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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救了中國

戊戌政變救了中國

  • 戊戌政變救了中國
  • 载湉小丑,未辨菽麦
  • 馮桂芬:借兵俄法议
  • 戊戌德宗銳意變法,而翁文恭罷,無任事之人,悉由康有為等陰爲主持,新進競起,中外小臣上書言事,日數十,上視廷臣無可語,悉下公議,公面詰有爲曰:
  • 接受革命党人优待清廷以作为退位回报的承 诺,这是慎重之计。在这次朝会上,其他王公都沉默不语。
  • 只有 蒙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1873-1938)同意继续抵抗。那彦图的理 由似乎是担心俄国会利用清廷退位的机会,煽动蒙古从中国版图 独立出去(事实上后来确实如此)。
  • 由于那彦图的担心,会议没有 按照袁世凯的奏折行事,决定要推迟两天。
  • 吉田松陰與譚嗣同比較
  • 何以吉田松陰會遭指責「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有較大影響」呢?
  • 1854年松陰被拘禁於長州藩獄中的一年多時間裏,逐漸思索出一套藉海外發展以擴大日本防衛線,據有戰略優勢,以解決西夷覬覦皇國危機的「海外發展論」。
  • 松陰於獄中撰寫《幽囚錄》論保國之道云:「今急修武備,艦粗具、砲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乘間奪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圍,則可謂善保國矣。」
  •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痛心於清日戰爭中清軍之慘敗,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賣完新疆、西藏,“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
  • 日本「終戰紀念日」來臨前兩天,日揆 安倍晉三低調前赴山口縣萩市參拜了「松陰神社」。 此舉,立時遭到中國官方媒體抨彈,指神社內供奉的吉田松陰,「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有較大影響」,暗示安倍的參拜,是為軍國主義招魂。
  • 不得了,了不得,了也不得。
  • 怎麼哭,哭怎麼,哭又怎麼?
  • 罪孽深重,弗自隕滅,禍延顯考;
  • 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
  • 吉田松陰的學生
  • 吉田松陰在1854年在下田登上美軍軍艦企圖偷渡前往美國,在遭到美軍拒絕並向下田的奉行自首後被送回萩的野山獄,1855年出獄改幽禁於自家內,1857年自叔父繼承了位於自家土地內的松下村塾,並開始在塾內上課;此時期曾在松下村塾接受吉田松陰指導的學生包括:久坂玄瑞、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吉田稔麿、入江九一、前原一誠、品川彌二郎、山田顯義、野村靖、渡邊蒿藏、寺島忠三郎、松本鼎、岡部富太郎、正木退藏、飯田俊德、松浦松洞、增野德民、有吉熊次郎、時山直八、駒井政五郎、中村精男、玉木彥助、飯田正伯、杉山松助、久保清太郎、生田良佐、境二郎、宍戶璣等多位日後活耀於明治維新前後的人物。
  • 時務學堂總理及教習合影,自左至右:葉覺邁、譚嗣同、王史、歐榘甲、熊希齡、韓文舉、唐才常、李維格。
  • 時務學堂學生
  • 楊樹達曾經評價道:「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時務師生合力為之,以一短命之學堂而能有如此事業者,古今罕見也。」[3][4][5]
  • 蔡鍔:雲南都督,護國戰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 楊樹達: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
  • 范源濂: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師範大學首任校長。
  • 方鼎英:黃埔軍校代校長兼教育長。
  • 李復幾: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博士。[6]
  • 李炳寰、林圭、田邦璿、蔡鍾浩、唐才質、唐才中:自立軍起義烈士。
  • 傅良佐:湖南督軍
  • 中国第一烈士——谭嗣同。他的诗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 谭嗣同的影响有多大呢?五四运动被捕青年,个个毫无畏惧。直言:“愿为谭嗣同。”谭嗣同的袍泽好友唐才常在谭嗣同去世后,组织了自立军,在谭嗣同去世两年后发动起义,因消息泄露被张之洞逮捕后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道:“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同难者共十一人,唐才常首级被悬在汉阳门。他践行了与谭嗣同“生同志,死同烈”的信念。
  • 唐才常在自立军中有一个得力干将——黄兴。唐才常的死让黄兴彻底地看清楚了清王朝的腐朽,从此他坚定地走上了反清的革命之路。1911年4月27日,黄兴领导了广州起义,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黄花岗血流成河,林觉民等大批同盟会员命丧于此。有名可查的牺牲人数达八十余众,但一位19岁的青年机敏逃脱,幸免遇难。那位活下来的19岁的青年,38年后听见了开国大典的隆隆炮响,成为了共和国的大将,他就是张云逸将军。又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和黄兴发动辛亥革命,将统治了中国两百余年的清王朝彻底埋葬。
  • 谭嗣同还有两个学生,一个叫杨昌济,一个叫蔡锷。杨昌济世称板仓先生。他游历日本、欧洲数十年,回国后便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在这里他遇见了两位前程远大的共产党人,分别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 蔡锷将军一生护国,最终含恨病逝于日本。他留下了“七尺之身已许国,再难许卿”的佳话。
  • 杨昌济有个学生叫毛泽东,而且他把女儿杨开慧嫁给了毛泽东。蔡锷有个学生叫朱德。1928年4月28日,井冈山上红旗招展,喜气洋洋。在这里毛泽东和朱德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相会,从此井冈山的星火,照亮了东方大地。
  • 从谭嗣同到黄兴、杨昌济,再到毛泽东,我们看到了三代青年用行动、热血、乃至生命实践出的一条救亡复兴之路。时间来到了2022年的今天,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军事强国,百年复兴成就斐然,正如前辈先烈们所愿。
  • 战争不是和平,可战争是为了和平。就像“薛应时”这个名字,到底“应时”不应时呢?很多前辈们都是应时而生,应时而死。“英雄”和“烈士”一样,都是“沉重”的词汇。

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无名的“薛应时”,才诞生出了无数个无畏的“谭嗣同”,从而缔造了一个百年复兴的中国梦。值此风云变幻之时,愿中国人民万岁,世界人民万岁。


譚嗣同和康有為的「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


譚嗣同相信大家並不陌生,是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 維新派人士。光緒 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領導 戊戌變法 ,失敗後被殺,年僅33歲,為「 戊戌六君子 」之一 。

譚嗣同就義前題在獄中壁上的絕命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讓人有一種立如山嶽、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留下那如莽莽崑崙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

梁啓超 稱譚嗣同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士「。

康有為: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的代表人物。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 馬關條約 》簽訂,聯合1300多名 舉人 上 萬言書 ,即「 公車上書 」。

和譚嗣同相比康有為明顯沒有什麼作為,康有為利用變法失敗,冒充利用變法推行者、兵編造了當時的皇帝給他的衣帶詔,在海外對海外華人實施詐騙,實現了他的榮華富貴。

但譚嗣同和康有為都是保皇派,希望通過改革,使中國變得強大起來。雖然對社會進步具有推動作用,但是某些思想有些偏激。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痛心於清日戰爭中清軍之慘敗,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嗣同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凡所謂保護,只求其出一保護之空言,且須有十年之限制。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卻斷不可。即十年內與別國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幫助。則凡言聯絡者亦皆應如此)。一言保護,即無處不當保護;不可如現在浙江之舟山歸英保護,天津之鐵路歸德保護,毫無益而徒資笑也。又請二國居間,廢去遍地通商之約,即更加兵費亦無不可。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蓋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萬萬方里,以至賤之價,每方里亦當賣銀五兩,是新疆已應得十萬萬,而吾情願少得價者,以為十年保護之資也。且價亦不必皆要現錢,凡鐵甲船、鐵路之鋼條、木板、精槍、快炮及應用之一切機器,均可作抵。於是廣興學校,無一鄉一村不有學校;大開議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議院。」(《譚嗣同書簡》)

康有為亦欲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

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康有為不但有賣邊疆之地如西藏來搞變法的打算,而且還曾付諸實踐,致力於將這一想法灌輸給光緒皇帝。

與譚嗣同相類似,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後,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原文如下:

「戊戌德宗銳意變法,而翁文恭罷,無任事之人,悉由康有為等陰為主持,新進競起,中外小臣上書言事日數十,上視廷臣無可語,悉下會議。公(孫家鼐)面折有為曰:『如君策,萬端並起,無一不需經費,國家時力只有此數,何以應之?』有為曰:『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公見其言誕妄,知無能為,而眾議日益揉雜,遂上疏言變法當籌全局,咸同間馮桂芬著《校邠廬抗議》言有次第,請以其書發部院卿寺。」



1898年6月11日 – 1898年9月21日戊戌變法。
孫家鼐
如君策萬端並舉,無一不需經費,國家財力,祇有此數,何以應之?
康有爲曰:
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
公見其言誕妄,知無能爲。
1898年戊戌政變,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台。
1860年闖關東:在关东局部驰禁放荒,
1897年闖關東全部开禁,
190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光緒二十七年),由慈禧太后發布懿旨,才算正式允許滿漢通婚。旗民不通婚,亦稱旗漢不通婚、滿漢不通婚、旗民不結親等,指的是清朝旗人甚少與民人互為結親的習俗。
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
1906年5月27日(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五日)落成的陆军贵胄学堂,
1910年1月1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开考的贵胄法政学堂

《日本變政考》中,康有為則明確表達瞭其賣邊疆之地以為新政籌款

馮桂芬:借兵俄法议

借兵俄法议

侧闻俄、法二夷,有自愿助顺之说,廷议以为利多害 少是也。
有谓不可行者,不知夷情之论也。
欲借夷兵,当 先问夷之有异志与否?
夫诸夷不能无异志,而非目前数年 中事,详余所为重夷务议中。
今之自愿助顺者,非有他也, 贴饷必以百万计,利在官;
逆贼积年劫掠,可攘而有之,利 在兵;
上年贸易十减三四,事平可复其旧,利在商;
且中华为百国之望,事成又可夸于远近以为荣,如此而已。
且 借兵为中国前古所罕闻,而诸夷近今之常事也。
彼书所纪 新闻纸所传,如希腊等事不绝,法夷更以助战获利为生计, 岁书月纪、无足重轻之甚者。



论者几以宋之借元兵,明之借我大清兵例之,夫亦失 之远矣。
兵法曰:“知彼知己。”论夷务宜略识夷情,或援 古以证今,或推己以及人,均无当也。
至谓引鬼入门,情 事本不类,鬼能自入门,何待引?
鬼又已入门,何必引?
金 陵一衣带水耳,翩然鼓棹,谁则禁之,事成来告,得之于 贼,非得之于我,独且奈何哉?
而待我之引之也?
若虑需 索无已,有计城定数之法,计少索多,夷所不为,且果无 端需索,不借兵庸能免乎?
总之,论者所虑之弊,将有之 耶,不借兵亦有之;
将无之耶,借兵亦无之,此更不必知 夷情而可以理断者。


至于借人借器,所费不赀,又招勇易而选将难,聚勇 ·易而散勇难,本多流弊。
况此等夷勇,松江之役尝雇之,贼 亦雇之,谓之漏网鬼,诸国多有之,西班牙尤多,皆在夷 律禁捕之数,上海守门者至拒不令入城,其不可用可知。
且 今日之势亟矣,逆贼踞金陵,旧帅顿兵城下者八年,数万 之师,溃于一旦,今且蔓延苏常,凶焰益张,上游遍地皆 贼,新帅势不能弃之而来,即至矣,能必苏常之立下乎?
能 必金陵之连下乎?
新帅兵无过二三万,视旧已少,顾万一 相持稍久,岁亦需饷二三百万,在今日不已支绌乎?
以较 少之兵,仰支绌之饷,而当益张之贼,正不知肃清何日也,而况新帅之不即至也。


东南财赋重地,神京兵食之原本,沦陷累月,无一卒 抵城下,将弃之如遗哉!
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 非仅愈于不过而问也。
且用夷有二便焉:
上海、松江成效 可见,度可克期葳事,一也;饷需先许后偿,虽多不害,四 郡岁失五百万两,淮盐课又三四百万两,以虚补实,有益 无损,二也。
宁苏既复,东路廓清,可以保全浙江完善之 地,可以筹备壬岁转运之粟,可以余力接济上游诸省之饷, 且截江南剿,焚巢扫窟,可以永绝北窜之路,所关于国家 大局者非细也。
夫回纥沙陀之事,于传有之,惟有郭令而 后能用回纥,有晋王而后能用沙陀,是在主其事者之得人, 操纵进退我为之,斯为善矣。


馮桂芬《校邠庐抗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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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中恒

