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俄烏戰爭　美資深外交官揭川普一大失誤

停火與和平協議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停火並不意味著你放棄任何權利，只是同意先停止戰爭，而永久和平則意味著你必須放棄權利，可能是領土、人口等等。

停火長短時間不一，在塞浦勒斯、朝鮮半島等地，停火已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它們的停火並非完美，也沒有解決最終地位的問題，但比持續性的戰爭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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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1天前 • 發布於 1天前 • 國際中心蔡姍伶／綜合報導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榮譽主席、美國資深外交官兼前駐北愛爾蘭特使哈斯。（圖／取自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官網） —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榮譽主席、美國資深外交官兼前駐北愛爾蘭特使哈斯。（圖／取自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官網）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當地時間18日，在白宮先後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及多位歐洲領導人會晤，川普在過程中，表現出不必要先停火、而是可以著重在直接達成和平協議的看法，引起多位歐洲領導人不安。曾擔任美國駐北愛爾蘭特使、參與塞浦勒斯、中東和南亞衝突談判的美國資深外交官哈斯（Richard Haass）直言，排除先停火之可能、直接進入最終地位問題（和平協議）的談判，是一個「重大的戰術錯誤」，因為這很可能只會延長戰爭，甚至不可能取得成功。

哈斯在接受外媒《Politico》專訪時表示，在他看來，目前俄烏尚不具備直接達成和平協議的條件，當務之急應該是先停止衝突，至於那些曲折的細節之後再慢慢解決，停火與和平協議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停火並不意味著你放棄任何權利，只是同意先停止戰爭，而永久和平則意味著你必須放棄權利，可能是領土、人口等等。

停火長短時間不一，在塞浦勒斯、朝鮮半島等地，停火已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它們的停火並非完美，也沒有解決最終地位的問題，但比持續性的戰爭好得多。因為在蒲亭及其繼任者執政期間，談判只會非常複雜，涉及人口、自治區、領土、安全保障等諸多問題，甚至包括賠償、戰爭罪等，不是短時間就能達成的。

哈斯指出，無論川普本人的看法是什麼，在這場持續已3年多的俄烏戰爭裡，他與俄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的私人關係如何，可能並不那麼重要，因為蒲亭有他的目標，川普有他的算計，外交政策更關乎各國和領導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利益，以及他們願意、能夠為此付出什麼，所謂的私人關係不應被過分誇大。

一、開啟談判前需具備的關鍵條件

首先，事件主角國家的領導人，都必須認同，停火或和平比維持現狀更好，而且還要有能力採取切實行動。

停火是目前最理想也最現實的目標，這本質上就是先停止敵對行動，將雙方部隊隔離開來；反觀正式的和平協議談判可能需要花上數月甚至數年，因為它涉及雙方所有最棘手的問題。

即便川普真的想跳過停火階段，直接專注於俄烏達成和平協議，但這樣做的前提，是所有實現正式持久和平的先決條件都已經具備，但現階段看來，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蒲亭和澤倫斯基之間的差距仍是「巨大的」。

二、蒲亭真的想達成協議嗎？他為何還不願意停火？

哈斯坦言，他認為蒲亭並不想要協議，準確的說，他不想要一份「烏克蘭能夠接受」的協議，他想要的協議是，烏克蘭現在或將來，不再是一個與西方有聯繫的獨立主權國家。

此外，蒲亭還明確表示，他希望進行各種領土轉讓，但澤倫斯基承認俄羅斯佔領了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大部分地區是一回事，簽署協議放棄烏克蘭對這些地區的所有權和權利則是另一回事。因此，他極度懷疑究竟能否透過談判達成持久和平。

目前，蒲亭可能覺得，戰爭和時間對他是有利的，若和平未能實現，責任應該落在澤倫斯基、而不是他身上。

在某些時刻，蒲亭或許會準備接受停火，例如針對性的制裁增加，或者美國明確承諾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能讓他明確意識到，更多的戰爭不會為他帶來更多成果，但目前對他施加的壓力還不足以達到這一點。

三、烏克蘭還有多少時間？

哈斯表示，因為修法等因素，蒲亭基本上可以無限期掌權（只要他還活著），而川普理論上幾年後就會下台。所有領導人都會思考自己在任期間能有什麼成就。比如：蒲亭想在自己任期內讓烏克蘭屈服於俄羅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思考如何在自己任期內，就讓台灣與中國統一；川普則在乎自己能以「和平締造者」的身分留下多少政治遺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間表，這可能導致他們有耐心或缺乏耐心，取決於他們認為自己還能做多少年。

