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受辱: 民族主义与创伤记忆程 巍:
2017 年第 1 期 山 东 社 会 科 学 No.1 总第 257 期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57 · “文学与民族主义”专题讨论( 学术主持人: 王升远) · 主持人语: 近些年,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和民族国家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重大议题。 近期,对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奥巴马指出,这显示人们普遍对自己的国族认同还有世界地位不再像以前那么坚定,而这导致左右两派都出现了奥氏所称的“民粹主义运动”。 从这个现实语境上来说,今天我们在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脉络里重审文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从中寻求有效的历史经验就显得格外重要。 本次的专题邀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程巍教 授、台湾清华大学的柳书琴教授和日本一桥大学的坂井洋史教授三位学者赐文从不同的视角回应这一议题,几篇宏文从文献占有之全备到问题意识的生成及其展开理路都会给我们带来强烈的震撼、冲击和有益的思考。 程巍教授的论文 冲破了学术界对辜鸿铭的“圣化”和讹传, 还原到晚清大变革时代、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下一个朴素而又非凡的“个体”的处境、困境,自下而上地发问, 并由此完成了一项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而言极为重要的“祛魅”过程, 从而揭示出辜鸿铭由“大英子民”到激进民族主义者的转变乃是个体遭受的身体、尊严羞辱进而与国族遭受的欺凌相叠加的结果。 柳书琴教授的论文极大地拓展了台湾现代文学的论域,将农民运动引入台湾新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从三大农运与作家文学创作的视角,以赖和为指标,追溯台湾地区 本土论题在与“新文学”这一外来形式的关联中生成了“台湾新文学”并树立思想的先锋性的理路,并据农运发生地和新文学作家的地理分布关系描绘了一副“新文学地图”,提示出台湾新文学成熟于中南部苦难之地的“所以然”。 坂井洋史教授的论文指出战后竹内好和石母田正在战后关于“东方—西方”、“民族—世界”关系的讨论中,对“民族”执念过深,且有着极为观念化的倾向,为此表彰鲁迅超过“国家”框架而提倡的“人的真性”、“相爱的至情”之意义, 我想坂井先生所引知堂的这段话对于今天依然是极有意义的———“我们这时代的人,因为偏隘的国家主义的反动,大抵养成一种‘ 世界民’ ( kosmopolites) 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