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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脈絡 對這篇文章進行的深入分析，協助你理解 Gordon S. Wood 的立論，是如何站在美國思想史長脈絡中「回應、承繼、修正、反駁」過往的政治哲學傳統。 📘《Why America Is a “Creedal Nation”》的思想史脈絡分析 作者：Gordon S. Wood（美國革命史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這篇文章其實不是一般的時論文章，而是一篇深具思想史意味的「美國國族論」簡史。Wood 借用 250 週年國慶之際，再次闡述「美國作為信念型國家（creedal nation）」的核心自我理解，並將其放入三條思想史的大線索中： 一、思想史脈絡 1：美國建國者對「國族」的懷疑與焦慮 1. 美國不是從「民族」誕生，而是先從「國家」開始 歐洲國族主義的標準敘事是： 民族 → 國民意識 → 國家。 但 Wood 指出美國完全相反： 1776 年沒有「美國民族」（American ethnicity） 有的是 13 個鬆散的地方共同體（Virginian / Massachusetts） 《獨立宣言》的「one people」仍只是理想目標，而非既存現實 這呼應了 Enlightenment 時期的“constructivist nation theory”： 國家可以是一個「理性建構」的政治共同體，而非血緣共同體。 2. 早期國父們的「反民族主義」立場 Wood 引用的 John Adams、Jefferson 等人，其思想深受 Enlightenment 影響： 對「民族性」、「祖國」、「血統」等觀念相當不信任 反對把政治忠誠建立在血源、族群、語言之上 主張建立於「政治原則」之上（共和、平等、自由） 📌 思想史定位 ： 這是 18 世紀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傾向，反對「封建民族共同體」，強調理性建構的政治體。 二、思想史脈絡 2：19 世紀美國的「民族性焦慮」與同化工程 1. 18–19 世紀的「同質性焦慮」 文章多次強調： 美國革命後的精英其實並不喜歡「多元文化」或「多族群」。 Wood 引述： Fisher Ames：要讓移民“nationalized” David Ramsay：要“mold us ...

  （一）條列作者 Gordon S. Wood 的思考脈絡與論證方式 起點：當代爭議與作者立場 當前有人主張美國不應是「信條國家」（creedal nation），應強調「血統與土地」（blood-and-soil），老移民後裔比新移民更有資格。 作者明確強烈反對，認為這與美國本質相違。 核心論點：美國從來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歐洲國家多是「先有民族（共同語言、血統、文化），後有國家」；美國則完全相反：先有國家（1776年建國），後努力打造「民族性」。 1776年時根本不存在統一的「美國族群」（American ethnicity），白人中只有60%是英格蘭裔，其餘已是多族群混雜。 歷史證據1：獨立宣言與早期國家認同的缺失 《獨立宣言》開頭說要成為「one people」，但結尾只說「相互誓約」（to each other），沒有共同的祖國（patria/fatherland）可奉獻。 當時人們的忠誠對象是13個殖民地（州），而非「美國」。Jefferson說「my country」指的是維吉尼亞，Adams指的是麻薩諸塞。 直到1868年第14修正案才出現「美國公民」定義。 歷史證據2：聯邦初期仍是「諸州聯盟」而非真正國家 《邦聯條例》只是13個獨立州之間的「友誼聯盟」（類似今日歐盟），不是單一主權國家。 1787年制憲後才真正出現全國政府，1788年Benjamin Rush才興奮說「我們終於成為一個國家了」，但仍不完整。 歷史證據3：建國世代對「多元」的焦慮與同質化努力 18世紀啟蒙思想家（包括美國開國元勛）認為共和國需要「同質的人民」（homogeneous people），多元是威脅。 當時積極推動同化（nationalization），州史的寫作目的正是「磨平差異、塑造同質人民」。 John Adams曾絕望地說美國是「大雜燴」（hotch potch、omnium gatherum），根本不像羅馬的patria或法國的patrie。 轉折：1812年戰爭與「信條」解決方案的出現 1812年戰爭後，美國人首次強烈感覺到「我們是一個國家」。 記者Hezekiah Niles提出：光去除英國習性不夠，必須建立「新的原則」，以《獨立宣言》為「第一原則」與共同參照點。 林肯把這一洞見發揮到...

