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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根本分歧：歐洲優先，還是亞洲優先？

《美國百年外交大敗局：從一戰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美國外交政策為何總是事與願違？》書摘精選

2025.03.25 12:01 工商時報書房編輯

美國現任國防部長赫格塞斯曾公開表示，美國現在必須把焦點放在阻止中共在太平洋的擴張戰爭。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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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決裂，不單單是因為兩人的性格和氣質存在巨大差異，更是因為兩人國際戰略和觀念秩序的根本分歧。自建國以來，美國的外交重點即是大西洋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十九世紀之前，歐洲是現代世界的中心；但二戰開啟了美國的太平洋時代，太平洋開始與大西洋分庭抗禮乃至凌駕其上。

對於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等人而言，從整體上他們要追求從克里姆林宮奪回主動權，並確保西方在歐洲大陸擁有優勢。朝鮮乃至亞洲只是這一總體目標中的一小部分。艾奇遜在國會作證時說，美國決不能允許蘇聯擁有任何機會控制歐洲舊世界的資源以實現其目的。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第六十八號決議中指出，由於資源有限，美國的主要關注點是歐洲。美國決策者心中，有明確的利益順序。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一九四七年五月就「美國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上對其他國家提供援助」所發出的一份文件中，根據「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將計畫援助的國家排序如下：一、英國；二、法國；三、德國；四、比利時；五、荷蘭；六、奧地利；七、義大利；八、加拿大；九、土耳其；十、希臘；十一、拉丁美洲；十二、西班牙；十三、日本；十四、中國（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十五、朝鮮；十六、菲律賓。

文件指出，首先要對那些具有頭等重要性的國家提供援助，確保它們保持獨立，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並完成經濟復甦。至於中國，文件指出：「共產黨中國一定會成為嚴重問題，即使與蘇聯開戰也是如此，但我們還是有可能通過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在遠東孤立共產主義。」多年之後，回顧這張名單及這段論述，不禁為政策決策者的短視、被思維慣性所束縛而長長歎息。

另一方面，杜魯門和艾奇遜對韓戰是一場「有限戰爭」的設定，對麥克阿瑟來說宛如一道緊箍咒。行政部門拒絕了麥克阿瑟升級戰爭的建議，部分是因為它害怕中美衝突擴大化會讓莫斯科獲利，部分是因為它無法指望得到盟國支持，部分是因為它相信冷戰以及熱戰的決定性戰場在歐洲—這恰恰是麥帥要否定的舊思想。

在戰爭中不尋求完勝，以及忽視共產黨集團在蘇聯老大哥吹起魔笛時翩翩起舞的整體性，是荒謬可笑的做法和想法。這種「自我設限」，歸根結底是出於對蘇聯戰爭能力的恐懼。國際關係學家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指出，美國對蘇聯整體軍事能力的評估，影響了杜魯門政府為追求感知到的利益而採取行動的決心。

杜魯門及其顧問未能看到，二戰之後美國的國內和國際形勢已發生劇變，美國不單單是大西洋國家，更是太平洋國家。西岸的人口和生產力超過東岸——戰爭期間，有八千萬人遷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加州成為工業產值第一的州，西部一夜之間實現了工業化。一九八九年冷戰結束時，加州奧蘭治郡（Orange County，橙郡）的生產總值超過六百億美元，放在世界各國中足以排在前三十名以內，與奧地利、阿根廷齊平。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史達林曾企圖按照美國模型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但如後來人們所看到的，世界上只有一個美國模式。

與此同時，戰後亞太地區的重要性超過歐洲，一個日本的能量足以相當於大半個歐洲，還有另一頭亞洲巨象在慢慢爬升—實行民主制度、人口眾多的印度。如果美國全力幫助中國國民黨政府穩定局勢、避免中國走向赤化，日本、印度和中國這三個亞洲大國成為美國在亞太的忠實盟友，美國就不必擔憂蘇聯在亞洲的挑戰了。