馮桂芬(1809年—1874年),林一景亭,晚號鄧尉山人江蘇省蘇州府吳縣木瀆鎮(今屬蘇州市吳中區)人,清朝思想家、散文家。

《校邠庐抗议》我馆藏有多种版本,它是近代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先驱冯桂芬的代表作。冯桂芬于一八六○年至一八六一年冬在上海“避地暇日,笔之于书”,“凡为篇四十,旧作附者又二”1。笔者曾在《冯桂芬事略考》一文中说过:冯桂芬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他的思想是沿着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路线发展的,对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有过积极的影响。《校邠庐抗议》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是研究冯桂芬思想的主要文献。从中可以看到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欧风美雨”中艰难跋涉的一个环节,对于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国情,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认清中国人民“以俄为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具有现实意义。

  

一、《校邠庐抗议》题解和刊行情况


《校邠庐抗议》的命名,主要是因为冯桂芬在上海的寓所称“校邠庐”,他自己亦称“校邠先生”。《太玄经》中有“斐如邠如”之句,谓文风很盛的意思。冯桂芬取谐音称寓所为“校邠庐”,表现了旧时代文人的雅士之风。关于“抗议”一词,作者说:“用后汉赵壹传语,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2。据查,拉丁文中“抗议”一词含有“公开宣称”或“肯定”的意思。英文、法文含有“坚决主张”的意思。日文译西方语言曾首次用汉语“抗议”一词。古汉语中“抗议”历来和“抗论”意义相近,即抗直(或高抗)的议论。《后汉书》赵壹传中说:“下则抗论当世”,何敝传中说:“乐(恢)、何(敝)之徒,抗议在下”,与冯桂芬书名“抗议”意思相同:实际上是强化了的政治意见。现代汉语中所用“抗议”,含有表示强烈反对的对抗意识,是原词的引中,与该书书名“抗议”的意思有区别。

《校邠庐抗议》(以下简称《抗议》)完稿后,冯桂芬即抄录一份寄呈曾国藩,并附函请求作序。信中说:“检校劫余旧稿,将拙议四十首,缮成两帙,邮呈是正。筹笔余闲,抚览及之,如不以为巨谬,敢乞赐之弁言,托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多矣!”3两年后,曾国藩复函冯桂芬说:“辛酉岁接奉惠书,……又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自大著珍藏敝斋,传抄日广,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4。冯桂芬首次请权势人物为《抗议》作序,结果只收到曾国藩复信一封,故然反映了曾国藩骨子里对《抗议》的态度,同时也说明在作者生前传抄本已经有了。《显志堂稿》吴云序中说:“同人咸促侵版,先生卒,秘匿不出”。说明《抗议》从写成至一八七四年作者逝世前十四年间没有刊行。

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由冯桂芬的儿子冯芳缉、冯芳植主持编辑,校邠庐刊行的《显志堂稿》,辑录了冯桂芬生平文稿。但遵照冯桂芬遗嘱,没有将《抗议》四十余篇全部编入。维新派人物陈宝琛在《抗议》豫章刻本序中说:“先生自定其显志堂集,取此议登其半,以有所避忌,存录其半于家”。《显志堂稿》吴云序中说:“抗议四十篇不全录者,实体先生意也!”看来冯桂芬生前未能刊行《抗议》,又遗嘱只部分选录于《显志堂稿》,是有难言的苦衷的。

《显志堂稿》选录《抗议》多少篇?冯桂芬的孙子冯世澂说:“偿登十五议于集”。5对照按冯桂芬手定稿刊刻的冯氏家刻本,正好是十五篇(按即《显志堂稿》第十一卷)。

“光绪戊戌八月开雕”的《抗议》,是一八九八年维新变法中,由冯世澂主持刻行的家刻本。该本包括附录共五十四议。对照上海图书馆藏的冯桂芬手定《抗议》稿本可知,该本除将原稿本附录两篇编入正篇外,正篇四十二议,篇目、编次均与稿本相同,现抄录以供参考。

上卷二十二篇:公黜陟议、汰冗员议、免回避议、厚养廉议、许自陈议、复乡职议、省则例议、易吏胥议、变捐例议、绘地图议、均赋税议、稽□潦议、兴水利议、改河道议、劝树桑议、壹权量议、稽户口议、折南漕议、利淮鹾议、改土贡议、罢关征议、节经费议。

下卷二十篇:筹国用议、重酒酤议、杜亏空议、收贫民议、崇节俭议、复陈诗议、复宗法议、重儒官议、改科举议、改会试议、广取士议、停武试议、减兵额议、严盗课议、制洋器议、善驭夷议、采西学议、重专对议、以工巧为币议、用钱不费银议。

另外附录十二篇是:均赋议、裁屯田议、寓兵于工议、通道大江运米运盐议、借兵俄法议、上海设同文馆议、垦荒议、太湖收船议、银钞议、变通钱法议、变通淮盐议、沙田弥讼议。

冯世澂在家刻本后附有说明,内容云:“先大父(按即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四十篇,外附:以工巧为币、用钱不费银二篇。即自序所谓‘凡为篇四十,旧作附者又二’是也。尝命世激录原稿存于家,盖当时定本如此,甲戍先大父见背,先大夫(按即冯芳缉)校刊遗集,尝登十五议于集(按即《显志堂稿》)中。初无家刻专本,顾传抄既广,如津门广仁堂本、吴门潘氏本遂先后出。尝取校两本,篇次字句互有不同,盖皆非当时先大父手定本也。豫章局刻6,校集体例未善。一书之中,提行空格杂出不一,又删改原序,几失其真,而夺漏舛讹无论矣。今刻悉依家藏定本,篇次先后仍其旧,并取遗集中‘均赋议’等七篇(按即《显志堂稿》第十卷)及未刊外集‘太湖收船议’等五篇附入焉。”

把稿本和冯氏家刻本加以核对,证明冯世澂的说明是准确的,其家刻本在内容上保持了《抗议》的原貌。

《抗议》究竟有多少种刻本,笔者已知道的有: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天津广仁堂刻本;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豫章刻本;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吴门潘氏刻本;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丰城余氏刻本、弢园老民校印本、文瑞楼石印本、聚丰坊校刻本;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北洋石印官书局印本、上海著易堂精校本、冯氏家刻本;一九○四年(光绪三十年)甘肃官书局刻本。

上述刻本,编次顺序、篇目多寡不尽相同,可以看出《抗议》在维新思想非常活跃的戊戌前后刻行频繁,对当时的思想政治影响不小。

《抗议》是一部政论集,它所反映的冯桂芬思想的内容是什么?其积极意义何在?这是考察该书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面对现实,面向世界,主张变革是冯桂芬思想的主要精神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一扫笼罩着清朝思想界面向故纸堆,背对现实的沉闷气氛。面对天朝的衰败没落和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冯桂芬在《抗议》中,开始用世界眼光考察国家民族的地位。研究国情,正视现实,了解西方,认识西方,通过比较找出差距,正确估价自我,发出外抗强敌,内求变革的呼声,成为冯桂芬思想的主要精神。

《抗议》指出,清朝的腐败统治造成了“奉军国则民力竭,养兵勇则国力又竭”;“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晓事”;“倍征无艺”;“运道阻,天庚空”;“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饥”;“科目不得人”;“期功陌路,富贵贫贱不相恤”;“谏诤设专官,民隐不上达”;“俸薄官贪”;“则例猥琐,案牍繁多”,“夷患不已”;“器用苦窳”7等种种敝害。这是冯桂芬立论的出发点。

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小而强,而中国却大而弱呢?《抗议》指出,比较之下中国已经落后了,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8。中西比较的强烈反差是冯桂芬立论的根据。

冯桂芬主张“法后王”、“鉴诸国”9,反对因循苟且,固守祖宗之法不知变迁的愚昧思想。《抗议》指出:“古今异时亦异势”10,“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11。要参古制今,不拘中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就不能说是“奇技淫巧”12。“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13。要承认变是理所当然的,“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14,“穷变变通此其时矣”15!应针对现时情况制定相应的变革方略,即“羼以夷说”16,“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7。倡西学、学西方的原则是“求诸已”,“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18要“出于夷而转胜于夷”19,总之,放眼世界,变革现状,自强救国是冯桂芬立论的落脚点。

从《抗议》可以看到,冯桂芬的变革思想一再和因循守旧的陈腐观念相冲突,几乎想超越了。无怪乎他的好友吴云一方面评价《抗议》是“关系民生国命,旁及西人格致之学”。同时又指出:“先生悲悯在抱,愤时嫉俗之心,时流露于笔墨间,故立言稍激”20。这种精神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冯桂芬毕竟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始终是他立论的立足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中,客观上还不具备突破传统的条件。所以,冯桂芬不敢忘记声明“不畔三代圣人之法”21,和“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22。并以此总摄其政见,表现了其思想保守的一面,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思想的变革精神。

应当指出的是,《抗议》成书时,中国还没有自办工业,冯桂芬对其改革主张能否见诸实行,没有实践经验,思想上处于徬徨状态。他说:“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行?存之以质同志尔!”23他寄希望于“皇上振刷纲纪”24,或当权者的青睐。他寄书稿给曾国藩,结果,却被束之书斋。曾国藩虽然承认《抗议》是“名儒之论”,却又认为“多难见之施行”(《曾国蕃日记》。)。这些都反映了冯桂芬思想的局限性。

从冯桂芬思想的局限性,可以看到《抗议》尽管言辞激烈,却不敢从根本上触及封建制度。清代文字狱屡见不鲜,《抗议》只有声明不离经叛道才能得以生存。在《抗议》稿本中,冯桂芬曾删去了“米利坚(按即美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25的敏感字句,《显志堂稿》不录《抗议》“立言稍激”的部分,这些都说明,冯桂芬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映了作者畏祸自保的心态。它告诉我们,那个时代人们要想前进一步多么艰难!

但是,无论如何,在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生的年代,冯桂芬思想的变革精神的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三、揭露和抨击封建衰世的腐朽黑暗是冯桂芬思想的鲜明特色

 

《抗议》列举了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冗滥贪黩种种腐败现象。

1,冗员充斥。

“今之冗员多矣!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十百”。“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二千,暖衣饱食,安坐无事”。“河务衙门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致兵夫瓜剖而豆分之”。这些人还“弹压生监”、“恫喝平民”、“勒索州县”、“鱼肉小民”无恶不作26。

冯桂芬认为:“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脧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亦何苦设此累民累国之一倍哉”27!

2,吏治腐败。

“吏、户、兵、工四部为甚”。“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吏部四司岁约三百万,兵部官少而费更巨,户部有盐漕,工部有河工,计四部岁不下千万”28。

“外省大小衙门人数尤众,婪脏更多,更不啻千万。究银所从来,国家之币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29。

“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万,十倍于国初”30。

“苏州岁贡龙衣一箧,辄支千金,用万斛舟,具卫仪,由运河北上,日行数里,遇民船阑之,索钱以舟之大小为差,民船避之如贼寇”31。

冯桂芬指出:“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亦吏耳!而吏视官为甚。顾氏炎武谓之:‘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非尽杀不可,然非一杀之而即也!杀一虎狼,复养一虎狼,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复用也”32!

3,卖官鬻爵。

“捐班逢迎,必工贿赂”。“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极,世变极而度支益蹙,度之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33!

4,则例猥琐。

“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例之大纲,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于条目愈勘愈细,其始若离若合,其继风马牛不相及,其终则郑声谵语不知所云,遂于宗旨大相背谬,偶一道破,无不哑然失笑者”34!