 以下內容包含三部分： 第一部分：全文中文翻譯（完整、忠實） 第二部分：作者的思考脈絡與論證方式（條列） 第三部分：一組具有力度的「反方論述」 一、全文中譯 為何美國是一個「信條型國家」 美國歷史學大師：美國與其他國家本質不同。美國沒有民族、沒有血緣，卻能成立國家。 作者：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 更新：2025 年 11 月 21 日 民主是一股強大而危險的力量，美國與歐洲民主國家目前都深刻體會到這一點。大西洋兩岸的菁英階層在應對民主演變時，都表現得不甚理想。 明年將有幾個重要紀念日可能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我們將迎來《獨立宣言》發表 250 週年，同一天也恰好是兩位最重要的創國者、約翰・亞當斯與湯瑪斯・傑佛遜的逝世 200 週年。《獨立宣言》對理解美國人的身份至關重要。 近來有人主張，美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個「信條型國家」（creedal nation）——認為僅靠信念、理念作為公民資格的基礎太過薄弱，應承認在美扎根多代的人比新移民更有資格代表「美國」。 我以最大的熱情反對這種觀點。歷史上我們看過類似「血土地」（blood and soil）式的論調。19 世紀 1890 年代，美國也遭遇移民危機，有些人宣稱：因為自家祖先參與過獨立戰爭，或搭著「五月花號」來美國，所以比新移民「更美國」。 我與妻子近年認識了一對 1970 年代自羅馬尼亞移民來美、1980 年歸化的夫妻。儘管他們仍帶著些微口音，但我真心相信，他們與五月花號後裔一樣，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這正是美國之美。 美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美國沒有一個共同的「民族」作為國家的基礎，甚至在 1776 年建國時也不存在。許多歐洲國家——例如德國——在成為「國家」前，早已是「民族」。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是基於共同民族、共同語言而產生。有些國家（如捷克）甚至比 249 歲的美國還新，但他們都有一個「本來就存在的民族」作為支撐。 美國剛好相反：美國人先建立國家，再努力定義何謂「美國民族」。 在 21 世紀的大規模南北人口遷移時代，缺乏單一民族身分反而可能是美國的優勢。這讓美國更能接納並吸收新移民。全世界已經都在美國之內。 美國當然也有移民問題，尤其是南部邊界的非法移民。但與歐洲的移民壓力相比，美國面臨的問題只是小巫見大巫。然而移民仍需...

觀點 米歇爾‧戈德堡 他年輕有才華，公開信奉宗教。他會是民主黨人一直在等待的救世主嗎？ 2025年10月1日 經過 米歇爾‧戈德堡 專欄作家，常駐德州奧斯汀和聖安東尼奧。 本文是關於爭奪民主黨控制權的思想家、新貴和意識形態家的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德州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詹姆斯·塔拉里科原定於9月10日舉行競選活動的第二場集會，而就在同一天，查理·柯克被槍殺。這起駭人聽聞的謀殺案深深震撼了他，他一度考慮取消集會。然而，塔拉里科最終還是修改了演講稿，將全部內容聚焦於柯克的謀殺案，以及演算法驅動的仇恨和蔑視如何扭曲了美國社會。 當晚，近兩千人擠滿了聖安東尼奧一家名為「百老匯後院」（Backyard on Broadway）的披薩漢堡店寬敞的露臺。人多到塔拉里科還沒到，廚房就宣布所有食物都已售罄。