麥克阿瑟對美國的全球戰略看得比杜魯門更深刻，他反對歐洲中心主義，提出歐亞並重乃至「亞洲優先」、「亞洲第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麥帥發電報給魏德邁將軍：「在與共產主義的軍事競爭中，將遠東當作一個靜態的、安全的側翼，似乎不再切合實際。」一九四九年，他指責華盛頓「歐洲第一」的思維及相應的「壓制太平洋」傾向，將這些傾向歸結為受馬歇爾及他周圍「聰明年輕人」（「外交賢人」）的影響，歸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理解」東亞問題上的無能，這一失敗源於他們在二戰期間及之後對歐洲事務的專注。他的參謀們準備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華盛頓未能看到蘇聯的攻勢已從歐洲戰場轉移到東亞，這部分是由於在歐洲成功地實施了遏制。但美國的軍事策畫者卻沒有相應地發生變化。

麥帥以直言不諱的口吻指出，長期以來，華盛頓重視歐洲而忽視亞洲，而他本人的觀點在邏輯上源於利益無差別的觀念：「如果我們著手修築一項抵抗政治專制主義入侵的自由防線的總體政策，那麼一條主要戰線與另一條主要戰線將是同等重要的，而對任一戰線的決定性突破，都會不可避免地造成整個防線趨於崩潰的危險。」因此，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就是蘇聯人的勝利；它們為美國安全帶來的威脅，不亞於共產主義在世界其餘地方所進行的擴張。同時，他也批評那些一心只關心自己大陸安全問題的歐洲領導人都是「目光短淺」。

韓戰爆發後，麥克阿瑟在給菲律賓外長羅姆勞(Carlos Romulo)的一封信中指出：「歐洲謎們不明白，亞洲是共產主義勢力的試驗田，如果亞洲整個陷落，那麼不論有無美國的支持，歐洲都不會有一點機會。……他們正在幫歐洲的倒忙，並播下可能導致最終毀滅的種子。要想達到全球和平，亞洲必須和歐洲一樣得到自由。」

後來，麥克阿瑟在國會演講中再度反駁「放棄亞洲」論調：「有人宣稱，我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同時保護歐洲和亞洲，還說我們不能分散自己的力量。我想像不出還有什麼說法能比這種表示失敗的說法更妙了。共產主義的威脅是全球性的。它在一個地區的成功，構成對其他地區的毀滅。你在亞洲對共產主義綏靖或投降時，也只能削弱我們為防止共產主義在歐洲蔓延所作出的努力。」

這一判斷極具前瞻性——美蘇對峙在歐洲以柏林危機為頂點，但遠未走到戰爭邊緣；而在亞洲，隨後發生了兩場讓美國損失慘重且未能取勝、對民族自信心及國際威望影響甚鉅的戰爭—韓戰和越戰。美國沒有打贏這兩場戰爭，不是國力和軍力無法支撐勝利，而是政府事先缺乏足夠的物質準備和心理韌性。

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亞太（印太）崛起，歐洲衰微，證明了麥帥的遠見卓識。歐洲人仍不願承認這一事實，德國歷史學家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tler)堅持認為歐洲是美國最重要的盟友，美國的重心應當保持在歐洲：「美國在亞太地區沒有如其歐洲盟友那般的夥伴。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是出於共同的利益而與美國結盟的，但無論是這兩國之一還是它們加起來，都遠不能企及歐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分量。」他說得好像歐洲與美國結盟完全是出於「無私」的目的（德國和老歐洲恬不知恥地享受了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免費保護且一毛不拔）。

溫克勒更對日本充滿了種族主義的偏見：「日本與美國之間存有共同利益，但只要這個東亞的天皇之國依舊留有激進民主主義的烙印，依舊對西方的普世主義價值若即若離，那麼它同樣不能像歐洲民主國家那樣在實質上成為美國的夥伴。」實際上，經過麥克阿瑟改造的日本，在價值觀上比歐洲離美國更近。日本戰後的民主化優於德國，對美國的支持也超過德國——日本支持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德國卻在中美之間三心二意。

川普政府是戰後美國第一個奉行太平洋主義的政府。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論壇發表演講，重申美國未來不會把安全與外交的重心放在歐洲，印太戰略才是美國的重中之重。他強烈建議歐洲應當在自身防衛能力上投入更多，歐洲應該承擔更大的國防責任，而非繼續依賴美國的庇護。

此前一天，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北約位於布魯塞爾的總部表示，美國已經不可能只重視歐洲的防禦，這是戰略上的現實。因為美國首要任務是美國的邊界安全及防禦，並且美國必須把焦點放在阻止中共在太平洋的擴張戰爭。然而，被左派意識形態和綏靖主義嚴重滲透的歐洲，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世紀變局已經來臨。

