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是一部神奇的剧。传统的谍战剧讲的是地下工作者完成任务，而这部基于历史改编的剧，讲的恰恰是地下工作者失败的故事。
而考虑到这个故事的背景，1949年到1959年的台湾，那就更有意思了。
所以我想，大多数观众就算不知道主角吴石的最终牺牲，也知道任务一定是失败的。那么本剧的看点是什么？
是：任务为什么会失败？
或者说，如果抛开战争因素，单看以吴石为首的这一批地下工作者，他们为什么会失败，这个失败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
这部剧虽然很多具体情节是虚构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很严肃的，它确实在探讨这个问题。而从目前的剧情来说，它给出的答案和我心中的答案是一样的：
很遗憾，这件事是必然的，是内外结构化矛盾的结果。
我下面将详细就剧情内容展开这件事。而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都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我曾经与在做出海的企业相关负责人讨论过类似话题，得到的反馈也是相似的。
换言之，这部剧不只是在单纯歌颂烈士，它还在探讨方法论。
在叙述方法论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当时的内外环境是什么样。
我上文说了，吴石是地下工作者，我没有说他是地下党员，我这个表述是很严谨的，因为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吴石确实不是党员。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第一集开头，吴石登场时，字幕显示的是吴石是「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陆军中将」，而后吴仲禧登场时，他的字幕显示的是「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中共地下党员」，而第二集里出现的万景光与朱枫，也分别是「中共华东局对台工委第二工作队负责人」与「中国共产党驻香港联络员」的身份。
如果说这些身份很多朋友还看不出来端倪的话，那么第二集登场的何遂就更明显了。
他的身份是：辛亥革命元老、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为中共工作的秘密情工人员。
咀嚼一下发现了什么？吴石不是党员，何遂不是党员，吴仲禧是党员，万景光是党员，朱枫是党员。
这不是剧方的失误，恰恰是高度符合历史的。并且即便是党员，不同角色的组织关系也交待得很明白。
那么一个非党员，为什么愿意冒这么大险来做这件事？
又或者说，为什么我党最终要找一个非党员来做这样一件事？
答案可能很出乎意料：来不及。
这里有几个大背景：
1，台湾长期处于日据时期，与大陆的来往不够密切。
2，国军在解放战争中败退太快，大量国民党要员迅猛逃窜去了台湾。
事实上，早在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就已经做好了全面撤退的准备。这一点上他倒是从不含糊，他从来都有备选方案，并且是第一时间做好的。政治上的方案是下野和谋取台湾，经济上的方案是转移黄金。黄金从哪里来？从1948年币制改革后搜刮而来。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很多人以为蒋介石去台湾后直接就掌握了大权。其实不是，即便他还没去台湾时，他毕竟「损失」了大陆那么多土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掌握大权，必须要做到几件事：
1，手上有兵权。
在黄埔系陆军已经对蒋介石纷纷不满的情况下，他必须要找到能与之抗衡的力量，这就是空军。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到了台湾，反而是空军司令周至柔担任了「参谋总长」，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对大陆最大的威胁就是空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周至柔作为保定系，能与黄埔系相抗衡，并且拉拢陈诚。
是的没错，陈诚是关键。陈诚在台湾办得有声有色，而陈诚和周至柔都是保定系出身，因此提拔周至柔自然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看到，剧中特地交代，同样是保定系统出身的吴石也因此水涨船高，并且一直在剧中被周至柔称呼「学长」。
2，手上有钱。
一定要意识到一件事，「国民政府」到台湾是外来政权，没几个本地人，一水的大陆人。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想过，这么多人跑到台湾，吃他们的占他们的，居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起义（小规模的是不断的），最后只是几十年的戒严，这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就在这批黄金。
