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乐意知道苏俄“确"是在大规模的试验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但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
或是“党化教育”，他们侧重的：
第一是宣传的能力；
第二是实用的科目。
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科学与纯粹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宗教是他们无条件排斥的，那许是好事，但他们却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阶级战争唯物史观(他们的俄国史教科书里解释历史的唯一线索是麦价的高低)，一类观念来替代信条——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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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5日 星期四
胡适与徐志摩：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一
据胡适日记，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七日，“下午出京”。此番出京，目的地是英国伦敦，任务是赴英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会议。这是胡适第一次去欧洲，也是胡适一九一七年回国近十年来的第一次出国。从日记中看，胡适出国的路线是从北京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然后取道西伯利亚至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三天后，经波兰、德国、法国，最后抵达伦敦。
从北京到伦敦，这一长途旅行，胡适的心思似乎并不在将要出席的会议上，倒是莫斯科成了胡适注意的中心。如果读过胡适临行前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便不难理解胡适为什么如此关心莫斯科。当胡适把社会主义视为西方近代文明的最新发展时，而苏俄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那么，当胡适有机会亲临其境，他怎能不投以相当的关注，而且是肯定性的关注。可以看到的是，胡适在莫斯科一共呆了三天（从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到八月一日下午），天天都有日记。之前和之后，亦逐日日记，所记内容，几围绕莫斯科这一苏俄政治中心而展开。日记之外，还有五封书信。前三封寄给了留美学政治出身的张慰慈，张把它们发表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时，徐志摩手痒，写了一个比三封原信还要长的“编后”，连同胡适的信题名为《一个态度及案语》，对胡适的苏俄倾向有所问疑。接下来，在伦敦的胡适又写给徐志摩两封信，后一封信为自己辩护。《晨报副镌》的编辑瞿菊农以“新自由主义”为题将其刊出。
胡适的欧洲行旅也是一次思想旅行，自由主义的胡适随着人到苏俄，其价值倾向亦侧向苏俄。为了测绘出胡适向左转的弧度，这里不妨把徐志摩作为比较对象。这不仅因为胡适和徐志摩都是自由主义者，有着共同的思想底色；也不仅因为徐志摩对胡适的苏俄转向有所批评；还在于徐志摩本人在胡适之前也有过苏俄之旅，他对莫斯科有他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和胡适却那么大相径庭。因此，把这两个人和这两个人文字中的莫斯科并置在一起，不仅可以看出同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和徐志摩的思想色差，还可以看出那个逝去了的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图。
两个人的莫斯科，实在有着太多的相似性。比如，两人都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都是英国。胡适是开会，徐志摩是为了见泰戈尔。他们的路线是一样的，都走西伯利亚，都路过苏俄，都在莫斯科待了三天。围绕莫斯科（或苏俄），两人都有专门的文字，胡适是日记和《欧游道中寄书》，徐志摩是十三篇的《欧游漫录》，他们的书信和漫录后来都发表在《晨报副镌》上。不同的是，胡适出行是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七日，夏天；徐志摩提前一年多时间，他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离京，苏俄那时还是残雪未消的冬天。另有一点不同，徐志摩除莫斯科外，比胡适多去了一个彼得堡，因此又多了一个旁观苏俄的机会。
胡适是学人，徐志摩是文人，他们的俄游文字，一个重学思，一个偏感觉，质地颇不同；但对今天来讲，都是那个时代很好的思想材料。读胡适日记，胡适在途中，好像是和飞转的车轮比速度，还债一般看书、写信、写书评，忙得不亦乐乎。以至一路上的景观，都是扼要几笔，或一笔，如车过贝加尔湖时，胡适只一句：“车行贝加尔湖边，风景绝佳”。余如是。可是到了徐志摩笔下，整个西伯利亚就成了一个描写的对象，还有心情，文字色彩非常丰富。特别是车行道中，除了自然景致的欣赏外，还有对远东俄国人的观察，而胡适一笔也没有。事实上他也没有过留意的观察，他是在思考－－给张慰慈的政治信就是在西伯利亚途中写出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徐志摩眼中欣赏一下那些远东俄国人吧。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的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的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注视看着你蒸气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笑他们当然是会的；尤其是狂笑，当他们受足了vodka的影响，但那时的笑是不自然的，表示他们的变态，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喜悦。
这样的描写其实不仅是自然的观察。俄国人的笑给徐志摩印象太深，后面在记述莫斯科人时，还有一段笑的表述可与这里互补：“莫斯科人的神情更是分明的忧郁、惨淡，见面时不露笑容，谈话时少有精神，仿佛他们的心上都压着一个重量似的……俄国人的笑多半是vodka入神经的笑，热病的笑，疯笑，道施妥奄夫斯基的idiot的笑！那都不是真的喜笑，健康与快乐的表情。”（《莫斯科》）从俄国人的皮面的笑容，徐志摩似乎让我们看到了这笑容后面的精神状况乃至社会生存状况，这又岂是一般的文学笔法。