文章來源：余杰著《美國百年外交大敗局：從一戰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美國外交政策為何總是事與願違？》，一卷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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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如何戰後操控日本裕仁天皇，永遠改變了日本

《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如何戰後操控日本裕仁天皇，永遠改變了日本》

日本正式進入了令和時代。告別平成，更遠離發動戰爭的裕仁天皇時期。

此篇音頻放在《陳文茜：杜魯門五講之二蜻蜓FM》談戰後的日本天皇，面臨是否接受東京審判，美國最終如何一舉把這個封建國家，改為現代我們熟悉的日本。

其中的奧妙關鍵是：該不該處決天皇？還是留下他，藉由天皇陛下在日本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一舉改變日本。

http://m.qingting.fm/vchannels/287003/programs/11457168/

音頻內容文字摘要如下：

如何處理被丟了兩顆原子彈的日本，

第一個關鍵因素是日本裕仁天皇該不該退位。

這並不是美國內部的爭論，而是日本內部的爭論。包括裕仁的另外一個弟弟高松宮宣仁親王也被建議是一個適當的人選；日本一位大詩人還曾經發文促請天皇下台，認為天皇嚴重疏於履行個人的職責，要為出賣在戰場上為他犧牲性命的忠貞軍人負責。

最後杜魯門派出麥克阿瑟將軍，他們兩人做了非常重要的討論：一方面，麥克阿瑟將軍想瞭解日本；另一方面杜魯門已經決心要讓自己當一個不是冒牌貨的美國總統，他要徹底的改變美國在國際舞台的角色。

於是日本成了第一個實驗品，他們要把日本從上到下徹底改造，從半封建的統治國家，改造成以美國價值為典範的 20 世紀國家。

所以，對他們而言，天皇下不下台，處不處決，不是重點。

整個過程當中，麥克阿瑟將軍扮演了一個在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國際主義角色。他透過憲法及法律，把從來沒有思考過追求民主體制這件事強加在日本身上，不管日本喜不喜歡民主；他持續天皇體制，包括既有的公務員體系，達到這個目標。

因為天皇需要聽命於他，才能免於一死。

麥克阿瑟變成很重要的人選：除了他當時在遠東戰爭的角色之外，杜魯門很聰明，不知道為什麼他對這個事情想得很透。他覺得要派一個高大的美國人到日本見天皇，而且不下跪；因為天皇要不要接受戰犯的審判，在美國總統的一念之間。

派去的美國人還要和天皇站在一起拍照，讓矮小的裕仁天皇感覺自卑；然後在日本所有的媒體上刊登，讓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美國是如何的高大強大，日本是如何的矮小。所以保留了天皇體制，保留了裕仁天皇，保留了他一條命，不過變相告訴他們：「我這把刀子，隨時在你的脖子上，我叫你做什麼，都非做不可。」

這是那個時候杜魯門和麥克阿瑟之間，很重要的政治默契。

本來日本天皇被日本人認為是天神後裔的天皇，結果突然之間，他變成只是麥克阿瑟及杜魯門的思想執行官，讓人感覺很諷刺。

也在這個情況下，美國開始了在世界上從此最重要的美國國際主義的第一步。

到了1946 年，不管是親王和詩人已經不再質疑裕仁天皇的統治權了，因為他們知道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已經放過了裕仁天皇。

之後，天皇開始發佈了很多《人間宣言》，第一句話就是宣告自己是人不是神，這在日本可是天翻地覆的一件事；叫他做這件事的是麥克阿瑟（在日本人人都以SCAP即駐日盟軍總司令稱呼他，他也如此自稱），他希望並且要求天皇要公開表態。因為這是整個美國改造日本的第一步——裕仁，你不可以再做人民膜拜的專制統治者，你必須接受憲法。

天皇在這件事情上也不得不公開表態，第一個，這樣才能夠保住他的皇位；第二個，他不會再被當成戰犯審判。

所以有的時候你覺得一個人該殺、但不殺，反而可以控制他。麥克阿瑟將軍處理日本天皇就是如此，他不殺他，然後再利用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拜，控制了整個日本。

《人間宣言》起草者當然不是天皇本人，也不是皇宮內的哪一個幕僚，而是麥克阿瑟手下的一個教育顧問，即駐日盟軍總司令教育部的顧問，名字叫哈羅德•韓德森（Harold Henderson）。

