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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戰地記者：陳水扁害死格達費

[新聞] 新加坡戰地記者：陳水扁害死格達費

時間: Tue Mar 8 17:50:41 2016

1.媒體來源:

旺中

2.完整新聞標題:

新加坡戰地記者：陳水扁害死格達費

3.完整新聞內文:

新加坡首位戰地記者陳加昌先生，在由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書《超越島國思維：

李光耀的建國路與兩岸情》中，除了對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崛起之路與精神世界進行了

精采的剖析，同時也透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兩岸秘辛。其中最令人拍案叫絕的，就是前總

統陳水扁在2006年的迷航外交，是如何促成了利比亞狂人格達費在2011年失勢，並且慘遭

反對派處決的命運。

陳加昌指出，陳水扁於2006年5月獲邀前往哥斯大黎加出席阿里亞斯的就職典禮，並對巴

拉圭進行國是訪問。陳水扁向華府方面提出過境美國的要求，但是卻遲遲到出發前一天，

才得到美方的回應。由於美國方面表示，台灣的總統座機只能夠在夏威夷與阿拉斯加過境

，而且在加完油以後就要立刻起飛離境，這個做法讓陳水扁感到華府對待他已經與其他反

美國家的領導人別無二致。

在書中，陳加昌並沒有解釋為什麼華府要如此不友善的對待陳水扁，但是事後前往美國在

台協會抗議的908台灣國運動方面表示，此一舉動明顯是對阿扁終止《國家統一綱領》進

行報復。陳加昌提到：「看來阿扁也很有骨氣，因飛機不能在指標性城市過境，他惱羞成

怒。專機出發時，突然宣布取消過境美國，也不公布過境的下一站，鬧及所乘坐的華航專

機與桃園機場塔台發生爭執。」

為了向世人證明即便沒有美國，台灣的總統也能夠在全世界到處飛行，陳水扁先是下令飛

機轉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阿布達比機場加油，然後再起飛經由黎巴嫩飛往巴拉圭。在中

共駐貝魯特大使館的出面阻擋下，陳水扁的華航專機不得進入黎巴嫩，最後只好經由荷蘭

轉往巴拉圭，成功完成了國是訪問，並出席哥斯大黎加總統的就職典禮。

造訪完了巴拉圭與哥斯大黎加後，陳水扁仍舊賭氣不願意進入美國領土，而是轉往敵視華

府的北非反美國家利比亞過境。2006年5月10日，當陳水扁座機抵達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