“刘文清服阕到京,命署缺部以原藉文未到駇之,特旨准署近年梗驿选人,以服阕文不到扣选者不知凡几”35。

5、案牍繁多。

“凡户、工二部纪银之书,皆胥吏舞弊之书也”!“如苏松重赋数倍于他郡,二三十倍于他省,未尝不载于赋役全书”,“骤阅之,但见款项之繁多,名目之猥琐,分合离糅之离奇,非老于此事者,无从得其每亩征税之数”。“尚书侍郎起家文史,不习会计,虽遍阅全书,亦不能知其数倍二三十倍者”36。

6,俸薄官贪。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外官自督抚以至典史,某阙肥,岁赢若干,某阙瘠,岁赔若干。所谓肥瘠者,皆陋规之属,扬扬然习于人口不以为怪,骤闻之,几疑官名为市肆之名吁,可叹也”

7,民隐不上达。

“上下之情不通也,久矣”!“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后世以为迁阔而废之”。“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蒙气乘避而乱又生”37。

8,关政窳陋。

“关无善政”。“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赋之数,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国之所入者一。关税之数,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38。

9,田赋不均。

“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止,其来久矣”!“今吴田一亩,多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所谓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者,此也”!39

10,武备松弛。

“天下大营凡四五,皆募勇居多,官兵每营不及万,然则平日所谓养兵百万者安在”?“各营大都虚额十之三,甚或四五,老弱十之一,炊□洒扫之夫十之一,实可备行阵者不及半”。40

11,驭夷失道。

“国家以夷务为第一政要”。“驭夷之道不讲,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41

12,科举黑暗。

“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才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42

“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舜而其人已老,……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43

在封建专制的淫威下,冯桂芬以“为民为国开罪于权门势族而不悔”44的精神,以战斗的姿态揭露和抨击封建政治的黑暗。其“抗议”之声发聋振聩,犹如在樊笼中醒来的睡狮,一再碰撞封建秩序的铁窗。客观上告诉人们,这个社会已是千疮百孔,积重难返,日暮途穷了。不自觉地予示了封建制度灭亡的必然,催发了变革思想的萌生。

  

四、倡导西学,向西方寻找自强救国的良方,是冯挂芬思想的核心内容

 

要救国首先要爱国。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主权再次的大量沦丧,冯桂芬极度愤慨,他说:“有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45他分析了战后的严峻形势,忧心忡忡地指出:“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与英属部孟加拉、本若等境接壤,可滤也!俄境东自兴安岭,西至科布多,毗连者数千里,近闻俄夷□迹已及绥芬河一带,距长白、吉林不甚远,更可虑也!”“将来四国(按即英、法、俄、美)之交即固,协从谋我”。46告诉人们对列强不能抱有幻想,忧国之心跃然纸上。

面对列强的狂妄的侵略野心和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冯桂芬内心充满了危机感,认为必须寻求自强之道以救国。“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可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英、法、俄、米之为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47同时,他又充满了紧迫感,疾呼:“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缓矣!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矧可猜嫌疑忌以速之,使有事也,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48

冯桂芬的自强之道是什么?他通过在华夷杂处的上海与洋人的多方接触和所读大量“夷书”,特别是中国反侵略战争的一再失败的事实,敏锐的察觉到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和生产力的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对比之下,中国已是落伍者。针对当时还占上风的“鄙夷”思想,冯桂芬认为应当承认落伍的现实,“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49针对“攘夷”的空谈,他又指出:“所谓攘者,必实有以攘之,非虚骄之气也!居今日而言攘夷,试问其何以攘之”?50冯桂芬的答案是:自强才有出路,唯一的途径是向西方学习。其目的是“用之,乃所以攘之也”!51

为什么要自强就要学西方呢?冯桂芬举古今中外事例说明学习的必要性。

“昔吴受乘车战阵之法于晋,而争长于晋。赵武灵为胡服而胜胡。“近事俄夷有比达王者(按即彼得大帝),微服用于英局三年,尽得其巧技,国遂勃兴。……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偏离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52

冯桂芬以日本、俄国向西方学习以图强的事例。举春秋时期吴国、赵国师敌制敌的故事,反复论证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中国能否取得师夷长技的成效呢?冯桂芬认为是可能的。因为“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53。“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54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定能肩负起师夷自强的重任。

向西方学习应坚持什么原则?冯桂芬强调,要学习长处,要赶立性,不能依赖西方,以避免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他说:“愚以为今日又宜日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55学习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相信通过学习“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56

针对一些人买船请人的思想,冯桂芬坚决认为:“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一日可令我覆溺,仓卒有隙,幡然倒戈舟中”。“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故可暂也,日后岂必无隙?故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57

向西方学习什么?冯桂芬认为:“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他提出了比较广泛的向西方学习的内容。

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冯桂芬说:“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邹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与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与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58

要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冯桂芬说:“输□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圩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59

关于学习的方法,冯桂芬认为必须从发展教育事业入手。他建议:“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儿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译之,由是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60又建议:“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仍兼聘品学兼优之举贡生监,兼课经、史、文、艺不碍其上进之路。三年为期,学习有成,调京考试,量才录用”。这样“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方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61

关于机器制造,冯桂芬建议:“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授其法,以授众匠”。62冯桂芬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能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军事上“改造轮船,即百船已不止千船之用,无事可以运盐转粟,有事可以调兵赴援,呼应奔走无不捷”。63在盐务方面,“拟造容五六百吨轮船十,安庆、九江、汉口三处牵算,月得往来三,岁得往来三十六,凡运盐七八十万引,更用舟尾系舟之法,……又回舟可带米二三百万石”。64在农业上,用“火轮开垦之法,用力少而成功多,荡平之后,务求而得之,更佐以龙尾车等器,而后荒田无不垦,熟田无不耕”。65

为了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冯桂芬认为应当给科技人员以优越的地位。他主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66在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愚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冯桂芬居然提出,让优秀的技术人员与熟读“四书”、“五经”的文人雅士一样平等,企图让他们走上被看作是最荣耀的科举正途,去参与国家的管理,扛鼎华夏,真有点惊世骇俗了。

总之,冯桂芬根据当时只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围绕关于倡导西学、自强救国的一系列问题所阐述的主张,成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

  

五、结语

 

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始,西方资本主义用血和火,把古老的中华卷入了殖民主义扩张的漩涡,打乱了中国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激荡于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天外还有天,一切那么突然,令人茫然无所措。这些,迫使林则徐、魏源等忧国之士,率先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富于时代性的口号。继则冯桂芬在《抗议》中,又进一步阐发变革现状,师法西方的思想,其内容更加广泛。

无独有偶,几乎同时,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洪仁玕,提出了学习西方,建设近代化强国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这个纲领虽然得到了洪秀全的赞许,可惜脱离农民革命的实际,却是纸上谈兵,未能实行。冯桂芬和洪仁玕分属不同营垒,走着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向西方寻求真理以自强救国的旗帜下却是统一的。

冯桂芬与洋务派是有区别的,尽管他本人与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关系比较密切,一些主张(如上海设同文馆)也曾被洋务派所采纳。但是,冯桂芬却没有洋务派那样专门靠勾结依赖外国人,以解决船坚炮利的买办性。而是坚决主张通过学习,依靠自己的力量以自强。

冯桂芬与比他后来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显然少了些什么,早期的维新思想家政治上明确提出了“君民共主”的要求,冯桂芬没有,但在政治要求上,已有朦胧的民主意识,催发了维新思想的萌生,使他成为由地主阶级改革派向维新思想转变中的过渡人物。

《抗议》后来成为维新派的重要思想资料。戊戌变法时期,刻行频繁,论家蜂起,曾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称道,冯桂芬被维新派奉为先导决不是偶然的。说明从林则徐、魏源,到冯桂芬,到王韬、马建忠,到康、梁一脉相承。《抗议》则是这个系列中一定时期的代表作。

中国的近代化应采取什么体制?冯著《校邠庐抗议》,在经济体制上是模糊的,在政治体制上是保守的。应当看到,冯桂芬没有到西方各国去进行详细的考察,因而,他的西学知识是粗浅的,视野是有限的,其变革思想也是脆弱的,缺乏科学性、实践性,今天看来更是早已过时的陈旧观念。但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清朝封建统治的营垒中,冯桂芬思想最为活跃,他站在时代的巅峰,所发“抗议”确有风雷之声,其变革思想不时迸发出维新思想的火花,某些方面对今天仍有启迪作用,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值得彪炳的一页。

 

注释:

 

1、《校邠庐抗议自序》,《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2—8页。

2、《校邠庐抗议自序》,《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2—8页。

3、冯桂芬:《与曾揆帅书》,《显志堂稿》卷五第537页。

4、曾国蕃:《致冯敬亭》,《曾文正公全集》书扎(四)第15144页。

5、冯世澂:《跋校邠庐抗议》,《校邠庐抗议》光绪戊戌八月开雕冯氏家刻本。

6、按即一八八四年,冯芳植在江西做官时刊行本。

7、《校邠庐抗议自序》,《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2—8页。

8、《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9、《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7—152页。

10、《校邠庐抗议自序》,《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2—8页。

11、《筹国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90页。

12、《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7—152页。

13、《收贫民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01页。

14、《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7—152页。

15、《改科举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23—130页。

16、《校邠庐抗议自序》,《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2—8页。

17、《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7—152页。

18、《约堂算学杂记序》,《显志堂稿》卷一第133页。

19、《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7—152页。

20、吴云:《吴序》,《显志堂稿》第7—17页。

21、《校邠庐抗议自序》,《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2—8页。

22、《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7—152页。

23、《校邠庐抗议自序》,《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2—8页。

24、《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25、《公黜陟议》,《校邠庐抗议》稿本,存上海图书馆。

26、《汰冗员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8—24页。

27、《汰冗员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8—24页。

28、《易吏胥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38—41页。

29、《易吏胥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38—41页。

30、《节经费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94页。

31、《改土贡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84页。

32、《易吏胥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38—41页。

33、《改例捐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49—50页。

34、《省则例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42—46页。

35、《省则例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42—46页。

36、《厚养廉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72页。

37、《复陈诗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05—110页。

38、《罢关征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86—90页。

39、《均赋税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57—60页。

40、《减兵额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1—143页。

41、《善驭夷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62—166页。

42、《改科举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23—130页。

43、《改科举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23—130页。

44、冯桂芬:《五十自讼文》,《显志堂稿》卷下二第1066页。

45、《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46、《善驭夷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62—166页。

47、《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48、《善驭夷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62—166页。

49、《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50、《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51、《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52、《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53、《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7—152页。

54、《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55、《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7—152页。

56、《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57、《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58、《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7—152页。

59、《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60、《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7—152页。

61、《上海设同文馆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211—215页。

62、《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63、《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64、《利淮盐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77—82页。

65、《垦荒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98—199页。

66、《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53—162页。

 

  (资料来源:《江西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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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壽州孫文正公事:夏孫桐,孫家鼐

書壽州孫文正公事

江陰夏孫桐閏枝

孫文正公,自光緒戊寅入直毓慶宮侍德宗讀書,同直者爲常熟翁文恭公,
公深自韜晦,恪謹奉職,無所表見,至乙未遼東戰後,和議成。京朝士大夫懲於敗衂,爭言自强。康有為創立强學會,譯書譯報,講求時務,一時名士多與焉。而朝貴無應之者,公獨以爲是,尋以人難言厖爲,言官所論奏,政府慮生事,罷之,設立官書局,以公領之,有爲去,眾意厭倦,局等虛設,而公遂爲清議所推仰矣。



戊戌德宗銳意變法,而翁文恭罷,無任事之人,悉由康有為等陰爲主持,新進競起,中外小臣上書言事,日數十,上視廷臣無可語,悉下公議,公面詰有爲曰:
如君策萬端並舉,無一不需經費,國家財力,祇有此數,何以應之?
有爲曰:
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
公見其言誕妄,知無能爲。
而衆議日益糅雜,遂上疏,言變法當籌全局。
咸同間,馮桂芬著校邠廬抗議,言有次第,請以其書,發部院卿寺,令逐條簽注可行不可行,彙上採擇,蓋欲示以範圍也。尋有爲等敗,變法議遂寢。

孝欽訓政,罷新法悉復舊制,獨留京師大學堂一事,以公爲管學大臣,公舉黃學士紹箕爲總辦事,多倚之。所用多翰林舊人,時朝廷方戒更張,姑以興學饜時望。而樞臣剛毅,大學士徐桐等,猶嫉視時相齮齕,賴榮文忠調護未罷。旣而以端王子溥儁,承繼穆宗,立爲大阿哥,公知事不可爲,屢疏乞病致仕,未幾,拳匪亂起,董福祥軍,大掠公居,近禁城亦被其難。蓋視公爲帝黨,故首及之。治議和回鑾,以長沙張文達公爲管學大臣,文達規模恢廓,而喜用新進,革命之說萌蘖潛滋,因復命公,同莞其事,公以文達才敏,不掣其肘。惟持大體而已。然遇提倡邪說,敗滅名教者,斷斷以爭不可奪。張文襄謂科舉不停,學校不興,恐公阻撓,委曲以商,公慨然賛其成焉。

考察憲政大臣歸國,項城入覲,議變法,自改官制入手。於是命十大臣同議,實項城一人主之,草案成,命慶邸與公及善化相國覆覈,時言者蠡起,率以攻項城為言,乃酌擇眾說,僅增設郵傳部,略更部官制,而外官制置緩議,項城爲之氣沮,是役也,善化主之,公賛之。

