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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S. Wood 的立論,是如何站在美國思想史長脈絡中「回應、承繼、修正、反駁」過往的政治哲學傳統。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脈絡 對這篇文章進行的深入分析,協助你理解 Gordon S. Wood 的立論,是如何站在美國思想史長脈絡中「回應、承繼、修正、反駁」過往的政治哲學傳統。


📘《Why America Is a “Creedal Nation”》的思想史脈絡分析

作者:Gordon S. Wood(美國革命史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這篇文章其實不是一般的時論文章,而是一篇深具思想史意味的「美國國族論」簡史。Wood 借用 250 週年國慶之際,再次闡述「美國作為信念型國家(creedal nation)」的核心自我理解,並將其放入三條思想史的大線索中:


一、思想史脈絡 1:美國建國者對「國族」的懷疑與焦慮

1. 美國不是從「民族」誕生,而是先從「國家」開始

歐洲國族主義的標準敘事是:
民族 → 國民意識 → 國家。
但 Wood 指出美國完全相反:

  • 1776 年沒有「美國民族」(American ethnicity)

  • 有的是 13 個鬆散的地方共同體(Virginian / Massachusetts)

  • 《獨立宣言》的「one people」仍只是理想目標,而非既存現實

這呼應了 Enlightenment 時期的“constructivist nation theory”:
國家可以是一個「理性建構」的政治共同體,而非血緣共同體。

2. 早期國父們的「反民族主義」立場

Wood 引用的 John Adams、Jefferson 等人,其思想深受 Enlightenment 影響:

  • 對「民族性」、「祖國」、「血統」等觀念相當不信任

  • 反對把政治忠誠建立在血源、族群、語言之上

  • 主張建立於「政治原則」之上(共和、平等、自由)

📌 思想史定位
這是 18 世紀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傾向,反對「封建民族共同體」,強調理性建構的政治體。


二、思想史脈絡 2:19 世紀美國的「民族性焦慮」與同化工程

1. 18–19 世紀的「同質性焦慮」

文章多次強調:
美國革命後的精英其實並不喜歡「多元文化」或「多族群」。

Wood 引述:

  • Fisher Ames:要讓移民“nationalized”

  • David Ramsay:要“mold us into a homogeneous people”

📌 這呼應了歐洲啟蒙時期(Montesquieu、Condorcet)的理念:
國家需要文化同質性才能維持共和制度的美德。

這與當代美國多元文化敘事非常不同。

2. 民族構成的事實 vs 理念的落差

Wood 指出:

  • 1790 年白人多族裔比例(英、德、蘇格蘭、荷蘭等)

  • 非洲裔與原住民的存在

  • 19 世紀大量歐洲移民的再度衝擊

因此,美國一直面臨「事實上的多元」與「理念上的單一」的衝突。

📌 思想史定位
這是 19 世紀自由主義者一再面臨的張力:
要如何在多元人口中維持共和制度?


三、思想史脈絡 3:林肯完成美國民族思想的革命——從「人民」到「信念」

這篇文章的思想史高潮在於 Wood 對 Lincoln 的詮釋。

1. Lincoln 的貢獻:讓信念(creed)成為民族基礎

Wood 引用 Lincoln 的經典論述:

  • 移民後代「等同於」1776 年的革命世代

  • 因為他們共享《獨立宣言》的「平等原則」

  • 這些信念是“electric cord”,把族群連接成國族

📌 這是一種「信念民族主義(creedal nationalism)」
民族性的基礎變成:

  • 不是血統

  • 不是語言

  • 不是宗教

  • 而是「平等」與「自由」的政治信念

2. Lincoln 的思想史地位

Lincoln 在美國思想史上被視為:

  • 「讓美國成為國族」的人(nation-maker)

  • 真正說明美國為何能形成「國家+國族」的思想家

  • 以《獨立宣言》賦予美國道德統一性的政治神學家

Wood 完整繼承了 Eric Foner、Harry Jaffa、Bernard Bailyn 的歷史哲學觀點——
美國民族性不是過去的血統,而是未來的信念。


四、思想史脈絡 4:20–21 世紀多元文化 vs 信念國族的再爭論

Wood 的文章實際上是介入當代政治辯論:

1. 右派的「血統民族論」復興

Wood 批判:

  • 近年美國內部興起「血緣優先」、「老移民優先」

  • 甚至出現「blood and soil」式思潮

這是回應近年的:

  • 白人身份政治(white identity politics)

  • 歐陸式民族主義(Hungary, Poland)

  • 美國文化保守派對移民的焦慮

Wood 認為這些都是對歷史的曲解。

2. 左派「多元文化」與 Wood 的距離

有趣的是:
Wood 也不是左派多元文化論者。

他強調:

  • 不該超過 15% 外國出生人口(這段頗具爭議)

  • 同化(assimilation)仍然必要

  • 多元文化只是「美國成功後的奢侈品」,不是建國時的條件

📌 Wood 的立場可以定位為:

古典共和主義 + 林肯式信念民族論
而非當代左派的「文化多元論」。


五、思想史脈絡 5:Wood 與「美國例外論」的延續

這篇文章延續了美國思想史中幾個重要母題:

思想史傳統Wood 的運用
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是建構性國族、世界最早的 creedal nation
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獨立宣言》成為「聖典」、Jefferson 的書桌成“聖物”
理念型民族(ideological nation)信念(creed)取代血統
Lincoln 的政治神學平等原則是“electric cord”凝聚國族
啟蒙時代的「人民主權」人民不是血族,而是理念共同體

📌 總結:Wood 的文章在思想史上的定位

這篇文章不只是捍衛移民或多元文化,而是在重申一個核心命題:

美國不是以血統或民族構成的國家,而是以理念(creed)構成的國家。
其國族認同是一個思想建構(ideological construction),而非民族自然生成。

在思想史上,它:

  • 承接啟蒙時代反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論

  • 回應 19 世紀民族國家形成時的焦慮

  • 把 Lincoln 定位為美國民族認同的真正創始者

  • 介入當代美國身份政治的爭勝場

這篇文章本質上是一篇思想史的介入式論文,把美國政治共同體的正當性從「祖先文化」的爭奪,重新拉回到《獨立宣言》的普遍原則。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進一步提供:

📌 (A)這篇文章的「思想史圖譜」可視化
📌 (B)同主題的「反方論述」(民族論、文化論、保守主義版本)
📌 (C)用在當代政治辯論的「講稿版本」

只要跟我說即可。

GROK:為何美國是一個「信條型國家」

 

(一)條列作者 Gordon S. Wood 的思考脈絡與論證方式

  1. 起點:當代爭議與作者立場
    • 當前有人主張美國不應是「信條國家」(creedal nation),應強調「血統與土地」(blood-and-soil),老移民後裔比新移民更有資格。
    • 作者明確強烈反對,認為這與美國本質相違。
  2. 核心論點:美國從來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 歐洲國家多是「先有民族(共同語言、血統、文化),後有國家」;美國則完全相反:先有國家(1776年建國),後努力打造「民族性」。
    • 1776年時根本不存在統一的「美國族群」(American ethnicity),白人中只有60%是英格蘭裔,其餘已是多族群混雜。
  3. 歷史證據1:獨立宣言與早期國家認同的缺失
    • 《獨立宣言》開頭說要成為「one people」,但結尾只說「相互誓約」(to each other),沒有共同的祖國(patria/fatherland)可奉獻。
    • 當時人們的忠誠對象是13個殖民地(州),而非「美國」。Jefferson說「my country」指的是維吉尼亞,Adams指的是麻薩諸塞。
    • 直到1868年第14修正案才出現「美國公民」定義。
  4. 歷史證據2:聯邦初期仍是「諸州聯盟」而非真正國家
    • 《邦聯條例》只是13個獨立州之間的「友誼聯盟」(類似今日歐盟),不是單一主權國家。
    • 1787年制憲後才真正出現全國政府,1788年Benjamin Rush才興奮說「我們終於成為一個國家了」,但仍不完整。
  5. 歷史證據3:建國世代對「多元」的焦慮與同質化努力
    • 18世紀啟蒙思想家(包括美國開國元勛)認為共和國需要「同質的人民」(homogeneous people),多元是威脅。
    • 當時積極推動同化(nationalization),州史的寫作目的正是「磨平差異、塑造同質人民」。
    • John Adams曾絕望地說美國是「大雜燴」(hotch potch、omnium gatherum),根本不像羅馬的patria或法國的patrie。
  6. 轉折:1812年戰爭與「信條」解決方案的出現
    • 1812年戰爭後,美國人首次強烈感覺到「我們是一個國家」。
    • 記者Hezekiah Niles提出:光去除英國習性不夠,必須建立「新的原則」,以《獨立宣言》為「第一原則」與共同參照點。
    • 林肯把這一洞見發揮到極致:即使沒有1776年革命者的血緣,只要接受《獨立宣言》的平等原則,新移民也「如同那些起草宣言者的血與肉」。
  7. 結論:美國的「信條國家」本質是歷史必然,也是21世紀優勢
    • 美國只能靠理念(而非血統、語言、宗教)把最多元的人口凝聚成「一個民族」。
    • 這正是美國相對歐洲更能吸收移民的優勢。
    • 因此2026年《獨立宣言》250周年極為重要,提醒美國人:做美國人不是「是誰」(be someone),而是「相信什麼」(believe in something)。

論證方式總結: 作者採取「歷史反向對照法」——先對比歐洲「先民族後國家」模式,再用大量第一手史料(宣言文本、開國元勛書信、當代評論、人口統計、戰爭後輿論、林肯演說)證明美國從一開始就走相反道路,最終靠《獨立宣言》的理念而非血統解決認同問題,形成「信條國家」的獨特道路。

(二)一組具有力度的「反方論述」(反對「美國是純粹信條國家」)