车过乌拉尔山，便进入欧洲了，胡适似乎无动于衷，埋头饱读十五年前就想读直到今天才尝愿的《奥德赛》。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许，列车误点一会，终于来到了莫斯科。连续十日在车上不曾洗浴，胡适到旅馆的第一件事，便是冲热水浴，又用冷水收场，“痛快之至”。然后出门就去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胡适当日日记，记事粗陈梗概，除了一段教堂的文字，无有什么新来乍到的感受，仿佛是莫斯科的常客一般，今日又到了。诗人不然，十三篇中的《莫斯科》一章，可谓做足文章。文章一开头，徐志摩就来了一个“阿”，然后便对莫斯科大抒其情。云谓：罗马是个破烂的旧梦，爱寻梦的人就去罗马。纽约是个Mammon，拜金的人就去纽约。巴黎是个肉艳的大坑，爱荒淫的人就去巴黎。伦敦是一个煤烟市场，羡慕文明的就去伦敦。那么，莫斯科呢？胡适当然没心思给我们介绍莫斯科，要想读到它，只能看在徐志摩的笔下。
徐志摩到莫斯科的第一天，是去克里姆林宫散步，在那里，他“心头涌起杂感的一斑”：“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在徐志摩眼里，莫斯科是一个“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接着，徐志摩叙述了十九世纪初亚历山大火烧拿破仑的故事，其实不是火烧拿破仑，而是火烧克里姆林宫。当年拿破仑一路东进，俄国人诱敌深入，拿破仑顺利进入空城莫斯科。当他在克里姆林宫惬意地躺下休息时，俄国人开始行动了。他们东一把火，西一把火，火烧连营，还有北风助势。拿破仑赶紧外撤，又吃了哥萨克的丈八长矛，结果惨败而归。但，俄国人呢？“一把火竟化上了整个莫斯科的大本钱连kremlin（皇城）都乌焦了的”。徐志摩很刻意：“我在这里重提这些旧话，并不是怕你们忘记了拿破仑，我只是提头（应为“提醒”，笔者注）你们俄国人的辣手，忍心破坏的天才原是他们的种性，所以连拿破仑听见kremlin冒烟的时候，连这残忍的魔王都跳了起来－－‘什么？’他说，‘连他们祖宗的家院都不管了’！正是：斯拉夫民族是从不希罕小胜仗的，要来就给你一个全军覆没。”于是，徐志摩告警：“这决不是偶然，旅行人！快些擦净你风尘眯倦了一只眼，仔细的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
徐志摩差矣。你叫别人擦净风尘眯倦了的眼，也许别人认为你的眼就被风尘眯住了。每个人的眼看见的都是自己心里想要看见的。即使同一个对象，如果两个人的价值框架不同，这个对象在他们眼里的色彩就不一样，评价更是截然。在徐志摩那里，莫斯科的地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它要炸碎地壳，包括地面上的文明。可是，在胡适这里，莫斯科就是一种新文明，而且是西洋文明的最新发展。这是胡适还未出国时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所抱持的看法，有了这个态度的先见，他非但看不到徐志摩所能看到的一切，就是看到了也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在莫斯科的第三个晚上，胡适给张慰慈写了第二封信，信中他这样为莫斯科辩护：“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这就是两个人的莫斯科，胡适的莫斯科和徐志摩的莫斯科。同一个莫斯科，在徐志摩那里是一个批评的对象，在胡适那里，却是我们不配批评；因为徐志摩认为莫斯科是在毁灭文明，而胡适认为它是在创造新文明。
二
胡适和徐志摩在莫斯科都是三天，这三天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胡适是带着苏俄驻中国政府代表加拉罕的介绍信来莫斯科的。胡适动身前，曾去过加拉罕那里，隔了一天，加拉罕也请胡适吃了午饭。看来是胡适主动对加拉罕有所要求，他是有心借此好好了解一下他未曾去过的苏俄。到莫斯科后，他首先要找的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七月二十九日日记，胡适洗浴过后，“旅馆中有浪人名Dobbin（多比）的能说英国话，愿替我作翻译。我带了他出门，先访Radek（拉德克），到中山大学时，他已走了，学生皆在乡间歇夏，我想把Karakham（卡拉克罕）的介绍信留下，恰有中国学生一人出来，我问他，他对我一望，说：‘是胡先生吗？’此人名周达文，曾在北京听我演说，故认得我。我把信交给他，就走了。”这一天（七月二十九日），胡适没有见到拉狄克。直到三十一日，胡适在国民党人于右任的寓处和共产党方面的蔡和森、刘伯坚等谈话辩论时，拉狄克才在胡适日记中出现。
关于胡适和拉狄克，却有过这样两段有意味的风传，值得一录。
一九二六年夏，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那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讲演，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
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子赔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其时有一同学，写一张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看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胡适随即作答：“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确是亲善的。”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高举手杖，大声疾呼：“我要教导我的学生，学成归国，奋斗！革命！”
这段文字的作者汪菊农，是胡适的安徽同乡，后来在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就职，和胡适有所接触。胡适到莫斯科时，汪正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但因患病，到黑海之滨养病去了。以上情节是汪的同学告诉他的，出入很大。首先胡适没有享受以上迎接的盛况，其次，胡适也未曾在中山大学讲演，没有这个机会。这都有胡适日记为证。至于胡适那段话，却毕肖其口，在这个问题面前，胡适肯定会这么说，也只能这么说，这可参看他的《国际的中国》。至于实情如何，却也不像完全编造。如果真有其事，那当是另外一个场合，或许就是胡适日记中和蔡、刘等辩论的场合，至少那时拉狄克后来也在场。
另一段风传则来自一九二六年随同冯玉祥访苏时冯的秘书毛以亨。当年在中山大学做学生的盛岳从毛的《俄蒙回忆录》中录出这一段文字：一九二六年五月他陪同冯玉祥赴俄之行中，他听说胡博士早些时候访问过中大。据他说，胡适博士路径俄国时访问了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问他对苏联得出了什么印象，胡幽默地回答：“一伙人为了他们的理想而在勤奋工作！”至于他们努力的结果如何，他说，那只有将来才能说明，而他并不是预言家。
从时间上看，这又是一个莫须有。冯玉祥访苏是一九二六年五月，胡适过莫斯科则是该年七月底，时间对不上。有意思的是，上述胡适到达莫斯科时的盛况，其实是冯玉祥初抵莫斯科时的场景，张冠李戴了。毛声称上述文字是一个中大同学告诉他的，这个同学叙述时还表达了他对胡适的愤怒，因为胡适居然不相信苏联能干得好。其实胡适已经对苏俄做了很大的肯定，这个肯定不是敷衍的，它颇符合胡适当时的心志。