最後他也建議川普，若真的想朝正確方向停止戰爭，第一步是要先設法停火，第二就是要設法改變蒲亭的算盤，最好的辦法就是無限期向烏克蘭提供軍事和情報支持，同時對俄羅斯實施一些制裁。畢竟烏克蘭擁有的籌碼，來自過去3年多建立的強大防禦系統，但它之所以能做到這樣，主要是因為有來自歐洲、尤其是美國的幫助。現實狀況就是，俄羅斯擁有結構性優勢，它的人口是烏克蘭的3倍半，還有龐大且完整的軍工業規模，若放任烏克蘭孤軍奮戰，它是無法匹敵的，歐洲可以幫助烏克蘭，但即便歐洲加上烏克蘭，也未必足夠。

資料來源：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哈斯個人頁面、《Politico》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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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決定緬甸抵抗運動能走多遠

中國在緬甸問題上發揮主導作用的能力日益增強。對抵抗力量來說，其影響是深遠的。

作者：Kyaw Htet Aung

2025年4月26日

中國決定緬甸抵抗運動能走多遠 — 2023 年 10 月 27 日，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 (MNDAA) 士兵在佔領位於撣邦北部馬格拉塔普山的緬甸軍事基地後，手持 MNDAA 旗幟合影。
圖片來源：Facebook/果敢

自2021年2月軍事政變以來，緬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該國在暴力鎮壓和全國各地基層抵抗的重壓下陷入分裂。在短短四年多的時間裡，全國各地出現了500多個新的武裝團體，進一步增強了已經長期存在的民族武裝組織（EAO）。最初只是零星的遊擊戰，現已升級為全面的多線衝突。軍政府武裝與各抵抗組織之間爆發了超過16,000次武裝衝突，這是東南亞近代史上最激烈的國內衝突之一。

2023年10月27日，緬甸迎來了重大轉折點，由若開軍（AA）、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MNDAA）和德昂民族解放軍（TNLA）組成的三兄弟聯盟發起了1027行動。他們與其他抵抗力量聯手，對軍政府造成了沉重打擊，奪取了部分領土，並將軍方趕出了全國各地的關鍵據點。最具象徵意義的勝利可能是，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及其盟友佔領了位於撣邦北部臘戍的東北地區軍事指揮部，這是緬甸內戰現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另一方面，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緬甸政治和安全局勢中一個默默但強大的參與者，同時官方堅持「不干涉」政策。然而，自 2021 年政變以來，北京一直在重新調整這一方針——旨在保護其戰略投資免受不穩定因素的影響，同時密切關注其西南邊境的事態發展。在1027行動第二階段之後，中國作為調解人的角色明顯變得更加自信，甚至帶有強制性。中國傳統上被視為軍政府與邊境特別行動組織之間的中立調解者，但其最新一輪調解卻標誌著一個重大轉變 — — 不僅在風格上，而且在戰略意圖上。

這一次，北京強力推動符合自身利益的決議。它試圖維持軍政府和抵抗力量之間現有的權力不平衡，確保沒有任何一個行為者能夠獲得足夠的力量來破壞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中國透過外交壓力和經濟激勵相結合的方式成功獲得了其想要的結果。 2025 年 4 月，佔領臘戍九個月後，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將該市交還給軍政府——如果沒有中國的干預，這一舉動是不可想像的。

這並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標誌著一種更廣泛的模式和現象的鞏固：中國在緬甸實際影響結果的能力日益增強。北京不僅越來越決定誰坐在談判桌上，而且決定誰能得到什麼樣的談判結果。對緬甸抵抗力量來說，其影響是深遠的。中國的強硬態度並不局限於軍事行動——它正在重塑政治格局本身。當中國主導決定緬甸的未來時，將產生三個關鍵後果。

第一個重大意義是，中國正在積極限制緬甸抵抗軍追求軍事勝利的戰略上限。對於抵抗力量來說，最終戰略仍然很明確：透過武裝鬥爭瓦解軍政府，這一論點繼續主導著公眾話語和戰術規劃。然而，中國在撣邦北部所表現出來的強制性調解方式，卻巧妙地破壞了這個目標。儘管北京可能不會對每個落入抵抗力量手中的城鎮做出反應，但它已表現出在其核心利益受到威脅時進行幹預的意願。這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訊息：在北京劃定界線之前，抵抗的程度是有限的。