韓德森後來在回憶錄說到他的起草過程：一天中午在用餐時間，躺在東京市中心第一飯店的床上，突然接到了麥克阿瑟將軍告訴他寫這麼一個宣言的任務；他覺得太簡單了，因為對美國人來講，本來就沒有什麼人是神，大家都是人；所以他就在飯店的床上完成了草稿。日本天皇被當成是神，就這樣在一個飯店的床上被廢掉了！

飯店當時是美國很多高級佔領軍官的下榻之處，韓德森自己說，他在寫稿的時候曾想像日本天皇的心情。他提出一個只有兩個段落但意義深遠的聲明：

「期盼一個有著新理想的新世界，把人當成大神，凌駕國家之上。

朕與爾等之間的紐帶，並非單單倚仗於神話和傳說……亦非倚仗於日本人是神之後裔、優於其他民族、注定要統治他們這一謬論。

朕與爾等之間的紐帶，乃是千百年的奉獻與愛所打造出來的相互信賴和敬愛。」

這份宣言並沒有直接的說裕仁是人，但卻把他從神的位置給請了下來。

所以後來日本有一位憲法學家就說，這是「巧妙地運用一個深奧難懂的語言」，把天皇從天上直接就扔回了人間。

而日本當時經過廣島、長崎原子彈轟炸之後，基本上只要看到美國人，就很恐懼，也可以說是「敬畏」。麥克阿瑟和杜魯門的判斷其實是很特別的，因為在美國的華府具有影響力的人，包括美國很多高階將領，都要求裕仁天皇下台，而且要用戰犯身份受審、處死。

英國人、俄羅斯人、澳洲人、朝鮮人、中國人都極力催促杜魯門總統，啓動對裕仁天皇的審理程序。美國參議院還做了一項決議，另外參謀長聯席會議還命令麥克阿瑟立即著手蒐集裕仁參與發動的戰爭、和日本違反國際法的所有證據。

但杜魯門就和麥克阿瑟另有盤算。

麥克阿瑟告訴杜魯門，他對日本的瞭解，他深信天皇體制的維持和讓裕仁繼續的擔任天皇，第一：日本局勢會穩定；第二，將來把日本徹底改頭換面，裕仁就會全面配合。杜魯門接受了他的看法。

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對日本的歷史瞭解都很少，我在第一講時候告訴大家說，杜魯門在當美國總統之前，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法國去當過炮兵，他沒有出國過一次，連旅遊都沒有：所以更不可能瞭解日本，但是他們很依賴專家。

麥克阿瑟的參謀部有一名親信顧問，是費勒斯准將，他很瞭解日本，他學過日文。在 1920 年到 1930 年代之間，他常常到日本去，而且他有一個非常親的表姐妹，嫁給了曾經駐華府多年的日本外交官寺崎英成。

費勒斯寫了一連串的各種報告，告訴麥克阿瑟，他應該如何掌握日本的文化。所以麥克阿瑟認為，這些在華府的人，不瞭解日本的情況。

難得的是，杜魯門因為他已經決定要走國際主義，要把日本當成第一個他改造的國家，與麥克阿瑟這個理念不謀而合，立即拍板。

1946 年 2 月底，麥克阿瑟發電報告訴杜魯門，表示他調查過天皇過去十年的作為，沒有辦法找到能夠把他靠上任何戰爭罪的證據。這當然是說謊，是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合演的一齣戲。而這件事情杜魯門還把它交給了艾森豪將軍，後來大家就覺得沒辦法了，因為總統也支持。

簡單來講，當時的美國人是刻意不尋找任何書面證據，或是任何一種白紙黑字的記錄，但這個美國人不是大多數的美國精英，而是杜魯門和麥克阿瑟。

於是，大家都瞭解杜魯門最後同意保住了裕仁和天皇體制，事情慢慢發展，日本開始被改變。

當時的裕仁天皇四十幾歲，他教育程度很高，但也是一個僵固、刻板的人。他最熱愛的事情就是海洋生物學。他自己本身從來沒有對二次世界大戰有過真正的反省：在那個過程當中他只有想到如何保命，如何好好跟美國人配合。

在 1980 年，處於晚年的他告訴他的兒子，也就是剛退位的天皇：「我們會輸掉戰爭，因為他們太低估美國和英國的能耐，他們知道如何進攻，卻不知道如何撤退。」像神一般的天皇，晚年仍然推卸責任。