接下来，胡适在莫斯科的三天，大致过程是这样。不遇拉狄克，从中山大学出来，胡适转步中国驻苏使馆，晚上回去后看到了于右任给他留的条子。次日（三十日）上午，办理下一步旅行手续，到书店买书，然后去莫斯科“国际文化关系会”，在这里遇见两个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左派教授梅里姆和哈珀斯，这两个美国人对苏俄的看法影响胡适很深。下午胡适去苏俄革命博物馆。晚上写了很多信。三十一日，再到“国际文化关系会”，又遇见那两位芝加哥教授，与梅里姆交谈甚久。读苏俄教育部有关材料，态度认同。中午十一点，和这两个美国人去参观莫斯科第一监狱，日记记载颇详，多肯定处。下午去于右任处，遇见蔡和森等，聊天，辩论，从下午三点开始。九点左右，拉狄克来，复去。夜，写给张慰慈的第二封信。八月一日，料理行装，蔡和森和刘伯坚来，试挽留胡适多住一些时日，可惜不能。然后出去理发、吃饭，下午两点半离开旅馆，三点半开车。莫斯科三天遂结束。
徐志摩写的不是日记是游记，时序不详。莫斯科三天，除了第一天在克里姆林宫盘桓外，他还去了大教堂，去了托尔斯泰故居，去了莫斯科的一个著名的墓园，那里有他去瞻仰的契诃夫和克鲁泡特金两个人的墓，又去了一个犹太人的戏院，看戏，还去了红场，在冰天雪地排了半小时的队，看列宁遗体。
都是三天。胡适更多是和那两个美国人在一起，然后和中国人辩论。所去又是官方的机构，或官方安排的去处，比如监狱。莫斯科，他其实没有看到什么，连起码的名胜都无暇光顾。徐志摩的去处多在民间，他和苏俄官方没有关系，纯然凭着自己的兴趣，又和若干俄人有过交谈，所去之处，无不留下自己的感受。因此，和莫斯科接触，他的面显然要比胡适广，印象也比胡适更感性、更丰富。
还是在西伯利亚的路上，徐志摩从报纸上看到莫斯科有《哈姆雷特》《青鸟》等名剧的预告，便高兴自己三个晚上可以不寂寞了。可是，到得莫斯科，情况却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我是礼拜六清早到莫斯科，礼拜一晚上才去的，本想利用那三天功夫好好的看一看本地风光，尤其是戏。我在车上安排得好好的，上午看这样，下午到那里，晚上再到那里，那晓得我的运气叫坏，碰巧他们中央执行委员那又死了一个要人，他的名字像是叫什么“妈里妈虎”——他死得我其实不见情，因为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上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了，星期一又是他们的假日，所以我住了三天差不多什么都没看着，真气，那位“妈里妈虎”其实何妨迟几天或是早几天归天，我的感激是没有问题的。（《莫斯科》）
调侃和揶揄，其实，这是一种态度。
那么徐志摩到底看没看成戏呢？当然，而且就在第一天晚上。功夫不负，那天晚上打听到一家犹太戏院有戏，赶紧请了一个会说俄语的先生，就跳上了马车。到了戏院门口，票房没人，问了一下，才知道今晚不卖票，全院都给共产党当俱乐部包了请客。那位会俄语的很会说好话，说动了主人，结果一个钱不曾花就进去了。里面清一色的犹太人，清一色的共产党。那是一出斯特林堡式的现代戏，满台是鬼，寓言意味。徐志摩抻足笔墨去写，然而，更有趣的不是戏，而是前戏：我们入座的时候，还不曾开戏，幕前站着一位先生，正在那里大声演说。再要可怖的面目是不容易寻到的。那位先生的眼眶看来像是两个无底的深渊，上面凸着青筋的前额，像是快翻下去的陡壁，他的嘴开着说话的时候是斜方形的，因为他的牙齿即使还有也是看不见。他是一个活动的骷髅。但他演说的精神却不但是饱满，而且是剧烈的，像山谷里乌云似的连绵的涌上来，他大约是在讲今晚戏剧与“近代思想潮流”的关系，可惜我听不懂，只听着卡尔马克思、达司开关朵儿、列宁、国际主义等，响亮的字眼像明星似的出现在满是乌云的天上。他嗓子已快哑了，他的愤慨还不曾完全发泄，来看戏的弟兄们可等不耐烦，这里一声嘘，那里一声嘘，满场全是嘘，骷髅先生没法再嚷，只得商量他的唇皮挂出一个解嘲的微笑，一鞠躬没了。大家拍掌叫好。戏来了。（《犹太人的怖梦》）
这其实也是一种态度，何况还有这么精彩的描写。
比较胡徐两个人的莫斯科，几无相同，除了一处外。这一处，就是教堂。莫斯科教堂之多，让这两个东方无神论者心有所动，两人都为此落笔。尤其胡适，三天日记可谓惜墨，但对莫斯科的教堂，却不吝留下这么一段：早间所过城镇村落，远远可望见者皆金顶之礼拜堂也。其数目之多，建筑之佳，均是惊人。及到莫斯科，所在皆见绝伟大弘丽之礼拜堂。此间人有一句俗话说“四十个四十”，谓Moscow（莫斯科）有一千六百所礼拜堂。“南朝四百八十寺”，此意可想。
诸般感触，仅以“此意可想”四字了结，用笔省简。转至徐志摩笔下，渲染也就不免了。
莫斯科像一个蜂窝，大小的教堂是它的蜂房；全城共有六百多（有说八百）的教堂，说来你也不信，纽约城里一个街角上至少有一家冰其淋沙达店，莫斯科的冰其淋沙达店是教堂，有的真神气，戴着真金的顶子在半空里卖弄，有的真寒伧，一两间小屋子，一个烂芋头似的尖顶，挤在两间壁几层屋子的中间，气都喘不过来。据说革命以来，俄国的宗教大吃亏。这几年不但新的没法造，旧的都没法修，那波罗蜜做顶那教堂里的教士，隐约的讲些给我们听，神情怪凄惨的。
写到兴起，徐志摩索性把中国拉进来，做了个东西方文化的中俄对比：这情形中国人看来真想不通，宗教会得那样有销路，仿佛祷告比吃饭还起劲，做礼拜比做面包还重要；到我们绍兴去看看——“五家三酒店，十步路九茅坑”，庙也有的，在市梢头，在山顶上，到初一月半再去不迟——那是何等的近人情，生活何等的又分称；东西的人生观这一比可差得太远了。（《莫斯科》）
在宗教观察或宗教感受之外，胡适徐志摩便形同两路了。且不说，观察的对象便有不同，即使相同，又会如何呢？此刻，对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对象的那双眼。比如，从徐志摩的眼里看出去：莫斯科街上的“小学生的游行团常看得见，在烂污的街心里一群乞丐似的黑衣小孩拿着红旗，打着皮鼓瑟东东的过去”。（《莫斯科》）这一景象，徐志摩的语境中侧重的是“烂污的街心”和“乞丐似的小孩”。可是，在认为莫斯科充满新气象的胡适眼里，又为什么不会是孩子们“拿着红旗”“打着皮鼓”，还“瑟东东”呢。精神与物质的反差，其实，在眼睛还没看它之前，就已经作出了选择：或者出于心，或者出于观念。徐志摩的眼睛后面，是一颗酷爱着自由的和人道主义的心，他是用他的这颗心感受莫斯科的一切，并作出判断。这判断不是独立的，而是更多融在他的感受表述中。胡适不然，他的眼睛的后面，蹲着一个冷静的观念，即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发展，而苏俄正在为这个发展进行着理想的试验。出于这种观念，胡适对莫斯科的一切，宁愿抱以甚至是委曲地抱以“同情之理解”。
因此，两个人的莫斯科，一个是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眼中的莫斯科，一个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眼中的莫斯科。
三
胡适给张慰慈写第三封信时，人早已离开莫斯科了。但有关莫斯科的问题，依然挂怀于心。信中，胡适回忆了去年的一段往事。一九二五年十月至十一月，徐志摩在《晨报副镌》上推出一个“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虽然热烈，但它被视为反俄的倾向，引来一场大火。报馆烧掉了，《副镌》上的讨论也戛然而止。其时，胡适人不在北京，没有参与讨论。但就火烧晨报馆事件，和陈独秀发生过争论，并给他写下了那封著名的谈宽容的信。胡适当时为什么不参与讨论呢？人不在京并非理由。这次，胡适自己摊牌了：“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然后，胡适笔头一转，“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做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
“苏俄有做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是胡适对苏俄的一个总态度，太紧要，要打住。