庚子多公被召,赴行在,時和議未定。各國堅請懲辦禍首,趙尙書舒翹議賜自盡,劉編修廷琛上書營救,乞公代奏,公却之喻以事不可挽,臣子報國,當務大者,遠者編修,故戇直曰:
殺軍機尙書,尙得爲小事乎?請問中堂,應召赴行在,幾何日矣。所建白大者遠者爲何事?
公改容謝曰:
某無狀,衰年再出,不能報會國家,吾子見敎,愧甚然,卒不爲代奏。逾數年,朝議保送御史免考試,責大臣慎擇薦舉。公惟薦編修一人,語人曰劉君忠直,能面責我,必不負國。人皆服公之識度,爲不可及。

公和平愼密,術近黃老,自甲午戊戌後,德宗嚮用之人,屏逐殆盡,惟公獨存,晚年孝欽優禮甚厚,公恭謹有加,卒不改其常度。知國家積衰,持變法之議,最早所重,在裕民生通民隱,而深惡平權自由之說,謂啓囂張徒以自擾。嘗論採用西法,當以興實業爲先務,不欲人談哲學,恐以空言滋弊。且不喜中國諸子各家,慮生離經畔道之漸,講席啟沃,造膝密陳,雖家人不得與知,生平宗旨,所見如斯而已。丁未春,趙侍御啟霖疏劾慶邸,指黑龍江巡撫段芝貴,以賄得官,貝子載振納妓楊翠喜,兩事,命醇親王及公按之,公見朝局多紛,不欲復起爭擾,以事無左證覆上。芝貴因解職,載振尋亦自退,而侍御竟左遷,未幾,善化亦罷,則非公所及料矣。

公薨後,國史列傳未成,比年,詢諸公子景周,京卿言,庚子以前疏草遭亂盡失,頃見所次,公年譜具詳,仕履所載,有關係者,僅甲午疏言,李文忠爲列强推服北洋,不可輕易人,及阻樞臣議遷都二事。他多從略,蓋守公慎密之訓也。孫桐侍公數年,聞見所及,略有窺測,私記於策,以待論世者,有所採焉。


戊戌變法的維新黨人不是聖人:大漢族主義者..賣完新疆、西藏,“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

 戊戌變法的維新黨人不是聖人:大漢族主義者

 November 21, 2014  Wiki

  賣完新疆、西藏,“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痛心於清日戰爭中清軍之慘敗,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氏說:  

“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
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
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
(凡所謂保護,隻求其出一保護之空言,且須有十年之限制。
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卻斷不可。即十年內與別國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幫助。
則凡言聯絡者亦皆應如此)。


一言保護,即無處不當保護;
不可如現在浙江之舟山歸英保護,天津之鐵路歸德保護,毫無益而徒資笑也。
又請二國居間,廢去遍地通商之約,即更加兵費亦無不可。
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
蓋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萬萬方裡,以至賤之價,每方裡亦當賣銀五兩,是新疆已應得十萬萬,而吾情願少得價者,以為十年保護之資也。

且價亦不必皆要現錢,凡鐵甲船、鐵路之鋼條、木板、精槍、快炮及應用之一切機器,均可作抵。
於是廣興學校,無一鄉一村不有學校;
大開議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議院。”(《譚嗣同書簡》)…[詳細]  

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於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  

次年8月,譚氏在與好友貝元征討論改革事宜,涉及經費籌措時,再次提議將西藏、新疆、蒙古等地賣給列強。

逾半年之久而仍持舊論,可知譚氏此論,非是心血來潮。

譚氏說:  

譚嗣同。康有為賣疆土搞變法的念頭,或受譚嗣同影響。   

“若無內國債可舉,而擇禍莫如輕,莫如俗諺‘與其欠錢,不如賣田’。……
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
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
一旦來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
二國不煩兵力,驟獲大土,亦必樂從。
計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萬方裡,每方裡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
除償賠款外,所餘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
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則情願少取值,浼二國居間脅日本廢去遍地通商之約;
即再加賠費,亦無不可,而仍願少取值,請歸二國保護十年。
二國第毀約與保護,即少出值,尤必樂從。
夫保護之說,本不可恃,而此所謂保護,止求其出一保護之空言,且須有十年之限制,吾暫假以為虎皮嚇他國,使不吾擾耳。
似今浙江之舟山、天津之鐵路,竟由英德派兵保護,則斷斷不可。
即十年內與他國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助。
然得宇內二大國之一言,亦斷不至與他國有事。
英俄互相猜忌,倚中國為障隔,中國轉因而居重。
新疆西藏壤地密鄰,二國又將彼此相謀,自固其圉,更無暇犯中國。
即令欲犯中國,而經營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之區,如農務、礦務、商務、鐵路之屬,必十年之後始少有條理,是尤為緩兵之策
吾得此十年閑暇,固足以自強矣。”(《譚嗣同集?報貝元征》)…[詳細]  

康有為亦欲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  

孫家鼐詢問如何籌措變法經費,康氏回應:
把西藏賣掉  

與譚嗣同相類似,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後,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

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傢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

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

原文如下:  

“戊戌德宗銳意變法,而翁文恭罷,無任事之人,悉由康有為等陰為主持,新進競起,中外小臣上書言事日數十,上視廷臣無可語,悉下會議。

公(孫傢鼐)面折有為曰:

‘如君策,萬端並起,無一不需經費,國傢時力隻有此數,何以應之?’

有為曰:

‘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

公見其言誕妄,知無能為,而眾議日益揉雜,遂上疏言變法當籌全局,
咸同間馮桂芬著《校邠廬抗議》言有次第,請以其書發部院卿寺。”  

夏孫桐所言,應屬可信。

因康氏在其自編年譜《我史》中也表達瞭類似的意見。

康氏自述其新政規模:

“今統籌大局,非大籌五六萬萬之款,以二萬萬築全國鐵路,限三年成之,練兵百萬,購鐵艦百艘,遍立各省各府縣各等各種學堂,沿海分立船塢,武備水師學堂,開銀行,行紙幣,如此全力並舉,庶幾或可補救。”

如此龐大的新政規模,其所需之“五六萬萬”之巨款從何而來?

康氏的方案是:“以全國礦作抵,英美必樂任之,其有不能,則鬻邊外無用之地,務在籌得此巨款,以立全局”——

先把全國的礦產都抵押出去,如還不夠,就把“邊外無用之地”賣掉。…


康氏還試圖通過進呈《日本變政考》,向光緒灌輸賣疆土搞變法的理念  

康氏不但有賣邊疆之地如西藏來搞變法的打算,而且還曾付諸實踐,致力於將這一想法灌輸給光緒皇帝。  

康有為。

康氏為掩飾自己戊戌年反對革新的真相,篡改瞭很多史料,如《日本變政記》的進呈本與刊行本即大不相同。  

在其《上清帝第六書》中,康氏回答“改變之始,需款甚繁”這一問題時,提供瞭兩種解決方案。

一是濫發紙幣:“日人以紙幣行之,真銀僅二千萬,而用值二億五萬(千)萬,蓋得管子輕重之法焉。吾若大變法度,上下相親,亦可行之”;

二是以鐵路、礦產為抵押大借外債:

“否則大借洋款數萬萬,派熟習美國之人,與借商款,酌以鐵路、礦產業與之,當可必得”——

這兩種方案,前者反映瞭康氏對近代金融知識如準備金制度等毫無瞭解,純屬皮毛之論,倘如其所言,濫發紙幣,必將招致嚴重的經濟危機;

後者則是康氏受瞭容閎的欺騙,容氏聲稱其與美國政、商兩界有密切關系,能籌到巨款,但直到變法結束,容氏亦未籌得分文。

《上清帝第六書》中雖未提到用出賣疆土的方式來籌錢,但康氏在該上書中特意向皇帝推薦瞭自己的兩本變法著作《日本變政考》和《大彼得變政記》,且希望皇帝能夠仔細閱讀這兩本書。

而在《日本變政考》中,康氏則明確表達瞭其賣邊疆之地以為新政籌款的意見:  

“(明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頒千島、樺太交換條約,割樺太及其地營房於俄,以千島為邊邑。臣有為謹案,樺太之割,乃賣地也。其地遠而邊俄,日人度不能自保,故賣與俄,得其金錢以為興內利之計。俄前數年亦賣此美洲數千裡之地於美國,以其所賣地之金錢數萬萬築鐵路、興學校、購鐵艦、增海軍。蓋西人之於國,其內地要隘必宜爭必宜守者,雖尺壤而必爭,如英、日(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之爭直佈羅陀峽,雖費重兵,糜巨餉,幾亡國而分毫不相讓。

蓋如我之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之地,險要者也。其邊遠之荒地不毛,以虛名懸屬、不關國本者,則去留不足計,且以易金錢而興內利。且亦恐既名為屬地,一有邊事,不救則不可,救之道遠莫及,則連兵之後,終必割以與人,故不如早易金錢而修內政,大政可以備舉,又不必搜刮民財,此誠善之善也。”…[詳細]  

康、譚此論,乃“無知者無畏”之典型  

且不論賣疆土搞變法對不對,康、譚其實根本不懂如何賣疆土  

康、譚賣疆土搞變法的想法,究竟是否正確,或者說,究竟是否能夠被今人所同情與理解,自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譬如即有學者如此為譚嗣同辯護:

“割地給英、俄,以求得其幫助的想法,並非譚嗣同所獨有,

張之洞當時亦有此建議,他在致總署的電報中,提議‘威、旅乃北洋門戶,臺灣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兩處與倭,何不即以此與倭者轉而賂英、俄乎?

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為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與俄國商定密約,如有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劃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

若英肯助我,酌量割分西域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幹’。”

張之洞這一建議,見載於《光緒朝東華錄》,確非虛言。

然張之洞此論,與康、譚之賣疆土搞變法,尚有較大區別,張氏並不認為新疆、西藏對中國沒有價值,其所欲割讓,亦止“數城”,其所欲收獲,則系“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如此,即不必向日本割讓威、旅、臺灣,“所失不及其半”,且可對日轉敗為勝。

個中邏輯,與康、譚實在大有不同。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康、譚其實根本不懂國傢間買賣疆土是怎麼回事。

在《日本變政考》裡,康氏舉瞭庫頁島(日人稱樺太島)劃俄和阿拉斯加售美兩個例子,來證明其賣疆土搞變法的理念是正確的。

但實際上,日俄《樺太千島交換條約》並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賣地”,而是日俄兩國的一次邊界勘定。

按1855年《日俄和親通好條約》規定:

“今後日本國和俄羅斯國的疆界應在擇捉島和得撫島之間。

擇捉全島屬於日本,得撫全島及其以北的千島群島屬於俄羅斯。至於樺太島,日本國和俄羅斯國之間不分界,維持以往之慣例。”

此後,日、俄兩國在未分界的“樺太島”上鬧出許多糾紛,這才有瞭1875年的《樺太千島交換條約》,新條約規定:

日方把對樺太全島的權利讓給俄方,俄方則把千島群島18島讓給日本。

此事性質乃是勘界,絕非康氏所謂的“日人度不能自保,故賣與俄,得其金錢以為興內利之計”。

至於出售阿拉斯加,其原因至為復雜,關系到沙俄整個殖民戰略方向的轉移,其目的並不是為瞭賣錢來搞內政。

其所得,亦非如康氏所說,賣瞭“金錢數萬萬”(僅賣瞭720萬美元),更沒有拿來“築鐵路、興學校、購鐵艦、增海軍”。

康氏在進呈給光緒的著作裡,如此扭曲史實,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誘光緒贊同賣疆土搞變法——

考慮到康氏畢生為學,如梁啟超所言,常好博求異,為證成己論,不惜抹煞事實,曲解證據,恐後者之可能性更大。  

再如譚氏宣稱,將新疆賣給俄國、西藏賣給英國,“二國不煩兵力,驟獲大土,亦必樂從”,以賣價低廉為誘餌,再請兩國“保護中國十年”,“尤必樂從”。

縱觀近代歷次中英條約,其貿易需求遠大於領土需求,譚氏認為可以毫無阻力地與列強完成疆土交易,恐怕是過於樂觀和自信瞭;

至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又不讓其武力真正控制中國,英、俄是否答應,尚是未知之數;

即便答應,保護國派遣武裝力量進入被保護國,即屬名正言順,譚氏是否有策略保證不讓英、俄武力真正控制中國?