這場戰爭奪走了日本至少 270 萬子民的性命；而在那 15 年侵略中國、併吞滿洲，然後在六年以後的 1937 年又再度侵華的戰爭中，有 174 萬日本軍人死於中國長城到澳洲最北端的這一整片廣大地區；等戰火蔓延到日本本土後的兩年半內，將近 100 萬人死於盟軍對日本城市和主要農業區的地毯式的轟炸。

當時的東京有 2/3 的民宅被毀，大阪市五成七，名古屋市八成九，很多城市都成了鬼城。

整個日本面對的是可怕的懲罰，戰後在麥克阿瑟的面前，他們嚇破了膽、渾身發抖。

我講一段小故事：在城市的瓦礫堆中曾經出現令人心酸的一幕，有相當多失去父母的小孩，脖子上掛著白盒子，盒子裡放著他們親人的骨灰；在很多城市，超過 1/4 的居民無家可歸。

大多數的人不太想聽這段歷史，因為覺得日本到處殺人，他們的悲劇，就是活該。但是我特別想講這一段的原因是：對日本人、對裕仁天皇來說，在戰後最大的問題已經不叫丟臉，「日子要過下去」才是他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麥克阿瑟當時對裕仁天皇來說，他不只是一個讓自己免於一死的人，還是一個可以讓日本從這種完全殘破不堪的局面中，再站起來的英雄。

麥克阿瑟在這個時刻，第一個想做的事情就是避免飢荒，他從美國陸軍貯備緊急之需的 350 萬噸的糧食徵用到日本。麥克阿瑟做這件事情的時候，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和眾議院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們非常生氣，要麥克阿瑟給一個解釋。

麥克阿瑟是一個相當驕傲的人，他很傲慢地回答：「基於戰勝的責任，日本如今是我們的階下囚，快餓死的俘虜，現在給他們飯吃，將來才能夠徹底的統治他們。」

糧食進口讓日本打從內心真正接受了——不只我戰敗了；還有——很謝謝美國佔領我們，讓我們有飯吃。所以這段歷史是很值得被討論的。

盟軍進口的糧食有小麥、玉米、麵粉、糖、奶粉和一些牛肉罐頭，和日本的傳統飲食很不一樣；但日本人靠吃這些東西保住了性命。

對他們來說，戰爭後期到美國人佔領：日子是從抓蚱蜢，到糧食配給。

改變新食物，在日本也引起了一番討論。譬如，有一些日本的報紙就會出現（可能是家境比較好的人寫的抱怨）：美國人給我們的食物，尤其是美國豆子，造成令人難堪的脹氣、放屁！新的配給食物使人大大失態，你可以想象一個穿著和服的日本女人在寫這封信。

所以美國掌控日本的過程，除了不殺裕仁天皇，最重要的就是糧食的配給，並且規定了他們一天食物的攝取量不可以低於 2200 卡路里；2200來卡路里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是足夠的事情了。

杜魯門跟麥克阿瑟關係，本來並沒有太好。

兩個人只是為了共同目標一拍即合，但麥帥和美國華府的意見並不相同，麥克阿瑟得罪了華府很多的政治精英。當時有一則關於麥克阿瑟將軍的笑話流行在戰後。

笑話說：

他把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與上帝混在一塊兒，他把裕仁天皇從神變成人，把自己從人變成神；

所以當他在裕仁天皇面前，讓裕仁覺得自己很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神。

華府流傳對麥帥的批評：

他以自我為中心，只關注自己，以為自己代表神。

麥帥精力充沛，很聰明，決心十足，他擁有正義的風範；在一個非常需要英雄的戰爭年代，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物，他的英勇沒有人懷疑過。所以 1945 年 8 月底，他以征服者的身份降落在厚木航空基地，接受日本皇軍投降的時候，就表現了這種氣概。

後來丘吉爾曾經談到，這場戰爭期間令人驚愕的英勇行徑來說，麥克阿瑟親自踏上日本土地這件事情就很不簡單。

麥帥在日本怎麼樣維持跟日本人的關係，也很特別。

他抓住了日本人對於他的恐懼，也抓住了日本人的某些性格——大和民族強烈的自尊和自卑。所以他寧可跟他老婆兩個人關在大宅子，看美國的西部電影，也絕不跟日本人往來；他不去日本餐廳，也不想瞭解日本的點點滴滴，如果必要就叫他的幕僚去瞭解，他自己不跟日本人往來，也不請客，也不請日本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來他們家吃飯；他不吃壽司，不吃日本的涮涮鍋，只吃美國牛排。