胡适不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杜威的弟子，他还是一个哲学上的实验主义者。实验主义的要义在于“实验”本身，它不迷信任何先在的理论，而是先做起来再说。这个实验主义，用胡适最文雅的语言就是“尝试”，用他最直白的语言（在徐志摩看来也是“最不斯文”的语言）就是“干”，甚至“干、干、干”（见胡适的《炸弹诗》和《后努力歌》）。在“知行”关系上，实验主义不是以知控行，行不逾知，而是行字当头，知在其中。所以，胡适在前几年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反对任何主义先行，主张直接面对问题，以尝试的态度去做去干去解决。应该说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家族相似性”，两者都强调“行”（即实验主义的“实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为“行”是检验“知”（真理）的标准或试金石。不仅如此，通过“行”（亦即胡适的“干”），人类社会才能得以改变。由于这“行”的过程，不需要恪守任何教条，因此它也可以比喻地说成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验主义还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实在不是一个固定的对象，而是一块大理石，就看你能把它雕刻成什么像。
正是有着这样的思想底因，胡适便不轻易在那场苏俄讨论中发言，及至他到过苏俄以后，看到苏俄的变化，方才正式表态，承认它有做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个态度和胡适的实验主义精神当然是自洽的，但它和自由主义却不融洽，只是胡适没有意识到。因为胡适这时已经把苏俄所试验的社会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一个发展。所以，一边是发展了的自由主义，一边又是“干”字当头的实验主义，双管齐下，就决定了他对苏俄的态度。
实验主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中国思想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在胡适、徐志摩去苏俄之前的前几年，年轻的瞿秋白已经有过莫斯科之旅，并出版了他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也是在西伯利亚道中，瞿秋白这样写道：“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然而，西伯利亚沿途看到的一切，使瞿秋白更深入地认识到：“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这样的表述即带有明显的实验主义的思痕。
那么，苏俄是否有这种试验的权利呢？苏俄不免太大，而权利又总是落实在个人。因此这里不妨以胡适自己为案例。就胡适而言，实验固然是一种权利，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却不能不细厘。假如胡适做了一个乌托邦的梦，胡适当然有实验他这个梦的权利。然而，权利在这里意味着或仅仅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干涉胡适的实验。但，问题还有另一面，胡适也不能因为他的实验而干涉别人。假如胡适因为他的梦是美好的，便要徐志摩跟着实验，否则不行，胡适就超越权利了，而权利逾界就变成了权力。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应该知道，一个人的自由应以别人的自由为界。那么，大规模的政治实验是否会超过这个权利边界呢？是不是每个人都自愿地从事这种实验呢？如果有人不愿意，也得实验，或被实验，那么，这是不是权力对权利的强制呢？在实验主义的逻辑面前，这些有关自由主义的问题，胡适未遑深思。可以观察到的是，胡适苏俄之行，身上有两种主义在冲突，一是实验主义，一是自由主义，结果是实验主义的强势踏破了自由主义的底线。
可以具体地看一看苏俄体制的实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推翻旧政权，然后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所有制。胡适出行之前，对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或实验有着一种内在的肯定，这种肯定在他更早为王莽翻案时就可见一斑，在他到苏俄后为废止私有财产的辩护亦可见一斑。那么，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是一种什么样的试验呢？《赤都心史》中的瞿秋白讲述的一个故事，可以移录过来，尽管它也是一斑：
德维里省的一奶牛厂主谢美诺夫，闲坐在办公室里，一手捻纸烟，呆呆的想着。忽然门响，进来两人：“哼！请上苏维埃去！”谢美诺夫耸然站起来，突然问道：
－－苏维埃？苏维埃？什么样的苏维埃？
－－去罢！不要多话了！旧时王爵的邸宅里，短衫破袄，军帽毡靴，颜色憔悴，精神奋发的大群人，正在开会呢。谢美诺夫进来，大家都回头瞧看，人影簇动几分钟，又复静下。主席命谢先生，当众宣读议决案：
－－德维里劳农兵苏维埃决议：宣告谢美诺夫之工厂，财产，房屋，一律没收，充作德维里省劳农地方政府公有。凡剥削者，－－当劳农以革命之伟力取得政权时，当然一概剥夺权利，对于谢美诺夫工厂主自当遵例照办。
不妨问问适之先生，是不是“一概剥夺权利”，也是一种政治实验的权利？瞿秋白在结束这段故事时说：“这是革命时期的逸事，－－德维里人所告诉我的。”显然，瞿秋白把这个有关财产权的故事当“逸事”看了。
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如果丧失了财产权，自由很可能是空中楼阁。胡适一则称赞苏俄人是有理想和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一则也承认：“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后来到英国，胡适特地拜访了罗素，交谈中，罗素认为狄克推多（“专制”的音译）的办法比较适合像苏俄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如果采用民治，反而会搞得乱糟糟。胡适表示：“那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罗素很干脆：“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胡适只有表态的份儿：“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未完待续）
邵建，《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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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5日 星期四