時，格達費不僅鋪設紅地毯歡迎這位台灣來的總統，而且還親自出面給予接待，從而引來

了北京方面的強烈抗議。然而，格達費的接見卻同時也被當時的民進黨政府視為那次迷航

外交給台灣帶來的重大外交成就。

當時距離利比亞與美國復交的5月15日還相差五天，格達費為什麼願意冒著同時得罪華府

與北京的風險款待陳水扁呢？陳加昌認為這與蔣中正總統在1962年派遣顧問協助利比亞建

立空軍的歷史淵源有關，所以懂得飲水思源的格達費決定賣陳水扁一個人情讓他過境。也

有不少名嘴認為，這是因為格達費早年曾經在復興崗政治作戰學校「遠朋班」受訓，所以

對台灣存在著特殊的情感。

然而，格達費本人並非空軍出生，且1962年的利比亞王國也還在國王伊德里斯一世的控制

之下，因此說他是因為中華民國空軍派顧問訓練利比亞空軍一事而善待阿扁可能有些牽強

。至於格達費曾經到「遠朋班」受訓一事，也在2011年2月為中華民國國防部所正式否認

。格達費與國軍之間勉強能夠稱得上合作的關係，一直要到1969年9月他發動武裝政變的

時候才發生過一次。

而且，那一次政變的過程對於合作的參與者俞湘鍍少校和葉秉中上尉而言卻未必是愉快的

回憶。因為當時以顧問身份在利比亞活動的兩名國軍軍官，是在格達費的自由軍官組織威

脅之下被迫捲入他國內戰的。至於俞湘鍍少校與葉秉中上尉同格達費的所謂合作方式，據

前不久過世的資深外交官陸以正先生回憶，就是關閉了利比亞全國的無線電通信網路，迫

使國王的近衛部隊在無法對外求援的情況下向格達費投降。

因此，俞湘鍍少校與葉秉中上尉一度成為了格達費眼中的當紅炸子雞，可以在無需通報的

情況下自由進出其辦公室。當時已經陷入外交危機的中華民國政府出於鞏固邦交國的想法

，也樂於利用這層關係減緩格達費政權承認中共的速度。只不過，俞湘鍍少校與葉秉中上

尉兩人後來實在也受不了格達費的極端作風，索性連台灣的退休俸都不要，以赴美旅遊的

名義離開了自己的崗位。

到了1978年，格達費領導下的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還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邦交，並

斷絕了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俞湘鍍少校與葉秉中上尉那段「鼎力相助」的歷史，或許是格

達費在建立政權以後，雖採取親蘇反美政策，但是卻遲遲沒有與台灣宣告斷交的原因，但

是這位崇拜毛澤東的利比亞狂人會親自出面款待陳水扁，卻可能還存在著其他因素。

其中一個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在於陳水扁領導下同時遭受美國與中共打壓的台灣，令同

樣遭受西方列強孤立，同時也沒有得到北京太多好臉色的獨裁者格達費產生了感同身受的

想法。尤其是中共借助美國的力量遏止與打壓台獨的行為看在他眼中，更是違背了昔日毛

澤東聯合弱小國家抵抗歐美殖民列強的理想主義原則，所以才做出了與陳水扁會面的決定

。

事實上，從陳水扁試圖捨棄歐美國家，嘗試藉由阿布達比、黎巴嫩與利比亞等中東國家完

成過境外交的這段歷史來看，也確實不難發現民進黨政府相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更加重

視建立與毛澤東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然而，中共顯然對於格達費追尋其老祖宗

傳統政策的行為並不買帳，而美國似乎也因此逮到了剷除這個北非暴君的絕佳機會。

在書中，陳加昌提到了2011年美軍與北約部隊出兵利比亞的細節：「美國為了除去格達費

，據說曾就教於中國的態度。過去，中國和俄羅斯表示反對。這一次，據說中國沒有表態

。美國於是將它視為『中國的OK訊號』。於是放膽擴大支援利比亞國內叛軍，直到『斬首

』成功為止。格達費總統飲水思源，給台灣總統陳水扁送來順水人情，給飛機降落添油，

就算感恩吧，卻招來殺身滅國之禍。」

4.完整新聞連結 (或短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308004991-260409

書籍摘要：讓新加坡繼續前進的殘酷真相

Calvin Wee 黃建詠

Nurturing relationships through delightful experiences in Singapore, China and ASEAN 新加坡視角|東南亞洞察|中國通

2025年3月27日

摘要：《讓新加坡繼續前進的殘酷真相》匯集了《海峽時報》記者對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進行的坦誠而廣泛的訪談。本書以主題章節為框架，記錄了李光耀對領導力、治理、多元文化主義、地緣政治、新加坡未來及其政治遺產的反思。

Q：一些評論員說，您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新加坡，包括「始終生活在對災難的恐懼之中」。您為什麼如此擔心新加坡會失敗？

我擔心新加坡人會認為新加坡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可以與丹麥、紐西蘭甚至列支敦士登或盧森堡相提並論。

我們身處一個動盪不安的地區。如果我們的政府和人民不能以積極的方式與週邊其他地區區分開來，並且能夠自衛，新加坡將不復存在。

如果我們忽視這些情況，我們就會走向衰敗。我們沒有願意幫助我們繁榮的鄰居。當我們繁榮起來時，他們多年來一直認為我們依賴他們的資源生活。直到他們意識到我們歡迎外資的經濟政策發揮了作用，他們才有足夠的信心效法我們的做法。