再者,國人數千年習慣瞭宗主國的心理優勢,驟然使其降格為被保護國國民,國人能否答應,實在也很成問題。  

究其原因,或許與譚氏濃厚的排滿立場,及康氏天馬行空無知無畏的性格有關  

譚嗣同之欲賣蒙、藏、疆、滿,或與其反滿思想有關。

譚氏師從歐陽中鵠,歐陽中鵠之孫歐陽予倩搜集傢藏譚氏書信,於1940年代編成《譚嗣同書簡》一書。

在該書序言中,歐陽予倩披露:

“在他(譚嗣同)的著作中,他對清政府不滿的議論頗不顯明,他給我祖父的信裡卻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

可見他骨子裡的主張跟保皇的主張不同。他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

還有一事為證,就是他曾經秘密把《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一類的書介紹給我父親讀。

”《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二書,乃反清復明人士必備“理論書籍”,

譚嗣同之反清立場,至為明顯。

事實上,戊戌之前,譚氏在湖南組織南學會,還曾被康黨內定為“湖南自立”後新政權的“伯裡璽天德”(即President,總統之意)。

其近似“反清復明”的政治立場,或許是其認為蒙、藏、疆、滿可賣的一個重要緣故。  

至於康氏,其欲賣疆土搞變法,且勇於付諸實施,則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他在戊戌年的另一驚世駭俗的計劃:

中日合邦。康氏在其自編年譜《我史》中說:

戊戌年四月,“時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以大會於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康氏還替禦史宋伯魯起草奏折,勸光緒帝速速就“合邦”問題展開行動,奏折說:

“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並出示分割圖。
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幹營,以資禦侮。……
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

換言之,所謂“合邦”就是:

1、“四國”合為“一邦”;

2、四國既有政府作廢,另起爐灶,自四國中選出百人,組成新“邦”的新政府;

3、新政府擁有管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的大權。以此等視天下事太易、常一知半解又無知者無畏、無事不敢做的性格,倡議出賣疆土來搞變法,實在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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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的“卖国”计划

 (2021-01-19 08:31:06)下一个

最好把新疆卖给俄罗斯,把西藏卖给英国,以偿清两亿白银的欠账。。。。。如果不够,那么满洲还有蒙古这些边疆之地都可以卖。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那么大又寒冷贫瘠,对中国有什么用!还要花费几百万金子去守卫。。。。。

如此惊世骇俗“卖国言论”,可不是本老太杜撰,也不是千夫所指万人痛骂的卖国贼。此人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连孩子都会背他的热血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是的,他就是谭嗣同,后人称其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

那么,上面的话是真的吗?不是什么网络谣言歪批历史吧?

请看原文——

“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

说这话时谭嗣同30多岁,还是个热血青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愤青的一时气话,不必当真呢?

我们还是循着历史的轨迹回到那个动荡的年代。

甲午战争后,清朝要掏的赔款高达两亿两白银之巨,面对这笔天价赔偿,还在家乡当一名教书先生的谭嗣同就有了这样大胆的想法:卖地。当时谭嗣同只是个举人,一个默默无名的教书匠,人微言轻,但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充任过很多名人政要的幕僚,在京城颇有点名声。谭嗣同就写了封信给老师,上面那些话就出自此信。

几年后,维新变法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即将拉开大幕。可是,赔款要用钱,变法要用钱,钱从何来?内外交困的大清国已经是个空架子。

卖地的计划又浮现在谭嗣同的脑海里。此事的谭嗣同已经历了公车上书,结交了梁启超、翁同龢等名流,还到南京补了两年缺,有了不少历练。自称“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关于卖地,他也计算得更为精细周祥——

“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每平方里单价五十两,估摸着能卖十亿两,去掉战争赔偿款还能多出许多,变法经费绰绰有余。

卖地,今天看来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在当时并不是谭嗣同一个人持有,整个维新派想卖地的大有人在。康有为甚至上疏给光绪,不知这位年轻的皇帝是否也赞同,因为整个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就夭折了。

我滴个妈呀!这事儿要是成了,神州大地是个什么形势,实在不敢想象。

回过神来仔细又一想,卖地政策好像大大小小的政府、掌权者都这么想这么干过。最有名的就是老毛子把阿拉斯加苦寒之地卖给了美国,估计早就把肠子都悔青了!可是相比之下,总还是好过一分钱也拿不到,拱手把外兴安等大片国土白白送出去吧?

这些年史学家们争着重新评价李鸿章,这老爷子当年也有卖新疆的念头。他觉得海防很重要,一个不小心列强就会从天津登陆直取皇城,新疆如此遥远,何不放一放?“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

左宗棠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割地犹如“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不止”啊。

两个顶尖人物各持一端,振振有词。孰是孰非,今天当然看得清。可是在当年,要说慈禧这老妖婆还是有点子眼光和胸襟的。她先是倾向李鸿章,但左宗棠一席话惊醒了她。慈禧大力支持左宗棠,于是乎,六十岁老左头抬棺入疆,收复了这块宝地。

真不敢想,当年若真卖了西、新、青,洋鬼子们会居高临下虎视眈眈中原大地,多么可怕!

可是,能说谭嗣同、李鸿章等卖地的主张就是卖国吗?

历史人物有他们的局限性。我们不能为了抬高他们而故意掩盖粉饰,也不能随便放“马后炮”充当明公,一概抹杀他们的一些主张。

还是说回来谭嗣同,维新变法,是一腔热血为了救国强国。据说谭嗣同被砍头时刽子手故意用了一把钝刀子,连砍30几刀头颅才落地。

何等壮哉!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的狱中绝笔也永远激励着后辈仁人志士,为自己的信仰不惧牺牲。谁敢说,谭嗣同有卖国言论?

(注:文章同时发在《几曾回首》,跟帖转于此处,以备查考)

近代中国还能保持大致完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也许是太弱了,弱到其他国家都不认为未来你会成为威胁 -通州河♂ 给 通州河 发送悄悄话 通州河 的博客首页 通州河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5 reads) 01/19/2021 postreply 14:09:52

• 从历史上来看,汉族的疆域和人口都一直在增长。 -老生常谈12♂ 给 老生常谈12 发送悄悄话 老生常谈12 的博客首页 老生常谈12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1 reads) 01/19/2021 postreply 16:44:53

• 好文,花姐说历史通透大气。达斡尔族有豪杰! -coach1960♂ 给 coach1960 发送悄悄话 coach1960 的博客首页 coach1960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6 reads) 01/19/2021 postreply 14:26:40

• 老弟谬赞。说一说都有豪气,做起来太不容易。 -花似鹿葱♀ 给 花似鹿葱 发送悄悄话 花似鹿葱 的博客首页 花似鹿葱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1 reads) 01/19/2021 postreply 16:27:28

• 花姐要跳出“正史”的框框,把你家族的故事写一写,比如,诺门坎战役之类 -coach1960♂ 给 coach1960 发送悄悄话 coach1960 的博客首页 coach1960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6 reads) 01/19/2021 postreply 19:53:12

• 若民运人士当权,也很可能做出同样决定^^^ -Katrina2005♂ 给 Katrina2005 发送悄悄话 Katrina2005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9 reads) 01/19/2021 postreply 16:49:08

• 有 3 个多台湾那么大的唐努阿梁海可不是被共产党“卖掉”的、而是送掉老毛子的吧? -johniewalker♂ 给 johniewalker 发送悄悄话 johniewalker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0 reads) 01/20/2021 postreply 14:16:35

• 伟人都有如此气概,君不记得毛伟人曾经说,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中国。连钱都不要,直接送!呵呵,反正不是自己的 -兵团农工♂ 给 兵团农工 发送悄悄话 兵团农工 的博客首页 兵团农工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0 reads) 01/20/2021 postreply 15:47:25

• 没有老毛,西藏都回不来。唐努乌梁海是民国丢的,1914年被沙俄占领 -timblandnn♂ 给 timblandnn 发送悄悄话 timblandnn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1 reads) 01/20/2021 postreply 17:53:59

• 强盗抢了你的东西,难道需要说,我不打算要回来了,你留着吧,现在是你的了。 -原上草2017♂ 给 原上草2017 发送悄悄话 原上草2017 的博客首页 原上草2017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5 reads) 01/21/2021 postreply 12:02:58

• 大同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大江川♂ 给 大江川 发送悄悄话 大江川 的博客首页 大江川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 reads) 01/21/2021 postreply 19:59:26


清光绪二十四年,一群图谋救国的维新分子,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了戊戌变法。

可是这次变法仅仅只进行了103天,便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守旧派的干预而戛然而止了,其中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往国外。

而最让人悲愤的是,有六位英年才俊,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他们便是戊戌六君子,他们的鲜血映红了那片原本暗淡的天空,唤醒了更多人不甘被欺凌的人的良心。

他们死得悲壮,是历史中永不熄灭的星。

在戊戌六君子中,最为有名的当属谭嗣同,他英勇就义之前,高呼: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流血而牺牲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凭借着父亲的人脉和地位,谭嗣同原本也可以像康、梁等人一样,一走了之,待到时机成熟,还可东山再起,但他拒绝了苟且般活着,他更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换来更多人图强的决心。

谭嗣同就义时,只有33岁,当生命终结的那一刻,谭嗣同从未畏惧,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便是他的自白。


谭嗣同一腔热血,只为图谋救国,但并不是他的所有主张都是正确的,谭嗣同曾给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卖掉新疆和西藏,这一主张便是极其缺乏远见和格局的。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谭嗣同为何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英勇人生中的这一污点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

谭嗣同: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

当尽

谭嗣同救国心切,看着满目疮痍的中华和腐朽到爆炸的清政府,谭嗣同急火攻心,为了救国,为了变法,他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己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

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谭嗣同确实主张过把新疆卖给俄罗斯,把西藏卖给英吉利,为的是偿还列强强加给满清政府的债款。


而谭嗣同提出这样的主张,也有自己的出发点,那就是这些地方地域广阔,满清政府根本守不住,是清政府的累赘,如果这两块地方卖的钱比较多,还可以用来支持变法,最主要的是能让英俄保护清政府十年。

但还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谭嗣同认为如果卖新疆和西藏两地的费用不够,还可以把满洲、蒙古等都卖掉,如果英俄答应保护清政府十年,还可以“少得价”。

谭嗣同的这一主张,让人不寒而栗,好在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不然谭嗣同即管死得壮烈,那么他也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因为他提出要卖掉的这些地方,都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左宗棠: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历史教科书中有戊戌变法的内容,大体是:

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等。


表面上看这些变法举措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维新派人士,却忽略了变法需要稳定的环境,变法之前,还要先把保守派搞定,最主要的是要得到实际掌权人物的鼎力支持。

就好比两千年前,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一样,他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变法之前还把守旧派驳得体无完肤,当时中原诸侯相互混战,秦国偏居一隅也得到了安心变法的外部环境。

很显然清政府这些维新派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所以他们进行的变法,更类似是一种政治投机,为的或许是帮助光绪从慈禧太后手中夺权。

我们再来看谭嗣同上书的内容,便会发现,这群维新派的目光很短浅,他们救国的路径也有些饥不择食,甚至饮鸩止渴。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率军历尽千辛万苦才收复新疆的左宗棠,他就是明确提出了新疆不能失,蒙古也必须保,这样才能拱卫京城,一旦这两地丢失,京城也就危险了。


很显然,左宗棠是睿智的,他的论点也极为精辟,只是让他没想到,仅仅20年之后,维新派竟然又想要把新疆给卖了。

光绪皇帝:是举祖宗发祥之地,一举而卖与俄人也

谭嗣同的这一荒唐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光绪皇帝虽然渴望掌权,渴望扳倒慈禧,虽然在我们看来他是怯懦的,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位渴望图强的皇帝,只可惜他生不逢时。

谭嗣同提出卖地在当时看来,并不奇怪,因为那时候的满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很多土地,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将不少土地拱手让给了列强,而其中最让人诟病的便是晚清名臣李鸿章。

在李鸿章签订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之后,左宗棠曾痛斥: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到后来,李鸿章把《中俄密约》的文稿转奏给光绪帝请旨时,看过这份文稿,光绪皇帝忍不住直言:难道李鸿章想要把祖宗的发祥之地,一并都卖给俄国人不成?

精明如斯的李鸿章,甚至还主动找列强签订卖国条约,这又该如何评价呢?

由此可见,谭嗣同的这一主张,只是在那个时代他们自认为能救国罢了,可是他们忘记了,用割让土地的形式来换取和平,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又怎能灭呢?

谭嗣同英勇就义,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可是他提出的这一主张,却成为了他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列强,犹如饮鸩止渴,自我变强才是唯一途径,现在的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但曾经屈辱的历史不能忘,吾辈亦当自强。

对此,您怎么看?