胡适与徐志摩：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徐志摩到莫斯科的时候，一见人便打听托尔斯泰的消息，后来是使馆中一位官员的太太介绍，徐得以见到了一位会说英语和德语的六十来岁的老太太，她是托尔斯泰的大小姐。那是在她的家，也是老托尔斯泰在该市的旧居，其时已经成了一个托氏陈列馆。还是在没有出京前，徐志摩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一条新闻，大意是：苏俄某领导人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就是早已死了的老托尔斯泰。起诉他什么呢？原来这位领导人临死前交代，一定要取缔托尔斯泰的书，因为它代表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对苏维埃有危险。法庭判这位太太胜诉，于是托尔斯泰的书被毁版，不准再印。徐志摩看了后，和朋友很起劲地讨论过，是不是美国在造谣。话虽这么说，心中却不免忐忑：“我们毕竟还有些‘波淇洼（笔者注：“资产阶级”的音译）头脑，对于诗人文学家的迷信，总还脱不了，还有什么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出版自由，那一套古董，也许免不了迷恋，否则为什么单单托尔斯泰毁版的消息叫我们不安呢？”这个不安，徐志摩一直带到了莫斯科。当他见到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时，当然要问起那条新闻。“但她好像并没有直接答复我，她只说现代书铺子里他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施妥奄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徐志摩接着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作家呢，老太太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托尔斯泰等人的书快要灭迹了，这是不是罗素所说的，只好牺牲一点了的那个自由呢？
以前徐志摩在英国时，也和罗素有过对话。用他自己的话说：“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为什么，因为罗素说，他到俄国去的时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言下之意，一旦去了俄国，便取消了红色信仰。对此，徐志摩说自己“挖苦了他”。而能够挖苦，是因为徐志摩也去过苏俄，但却不曾取消什么信仰，因为对苏俄那一套，他从来就没信仰过。在这里，胡适比徐志摩距离罗素更近一些。他听得进罗素的说辞，但徐志摩却不领罗素那一套，就像他也不领胡适那一套一样。其所以如此，在于他这样解释向后转的罗素（其实就是在解释他自己）：“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假如有那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又怎么样？”（《血》）整个《欧游漫录》，徐志摩都是用感受和感想来说话，这一点和胡适都是用观念说话正好相映。但，在这些感受和感想之下，却有着朴素的思想底蕴。说它朴素，是因为徐志摩踩住的是个人自由的底线，并以此来直觉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是的，如果一部分人有做大规模政治实验的权利，那么，其他的人有没有读托尔斯泰的权利？如果后者的权利因为前者而不存在，那么，无论前者符合什么理想，也无论它有多少高明的理由，至少，它是可以怀疑的。这就是徐志摩的基本态度。
四
胡适和徐志摩对苏俄的态度不同，在苏俄问题上分歧也不少。当胡适戴着观念的眼镜打量莫斯科新变化的时候，徐志摩正在北京为《晨报》编稿，对胡适的精神奋兴，徐志摩显得冷静。当胡适三致张慰慈的信到了自己手中，徐志摩觉得有话要说，便写了那个《一个态度及案语》。态度是胡适的态度，案语是徐志摩的案语。胡徐之间，人隔万里，围绕莫斯科却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乃是如何看待莫斯科的新教育。
已经说过，在莫斯科时的胡适，深受那两个芝加哥教授的熏陶。毕竟胡适和徐志摩一样爱自由，因此他问询对方，像苏俄这样的狄克推多究竟何时终了。这个问题和他到伦敦后请教罗素的问题一样，可见胡适在力图理解苏俄新实验的同时，也念念不忘自由。对方的回答像是给胡适吃了颗定心丸。M教授的看法是：这样一个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因此专政是可以原谅的。尽管独裁者都希望愚民以自固权力，但苏俄的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设施，都注意努力造成一代新国民。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就是专政终止之时。胡适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并认为说得很公允。其时，他又翻阅了苏俄教育部编制的所谓“公家教育”，深感这些年来苏俄教育成绩很惊人，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根据最新的教育学说。因此，在当晚给张慰慈的第二封信中，胡适就转述了白天M教授的意思，说：“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当然，胡适后来又补充，“可惜此时各学校都放假了，不能看到什么实际的成绩。但看其教育统计，已可惊叹”。
对胡适的惊叹，徐志摩“未敢苟同”。他抓住“新教育”说事，是因为“当代最博通俄国情形的大学者捷克的总统马沙里克（Masaryk），那位‘中欧的智慧老人’，曾经对人说过：顶重要的事情是去悉心研究苏俄的学校。俄国问题的秘密全在那里。”在洞悉这个秘密以前，徐志摩很善意地讽刺了一下胡适之。胡适在北京时不肯对苏俄发言，因为不愿意以耳代目。现在到了苏联，可以动眼了。然而，胡适一个学校都没有去过，就开始“惊叹”，让他惊叹的居然是他在纸上看到的“教育统计”。“纸上得来终觉浅”，志摩因此发话：“我们谁不知道这句成语：‘数目是不说瞎话的，但说瞎话的人可以造数目’；并且统计即使是可靠的，统计表并不告诉我们实际的情形是怎么一回事。”说完，徐志摩便不客气地指出他眼里的苏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他们侧重的，第一是宣传的能力；第二是实用的科目。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科学与纯粹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宗教是他们无条件排斥的，那也许是好事，但他们却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
在给苏俄教育的秘密点穴之后，徐志摩声称他并不是批评苏俄的教育政策，因为在他们悬定的理想目标下，这个教育政策是最有效的。你只要赞成他们的目标，你就得接受他们的教育；反之，你接受了这种教育，也就得接受他们的目标，这两者得统一。只是－－徐志摩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们一般人头脑也许是陈腐，在这年头还来抱残守缺似的争什么自由，尤其是知识的自由，思想的自由”。
《一个态度及案语》发表后，就苏俄新教育，《晨报副镌》收到了相应的来稿，有不怎么赞同胡适的（瞿菊农），有为胡适辩护的（张象鼎）。徐志摩抓住为胡适辩护的张象鼎做了回复，以《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为题发了出来。后来，胡适又从欧洲来信自辩。一时间，晨副似乎又接上了去年被大火烧掉了的“关于苏俄仇友赤白”的讨论。
