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單: 暹羅

論中國情形危急

南學會第一次講義

今日所以立學會之故,諸公已講清白。愚再就中國現在情形論之。

溯自道光以後,通商諸事,因應失宜,致釀成今日之衰弱!日本乃亞細亞之小國,偶一興兵,即割地償款,幾不能國。
而德國又起而乘之,瓜分豆剖,各肆侵凌,凡有人心,其何以堪?

即如土耳其國,居歐亞之間,不修政學,不入公法。中國昔日亦輕視之。
或以土耳其比中國,中國輒以為恥。乃自俄土戰後,略有變法之意,其宗教以戰死爲天堂,民心因而固結,同仇敵愾,頗似聯合學會光景,故前年遂能戰勝希臘,六大國皆為之震動。
此其勝於中國者一也。
土耳其陸軍既强,海軍亦具規模,中國乃無一任戰之船。
此其勝於中國者二也。
尤可駭者,中國膠案既出之後,六大國皆移師,而各欲因利乘便,冀得土地,土耳其亦攘臂於其間,明目張胆而言曰:
『我情願少索希臘賠款,速了此案,以便我亦往中國,分一塊土地也。』
夫以素爲中國所輕所恥之土耳其,轉而陵駕中國之上,至爲分中國之謀,我中國之可恥可危,爲何如哉?

暹羅者,亦亞洲弱小之南國也;土地人民財賦,遠不及中國,自從翻然變化,國勢居然日盛。
昔薛叔耘欽使日記中,已稱為宇宙內第三等國;
今其國君游歷泰西各國,共倡實學,各國愛之重之,國勢由此更見興盛,且將升爲第二等國矣。
我中國以十八省之大,乃不能比一暹羅,其恥又何如也?

諸君素懷忠君愛國之忱,說必同深此恥。故願與諸君講明今日危急情形,共相勉爲實學,以救此至危急之局。

且不惟中國當知其危也。鄙人頃在湖北,晤日本政府所遣官員三人,言中日唇齒相依,中國若不能存,彼亦必亡。
故甚悔從前之交戰,願與中國聯絡,救中國亦自救也。
並聞湖南設立學會,甚是景仰。自强之基 ,當從此起矣!

夫日本席全盛之勢, 猶時恐危亡, 憂及我國,我何可不自危而自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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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2月14日德意志帝國駐華公使海靖向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要租借膠澳地區五十年，被總理衙門婉拒[3]。1897年11月1日曹州教案中，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鉅野被殺，德國趁機派軍艦於同年11月14日佔領膠澳。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代表大學士李鴻章和軍機大臣翁同龢在北京與德國駐華公使海靖簽署《中德膠澳租界條約》。條約內容包括：德國租借膠澳地區99年，租期內膠州灣由德國管轄；清政府允許德國修築青島到濟南的兩條鐵路，並允許德國在鐵路兩旁30華里內開礦；德國可以優先承辦山東的任何事業等。此後，清政府和德國又陸續簽訂《膠澳租地合同》、《膠澳潮平合同》和《膠澳邊界合同》等文件，確定了德國租借區域的範圍。1899年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下令租借地的新市區改名為青島，並只許歐洲人居住。膠澳從此成為德國的殖民地，而山東則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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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年希臘-土耳其戰爭或1897年奧斯曼-希臘戰爭（土耳其語：1897 Osmanlı-Yunan Savaşı或1897 Türk-Yunan Savaşı），也稱為三十天戰爭，在希臘稱為Black '97（希臘語：Mαύρο '97 , Mauro '97 ) 或不幸的戰爭（希臘文：æτυχής πόλεμος，羅馬化： Atychis pollomos ），是希臘王國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發生的一場戰爭。其直接原因涉及奧斯曼克里特島省的地位，該省的希臘人佔多數，長期以來一直希望與希臘合併。儘管奧斯曼帝國在戰場上取得了勝利，但次年，奧斯曼帝國宗主權下的克里特島自治國還是成立了（由於戰後列強的干預），希臘和丹麥的喬治王子擔任首任高級專員。[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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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亞論（日語：脱亜論〔脫亞論〕／だつあろん／ダツアロン^Datsuaron，直譯為「逃離（或擺脫）亞洲理論」）是於1885年3月16日（明治十八年）在日本報章《時事新報》發表的著名不署名短文。現在普遍認為是福澤諭吉所作。在東亞批判知識份子討論東亞論述的可能性時，常以此文與岡倉天心的《東洋的理想》、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竹內好的《亞細亞主義》、宮崎市定的《大東亞史概說》，來互相比較對照來討論脫亞、興亞，以致於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轉折。^[1]以至延伸出日本現時的《脫亞入歐論》與《脫亞入美論》。

