所有鄰居——無論是遠方的還是近處的——進行貿易和合作。當然,這也是因為我們有美國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

美國和我們國家都有核武——這種可怕的武器可以瞬間殺死數百萬人。但我們不希望它們被使用。也因為如此,蘇聯才向全世界鄭重聲明:永遠、永遠不會對任何國家先使用核武。總的來說,我們建議停止進一步生產這些物質,並著手廢除地球上所有的庫存。

在我看來,這足以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你為什麼要與全世界或至少與美國發動戰爭?」我們不想要這樣的事。我們國家裡沒有人——無論是工人、農民、作家或醫生,無論是成年人或兒童,或是政府成員——希望發生一場大戰爭或「小戰爭」。

我們想要和平——我們正在忙於一些事情:種植小麥、建築和發明、寫書和飛向太空。我們希望自己和地球上所有人民享有和平。為了我們的孩子,也為了你,莎曼珊。

如果你們的父母允許的話,我邀請你們來我們國家,最好的時機就是今年夏天。您將了解我們的國家,與您的同儕見面,參觀海上國際兒童營—「阿爾泰克」。請親眼看看:在蘇聯,每個人都主張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與友誼。

謝謝你的來信。我祝福你年輕的生命一切順利。


她建議美國和蘇聯領導人每年交換孫女兩週,因為領導人不會願意轟炸「他的孫女正在訪問」的國家。

這不就是中世紀君主制的本質做法嗎?交換親屬是互不侵犯條約的基本形式,或從衝突的失敗者那裡獲取親屬,以阻止他們攻擊你並奪回他們所失去的東西。

3年前
直到最後一句話我都覺得很溫暖。用一聲巨響來破壞氣氛的好方法


3年前
七個月後,安德羅波夫過世了......巧合嗎?

我們最致命的刺客。

3年前
尤里讀了一封來自美國女學生的信,這一事實令我感到驚訝。

3年前
那時還遠遠不是冷戰的頂峰。每個人都知道冷戰正在慢慢結束。
3年前
80 年代初期的情況沒有 60 年代初期那麼糟糕,但當像安德羅波夫這樣的正統共產主義者對抗雷根的鷹派政府時,局勢仍然相當緊張。核戰的威脅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緊張局勢真正緩和是在契爾年科執政時期,後來又在戈巴契夫執政時期。

3年前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ble_Archer_83

1983 年的情況與 20 世紀 60 年代初的古巴飛彈危機一樣,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和相互猜疑不相上下。



3年前
1983年不是緩和緊張局勢的最後時期嗎?我不認為那是冷戰的「高峰」。

3年前
1983年可能是除古巴危機之外,冷戰最接近熱戰的一年。

美國入侵格林納達、蘇聯擊落韓國航空、蘇聯在阿富汗戰爭的「熱戰」階段持續、潘興二號在歐洲、黎巴嫩和安哥拉戰爭愈演愈烈、兩伊戰爭陷入僵局,雙方都請求援助以取得突破等等。

3年前
閱讀有關Able Archer 的資料。 1983 年是極度危險的一年,因為有可能爆發核戰。



青春的甜美純真。

3年前
如何?
她看到了問題,並試圖改善情況,而且確實取得了一定成功。


這是一個既悲傷又溫暖的故事。



2 年前
這是薩曼莎·史密斯。十歲時,她給蘇聯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寫了一封信,詢問他將如何避免核戰。安德羅波夫回信並邀請她來訪。這有助於緩解冷戰緊張局勢,她也成為美國最年輕的大使。


4 個月前
如果他們不帶回莎曼珊史密斯而是帶回…會怎麼樣?


4 年前
這是薩曼莎·史密斯。十歲時,她給蘇聯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寫了一封信,詢問如何避免可能發生的核戰。安德羅波夫回覆並邀請她來俄羅斯。這封信緩解了冷戰的緊張局勢,她很快就成為美國最年輕的大使。


6 年前
今天我了解到,1982 年,10 歲的女演員薩曼莎史密斯 (Samantha Smith) 給蘇聯將軍尤里安德羅波夫 (Yuri Andropov) 寫了一封信,詢問他是否會發動核戰。尤里邀請她來莫斯科。她受到了像名人一樣的歡迎。她的事業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但三年後,她卻在一場飛機失事中喪生。