瞿菊农是瞿秋白的远房之叔，这叔侄俩有着不同的求学之旅。瞿秋白选择的是“饿乡”，他行前瞿菊农有诗相送，并发在《晨报》上。而瞿菊农燕京毕业后选择了留美，一九二六年他新从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来，是哈佛大学第一个获得哲博的中国学生。他对俄国新教育发表的意见是：“不教人受教育固然是愚民政策；用力的办一种主义化和党化的教育，也是愚民政策……教育史上国家为国家的目的办教育，最有系统的是斯巴达。但斯巴达的成功在哪里？对于文化的贡献在哪里？有多少样赶得上爱自由的雅典人？”
张象鼎是认同党化教育的，认为这就是一种新教育。因为“如果你赞成‘政党制度’，赞成凡一党者，都应确信本党的政策为好政策，而努力其实现，那你便不能不赞成‘党化教育’！”否则“‘怀其宝而迷其邦’，这种高唱不党不偏的清流政客，只是自私自利的人啊！”张象鼎还以当时的国民党为例，它也是主张党化教育的，虽然它还未得到政权。
徐志摩不能够认同这种说法。政党只涉及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它固然可以宣传自己的主张，但它的教育不能渗透到人生的所有部分，否则会妨害思想自由。徐志摩眼中的党化教育，“那简直是‘划一人生观’训练”，谈不上什么教育；因为它“不容你辩难，不容你疑问”，“你只能依，不能异”。在宗教化其目的，武力化其手段的政治面前，这样的教育只能是灌输。在徐志摩看来，人类历史上只有两个党化教育的时期，一个是苏俄，现在的，一个是欧洲，中世纪的。如果再往前，那就是古希腊的斯巴达。就中世纪言，那是“历史上有名的‘不容时期’（Age of Intolerance）”。有幸生在自由已经争得几百年后的欧洲人，回望那个黑暗时代的嶙峋，止不住要打寒噤。徐志摩很担心“不容时期”再度到来，因为你尽管可以有这样那样的自由，就如在中世纪一样；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
编发了胡适致张慰慈的三封信，又收到了胡适给自己的信，徐志摩应该是把他的《一个态度及案语》当信寄给了胡适。到了十月份，胡适回了封长信，作答徐志摩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自辩。就苏俄新教育，胡适说他正好在英国见上了苏俄科学院的永久秘书，得知苏俄政府每年津贴科学院四百万卢布。因此，胡适说：“我们只看见了他们的‘主义教育’一方面，却忽略了他们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苏俄的教育制度……‘遍地是公民教育，遍地是职业教育’。他的方法完全采用欧、美最新的教育学说，如道尔顿制之类，养成人人的公民程度与生活能力，而同时充分给予有特别天才的人分途专习高等学问的机会。”是的，“主义教育”避而不谈，而“理工科大学总是要办的”。胡适确很聪明。
胡适也没说错，一九二一年，瞿秋白等三人曾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去拜访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卢氏的办公室在克里姆林宫，进得办公室，谈话只有十分钟，衣着朴素的卢氏，谈吐非常风雅。面对瞿的提问：最近教育上的设施，“他的谈话大约如下：‘革命后我们即日促学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然而初行非常困难，因为教员教授之非共产党者－－立宪民主党，甚至于还有更右于立宪民主党的－－都以怠工反对政府；好容易设了种种方法，现在这种怠工总算消灭了……最近几年来学术上的发明也还不少，比如X光线，化学原子锂的成分，医学上癌病治疗法等。因此欧美各国对于俄国革命后学术文化上的进步，非常之引为有趣而大家想来研究。’”
教育问题探讨如此。那么，狄克推多是否可由教育哪怕是新教育过渡到民治呢？如其上，芝加哥的M教授是这样劝服胡适的，胡适也是这样接受的，徐志摩不相信地说：这是美国式的乐观。那么，上面那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瞿菊农却是这样贡献他的分析：我总以为狄克推多与民治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狄克推多是以一人的意志，压迫大多数人的意志，侵犯大多数人的自由。凡个人都应当看本身有无限价值，不应当看做工具。狄克推多是以他人做工具的。假如他们“努力办新教育”，办得不得当，最可怕的是为少数人造就新工具。民治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用伦理的话说，是确认个人的价值，用法律哲学的话，是确认各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权分”。因此我不大相信适之先生信上那美国人Merriam的话。
瞿菊农一生的精力主要放在教育哲学上，他还是商务馆出版的洛克《政府论》的翻译之一。《政府论》正是胡适相对陌生的自由主义原典，以至胡适到了苏俄便认为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苏俄社会主义正是美式自由主义的发展，并把这种自由主义字为“新自由主义”。
五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胡适日记只有简短的两行字：“上午写了几封信，下午与顾荫亭夫妇等（赴）邀宴。”
上午几封信中就有一封是给徐志摩的。其时，胡适人不在伦敦在巴黎。英国之行，胡适对英国的感觉如何呢？还是在出国前，胡适抽空回了一趟睽别不少时日的北大，做一次告别讲演。胡适低调，开头就说：我已经九个月没到大学来了，现在想到欧洲去。去，实在就不想回来了。能够在那儿找个地方吃饭读书就好了。但是我的良心是否能准我这样，我尚无把握，那就要看哪方面的良心战胜了（白吉庵《胡适传》）。后来到英国，胡适并没有去找什么吃饭读书的地方，只是在各个大学做了一连串的讲演。一次，在利物浦大学的讲演中，胡适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尽管中英两国交往甚久，在中国英语的地位仅次于母语，但是两国之间缺乏一种真正的理解。中英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也不如中美。”中英交流不如中美，胡适当然说的不是自己，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人在英国，胡适对英国的感觉并不见佳，至于心情，从国内钱端升给他的信可见一斑：“这回英国对华态度骤然变更，使得你在英国的兴头一落千丈，多么不幸！我们本来希望你在英国大学界中占一地位，替中国从文化方面表扬表扬，间接也可以收一点政治上的效果。谁知道英国方面的面孔又变长了呢？”因此，给徐志摩的信中，胡适上面谈过苏俄给自己的刺激，接下来就批评英国，说：“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苟且过日子，从没有一件先见的计划；名为evolutionary，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方才做补漏的工夫。此次矿工罢业事件最足表现此民族心理。”
无独有偶。两个月后的十月四日，胡适日记是就他读到的敦煌卷子，做了一则长长的笔记。日记最后，胡适从古代跳到今天，说：“慰慈与志摩在北京发表了我路上寄的信，志摩并且加上了很长的批评（指《一个态度及案语》，笔者注）。今晚我写了一封长信答他，写的我手酸眼倦。”在这封长信中，胡适用去了比上次更长的一个段落，再次批评英国政治，声称“英国不足学”。并表示“这种敷衍的政治，我最反对。我们不干则已；要干政治，必须要有计划，依计划做去。这是方法，其余皆枝叶耳”。
