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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對伊朗的長期戰爭 制裁、暗殺和炸彈 1984年2月，我被關在德黑蘭的艾文監獄，當時薩達姆·侯賽因開始了對伊朗城市的第一次系統性轟炸。那時，我獨自一人待在醫務室的牢房裡，身患晚期淋巴瘤，身體虛弱。病房裡異常安靜。偶爾，遠處另一個牢房傳來囚犯的呻吟聲，打破了醫務室令人窒息的寂靜。飛彈的轟鳴聲震動著整座城市，更加劇了我在等待處決的煎熬，而我的癌症也因得不到治療而日漸衰弱。 近兩週的時間裡，我每天晚上都坐在床上， 絞盡腦汁想著飛彈襲擊監獄時的應對方案。 我是該衝向最近的出口呢？ 如果獄警對逃跑的囚犯不分青紅皂白地開槍怎麼辦？ 我該躲到床底下躲避瓦礫呢？ 還是該平靜地躺在床上，接受這不可避免的命運？ 一天晚上，一個注意到我焦慮不安的獄警向我保證飛彈不會擊中監獄。  「如果真擊中了，我們都會一起死，這是我們唯一的共同點，」 他嘲諷地說。他平常話不多。他負責照顧我脖子上的一道深傷口，隔天換一次繃帶，幾乎一言不發。他很不情願地做著這份工作， 還刻意提醒我反正都要被處死── 何必呢， 以此讓我明白他的冷漠。 以一種扭曲的方式，轟炸迫使我們超越各自的立場：被埋在同一片廢墟之下的可能性，或許能帶來短暫的團結。 他告訴我他曾巡視南部戰線，以及他始終無法習慣看到那些為抵禦伊拉克侵略而戰的戰士們殘缺不全的屍體。他強忍著悲傷，強顏歡笑，提到其中一位—— 「我的弟弟，他現在在天堂了。」他很快意識到我們共同經歷的這齣荒誕劇。 這就像一個獄警向一個被控密謀推翻他所守護的政府的死刑犯坦白， 而他守護的政府不僅要抵禦國內叛亂，還要抵禦外國入侵。 三年前，我因加入一個意圖推翻伊斯蘭共和國的激進馬克思主義組織而被捕。被捕四個月後，我被審判並判處死刑，此後一直在等待執行。在死囚牢房待了一年後，我患上了癌症，但幾個月來一直未得到治療，直到病情發展到監獄官員認為的晚期。 在最初聽到和感受到伊拉克炸彈襲擊城市的衝擊之後， 我感到一陣深深的絕望。 我毫不懷疑自己很快就會死去，要不是死於癌症，就是被槍決。 我默默地躺在床上，臉上沒有一絲憤怒，這只是一種無力感的體現，僅此而已。 但這卻讓守衛誤以為我歡迎薩達姆·侯賽因的攻擊，認為摧毀艾文監獄或許能為我帶來一線生機。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當時我清楚知道， 薩達姆·侯賽因的侵略主要是為了利用 革命後的動盪局勢，擴張伊拉克領土，並攫取伊朗的油田。 儘管我和我的同志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