重要的是，這不僅是中國站在軍政府或抵抗力量這邊的問題。相反，它反映了更廣泛的戰略考量 — — 在緬甸動蕩的權力格局中，這可以說是一種刻意的「地面平衡」行為。從北京的角度來看，政治上分裂的緬甸比領土上分裂的緬甸更容易管理。一個弱小、分裂但仍完整的國家更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使其能夠發揮影響力，而不必承擔國家崩潰或地區不穩定所帶來的風險。北京的理想狀態是緬甸夠弱小，可以輕易改變其政策，但又夠完整，可以服務中國的戰略利益。

第二個關鍵含義是出現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衝突終止模式”，這可能成為緬甸的決定性參考點。多年來，西方捐助國和政府對緬甸和平進程投入了大量資金，支持停火監督、對話促進和體制機制建設。然而，其結果充其量也只是平平無奇，而且很少有持久的成果。相較之下，中國目前正在推行自己的模式，即積極調解和直接參與停火監督，在最近臘戍政權移交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就是一個例證。如果臘戍進程被證明是有效的，它將為緬甸未來衝突的管理樹立先例，並影響北京的戰略考量。

同時，中國在塑造緩和局勢方面日益佔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在美國減少對緬甸多個領域組織的資助之後。此外，北京不僅對國內主要參與者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對泰國和馬來西亞等有影響力的東協成員國也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每一個談判進程。然而，儘管中國可能有能力促進減少暴力，但它不太可能推動實現持久和平所必需的更深層的結構性改革。對北京來說，積極的和平——由正義、公平和長期政治解決方案定義——可能不符合其戰略利益，而且在當今緬甸的背景下，這似乎也不是一個務實的目標。

最後，或許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影響，涉及中國積極且日益直接地介入緬甸事務所帶來的更廣泛的地緣政治風險。目前，全球舞台上出現了兩種可能的走向：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忽視」和「地緣政治競爭」。這兩種情況都對緬甸的長期利益構成嚴重風險。

在地緣政治被忽視的情況下，疲憊不堪的國際社會 — — 被其他地方的危機分散了注意力，並被國內事務所困擾 — — 可能會向中國讓步。包括緬甸近鄰在內的地區行為體可能優先考慮短期穩定和保護其戰略利益，而不是可持續的和平建設和民主治理。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將能夠更好地根據自身戰略利益引領緬甸的衝突後轉型，而不會對其所期望的結果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這種被動的默許——實際上讓北京塑造國家的未來——是地緣政治忽視的本質。

然而，另一種選擇可能更加危險。大國競爭再度抬頭，以戰略拒止、破壞穩定以及爭奪影響力和資源為特徵，可能使緬甸陷入更深的混亂。在這種情況下，該國將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舞台，而不是真正國際支持的對象。權力真空將會擴大，國家機構可能進一步崩潰，從武器販賣到毒品販賣等非法經濟活動將會在由此產生的不穩定中蓬勃發展。簡而言之，第二條道路可能是災難性的。無論是由於忽視或競爭，國際社會未能採取負責任的行動，都有可能使緬甸的未來不再是和平或繁榮，而是脆弱和被外國操縱。

緬甸已遠遠擺脫了 2021 年政變前所面臨的政治危機。該國目前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且複雜的國內衝突，軍政府和抵抗力量都各自為政，不肯妥協。同時，國際環境日益冷漠，受全球危機的干擾，不願進行有意義的參與。在此背景下，緬甸最終或許必須自己尋找擺脫衝突、分裂循環的出路。

英國殖民學者約翰·西德納姆·弗尼瓦爾曾警告說，「經過一段或多或少較長的無政府狀態之後，我們的後代可能會發現緬甸已成為中國的一個省」。在較為平靜的時期，這樣的聲明可能顯得有些誇張或過於危言聳聽。但在當前極度不穩定的情況下，弗尼瓦爾的話聽起來卻令人不安。儘管緬甸不太可能真正成為中國的一個省，但北京對緬甸政治和領土重組的影響力日益擴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越來越具有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