参考文献:《清史稿》、《谭嗣同全集》等。

譚嗣同曾經建議光緒皇帝,賣掉新疆和西藏,有這回事嗎

這個事又被人給翻出來了,看來譚嗣同用慷慨赴死換來的光輝形象,要轟然倒塌了。這也可能是譚嗣同一生中唯一的一個“污點”了吧。


一直以來,譚嗣同在人們心里都是錚錚鐵骨的漢子,絕對的正面人物。只要提到譚嗣同,不覺得就會肅然起敬,在心中默默的說:“真爺們”!。所以,聽到這個事情的時候,所有人都會忍不住要問一句:“啊,是真的嗎?”




是得,是真的,譚嗣同確實有過這樣的想法。注意,只是他的一個想法,也許就像現在的憤青一樣,和別人侃大山、吹牛逼時候說的。這個事記載在《譚嗣同全集》里面。原話是這樣說的:


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


雖然我非常敬佩譚嗣同,但是不得不說,太書生意氣!不僅僅是譚嗣同,整個戊戌變法,從光緒皇帝到康有為、梁啟超、戊戌六君子,就跟小孩玩過家家一樣,滿朝文武大臣都被光緒給舍棄,就帶着康有為幾個小年輕瞎玩。


事實上,譚嗣同不僅僅是想把新疆、西藏賣掉,甚至內蒙、滿洲都可以賣掉。他估計,這些地方都賣掉,能賣10個億,賣地的收入一部分用來償還甲午戰爭後的賠款,剩余的就用來發展教育,興辦洋務,開展君主立憲。




這10個億是怎么估算出來的呢?說來非常可笑,按照譚嗣同的想法,簡直和論斤稱的一樣,按平方米來賣,一平方米賣5兩銀子。哎,真是書呆子本呆呀!


新疆和西藏對於整個中國的重要性,那就是不能用銀子來衡量的,每一寸土地對中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別說5兩銀子,5000兩也換不來。從軍事戰略上來講,新疆西藏是我國西北部的重要屏障,可以防御沙俄的入侵;從經濟利益上來講,新疆西藏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有豐富的農產品資源,絕對的聚寶盆。


好了,下面我們就來好好聊一聊,譚嗣同為什么要主張賣掉新疆和西藏。




第一,思想狹隘,骨子里沒有把蒙、疆、藏當作自己人


在清朝的時候,新疆、內蒙、西藏雖然都歸大清國管,但是他們是大清國的藩屬國,屬於高度自治的獨立底盤,清朝有個“理藩院”,就是專門來對接管理這些藩屬國的。


所以,在譚嗣同的心里,這些地方就像是大清國的衣服,不喜歡了就脫掉。又像是大清國的佣人,不需要了就賣掉。完全沒有國家領土主權不可分割的意識。




也許是清末割地賠款成為了家常便飯,讓譚嗣同覺得與其等待被割讓,還不如主動賣掉換點錢花。也許是譚嗣同骨子里的狹隘漢文化思想,覺得漢地18省才是中國的領土,其他都無關緊要。


第二,變法缺錢,病急亂投醫,想出了這個昏招


譚嗣同屬於維新派,在當時的環境下,維新派的勢力非常的弱小,雖然有袁世凱、張之洞等重臣支持維新,但是他們也是喊喊口號,實際上卻與維新派遠遠地保持着距離,因為張之洞是政治經驗非常成熟的老臣,他知道,維新是好,但是不是他們這個干法。


在朝廷里,幾乎所有大大臣都是慈禧太後的人,也就是所謂的“后黨”,只有極個別開明的大臣支持維新,但是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是人微言輕的人,朝廷大權,尤其是財政大權還是掌握在慈禧手中。


而變法,是需要巨大資金支持的,沒有資金,一切都是空談。譚嗣同等人無法從朝廷的財政收入中拿到資金,就想到了賣地來籌措資金。




第三,在譚嗣同眼里,新疆、西藏是個沒用的累贅


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


以上這段是譚嗣同的原話,大概意思就是,新疆和西藏這兩個地方,地方非常大,所以,我大清朝沒有力量去把守。如果把他們賣了,估計能賣2億兩不成問題。這些錢可以拿來編發用。


如果把他們賣給英國和俄國,還可以讓英國和俄國來保護我大清朝10年。如果錢不夠,那么就把蒙古和滿洲也賣了,這樣估計能賣10億兩。


譚嗣同終究是一介文人,只會紙上談兵。另外,寄希望於英俄兩國來保護,也實在天真。英俄兩國本來已經對中國虎視眈眈,賣給他們不就是引狼入室了嗎?大清國何來安全之說。


想當年,左宗棠為什么要花大把的銀子,親自抬棺出疆,從阿古伯手里把新疆收回,為的就是邊疆安全。左宗棠說: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


你看看,這才是有戰略眼光的國家棟梁,有大局觀,有高度。


第四,譚嗣同缺乏治理國家的經驗,思想過於幼稚


在戊戌變法中,譚嗣同雖然只是四品的軍機章京,但是實際上做的卻是宰相的工作,譚嗣同此前並沒有什么從政經驗,一下子讓他輔佐皇帝來治理國家,他的能力也是在是跟不上,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也在所難免。


不僅是譚嗣同,就是康有為也是如此,康有為曾經提議,讓光緒皇帝遷都上海,光緒皇帝說:“如果大臣們不同意怎么辦”,康有為說:“您就秘密出京,就說到上海巡視,然後就不回去了,帶着我們幾個人在上海辦公,然後直接宣布北京的首都作廢,立上海為首都”。你說說,這不是小孩過家家,是什么。


譚嗣同作為戊戌變法期間的領軍人物,其慷慨赴死,警示國人,開啟民智,他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永久流傳和學習的。但是,人無完人,譚嗣同作為當時的熱血青年,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不應該成為被人抓住的小辮子,這個事,大家知道就好,沒必要反過來開罵。

林樂知十九世紀著名美國監理會宣教士,在華居留時間長達47年,以辦報、辦學、譯書而著稱,兼宣教士、教育家、翻譯家、作家、報人與中西文化溝通者於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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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Young John

1836 — 1907

林樂知

十九世紀著名美國監理會宣教士,在華居留時間長達47年,以辦報、辦學、譯書而著稱,兼宣教士、教育家、翻譯家、作家、報人與中西文化溝通者於一身。

  美南監理會

  上海

一、早年生活

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於1836年1月3日出生在美國喬治亞州伯爾克郡(Burke County, Georgia)。父親在他出生前兩個月去世,母親產下他兩星期後亦不幸染病身亡,幸得姨父母赫金斯(Hutchins)夫婦收養。他們都是基督徒,視小樂知如同己出,愛護有加,林樂知就這樣在充滿基督之愛的環境中長大。小學畢業後,林樂知考入牛頓郡的斯塔維爾中學讀書,在此期間接受基督教信仰,加入美國南方監理會教會。18歲時,林樂知進入愛默利學院(Emory College)讀書,於1858年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畢業後不久,即被按立為牧師,當時年僅22歲。同年,林樂知與瑪麗•休斯頓小姐(Mary Houston)結為伉儷。瑪麗也是一才女,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喬治亞州梅肯郡的衛斯理女子學院(Wesleyan College, Macon, Georgia)。由於二人皆有前往海外宣教之心志,故於婚後不久,他們共同接受美南監理會差會(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差派,前往遙遠的神秘國度——中國宣教。1859年底,林氏夫婦帶著他們新生的女嬰從紐約登船啟程前往中國,從大西洋繞道非洲好望角,橫跨印度洋路經香港,歷時210天之久,最後於1860年(咸豐十年)7月抵達上海。從此林樂知以上海為基地,開始了長達47年的宣教生涯,將其畢生的黃金歲月,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中國。

二、宣教探索、文字與譯述

林樂知夫婦抵華之際正值多事之秋。在中國北方,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皇帝避走熱河。在南方,太平軍席卷江南,無數百姓流離失所。林樂知原擬前往杭州開辟宣教工場,也因此被迫暫居上海。到中國後不久,他取了個中文名字叫林約翰;後取中國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恥”之意,改名為林樂知,字榮章,顯示出他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他在上海、杭州等地宣道之同時,努力學習中國文化,廣泛結交社會名流。但來華後第二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林樂知故鄉喬治亞州加入到南方陣營。由於戰爭,監理會差會無力顧及海外宣教士的生活,這使得林樂知經費無著,不得不在宣教事工之外,兼謀一些差事來貼補家用。林樂知對這段艱苦日子曾如此記述說:“長達四年之久,我們收不到母會分文,也接不到親友片紙只字。全家生計陷入窘局,起初靠典賣教會物資暫時維持。然而此舉終非長久之計,為了養活妻兒,只能暫時擱下宣教正務,抽身出外工作賺取工錢。” 他曾先後擔任過商品推銷員,以及保險經紀人等職,以維持生計。後在馮桂芬的介紹下,林樂知在清政府辦的“廣方言館”內謀得英文教習一職;不久又應徐壽之請,到上海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譯書,同時還兼任字林洋行中文報紙《上海新報》的主編。據其同仁傅蘭雅(John Fryer)稱:“林氏當時工作極度緊張,晝夜不息,風雨無間。每日上午在廣方言館授課,午後赴制造局譯書,夜間編輯報紙,禮拜日則到處布道及處理教會事務。同事十年,從末見他有片刻閑暇。雖曾勸之稍稍節勞以維健康,彼竟謂體內無一懶骨。” 林樂知如此勤奮工作16年之久,根據日後《教會新報》的有關記錄,林樂知這一時期的主要譯著有《格致啟蒙博物》、《格致啟蒙化學》、《格致啟蒙天文》、《格致啟蒙地理》、《萬國史》、《歐羅巴史》、《德國史》、《俄羅斯國史》、《印度國史》、《東方交涉記》、《列國歲計政要》、《列國陸軍制》、《新聞紙》、《地學啟蒙》等10余部。1876年,清政府為表彰林樂知在譯書和教學方面的貢獻,特授予他五品頂戴官銜,後又“欽加四品銜”。同一時期,林樂知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了解也日益加深,促使他反復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使基督教適應中國文化,在中國得以廣傳。

在晚清時期基督教傳播過程中,大體上有兩種不同的宣教方式。一種是“直接布道式”,就是宣教士深入到中國的城市和鄉村,面對廣大的平民百姓,直接宣揚耶穌基督救贖世人的福音,散發福音書冊和聖經,以及建立教堂等。這一類宣教士較少觸及中國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問題,甚少與官紳打交道,也不從事辦報、興學、或建立醫院等事業。林樂知來華之始,采用的也是這種方法。1861年,林樂知曾與其他宣教士一道同赴南京,拜見洪仁玕等太平天國領袖,希冀從太平天國打開一個缺口,推進在華宣教事業。但由於太平天國當時忙於對付清軍的圍攻,並未對林樂知一行的宣教要求發生興趣。而另一類宣教士則采取間接的方式,註重社會關懷與服務,以愛心扶貧濟弱,以提供醫療和教育服務為主,造福人群,以引起中國人對宣教士產生好感,樂意和他們交往,進而達成傳揚基督福音的目的。1870年代之後,林樂知采取了後一種宣教方式。這種方式要求傳教士一要認真了解和研究中國社會,針對中國的文化特點去改造中國;二要把基督教義和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相融合,再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傳播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為手段,如興教育、建醫院、辦報紙等,提高中國人的素質,擴大基督教影響,以吸引更多的中國人接受基督教信仰。

林樂知以教學和譯述,將大量西方知識與科技引進中國,以影響中國人的視聽,進而對基督教產生好感。因此,林樂知對中國的社會情況極為關心,尤註重解剖晚清的社會結構。在細心觀察中國內政外交的形勢之後,林樂知得出要想使基督福音廣傳,必須抓住“士”,結交“官”的結論。他認為在中國“士為四民之首”,官和商大都來源於“士”,征服了“士”就等於征服了中國文化和社會。於是他采取“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即先由上層的“官”與“士”入手,設法讓官吏士紳成為基督徒,以便達成“上行下效”,繼而向一般平民百姓傳福音,如此做法,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果效。因此他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廣交了一批“士”和“官”,如馮桂芬、李鴻章、丁日昌、張之洞等人。這些人一般思想開放,渴求新知,他們看重的是林樂知廣博的西學,而林樂知則立足於這批官紳的社會地位,試圖通過他們,自上而下,使基督福音得以廣傳。林樂知的這些交往活動使他成了當時上海地區官僚和社會名流的好朋友。

