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中国历史入门读物,旨在用生动、流畅的语言和一个新的框架结构,引导国民快速读懂中国历史,并讲述华夏————————中华民族这一族群(Ethnic groups)整体命运兴衰的历程。
历史是生存竞争的记录。在物种竞争的洪流中,人类通过上百万年的努力, 从食物链的中低端攀爬到最顶端;在人类社会内部,生存竞争促使族群分化、淘汰。人类历史上的几万个民族、数千个文明,大部分已经被生存竞争的巨浪淘尽。 至今犹存的十万人口以上的民族,全世界只有300多个,而其中具有文明原创力的,又是寥寥少数。数千个小型文明体,或者消灭,或者融入更大、更复杂的文明体之中。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特殊的一个。
正如失忆的人要靠信息重建记忆系统一样,经历过“时代脑震荡”之后的中国也要靠历史信息重建价值系统。斗胆预测,几十年内,中国社会必将兴起一股重新思考国史的热潮,果能如此,本书愿意作“为王前驱”式的探索。
解决国民读史的痛点
本书并非定位于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专门为普通读者准备的。
如果把中国社会平均计算成一个人,目前其年龄约40岁,学历只是初中已经毕业、高一还没读完,观念和学识都在快速变化成长(相比之下,德国、美国平均年龄约38岁,受教育年限约14年,即大专毕业)。显然,这跟200年前甚至100年前的中国人平均值已经大不一样。那时候的“平均中国人”只有30岁出头,但近乎于文盲,知识、观念均来自传统惯性和上界之灌输。
200年前的国人,只有少数科举精英能够读正史,大众其实是靠《三国演义》 甚至说书唱戏之类来了解历史、形成历史观(合久必分、阴谋权术等)的,今天, 显然不能再这样了。不靠《三国演义》,靠什么呢?本书想要作一个适合“平均中国人”读史的新探索。
这里首先要解决两个痛点。
一是要逾越学术障碍。不管是古代的《三国志》(陈寿)、《靖康稗史箋证》(确庵),还是现代的《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国史大纲》(钱穆),抑或是海外的《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如要把这一类纯学术或半学术著作强加给普通读者,恐怕都不太合适———好像庄子笔下那只海鸥,飘飘然落在国都郊外,齐王向它献上酒肉之宴,却并不符合它的口味。 二是要回答时代关切的问题。时代在快速变化,而史书大都“瞠乎其后”, 望尘莫及。社会大转型必经的历程,是普遍知识和价值观的震荡重组,好比全社会每个大脑都在重装系统,这一进程急湍奔涌、波澜壮阔,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于时代的重大关切,一部好的史书应该作出必要解答。一部好的史书是望远镜, 而不是浮云遮望眼。一部好的史书,要辨析历史源流、提供战略视野和历史观, 而不是堕落为《甄嬛传》一类宫斗剧。所以,每个时代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历史书。
在以上两个方面,本书都愿意作出探索。
孔夫子也有不足
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在引入西学体系之后突飞猛进,学术成果丰硕, 历史作品气象万千。本书从中汲取了智慧和养分,当然,也修正了其中的不足。
就中国通史类读物来说,普通读者常接触到的大概有如下几类:
一是民国年间的学术或半学术作品,那是历史研究的革新时代,各类史学著作灿若云霞、蔚为大观。二是几十年来最主流的“教科书派”,它们曾经山河一片红、稳居核心位置。代表性的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白寿彝《中国通史》。 三是《史记》《资治通鉴》等古典作品。
民国年间的历史学界,“史料派”是第一大流派,此派重视考证,反对任何 “经学式”发挥,在学术界地位近乎垄断(如钱穆就因此长期不能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傅斯年有一句名言:史学就是史料学。这种取向,是那时绝大部分史书的底色。因此,民国学术作品对解释历史演进原理大都缺乏兴致。
但对大部分普通读者来说,了解历史的意义在于提炼历史经验,建构认知地图,这是中国传统上最为珍视的智慧形式。知识不等于认知,史料积累不等于历史智慧。历史史料本是碎片化信息,只是“小数据”(局部记录)而不是“大数据” (全面记录)。通过“小数据”来理解历史是远远不够的,何况还有许多“大数据”淹没在黑暗中。我们既要见树木,还要见森林。可惜,这不是民国年间史学界诸公之所急。
教科书派填补历史空白,蓬勃崛起,史料派在青年中丧失市场份额,犹如齐、 鲁之雅乐,不敌郑、卫之新声。教科书派断言解释历史,在历史哲学的巅峰位置引爆思想、在青年群体头脑中重装系统。这是一场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晚清以来风靡半个世纪、具有世界观和思想武器作用的今文经学与之相比,不啻为小巫见大巫。
沧海桑田,变了时代,换了人间。互联网以光速疾驰,教科书望尘莫及。有些历史解释正被反思,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五阶段论”,本是由斯大林同志定型,经郭沫若提倡而变为官方思想的,可这一发明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真实进程。解释现代社会的出现、生长及其运行规律,教科书派哑然失语,遑论洞见未来。该派一边文笔枯槁丑陋,一边又总是板着脸作权威状,互联网新新人类弃若敝屣,岂非必然?
