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云龙《游历巴西图经》初探

 傅云龙《游历巴西图经》初探

2022-07-24张强金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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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西文明

张强 金龙云

【摘要】 傅云龙是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海外游历的伟大先驱者之一，但其生平事迹及其著述却鲜为人知，属于典型的实力大于名气的历史人物。傅云龙一生最为重要的贡献当属其作为游历使出访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国家，并且在考察期间整理出了有关这些国家见闻的书籍，傅云龙此行增长了中国人民的见闻、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促进了中国与其他文明的友好交流。本文将对傅云龙生平及其著作《游历巴西图经》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梳理，以期其著作能够为世人所熟知。

【关键词】 傅云龙;《游历巴西图经》;巴西;文明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6-005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6.018

一、傅云龙的生平及著作

傅云龙（1840—1901年），字懋元，号醒夫，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人，清代外交官，著名学者。清朝同治年间入京，历任兵部主事，后升任兵部郎中、直隶繁缺即补道。在即补道任上先后出任北洋机器制造局会办、海军衙门帮总办、总办、神机营总办，兼办水师内学堂及会办天津海运等职。

生于乱世的傅云龙少时聪慧，年仅12岁便通晓经史，及长又开始致力于经、史、小学和金石诸学的研究，写成《说文解字正名》《金石集成》《读通鉴札记》等国学大作。但傅云龙并不满足于此，后来逐渐又涉猎兵刑诸学，并开始留心政情和洋务，著作颇丰。同治七年（1868年），傅云龙报捐郎中，开启为官生涯。同治八年（1869年）入京为官，担任兵部武选司兼车驾司行走一职。此后几年，傅云龙在官场之上并没有得到太多真正的发展机会，一直从事着钻研传统学问的工作，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朝总理衙门举办了一场别具一格的选拔出洋游历官的考试后，傅云龙迎来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机，这也使得他的才干终于有了用武之地。1887年6月12—13日，傅云龙在清朝总理衙门举办的选拔海外游历使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随即奉旨出国进行游历考察。此次考试最终选派出12人前往亚洲、欧洲和南北美洲的国家进行考察，他们分为6组，其中傅云龙和刑部主事顾厚焜为一组，主要负责访问和考察美洲相关国家。傅云龙此行从上海出发，其全程所花费的时间及路程在他自己的日记中均有记载，其原文如下：“是游起光绪十三年八月十六日，讫十五年十月十七日，为月二十有六，为日七百七十（七百八十二日中除小建月一十二日，航太平洋往闰一日，还减一日，仍符原日），为水路八万一千五百四十有九里，为陆程三万八千二百六十有四里，凡华里一十二万八百四十有四。” ①

由此可见，傅云龙此次考察所行之远，路途之艰，也侧面反映出傅云龙对此次出国考察的重视。傅云龙此行途中历经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十一个国家，其每到一个国家必事事躬亲勘测绘图，收集该国的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特产等诸多资料，并将其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在册，最终汇编成许多重要的国学巨著。傅云龙此次总计完成《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拿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以及《游历巴西图经》10卷。归国以后，又将以其经历写成的游记和诗集整理成册，共计一百余卷，全部呈交给光绪皇帝和总理衙门。傅云龙此举得到了朝廷的褒奖，赞其曰：“撰述较多，征引尚博，实属留心搜辑，坚忍耐劳……于外洋情形考究尤为详确。” ②北洋大臣李鸿章也亲自为其《图经》撰写书序。凭此光绪皇帝将傅云龙品秩由三品提升至二品。

二、《游历巴西图经》的介绍

光绪六年（1880年）巴西国公使喀拉多、穆达一行人访问中国，这是中巴两国首次正式接触。光绪七年（1881年）中国与巴西国签订《和好通商条约》，两国正式建立官方的外交关系。对于这个大洋彼岸的新兴国家，晚清政府自然是极感兴趣的，因此，傅云龙此次游历便担负着了解巴西国的重任。事实上，傅云龙此次对考察的国家是有着重点区分的，因为生于乱世的傅云龙受洋务运动的影响，也是有师夷长技来强国的梦想，所以日本和美国便是其考察计划內的重中之重，北大历史系教授王晓秋曾经对傅云龙这样的做法给出过自己的评价：