3年前
薩曼莎史密斯本月將迎來 50 歲生日
23 贊同 · 16 評論

r/邪惡力量
7 年前
為什麼莎曼珊史密斯不是主演?怎麼現在全都是男性了?
60 評論

r/歷史
10年前
(前)蘇聯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對薩曼莎·史密斯關於美蘇關係的信的回應。 1983 年 4 月 26 日
267 贊同 · 43 評論

r/AskHistorians
5 個月前
蘇聯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在給薩曼莎·史密斯的信中提到了《湯姆索亞歷險記》。蘇聯官員是否研究過美國文學以便更了解美國?
6 贊同 · 3 評論

r/歷史
6 年前
薩曼莎·里德·史密斯(Samantha Reed Smith),兒童和平活動家
18 贊同 · 3 評論

r/緬因州
4 年前
6 月 29 日——薩曼莎·里德·史密斯 (Samantha Reed Smith) 生日 💙

3
三十五 贊同 · 5 評論

r/邪惡力量
5 年前
劇透
莎曼珊史密斯
4 贊同 · 4 評論

r/歐洲
1 個月前
93 年前的今天,40 名德涅斯特河沿岸羅馬尼亞人在試圖逃離蘇聯時被蘇聯軍隊殺害

1422 贊同 · 61 評論

r/歐洲
4 個月前
從亞努科維奇到阿薩德,流亡莫斯科的獨裁者名單越來越長

united24media
2423 贊同 · 85 評論

r/歐洲
1 個月前
美俄將在沙烏地阿拉伯舉行會晤 討論烏克蘭戰爭

路透社
14 贊同 · 41 評論

r/seinfeld
1 個月前
為什麼Jerry的女朋友個個都魅力十足! !

4
124 贊同 · 211 評論

r/歐洲
3 個月前
這一天(1991 年 1 月 13 日),蘇聯第三次試圖剝奪立陶宛的獨立,但由於勇敢的立陶宛男女的行動,蘇聯未能得逞

2345 贊同 · 58 評論

r/歐洲
1 個月前
官員否認烏克蘭將參加在沙烏地阿拉伯舉行的俄美會晤

基輔獨立報
6 贊同 · 十三 評論

r/邪惡力量
6 年前
不受歡迎的觀點是,瑪麗溫徹斯特的女演員是一個糟糕的演員,而且節目把她殺了是件好事。
66 贊同 · 33 評論

r/著色
3年前
一名俄羅斯士兵告別妻子去服兵役。 (1940 年代)

2
173 贊同 · 5 評論

r/邪惡力量
8 年前
仍然對瑪麗·溫徹斯特感到惱火
63 贊同 · 三十八 評論

r/troubledteens
3年前
愛他們愛到死:一個青少年「荒野經驗」的故事 作者:喬恩‧克拉考爾,1995 年 10 月
四十六 贊同 · 6 評論

r/theGoldenGirls
2 年前
這是薩曼莎·史密斯。十歲時,她給蘇聯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寫了一封信,詢問他將如何避免核戰。安德羅波夫回信並邀請她來訪。這有助於緩解冷戰緊張局勢,她也成為美國最年輕的大使。
150 贊同 · 二十五 評論

r/歐洲
1 個月前
北約與烏克蘭因蘇聯式戰術發生爭執

合作
17 贊同 · 67 評論

r/歐洲
3 個月前
33年前,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委員會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批准了關於蘇聯解體的第142-N號宣言。

5
3900 贊同 · 444 評論

r/歐洲
4 個月前
俄羅斯士兵把戰爭暴力帶回國內

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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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視角下的美國


2019 年 6 月 1 日 10:47 CET

蘇聯攝影師眼中的美國生活

16x9 影像

阿莫斯查普爾

阿莫斯·查普爾 (Amos Chapple) 是一位出生於紐西蘭的攝影師和圖片研究員,對前蘇聯特別感興趣

XS

冷戰時期的青少年外交:兒童作為親善大使

標識

冷戰時期的青少年外交:兒童作為親善大使

Tinatin Japaridze,加州大學哈里曼研究所研究員

眾所周知,二軌外交能夠突破官方政治談判常遭遇的障礙。儘管這種方法並不完美,而且往往不足以在紙面上取得必要的成果,但細緻入微的方法表明,國家利益和人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往往可以帶來意想不到的突破,特別是在傳統對話不僅困難而且不可能的衝突時期。