林樂知還十分注重用儒家學說來闡釋基督教教義,他將儒家的“三綱五常”與基督教義一一印證,認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質無異。他引經據典,從基督教教義中找出了論證君臣、父子、夫婦乃至兄弟、朋友的教訓,結論是:“儒教之所重者五倫,而基督教亦重五倫,證以《聖經》。” 他還認為,儒家講“仁”,而基督教的“愛即是仁也”;儒家講“義”,“耶和華以義為喜”;儒家講“禮”,而《聖經》要人們“以禮相讓”;儒家講“智”,《聖經》中稱“智慧之賦,貴於珍珠”;儒家講“信”,《聖經》中則有“止於信”,即“信”是最高美德。總之,在林樂知看來,孔子和耶穌相同,儒家和基督教相通。

林樂知另一策略是“由末而始”,意思是先“西學”而後“西教”,先傳播西方科技知識,讓中國社會的士大夫茅塞頓開,視野趨於廣闊,進而降服於西方新思想領域,然後逐漸引進基督教教義。林樂知倡導“以學輔教”的宣教策略,由此引發出他以“辦報”和“興學”這兩個途徑來實現他的宣教目標。

三、創辦與主編《萬國公報》

林樂知雖然將耶穌和孔子等同起來,但也看到在儒家思想教化下的中國人,乃至知識分子,在許多方面還相當愚昧、保守、落後,對現代科技文化所知甚少,“對自然的定律和哲學,以及化學、天文學等一竅不通。” 為便於傳播基督教信仰,首先須打破中國知識界的落後狀況,讓他們具有現代科學知識和現代思維觀念,以及新的價值取向。從這種理念出發,1880年代以後,林樂知便將其主要精力投入到傳播西方文化知識和改變中國知識界的知識結構與思維方式上。因此,他在上海譯書,介紹歐美的科學文化知識;辦報,傳播信息,宣揚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創辦新式學堂,培養新型人才。

1868年9月,林樂知創辦了中文教會周刊《教會新報》(Church News);1874年9月,他將該期刊從第301期開始更名為《萬國公報》(The Globe Magazine)。1887年廣學會成立,決定將其作為機關報,仍由林樂知主編,於是《萬國公報》在1889年復刊,但英文名改為The Review of the Times,每月出版1期,直到1907年林樂知病逝而停辦。在晚清西方宣教士在中國發行的中文報紙中,以《萬國公報》為時最久,影響也最大。如果連它的前身《教會新報》合並計算,一共刊行了34年,其間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教會新報》6年。該報每周出刊一次,內容除了討論基督教教義、報道教會消息外,還介紹科學知識、外國史地與各國新聞,其發行量大體在1千到2千多份。為了吸引讀者,第2年出版的《教會新報》增加了清政府的上諭和一些政治、社會新聞。第113期和116期還刊出了赫德(Robert Hart)的《局外旁觀論》和威妥瑪(Thomas F. Wade)的《新議論略》。這兩篇論文都建議清廷效仿歐美,除舊革新,進行全面改革。林樂知轉載這兩篇時論,顯然是為了擴大《教會新報》的知名度,但從總的傾向看,該報以教務為主,較少過問政治。

二、前期《萬國公報》9年。林樂知意欲拓展《教會新報》的讀者範圍,希望藉傳播科學知識為媒介吸引教外人士閱讀,以收布道之果效,故於1874年把《教會新報》更名為《萬國公報》。其辦報宗旨雖仍以教務為主,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就是對晚清社會政治的關注和對中國各階層民眾及官吏、知識分子的有目的地施加影響。林樂知十分自信地稱《萬國公報》:“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賞識,並可以入名門閨秀之清鑒,且可以助大商富賈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農工之取資,益人實非淺鮮,豈徒《新報》云爾哉!” 《萬國公報》問世後,篇幅與字數增多,發行量亦隨之倍增。

三、後期《萬國公報》19年。從1883-1888年,《萬國公報》曾因內部改組,亦因林樂知忙於中西書院事務無法兼顧而一度停刊。1889年復刊後的《萬國公報》已非林樂知個人所有,而成為“廣學會”的機關報,不過仍由他主編,改為月刊,出版銷量也增至4000多份。

《萬國公報》在中國晚清社會中,與上海的另一份報紙《申報》並駕齊驅,成為當代中國人了解世界、獲取信息的一個重要窗口,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被認為西學之寶庫,新知識之總匯,備受重視與青睞。許多尋求新知、立誌變革的中國知識精英和政治領袖人物,都從中得到靈感與啟迪。林樂知也因此獲稱為“教會報人”之美譽。臺灣京華書局在影印《萬國公報》時概括其內容稱:“至其內容宗旨,雖仍然不脫傳播基督教義,溝通教會消息,然亦負擔起推廣西學之責,於西洋科學知識,史事人物,國家現勢,均有涉及。其最足以歆動中國朝野士大夫之報導,則為中日甲午戰爭之際所刊載之中東戰紀。《萬國公報》遂引起朝野官紳之廣泛注意,一時視為新知識之重要來源。凡關民族自立,主權完整,政治改革,莫不有其更新之啟發。嗣後變法維新運動,很顯著受其鼓吹之影響。” 這一概述,大體勾勒出《萬國公報》之輪廓,也充分反映出林樂知在19世紀1880年代後宣教策略的根本變化,即以關心時事、傳播知識、更新中國文化、培植人才,以促進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萬國公報》在甲午戰爭之後由原來發行幾千份猛增到了1萬8千多份,成為晚清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

《萬國公報》之所以對晚清的中國人有較大的吸引力,一是在於其大量介紹和評論中國的時政;二是及時傳播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識。晚清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中日甲午戰爭、戍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以及孫中山反清革命等,在《萬國公報》上都有較為詳細的報道和評論。甲午戰爭時期,該報及時報導了中日的戰況、世界各國的態度、清廷對外交涉和日本的外交,吸引了關心國家命運的晚清臣民。林樂知還以“美國進士”的名義寫了多種評論,如《中美關系略論》、《廣學興國說》等。他後來將在《萬國公報》發表的這些文章輯為《中東戰紀本末》,一時成為暢銷書。戍戌變法時期,《萬國公報》對改革頗有興趣,有關光緒帝和康梁維新派的報導很多,也對維新派支持甚力,還發表了大量宣教士對變法的建議和評論。義和團運動爆發後,《萬國公報》也先後發表了“山東義和拳匪論”、“京津拳匪亂事紀要”等文,反映出《萬國公報》反對義和團運動的鮮明立場,也留下了難得的寶貴史料。對清末的新政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萬國公報》也不失時機地加以報道與評論。

《萬國公報》在介紹歐美的新知、新學方面則著墨更多。凡西方的物理、化學、數學、天文、地理、生物、醫學、制造、鐵路、輪舟、郵政、農業、漁業、開礦等新的理論、新的技術,林樂知都加以譯介,並配之以圖,給晚清的中國民眾以一種新鮮感。歐美的一些近代科學家,如牛頓、達爾文、哥白尼等,《萬國公報》亦刊出了他們的傳記。從普及自然科學知識來說,《萬國公報》可說是貢獻卓著。該報對西方新的社會科學知識,如西方的經濟學、貨幣理論、市場學、對外貿易、管理科學、教育制度、法學、圖書館學、政治學、議會知識等,都有如此這般的介紹與評價。歐洲剛剛興起的社會黨的活動和社會主義學說,《萬國公報》也都作了報導。該報第121期-123期連續介紹了歐洲的“安民新學”(即社會主義),並敘述了其基本主張。可以說,晚清中國人最早是通過《萬國公報》了解社會主義的。《萬國公報》實際上變成了晚清傳播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窗口,許多尋求新知、立志變革的中國青年,從《萬國公報》得到了啟迪。康有為是《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他的論著與思想,就吸收了《萬國公報》上的不少知識和理論;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的某些文章,亦明顯帶有《萬國公報》的影響;在其所撰的“西學書目表”中,就選錄“廣學會”出版的書籍共22種,其中被認為最佳者為李提摩太之《泰西新史攬要》與《萬國公報》。譚嗣同的《仁學》,也受到了《萬國公報》的影響。清末時的洋務派,以及維新派的領袖,均依賴《萬國公報》擷取新知,“廣學會”的領導人李提摩太和林樂知更被視為“變法、維新”的主要精神領袖。國父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也交由《萬國公報》公開發表,可見他對這份報刊的影響力深具信心。林語堂自稱透過《萬國公報》,林樂知成為他“生命中影響最大、決定命運的人物。” (見林語堂:《無所不談》,開明書店,273頁)。《萬國公報》不僅影響了當代中國人,甚至連日本天皇與其內閣官員也是《萬國公報》的熱心讀者,由上海的日本領事館長期訂購轉寄。到戊戌變法時,《萬國公報》的銷數激增至3萬8千份。

四、創辦“中西書院”

林樂知以譯述和辦報掀起中國社會對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識的熱潮,不僅如此,他更意識到“辦學”對基督教在中國之傳播,以及改造中國社會與文化之重要。因此他為晚清的教育改革傾注了很多心力。例如他建議廢除科舉考試,將歐美的新學制引進中國等。他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陳舊,不能適合現代社會需求,無法承受外交、軍事、科技、實業等方面的新的要求,如果繼續“專尚舉業,有害無利”。於是他與在華宣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佳白(Gibert Reid)、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人成立了中國教育會,計劃廣辦西式學堂。為要在上海籌辦“中西書院”,林樂知甚至暫時停止出版《萬國公報》達數年之久。

1881年林樂知辭去上海廣方言館教習和制造局翻譯職務,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創辦了“中西學堂第一分院”,當時置辦工料費由監理會承擔,書籍等費用,由募捐而來。第二年,林樂知又於虹口吳淞路開設了第二分院。為謀發展,林樂知在“西國勸捐,歷四五年”,購得吳淞路分院旁地皮35畝,合分院,共41畝,另建新校舍。落成後,兩分院一並遷入,學校正式命名為“中西書院”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他自任院監。中西書院的主校址坐落在今之昆山路基督教景靈堂對面。“景靈堂”原本名為“景林堂”,意為“景仰林樂知之堂”。中西書院建立後首次招生就有400余人,這個數字在當時教會學校中,似無出其右者,即使聖約翰書院也只不過70-80人。中西書院創立後,深受上海新興資產階級的青睞,很多官吏紳商大力捐助它,因而經費能夠自足。

中西書院分大書院及一院、二院三部分。大書院設在昆山橋,一院在八仙橋,二院在吳淞路。之所以取名“中西書院”,主要是為了迎合當時知識界和政界的文化思潮。在1894年甲午戰爭前後的20年間,“主以中學,輔以西學”,或“中體西用”、“中西並重”的呼聲甚高。作為林樂知助手和朋友的沈毓桂如此論說道:當今之世,“專尚中學固不可也,要必賴西學以輔之;專習西學亦不可也,要必賴中學以襄之。二者得兼,並行不悖,乃可以施非常之教化矣。” 林樂知身受美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雙重陶冶,他的“耶穌加孔子”的宣教策略雖僅是一種手段,但也包含了融合中西文化的因素。而且,提倡中西並重,容易為中國官僚和士人所理解,較直接取名教會學校要好得多。因而他在“中西書院規條”中開宗明義地寫道:“余擬在上海設立書院,意在中西並重,特為造就人才之舉。”“創立中西書院,專為栽培中國子弟起見,非敢希圖虛名,實求實濟。” 林樂知對中西書院的教學體制作了精心規劃,提出了完整的“三級教育體制”,即初級、中級、高級三等,使學生各得其所,循序漸進。在當時學生中,有誌學貫中西者卻很少,多半只為學習英文而來,因此常抱著厚西學而薄中學的心理。林樂知於是再三向學生們強調“中學不能精熟,西學必不能通達”,勸勉他們勿圖近功、勿逐小利,不要以畢業後進入洋務機關,如海關、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礦務局等為滿足,而要以將來能夠領導國家的現代化運動為抱負。

中西書院具體日常事務由沈毓桂主持。在課程設置上嚴格按中西並重的原則,一般是半天中學,半天西學。中學主要是講解古文,作詩造句,寫對聯,學書法,熟讀《五經》等。西學課程則新鮮而具體,其八年課程設置如下: 第一年 認字寫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習學琴韻。 第二年 講解各種淺書,練習文法,翻譯字句,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三年 數學啟蒙,各國地圖,翻譯選編,查考文法,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四年 代數學,講求格致,翻譯書信,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五年 考究天文,勾股法則,平三角,弧三角,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六年 化學,重學,微分,積分,講解性理,翻譯諸書,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七年 航海測量,萬國公法,全體公用,翻譯作文,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八年 富國策,天文測量,地學,金石類考,翻譯作文,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宗教科目在教學內容中所占的分量很少,沒有規定的聖經課,學生也無須成為基督徒。但作為一所教會學校,中西書院的學生每天早晨必須“恭讀聖經”,並作統一的祈禱儀式;星期天則要前往教堂作禮拜。在這一點上,林樂知是很開明的。1887年後,林樂知的主要精力轉向廣學會和辦報紙,對中西書院過問減少。1895年他辭去中西書院校長職務,由美國監理會另外派人主管。後任校長的宣教士一改林樂知的風格,加重了基督教課程,將書院辦成了一所地道的教會學校。