  1. 信條本身無法取代深層共同體,歷史上所有持久國家都需要某種前政治的共同性 即使歐洲國家後來也接受自由民主理念,但德國人仍共享語言與千年歷史記憶,法國人有中央集權與大革命共同敘事。純粹「理念聯合」在危機時刻(內戰、經濟大蕭條、外敵入侵)極易崩解。美國內戰就是明證:若只有理念,南方為何能長期維持不同解釋?
  2. 「信條國家」說法過度美化現實,掩蓋WASP核心作為事實上的建國族群 建國文件雖用普世語言,但實際制定者、解釋者、長期主導政治經濟文化的仍是英格蘭-新教徒後裔(WASP)。美國歷史上多次「美國化運動」(Americanization,1880–1920年代)本質就是強迫新移民接受盎格魯-新教規範,而非純粹抽象理念。
  3. 過度強調「信條」會削弱公民對國家的情感依附,導致認同危機 「只要相信自由平等就是美國人」聽起來崇高,但實際上降低加入門檻,容易讓大量新移民保留原國族忠誠(雙重國籍、族群遊說)。當國家只剩「理念」而無血緣、歷史、語言的黏合劑,公民在危機時更傾向「退出」而非犧牲(參見當前極化與制度信任崩潰)。
  4. 當前移民規模已遠超歷史吸收能力,「15%外來人口上限」本身就承認信條不足 作者自己也說「外來人口不宜超過15%」,這等於承認:若比例過高,即使大家口頭接受信條,同化也會失敗。歐洲目前困境正是前車之鑑。這表示「信條」必須建立在一定程度的語言、文化、歷史共同性之上,否則只是空話。
  5. 林肯的「電繩」比喻被過度浪漫化,實際上他也訴諸血緣與土地 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說「四分數與七年前,我們的父輩在這塊大陸上……」,用的正是血緣(fathers)與土地(continent)語言;他同時推動同化政策、反對奴隸制擴張,也是為了維持白人共和國的同質性。把林肯變成純粹「命題國家論」者是後見之明。
  6. 21世紀全球南方大遷徙下,「信條國家」可能變成無根的「旅館國家」 若完全放棄任何血統、語言、文化的優先性,美國可能變成全球人口流動的中轉站,而非有機共同體。歷史上所有成功帝國(羅馬、奥斯曼)最終都因過度多元而分裂,美國若自認例外,可能重蹈覆轍。

綜合反方立場: 美國確實高度依賴理念,但「純粹信條國家」是一種過度純化的事後建構;實際上美國能運作兩百多年,靠的是盎格魯-新教核心在相當長時間內成功把理念「民族化」,並在必要時用強制同化維持同質性。當這一核心被刻意淡化、移民規模又失控時,單靠1776年的幾句話恐怕不足以繼續維繫「一個民族」。

CHATGPT:為何美國是一個「信條型國家」

 以下內容包含三部分:

第一部分:全文中文翻譯(完整、忠實)
第二部分:作者的思考脈絡與論證方式(條列)
第三部分:一組具有力度的「反方論述」


一、全文中譯

為何美國是一個「信條型國家」
美國歷史學大師:美國與其他國家本質不同。美國沒有民族、沒有血緣,卻能成立國家。
作者: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
更新:2025 年 11 月 21 日

民主是一股強大而危險的力量,美國與歐洲民主國家目前都深刻體會到這一點。大西洋兩岸的菁英階層在應對民主演變時,都表現得不甚理想。

明年將有幾個重要紀念日可能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我們將迎來《獨立宣言》發表 250 週年,同一天也恰好是兩位最重要的創國者、約翰・亞當斯與湯瑪斯・傑佛遜的逝世 200 週年。《獨立宣言》對理解美國人的身份至關重要。

近來有人主張,美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個「信條型國家」(creedal nation)——認為僅靠信念、理念作為公民資格的基礎太過薄弱,應承認在美扎根多代的人比新移民更有資格代表「美國」。

我以最大的熱情反對這種觀點。歷史上我們看過類似「血土地」(blood and soil)式的論調。19 世紀 1890 年代,美國也遭遇移民危機,有些人宣稱:因為自家祖先參與過獨立戰爭,或搭著「五月花號」來美國,所以比新移民「更美國」。

我與妻子近年認識了一對 1970 年代自羅馬尼亞移民來美、1980 年歸化的夫妻。儘管他們仍帶著些微口音,但我真心相信,他們與五月花號後裔一樣,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這正是美國之美。

美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美國沒有一個共同的「民族」作為國家的基礎,甚至在 1776 年建國時也不存在。許多歐洲國家——例如德國——在成為「國家」前,早已是「民族」。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是基於共同民族、共同語言而產生。有些國家(如捷克)甚至比 249 歲的美國還新,但他們都有一個「本來就存在的民族」作為支撐。

美國剛好相反:美國人先建立國家,再努力定義何謂「美國民族」。

在 21 世紀的大規模南北人口遷移時代,缺乏單一民族身分反而可能是美國的優勢。這讓美國更能接納並吸收新移民。全世界已經都在美國之內。

美國當然也有移民問題,尤其是南部邊界的非法移民。但與歐洲的移民壓力相比,美國面臨的問題只是小巫見大巫。然而移民仍需謹慎處理。由於同化不易,任何國家的外生人口占比都不應超過約 15%。

從一開始,美國的「民族」概念就非常困難。《獨立宣言》開頭說美國將成為「一個人民」(one People),但文件結尾,大陸會議代表彼此宣誓的是「把生命、財產與榮譽彼此相互托付」,而不是向某個既存的祖國或民族效忠——因為美國那時根本沒有這些東西。

1776 年,人們忠誠的對象是 13 個州,而不是「美國」。當傑佛遜說「我的國家」時,他指的是維吉尼亞;亞當斯指的是麻薩諸塞。直到南北戰爭後通過的第十四修正案,美國才正式定義「國家公民」。

《獨立宣言》由「美利堅十三個聯合州」共同發布,強調「各州是自由而獨立的」。在建國初期,“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複數概念,直到南北戰爭後才逐漸變成今日的單數概念。

由於 13 州無法單獨打敗強大的英國,他們建立了《邦聯條例》,實質是一份州與州之間的「友誼聯盟」,類似今日歐盟。

1787 年費城制憲會議因各州民主濫用等問題而召開,並創建了真正的「國家政府」。這讓一些美國人第一次感到「我們是一體的」。1788 年,本傑明・拉許高喊:「我們成為了一個國家!」——當然是誇張的說法。

因大量移民,美國一開始就是多族裔社會。1790 年人口普查中,白人中只有 60% 有英國血統,其餘包括德國、蘇格蘭、愛爾蘭、荷蘭、法國、瑞典、西班牙等背景。

然而在啟蒙時代,民族多樣性並不是好事。菁英改革者希望將各族群「同化成一個人民」。他們相信一個國家必須「同質、統一」。

拉姆齊在 1809 年南卡羅來納州史中寫道,地方歷史的目的,就是「磨除偏見、消除棱角、塑造成一個同質的人民」。

這個追求「單一民族」的想法,與現代美國大不相同。經歷 250 年,我們可以「奢侈地」擁抱多元文化,但建國初期的美國沒有這樣的空間。

亞當斯對美國成為真正的民族十分悲觀,他說美國沒有像羅馬的祖國、荷蘭的祖國、法國的祖國,只看到宗教派別與族裔的混雜:「我們是一個大雜燴。」他甚至認為很難為這樣的人群取個能代表「民族」的名字。

1812 年戰爭雖打成平手,但美國人認為那是一場勝利,讓這個脆弱的新國家終於感到團結。財政部長加拉廷認為:「人們變得更像美國人、更像一個民族。」

但移民仍絡繹不絕,使美國越來越不像傳統民族國家。19 世紀記者奈爾斯提供了一個新答案:美國需要新的思想、新的心智習慣,「一場心靈的革命」,而其「第一原則」正是《獨立宣言》。奈爾斯認為,《宣言》應成為美國的一切基礎,「在疑惑時共同的原點」。

林肯最終把奈爾斯的洞見發揚光大。1858 年,林肯讚頌傑佛遜,因為傑佛遜提供了答案:美國人的共同點並不是血緣,而是《獨立宣言》的「平等原則」。
林肯指出,美國有一半人沒有 1776 年革命者的血統——德國、愛爾蘭、法國、斯堪地那維亞移民都不是革命者後代,但他們「在所有事上與我們平等」。
他們擁有那份《獨立宣言》,它的道德原則適用於所有人、所有時代,讓不同民族的人與建國者「如同血肉相連」。林肯稱自由與平等是「電線般的連結」,把所有熱愛自由的人心緊緊結合起來。

林肯理解得最深:在多族裔、多宗教、多文化的美國,只有革命理想、只有《獨立宣言》中的信條,才能把所有人整合為「一個人民」。

「成為美國人」不是變成某種人,而是「相信某些事物」。
這正是為何美國在本質上是一個「信條型國家」,也使《獨立宣言》250 週年格外重要。


二、作者的思考脈絡與論證方式(條列)

1. 問題意識:美國是否仍是一個「信條型國家」?