目前,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正經歷長時間的冬季寒冷天氣。有些人稱之為冷戰 2.0,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兩國關係已降至前所未有的不信任水平,最終導致溝通管道受阻,雙方不願聽取對方意見。

然而,當傳統手段失效時,非傳統的溝通甚至合作管道,例如二軌外交努力,將被證明比大多數懷疑論者願意承認的更為有成效。為此,在雙邊關係動盪時期,重溫冷戰時期的一個例子可能是及時的,因為傳統手段不僅不夠,而且可以說,也是成功解決衝突的重大障礙。  

 

1983 年 3 月 8 日,雷根總統將蘇聯稱為「邪惡帝國」。[i] 

雷根在演講中捍衛了美國的民主和基督教傳統,反對蘇聯的極權領導和缺乏宗教信仰。

這句話讓很多人感到震驚,讓某些人感到好笑,也激勵了一些人。雷根總統發表標誌性演講一個月後,在全球媒體以「相互保證摧毀」為主題的狂熱達到頂峰時,一位來自緬因州肯納貝克縣小鎮的美國女孩成為了鐵幕另一邊的頭條新聞。

六個月前,十歲的薩曼莎史密斯站出來捍衛她這一代岌岌可危的未來,她寫信給新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尤里安德羅波夫。

在蘇聯喉舌《真理報》發表的信中,她表達了對美蘇即將爆發的核戰的擔憂,並詢問政治局主席蘇聯的目標是否是征服世界,或者至少是征服她的國家。

 

儘管人們通常認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透過改革重建了蘇聯停滯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但蘇聯歷史學家的修正主義學派卻認為,自由化改革的最初基礎是由他的導師尤里·安德羅波夫奠定的。[ii]

從安德羅波夫擔任克格勃主席和後來的政治局主席的政治記錄來看,他進行這些改革的原始計劃可能比他的最終繼任者戈巴契夫的改革計劃更溫和,但更具建設性。

最近解密的檔案資料表明,1983 年 3 月雷根總統發表「邪惡帝國」演講後,薩曼莎史密斯於同年 7 月訪問了蘇聯,這一特定時間被認為是一項可能的改革前計劃。此舉很可能是為了融化冷戰對手之間的堅冰,以防止本已緊張的關係進一步升級


這位美國五年級學生寫給新任蘇聯領導人的信件立刻被刊登在《真理報》上。幾週之內,安德羅波夫親自寫信給這位年輕女孩,稱讚她“勇敢”和“誠實”,[iii]並將她的勇敢與湯姆索亞的朋友貝基撒切爾的勇敢相提並論。總書記在信中證實,美國和伊朗都擁有「可怕的」核武器,有能力「瞬間殺死數百萬人」。[iv]不過,他強調,蘇聯方面無意「針對任何國家」使用這些武器。[v]此外,安德羅波夫還補充說,蘇聯「提議停止」進一步生產,而是打算「銷毀地球上所有的庫存」。[vi]

其基本訊息很明確:

蘇聯領導階層準備進行建設性對話──不過,對話要按照他們的條件進行。

這封信附有一份正式邀請,邀請史密斯和她的家人訪問蘇維埃俄羅斯,以便「親自了解」蘇聯,與她的同時代人見面,最重要的是,親自看看在蘇聯,「每個人都支持和平與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七]

 

在精心策劃和嚴格安排的為期兩週的蘇聯俄羅斯之行中,薩曼莎·史密斯參觀了紅場,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看了俄羅斯芭蕾舞表演,會見了第一位女宇航員瓦倫蒂娜·捷列什科娃,在時任美國駐蘇聯大使阿瑟·哈特曼的陪同下享用了包含漢堡和薯條的全美式午餐,最令人難忘的是,她參觀了蘇聯女的年輕人,許多蘇聯女營年輕人。男童子軍由於一種「神秘」[viii] 的疾病,當時,這種疾病被嚴格控制在雄偉的克里姆林宮牆內(但七個月後他還是去世了),安德羅波夫無法親自迎接他的年輕筆友。

 

乍一看,史密斯的這次出行是出於年輕人的善意和理想主義,是克里姆林宮官員精心策劃的親蘇聯宣傳的一部分,目的是讓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看起來更「人性化」[ix]

然而,「薩曼莎史密斯」這個文化計畫也有其弊端,它是由美國政府,特別是白宮和/或國務院付出相應努力和參與而構思和策劃的,旨在向整個共產主義集團傳播美國軟實力。

這個文化計畫是否是蘇聯或美國(或雙方)試圖透過公民外交進行政治對話的嘗試?