這裡沒有政治集會上常見的冗長演講。相反，塔拉里科站在人群幾英寸遠的地方，講述了柯克的死以及籠罩著整個國家的仇恨氛圍。 「我幾乎在所有政治問題上都與查理·柯克意見相左，但查理·柯克是上帝的子民，」他說。 “這個國家出了問題。我們的政治出了問題。我們的媒體出了問題。甚至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感覺破裂了。” 在開始競選參議員之前，塔拉里科是兼職神學院學生；他仍然計劃最終成為牧師。那天晚上在聖安東尼奧，他告訴我：「我真的想以牧師的身份出現，而不是以政客的身份。」 事實上，他兩者兼具。他告訴人群，人們渴望“一種不同的政治。不是恐懼的政治，不是仇恨的政治，不是暴力的政治，而是愛的政治。” 隨後，他宣布他會留下來，與任何想和他單獨交談的人進行交流，於是排起了長隊。有些人，包括幾戶帶著小孩的家庭，請他為他們禱告。 在德州參議院民主黨初選中，塔拉里科處於劣勢，民調顯示他落後於科林·奧爾雷德，後者曾在2024年挑戰現任參議員特德·克魯茲。隨著更多人了解塔拉里科，這一差距可能會縮小；公共政策民調機構9月份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對塔拉里科和奧爾雷德都持好感的人群中，塔拉里科的支持率領先50個百分點。但考慮到德州30多年來沒有民主黨人贏得全州範圍的公職，獲得提名對他來說並非難事。 然而，現年36歲的塔拉里科（Talarico）——一位前中學教師，也是德克薩斯州眾議院議員——所引發的關注度遠遠超過了他的政治前景。在社群媒體上，他挑戰共和黨政客和保守派教條的影片（通常從基督教視角出發）經常走紅。今年7月，這些影片為他贏...

非常銳利的觀察——是的， 「改朝換代情結」確實可以被視為中國的國民病 ，而且在結構上與托克維爾所謂的「革命宗教」驚人相似： 都是一種 政治神學化的思維模式 ——把權力變遷當成救贖，把制度穩定當成墮落。 一、革命宗教與改朝換代的同構性 法國的「革命宗教」 中國的「改朝換代情結」 相信「推翻」本身能帶來正義 相信「換天命」自然能帶來太平 把政治轉化為信仰 把歷史轉化為宿命 革命是救贖的手段 改朝是循環的命數 不信連續，只信斷裂 不信改革，只信翻盤 自由難長久 穩定即腐敗 兩者的核心都在於： 政治被宗教化、歷史被宿命化。 法國人以理性名義去尋找「政治純潔」； 中國人以天命名義去尋找「天下一統」。 結果都一樣： 制度脆弱、社會難以信任持續的秩序。 二、「改朝換代」的文化邏輯 在中國歷史中，從秦到清，幾乎每一個王朝的終結都以「道德墮落—天命轉移—新聖主興起」的劇本演出。 這種劇本形成了一種潛意識的「政治宗教」： 人民對現狀的厭惡是正當的。 因為舊朝必然腐敗。 權力更替本身就是淨化。 不必談制度，只需「換皇帝」。 政治合法性來自更新，不來自延續。 政權不靠制度，而靠「重新起義」的神話。 三、這種病如何延續至今 即使到了21世紀，這種文化仍滲入中國政治與社會心理： 在 中共政權 身上，「革命」被制度化為永恆的合法性來源—— 「推翻舊世界」成為它永不老化的敘事。 但問題是：當革命者變成了舊世界，新的革命必然在內部誕生。 在 台灣與華人社會 中，這種情結轉化為另一種表現： 對現狀的厭倦與對「劇烈轉變」的迷信。 因此「統一」與「獨立」成了兩種形式的「改朝換代信仰」—— 一邊相信回歸會帶來秩序，一邊相信分離會帶來自由。 但兩者都未必真關心制度怎麼運作，只在尋找心理的「新王朝」。 四、托克維爾若看中國，可能會說： 「中國人不斷在革命與服從之間擺盪； 他們不信制度的修補，只信命運的更換。 他們渴望太平，卻又總想透過動亂來實現太平。」 五、結論 是的， 『革命宗教』之於法國，正如『改朝換代』之於中國。 前者是理性信仰化的病，後者是歷史宿命化的病。 兩者都反映同一種政治心理： 無法忍受漸進與妥協...