傅云龙在游历考察了亚洲和南北美洲六国以后，得出的总的印象是：“以美利加为富国之翘楚，而不得不以日本为中外之枢纽。”即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而日本则处于东西方交往枢纽的地位，因此对中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必须认真了解研究的国家。他还指出：“地背以相反而鉴，日本正以相因而观。”认为地球背面的美国因为与中国传统文化制度风俗相异值得比较借鉴，而东邻日本却正因为由于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似，也值得考察借鉴。③虽然傅云龙此行在日本和美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巴西国也是傅云龙此次出行考察的重点之一，否则他就不会冒着感染黄热病的风险，强行登岸，这也显示出傅云龙强大的担当与魄力。

傅云龙自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穿过麦哲伦海峡开始前往巴西国，至三月十八日考察结束，前后历时约五十余天，对巴西国进行大量着墨，从巴西天文、巴西地理、巴西国系、巴西风俗、巴西食货、巴西考工、巴西兵、巴西政事、巴西文学等九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经过整理加上叙例，这十个部分构成了如今《游历巴西图经》这份珍贵的巨著。

（一）巴西天文与地理

巴西天文主要由经纬表、中国巴西时差表、气候三部分组成，首先，傅云龙对巴西国整体及二十个省（部落）④的经纬度做出了明确的标注，这也使得中国首次对巴西地理位置有了明确的参考;其次，傅云龙以北京时间作为标尺，测算出了巴西国各省份与中国的时差;最后，傅云龙从寒暑、晴雨、风信的角度对巴西国的气候条件做出了详细地描述，得出大致结论为：巴西国南北多雨，中间少雨，其寒暑、风信多与中国互异。

对于巴西国地理这一部分，傅云龙着墨颇多，共计三十页有余，其在开篇便展现出一幅绘满山川河流的巴西国地形图，其准确性在当时来讲可谓相当之高，在那个没有现代科技探测的年代，实在令人心生敬佩。这是傅云龙长达几十天身体力行进行勘测的成果，足见其对于巴西国地理方面的重视。傅云龙在这一部分对巴西国历史沿革、国家地形、山川河流、港口船坞均有细致记载，其中对巴西国水系及港口船坞做出了较大篇幅的描述，尤其是其中有一部分还专门调研了巴西能通船的河道，这也在侧面帮助清政府证实了巴西确实具备良好的通商条件。

（二）巴西国系与风俗

巴西国系主要介绍了巴西国建国的历史及其历代君主世系，篇幅不长。巴西风俗主要从族类、形性、服饰、饮食、居处、俗礼这六部分进行介绍。前两种略难，在此做详细介绍。族类即巴西人口构成，除在巴西的华侨以外，经傅云龙考察得知还有五类，分别是葡萄牙人后裔、别国入籍者、黑人、当地土著土人、雜人⑤。形性即巴西人形态和性格，傅云龙对巴西人形貌是如此记载，曰：“須髪非黄，目睛非碧，其黑舆華人” ⑥，认为巴西人性喜喧闹热情好客。后四种容易理解，此处不再赘述，详见《游历巴西图经》。

（三）巴西食货与考工

“巴西在赤道之南，氣候常溫，地甚肥饒，物產頗旺，加非烟枼所出頗多，果實纍纍如珠，四時皆備” ⑦，这是出自晚清时期中国民间对巴西物产丰富的描述，傅云龙在此书当中所记载的动植物以及矿产种类至少有千百余种，物产可谓是极其富饶，以至于傅云龙在考察之后得出“其地腴，宜農;其鑛厚，宜工”的结论。除了对巴西国丰饶的物产进行详细地记录以外，巴西食货还对巴西农务、商略以及财用三个方面进行了较大篇幅的描述，这对于中国人民深入了解巴西有着重要的科普作用。