近些年一度兴起“国学热”,古典作品再度升温,反映出当今社会在重新寻找精神之错。不过,阅读古典史书,特别需要分辨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比如说, 儒生写史,为了达到其主观说教的目的,往往不惜歪曲事实。以孔子为例,当时鲁国国君先后有四个被臣下弑杀(隐公、闵公、公子般、公子恶),有一个被放逐(昭公),又鲁桓公因窺破齐襄公与妹妹文姜乱伦私通,被齐国暗中辱杀,这些重大事件,孔子作《春秋》均曲笔掩盖。孔子之徒,甚至还公然声称鲁国君臣不曾相弒(《礼记·明堂位》文)。至于孟子,他所主张的历史,不少是假的, 他所反对的历史,却往往是真的。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为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对陶潜、刘备一类“正面人物”的缺点选择性忽视、过滤掉负面新闻而只作正面报道。
另外,官修史书政治挂帅,史官貌似独立的背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到清朝时代,又经历了一次异族政权的系统性阉割。这就是汤因比所谓“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
综合前人,本书追求两个目标:
一、按照最新的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综合之前的历史著作,力求学术准确、 叙述得宜。一位法国政治家曾讽刺俄国说:在俄国,历史是沙皇的财产(指其随
① 蒙文通《古史甄微》辨析《孟子》书中的十四件古事,结论为“孟子所称述者若可疑,而孟子所斥責者翻若可信”。
意摆布捏造),笔者自信可免于此讥。本书引入了科技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比以往的史书更加接近实真相,这也是前辈学者所未能见的。 二、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究历史演化背后的原理,找到在历史风暴源头扇动翅膀的那只蝴蝶。
寻找历史的蝴蝶
历史进程如一个巨大混沌,在混沌中辨析源流,可以发现若干规律和因果。 古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说,把“四维”归结为国家兴亡的最主要因素, 这当然不对。真正决定一国历史兴衰的,是两个根本因素:制度和民族基因禀赋。 民族基因禀赋代表潜力,而制度决定潜力发挥的程度。国家发展水平为两者之积。 民族基因禀赋五光十色,制度系统千差万别,两者的组合让人类世界产生分化。
由于相关学科(如制度经济学)出现较晚,前人对制度的理解并不深刻。对中国历史的考察虽已十分细密,但在一些学者们的认知图景中,制度却在暗处。 这就像庄子笔下的猫头鹰的视力,有时明察秋毫,有时却瞠目不见丘山。因此, 在笔者看来,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往往选择的是次要的技术性指标。本书力图对中国历史演化重新梳理,以制度变迁为维度,划分成鸿蒙时代、封建时代、帝国时代、大国问路四个阶段,是为新的框架。
民族基因禀赋通过血统遗传,大致可视为常量。制度则可以视为变量,通过与常量的函数作用,决定着历史兴衰。
当然,历史兴衰非常复杂,驱动因素除上面两个之外,还有很多(相对次要的),历史轨迹是他们的合力作用。如,尚武精神的兴衰就在中国历史上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大体来说,自上古至西汉是尚武精神的时代,西汉中期尤其是东汉以后,尚武精神就逐渐消失了。尚武精神短暂复兴时,国家变强大(如唐朝、 明朝初年),但一旦静止下来,尚武精神渐失,国运便长期低迷。
尚武精神属于文化意识形态范畴,论述文化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的作用,最著名的著作可能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了。中国传统上对文化精神领域极其重视。孔子及其后学主张“有教无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究其根源,不过是将文化意识形态提高到“普世”的高度,盖过了种族差异等其他要素,这就像葡萄牙人把天主教作为唯一的认同,不管日耳曼人还是印第安人,只要信仰天主教,就是一家人。
其实,文化意识形态在历史中的作用相对次要。就如同地球公转主要是因为太阳引力,其他星球的引力相对次要,最大作用只是将地球运动轨道从正圆变成椭圆。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其他星球”中的一个。