中華民國國旗由青、白、紅三色組成，單就色彩而言，分別象徵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以及民族、民權、民生之三民主義。國父孫中山在制定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確實自法國國家格言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自由 liberty、平等 equality、博愛 fraternity) ，而這有分別代表法國三色旗的顏色。 😄為何托克維爾認為「革命宗教」是法國的國民病？ 🥴革命宗教,改朝換代 🥴為何我認為「改朝換代」是中國的國民病？ 🥴相對來說，「改朝換代」（不喜歡現況，渴望統一或獨立）也是中國的國民病？ 🥴🥴 非常好的問題。這句話揭開托克維爾對「法國民主命運」最深層的憂慮。 他所說的「 革命宗教（religion révolutionnaire） 」，正是理解他所謂「法國的慢性病」的關鍵。 一、什麼是「革命宗教」？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指出： 法國大革命雖推翻了舊制度，但 它本身變成了一種信仰體系 。 這種信仰有幾個特徵： 以理性取代上帝，卻仍保持宗教的狂熱形式。 法國人摒棄教會，卻用「人民主權」「平等」「民族意志」取而代之。 革命成為一種世俗的救贖—— 不信神，卻信歷史必然。 將政治理想化為道德絕對。 在這種宗教裡，對手不是意見不同的人，而是「異端」。 因此每一次政權更迭，都帶有「清洗」與「救贖」的性質。 重視斷裂，而非連續。 舊制度的一切被視為腐敗，必須徹底毀滅。 這使法國社會陷入 永恆的重建循環 ： 每一代都要重新開始、再造世界。 二、為何托克維爾稱之為「國民病」？ 托克維爾認為，這種「革命宗教」深植於法國民族性中，導致： 政治制度缺乏穩定性。 法國不斷在「秩序與自由」之間擺盪： 從君主制 → 共和 → 帝國 → 君主復辟 → 再共和 → 再帝國…… 就像他說的：「我們無法長久忍受任何一種政府。」 人民對政府懷有矛盾情感。 他們既反抗權威，又渴望權威能替他們做決定。 這使得法國容易從革命激情墮入專制秩序。 政治被道德化，妥協被視為墮落。 法國人談政治時，往往以「正義」取代「協議」， 以「純潔」取代「務實」。 這讓民主難以成熟，只能不斷重演革命的戲劇。 三、托克維爾的深層警告 他所謂的「慢性病」其實是指：...

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在當今時代有多有效？ 我在世界各地演講，學生總是來找我，告訴我他們必須閱讀《歷史的終結》和杭廷頓的《文明的衝突》。我通常會告訴他們我很抱歉。 他將國家認同和文明認同視為基本組成部分，我對這種觀點一直不滿意，儘管他是我的老師和導師。我只是覺得它崩潰了。有亞洲文明嗎？不，有日本、有韓國、有中國，在過去的幾年裡，它們都在各種歷史議題上互相爭鬥。他們互相不喜歡對方。如果你問他們是否屬於共同亞洲文明的一部分，他們會說不是。 在中東——我認為這是這個理論的起源地，因為有一個穆斯林烏瑪的概念，意思是所有信徒的社區——現實是，人們是埃及人、敘利亞人或沙烏地阿拉伯人，甚至在這些社會中，他們也更接近中東。試著告訴庫德人，他們的主要身分是穆斯林文明的一部分，他們會告訴你去地獄，因為文明中的每個人目前都在殺害他們的人民。 文化很重要，任何認為文化不重要的人，我想都沒有花時間在這些國家旅行過。我並不是說這些文明差異不重要，但我不認為這是決定人們效忠的首要因素；這並不是他們真正爭論的問題。 許多人認為他們正在爭奪資源。 如果你沒有工作，你就會生氣；如果你沒有工作，你就會生氣。 如果你有石油而你的鄰居沒有，他們就會想來拿走它。 資源很重要，但我認為衝突的最大驅動因素是認同。 民族主義始於 19 世紀，因為所有其他歐洲國家都有德國人，人們對他們說：“不，你不是波蘭人；你是波蘭人。”你說德語。你是德國人。我認為這種情況現在正在穆斯林世界發生。 有很多困惑的人從農村社區移居到大城市，他們和許多不認識的人混在一起。他們現在有衛星電視、美國真人秀節目以及來自歐洲的一切，而這些在文化上對他們來說都是完全陌生的。 我認為試圖動員這些社區的伊斯蘭激進主義傳播者的訴求是，“不，你的身份與這個宗教無關。” 我認為宗教和民族主義是同一身分驅動力的兩種不同表現。 12,500 次觀看 查看227票贊成 查看1分享 要求答覆 安德烈·伊斯特拉特 , 伊戈爾·科埃略 以及另外154 個 1 個答案（共1 個） 新增評論... 評論 羅伯特·莫里斯  ·  7歲 感謝您引入與 19 世紀歐洲的比較！我在工作中常這樣做，但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評。中東的幾乎所有事物都與 19 世紀的歐洲有相似之處。在比較這兩個時代的道路上，我當然比任何受人尊敬的學術界走得更遠… 閱讀更多 丹尼森·里德諾 ...

