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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大革命未必催生新制度 撰文： 01哲學團隊 出版：2020-04-16 18:30 更新：2021-03-17 16:16 作者｜黎子元 革命，還是不革命，這是一個問題。在後革命時期人們試圖反省革命歷史得失的時候，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尤為矚目地展現出來。近年來，在那些鼓吹「告別革命」者用以支持「不革命論」的理據中，常常會出現從《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摘錄的著名觀點，使這部出版於1856年的關於法國大革命歷史研究的經典著作，從長期無人問津又一時間變得洛陽紙貴起來。它的作者就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托克維爾通過親身查閲大量一手歷史文獻，從中發現了活生生的舊制度，發現許多原以為源自大革命的觀念和情感，其實就根植在大革命前的舊社會當中。他根據歐洲歷史規律來分析法蘭西民族根本問題、總結法國曆史發展特殊規律，再結合國別史的比較研究，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於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的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原因與後續影響給出了重要洞見。經過這番研究，作者感嘆大革命事業所成就的遠較人們所設想的要小。以下就是「不革命論」引述最多的托克維爾的其中一個主要觀點：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 革命群眾進攻巴士底獄 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深入反思，致使托克維爾認為，大革命並未直接帶來新的、較以往更為進步的社會制度，相反，無論革命進行得如何劇烈、進步觀念怎樣被標榜，它在制度創新上的成就比人們預期的要少得多。更出乎意料的是，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為專制的政府集中了全部權力，抹殺了以高昂代價換回來的個人自由。在中國近代史上，常常被用來驗證托克維爾這番言論的就是從晚清改革到辛亥革命的那段歷史。藉助托克維爾的著述，「不革命論」宣稱傳統制度和舊的社會結構，如貴族階級、宗教社群、封建法律等，其實扮演了可以制約權力集中的重重屏障，倘若以革命橫掃這些屏障，則勢必造成中央...

中華民國國旗由青、白、紅三色組成，單就色彩而言，分別象徵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以及民族、民權、民生之三民主義。國父孫中山在制定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確實自法國國家格言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自由 liberty、平等 equality、博愛 fraternity) ，而這有分別代表法國三色旗的顏色。 😄為何托克維爾認為「革命宗教」是法國的國民病？ 🥴革命宗教,改朝換代 🥴為何我認為「改朝換代」是中國的國民病？ 🥴相對來說，「改朝換代」（不喜歡現況，渴望統一或獨立）也是中國的國民病？ 🥴🥴 非常好的問題。這句話揭開托克維爾對「法國民主命運」最深層的憂慮。 他所說的「 革命宗教（religion révolutionnaire） 」，正是理解他所謂「法國的慢性病」的關鍵。 一、什麼是「革命宗教」？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指出： 法國大革命雖推翻了舊制度，但 它本身變成了一種信仰體系 。 這種信仰有幾個特徵： 以理性取代上帝，卻仍保持宗教的狂熱形式。 法國人摒棄教會，卻用「人民主權」「平等」「民族意志」取而代之。 革命成為一種世俗的救贖—— 不信神，卻信歷史必然。 將政治理想化為道德絕對。 在這種宗教裡，對手不是意見不同的人，而是「異端」。 因此每一次政權更迭，都帶有「清洗」與「救贖」的性質。 重視斷裂，而非連續。 舊制度的一切被視為腐敗，必須徹底毀滅。 這使法國社會陷入 永恆的重建循環 ： 每一代都要重新開始、再造世界。 二、為何托克維爾稱之為「國民病」？ 托克維爾認為，這種「革命宗教」深植於法國民族性中，導致： 政治制度缺乏穩定性。 法國不斷在「秩序與自由」之間擺盪： 從君主制 → 共和 → 帝國 → 君主復辟 → 再共和 → 再帝國…… 就像他說的：「我們無法長久忍受任何一種政府。」 人民對政府懷有矛盾情感。 他們既反抗權威，又渴望權威能替他們做決定。 這使得法國容易從革命激情墮入專制秩序。 政治被道德化，妥協被視為墮落。 法國人談政治時，往往以「正義」取代「協議」， 以「純潔」取代「務實」。 這讓民主難以成熟，只能不斷重演革命的戲劇。 三、托克維爾的深層警告 他所謂的「慢性病」其實是指：...