雷根檔案中的原始文件表明,白宮和總統政府對史密斯的公民外交計劃的熱情,與蘇聯方面與美國「和平鴿」接觸、試圖透過外交手段建立溝通橋樑的熱情相比顯得微不足道。

透過最近解密的備忘錄和信件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總統辦公室和雷根總統本人擔心美國和蘇聯之間分歧太大,難以透過「一些大膽的外交舉措」來解決。[十]

 

薩曼莎在蘇聯一夜成名,返回美國後,她成為電視脫口秀節目的常客,例如《夜線》《今日 秀》。在這些節目中,她既被譽為美國的“小號大使”,又被貶低為“蘇聯公關陰謀的傀儡”[xi] 但與她在蘇聯的勝利相比,她在美國受到的歡迎就顯得黯然失色了。

 

薩曼莎·史密斯的傳奇因一場致命事故而永垂不朽,在她蘇聯之行僅兩年後,她就不幸遭遇不幸,失去了生命。 1985 年 8 月 25 日,在與羅伯特·瓦格納一起拍攝美國廣播公司新電視劇《萊姆街》的途中 ,一架載有薩曼莎和她的父親以及其他四名乘客和兩名機組人員的巴爾港航空公司通勤飛機在緬因州奧本的一個小型機場附近墜毀。

直到今天,有關她英年早逝的問題仍然沒有答案。這位13歲的親善大使的逝世成為整個蘇聯民族的損失

當時新任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在公開信中稱薩曼莎·史密斯是「一束燦爛的陽光」。[xii] 此後不久,他的政府發行了一枚郵票,以紀念“美國青年和平鴿”,甚至以這位已故兒童大使的名字命名了俄羅斯的一座山峰,以紀念她在兩個對手的雙邊關係動盪時期的英勇努力。

 

1985年薩曼莎史密斯的去世導致雙邊文化交流計畫突然中斷。

根據蘇聯塔斯社報道,和平締造者基金會的孩子們請求莫斯科市少先隊宮推薦一位候選人,將薩曼莎·史密斯的火炬帶回美國。該請求包括尋找一名「參與反戰活動且年齡不比薩曼莎大的兒童」。[xiii]當時就讀於莫斯科第四特殊英語學校的卡佳·雷切娃(Katya Lycheva)是從蘇聯國際友誼俱樂部青年和平活動家名單中選出的。萊切瓦試圖透過寫信給美國總統羅納德·雷根(並最終與他會面)來複製史密斯的成功。然而,與薩曼莎最初的勝利相比,她的成功顯得黯然失色。 1988年,也就是蘇聯解體的三年前,萊切娃和家人移居法國,並從1995年開始在巴黎外國投資促進中心工作。 2000 年,卡佳(現名為葉卡捷琳娜)回到俄羅斯,在俄羅斯聯邦勞動和社會發展部任職,並於 2004 年成為聯合飛機聯合體的成員。此後,葉卡捷琳娜·萊切娃便不再在俄羅斯和國外的媒體上露面。

 

在她的家鄉,當地媒體稱讚薩曼莎·史密斯是“看清真相的女孩”,[xiv]這位年輕和平活動家的故事之所以受到蘇聯人民的歡迎,是因為她不顧官僚體系的束縛,真心實意地想要做出改變。她的努力得到了美方短暫的認可甚至慶祝。然而,最終蘇聯還是將這位年輕大使跨越鐵幕的旅程視為英雄之舉,認為這賦予了美國“一張人性的面孔”,同時也讓美國同胞“罕見地一睹(人性化的)蘇聯”。十五

 

缺乏足夠的原始文件來驗證「薩曼莎·史密斯」計畫是否由兩個競爭國家中的任何一個構思,

可以用兩種可能的理論來解釋。

一方面,該計畫似乎對兩個瀕臨爆發史無前例的核戰的國家有利。因此,為了避免在沒有政治妥協的情況下發生直接對抗,他們轉向了二軌外交

另一方面,「薩曼莎史密斯」計畫和她去世的相關情況仍然模糊不清,這一事實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直到今天,雙方完全解密的主要文件都非常少。

這個因素反過來或許可以強化這樣的理論:

薩曼莎·史密斯的使命對美國和蘇聯領導層同樣有益,並表明她的英年早逝暫時阻礙了兩國公民之間外交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前者或許也能解釋為何突然決定任命另一位青年大使卡佳·萊切娃 (Katya Lycheva) 來取代薩曼莎·史密斯 (Samantha Smith),從而維持兩個對手之間的溝通橋樑。

 

共產主義已經垮台,鐵幕已被成功拆除,意識形態矛盾不再是導致翻譯和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所有損失的原因,但後蘇聯俄羅斯人民與整個西方之間的核心誤解仍然存在——或許現在比冷戰結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為嚴重。不願理解——更不用說接受——「他者」的心態繼續主宰美俄關係導致兩國之間的分歧進一步擴大。在這種長期的冬日寒冷籠罩著兩個國家及兩國公民的心靈的情況下,文化外交儘管有種種限制和局限,也許能夠(重新)創造出對手之間一個但卻十分重要的溝通管道。

 

我們不應將二軌外交視為傳統外交和政治手段的替代或阻礙,而應將其視為協助官方領導人尋找方法(即使不能解決,至少也能緩解正在醞釀的衝突)的進程。

透過允許公民相互接觸並重建注定會失敗的政治談判的橋樑,可以為培育目前仍封閉的新溝通管道提供一個健康且富有成效的平台。

 

* 資料部分由 Tinatin Japaridze 在2018 年 12 月 6 日舉行的斯拉夫、東歐和歐亞研究協會 ASEEES) 大會以及 2019 年 2 月 1 日舉行的哥倫比亞大學 IMEMO/哈里曼研究所青年分析師會議上發表。本文及其摘錄迄今均未出版。

 


[i] 雷根總統,《雷根總統向全國福音派協會發表關於『邪惡帝國』的演講》,《創造 1989 年的歷史》,第 64 項。網路。

[ii] Andrei Konchalovsky,《戈巴契夫:安德羅波夫改革的錯誤人選》,《開放民主》,2011 年 3 月 30 日。網路。

[iii] “薩曼莎的信”,薩曼莎史密斯基金會,1983 年 4 月 19 日。網路。

[iv]同上。

[v]同上。

[vi]同上。

[vii]同上。

[viii] Steven R. Reed,《安德羅波夫可能生病了》,UPI檔案館UPI,1983年6月16日。網路。

[ix] Lena Nelson,《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回憶美國最年輕的大使薩曼莎·史密斯》,BDN Maine,2013 年 7 月 10 日。網路。

[x]雷根寫給戴爾·A·加西亞的信,1983 年 11 月 1 日,CO 165(蘇聯)文件夾標題:案卷 183454(178700-183499)盒子:191,羅納德·裡根圖書館。 

[xi] 威廉‧普拉默,《一場飛機失事結束了美國最小大使薩曼莎‧史密斯的短暫美好時光》,《人物,1985 年 9 月 9 日。網路。

[xii] Carl Schreck,“30年後人們回憶美國女學生的蘇聯和平使命”,Sputnik News,2013 年 7 月 22 日。網路。

[xiii] Ilana Feldman 和 Miriam Ticktin 編,《以人性的名義:威脅與關懷的政府》(達勒姆:杜克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72-73 頁。

[xiv] 格里·斯特拉特邁爾牧師,《薩曼莎·史密斯:看見真相的女孩》AGNT,網絡版。

[xv] 尼爾森,“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回憶美國最年輕的大使薩曼莎·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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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Diplomacy in the Cold War: Children as Goodwill Ambassadors

Tinatin Japaridze, UC Fellow Harriman Institute

Track Two diplomacy has been known to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where official political negotiations are largely known to stumble and fall. And though imperfect and frequently insufficient to achieve the necessary results on paper, a nuanced approa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terplay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human factor can often lead to surprising breakthroughs, particularly in times of conflict where traditional dialogue is not only difficult but also impossible. We are currently living through a prolonged state of winter coolnes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Some call it Cold War 2.0, whereas others argue that the relations have plummeted to an entirely unprecedented level of mistrust, further culminating in blocked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and reluctance to hear the other side. Yet, where traditional means falter, the nontraditional avenues of communication and even cooperation, such as Track Two diplomatic efforts, can prove to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most skeptics would rush to admit. To this end, revisiting one such example from the Cold War days may be timely during a tumultuous period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hereby traditional means are not only insufficient, but, one could argue, are also serving as a major impediment to a successful conflict resolution.  