並不是因為他如此的愛好美國所有的這些食物，非常重要的是因為他看穿了日本，他覺得和日本人太靠近，這些人就會忘了自己是誰。

他和杜魯門所要完成的工作非常的浩大，他必須把日本做一個徹底的改變。

根據他的私人秘書的敘述，在麥克阿瑟駐日本變成當地神一樣、最高領導者的時候，只有 16 個日本人和他說過超過兩次話，而那些人的職位全部都在首相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或最大大學校長之下。

他用距離贏得了日本人對他的尊敬和愛戴。

麥克阿瑟當時就判斷東方人盲目景仰勝利者，而日本人的文化本質上需要神一般的人物當威權統治者，所以他覺得既然不是裕仁天皇，那就是他自己。

在日本，當時有 50 萬日本人寫信給他。

為什麼後來華府會知道麥克阿瑟自戀，忘了自己是誰？

因為他把這 50 萬封左右的信的數千封把他講成是神的、上帝的，全部都歸了檔案，放在他的身邊。而這裡面充斥著令人起雞皮疙瘩的誇大崇敬之情：

他常被日本人稱為「日本的活救星」，有一封信寫：

一想到閣下未採取嚴厲的報復，而是採取寬宏大量的措施，我心裡就湧起敬畏，好似置身上帝面前。

還有一位老者寫信告訴麥克阿瑟：

我每天早上都會朝駐日盟軍總司令的照片膜拜，就和過去膜拜天皇御照一樣。

麥克阿瑟還收到很多的禮物，從絲質的和服，茶道用的茶壺，還有日本最著名的和菓子（他們的甜點）……種類很多。

當麥克阿瑟在這裡地位越來越高的時候，他完全刻意的和日本之間產生一個很不平等的關係。當然還後來鬧出了相當多的事情：他要求美國當地的普通士兵跟日本人不要有任何的接觸。

簡單來說，在那個時候，駐日的盟軍司令部的官員享有非常高的社會地位，生活過得很優渥。那些美國大兵說，比我們在美國過的日子好太多了，因為日本人把我們伺候得太好了。

他們的房子徵用自日本過去是上層階級人的房子，有大批的日本僕人照料他們的生活起居，而且薪資全部都由日本政府支付。有很多人都有好幾個廚子，一個煮西餐，一個煮日本料理。

這就是美國在那個時候對日本所進行的計劃，完完全全的殖民組織作風，但卻徹底征服了當地的人。

美國在日本所進行的計劃範圍之廣，雄心之大，令人很震驚。

某位歷史學家曾經說，美國曾經著手其他佔領軍都沒有做過的事情，徹底地改造了一個戰敗國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結構，而且過程當中，完全改變了這個國家幾千年的傳統，包括所有人民的思維方式。

理由就是我今天為大家所解釋這些一點一滴的過程。

http://m.qingting.fm/vchannels/287003/programs/11457168/

邱吉爾可能是英美高層中對於原子彈研發成功的消息，表現的最浮誇的人。

原子彈的研發成功讓杜魯門放下心頭大石。蘇聯是否參戰某種程度上已經無關緊要，杜魯門相信，日本人會在蘇聯入局前屈服，「在曼哈頓計畫來到日本本土上空時」。

邱吉爾可能是英美高層中對於原子彈研發成功的消息，表現的最浮誇的人。在得知原子彈即將不日投放日本本土時，他帶著一種英式戲劇的調調說「火藥算什麼？微不足道；電力算什麼？一點意義也沒有。原子彈可是神鬼天罰」。邱吉爾樂觀期待原子彈的問世，將重建世界權力平衡，因為「我們可以直接抹平東京、莫斯科，接下來是史達林格勒，然後是基輔」。

原爆開発の成功はトルーマンの心を安らかにした。ソビエトが参戦するかどうかはある程度関係なく、トルーマンはソビエトが参戦する前に、「マンハッタン計画が日本の国土を越えてきたら」日本が降伏するだろうと考えていた。

ウィンストン・チャーチルは、原爆開発成功のニュースに英米上層部の中で最も派手に反応した人物だろう。原爆が間もなく日本本土に投下されると知ったとき、彼は英国劇場のような口調で「火薬とは何か？火薬とは何か？電気とは何か？原爆は神の懲罰だ」。チャーチルは、原爆の導入が世界のパワーバランスを再構築すると楽観視していた。

東京、モスクワ、そしてスターリングラード、キエフを一掃できる」からだ。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put Truman's mind at ease. Whether the Soviets entered the war or not was to some extent irrelevant, and Truman believed that the Japanese would give in before the Soviets entered the picture, "when the Manhattan Project came over Japanese soil".