文化意识形态跟制度一样,对一个民族来说,既可以原创、继承,也可以后天选择。文化选择有时主动,有时被动。人类历史上,被动选择居多。例如,目前人类当中的大部分人所说的语言,其实是举刀屠杀他们祖先的征服者所说的语言。当然也有主动选择文化的,回鹘人原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崛起东向扩张后, 改宗伊斯兰教。鲜卑人原信仰萨满(shaman)教,魏孝文帝时自愿全盘汉化。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选择发生过多次,文化变迁的潮流也一直绵绵不绝。第一次大规模“西学东渐”是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输入;第二次大规模“西学东渐”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后,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主张全盘西化、顾颉刚主张否定中国古史、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代表了这一波思潮的极端状态。
文化可原创,可选择。制度有内生,有移植。考察历史,其成败半由人力半由天,所谓“人力”,即是靠民族天赋基因来发挥作用的部分。
中国再认识:共看明月应垂泪
人类生存要依靠一些神秘的认同。“史”在中国有特殊性,一直以来,它都是构成华夏精神世界的关键载体。
数百年来,自私自利的市绘和乡愿意识统辖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心理,但在这满盈的市侩气氛中,真正中国的“士”,何尝一天放弃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责任感。一代代为中国奋斗过的人仆倒了,新生者继续前行,中华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在血火之中如此坚韧,深刻的历史意识功不可没。
但历史意识已不再强健。尼尔·波茲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有两种方法可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对中国来说,文化精神枯萎并非全不可能。
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任务是古典文明的转换性创造。其中,核心价值系统要在历史中寻找坐标。祭祀、战争、天地、神明、宗族、故乡,这些都是古人重要的人生价值之锚,其中包含着生存的基因和密码。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中国历史如同一轮明月,需要人们泪眼之后的再认识。
人类所有文明体都得面对现代化大转型的考验,这一历程充满风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成功者走向繁荣,失败者遭受奴役。在中国历史大转型的洪流之中,当我们脚踩着激流中的石头,已经可以隐约眺望到彼岸。但是到达彼岸不会那么顺利,激流之中暗礁四伏。历史为我们塑造了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 很难飞跃。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洞察数千年历史浩浩荡荡, 个人力量永远不能穷极。
前辈史家早有感触。张荫麟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顾颉刚说: “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连陈寅恪、章太炎、梁启超等史学泰斗,都曾想著述中国通史而不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以区区之小才著史论史(尽管本书算不上通史而只是一本读史的小册子),真好比以斗量海、以管窥天,丑态百出、贻笑大方自不能免。然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师朱季海先生(1916-2011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关门弟子)也曾寄予我厚望和期许,效此蚍蜉之力,以涓滴奉献长河、以一粟奉献沧海,也属义不容辞。
王船山诗云:“六经责我开生面。”所谓“责”我,是一种时代的压力。一本通俗读物本来不必承载过于沉重的意义,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使得承担时代的负荷成为必然。故赋诗一首,是为序:
长河飞渡竞洪流,掩卷如听万马啾。满目胡尘谁著史,独添爝火照神州。
弘亿 2016.8
王培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