 

On March 8, 1983,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famously branded the Soviet Union the “Evil Empire.”[i] In his speech, Reagan defended America’s democracy and Christian traditions against Soviet Union’s totalitarian leadership and lack of religious faith. The statement shocked many, amused some, but also inspired a few. One month after President Reagan’s iconic speech, at the peak of the global media frenzy centered on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a small-town American girl from Kennebec County, Maine would make headlines across the Iron Curtain. Six months earlier, ten-year-old Samantha Smith had stepped forward to defend her generation’s endangered future by writing to the newly minted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Yuri Andropov. In her letter published by Soviet mouthpiece, Pravda, she shared her fears about the impending nuclear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asked the Politburo Chief if it was the Soviet Union’s goal to conquer the world or at least her country.

 

Although Mikhail Gorbachev is often credited for restructuring the USSR’s stagnat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through perestroika, the revisionist school of Soviet historians attributes his mentor, Yuri Andropov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itial groundwork on liberal reforms.[ii] Judging by his political record as both the head of the KGB and later the Politburo, Andropov’s original plan for conducting these reforms was likely to have been less drastic and more constructive than those undertaken by his eventual successor, Gorbachev. Recently declassified archival material suggests that the particular timing of Samantha Smith’s trip to the Soviet Union in July of 1983 following President Reagan’s “Evil Empire” speech in March of that same year was conceived as a possible pre-perestroika project. It was likely meant to melt the ice between the Cold War rivals as a precaution against further escalation of the already strenuous relations

.

The American fifth-grader’s message to the newly appointed leader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immediately printed in Pravda. Within weeks, Andropov personally wrote to the young girl, calling her “courageous” and “honest,”[iii] and comparing her bravery to that of Tom Sawyer’s friend, Becky Thatcher. In his letter, the General Secretary confirmed that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s country hold “terrible” nuclear weapons that have the ability to “kill millions of people in an instant.”[iv] However, he emphasized that it is not the intention of the Soviet side to ever use these weapons “first against any country.”[v] Furthermore, Andropov added that the Soviet Union “proposes to discontinue” their further production, instead intending to proceed to the “abolition of all the stockpiles on earth.”[vi] The underlying message was clear: the Soviet leadership was prepared to engage in constructive dialogue—a dialogue, however, conducted on their terms. The correspondence was accompanied by an official invitation for Smith and her family to visit Soviet Russia in order to “find out” first-hand about the USSR, meet with her contemporaries, and, most importantly—to see for herself that in the Soviet Union, “everyone is for peace and friendship among peoples.”[vii]

 

During the carefully planned and thoroughly scripted two-week tour of Soviet Russia, Samantha Smith visited Red Square, attended a Russian ballet performance at the Bolshoi Theater, met the first female astronaut, Valentina Tereshkova, enjoyed an all-American lunch with burgers and fries in the company of then U.S. Ambassador to the Soviet Union, Arthur Hartman, and, most memorably, visited the Soviet youth camp, Artek, on the Black Sea, where she met fellow youngsters—Soviet girl- and boy-scouts known as the young pioneersDue to a “mysterious”[viii] illness that, at the time, was strictly contained behind the imposing Kremlin walls (but would eventually take his life seven months later), Andropov was unable to personally welcome his young pen pal.

 

At first glance, Smith’s mission motivated by youthful goodwill and idealism was part of the meticulously scripted pro-Soviet propaganda conducted by the Kremlin officials as a way of granting the socialist country a “human face.”[ix] However, there is also a flipside to the same coin—“Samantha Smith” as a cultural project conceived and orchestrated with matching effort and involvement on the part of the U.S. government, specifically the White House and/o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s a means of spreading American soft power throughout the communist bloc. Was this cultural project an attempt by either Soviet or American—or perhaps both—sides to engage in political dialogue through citizen diplomacy? Primary documents from the Ronald Reagan Archives suggest that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enthusiasm vis-à-vis Smith’s citizen diplomacy project paled next to the eagerness of the Soviet side to engage the American “Dove of Peace” in an effort to build a bridge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diplomatic means. Through recently declassified memos and letters, it is clear that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sident Reagan personally feared that the issues the U.S. and the USSR disagreed upon were far too complex to be subject to resolution with “a few bold diplomatic strokes.”[x]

 

