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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元：这才是华人社会日常 一、我们的故事：我们是苦力“猪仔”的后代吗？ 故事的开端 小时候的教育，凡提到华族祖先南来的故事，我们所听到的叙述如出一辙： 在过去，华族的祖先皆是中国生活困苦的贫农，为势所逼，被迫当“猪仔”卖到南洋来，初到陌生的环境，处处被人压榨，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最终在异乡闯出一片天…… 这样的故事不仅广传于马来西亚，在华人比例甚高的新加坡更是如此。 时任总理李光耀更在1978年11月和到访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及，“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 反观中国领导阶层许多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要、文人学士的后代。 这段话亦隐约地表达出“贫农后裔”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自豪感。 耳濡目染之下，大家的祖父、曾祖父还真的就在我们的认知中变成了“苦力‘猪仔’”， 他们克勤克俭地生活，最终创造出当地的经济奇迹，成就了一段华族历史佳话。没错！这些可歌可泣的“佳话”刻画出华人逆境求存的精神。 故事的缺角：苦力“猪仔”的后代？ 故事桥段是如此地深植人心，但是，当大家仔细忆述自己家族的过去，却又会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深究细查， 相较于被当“猪仔”卖到南洋来的苦力经验， 更多人的祖辈是当地小本生意的经营者， 有的则是前来投靠自己的亲人，并受雇于亲友经营的商号、园丘或矿场。 那么，苦力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 根据1874年拿律（今太平）地区的马来封地主卡伊布拉欣的口述： 在进行森林开拓的时候，大概会有10%～20%的苦力死亡； 矿区开办初期，死亡率可高达50%，因此只有最穷的人才会前来开矿！ 事实上，卡伊布拉欣所提供的数据已算保守，根据日里（今苏门答腊棉兰一带）甲必丹张煜南所编的《海国公余辑录》记载， 南来者在船只航行途中就已死了三分之一， 到达南洋之后，又有三分之一因为各种原因而死亡， 在所剩下的三分之一当中，能够克勤克俭累积致富的，“不过百中之一二耳”。 另外，根据战前学者温雄飞搜集的访谈资料，南洋曾经有一个胡椒园在开发时，招募了50名苦力，但在半年之内死了48人，而园丘仅仅开发了一半，故再招50名苦力前来递补，又死了36人，死亡率高达84%，换句话说，100人当中仅16人能够存活。 这些事实一再告诉我们，拓垦时期的高死亡率其实是一种常态。 未被驯化的生态环境 这样高的死亡率其实源于各种环境的残酷挑战。在19世纪中叶马来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