蒋介石选择了秘密运送黄金，从外滩到厦门，从厦门到台湾。当然，在他下野之前，中央银行、厦门、军舰都得有自己的人，这样才能秘密执行任务。至于这笔黄金，数额巨大，事实上是蒋介石经营台湾最大的本钱。他之所以可以从头开始、台湾之所以可以不血雨腥风，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我们在第十一集里才会看到，市面上的摊贩一直有，但小特务们在街头乱攀咬普通市民是共产党，然后勒索赎金。
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基础秩序依旧能运行，但社会基础治安已经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发生了质变。
所以蒋介石是怎么办到的？一方面发行新台币，虽然有大量自由外汇流出，但是因为有黄金打底，所以新台币没有像金圆券那样迅速崩溃。另一方面黄金的重要用途就是对台湾的地主进行了赎买政策，用的是温和土改方式。因此才能在基础政权保证的情况下，快速掌握对台湾的管理。
3，有美国支持。
这一点更不必说了。其实这个时候，美国人最瞩目的几个人就是陈诚、吴国祯和孙立人。对陈诚的拉拢和打压一直持续在整个陈诚台湾时期，而吴国祯和孙立人的下场我们也都能看到。
在剧中，蒋介石特地多次推出吴石作为一张与美国交往、接受军援的渠道，就是出自此种目的，以吴石一贯的好名声与非主流派系来保证在美国心中的形象。
从以上几条，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吴石到台湾后会被提拔，但另一个问题，吴石为什么没有入党我们依旧没有解决。
这就要看到我党当时在台湾的具体布局了。
虽然很多人都清楚台湾被日本霸占过，但很多人不清楚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最早的党组织，是名义上隶属于日共的。虽然翁泽生、谢雪红、林木顺这些人是中共党员出身的台湾籍，但共产国际要求成立后的台共应该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不过因为大量早期台共党员是中共党员出身，因此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指导的。只是在1928年以后，先是日本共产党遭到日本当局大清洗，然后是1933年我党白区工作遭到重大破坏，于是台湾的台共党员与在上海的翁泽生相继被捕，台共几乎不复存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加上抗战以来大量台湾籍党员奔赴大陆参加抗战，因此直到日本战败前，我们目前已知的共产党员并不够多。直到解放战争爆发，才开始逐渐有各个部门派去台湾的党员：比如1946年上海局就派了上海松江籍的纺织女工计梅真去台湾，以台湾省邮工补习学校教员的名义开展工作；又比如萧明华，浙江嘉兴人，在北平读书，后被冀中军区派往台北师范学院任教；还有张伯哲，广东人，参加过东江纵队，由上海局与香港分局派去台湾，明面上是台湾省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科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台中地区工委书记。
这些意味着什么？
我们做个总结。
一、抗战胜利后，由于我党重心在东北，再加上国共谈判，因此由中央派遣了大量干部奔赴东北，在这种情况下，派往台湾的大量干部不是由中央成建制派往的，而是由各个二级组织、三级组织各自选派干部前往充实的。甚至包括由民主党派派遣的民主人士。
二、虽然我党在战后派往台湾的组织力量不少，但由于时间太短，再加上都是地下战线，因此无法快速在本地建立起有效的武装，大量干部都是以中下层的社会身份存在的。
三、解放战争胜利之快导致国军快速败退台湾，这意味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层是成建置前往台湾的。而且由于大量国民党军政干部涌入太快，我党在台湾的党员与他们并没有办法建立直接联系，因此情报工作相对困难。
这三条总结很重要，我们下文会一一叙述。现在先聊一聊最后一条，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建立直接联系很重要。
这就关系到真正的情报工作了。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不是很多人以为的特工形象，不是那种个人能力逆天、算力超群，不是遇到任何事都可以算无遗策的，这很爽文，很007，但这不够真实。
这个世界是混沌的，大多数人和事是无目的和无指向的，你让他回忆起过去某年某月某日干过什么他也是模糊的，你让他说清楚自己做的行为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困难的。因此真正的世界是由大量无意识构成的，我们之所以会习惯于判断一个人的动机，是因为我们都接受了唯物主义教育。是的，唯物主义在更宏观的层面是适用的，群体性的意识是可以构成方向的，但个体的行为预测更像是布朗运动，当面对的是没有明确想法的个体时，对其做出精准的预判几乎是做不到的，可能一个人早上上班走某一条路是因为这条路上有一家店的门面是红色的，而他昨晚看了一本书，封面也是红色的，他虽然不记得是因为那本书，但是他模糊中对红色有了印象（更准确的表达是，他自己没有主动目的，所以被红色牵着走了）。——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判断？