An overnight sensation in the USSR, upon her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Samantha became a regular guest on television talk shows, such as Night Line and Today Show, where she was celebrated as both America’s “pint-size ambassadress” and disparaged as a “dupe of Soviet PR machinations.”[xi] But her American reception paled significantly next to her triumph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legacy of Samantha Smith was immortalized by a fatal accident that took her young life just two years after the Soviet tour. On August 25, 1985, en route from filming a new ABC television drama, Lime Street alongside Robert Wagner, a Bar Harbor Airlines commuter plane carrying Samantha and her father, along with four other passengers and two crew members, crashed near a small airport in Auburn, Maine. To this day, questions surrounding her untimely death remain unanswered. The 13-year-old Goodwill Ambassador’s passing became a personal loss for the entire Soviet nation. In his open letter, then newly appointed General Secretary, Mikhail Gorbachev called Samantha Smith “a brilliant beam of sunlight.”[xii] Shortly thereafter, his government issued a postal stamp in memory of the “Young American Dove of Peace” and even named a mountain in Russia after the late child ambassador to commemorate her brave efforts during a tumultuous time in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adversaries.

 

The passing of Samantha Smith in 1985 created a sudden gap in the bilateral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According to the Soviet news agency, TASS, Children at the Peacemakers Foundation asked the Moscow City Young Pioneers Palace to recommend a candidate who would carry Samantha Smith’s torch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quest entailed finding a “child involved in anti-war activities who was no older than Samantha.”[xiii] Katya Lycheva, who at the time was studying at a Special English School No. 4 in Moscow, was selected from a proposed list of young peace activists of the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Club of the Soviet Union. Lycheva attempted to replicate Smith’s success by writing to—and eventually meeting—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Yet, her success paled next to Samantha’s original triumph. In 1988, three years befor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Lycheva and her family relocated to France, and from 1995 she worked in the Paris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Center. In 2000, Katya—now Ekaterina—returned to Russia to serve in the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here in 2004, s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United Aircraft Consortium. Ekaterina Lycheva has since declined from making media appearances both in Russia and abroad.

 

While in her hometown the local press hailed Samantha Smith as “the girl who saw the truth,”[xiv] what made the story of the young peace activist appealing to the Soviet people was her perceived genuine intent at making a difference in spite of the ramifications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Her efforts were briefly acknowledged and even celebrated by the American side. Yet, it was ultimately the Soviet Union that embraced the young ambassador’s journey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Iron Curtain as a heroic act that granted “a human face”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simultaneously, offering her compatriots “a rare glimpse of the [humanized] Soviet Union.”[xv]

 

Lack of sufficient primary documents that verify whether the “Samantha Smith” project was conceived by either of the two rivaling states can be explained by two possible theories. On the one hand, it appears that the project was mutually beneficial for both countries that were on the verge of engaging in an unprecedented nuclear war. Therefore, in order to avoid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out political compromise, they turned to Track II Diploma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very fact that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Samantha Smith” project and her passing remain ambiguous at best may explain why, to this day, so very few of the primary documents have been fully declassified on either side. This factor may, in turn, reinforce the theory that Samantha Smith’s mission was equally beneficial for both U.S. and Soviet leaderships, and demonstrate that her untimely death served as a temporary impediment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a citizen-to-citizen level. The former may also shed light on the sudden decision to designate another youth ambassador, Katya Lycheva, to replace Samantha Smith, thus sustaining a communication bridge between the two adversaries.

 

Communism has fallen, the Iron Curtain has been successfully demolished, ideological contradictions can no longer be blamed for all that remains lost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ition, but the core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the people of post-Soviet Russia and the West as a whole persists—perhaps more so now than at any other tim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reluctance to understand—let alone accept—the “other” continues to dictate U.S.-Russian relations, causing a wider divi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is prolonged state of winter coolness dominat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both states and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cultural diplomacy with all of its restrictions and limitations may (re)create just one but nonetheless an important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adversaries.

 

Instead of viewing Track Two diplomacy as a replacement for or an impediment to traditional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tools, we must instead see this process as one that is designed to assist official leaders to find ways to, if not resolve, then at least mitigate brewing conflicts. By allowing citizens to engage with each other and rebuild bridges where political talks are otherwise doomed to fail can provide a healthy and fruitful platform for cultivating renewed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that for the time being remain closed.

 

* This material was partially presented by Tinatin Japaridze at the Association for Slavic, East European, and Eurasian Studies (ASEEES) Convention on December 6, 2018, and the IMEMO/Harriman Institute Young Analysts Conferenc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on February 1, 2019. Neither this article nor its excerpts had been published until now.