法國人渴望平等；若在自由中找不到平等，他們寧願在奴役中擁有它。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句托克維爾的名言—— 「法國人渴望平等；若在自由中找不到平等，他們寧願在奴役中擁有它。」 其實是他對 民主社會中「平等迷思」的深刻警告 。 一、語義層次解釋 托克維爾的意思是： 自由與平等 在民主社會中並非永遠能並存。 當人們無法同時獲得「自由又平等」時，他觀察到多數法國人（乃至近代人）會 寧願犧牲自由 ，去換取一種表面上人人相同的「平等」——哪怕那是由 專制政權 強制實現的平等。 換句話說，這句話揭露了「 平等至上 」的心理危險： 為了消除差距，人們願意接受集權、監管與官僚干預，最終自願進入溫和的奴役狀態。 二、思想背景 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1835–1840）中提出「 柔性專制（despotisme doux） 」的概念： 他預見民主社會可能出現一種「溫柔的獨裁」， 政府以照顧、福利、保護的名義， 實際上奪走了公民的自我判斷與行動能力。 人們表面平等、生活安逸， 但自由被一點一點磨去。 他說的「奴役」不是鐵鏈與暴力的專制， 而是一種 習慣於被照顧、被管理的心理依賴 。 三、政治寓意 這句話不只是19世紀的觀察，放在今天仍極具警醒意義： 自由 平等 結果 公民願意承擔風險、自主行動 平等源於法治與機會 自由與責任並行 公民畏懼不平等、依賴政府 平等由國家強制實現 出現「福利式專制」、「行政監控」 托克維爾要說的是： 當社會太過恐懼不平等，就會製造出一個能壓平一切差異的暴君。 四、現代對應 在現代民主國家，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現象： 人們要求國家「保障所有人一樣的結果」，而非「提供同樣的機會」。 政府於是擴權、管制、再分配—— 但這樣的「平等」建立在失去選擇與自治的代價上。 因此，托克維爾的話其實是在提醒： 如果我們用「平等」取代「自由」作為信仰，最終得到的只會是奴役的平等。 是否希望我幫你延伸分析——托克維爾這句話在當代法國政治（例如馬克宏與極右派對立）或台灣民主困境中的啟示？

Edward Rhoads出生并成长于广州岭南大学康乐园（即今日中山大学南校区），取个中文名叫“路康乐”。或许出于这份中国缘，他回美之后做起中国史研究，成绩斐然，成为汉学中坚之一，其代表作即是这部《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与时下美国汉学中借用新出社会科学理论“装饰”史学研究不同，路康乐走的是实证史学的路子。读完全书，你没有看到一个时髦的新术语，真正做到了“让史料本身说话”。 Edward J . M. Rhoads , Manchus and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1861—1928 ,Seattle and London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2000 ,394pp. 　　2002 年4 月初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第54 届年会上, 宣布本年该学会的列文森20 世纪中国研究著作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 Post —1900 Category) 授予德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路康乐( Edward J . M. Rhoads) ,以表彰其200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满与汉: 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 1861 —1928》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关于族群问题的研究是西方史学界的新热点, 如在中国史研究领域, 仅最近就有若干本有影响的关于满人的研究专著出版, 除路康乐的这本外, 尚有 罗友枝( Evelyn Rawski) 的《末代皇帝: 一个清代帝制的社会史》( 最後的皇族：清代宮廷社會史 )、 柯嬌燕 P. K. 克拉斯利( Pamela K. Crossley) 的《透镜: 清代帝国思想中的历史和认同》 半透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下的歷史與身分認同 以及 M. C. 依利尔特(Mark C. Elliott) 的《满人之道: 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族群认同》。 欧立德著《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 在《亚洲研究季刊》上最近发表的有关书评称, 上述4 本书在今后可能成为 满人研究的“四书” (the Four Books), 这显示美国中国史专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6 滿與漢：結語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期望值日益上升的革命的典型例子。 清朝 的统治在 1911—1912 年的革命中被推翻 , 不是因为它如 1898 年那 样拒绝改革 , 而是因为它的 改革步伐不够快 。 在清朝最后的统治 期间 , 由于在外国列强的干涉下镇压了义和团运动 , 久经历练的 慈禧太后认识到了改变的必要。 她由此发起的 “ 新政 ” 改革激进 而广泛 , 以至于被认为是一场自我革命。 所以 , 任达 (Douglas R. Reynolds) 在其著作中称之为 “ 新政革命 ” 。 这一革命在时间上 早于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 , 可能在效果上也超过了辛亥革 命。 正如任达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样 , 新政包含了 教育改革和 海 外留学 , 重组陆军、海军和警察部队 , 行政和政治变革 , 还包括 计划将两千余年的专制统治变为君主立宪政体。 当新政在全国上 下推行时 , 这次全面的改革在中国的城市民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五百万满人作为之前的特权阶层 , 是受新政冲击最大的群体。   于是 , 驻京八旗和各省的驻防八旗都建立了新式学校 , 中国第一 批留日学生中就有不少满人 , 驻京八旗的一部分被重新组织成为 陆军第一镇以及北京警察的一部分 , 满人也被选入资政院和各省 谘议局。 义和团运动后的改革 所产生的基本后果 , 是清廷不曾预料到也不愿意接受的 , 这就是 中国城市精英的政治化。 他们大胆地要 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多的权力 , 无论是在君主立宪政体还是后来的 共和政体。 当时很少有满人拥护共和主义 , 但他们中并不缺乏对 政体改革的批评者。 满人参与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的 大众示威运动 , 即 1903 年的拒俄风潮 ; 出版了政治期刊如《北京 女报》、《大同报》等 , 支持各种改革者的言论 ; 参加一些政治组 织 , 如梁启超的政闻社 ; 参加了 1909—1910 年敦促朝廷立即召开 国会的游说运动。 所以 , 义和团运动后的改革与后来的革命运动 不同 , 它从不 “ 排汉 ”, 也并不 “ 反满 ” 。 正是由于清末朝廷的无能与民众期望的高涨 , 使得清廷的改 革只能让知识精英和政府当局愈加对立 , 也最终促成了革命的成 功。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