我們是這個地區的新貴，因為我們生存了很長時間，我相信，考慮到國際環境，只要我們有一個強大的體系，使我們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機會，我們就能輕鬆地再生存 50 到 100 年。

我們必須吸引和留住人才。人才不僅僅指傑出的學者。人才還包括足球明星、網球明星、歌手、搖滾明星等等。這樣我們才有活力。一個國家的發展源自於一次建設一座城市。一個城市的發展源自於一次建立一個產業。他們分析了四類人才：創新者、企業家、導師和超級導師。美國人勝過其他國家，因為他們擁有這四種類型的人才。他們發展出了吸引人才的文化。

新加坡是一座建在沼澤地上的80層高樓。我們已經學會如何打樁和浮筒，這樣我們就可以再建造20層，甚至100多層。

只要你理解並確保基礎牢固。跨種族、跨宗教的和諧至關重要。否則，彼此爭吵，我們注定失敗。

問：既然我們談到了反對黨，請問您為什麼不願意開放體制？您認為兩黨制沒有必要嗎？

你只是反映了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的觀點，即我們需要一個反對派，這樣它才能接管政府。

反對派根本不可能有足夠有能力的人來接任。就這麼簡單。

我們找不到足夠優秀的人才來管理政府，我們一直在尋找這樣的候選人。劉程強找到的人選品質很高，可以看到。他非常努力。我們不斷受到批評。我說：“來吧，組建一個反對黨。開車到處轉轉。去見人民，看看你能不能贏得他們的支持。”

我們並非聲稱我們目前的立場是固定不變的。它會隨著新一代領導人和選民的更迭而演變。領導者和選民必須以自己的方式運作這個體系。

檢驗我們選舉制度的標準，不在於是否有一個獨立的選舉委員會，而在於投票是否誠實進行，以及是否產生了具有合法性、治理良好的政府。

問：您提到，隨著社會變得更加分裂，在新加坡實行一人一票制將變得更加困難。

答：這是每個社會都會出現的，成功人士和不太成功人士之間的鴻溝。成功人士忘記了，如果沒有和平與穩定，他們就不可能獲得教育、工作或商業機會，也無法取得成功。但即使成功了，他們也認為自己是靠自己成功的。

這是整個社會氛圍的改變。養育我兒子和女兒的那一代人明白，我們可能已經失去一切。人們把現有的東西當作新的基礎。十年後，他們畢業，碼頭竣工，綜合度假村（IR）建成，運河變成河流，他們把這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

他們以為那種感覺會一直存在，無需付出任何努力。我認為他們不明白，在我們到達那裡之前，我們付出了很多努力和規劃，而要保持這種狀態，也必須付出很多努力。

Q：您對新加坡最大的擔憂是什麼？

答：我認為，領導階層和人民已經忘記了，迷失了方向，不了解我們所面臨的限制。

規模小，組織嚴密，人員能力強，國際信任度高，有能力與大國打交道。如果我們失去這些，我們就會衰落。而且衰退的速度可能非常快。

Q：從政 57 年後，您能為新加坡有抱負的政治家提煉出哪些最重要的經驗教訓？

答：你必須有信念。如果你沒有信念，你是為了個人榮耀、榮譽、名聲或聲望而參軍，那就算了。還是去做點別的吧。如果你想參軍，就得像我原來的團隊一樣，把這份工作當成終身職業。我們當時是在拿生命冒險，對抗共產黨。如果你輸了，他們會拔掉我們的指甲，給我們洗腦，我們都知道，他們對此毫不掩飾。

這是第一點，你必須有決心去做這件事，並且不是為了榮耀，而是因為你覺得你必須這樣做。

問：即使在今天，一些新加坡人仍然更傾向於杜博士的觀點。他們希望看到領導人透過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晉升，而不是被精心挑選、空降到高層。