他先指出民主的混亂、移民爭議,鋪陳背景,並介紹近來批評「美國不是信條型國家」的論調。

2. 反駁「血統決定公民資格」的主張

他回顧 19 世紀的排外論述,指出這類「血與土」觀念曾出現,也曾失敗。

3. 證明美國建國本質:先有國家,再有民族

透過 1776 年、建國初期與《邦聯條例》歷史證據說明:

  • 美洲殖民地人民並非單一民族

  • 各州才是人們最初的政治認同

  • 美國的「民族」是後來透過政治工程刻意建構出來的

4. 說明美國的族裔多元不是例外,而是本質

他舉 1790 年人口結構、宗教多樣、移民來源等資料證明:
美國天生就是「多族裔集合體」,不可能成為傳統民族國家。

5. 啟蒙時代對「同質化」的追求,以及其後的美國突破

他描述 18 世紀知識份子希望「民族單一化」,但美國最終沒有照做,反而逐漸發展出以理念為基礎的國家認同。

6. 引林肯作為最終論證:美國的共同點是信念,而非血統

林肯提出的理想(平等、自由)被作者視為解決「美國身份」的根本答案:

  • 不靠血統

  • 不靠語言

  • 不靠宗教
    而是靠理念結合。

7. 結論:美國是「信條型國家」

美國人的身份不是「你是誰」,而是「你相信什麼」。


三、具有力度的「反方論述」

以下反方論述不是本文觀點,而是針對作者主張提出鋒利、有說服力的對立觀點:


反方論述:美國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是「純粹信條型國家」

觀點一:美國政治共同體的凝聚從來不靠「信仰」,而是靠「制度、利益與文化」

作者理想化《獨立宣言》,但現實中美國的團結長期依賴:

  • 地緣隔絕(兩洋屏障)

  • 經濟利益(開拓土地、工業革命、軍事霸權)

  • 英語文化與共同法治傳統
    沒有這些硬實力,單靠理念根本無法構成國家。

觀點二:美國的核心文化確實具有「盎格魯—新教」特性,並非作者所說的無民族、無文化基底

歷史證據顯示:

  • 美國法律源自英國普通法

  • 政府制度模仿英國治理模式

  • 文化價值深受加爾文新教影響(勤奮、節制、個人責任)

  • 移民若不接受「英語+新教倫理」傳統,常被視為外人
    這些都是事實上的「民族文化界線」。

觀點三:若美國真的完全以信條為基礎,則現代政治撕裂應該不會如此嚴重

現實:

  • 共和、民主兩黨的價值觀正在形成「兩個美國」

  • 各族群對自由、平等的理解差異越來越大

  • 族裔群體政治化(如西語裔、亞裔、非裔社群)
    若理念能整合所有人,就不會出現這種裂縫。

信條並未解決分裂,反而暴露信條不足以凝聚人心。

觀點四:現代移民規模超過歷史水平,信條式同化速度根本跟不上多元化的深度

美國今日的挑戰是:

  • 語言多元(西語迅速成為第二語言)

  • 移民社群形成封閉文化區

  • 教育與媒體讓族群間的共同敘事越來越少

在這種情況下,期待靠一份《獨立宣言》維持國家統一,過於天真。

觀點五:真正的國家不能只靠理念,還需要明確、可感的文化與歷史連結

理念可以啟發人,卻無法建立具體的共同生活方式。
若「成為美國人=僅靠相信某些事」,那麼:

  • 誰來定義「相信的內容」?

  • 保守派與進步派的信仰可以同時代表「美國」嗎?

  • 各族群的文化習慣是否也能被視為同等的「美國身份」?

沒有文化基礎的國家會失去共同語言,使政治無止境地碎裂。


如需下一步,我可以提供:

✔ 更尖銳的反方論述
✔ 將反方與正方做成辯論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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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對這篇文章做「思想史脈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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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以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脈絡 對這篇文章進行的深入分析,協助你理解 Gordon S. Wood 的立論,是如何站在美國思想史長脈絡中「回應、承繼、修正、反駁」過往的政治哲學傳統。


📘《Why America Is a “Creedal Nation”》的思想史脈絡分析

作者:Gordon S. Wood(美國革命史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這篇文章其實不是一般的時論文章,而是一篇深具思想史意味的「美國國族論」簡史。Wood 借用 250 週年國慶之際,再次闡述「美國作為信念型國家(creedal nation)」的核心自我理解,並將其放入三條思想史的大線索中:


一、思想史脈絡 1:美國建國者對「國族」的懷疑與焦慮

1. 美國不是從「民族」誕生,而是先從「國家」開始

歐洲國族主義的標準敘事是:
民族 → 國民意識 → 國家。
但 Wood 指出美國完全相反:

  • 1776 年沒有「美國民族」(American ethnicity)

  • 有的是 13 個鬆散的地方共同體(Virginian / Massachusetts)

  • 《獨立宣言》的「one people」仍只是理想目標,而非既存現實

這呼應了 Enlightenment 時期的“constructivist nation theory”:
國家可以是一個「理性建構」的政治共同體,而非血緣共同體。

2. 早期國父們的「反民族主義」立場

Wood 引用的 John Adams、Jefferson 等人,其思想深受 Enlightenment 影響:

  • 對「民族性」、「祖國」、「血統」等觀念相當不信任

  • 反對把政治忠誠建立在血源、族群、語言之上

  • 主張建立於「政治原則」之上(共和、平等、自由)

📌 思想史定位
這是 18 世紀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傾向,反對「封建民族共同體」,強調理性建構的政治體。


二、思想史脈絡 2:19 世紀美國的「民族性焦慮」與同化工程

1. 18–19 世紀的「同質性焦慮」

文章多次強調:
美國革命後的精英其實並不喜歡「多元文化」或「多族群」。

Wood 引述:

  • Fisher Ames:要讓移民“nationalized”

  • David Ramsay:要“mold us into a homogeneous people”

📌 這呼應了歐洲啟蒙時期(Montesquieu、Condorcet)的理念:
國家需要文化同質性才能維持共和制度的美德。

這與當代美國多元文化敘事非常不同。

2. 民族構成的事實 vs 理念的落差

Wood 指出:

  • 1790 年白人多族裔比例(英、德、蘇格蘭、荷蘭等)

  • 非洲裔與原住民的存在

  • 19 世紀大量歐洲移民的再度衝擊

因此,美國一直面臨「事實上的多元」與「理念上的單一」的衝突。

📌 思想史定位
這是 19 世紀自由主義者一再面臨的張力:
要如何在多元人口中維持共和制度?


三、思想史脈絡 3:林肯完成美國民族思想的革命——從「人民」到「信念」

這篇文章的思想史高潮在於 Wood 對 Lincoln 的詮釋。

1. Lincoln 的貢獻:讓信念(creed)成為民族基礎

Wood 引用 Lincoln 的經典論述:

  • 移民後代「等同於」1776 年的革命世代

  • 因為他們共享《獨立宣言》的「平等原則」

  • 這些信念是“electric cord”,把族群連接成國族

📌 這是一種「信念民族主義(creedal nationalism)」
民族性的基礎變成:

  • 不是血統

  • 不是語言

  • 不是宗教

  • 而是「平等」與「自由」的政治信念

2. Lincoln 的思想史地位

Lincoln 在美國思想史上被視為:

  • 「讓美國成為國族」的人(nation-maker)

  • 真正說明美國為何能形成「國家+國族」的思想家

  • 以《獨立宣言》賦予美國道德統一性的政治神學家

Wood 完整繼承了 Eric Foner、Harry Jaffa、Bernard Bailyn 的歷史哲學觀點——
美國民族性不是過去的血統,而是未來的信念。


四、思想史脈絡 4:20–21 世紀多元文化 vs 信念國族的再爭論

Wood 的文章實際上是介入當代政治辯論:

1. 右派的「血統民族論」復興

Wood 批判:

  • 近年美國內部興起「血緣優先」、「老移民優先」

  • 甚至出現「blood and soil」式思潮

這是回應近年的:

  • 白人身份政治(white identity politics)

  • 歐陸式民族主義(Hungary, Poland)

  • 美國文化保守派對移民的焦慮

Wood 認為這些都是對歷史的曲解。

2. 左派「多元文化」與 Wood 的距離

有趣的是:
Wood 也不是左派多元文化論者。

他強調:

  • 不該超過 15% 外國出生人口(這段頗具爭議)

  • 同化(assimilation)仍然必要

  • 多元文化只是「美國成功後的奢侈品」,不是建國時的條件

📌 Wood 的立場可以定位為:

古典共和主義 + 林肯式信念民族論
而非當代左派的「文化多元論」。


五、思想史脈絡 5:Wood 與「美國例外論」的延續

這篇文章延續了美國思想史中幾個重要母題:

思想史傳統Wood 的運用
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是建構性國族、世界最早的 creedal nation
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獨立宣言》成為「聖典」、Jefferson 的書桌成“聖物”
理念型民族(ideological nation)信念(creed)取代血統
Lincoln 的政治神學平等原則是“electric cord”凝聚國族
啟蒙時代的「人民主權」人民不是血族,而是理念共同體

📌 總結:Wood 的文章在思想史上的定位

這篇文章不只是捍衛移民或多元文化,而是在重申一個核心命題:

美國不是以血統或民族構成的國家,而是以理念(creed)構成的國家。
其國族認同是一個思想建構(ideological construction),而非民族自然生成。

在思想史上,它:

  • 承接啟蒙時代反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論

  • 回應 19 世紀民族國家形成時的焦慮

  • 把 Lincoln 定位為美國民族認同的真正創始者

  • 介入當代美國身份政治的爭勝場

這篇文章本質上是一篇思想史的介入式論文,把美國政治共同體的正當性從「祖先文化」的爭奪,重新拉回到《獨立宣言》的普遍原則。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進一步提供:

📌 (A)這篇文章的「思想史圖譜」可視化
📌 (B)同主題的「反方論述」(民族論、文化論、保守主義版本)
📌 (C)用在當代政治辯論的「講稿版本」

翻譯成中文 (一)條列作者的思考脈絡與論證方式 (二)提出一組具有力度的「反方論述」 Why America Is a ‘Creedal Nation’ The distinguished historian says the U.S. isn’t like other nations and never has been. There is no American ethnicity to back up the state. By Gordon S. Wood Updated Nov. 21, 2025 4:32 pm ET Share Resize 82 Listen (2 min) You may also like Checkbox Embed code copied to clipboard Copy LinkCopy Link Copy EmbedCopy Embed Share on FacebookFacebook Share on TwitterTwitter Click for Sound Inside View: Ignore the haters pushing a revisionist history, and recognize the American experiment for the success that it is. Democracy is a powerful and dangerous force, as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democracies are discovering. Elite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haven’t done a very good job of handling it. We have some anniversaries coming up next year that may help us. We have, of course,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same day is the bicentennial of the deaths of the two founders most responsible for that great document, John Adams and Thomas Jefferson. The Declaration is vital to understanding who we are as Americans. There has been some talk recently that we aren’t and shouldn’t be a creedal nation—that beliefs in a creed are too permissive, too weak a basis for citizenship and that we need to realize that citizens with ancestors who go back several generations have a stronger stake in the country than more-recent immigrants. I reject this position as passionately as I can. We have seen these blood-and-soil efforts before. In the 1890s, we also had a crisis over immigration. Some Americans tried to claim that because they had ancestors who fought in the Revolution or came here on the Mayflower, they were more American than the recent immigrants. My wife and I have recently gotten to know a couple who came from Romania in the 1970s and became American citizens in 1980. Although they speak with a slight accent, I believe with all my heart that they are as American as someone whose ancestors came on the Mayflower. That is the beauty of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isn’t a nation like other nations, and it never has been. There is no American ethnicity to back up the state, and there was no such distinctive ethnicity even in 1776, when the U.S. was created. Many European countries—Germany, for example—were nations before they became states. Most European states were created out of a prior sense of a common ethnicity or language. Some of them, like the Czech Republic, were created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are newer than the 249-year-old U.S. Yet all are undergirded by peoples that had a pre-existing sense of their own distinctiveness, their own nationhood. In the U.S. the process was reversed. Americans created a state before they were a nation, and much of American history has been an effort to define that nationhood. America’s lack of a national identity and a common ethnicity may turn out to be an advantage in the 21st century, dominated as it is by mass migrations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It certainly enables the U.S. to be more capable of accepting and absorbing immigrants. The whole world is already in the U.S. America has its own problems with immigrants, especially those entering illegally at the southern border. These problems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oblems European nations are fac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face. But immigration must be handled carefully. Because assimilation isn’t easy, no nation should allow the percentage of foreign-born residents to exceed about 15% of its population. Right from the start we had problems with our nationhood. Although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olds out the promise of Americans becoming “one People,” at the end of the document the member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pledged only “to each other” their lives, their fortunes and their sacred honor. There was nothing else but themselves they could dedicate themselves to—no patria, no fatherland, no nation as yet. In 1776 the 13 states, not the entity called the United States, commanded people’s loyalties. When Jefferson talked about “my country,” he meant Virginia. John Adams’s was Massachusetts. Since there was no definition of national citizenship until the 14th Amendment, ratified after the Civil War, people were citizens of a particular state, which is what made them citizens of the U.S. The Declaration was actually proclaimed by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ch pronounced that as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ey have full power to levy war, conclude peace, contract alliances, establish commerce, and to do all the other things which independent States may of right do.” At the outse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d a plural meaning that was lost only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ivil War. These 13 states couldn’t defeat Great Britain, the greatest power in the world, without some sort of union. Hence they created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by signing a treaty among themselves. The confederation wasn’t a state but a “league of friendship” between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similar to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is also based on a treaty. Fears of democratic excesses in the states led to the calling of the Philadelphia Convention in 1787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al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gave many Americans a new sense of oneness. “ ’Tis done!” Benjamin Rush declared in July 1788. “We have become a nation.” This was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e least, and most leaders were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wasn’t yet a nation and that it wouldn’t be easy to create one. Because of extensive immigration, America already had a diverse society. In addition to 700,000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native Indians, nearly all the peoples of Western Europe were present in the country. In the census of 1790 only 60% of the white population of well over three million were English in ancestry. Nearly 9% were German, more than 8% was Scottish, 6% Scots-Irish, nearly 4% Irish and more than 3% Dutch. The remainder were Frenchmen, Swedes, Spaniards and people of unknown ethnicity. For 18th-century enlightened reformers, ethnic divers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weren’t good things. They sought to accelerate the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the many immigrants into one people, which, as the Massachusetts political and literary figure Fisher Ames pointed out, meant, “to use the modern jargon, nationalized.”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idea of a modern nation—shared by enlightened British, French and German 18th-century reformers—was one composed of similar people, not broken up by differences of language, ethnicity, religion, tribe or local customs. All the enlightened reformers in Europe were desperately trying to eliminate the peasant peculiarities and plebeian dialects that divided the peoples of their nations. Nothing was more frustrating to them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an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majority of Frenchmen didn’t speak French. Sameness and uniformity among the people were desirable for any nation. As Montesquieu had emphasized, they were especially desirable for a republic. The many state histories writte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evolution were anything but celebrations of localism and diversity. David Ramsay, who wrote an 1809 history of his state of South Carolina, declared that these local histories were testimonies to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enlightened nationhood, designed to “wear away prejudices—rub off asperities and mould us into a homogeneous people.” A homogeneous people! That phrase separates Americans of today most decisively from the distant 18th-century world. Because we have survived as a nation for nearly 2½ centuries, we can indulge in the luxury of celebrating our multicultural diversity. But 250 years ago Americans were trying to create a nation from scratch and had no such luxury. They were desperately trying to make themselves one people and wondered whether America could ever be a real nation. John Adams certainly had doubts that Americans could be a real nation. In America, he said, there was nothing like “the patria of the Romans, the Fatherland of the Dutch, or the Patrie of the French.” All he saw in the U.S. was an appalling diversity of religious denominations and ethnicities. At one point he counted at least 20 different religious sects, including some Protestants who believed in nothing. “We are such a Hotch potch of people,” he concluded, “such an omnium gatherum of English, Irish, German, Dutch, Sweedes, French, &c.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a name to the Country, characteristic of the people.” Although the War of 1812 with Britain ended in a draw, most Americans thought it had been a great victory. The U.S., once thought so fragile that it would fall apart, emerged from the war with a sense of strength and unity. Treasury Secretary Albert Gallatin observed in 1815 that the people “are more Americans; they feel and act more as a nation; and I hope that the permanency of the Union is thereby better secured.” The war seemed to vindicate America’s bold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It also diminished the country’s sense of being English. The war tied Englishness exclusively to the Federalist Party, which was on its last legs and about to disappear. Yet immigration from Europe continued, and the country became even more ethnically diverse and further from being a traditional nation. Hezekiah Niles, the most important journalist of the early 19th century, saw the problem and offered a new solution to the establishing of “a national character” for Americans. Niles knew that eliminating the old English habits of mind would never be enough to make America a real nation. We needed new principles, new ideas, new ways of thinking. “We seek a new revolution,” he said, “not less important, perhaps, in its consequences than that of 1776—a revolution in letters; a shaking off of the fetters of the mind.” To bring that about, “we should begi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first principles,” principles that were best found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hich Niles said “shall be the base of all the rest—the common reference in cases of doubt and difficulty.” It might have been this extraordinary celebr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something neither Jefferson nor Adams anticipated) that convinced Jefferson that its authorship should be listed first among the three great achievements of his life he wanted engraved on his tombstone. He soon came to believe that the desk on which he had written the Declaration would become a sacred relic. It was Abraham Lincoln who decisively developed Niles’s insight and clinched the case for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Founders to all Americans. When Lincoln declared in 1858 “all honor to Jefferson,” he paid homage to the founder who he knew could explain why the U.S. was one nation and should remain so. Half the American people, Lincoln said, had no direct blood connection to the revolutionaries of 1776. German, Irish, French and Scandinavian citizens had settled in America, “finding themselves our equals in all things.” They had “that ol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ith its moral principle of equality to draw on. That principle, “applicable to all men and all times,” made all these different peoples one with the Founders, “as though they were blood of the blood, and flesh of the flesh, of the men who wrote that Declaration.” This emphasis on liberty and equality, Lincoln said, shifting images, was “the electric cord . . . that links the hearts of patriotic and liberty-loving men together, that will link those patriotic hearts as long as the love of freedom exists in the minds of men throughout the world.” Lincoln found in Jefferson’s Declaration a solution to the great problem of American identity: how the great variety of individuals in America with all their diverse ethnicities, races and religions could be brought together into a single nation. As Lincoln grasped better than anyone ever has, the Revolution and the Declaration offered us a set of beliefs that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has supplied a bond that holds together the most diverse nation history has ever known. Since the whole world is in the U.S., nothing but the ideals coming out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ir subsequent rich and contentious history can turn such an assortment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into the “one people” that the Declaration says we are. To be an American is not to be someone, but to believe in something. That is why we are at heart a creedal nation, and that is why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claration next year is so important. Mr. Wood is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at Brown University and author of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a speech he delivered while receiving the Irving Kristol Award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on Nov. 17. image ‘Writ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y J.L.G. Ferris. Getty Images Copyright ©2025 Dow Jones &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87990cbe856818d5eddac44c7b1cdeb8 Appeared in the November 22, 2025, print edition as 'Why America Is a ‘Creedal Nation’'.



他年輕有才華,公開信奉宗教。他會是民主黨人一直在等待的救世主嗎?

