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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中國「牆舞者」 華裔記者新書紐約首發 記者許君達／紐約報導   2026-02-10 01:00 ET 聽新聞 test 0:00  / 3:21 「牆舞者」在紐約亞洲協會舉辦新書座談會，作者劉奕玲Yi-Ling Liu(右)分享寫作經歷。(記者許君達／攝影) 探討中國言論審查制度的新書「牆舞者：在中國互聯網中尋求自由與連結」(The Wall Dancers: Searching for Freedom and Connection on the Chinese Internet)2月初在美國發行，華裔作者Yi-Ling Liu近日分別在紐約Yu& Me書店和亞洲協會(Asia Society)參與座談會，介紹此書。 「牆舞者」美國版由Knopf Doubleday出版，內容以對數名採訪對象持續多年的採訪紀錄打底，將他們各自反抗言論審查束縛的個體故事交織成網，鋪陳在近30年來中國高速發展的互聯網與史無前例的極權統治相結合的歷史背景中。該書突破傳統的「反抗者面對高牆」刻板敘事，在詳細介紹中國言論審查機制、幫助外部讀者了解該國真實面貌的同時，描繪了一幅真實個體在網路審查的大背景下的掙扎、團結、信念等普世命題。本書的標題採用雙關語義，借用中國的「網路防火牆」(GFW)的意象，將反抗者們「在高牆之上戴著鐐銬跳舞」的形象生動展現出來。 Yi-Ling Liu出生於 香港 ，畢業於 耶魯大學 ，曾長駐中國從事新聞報導。她的採訪對象包括同志社群平台創業者馬保力、女權運動人士呂頻、地下說唱歌手「 咖啡 壺」、科幻作家陳楸帆以及流亡美國後揭露了大量中國審查系統運作細節的前微博審查員劉力朋，這些人在中國多處於「主流」語境的邊緣，並非政權的直接異議者，卻同樣被「高牆」的陰影籠罩。她在亞洲協會分享時表示，她在中國時曾經採訪過很多類似的「牆舞者」，但這幾位受訪者的故事讓她最有共鳴感。 作者Yi-Ling Liu將1990年代以來中國互聯網產業及相關管制政策的變遷史融合在人物故事之中，為讀者展示了曾經在中國出現過的自由「黃金時代」，並呈現了從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網路管制伴隨著封鎖技術的提升而逐漸加劇的歷史漸變。然而，在談到如今「牆外」的美國也開始出現網路垃圾內容氾濫、常識被侵蝕、科技巨頭向當權者獻媚跪拜等問題時，Yi-Ling Liu表示，「牆舞者」們的故...

華裔科技記者出版新書 聚焦中國網絡審查 香港出生的華裔科技記者劉奕玲（Yi-Ling Liu，音譯）日前來到亞洲協會與來自中國大陸的科技作者王阿發（Afra Wang）就她剛剛出版的新書《The Wall Dancers》（與牆共舞）對談。劉奕玲說在她的寫作過程中，美國的網絡審查越來越接近中國，這一點令她非常吃驚。 《The Wall Dancers》通過講述曾是警察卻創辦了中國Blued的馬保力，女權行動者呂頻，中國說唱歌手Kafe Hu，科幻作家陳楸帆，和曾經是網管的Eric Liu在網路管制之下尋求自由發聲空間的經歷，來展示中國網路管制的發展和演變。 劉奕玲說，這本書的名字來自中國俗語「帶著鐵鍊跳舞」，中國網民過去三十年裡都在與防火牆共舞。中國網路管制和中國政治一樣遵循著放和收的節奏循環，太嚴格的階段會帶來改革，而開放時間長了會帶來管制。而現在中國網絡一邊縮緊，一邊又在通過Tik Tok、Temu 等公司的出海向外擴展，很多美國人也開始學習如何使用中國網絡科技產品。 曾在硅谷工作的王阿發說，硅谷現在陷入了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妒忌，自己來到美國是為了自由，但2025年一些牆在消解，另外一些牆又被建起來。劉奕玲則說，從現在美國網絡上流行的學中國人喝熱水、打太極的中國風，到《紐約時報》記者最近到中國體驗高科技生活發出的感嘆，其實顯示出的並不是中國不為人知的一面，而是更多反映了美國人的心態，”中國年復一年正常發展，而美國人把自己的心態投射其中。”她說。 劉奕玲說，她沒想到在寫書的過程中美國網絡越來越像中國，美國人也開始學習與牆共舞，學習如何在國家機器的入侵下保存自己的本色。她說，中國的網絡並不比美國自由，但中國人對他們面對的網絡牆心知肚明，而美國人卻沒有意識到。但她說，即使在控制的情況下，在網路上開拓個人的自由空間也是可能的。 她也鼓勵海外僑民拒絕接受被灌輸的敘事，不要成為別人地緣政治的棋子，同時利用自己兩邊的優勢尋找求同存異的機會，尋找在國的概念之外家的感覺。本報記者榮筱箐紐約報道 劉奕玲（右）和王阿發對談。

跳至內容 目前問題 訂閱 外交 登入 新刊已發行 2026年3月/4月 立即閱讀 全球主義的錯覺 為什麼美國必須建立一個新的作業系統 納迪亞·沙德洛 2026年3月/4月 發佈於2026年2月17日 羅布·多比 列印 節省 權力更迭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如今，一場重大的權力更迭正在發生，但並非發生在敵對國家之間，而是發生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國際秩序理念之間。不妨稱之為兩種運作體系的衝突。一種觀點認為，只有透過全球和超國家機構以及多邊規則的框架，才能解決當今最迫切的問題。另一種觀點則堅持認為，民族國家仍然是合法權威和有效行動的基礎，最終結果取決於各國的決策、能力和問責制。 在後冷戰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全球優先」的概念主導了國際思維。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普遍認為，安全、經濟動盪、移民、流行病和氣候變遷等挑戰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蘇聯解體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速了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和其他地區領導人的信念，即全球機構最適合應對複雜局面和維護和平。幾十年來，這些機構（以及支持它們的各國政府和眾多非政府組織）一直秉持著一個共同的信條：只有全球機構才能解決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 然而，這種「全球優先」模式的成效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參差不齊。儘管經過數十年的談判，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仍持續上升，沒有一個主要經濟體有望實現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所設定的目標。流離失所的人數創下歷史新高，移民潮破壞了許多國家的國內政治穩定，武裝衝突的數量和持續時間也超過了冷戰結束以來的任何時期 。 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衛生治理的不足，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展也遠未達到預期目標。 同時， 中國 在全球秩序中迅速崛起，累積了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並有選擇地利用國際規則和安排。如今，中國正對美國構成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戰略挑戰，這使得「更深層的融合和多邊參與能夠建構一個更合作穩定的國際體系」的觀念失去了說服力。 許多領導人非但沒有反思數十年來全球努力失敗的原因，反而固執己見。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經常感嘆多邊主義“正遭受攻擊”，並警告說，除了“為了共同利益而採取的集體、務實的行動”之外，別無出路。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可能性：問題或許就出在「全球優先」方針本身的限制。 進入2010年代，長期以來人們對後冷戰時代全球秩序的疑慮逐漸浮現。英國於2016年決定脫離歐盟，以及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