答：世界上沒有哪個領導階層是完全由下而上的。你給我舉個例子。美國總統候選人是怎麼選出來的？自下而上？不是。是從民主黨精英和共和黨精英內部選出來的。

在中國共產黨，是自下而上的嗎？第一代革命家是自下而上的，但毛澤東在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把其他人都打倒了，成為唯一的領導人。他決定一切，直到他去世。

讓我們把事實弄清楚。非洲人國民大會（ANC，即非洲人國民大會）是自下而上的嗎？是非洲人民決定的嗎？不。納爾遜曼德拉是他們獨立的象徵，這位鬥士入獄超過20年。他退休後，他周圍的群體接管了政權。這算是自下而上的嗎？

問：您說內閣裡沒有唯唯諾諾的人，因為他們有選擇，可以離開。但其他一些內閣成員的情況不是這樣嗎？尤其是那些從軍隊或公務員隊伍轉業而來，而且一開始就是學者出身的人。

答：如果他們素質高，出去玩兒沒什麼問題。如果你是一位成功的牧師，出去玩兒也沒什麼問題。這是一個小社區。

在最頂層，你所能找到的也只有一份CEO、COO、CFO、董事長、副董事長的名單，大概有3000人左右。你只需拿起電話問：“你認識這個人嗎？他是什麼樣的人？”

有些獵人頭了解每位傑出人才的素質。高薪問題永遠無法完全解決。一些新加坡人認為部長應該為了榮譽和榮耀而擔任。但有多少人能連任不只一屆？我們這一代之所以能做到，是因為我們已經做好了放棄一切的準備。我們為我們所信仰的事付出了畢生的努力。我們的繼任者能做到嗎？不能。他們現在有很多選擇。

如果我現在30歲了，我是不是就一定會從政？不會。我為什麼要從政？我會失去隱私。我能得到什麼？只會遭到批評。

我可以從事一份職業。我哥哥是律師，賺了超過1億美元；他從法律界轉行做了房地產和航運。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沒什麼榮耀可言，只會吃苦。你得背負重擔，還要擔心供水問題、明年的經濟狀況、我們社區正在規劃的鋼鐵廠等污染產業，然後季風會把霧霾吹到我們頭上。你得擔心所有這些潛在的問題。

所以年輕一代想：「如果我不參與政治，一旦情況變糟，我就捲鋪蓋走人了。我有美國綠卡。」如今，受過良好教育的新加坡人也面臨這些選擇。

需要再來一場革命才能造就我們這一代。我從政時，不只是拿財富，更是拿生命冒險。如果我輸了，共產黨就會把我整垮，給我洗腦。我們這一代是無法複製的。

我們剛上任的時候，我的內閣大概有五位明星球員，其餘的都平庸。所以我把重擔都給了五位明星球員。

你可以看看：吳慶瑞、韓瑞生、林金山、拉惹勒南，還有一兩位。其他人都比較平庸。杜進才有博士學位，擅長研究。但他真的有「直升機」的特質嗎？所以我不得不把他從副總理的位置上調走，儘管他是黨的創始人之一，但他缺乏平衡力，在危機時刻行事草率。

我公開過嗎？沒有。但這些年來我注意到他缺乏這一點嗎？是的，否則我們就會有麻煩了。所以，從我賦予他的職責可以看出，他的職責是有限的。我不想貶低他的貢獻，但他也有限制。黃根成不是學者。賈古瑪也不是學者。但他們有判斷力，能夠處理人際關係。

問：但有些人對高成長帶來的社會問題非常不滿，因此可以想像他們可能不介意薪資成長放緩。

真正的事實是，新加坡人看著新移民，會說：「哇，他們的孩子要和我的孩子競爭學位、獎學金和工作了。」他們的孩子學習努力，成績優異。

他們來到新加坡時英語能力並不高，但四、五年後，許多人的英語程度就達到了頂尖程度。此外，絕大多數外國人都是持有工作證照、從事繁重工作的，他們沒有資格成為永久居民或公民。持有工作證的工人面臨的安全和社會動亂問題令人擔憂。