米歇爾‧戈德堡



專欄作家,常駐德州奧斯汀和聖安東尼奧。



本文是關於爭奪民主黨控制權的思想家、新貴和意識形態家的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德州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詹姆斯·塔拉里科原定於9月10日舉行競選活動的第二場集會,而就在同一天,查理·柯克被槍殺。這起駭人聽聞的謀殺案深深震撼了他,他一度考慮取消集會。然而,塔拉里科最終還是修改了演講稿,將全部內容聚焦於柯克的謀殺案,以及演算法驅動的仇恨和蔑視如何扭曲了美國社會。


當晚,近兩千人擠滿了聖安東尼奧一家名為「百老匯後院」(Backyard on Broadway)的披薩漢堡店寬敞的露臺。人多到塔拉里科還沒到,廚房就宣布所有食物都已售罄。這裡沒有政治集會上常見的冗長演講。相反,塔拉里科站在人群幾英寸遠的地方,講述了柯克的死以及籠罩著整個國家的仇恨氛圍。


「我幾乎在所有政治問題上都與查理·柯克意見相左,但查理·柯克是上帝的子民,」他說。 “這個國家出了問題。我們的政治出了問題。我們的媒體出了問題。甚至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感覺破裂了。”


在開始競選參議員之前,塔拉里科是兼職神學院學生;他仍然計劃最終成為牧師。那天晚上在聖安東尼奧,他告訴我:「我真的想以牧師的身份出現,而不是以政客的身份。」 事實上,他兩者兼具。他告訴人群,人們渴望“一種不同的政治。不是恐懼的政治,不是仇恨的政治,不是暴力的政治,而是愛的政治。”


隨後,他宣布他會留下來,與任何想和他單獨交談的人進行交流,於是排起了長隊。有些人,包括幾戶帶著小孩的家庭,請他為他們禱告。


在德州參議院民主黨初選中,塔拉里科處於劣勢,民調顯示他落後於科林·奧爾雷德,後者曾在2024年挑戰現任參議員特德·克魯茲。隨著更多人了解塔拉里科,這一差距可能會縮小;公共政策民調機構9月份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對塔拉里科和奧爾雷德都持好感的人群中,塔拉里科的支持率領先50個百分點。但考慮到德州30多年來沒有民主黨人贏得全州範圍的公職,獲得提名對他來說並非難事。


然而,現年36歲的塔拉里科(Talarico)——一位前中學教師,也是德克薩斯州眾議院議員——所引發的關注度遠遠超過了他的政治前景。在社群媒體上,他挑戰共和黨政客和保守派教條的影片(通常從基督教視角出發)經常走紅。今年7月,這些影片為他贏得了參加喬·羅根(Joe Rogan)播客節目的邀請,這或許是美國政壇最令人夢寐以求的平台。在節目中,羅根鼓勵他競選總統。 《政治報》(Politico)近期報道稱,巴拉克·奧巴馬正在“與黨內冉冉升起的新星們通話”;文章提到了兩位候選人: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和塔拉里科。塔拉里科在德克薩斯州最近的選區重劃鬥爭中展現出的領導才能給這位前總統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塔拉里科宣布競選參議員後,卡瑪拉·哈里斯的前競選副經理羅伯·弗萊厄蒂在X網站上撰文稱他為“民主黨的未來”。當我請他詳細解釋時,他告訴我:“民主黨正在失去陣地,因為我們失去了與那些對體制感到疏離的人溝通的能力。他所代表的那種充滿希望的民粹主義,我認為是我們重回正軌的途徑——而且他天生就懂得如何吸引和保持公眾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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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里科競選發言人表示,在初選的前三週,他從超過12.5萬名個人捐助者那裡籌集了超過600萬美元的競選資金。相比之下,2018年德州參議員候選人貝托·奧魯克在45天內籌集了220萬美元,《德州論壇報》稱之為「巨額募款」。


所有這些熱情或許部分源自於絕望:民主黨人正處於困境,急於抓住任何能指引他們走出困境的鼓舞人心的人物。但這同時也證明了塔拉里科直言不諱的訊息具有意想不到的力量,它將伯尼桑德斯對寡頭政治的憤怒與對幾乎每個美國人都感受到的精神疾病的診斷結合起來。


「那些掌控社群媒體演算法、掌控有線新聞網、掌控著在螢幕上爭鬥的政客的億萬富翁們,他們想讓我們自相殘殺,」塔拉里科在奧斯汀郊外的朗德羅克市舉行的競選啟動集會上說道。當晚天氣悶熱,約有1800人參加了集會。他說,他已經厭倦了“被告知要憎恨我的鄰居。這種政治已經持續了十多年——政治就像血腥的比賽,政治就像職業摔跤。它撕裂家庭,終結友誼,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無比痛苦。”


加州州長加文紐森最近展現出模仿川普總統粗暴、怪誕的溝通風格的能力,令民主黨人欣喜不已。相較之下,塔拉里科則試圖為我們擺脫川普式的惡夢找到一條出路。他公開宣揚基督教的民粹主義似乎與日益世俗化的政黨格格不入,但人們顯然正被他吸引。即便他競選參議員失敗,民主黨也能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就在柯克被槍擊前不久 ,我正在肯氏墨西哥捲餅店(Ken's Tacos)和塔拉里科聊天。這家店價格便宜,環境樸實,離他位於東奧斯汀的家只有幾個街區。我們聊天的時候,一個年輕的黑人男子走近他,臉上帶著驚喜和認出的神情。 「你是我想的那個人嗎?」28歲的保險經紀人烏戈·博薩問道,他正在午休時間。 “我剛開始看你的影片!”


博薩之前並不知道塔拉里科住在奧斯汀,幾乎沒聽過他競選參議員的事。他只是在社交媒體上了解塔拉里科。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段影片——在TikTok上播放量已接近1300萬次——記錄了塔拉里科與他的共和黨州眾議員同事坎迪·諾布爾的對話。諾布爾曾發起一項法案,該法案現已簽署成為法律,強制要求德州公立學校在每個教室張貼十誡。塔拉里科質問諾布爾,共和黨人違反十誡的種種方式,包括將對諾布爾法案的投票安排在周日——基督教的安息日——這番話令她啞口無言。


博薩說:“我喜歡的是你能夠讓MAGA看起來很愚蠢,但你的方式卻如此友善和禮貌。”


博薩告訴我,他年輕時非常關注政治,但疫情期間,隨著公共辯論變得“極具分裂性”,他便不再那麼關注政治了。塔拉里科冷靜沉穩的辯論方式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以如此非對抗性、有見地、資訊豐富的方式,運用常識來闡述觀點,這令人耳目一新,」博薩說。


塔拉里科於2018年首次參選,並獲得了「競選公職」(Run for Something)組織的背書。該組織致力於招募和培訓年輕的進步人士競選地方公職。他參選的動力源自於他曾在聖安東尼奧一所學生人數眾多、舉步維艱的中學擔任教師的經歷。在那裡,他親眼目睹了州政府削減教育經費對學生造成的傷害。塔拉里科不懈地進行競選活動,甚至一度徒步走完他所在的共和黨傾向選區全長25英里(約40公里)的路程,沿途舉行市政廳會議。長途跋涉結束後,他精疲力竭,被送往醫院並確診患有第1型糖尿病。但他最終成功贏得了該席位。在州議會,他積極推動一項法案,最終成功將胰島素價格上限設定為25美元。


「競選活動」共同創辦人阿曼達·利特曼認為,塔拉里科成功的秘訣在於「真實性」。 「真實性」在​​政界雖被濫用,卻是一種難以捉摸的品質。她將塔拉里科與馬姆達尼相提並論,後者也是一位年輕的民粹主義者,擅長社交媒體,並且能夠即興演講,無需依賴顧問精心炮製的陳詞濫調。 「並非說他們的信念相同,但他們都非常清楚自己是誰,自己的信念是什麼,因此他們能夠以一種突破性的媒體方式來傳達這些訊息,」她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塔拉里科的宗教信仰顯示他不會屈服於政治權宜之計。例如,兩週前他在接受MSNBC採訪時談到以色列在加薩的戰爭。他說:「有一位神學家說過,『我曾為那些飢餓的孩子們向上帝吶喊,直到我意識到,那些飢餓的孩子們其實是上帝在向我吶喊。』」 「而此刻,上帝也在向我們所有身處加沙的人吶喊。」 在那次採訪中,他承諾不會接受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的捐款。他還告訴我,他贊成暫停向以色列出售進攻武器。


在塔拉里科看來,愛的政治並非消極的政治;他經常指出,耶穌說“愛你的敵人”,其實是在承認你會有敵人。和許多年輕的進步人士一樣,他認為國家黨已經忘記如何戰鬥。不同之處在於,他引用聖經來闡明觀點。他最喜歡的例子之一是耶穌將商販和兌換銀錢的人趕出耶路撒冷聖殿的故事。 「是時候掀翻桌子了,」他在競選演講中這樣說道。


如今,即使是最世俗的進步人士,通常也樂於接受宗教言論來佐證自己的立場。但塔拉里科談到上帝時,往往另有深意。他強烈反對基督教民族主義,這種主義將彌賽亞式的宗教與咄咄逼人的美國沙文主義融合在一起。他說,他成長的長老教會教導他政教分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他同時也對美國信仰的衰退感到憂慮。儘管他很快就承認有組織的宗教在某些方面令人失望,但他認為,一個沒有宗教的社會在某種程度上迷失了方向。


在塔拉里科與羅根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對話中,塔拉里科曾表示,縱觀人類歷史,人們一直依賴宗教結構來理解生活。 「我們正在對人類進行一場即時實驗,看看當你剝奪這個有信仰的物種理解世界所需的任何社區時會發生什麼,」他說。 “我真誠地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焦慮和憂鬱症的發病率更高,尤其是在年輕人中,因為他們成長在一個混亂無序的世界裡。”


鑑於民主黨已成為世俗主義者的天然陣地,這種論點通常不會出自民主黨政客之口。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宗教格局研究,40%的民主黨人和傾向民主黨的受訪者自稱沒有宗教信仰,而自稱是新教徒的比例為30%。近一半的民主黨支持者表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並不重要。