胡适留美未曾留英，对美国极富好感，一生几乎就是跟着美国走。徐志摩不然，既留美又留英，他对美国印象一般，对英国则感情甚深，否则当年也不会连博士学位都顾不上，就急急忙忙从美国“转会”英国，固然那是冲着罗素去的。在徐志摩短暂一生的众多诗文中，有多少是写他在大不列颠留下的屐痕，那里记录了他对英国的浓浓的感情。这次胡适赴欧，一边力挺苏俄，一边排斥英国，徐志摩自不以为然。因此在那个“案语”中，徐志摩忍不住说：“即使苏俄这次大试验、大牺牲的结果，是适之先生所期望的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我们还得跟在懒惰的中庸的英国人的背后问一声：‘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躲在英国人的背后发问，明显是价值立场在英国人这边。胡适鄙薄英国政治，缘于他对英国政治的不了解，正像他其实也未必就了解他路过的苏联一样，两者都是“下车伊始”。徐志摩不然，他对英国政治有较为丰富的感性经验，他曾经写过一篇饶有意趣的《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就是专门向国人介绍英国政治的。徐志摩在评价英国政治之前，先抑后扬，竟把各国政治否定了一大片：不但东方人的政治，就是欧美的政治，真可以上评坛的能有多少。德国人太蠢，太机械性；法国人太淫，什么事都任性干去，不过度不肯休；南欧人太乱，只要每年来因河两岸的葡萄丰收，拉丁民族的头脑永没有清明的日子；美国人太陋，多数的饰制与多数的愚暗，至多只能造成一个“感情作用的民主政治”……
那么，英国呢？
英国人可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英国人的政治，好比白蚁蛀柱石一样，一直啮入他们生活的根里。在他们（这一点与当初的雅典多少相似），政治不但与日常生活有极切极显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政治便是他们的生活，“鱼相忘乎江湖”，英国人是相忘乎政治的。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
和英国政治相比，美国政治有其激进的一面；和徐志摩相比，胡适的政治观也有其激进的一面。
就英国政治中的自由一面，徐志摩的介绍是：天主教与统一教与清教；保守党与自由党与劳工党；赞成政府某政策与反对政府某政策的；禁酒令与威士克公司；自由恋爱与鲍尔雪微主义与救世军：——总之种种相反的见解，可以在同一的场地上对同一的群众举行宣传运动；无论演讲者的论调怎样激烈，在旁的警察对他负有生命与安全与言论自由的责任，他们决不干涉。
这是例子：有一次，萧伯纳（四十年前）站在一只肥皂木箱上冒着倾盆大雨在那里演说社会主义，最后他的听众只剩了三四个穿雨衣的巡士！
很有意思的是，胡适“英国不足学”也就罢了，在学苏俄之外，胡适给志摩信中竟声称要学墨索里尼：“我们应当学Mussolini的‘危险地过日子’。”甚至说：“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至少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中国政治的沉迷腐朽，使得胡适病急乱投医。他要学的居然是二十世纪左右两种极权主义。是的，极权主义政治，也只有这种政治，才能在举国造成一种“整齐严肃”的气象。好在胡适很快就有所改口，这封信是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写的，信中说傅孟真（斯年）几天之内就到巴黎，两人可以好好谈谈。九月十八日胡适日记，“晚上与孟真论政治”。傅孟真希望中国有一个有能力的独裁者，这样可以整饬秩序，再造文明。再造文明可谓胡适的梦想，多年前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他的十六字经，“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前三者都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现在，学苏俄也好，学意大利也罢，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验主义，主义虽然拼盘，目的还是一个：再造文明。可是，面对傅孟真的话，胡适迟疑了。他说：“此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有何区别？况Dictator（独裁者）如Mussolini（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胡适表示“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胡适这个人很有意思，除了自身的思想不稳，有相当的摆幅外，碰到比他右的（徐志摩），他就显得左，碰上比他左的（傅斯年），他又右了。当然，他要学的德国，不是纳粹德国，其时希特勒还没上台。
胡适推崇苏俄政治，反对英国政治，都是以中国政治为出发点的。英国政治的陈陈相因和中国政治的衰腐之气颇有相近处，胡适批评它不奇怪，只是胡适忽略了这两种政治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相反，和中国政治的死气沉沉相比，苏俄政治在表象上却符合胡适的《努力歌》和“干、干、干”，所以他对莫斯科投以相当的好感。在给徐志摩的第一封信中，胡适说得很清楚：“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一八九○－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胡适这里说的“革命博物馆”，在他的日记中有对应的记载。这是胡适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下午到革命博物馆，馆中用史料表现革命史的各时期……最后为Lenin Corner（列宁厅），表现列宁之一生历史及著作。凡他的手泽，遗物，皆搜罗陈列；中有他变服为铁匠时的假发，饭锅，护照等。他死后的各国代表团体之花圈也陈列在此”。革命博物馆中，胡适看得最仔细的是“列宁厅”，记忆也最深。直到一九三五年的一篇文章中，胡适还没忘记：“我们到莫斯科去看了那个很感动人的‘革命博物馆’，尤其是其中展览列宁一生革命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血》是徐志摩十三篇《欧游漫录》中的最后一篇。这一篇是徐志摩“谒列宁遗体的回想”。胡适和徐志摩在莫斯科都去看了列宁，但他们去的地方不一样。胡适是在“革命博物馆”中看列宁遗物，而徐志摩则去红场看列宁遗体。当徐志摩踏进列宁遗体陈列室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什么呢？“进门朝北壁上挂着一架软木做展平的地球模型；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信奉英国政治中自由和保守的徐志摩当然更大惊失色。因此，当胡适声称世界政治舞台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试验时，徐志摩的持论是“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这几句，尤其最后一句，有似新旧约中经文般的语言。就此，胡适认可的是乌托邦试验，徐志摩看到的是天堂前那一座血污的海。这之间的差别，一个偏于理想主义的高蹈，一个偏于人道主义的悲悯。如果说前苏联人曾经这样表述：打破鸡蛋才能做蛋糕。胡适看到的是那还没有做出来的金黄色的蛋糕，徐志摩却盯着那已经被打碎的鸡蛋。问题更在于，鸡蛋打碎后，是否就一定能做出蛋糕。于是，徐志摩连连发问：一，“那个‘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二，“认清了他们的目标，……可以再进一步研究它们的方法的对不对？这经程中所包含得牺牲的值得与否”；三，“苏维埃制在俄国有成效这件事实（假使有）是否就可以肯定这办法的普遍适应性”。