新加坡人知道這些工人只是暫時的，他們不能帶著家屬一起來。競爭帶來的不滿情緒，主要來自新公民和他們的孩子。

Q：近年來，隨著外國人（主要是華人和印度人）的湧入以及種族組成的變化，您是否想過這會對我們的社會產生什麼影響？

是的，我對此非常擔憂。我不擔心華人，因為我們本地人口正在迅速減少。所以移民只是勉強彌補了一點。

大量湧入的印度高素質人才，我們無法拒絕。拒絕他們是愚蠢的──IT專家、銀行專家。而且他們的孩子會很聰明。他們現在可能佔9%，而過去是7%。我無法預測這種趨勢會持續多久。

我感覺這種趨勢會持續很多年，因為印度城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趕不上新加坡。中國城市會迎頭趕上。 20到30年後，沿海城市會和新加坡一樣好，你可能會看到人口數量大幅下降，因為既然我有同樣的機會，同樣的生活質量，為什麼還要來新加坡呢？

越來越多的留學生來自四川、湖南、湖北、遼寧和一些較貧困的省份。而不是沿海城市，因為沿海城市的學生父母更富有。他們一拿到高中畢業證書或國際文憑，就去了美國。

所以我擔心的是，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移民的流入可能跟不上。印度移民的流入將會持續，因為印度城市仍然充滿機遇，但他們想留在新加坡，回去尋找機會，並在新加坡定居。

所以，我們可能會遇到這種情況，他們佔比達到12%，但會讓馬來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們正在盡力吸引來自海灣地區的穆斯林——有一些，但數量不多，因為他們很富有。來自馬來西亞和印尼的穆斯林很少。有一些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通婚，也有少數是新加坡和印尼通婚。但從比例來看，這微不足道。

Q：您形容新加坡是一個轉型國家，因為它歷史悠久，語言、文化和地理環境都不同。在您看來，新加坡應該是什麼樣子，才能成為一個國家？

我對新加坡人的定義，也是我們與其他新加坡人的不同之處，就是我們接納任何加入我們的人，並視他們為我們的一部分。這是美國人的理念。我們需要人才，我們接納他們。這必須是我們最核心的特質。

如果我們沒有這種特質，我們是不是只會遇到跟我們一樣的人？比如來自中國的華人？來自印度的印度人？現在馬來西亞的馬來人已經和我們不一樣了。隨著時間的推移，來自中國、印度或其他地方的人來到這裡，他們就會改變。這是一個決定性的特徵。英語將成為我們的工作語言，而你仍保留你的母語。你的母語可能不如英語好，但如果你需要與中國、印度、馬來西亞或印尼做生意，你可以提升你的母語程度。

評論：新加坡在身分政治上劃定的紅線

評論

評論：新加坡在身分政治上劃定的紅線

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的 Jaclyn L Neo 博士表示，身分政治本身並不壞，但當其被用作向他人施壓或分裂社會的武器時，就會產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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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身分政治再次成為新聞焦點，再次引發了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在新加坡這樣一個種族、宗教、語言和文化多元化的社會中，政治行為和言論的界線究竟在哪裡。

最近關於代表性、社區關注和公共話語界限的爭論提醒我們，身份認同繼續影響著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

本月早些時候，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兼內政部長尚穆根在一份關於種族和宗教的部長聲明中，提及新加坡五月大選期間發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他指出，身份政治已導致其他地區社會分裂，並警告不要讓類似的分裂在新加坡紮根。

在許多方面，新加坡式的多元文化主義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儘管基於身分認同的動員已成為許多國家深刻分裂的根源，但新加坡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平衡了民主生活與社會凝聚力。這並非偶然。

