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國煇評論
編輯1983年7月2日，臺灣歷史學家戴國煇於美國中西部夏令營的演講，舉了一個例子來直言臺灣獨立運動歌頌日本殖民統治政績的危險：
家叔唸了後藤新平所創立的臺北醫學校（後昇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成為開業醫生並賺了大錢。在個人的情面上，家叔一家人或許該感謝後藤新平也說不定；但站在社會科學的立場、民族的尊嚴來言，絕沒有感謝後藤的道理。因為後藤在臺灣開辦醫學校的目的，不是在搞慈善事業，更不是為了臺灣島民的真正健康、福利來辦的；它的真正目的在於，為日本資本家準備健康的投資地，為資本家提供既健康又高效率的勞動力等，卻非靠臺灣人醫生不可。所以日本人治臺不久就開辦醫學校培養臺灣人的醫學人才，模仿英、法諸國在它的殖民地所行一樣。諸位若不相信我的話，請你們想像一下：「瘴癘之地」有何資本家肯前來投資？若殖民地的基層勞動力統統是病弱不堪者，要從何種人的勞動來榨取剩餘價值呢？我們有良知的臺灣人，不至於感謝日本人的統治，更不會再度邀請日本人來當統治民族重新光臨臺灣的。……
我盡力排除後藤新平治臺的神話。我說，難道後藤新平是「孫悟空」嗎？好！就讓你一萬步，我也來個肯定吧！那麼，為何日本政府不學後藤新平的一套在朝鮮半島來試一試？明治政府對外一直是相當團結、相當有其高效能的政府，為何日本人在朝鮮半島得不到你們所肯定的「成果」？我主張：殖民地是由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合為一個整體的。每一個殖民地不但有其前史，另外還都具有其當為被殖民的「客體」的條件。我們臺灣島民雖被逼當了「客體」、飽嚐了不少的苦頭，但我們的父祖輩早在日本侵臺之前已在臺灣樹立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不然，如何做合情合理的解釋，為何腐朽不堪的清朝會在「邊陲之地」的臺灣敷設鐵路、搞了劉銘傳的新政？我向學界，我向我自己的同胞、尤其被日本人的價值觀念體系迷了心靈的臺灣知識界，提出了問題、投了一個小小的「炸彈」。[10][11]
黃旺成與「治臺三策」
編輯在後藤新平因為擔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一職而於1906年11月離開臺灣的二十年後，1927年2月20日，署名「菊仙」的《臺灣民報》記者黃旺成，即在《臺灣民報》上刊出一篇題為〈後藤新平氏的「治臺三策」〉的評論文章。黃在該文中認為，後藤在過去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一職時，「從臺灣人的性質上發見了三條的弱點」，因此後藤「定了治臺的三策」。它的內容如下：
（一）臺灣人怕死——要用高壓的手段威嚇的。
（二）臺灣人愛錢——可以用小利誘惑的。
（三）臺灣人重面子——可以用虛名籠絡的。[12]
黃旺成亦認為「歷代的總督雖然都沒有明白地聲明過治臺的政策，而暗地下都是把後藤新平氏治臺三策，當做鉄板不易的金科玉律看的。」[12]這出現於1927年2月的「黃旺成認為後藤新平定有『治臺三策』」的論點，在後來即衍生成一類去評斷臺灣人性質的論點——「怕死、貪財、愛作官[13]」或「怕死、愛錢、愛面子[14][15]」。該類論點認為，後藤採用「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一方面以嚴刑峻法對待臺灣異議人士，另一方面則致力於治理臺灣。認同該類源自於1927年黃去評論後藤在1898年至1906年間治理臺灣時的文章的論點者，不乏其人。然而，在實際上並無其它的證據能夠證明後藤有制定出黃筆下的「治臺三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