塔拉里科遇到一些選民,他們對他不斷提及自己的信仰感到反感。他說,他有時會收到一些電子郵件,郵件裡有人嘲諷地說:“我不想聽你講你的天父。”


在某種程度上,他理解他們的立場。 「這個國家有很多宗教創傷,」他說,「很多人都受到了傷害。」但他告訴我,這些訊息也讓他感到難過。 「我的信仰對我來說非常私人,也是我人生的基石,所以當我的支持者說『別再提這個了』或『別談論這個』時,我感覺很不好,」他說。塔拉里科說,黨外人士經常說他們覺得民主黨人對宗教抱有敵意,“我認為這種說法並非毫無道理。”


然而,他的言論越來越受歡迎,這表明許多民主黨人渴望聽到有人以先知的口吻發聲。或許這個國家的情況已經糟糕到如此地步,以至於我們這些本身沒有信仰的人,也能從那些有信仰的人的言論中找到慰藉。


當然,塔拉里科絕非第一個指出我們社會核心存在著精神空虛的自由主義者。民權運動首先是一場基督教運動;馬丁路德金在1964年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講中指出,富裕國家正遭受「一種精神上的貧困,這與我們豐富的科學技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長期以來,黑人教會一直是民主黨靈感和組織力量的源泉,孕育了從傑西傑克遜到巴拉克奧巴馬等眾多傑出人物。如今,參議院中唯一一位在任的牧師是來自喬治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拉斐爾·沃諾克,他同時也是金所在的埃比尼澤浸信會的牧師。


有時,聽著塔拉里科的講話,我會想起希拉蕊·柯林頓作為第一夫人時關於「意義政治」的言論。這個概念是由當時的進步猶太雜誌《提昆》(Tikkun)的編輯邁克爾·勒納提出的。 1993年,身為虔誠衛理公會教徒的克林頓在一次演講中,將這種政治理念視為對抗當時瀰漫全國的犬儒主義、失範和生存焦慮的良藥。她說:“在某種核心層面上,我們缺乏個人生活和集體生活的意義——那種感覺,感覺我們的人生是某種更宏大事業的一部分,感覺我們彼此相連,感覺社區意味著無論我們是誰,我們都有一個歸屬之地。”


鑑於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集體精神崩潰的國家,她或許說得有道理。但當時,柯林頓的這些想法遭到了無情的嘲諷,就像她做的幾乎所有事情一樣。 「如果她想談談自己一路攀升的不滿,以及她感受到的精神空虛,那麼恭喜她難得的坦誠,」雅各布·韋斯伯格在《新共和》雜誌上冷嘲熱諷道。 「但她的雅痞覺醒並不意味著其他人都是道德敗壞的。」《紐約時報雜誌》甚至稱她為「聖希拉里」。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許多人試圖將靈性與進步政治融合起來;在這個令人悲傷的世紀裡,幾乎每年都有新的文章預言宗教左翼的到來。但自由派基督教一直在持續衰落,而美國發展最快的教會往往是極為保守的。原教旨主義宗教似乎滿足了人類對確定性和明確生活準則的深切需求。而那些不需要這些東西的人,往往會認為自己根本不需要宗教。


然而,塔拉里科堅信,更人道的宗教文化能夠也必將出現。他說,他當初之所以選擇進入奧斯汀長老會神學院學習,是因為他「痴迷」於探究那些與他價值觀相同的人如何重建賦予人們生活意義的體系。


「花園不健康,雜草就會生長,」他說。 「我認為,當缺乏健康的替代方案,缺乏健康的精神社區(無論是否是有組織的宗教),人們就會傾向於本質上更具威權主義色彩的事物。我認為縱觀歷史,一直如此。我認為現在這種情況也短暫地存在。」他說,充斥我們政治的陰謀論「證明人們渴望找到一個故事,幫助他們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語言)。


我懷疑塔拉里科的策略能否贏得那些原本傾向基督教右翼的人的支持。他們或許會認同他對我們這個原子化、幻滅的文化的批判,但不會認同他對社會自由主義的神學解讀,包括他對跨性別權利的辯護——這在像德克薩斯州這樣保守的州可能會成為嚴重的政治包袱。


上個月,曾是太空人的特里·維爾茨(Terry Virts)發布了一段視頻,他正在競選民主黨參議員提名,但被視為一匹黑馬。影片中,塔拉里科(Talarico)在2021年曾表示“上帝是非二元性別的”,並反對禁止跨性別者參加女子體育運動。影片中還播放了川普上次大選中最有效的競選廣告之一——「卡瑪拉是他們/她們的」——的片段,並警告塔拉里科也容易受到同樣的攻擊。


塔拉里科現在聲稱,他當時使用「非二元性別」一詞是故意挑釁,大多數基督徒都會認同上帝超越性別。但如果他成為民主黨候選人,他的這些言論勢必會被用來攻擊他。


中間派作家喬許·巴羅引用塔拉里科在跨性別議題上的過往立場,發表了一篇長文,敦促民主黨人不要提名他。他稱塔拉里科是“自由派眼中保守派的理想人選:一個衣著整潔、善於引用聖經來支持一套傳統自由主義政策的年輕人。”


他說的或許沒錯,圍繞著塔拉里科的炒作至少有一部分源自於一種誤入歧途的身份政治。我懷疑,一些民主黨人把他視為某種“信仰導師”,一個能把他們的理念翻譯成外語的人。但我採訪的德州民主黨選民似乎與塔拉里科有著更直接的連結。他們談論的不是塔拉里科如何吸引其他人,而是他如何吸引他們。他們的思考方式與其說是政治策略家,不如說是信徒。


「他為我們展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我在朗德羅克集會上遇到的48歲軟體開發員里克·貝納維德斯說道。貝納維德斯有兩個兒子正在上大學,他說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內他並沒有參與政治活動,但「糟糕得多」的續任促使他加入了當地的「團結一致」(Indivisible)組織。貝納維德斯是墨西哥裔美國人,他說,即使在川普上台之前,他也會隨身攜帶護照卡,並囑咐孩子們也這樣做,以免被移民官員攔下。 「我現在擔心的是,這根本沒用,」他說。 “他們可以沒收你的護照。他們仍然可以拘留你,並說護照是假的。”


和我們許多人一樣,貝納維德斯也對國家的發展方向感到憤怒。但他表示,為了他的兒子們,他決心不向憤怒屈服。他的孩子們已經經歷了疫情和川普執政的十年。塔拉里科的願景給了他奮鬥的目標。 「我們知道我們的國家並不完美,但我們彼此關愛,足夠珍惜,所以我們應該努力追求更美好的未來。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應該告訴自己的故事。」貝納維德斯說。


歸根究底,最有才華的政治家所做的就是:說故事。自由派之所以陷入危機,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的核心是進步的必然性。歐巴馬喜歡引用馬丁路德金的話:「道德宇宙的弧線很長,但它終將彎向正義。」 這句話完美地概括了自由派自信的時代,一種世界正朝著更加開明、更加平等和更加融合的方向發展的信念。同性戀權利運動的迅速成功似乎印證了這種信念;驕傲遊行之所以成為如此重要的公民活動,原因之一在於它不僅慶祝同性戀者的權利和尊嚴,也慶祝自由主義目的論的勝利。


過去十年間,許多自由主義者習以為常的世界觀和世界觀都崩塌。未來的領導者將是那些能夠建立全新敘事的人。在我們當下的深淵中,宗教人士或許擁有某種優勢;他們可以汲取我們最古老的故事。


塔拉里科在聖安東尼奧的演講結束時,引用了新約聖經中耶穌所說的「哀哭的人有福了」這句話。對他來說,這句話表達了在悲傷中蘊藏的智慧。 「如果你此刻心碎,那表示你仍然擁有一顆心,」他說。 “那說明你仍然是一個人。守護這份心。相信這份心。這才是帶領我們走出困境的關鍵。”


從評論來看

一個

空軍

薩拉託加泉

民主黨或許能從塔拉里科的宗教言論中獲得短暫的支持,但長遠來看,他們必將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就我個人而言,我渴望回到我成長的那個美國,一個牧師不干預政治、政客不以佈道者口吻說話的美國。將宗教與政治混為一談最終只會腐蝕政教合一。看看歷史:在過去幾十年裡,保守派將宗教引入政治,讓國家變得更糟。難道我們還要相信,反過來就會有所不同,甚至更好嗎?


米歇爾‧戈德堡

米歇爾‧戈德堡

專欄作家

@AF 我認為塔拉里科所倡導的,正是回歸你從小就熟悉的那種契約。大約20年前,我寫了一本關於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書,名為《天國降臨》。當我在德州做研究時,一位老浸信會牧師幫了我不少忙。他所屬的浸信會非常重視政教分離。他有一個房間專門存放當地神權統治者的檔案,並與我分享,因為他認為這些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神學上都很危險。


塔拉里科也成長於類似的傳統,並且試圖復興它。宗教塑造了他的世界觀以及他談論自身核心價值的方式,但他認為教會與政府的糾纏對雙方都具有腐蝕性。


 

為何「改朝換代」是中國的國民病?