1900年,美國監理會決定合並蘇州博習書院(Buffington Institute)、宮巷中西書院(Kung Hang School,1896年)和上海中西書院,擴建為東吳大學;校址設在蘇州天賜莊。林樂知為董事長、孫樂文(David L. Anderson)為校長;東吳大學主樓被命名為“林堂”,以紀念林樂知之貢獻。1912年,中西書院正式遷往蘇州,並入東吳大學,原有校舍改為東吳大學的第二附屬中學。

中西書院否定了清廷的科舉制,傳播了美國式的教育制度,對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具有示範作用。中西書院前後歷32年,培養與造就了數以千計的、和封建傳統相對立的、具有一定西學基礎的、大體能適應近代社會的新型人才,在晚清的外交部門、海關、對外貿易、近代工廠、新式學堂、北洋海軍等地方,皆有中西書院的畢業生,這對中國由封建社會轉入近代社會意義重大。

五、創辦“中西女塾”

林樂知來中國後,親見中國女子由於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而造成社會之種種缺憾與弊端。因此他強烈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觀念,熱心推動中國的女子教育。林樂知以基督教平等觀念看待中國婦女,曾發表大量的文章,論述女子教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他看來:“人之所以為人者,學問而已矣!無學問者不得謂之人。彼雖靦然人面,其與飛走之屬固何別也?” (林樂知“中國振興女學之亟”,載《萬國公報》1905年8月)“學問為成人之利器,無論其為男人或女人,關於身家,或關於國家,皆當以求知為先。以就中國而言,則以振興女學為最要。” (“論女學之關系”,載《萬國公報》1903年度11月);女子受教育“大而言之,固將擔任國民一分子之義務;小而言之,則亦相夫育子,謀一家之幸福而有余。夫一家之內,亦男女各半,棄女不教,使為廢物,無異自敗其國也。” “今日之振興女學,殆不能譏為一急之務矣!” (“振興女學之關系”,見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第606頁) 林樂知把女學看成是富家、強國、婦女解放的根本。

由於成功地創辦了中西書院,林樂知建議美國監理會婦女傳道部在上海開辦女學,招收上海上流社會女子。1890年監理會批準在上海設立女學,於是林樂知和美國監理會女宣教士海淑德(Laura Haygood)在上海慕爾堂(今西藏路沐恩堂)西側創辦了“中西女塾”(McTyeire, 即後來的中西女中),於1892年3月正式開學,開創了中國女子接受教育之先河。林樂知將西方婦女教育模式引進到中國來,學制10年,雖其辦學原則是“中西並重,不偏依”,實則以西學尤其是英文為主。中西女塾在教學過程中,舉凡格致、算學、地理諸科以及宗教,只要學生力所能及,皆以英語教學,與中西書院不同的是宗教課是必修課程之一。中西女塾開辦時僅有學生5人,但隨著風氣漸開,學生日益增多,而且學生多來自上海的富有家庭,中西女塾也逐漸成為當時上流社會富裕家庭女兒出外留學前,先行接受英語教育的殿堂,以致有“貴族學校”之稱。對中國近代史影響重大的“宋氏三姐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女士等,皆曾先後就讀於中西女塾。到20世紀,該校更為中國培養出不少女性人才。

六、對中國婦女解放之貢獻

林樂知和當時許多西方宣教士一樣,最感到困惑的便是中國婦女纏足之風俗。按照基督教觀念,婦女纏足是“負上帝造人之本真” (“纏足論衍義”,載《萬國公報》1889年4月),也就是說這種蓄意摧殘人的肉體與靈魂的行為,是破壞了上帝造人的意願。在基督教信仰中,世間男女,無論他們人生處境如何,均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林樂知在《萬國公報》上發表大量言論,反對中國人對婦女身心健康的摧殘,表現出一個基督教徒所具有的憐憫之心與救世情懷。“以布條緊紮,使其肉糜骨折,痛楚難堪,致生成之善足,變為殘跛之廢人,畢生艱難,趨步不便,欲求其小,不顧其苦,貪其美,不計其害。” “皮肉潰爛,疼痛號泣,艱地步履,忍受終身之苦厄。” “觀纏足之時,緊紮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強使之痛楚難堪,旁觀之人,每為傷心,其父母反鐵石心腸,絕無惻隱。嗚呼!殘忍若是。” (抱拙子:“勸戒纏足”,載《萬國公報》1882年10月)。同時,林樂知看到纏足實際上是一種在腐朽文化支配下,對廣大婦女施加的刑法,其醜陋程度超過世界任何國家風俗中對人性的摧殘。讓他無法忍受的是,中國人居然把這種毀壞人性的惡劣行為,卻視為是一種趨之若鶩競相贊嘆的“美”。在其“裹足論”一文中,他直斥其謬:如果一個女人,她哪怕是三寸金蓮,“而縮頸粗腰,安望其步履珊珊耶?美者,不因乎裹足而愈美;醜者,不因乎裹足而不醜。”(《萬國公報》1878年8月)

纏足不僅危害人的心靈與健康,而且還對整個民族的血脈相傳產生消極影響。林樂知深感此害,從遺傳學角度說明這種毒害民族的醜惡行為:纏足勢必造成婦女身體的衰弱,身體的衰弱就會造成身體發育的障礙,這樣生下的孩子就可能身體單薄,智力低下。此外婦女由於身體的殘疾,會對性格造成重大影響,最明顯的是膽小怯弱,這勢必又影響到孩子身上。中國之衰落,婦女的纏足之害難辭其咎。由於婦女纏足,使中國一半人口變成殘廢,這樣的國家焉有不弱之理?故而纏足是“違天意、蔑古制、招痼疾、戕生命、妨生計、廢人倫和壞心術。”(“纏足兩說”,載《萬國公報》1895年5月)。而今日之中國要強大起來,必須要改造人,使人具有強健的體魄,做到這一點就必先除去像纏足一樣的各種惡俗,鏟除對人性的壓抑與摧殘,按照自由平等之理來重建中國人的價值觀念。

纏足既然對個人、家庭、國家都造成如此巨大之危害,那麽怎樣才能革除此弊呢?林樂知等宣教士認為“病根甚烈且久,非用猛法以治之”不可。他們仗義執言:首先是政府要以行政手段強制廢除纏足之俗,官員在這方面要起帶頭作用,譬如三品以上官員所生女兒,不得纏足,否則治其有罪。其次用各種方法向中國人宣傳此等惡俗之醜陋,逐漸廢除此俗。第三是采用經濟制裁手段,“按戶按口,遍量其足,凡小三寸者,日捐錢30文;足大至5寸半,日捐僅錢5文;若至6寸即可免捐。纏更小者照數加捐,放略大者照數減捐。若竟有小逾3寸者,則加捐至日50文。”(“天足會陳詞”,見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第855頁)

為了扭轉中國人對婦女的態度,以改變中國婦女的地位,林樂知在中國基督徒任廷旭的協助下完成了洋洋21冊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一書,於1903開始陸續出版。該書以婦女地位的高低為文明興衰的指針,對各國文化進行比較和研究。除文字之外,還附有圖片一千余幅以吸引讀者。根據“廣學會”成立40周年時(1927年)的統計報告,在其最暢銷的書籍中,此書高居第二位。林樂知寫這部書的目的是以“各國女人之地位,與其看待女人之法”來考查中國對待女人的態度,以及在各國之中,居於何等地位。他一再強調一個國家的婦女不解放,絕無振興之望,這對貧弱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所謂釋放女人者何也?釋放世人,固為第一要務;但釋放女人上端,實為拯救東方諸國之良法,而中國尤亟,因對癥發藥,非此不能奏效也。” (“論中國變法之本務”,載《萬國公報》1902年6月) 林樂知反復告誡中國人,婦女的地位和國家強弱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以此喚起人們對婦女解放的重視。

林樂知和西方宣教士在中國婦女解放上的所作所為,沖擊了封建觀念,啟迪、刺激了中國人的思想。康有為反對婦女纏足的思想與行動,就是受到《萬國公報》上文章的啟發,從而於1883年在家鄉南海縣成立了“不纏足會”,成為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個不纏足會。梁啟超在外國宣教士興辦的女學面前,感到“俟教於人”的恥辱,於是在上海聯合同仁,創辦了第一所女學。如果當初沒有這些西方宣教士的努力,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無疑將會推遲幾十年。從這方面來說,正是林樂知這些人使中國婦女在萬馬齊喑的黑暗社會,看到了一絲曙光。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林樂知等西方宣教士的巨大貢獻。可以說,他們是率先引導中國人脫離愚昧無知的思想導師,更是推動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

七、文字出版與著作

林樂知還和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丁韙良等人組織成立了基督教文字出版機構“廣學會”,出版發行基督教信仰與文化圖書,以擴大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林樂知在其“廣學興國說”一文中解釋道:“會以廣學名,廣西國之學於中國也。中國自有學,且自有至善之學,斷不敢勸其舍中而從西也。” 到1890年代,因廣學會和《萬國公報》的工作越來越吸引林樂知的興趣,遂於1895年辭去中西書院院監的職務,專事辦報與譯著。在中國數十年間,林樂知兼教習、作家、翻譯家、編輯和宣教士於一身,通常是半天授課,半天譯書,夜間編輯期刊,禮拜天傳道。其譯著有十多種,最為著名的是《中東戰紀本末》初編8卷,於1896年4月出版。初版3000冊很快銷售一空。1897年又出續編4卷;1900年再出3編4卷,全書共16卷。此書不單純是翻譯,間有編者的按語、評論、對甲午戰爭真相的披露,以及對中國所存之積習與惡俗的尖銳批評。此外,林樂知還著有《文學興國策》、《新治安策》、《中國歷代度支考》、《中日朝兵禍推本窮源說》,以及《印度隸英十二益說》等書。這些書籍對中國知識界影響很大。在其《治安新策》中,林樂知總結了當時中國的八大積習:1.驕傲,自滿於固有的聲名文物;2. 愚蠢,讀書人旅行者少,即使受過教育的儒生,也不明世界大勢及天文、地理、物產方面的常識;3. 膽怯,不思進取,亦不敢冒險;4. 欺誑,官樣文章、欺上瞞下;5. 暴虐,濫用刑罰、草菅人命;6. 貪私,人各顧己,不顧國家,官吏盤剝百姓,將校克扣軍餉;7. 因循,拘守舊章,不因時變通;8. 遊惰,空費光陰,虛度日月(顧為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第234頁)。林樂知所見入木三分,反觀一百多年後之中國,這些積習仍在,尤其是第3-8條,幾乎全盤繼承下來,值得國人深思與反省。

由於林樂知在中國所做的巨大貢獻,當他於1906年5月短期回國的時候,受到當時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接見,這是極高的榮譽。會面時,林樂知慎重的向總統陳明中國人對西方列強加諸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深惡痛絕,建言總統應盡快加以廢止,從中可見他對中國人的愛之深。

1906年,70歲的林樂知返回上海,正當他躊躇滿誌,計劃進一步擴展他的事業時,不料卻在1907年5月30日清晨突然病逝,享年71歲。林樂知死後備極哀榮,各方悼念文字甚多,緬懷這位信仰與文化之巨擘。林樂知將其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他雖然生為美國人,但其生活在中國的年月,遠超過在其母國。在47年悠長歲月中,他在宣教、辦報、創設學校,翻譯書刊、著書立說、以及引進西方文化與科技各個方面,皆克盡厥職。他集宣教士、教育家﹑翻譯家、作家﹑報人於一身,更是中國現代化的播種者。

歸屬

This article is reprinted from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copyright (c) 1998 Gerald H. Anderson, by permission of The Gale Group;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Grand Rapids, Michigan. All rights reserved.

資料來源

  • 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1878年8月刊;1882年10月刊;1889年4月刊;1895年5月刊;1899年11月刊;1902年6月刊;1903年11月刊;1905年8月刊。
  • 梁元生著,《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初版。
  • 魏外揚著,《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
  • 黃昭弘著,《清末寓華西教士之政論及其影響》。宇宙光1993年初版。
  • 顧為民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年。
  • 姚崧齡著,《影響中國維新的幾個外國人》,傳記文學出版社。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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