《脫亞論》開篇說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風東漸，所到之處，無不風靡於一草一木。」福澤又寫道：「文明猶如麻疹之流行，……我輩斷乎不具（治癒）其術。有害無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擋其勢，何況利害相伴且常以利為主之文明乎！」他認為西洋的文明必將征服世界，東洋各國對它絕對沒有抵抗能力，就像東京人無法抵禦從長崎傳來的麻疹；既然無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應當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風氣」。福澤在日本也正是這樣做的。

基於福澤對日本現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甲午戰爭。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員，福澤深信要實行亞洲的現代化，最好的途徑就是戰爭。他認為清朝的弊病在於其制度陳腐且一成不變。清軍和日本軍隊交戰時，清朝仍有纏足的陋習；酷刑在日本早已被廢除，但仍在大清帝國內盛行；鴉片大量出口到大清帝國內，令國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範外國侵凌：朝廷被迫出賣鐵路、採礦等權利，以償還國債。當時的日本，同樣要承受不平等條約的委屈。對福澤而言，戰爭不但可以給日本一個翻身的機會，還可以藉此令它強大，讓其他亞洲國家早日「警醒」，變革圖強。但是，日本尚未完全承認戰爭對它們的傷害。

福澤曾寫道：「依吾之見，以西方文明猛擊東方之勢，此兩國（大清帝國與朝鮮國）誠不能存活矣……此如一城以愚昧、法斁、暴橫與無情而惡名昭彰，一義者居於此，其德鮮有人知，此為鄉人醜行之所蔽也。」

對於東亞的鄰國，由於福澤諭吉基於優勝劣汰的思想，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中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在主張與東亞鄰國「絕交」之外，福澤還主張「東洋連帶論」。他認為東亞各國只有進行改革舊體制的革命，才有可能擺脫被西洋國家殖民的宿命。因此，福澤主張對鄰國的革新派給予實際支持，幫助西洋文明在東洋的「蔓延」。福澤曾支援朝鮮的金玉均等人，並將自己的財產投入到朝鮮首份以朝鮮文字出版的報紙《漢城旬報》的創辦上。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後，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法西斯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幹明。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中國和朝鮮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侮辱性說法，其實是石河將自己的觀點偽造成福澤的說法寫入全集的。但是，對於這種觀點，仍有不少人表示質疑。

2006年發現的一則新史料，似乎表明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出於擔憂中國的威脅。1885年4月28日，中日《天津條約》簽訂後福澤給田中不二麿（田中不二麿和福澤之間關係匪淺，所謂的「文部卿在三田」形容的便是田中擔任文部省最高負責人時候的事）的信中福澤表示：去年（1884年）十一月天長節，在京城公使館的宴會席上，中國的領事辱罵日本人是無骨的海參一事。這可能是在宴會上的公開演說。……此次之事最終以和平告終，難以遮蔽我國體面。我胡亂地訴諸開戰是不對的。尤其是《時事新報》一個勁地高唱開戰。新報的報道和實情完全不同，迫切為了掩蓋我國的不利，因此不言及對我不利之處。堂堂正正地提出開戰來了局，是想讓中國人永遠立於被告之地位而已。^[4]

影響

編輯

此文自昭和26年（1951年）以後才在日本民間廣泛流傳，在此之前似乎並未對日本文化及明治維新的現代化帶來巨大影響。但上述說法並非完全正確，《朝野新聞》在脫亞論一文發表後，針鋒相對地發表了社論，希望中日兩國能平等合作，批評了當時《時事新報》為代表的對清開戰論。只是《朝野新聞》對「脫亞論」的反駁在當時很快便湮沒在了蔑視中國、主張開戰的強硬輿論聲音之中。^[5]

第一次世界大戰最鮮為人知的事實是什麼？

潘阿南薩昆瓦

下列的

讀中國史17年

費德里科·布魯佐尼

,歷史學士、古典文學碩士候選人 (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 7年

暹羅（後來的泰國）的故事

暹羅保持中立三年。 1917年底，暹羅向距離暹羅9,000公里的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宣戰。
距離對我們來說並沒有太大意義。我們派軍隊去歐洲作戰。幸運的是，當我們的軍隊到達歐洲時，戰爭即將結束！我軍1918年9月曾參加小規模戰鬥，僅此而已。然而，有些人被授予戰爭十字勳章。我們總共損失了19名戰士，但沒有一人陣亡。其中兩人在抵達歐洲之前就去世了。其餘的則死於疾病和意外。
最後，我軍參加了1919年巴黎勝利閱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