非常銳利的觀察——是的,「改朝換代情結」確實可以被視為中國的國民病,而且在結構上與托克維爾所謂的「革命宗教」驚人相似:
都是一種政治神學化的思維模式——把權力變遷當成救贖,把制度穩定當成墮落。



一、革命宗教與改朝換代的同構性

法國的「革命宗教」 中國的「改朝換代情結」
相信「推翻」本身能帶來正義 相信「換天命」自然能帶來太平
把政治轉化為信仰 把歷史轉化為宿命
革命是救贖的手段 改朝是循環的命數
不信連續,只信斷裂 不信改革,只信翻盤
自由難長久 穩定即腐敗

兩者的核心都在於:

政治被宗教化、歷史被宿命化。

法國人以理性名義去尋找「政治純潔」;
中國人以天命名義去尋找「天下一統」。
結果都一樣:制度脆弱、社會難以信任持續的秩序。


二、「改朝換代」的文化邏輯

在中國歷史中,從秦到清,幾乎每一個王朝的終結都以「道德墮落—天命轉移—新聖主興起」的劇本演出。
這種劇本形成了一種潛意識的「政治宗教」:

  1. 人民對現狀的厭惡是正當的。
    因為舊朝必然腐敗。

  2. 權力更替本身就是淨化。
    不必談制度,只需「換皇帝」。

  3. 政治合法性來自更新,不來自延續。
    政權不靠制度,而靠「重新起義」的神話。


三、這種病如何延續至今

即使到了21世紀,這種文化仍滲入中國政治與社會心理:

  • 中共政權身上,「革命」被制度化為永恆的合法性來源——
    「推翻舊世界」成為它永不老化的敘事。
    但問題是:當革命者變成了舊世界,新的革命必然在內部誕生。

  • 台灣與華人社會中,這種情結轉化為另一種表現:
    對現狀的厭倦與對「劇烈轉變」的迷信。
    因此「統一」與「獨立」成了兩種形式的「改朝換代信仰」——
    一邊相信回歸會帶來秩序,一邊相信分離會帶來自由。
    但兩者都未必真關心制度怎麼運作,只在尋找心理的「新王朝」。


四、托克維爾若看中國,可能會說:

「中國人不斷在革命與服從之間擺盪;
他們不信制度的修補,只信命運的更換。
他們渴望太平,卻又總想透過動亂來實現太平。」


五、結論

是的,
『革命宗教』之於法國,正如『改朝換代』之於中國。
前者是理性信仰化的病,後者是歷史宿命化的病。
兩者都反映同一種政治心理:

無法忍受漸進與妥協,只相信拯救與重生。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幫你把這段擴寫成一篇對照式評論——題為〈革命宗教與改朝換代:法國與中國的政治宿命〉,用「謝東森」署名,約1200字、風傳媒投稿文風。要我起草嗎?

為何托克維爾認為「革命宗教」是法國的國民病?

中華民國國旗由青、白、紅三色組成,單就色彩而言,分別象徵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以及民族、民權、民生之三民主義。國父孫中山在制定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確實自法國國家格言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自由 liberty、平等 equality、博愛 fraternity) ,而這有分別代表法國三色旗的顏色。

😄為何托克維爾認為「革命宗教」是法國的國民病?

🥴革命宗教,改朝換代

🥴為何我認為「改朝換代」是中國的國民病?

🥴相對來說,「改朝換代」(不喜歡現況,渴望統一或獨立)也是中國的國民病?

🥴🥴


非常好的問題。這句話揭開托克維爾對「法國民主命運」最深層的憂慮。
他所說的「革命宗教(religion révolutionnaire)」,正是理解他所謂「法國的慢性病」的關鍵。


一、什麼是「革命宗教」?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指出:
法國大革命雖推翻了舊制度,但它本身變成了一種信仰體系

這種信仰有幾個特徵:

  1. 以理性取代上帝,卻仍保持宗教的狂熱形式。
    法國人摒棄教會,卻用「人民主權」「平等」「民族意志」取而代之。
    革命成為一種世俗的救贖——不信神,卻信歷史必然。

  2. 將政治理想化為道德絕對。
    在這種宗教裡,對手不是意見不同的人,而是「異端」。
    因此每一次政權更迭,都帶有「清洗」與「救贖」的性質。

  3. 重視斷裂,而非連續。
    舊制度的一切被視為腐敗,必須徹底毀滅。
    這使法國社會陷入永恆的重建循環
    每一代都要重新開始、再造世界。


二、為何托克維爾稱之為「國民病」?

托克維爾認為,這種「革命宗教」深植於法國民族性中,導致:

  1. 政治制度缺乏穩定性。
    法國不斷在「秩序與自由」之間擺盪:
    從君主制 → 共和 → 帝國 → 君主復辟 → 再共和 → 再帝國……
    就像他說的:「我們無法長久忍受任何一種政府。」

  2. 人民對政府懷有矛盾情感。
    他們既反抗權威,又渴望權威能替他們做決定。
    這使得法國容易從革命激情墮入專制秩序。

  3. 政治被道德化,妥協被視為墮落。
    法國人談政治時,往往以「正義」取代「協議」,
    以「純潔」取代「務實」。
    這讓民主難以成熟,只能不斷重演革命的戲劇。


三、托克維爾的深層警告

他所謂的「慢性病」其實是指:

法國人崇拜抽象理念、迷信劇烈變革,卻缺乏耐心經營自由的日常。

這使法國民主像一個永遠在革命與倦怠之間擺盪的病人:

  • 革命時充滿激情;

  • 穩定後又覺無聊、憤怒、懷疑制度;

  • 最終再以新革命療救舊革命。


四、簡結一句話

托克維爾之所以說「革命宗教是法國的國民病」,
是因為法國人把「革命」當作信仰,而不是手段;
把「理想政治」當作救贖,而不是治理。
結果,他們無法長久維持任何一種自由——
只會在專制與解放之間無盡循環。


若你願意,我可以幫你延伸這段分析,寫成一篇〈托克維爾與法國的革命病:自由的焦慮與信仰的幻影〉的短文(約800字),語氣可設定為報刊評論風或學術導讀風,哪一種你想要?

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在當今時代有多有效?

我在世界各地演講,學生總是來找我,告訴我他們必須閱讀《歷史的終結》和杭廷頓的《文明的衝突》。我通常會告訴他們我很抱歉。

他將國家認同和文明認同視為基本組成部分,我對這種觀點一直不滿意,儘管他是我的老師和導師。我只是覺得它崩潰了。有亞洲文明嗎?不,有日本、有韓國、有中國,在過去的幾年裡,它們都在各種歷史議題上互相爭鬥。他們互相不喜歡對方。如果你問他們是否屬於共同亞洲文明的一部分,他們會說不是。

在中東——我認為這是這個理論的起源地,因為有一個穆斯林烏瑪的概念,意思是所有信徒的社區——現實是,人們是埃及人、敘利亞人或沙烏地阿拉伯人,甚至在這些社會中,他們也更接近中東。試著告訴庫德人,他們的主要身分是穆斯林文明的一部分,他們會告訴你去地獄,因為文明中的每個人目前都在殺害他們的人民。

文化很重要,任何認為文化不重要的人,我想都沒有花時間在這些國家旅行過。我並不是說這些文明差異不重要,但我不認為這是決定人們效忠的首要因素;這並不是他們真正爭論的問題。

許多人認為他們正在爭奪資源。

如果你沒有工作,你就會生氣;如果你沒有工作,你就會生氣。

如果你有石油而你的鄰居沒有,他們就會想來拿走它。

資源很重要,但我認為衝突的最大驅動因素是認同。

民族主義始於 19 世紀,因為所有其他歐洲國家都有德國人,人們對他們說:“不,你不是波蘭人;你是波蘭人。”你說德語。你是德國人。我認為這種情況現在正在穆斯林世界發生。

有很多困惑的人從農村社區移居到大城市,他們和許多不認識的人混在一起。他們現在有衛星電視、美國真人秀節目以及來自歐洲的一切,而這些在文化上對他們來說都是完全陌生的。

我認為試圖動員這些社區的伊斯蘭激進主義傳播者的訴求是,“不,你的身份與這個宗教無關。”

我認為宗教和民族主義是同一身分驅動力的兩種不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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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引入與 19 世紀歐洲的比較!我在工作中常這樣做,但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評。中東的幾乎所有事物都與 19 世紀的歐洲有相似之處。在比較這兩個時代的道路上,我當然比任何受人尊敬的學術界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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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哪一個是我們想要的……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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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論是不會再有戰爭。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個人 - 維基百科
在《馬克思的幽靈:債務狀況、哀悼的工作和新國際》(1993)中,雅克·德里達批評福山是哲學家兼政治家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的“新讀者”,他“按照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1899-1973)的傳統,在20世紀50年代,已經將美國社會描述為“共產主義的實現”;並表示,福山的公共知識分子名人和他的書《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在主流社會的受歡迎程度,是右翼文化對確保「馬克思之死」的焦慮的症狀。在批評福山對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和文化霸權的頌揚時,德里達說:「在某些人厚顏無恥地以最終實現的自由民主理想的名義進行新福音傳播的時候,必須大聲疾呼。」它本身就是人類歷史的理想:在地球和人類歷史上,永遠不會有暴力、不平等、排斥、飢荒和經濟壓迫影響盡可能多的人。我們不要在歷史終結的歡欣鼓舞中歌頌自由民主理想和資本主義市場的到來,不要慶祝「意識形態的終結」和偉大的解放話語的終結,讓我們永遠不要忽視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宏觀事實是由無數的、單一的苦難地點組成的:任何進步都不允許人們忽視這一點:從絕對數字來看,地球上從來沒有如此多的男人、女人和兒童被征服、挨餓或滅絕。 [9] 因此,德里達說:「歷史的終結本質上是一種基督教末世論。它與當前教皇關於歐洲共同體的論述是一致的:注定要成為[要么]一個基督教國家,要么[一個]超級國家」 [但是]因此,這個社區仍然屬於某個神聖聯盟」;福山實踐了一種知識分子的“花招”,只要適合他的信息就使用經驗數據,而每當經驗數據與他的歷史終結論相矛盾時就訴諸抽象理想;與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的獨特理想相比,福山認為美國和歐盟是不完美的政治實體,但他明白這種抽象(理想)沒有經驗證據證明,也永遠不可能被證明。是源自黑格爾《哲學福音書》的哲學與宗教抽象;然而,福山仍然使用經驗觀察來證明他的論點(他自己也認為該論點是不完美和不完整的),以驗證他的歷史終結論論,該論點仍然是一個抽象概念。 [ 9 ] [ 驗證失敗 ] 激進伊斯蘭教、部落主義、各種西方評論家都認為《歷史的終結》的論點是有缺陷的,因為它沒有充分考慮到種族忠誠的力量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The_End_of_History_and_the_Last_Man
托馬斯·貝蒂爾·隆德·約根森 (Thomas Berthil Lund Jørgensen) 的個人資料照片
愛因斯坦經常被引用(正確或​​錯誤,我不知道)說“民族主義是人類的嬰兒病”……但即使這也許是正確的,民族主義的重要性(及其作為身份標記的功能)已經被低估了…民族主義將伴隨我們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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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傳說中的聖經巴別塔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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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身分和房地產也是如此。你好,來自堪薩斯州,我有一百萬個問題希望能問你。

達拉馬龍的個人資料照片

很好的答案。你把這本書的標題改成了“歷史的終結”,做得很好。繼續努力!