可以看看胡适是怎么回应的。
“什么叫做‘学理上的充分根据’？他们根本上就不承认你心里所谓‘学理’，这却也不是蛮劲”。胡适不是“蛮劲”是负气。不是“他们”不承认学理，而是胡适在这里不承认学理。他甚至更负气地说：“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其实，哪一种主义没有它学理上的依据，就是胡适此刻斗嘴，也有学理依据可循，这就是实验主义。是的，实验主义是排斥学理的，尤其是它有可能成为教条的时候，它强调的是去做、去干、去尝试、去实验，所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胡适的话，正含有这层实验主义的底因。只是，胡适不愿意正面回答徐志摩提出的问题：那种理想的乌托邦到底能否实现。但，徐志摩的发问，已经隐然触及哈耶克多年后提出的一个命题：通往天堂的路是用地狱铺就的。
胡适一味强调尝试而不讲学理，不仅使他在一个重大事件的认知上吃了亏，而且在一些小事上比如打牌也吃过不讲“理”的亏（尽管不是学理），且看梁实秋笔下胡适打麻将这一段：胡适之先生也偶然喜欢摸几圈。有一年在上海，饭后和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和我，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有人认为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胡先生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落地，单吊，显然是一副满贯的大牌。“扣他的牌，打荒算了。”胡先生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难道他会吊孤张？”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犹豫不决。左右皆曰：“生张不可打，否则和下来要包！”胡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如果扣下这张白板，势必拆牌应付，于心不甘。犹豫了好一阵子，“冒一下险，试试看。”啪的声把白板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一回却是“尝试成功自古无”了。潘光旦嘿嘿曰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现钱不够，开了一张支票，三十几元。那时候这不算小数目。
连牌都讲个牌理，哪有主义不讲学理？适之活该。
至于苏俄那一套是否具有普遍性，徐志摩是话里有话的。胡适认为苏俄正在走美国的路，徐志摩的疑问是，中国是否要走苏俄的路。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判断，很可以看出一个人眼力（就中国是否要走苏俄的路，徐志摩的表述委实更精彩也更精警，可惜这里无遑再引也不便再引）。胡适的回答依然是任性的：“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这不是笑话，是正经话。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不讲制度只讲干，大概牌还没有输够。但，这可不是个人手中的十三张，而是一副社会大牌。如果可以任意出张，那么请问什么不是干。斯大林主义是干，法西斯主义是干，纳粹主义也是干，这些主义当时都被视为积极的。适之先生，您认为哪一种是可以普世的呢？
几乎，徐志摩提出的问题，胡适都没有认真回答。这真可惜了那些问题本身，因为它们切关中国后来的命运。胡适当然是关注中国命运的，否则也不会一味强调干干干。只是当“干”本身也成为一个主义而不顾其他时，那么，就让适之先生看看徐志摩在莫斯科看到的那一出戏吧，那也是一种“干”：他们行动了，在空虚无际的道上走着，各样奇丑的尸体；全烂的，半烂的，疮毒死的，饿死的，冻死的，瘐死的，劳力死的，投水死的，生产死的（抱着她不足月的小尸体），淫乱死的，吊死的，煤矿里闷死的，机器上轧死的，老的，小的，中年的，男的，女的，拐着走的，跳着走的，爬着的，单脚窜的，他们一齐跳着，跟着音乐跳舞，旋绕的迎赛着，叫着，唱着，哭着，笑着——死的精灵欣欣的在前面引路，生的影子跟在后背送行，光也灭了，黑暗的光也灭了，坟墓的光，运命的光，死的青光也全灭了——那大群色彩斑斓的尸体在黑暗的黑暗中舞着唱着……死的胜利（？）（《犹太人的怖梦》）
是的，死的胜利，这“死的跳舞”。
六
上个篇幅言及人在英国的胡适对英国无有好感，但，英国佬有一件事深深地感动了他。这件事需要追记，因为是它使胡适对这个民族获得了一个公正的体认。这其实是一个细节，胡适一直藏住没说。直到一九三四年，离开英国已经八年，胡适才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到英国康桥大学去讲演。那天是欧洲大战的“停战纪念”（Armistice Day），学校并不停课。向来的纪念方式是上午十一点钟，一切工作全停止一分钟。在最热闹的街上，钟敲十一点时，教堂敲钟，一切汽车行人全停住，男人都脱下帽子，一切人都低下头来，静默一分钟。这是每年在参战各国处处看得见的庄严的纪念。
查胡适该日日记，这一天，胡适上午准备讲演稿，下午拜会一位八十一岁还依然很健旺的老教授。讲演是下午五点开始的，地点是剑桥大学的艺术学院。听的人很多，还有人坐在地上。胡适讲演的题目据胡适日记是《近百年来中华之复兴》（笔者注：胡适此题疑为笔误，根据讲演内容，实际上是中国近千年来即唐以来的文化复兴）。就在这一天，就在讲演前，胡适说他“看见了一件平常不容易看见的更庄严的停战纪念礼”。
我到了康桥，住在克赖斯特学院里，院长薛勃莱先生（Sir Aithur Shipley）把他的书房让给我预备我的讲稿，他说：“我不来惊扰你。不幸这天花板上的油漆正在修理，有个匠人要上去油漆，他不会打扰你的工作。”我谢了他，他走出去了；我打开我的手提包，就在那个历史悠久的书房里修改我的稿子。那个工人在梯子上做他的工作。房子里一点声响都没有。
整个上午就是这样静悄悄……
到了十一点钟，我听得外面钟楼上打钟，抬起头来，只见那个老工人提了一桶油漆，正走上梯子去。他听见了钟声，一只手扶住梯子，一只手提着漆桶，停在梯子中间，低下头来默祷。过了一分钟，钟楼上二次打钟，他才抬起头来，提着油漆桶上去，继续他的工作。
这一切都被胡适看在眼里。胡适不是欧洲人，他没有在桌前站起来一道低头默祷。他只是“抬起头来”，坐着、看着、注视着、感动着：我看见那个穿着油污罩衣的老工人停住在梯子半中间低头默祷，我的鼻子一酸，眼睛里掉下两滴眼泪来。那个老工人也许是在纪念他的战死的儿子，也许是在哀悼他的战死的弟兄。但是他那“不欺暗室”的独自低头的默祷，是那全欧洲同一天同一时间的悲哀的象征，是一个教育普及的文明民族哀悼死者的最庄严的象征。五十万陆军的大检阅，欧洲最伟大的政治家的纪念演说，都比不上那个梯子半中间的那个白发工人的低头一刹那间的虔敬的庄严！
这的确“是一个教育普及的文明民族”。七十多年后，笔者展卷至此，眼亦为之热而心亦为之动。
不过，胡适当时是否意识到，自己也该站起来，和那位老工人默哀同致呢？
邵建，《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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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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