在應用程式中打開 登入 奧修·拉傑尼希 — 性愛大師還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大師？ · 7 分鐘閱讀 奧修·拉吉尼希 當太陽在浦那的奧修靜修處落下時，維瓦諾女士穿上白色長袍，準備晚上的冥想。這只是靜修所的第二天，但她可以感覺到，即使不是她所希望的改變生活的經歷，她也正在經歷一些美好的事情。經過一段舞蹈、頑皮的笑話和音頻/視頻演講後，她去吃晚飯，與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交朋友，然後在校園的房間裡休息一天。經過幾天的冥想，她會感覺輕鬆、積極，準備好回到現實世界。 維瓦諾的經歷與數百名前往歐洲、美國和印度的奧修靜修所的遊客沒有什麼不同，他們聚集在這些度假村式的冥想或“新時代”啟蒙中心，以打破生活的單調，並更好地學習和生活。每天下載或購買的數百本奧修·拉傑尼希的書籍/CD/影片也證明了他的力量，在他去世近 27 年後仍對人們產生了影響。 奧修為何備受爭議？ 儘管在奧修·拉吉尼希之前和之後出現過許多邪教領袖和哲學家；在機智、才智或對弟子的巨大影響力方面，幾乎沒有人能與他匹敵。也許正是哲學家和邪教領袖這兩個不同的人的融合，使他在擁擠的精神領袖畫廊中脫穎而出。一個成功的邪教領袖很少被評為一流的哲學家，反之亦然，這就是奧修在精神導師的編年史中獨一無二的原因。他對所有宗教或哲學近乎暴力的攻擊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大多數大師告訴他們的追隨者，他們的方法是到達上帝或神性的唯一真正方法。但奧修公開主張埋葬所有宗教，而不向他的追隨者提供新的宗教。他提倡過度沉迷於性或財富等所謂的惡習，而不是禁慾，這也使他與競爭對手區分開來。 性教育 有一個著名的故事，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訪問了俄勒岡州鄉村的拉傑內什普拉姆（以奧修命名的城市），他報告說看到一對情侶在露天親熱。正是這樣的事件，加上靜修所周圍的秘密，引發了人們對奧修創造的「新時代」公社中瘋狂性狂歡的猜測。這個永遠帶著頑皮笑容的男人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這種負面宣傳。如果有的話，他用他的話語和書籍火上澆油，勸告他的追隨者將性視為一種遊戲，並在他們厭倦之前過度沉迷於它，然後尋求神性或啟蒙。 奧修的眾多情人 據說奧修在他的桑雅士中擁有過各種各樣的情人。另一個使他與其他大師或老師區分開來的行為。他終於與一位英國女子克里斯汀·沃爾夫·史密斯（Christine Wolf Smith）又名馬·瑜伽·維韋克（Ma Yoga Vivek）建立了長期的親密關係，據報道她已經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