評論已於2018 年 10 月 28 日刪除
黨潮鑫頭像

中東很多國家都是一戰後才剛建立起來的,為不同意識形態提供了完美的試驗區。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該地區總是一片混亂的原因。

奧修·拉傑尼希 — 性愛大師還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大師?

奧修·拉傑尼希 — 性愛大師還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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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鐘閱讀
奧修·拉吉尼希

當太陽在浦那的奧修靜修處落下時,維瓦諾女士穿上白色長袍,準備晚上的冥想。這只是靜修所的第二天,但她可以感覺到,即使不是她所希望的改變生活的經歷,她也正在經歷一些美好的事情。經過一段舞蹈、頑皮的笑話和音頻/視頻演講後,她去吃晚飯,與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交朋友,然後在校園的房間裡休息一天。經過幾天的冥想,她會感覺輕鬆、積極,準備好回到現實世界。

維瓦諾的經歷與數百名前往歐洲、美國和印度的奧修靜修所的遊客沒有什麼不同,他們聚集在這些度假村式的冥想或“新時代”啟蒙中心,以打破生活的單調,並更好地學習和生活。每天下載或購買的數百本奧修·拉傑尼希的書籍/CD/影片也證明了他的力量,在他去世近 27 年後仍對人們產生了影響。

奧修為何備受爭議?

儘管在奧修·拉吉尼希之前和之後出現過許多邪教領袖和哲學家;在機智、才智或對弟子的巨大影響力方面,幾乎沒有人能與他匹敵。也許正是哲學家和邪教領袖這兩個不同的人的融合,使他在擁擠的精神領袖畫廊中脫穎而出。一個成功的邪教領袖很少被評為一流的哲學家,反之亦然,這就是奧修在精神導師的編年史中獨一無二的原因。他對所有宗教或哲學近乎暴力的攻擊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大多數大師告訴他們的追隨者,他們的方法是到達上帝或神性的唯一真正方法。但奧修公開主張埋葬所有宗教,而不向他的追隨者提供新的宗教。他提倡過度沉迷於性或財富等所謂的惡習,而不是禁慾,這也使他與競爭對手區分開來。

性教育

有一個著名的故事,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訪問了俄勒岡州鄉村的拉傑內什普拉姆(以奧修命名的城市),他報告說看到一對情侶在露天親熱。正是這樣的事件,加上靜修所周圍的秘密,引發了人們對奧修創造的「新時代」公社中瘋狂性狂歡的猜測。這個永遠帶著頑皮笑容的男人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這種負面宣傳。如果有的話,他用他的話語和書籍火上澆油,勸告他的追隨者將性視為一種遊戲,並在他們厭倦之前過度沉迷於它,然後尋求神性或啟蒙。

奧修的眾多情人

據說奧修在他的桑雅士中擁有過各種各樣的情人。另一個使他與其他大師或老師區分開來的行為。他終於與一位英國女子克里斯汀·沃爾夫·史密斯(Christine Wolf Smith)又名馬·瑜伽·維韋克(Ma Yoga Vivek)建立了長期的親密關係,據報道她已經懷上了他。當被問及他個人的性出軌行為或某些女性對他的好情人的評價時,他選擇不否認,而是接受事實以及從中得出的推論。

抱緊花兒

毫無疑問,像所有成功的邪教領袖一樣,拉吉尼希對他的追隨者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從他們準備將所有的財富、個人物品傾注在他——主人身上——並準備跟隨他到天涯海角就可以看出。在美利堅合眾國被監禁期間,一名審訊者評論說:“巴格萬·拉傑尼希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他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因為他可以改變人們的思想。”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他具有磁性的個性,人們可以留下來聽他幾個小時。他對追隨者的這種近乎催眠的效果可以在網路上無數的影片中看到。

馬阿南德的指控

也許沒有什麼比他的前私人秘書席拉·西爾弗曼(Sheela Silverman,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馬·阿南德·席拉Ma Anand Sheela)的揭露對這位被批評者稱為虛假救世主的著名「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師」造成的傷害更大了。在她對她的導師和前老闆的刻畫中,她毫不客氣地把他描繪成一個痴迷於昂貴「玩具」的孩子,例如93 勞斯萊斯、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鑲鑽鋼筆和手錶。巴格萬·拉傑尼希(Bhagwan Rajneesh)也相信這種「對金錢的執著」。在他的一本書中,他提到了當他的父親(一位耆那教社區商人)問他在做什麼時的事件?拉傑尼希回答說,他正著手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回到阿南德希拉;在她「被迫」逃離俄勒岡縣拉吉內什普拉姆(Rajneshpuram)後,出現了指控和反指控,拉吉內什普拉姆是他幫助在牧場上建立​​的俄勒岡縣牧場城市。還有許多關於羅傑尼希與他的桑雅士性逃避的「故事」。更具破壞性的是他的許多女性信徒為了支付昂貴的冥想費用而賣淫的指控!他的批評者質疑,一個自稱向人類展示自由和幸福之路的人怎麼可能成為營業額數百萬美元的商業企業的一部分,並收取給予gyaan或知識的費用?

審視奧修的哲學

奧修哲學既簡單又深刻。根據這位來自印度的哲學金牌得主的說法,過去的所有宗教都應該被揭穿。沒有個人的上帝;我們需要上帝,就像我們需要父親一樣。我們創造了上帝,因為我們想要一位上帝。通往自由的道路是埋葬所有宗教,冥想,體驗神聖的宇宙,然後變得像上帝一樣。他聲稱自己經歷過開悟,透過他傳授的冥想方法,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同樣的開悟和內心的平靜。批評者指責他宣揚自戀、自由性行為、毒品,並且他的社會實驗具有典型「邪教文化」的所有特徵,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就是由於據稱由他的桑雅生的一部分策劃的謀殺而使這種文化變得更糟。

奧修教導他的追隨者要專注於“此時此地”,並且不存在人格化的上帝。他們都可以透過冥想技巧體驗神聖並成為上帝。但具有挑戰性的部分是,他,奧修,有權隨時改變他的想法或他的陳述和他的哲學。這使他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哲學家,但也使邏輯在他的時代,甚至現在,都變得混亂,讓他認真的學生感到困惑。想要批判性地審視他的教義的人有時會感到困惑;當他們遇到奧修所說和教導的兩件相互矛盾的事情。也許他是故意這樣做的,享受它的震撼價值,並以此為伎倆,迫使人們自己思考、體驗自己,而不是盲目追隨任何人,包括奧修。也許他是故意這樣做的,享受它的震撼價值,並以此為伎倆,迫使人們自己思考、體驗自己,而不是盲目追隨任何人,包括奧修。

新時代的棋子/同一個世界政府的陰謀?

另一個鮮為人知但有趣的思想流派是奧修是光明會和同一個世界政府的特工。這裡有一個廣泛的線上總結來推廣這一理論。邏輯是,他從未說過任何反對光明會或據稱控制世界事務的秘密社團的話。大公司派員工到他的道場參加冥想課程,為他的企業注入了數百萬美元。他對基督教和建立的宗教的攻擊被認為是由光明會等所謂的秘密社團控制和管理的心理戰,目的是迷惑和削弱社會。

為了理解拉吉尼希這個人和奧修這個哲學家,我們必須把他分成兩個截然不同但略有重疊的角色,也就是邪教領袖和哲學家。雖然邪教領袖拉吉尼希及其生前的各種行為都以一種不討人喜歡的方式描繪了他;他也不像你所期望的精神領袖那樣表現出無私、行善、關懷他人的形象。

然而,歷史將最深刻地記住他作為哲學家奧修。不可否認的是,他的哲學就像大鐵鎚一樣擊中你的意識。他說的很有道理,他的書非常有可讀性,他的演講很有趣,值得一聽。就像毒品會讓你興奮一樣,酒精遲早也會讓你興奮。同樣地,你可能一開始只是一個隨意的讀者或聽眾,但在某個地方,他的話語會踢動或震動你的意識,這就是他作為哲學家無與倫比的成功。

奧修曾說過,“死人統治”,這一事實顯而易見,我們所有的宗教、經文、法律、道德、精神和生活方式都是由早已去世或去世的人所寫或所說的內容決定的。這是一種奇怪的二分法,他也未能逃脫死後統治的命運。也許只有奧修自己的話才能結束這一點:

「……我總是想自己說最後一句話。即使在我的墳墓裡,我也會坐起來說:“好吧,把它關上。”如果是葬禮……但如果像在印度那樣進行,我會說,“好吧,生火!” 「但我想擁有最後的發言權。如果你打擾我,我會變得很糟糕。 「笑到最後的人是我。

維克拉姆·德萬

歷史、超自然、神秘和密宗小說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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