说了这么多，我就是要说一件事：
在真实的历史中，很可能大量地下工作者的暴露本身，并不构成致命问题。
是的，我知道这很反常识。我来慢慢解释。
一、真实的地下工作者，最重要的是社会关系复杂、社会交游广泛。
比如黄慕兰，她母亲和谭嗣同、唐才常是同学，当过谭嗣同幕僚，也被詹天佑礼聘过，此外她父亲还有一个老友叫朱剑凡，朱剑凡有几个著名学生，比如向警予和蔡畅。而她自己在武汉工作时，何香凝和宋庆龄都是她的上级，她也和湖南籍的军政大员子弟来往密切，尤其是谭延闿，当年还受过她父亲恩惠。在这种情况下，等她去了特科，反而是她负责对外关系，而潘汉年当时只负责对内关系。她后来的丈夫陈志皋也是世家子弟，她俩的孩子满月时，前来道贺的包括梅兰芳、欧阳予倩、田汉、阳翰笙、翦伯赞等大量名流。与此同时她40岁生日时，陈立夫夫妇、白崇禧夫妇都是亲自来祝贺的。
在黄慕兰的生涯中，她也曾多次遇到过险情，但实际上那些事对她来说并不构成险情，只要她明面上的地位存在，那其实别人就奈何不了她，这也是为什么她可以一次次逢凶化吉帮助组织工作却全身而退。
又比如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我们知道，他在中统徐恩曾手底下长期工作，给我党送了大量情报，最后一次他面对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冒险传送，然后离开了徐恩曾。一个问题是，徐恩曾为什么信任他？因为钱壮飞是他的老乡。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极其激烈的情况下，老乡、校友就必然是抱团的基础，所以从陈立夫、陈果夫到徐恩曾，再到钱壮飞，实际上都是老乡。
我们先来看吴石的战友朱枫。
第二集朱枫登场，起手就是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当时能跑来香港上层工作的，都是有大量可曝光身份的，朱枫其实就是。剧中点明了她是共产党员，就是因为她就是我党长期埋下的一颗棋子。
历史上的朱枫，父亲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后来她受组织派遣，在上海鼎元钱庄以商人身份开展地下工作，不料很快鼎元钱庄被中统盯上，于是朱枫请来世交沙孟海为鼎元钱庄题字，同时宴请了在中统工作的六妹夫。沙孟海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六妹夫又在中统工作，于是朱枫轻而易举化解了这场危机。这里插一句，沙孟海的弟弟沙文汉也是地下党员，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省长。
吴石是谁？从籍贯上说，他是闽侯人，林觉民、林森都是老乡；从职位上说，到台湾后他是「国防部」参谋次长；从履历上说，他和陈诚、白崇禧都是校友同学；从经历上说，他与蒋介石可以直接对话。
朱枫1937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镇海抗日救亡队，但她1945年才入党。革命年代，党员是随时要准备牺牲的，所以对于党员的甄别也比建国后严格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考验、建立过功勋、证明过立场，对于一个人能不能入党是非常重要的。
而吴石呢？
历史上的吴石1947年才在看到国民党的种种腐败和败局后，接受我党领导的，而很快他就去了福州「绥靖公署」担任副主任。换言之，他一直没有机会为组织立大功。这一点是很关键的。
是的，大功。因为吴石在国民党内地位不低，如果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职位较低，那很多工作无法安排，所以如果他要入党，最好有大功劳才能服众，这样组织才能安排相对应的岗位和工作。
所以吴石主动要求去台湾。
上文中我们叙述了台湾当时的党组织情况，所以我们发现，虽然我党在台湾当时布局了不少地下工作人员，但大量集中在中下层，因此在需要情报工作时往往就捉襟见肘。
有几个点。
一，组织工作无法快速完成适应。
组织不是说今天派一个人、明天派一个人，就能很快完成工作的，而是需要配合和支持的，在此之前，是需要互信与了解的。
换言之，随着国军快速败北到小岛，在这样一个极小空间的极大重要的工作，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但这些人员又都是各个不同时期从各个不同战线组建过来的，彼此之间对组织的认知、在组织里的熟人、工作的模式和信任的程度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战场上的战友们是需要舍弃大量个人特点、完全一致，经历血与火的，但在台湾做地下工作，可想而知，大家彼此之间完全不熟悉，又没有经历过共同的战场，没有培养和磨合的基础。
这种事毋庸讳言。试想一下，和平时期不同组成的人员，尚且会在共事的时候有不同想法和不同冲突，何况在如此极端的时空？
所以第九集里陈宝仓和吴石的互相试探就是必须的，一个是民革派来的地下工作者（是的，陈宝仓就是由李济深领导的民革派遣的），一个是接受华东局驻香港的万景光的领导，双方彼此之间不是一条线的，那么这种试探就一定会不欢而散。
而就算建立联络了，也会在工作方式上有重大冲突。吴石就经常与朱枫产生矛盾，因为吴石是做高层工作的、而朱枫是做社会名流工作的，二人的处理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二，组织结构问题出现错位。