Winston Churchill was probably the most flamboyant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high command in the news of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A-bomb. When he was told that the bomb would soon be dropped on Japanese soil, he said, in a tone of British drama, "What is gunpowder? What is gunpowder? What is electricity? The atomic bomb is a divine punishment. Churchill was optimistic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omb would re-establish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world because "we could wipe out Tokyo, Moscow, then Stalingrad, then Kiev".

二戰期間，德國為什麼要等到國家被徹底摧毀和佔領才投降？

二戰期間德國為什麼要等到國家被徹底摧毀和佔領才投降？

1944 年，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向羅斯福總統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概述了佔領德國的計劃，其中他提議有效地摧毀這個國家：整個國家將被剝奪所有工業，人口將被剝奪。有工業專業知識就會被清算。德國將變成一個完全農民性質的國家。

羅斯福在八月就已經拒絕了德國重建計劃，他對摩根索計劃非常滿意。隨後，他作為唯一受邀的內閣成員，帶摩根索參加了魁北克會議，羅斯福在會議上向邱吉爾提出了該計劃。邱吉爾最初擔心德國的毀滅會給英國和歐洲經濟帶來後果，因此擔心該計劃，但最終在羅斯福拒絕向英國提供任何戰後貸款或經濟援助時，被隨意使用的敲詐勒索所「說服」。依賴邱吉爾的同意。

摩根索提議的德國邊界……與實際邊界相比，它幾乎顯得溫和……如果你忽略這些邊界內可能發生的屠殺。外交部估計約有 40% 的德國人口面臨飢餓：近 3,000 萬人。

當然，這個計劃遭到了反對。在英國，安東尼·伊登強烈反對，在美國，國務卿赫爾和戰爭部長史汀生同樣強烈譴責該計劃。但到那時，如果指望能輕鬆解決戰爭，那就太晚了。

最堅定的戰士是那些從和平中得不到任何好處的人——摩根索計劃使德國處於一種不投降就關乎生存的境地。戈培爾現在可以向帝國的每個德國人大喊，盟軍想把德國變成一片巨大的馬鈴薯田，毫不誇張。

因為事情就是這樣。正如《人民報》的頭條新聞所說，簡單地說，這是一個謀殺計劃。如果說德國有任何提前投降的機會，以免讓戰爭拖到最後一刻，那麼它也被摩根索計劃摧毀了。

瑞士報紙《新蘇黎世報》 12 月發表的一篇文章可能最好地表達了這一點，該文章由當時在伯爾尼的威廉·多諾萬翻譯並電報給羅斯福。

到目前為止，盟軍還沒有給予反對派任何認真的鼓勵。相反，他們或出於冷漠，或有目的，通過發表聲明一次又一次地將人民和納粹聯繫在一起。舉個最近的例子，摩根索計劃給了博士。戈培爾的機會最大。他能夠白紙黑字地向同胞證明敵人正在策劃征服德國。人們普遍認為，德國除了遭受壓迫和剝削外，不會從失敗中得到更多，這也解釋了德國人繼續戰鬥的事實。這不是關於一個政權，而是關於祖國本身，為了拯救祖國，每個德國人都有義務響應號召，無論他是納粹分子還是反對派成員。

你知道嗎？

他們是對的。

佔領時期的海報警告美國人員不要與德國人稱兄道弟：當時，與德國人任何可能的積極互動都被定義為稱兄道弟，包括與德國人的對話。像是給一個飢餓的孩子一塊食物這樣無辜的事情被認為是友愛，並可能被指控為「援助敵人」。

羅斯福在戰爭結束前去世，幸運的是，這使得摩根索的計劃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然而，這僅使德國人的命運略有改善：儘管摩根索的計劃在技術上被廢棄，但其替代方案 JCS 1067 是在該計劃期間和影響下第一個起草的。除了陸軍部精心插入的一些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該計劃外，該計劃看起來很像摩根索本人寫的東西：以至於在杜魯門簽署該計劃的那天，摩根索告訴他的幕僚，他希望沒有人會認出它作為他的計劃。