從一開始，新加坡的建國世代就將其國家定位於一個多元文化的框架之中，並制定了強有力的法律來規定與種族和宗教相關的可接受行為和言論的界限。

然而，在全球互聯互通的時代，新加坡也未能免受其他社會動盪的社會分裂、種族敵對和宗教衝突的影響。這些外部緊張局勢可能會在我國境內引起共鳴，影響我們公共生活的基調和內容。因此，保持警惕仍然是必要且審慎的。

某些形式的認同政治可能對社會有益

身份政治其實是一個廣泛的現象，它可以包括政治行動、對某個政黨的支持、對某個政治候選人的投票，甚至基於個人身份而支持或反對某個政策立場。

由於我們的身份與我們的社會和政治選擇交織在一起，並且無法總是將其截然分開，因此許多政治行動都可以被描述為「身份政治」。

事實上，某些形式的認同政治可能對社會有益。一個人可能因為宗教信仰而被慈善事業吸引，或是因為對某個社群的共同同情而參與志工工作。

事實上，在新加坡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並非所有因身分認同而產生的行為和選擇都是有問題的，也不應該有問題。

新加坡的多元化是其社會如此充滿活力和生機的部分原因。我們的身分認同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可以豐富公民生活，加強社區凝聚力。因此，我們必須明確區分適當的認同政治與不恰當的認同政治。

首先，我們的身分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我們看待政策問題的方式；這本身不應該成為問題。公民不應該被要求在進入公共場所時在門口檢查身份。基於我們自身作為特定社群成員的經驗而形成的觀點，不應該在民主論述中被預先排除。

例如，世俗公共領域並非非宗教的，甚至也不是反宗教的公共領域。它只是一個不優先考慮任何特定宗教或種族觀點的公共領域。我們作為特定種族、宗教和文化群體的一部分的身份，不應剝奪我們支持或反對某些政策的資格。

其次，即使討論種族和宗教本身涉及身份政治，即使它發生在公共場所並涉及政治因素。我們不應迴避關於差異的棘手問題，而應鼓勵尊重的好奇心，並為彼此的文化、信仰和傳統提供提問的空間，而不必擔心這種好奇心會立即被貼上冒犯的標籤。無知滋生懷疑，懷疑滋長恐懼和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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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紅線

當倡議淪為施壓甚至脅迫時，我們或許需要劃清界限，因為分歧會被解讀為背叛而非差異。因此，身分不應成為貶低他人（包括自身社群內持有不同觀點的人）的工具。

例如，一位基督徒可能認為晚期墮胎是一種道德罪過，並可能據此倡導，但仍尊重其他持不同意見的人，包括基督徒同胞。當一個人試圖透過基於共同身分而向他人施壓甚至壓制他們，以阻止他們行使自己的判斷時，這種身分政治就會變得有問題。誠然，說服與脅迫之間的界線並不容易界定，但我們仍然應該嘗試。

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利用身分認同來施壓甚至脅迫他人做出某些政治選擇，尤其是在如何投票的問題上，就會劃出一條清晰的紅線。這種身分認同的政治化形式尤其成問題，因為它扭曲了政治選擇，損害了民主的完整性。因此，我們完全同意內政部長堅持譴責那些試圖利用種族或宗教來鼓吹投票支持某個政黨的人。這不是黨派問題，而是新加坡的問題。

對於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過1964年種族騷亂的人來說，那或許顯得有些抽象，但引發騷亂的動力很容易被重新點燃。和平與社會和諧並非理所當然。它們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集體克制並負責任地採取行動。

劃定身分政治的界限，並非為了阻止個人做出基於並表達其作為社群成員的信念的選擇，而是為了明確此類行為何時逾越界限，何時身分淪為脅迫或排斥的工具。

我們必須警惕有人試圖在「我們」和「他們」之間劃出更清晰的界線。我們或許並非事事都意見一致，但我們今天劃定的界線將決定我們的多元性是繼續成為我們的優勢，還是成為我們的敗筆。

Jaclyn L Neo博士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兼亞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她關於憲法、多元主義和宗教的著作發表於《牛津法律與宗教雜誌》等知名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