上文说了，我党在台湾的大量组成人员集中在中下层，他们在社会上能明面上使用的资源不够多，再加上「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对社会资源进行了经济管控，他们的发挥空间就更小了。
而吴石等人作为他们的下级，反而是社会上的上层。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上下级之间其实是有不少错位的，这样的错位不只是在台湾才有，在我党历史上一直存在，只是在台湾这样一个极端时空中，这种结构化矛盾必然第一时间涌现。
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在看到金门战役的结果后，在结构里一定会有不同的心思生出。
而这样的心思在被激发后就会立刻发芽。
于是我们看到，在上面的两个矛盾共同作用下，只要有一环出了问题，只要有一个人信仰不坚定，那么组织就很容易面临灭顶之灾。
这就是蔡孝乾作为台北工委书记却叛变的重要原因。
在第十集里，朱枫和蔡孝乾在建昌行接头，蔡孝乾就必须高度警惕，生怕出事。说到底，无论是新来的交通员还是旧有的关系，在当时都是不能完全信任的。
相应的，去台湾的中统和军统其实也早就分崩离析。
这里展开一下，蒋介石到台湾后，先是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要求整合所有的情报工作。但记者、秘书出身的唐纵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毕竟之前中统和军统也只不过在台湾设立一个工作站，人员编制和配备都是各总局下属的一个分支，那么在中统和军统剩下的人都来到台湾，再加上台湾原本的台湾省警备保安总司令部保安处，全台湾集中了全部剩余的特务人马，唐纵自然没有能力整合。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情报工作的，就交给了蒋经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剧中每次出面调和周至柔、毛人凤、吴石的，反而是没有掌握过军权的蒋经国。
当然，此时戴笠失事数年，陈立夫去了美国，因此对于蒋经国插手情报，抵制最大的就是毛人凤了。毛人凤手下的人甚至想要绑架过蒋经国以给蒋经国下马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剧中特地设置的是蒋经国分管情报工作，以及为什么他始终在明里暗里对吴石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不管吴石是不是地下工作者，至少你毛人凤是我的「对手」。
有不少观众对剧中的一出医院接头戏产生了争议，剧中吴石在明知有人监视的情况下，贸然跑去医院公开会见地下党员，最终导致自己差点暴露、地下党员牺牲。
对看惯了谍战剧的朋友来说，这个行为降智得很，完全不符合逻辑。这话在谍战剧里是对的，但我要说了，它反而是符合历史的。
为什么吴石敢直接这么做？
因为他不担心。
他压根不怵军统基层办事人员谷正文的监视，他敢于光明正大地去见地下党员。说白了，就算有人敢攀咬他，也得看看他背后的人敢不敢点头，也得看看保举他当「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人敢不敢认。
但吴石还是失策了。
失策才是这剧里最有意思的一场戏。
或者说，这场戏的重点不是吴石，而是谷正文。
吴石没想到谷正文敢这么疯狂，层级低那么多，一个上校而已，却敢公开监视自己。而大多数尤其是刚去台湾时，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抓紧时间找棵大树靠着。当时很多人是舍弃了很多在大陆的财产逃到台湾的，有军衔的没钱，没职位没军衔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谁还有心思真的去抓人。谁能想到谷正文还真就是这样的人。
吴石本来的设想是，如果能传递信息固然很好，如果不能传递消息也可以试探一下各方面的态度。但他低估了谷正文，谷正文上来就是奔着摊牌和鱼死网破去的，所以局势最后逼得一个地下党员牺牲。
那谷正文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是山西人，还参加过共产党。
山西人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行政党务工作，老乡关系很重要，那么情报特务工作，是需要身边人高度互信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信仰支撑，那就只能是极其依靠老乡和亲友。
而谷正文在哪任职？军统。军统的戴笠、毛人凤、毛森是哪里人？浙江江山人。
换言之，在高度地域化的情报部门，谷正文是不能躺平的，他必须要尽可能地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作为军统的负责人，毛人凤面对着的是外有蒋经国虎视眈眈、内有军统组织溃散的局面，所以他也一定会大力重用谷正文，给谷正文足够的特权。
这也是为什么每次谷正文有什么发现，毛人凤都会来响应他。第六集里谷正文向毛人凤汇报说技术工作要两个半月，毛人凤立刻现场打电话要求下属尽快完成。
这出戏很有意思。
一方面意味着，谷正文在军统没有任何关系，阎王好见、小鬼难当，谷正文不是自己人，大家就都会按流程拖，除非是毛人凤的命令。