 


[i]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President Reagan's ‘Evil Empire’ Speech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Making the History of 1989, Item #64. Web.

[ii] Andrei Konchalovsky, “Gorbachev: The Wrong Man for Andropov’s Reforms,” Open Democracy, March 30, 2011. Web.

[iii] “Samantha’s Letter,” Samantha Smith Foundation, April 19, 1983. Web.

[iv] Ibid.

[v] Ibid.

[vi] Ibid.

[vii] Ibid.

[viii] Steven R. Reed, “Andropov May Be Ill,” UPI ArchivesUPI, June 16, 1983. Web.

[ix] Lena Nelson, “Mikhail Gorbachev Reflects on America’s Youngest Ambassador, Samantha Smith,” BDN Maine, July 10, 2013. Web.

[x] Letter, Ronald Reagan to Dale A. Garcia, November 1, 1983, CO 165 (Soviet Union) Folder Title: casefile 183454 (178700-183499) Box: 191, Ronald Reagan Library. 

[xi] William Plummer, “A Plane Crash Ends the Bright Brief Passage of Samantha Smith, America's Littlest Ambassador,” People, September 9, 1985. Web.

[xii] Carl Schreck, “U.S. Schoolgirl’s Soviet Peace Mission Remembered 30 Years Later,” Sputnik News, July 22, 2013. Web.

[xiii] Ilana Feldman and Miriam Ticktin, eds., In the Name of Humanity: The Government of Threat and Ca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72-73.

[xiv] Rev. Gerry Straatemeier, “Samantha Smith: The Girl Who Saw the Truth,” AGNT, n.d. Web.

[xv] Nelson, “Mikhail Gorbachev Reflects on America’s Youngest Ambassador, Samantha Smith.”

雷根會見卡佳


雷根會見卡佳

聯合通訊社白宮記者海倫湯瑪斯
1986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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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週四,雷根總統在白宮參觀時遇見了蘇聯女學生卡佳·萊切娃 (Katya Lycheva),並告訴她,如果世界各地的孩子們能夠互相了解,「就不會再有戰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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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新聞秘書彼得·魯塞爾 (Peter Roussel) 表示,總統與 11 歲的卡佳 (Katya) 的會面純屬“巧合”,發生在她結束白宮 VIP 之旅時。

他說,雷根麵帶微笑,與女孩握手並進行了「簡短的交談」。史密斯這次來美國的和平使命是為了紀念 1983 年訪問蘇聯的 10 歲緬因州女學生薩曼莎史密斯。

薩曼莎去年在緬因州的飛機失事中喪生。

魯塞爾說,卡佳送給雷根一個洋娃娃,總統問她這次美國之行過得如何。

總統從家庭區搭電梯下來前往橢圓形辦公室時,在一樓遇見了卡佳。不允許媒體報道事件。

當總統前往新奧爾良時,魯塞爾後來在空軍一號上告訴記者,裡根告訴卡佳:“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夠互相了解,就不會再有戰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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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問及為什麼白宮拒絕與蘇聯異議人士Andrei Sakharov的妻子Klavdia Vikhireva 會面而裡根卻同意與卡佳會面時,魯塞爾說,“這次會面純屬巧合。”

卡佳幾乎不會說英語,她的母親和贊助她工作的組織「兒童是和平締造者」的一名代表陪同她進行了美國五座城市的巡迴訪問。

週三,她對華盛頓市中心一所小學的學生們說:“我在這個房間裡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你會問我為什麼這麼說。我這樣說是因為全世界的孩子都長得一樣。這就是為什麼孩子們比成年人更早同意的原因。”

她說「孩子們必須站起來」抵抗核武的威脅。

她後來透過翻譯表示,和平的時刻已經到來。 「如果發生核戰,首先被殺的不會是成年人,然後是孩子。正因為如此,我們都是平等的。

孩子們必須站在這裡,他們的聲音必須被聽到。”

這位金髮綠眼睛的女孩告訴惠特利小學的學生,美國人和蘇聯人必須努力相互理解。

她的五城之行於週四從芝加哥開始,其中包括紐約,週五還將在休士頓停留,週一則是訪問的最後一天——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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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佳是研究科學家和商業藝術家的女兒,她被蘇聯和平委員會和國際友誼俱樂部(她幫助創建的兒童和平組織)選中執行這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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