在執行這項政策的過程中，摩根索找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盟友：陸軍上將德懷特·大衛·艾森豪威爾，事實證明他是這個兇殘的原始計劃的堅定支持者，並採取了幾個步驟來支持它。 JCS 1067給了當地佔領當局很大的解釋空間，因此為了「引導」他們做出正確的決定，艾森豪威爾資助分發了一千本摩根索的書《德國是我們的問題——我敢說我、摩根索和知道那本書的名字，就不必解釋它的內容。

此外，艾森豪威爾還幫助摩根索精心挑選的數十名財政部官員有效地滲透到佔領當局：這些所謂的“摩根索男孩”的工作就是充當 JCS 1067 執行的監督者，確保最困難的情況發生。當艾森豪威爾最終將軍事州長職位交給約瑟夫·麥克納尼時，情況並沒有改變：麥克納尼沒有艾森豪威爾那樣對摩根索計劃的推動，但他對德國苦難的完全冷漠和對自己工作的不感興趣幾乎同樣糟糕。

最終的結果是可以預料到的。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德國人每天的平均食物攝取量不到一千卡路里。在某些地方，這個數字甚至更低：整個國家都靠口糧來維持飢餓，而國家的某些地區在糟糕的日子裡就像貝爾根-貝爾森一樣。除了官方口糧不足之外，向德國人提供食物被視為“對敵人的援助”，並且必須將所有剩菜變成不可食用的，這樣德國平民就無法得到它們。甚至國際紅十字會的糧食援助直到 1946 年底才被允許提供，而且數量非常少。

客觀地說，在佔領開始後的兩年裡，生活在帝國殘餘地區的每個德國人都過著比戰爭期間任何其他時期都要悲慘得多的生活。法國的佔領比美國和蘇聯更糟糕，而英國的佔領也只是稍微改善。盟軍的佔領比盟軍龐大的轟炸機群還要糟糕。這一嚴峻的聲明與戰爭最後幾個月德國抵抗的最後痕跡相呼應，幾乎被證明是預言性的。

享受戰爭。和平會更糟。

然而，這種情況並不是永久性的。艾森豪威爾（以及後來的麥克納尼）的副州長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對這種情況尤其感到震驚，並試圖做得更好——他的顧問劉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也是如此，他甚至親自前往華盛頓試圖修改JCS 1067，但失敗了。在盟國，對盟軍佔領的恐怖的抵抗開始增強。

克萊和道格拉斯的盟友是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 (James Byrnes)，他在 1946 年 9 月的一次演講中確實首次暗示了美國對德政策的轉變。那一年，克萊因無能為力而感到沮喪，要求伯恩斯辭職：伯恩斯要求他堅持下去，然後麥克納尼升職，克萊接替他擔任州長。

儘管克萊仍然必須在 JCS 1067 的嚴格範圍內工作，但克萊在 1947 年 1 月晉升為州長，為德國的苦難帶來了曙光。然而，其餘的則必須來自政治考量。美蘇關係的崩潰造成了可怕的盟軍佔領未能對勝利的盟軍造成的影響。

1945 年，克萊警告說，「每天攝取 1,500 卡路里的共產主義者和每天攝取 1,000 卡路里的民主信徒之間別無選擇」。兩年後，政策改變的主要動力是這種認識，而不是任何人道主義關切——儘管人道主義恐怖的影響仍然存在。伯恩斯的繼任國務卿喬治·馬歇爾最終成功地說服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和杜魯門總統，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1947 年夏天，杜魯門起草並簽署了 JCS 1779，它最終概述了德國經濟的重建並使之成為可能。對德國急需的糧食援助增加了，已經慢慢放鬆的反對兄弟情誼的規定也被取消。摩根索男孩集體辭職以示抗議。

直到 1948 年，盟軍佔領的歐洲的情況才最終結束了盟軍轟炸機對德國城市造成破壞的日子，這是一件積極的事情。克萊、道格拉斯、伯恩斯、伊登、史汀生以及其他許多人兩年多來試圖做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摩根索計畫誕生三年後，這具可怕的屍體終於被埋葬了，旁邊還有它奪走的無數生命，再也沒有回來。這個決定做出得太晚了，但幸運的是，還不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