但毛人凤的命令能用几次？如果谷正文一直完不成任务，那毛人凤还会用他吗？
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到了毛人凤这个层面，在面对大量人马来到台湾，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岗位竞争，毛人凤一定会选择夺权，只是到他这个位置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只要谷正文没有找到过硬的证据与合适的时机，毛人凤就不可能发难，但他会一直用着谷正文，直到需要废掉谷正文时。
这是毛人凤和谷正文一定会卖力的动机，那谷正文的能力呢？
他当过共产党员，而且是在北平，他曾经是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剧中谷正文经常把北平挂在嘴边，就是因为这个。
我党的白区工作人员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1927年到1933年的上海，并且延续到了后面和新四军结合的刘长胜等人；一个是1936年到1949年的华北，从一二九运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换言之，谷正文作为华北地区出来的干部，对于华北的组织形式是摸得很透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屡屡「立功」。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了：
1，蒋介石来到台湾后，地位不稳，这种不稳指的不仅仅是孙立人等人，甚至包括他曾经的心腹们。所以他需要大量赎买，不仅是赎买本地地主，还要赎买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于是大量过去无法出现在核心舞台的人都出现在了舞台上，小到台南地主，大到周至柔、吴石。
2，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一直负责的是赣南和三青团，虽然主导了币制改革，但毕竟没有接触过军队。哪怕他担任了政治主任，依旧没有足够的派系。所以在1949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连他父亲都是不稳的，我们后来虽然知道他接了班，但在那个时候，谁也不会直接押宝他。所以在蒋经国与毛人凤的斗争中，最终一定会败北。
3，在这种情况下，吴石在国民党内的局面一定是越来越差的，再加上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有五十万单身国军和十多万拖家带口的军官，平均年龄已经三十八岁，无法在军队效力，一旦退伍离开军队，不仅缺乏谋生能力，而且会成为社会不安的种子。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对社会的管控，就成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必然的选择，而在特务丛生的环境下吴石、朱枫被盯上的概率也必然越来越大。
4，与此同时我党在台湾缺乏源源不断的生力军，同时内部的结构性错位问题反复上演。无法形成稳定的工作机制与干部培养，带来的结果一定是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全链条受到影响。
所以吴石是伟大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台湾实际上完成了对东南亚的一次整合，以作为长期敌对的状态。吴石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员，依旧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尽可能多地做一点工作。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里是这么说的：
他虽然已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到了台湾，因海峡阻隔，他与中共党组织的直接联系基本上中断了，他也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如果他选择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那无疑要冒极大的危险。而吴石作出了选择，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他的伟大不在于知道即将胜利，然后选择站边，而在于知道虽然全局力量拉锯已经产生了结果，但局部的力量天平依旧出现了错位，却依旧选择了站在了正确的一方。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他毅然选择了大陆，选择了新中国。
那你说吴石知道吗？我想，他是知道的。任务是很可能会失败的，但吴石但凡私心重一点，他是完全可能保全自己的，而他选择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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