巴西考工主要记载的是关于轻重工业的类别，重工业主要指的是铁道和兵器工，后者主要包括陆军制器局、海军制器局、火药引弹诸局三个方面，涉及的都是大宗产品。轻工业主要指的是百工，该书主要记载了十七个工种，分别是铜铁工、汽机汽锅工、钟表工、木工、金刚石工、石工、瓦工、织棉毛工、皮工、缝纫工、冠工、糖工、酒工、淡巴菰工、油工、烛工、鹻工⑧。

（四）巴西兵与政事

傅云龍对巴西兵制也做了比较详细地考察，书中介绍巴西兵制分为海陆两军。陆军有额兵和募兵之分，二者各有分工，前者之责在战，后者之责在守，形成攻防兼备之势。巴西全国海军是仿照法国水师设置的，且权力较大，海军部可节制巴西。此外该书还对培养巴西军事人才的海陆军学校进行了相关的介绍，巴西海陆军学有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之分。另外，傅云龙还对巴西的兵船类型和尺寸做了详细地记载，这对于中国学习先进造船技术，发展和强大本国海军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于巴西政事，该篇主要对巴西政治体制进行了比较多的描述，分别从国政、部落政治（地方政治）、国民利益、官制、外交、刑狱、度量衡等方面进行叙述。书中介绍巴西国实行分权制度，大致分为四部分，即：律政、监督、行政、按察。国家政权由国君和国会共同掌握，其他行政权力由部官施行，地方部落因地而治。

（五）巴西文学

巴西学校不是由官府设立，但确由官府经营管理设置总巡官，其问学类别设置比较广泛，多达十四种，涉及各行各业，分别是医学、法律学、商学、矿学、工学、盲人学、聋哑学、乐学、教士学、图书库、会文、博物院、天文学、技艺学。难能可贵的是，这里面像乐学，巴西男女均可以入学且不收学费，还专门为残障人士设置了专门学校，可以看出当时巴西的社会福利待遇以及人文关怀是比较好的。

三、对《游历巴西图经》的评价

林则徐先生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傅云龙先生可称之为“探索世界的先行者”。傅云龙先生克服远渡重洋的困难到达美洲各国进行考察，并争分夺秒编写成诸多著作，归国后虽得到了清政府的褒奖，但遗憾的是，当时因清政府内部守旧势力的强大，其成果并未真正受到重用，其本人也并没有被安排在真正能使他发挥才干之处，导致傅云龙先生及其著作都鲜为人知。傅云龙先生游历期间所写的每一部著作都是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都值得人们不断地研究与发扬。

《游历巴西图经》的问世是傅云龙先生冒着巴西当时流行黄热病疫情的情况之下，不顾生命危险登岸花费近两个月时间考察所得，其价值不可估量。此外，傅云龙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到达巴西进行深入考察的中国官员，因为根据1881年中国和巴西签订的《和好通商条约》第四款可知：“中国人民在巴国，如安本分，但能不违巴国律例、章程，无论何处，任便游历。” ⑨换言之，在此之前，巴西国境内应该不存在让中国官员随便游历和考察的条件，因此，只有在两国建交通商以后，中国官员才有可能合法地前往巴西进行访问和考察，而此时的傅云龙恰好作为负责访问美洲各国的游历使，所以傅云龙作为第一个正式到达巴西的中国官员这一事件是极有可能成立的。

《游历巴西图经》是中国和巴西两国建交以后，第一部完整的、有翔实文字记载的介绍巴西国的相关书籍，书中对于巴西国地理、国情、民族构成、文化习俗等介绍的极其详细，对于当时清王朝了解巴西国提供了最真实的参考。彼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洋务派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求富”的口号，加之巴西国与中国刚刚建交，清王朝势必需要了解这个陌生国家的真实情况，傅云龙先生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前往了巴西。《游历巴西图经》中对两大方面着墨颇多，其一是对巴西政治体制以及造船等方面的描述，其二就是对巴西地理及工商行业的记载。前者符合洋务派“师夷长技”的口号，因为在地缘和历史上深受欧洲强国影响的巴西，其政治体制和科技方面与欧洲比较相似，对这些方面考察详细有利于中国学习西方更加先进的技术。后者对巴西土地及工商行业做出大量调查，为日后中国人移民到巴西从事何种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总之，《游历巴西图经》是近代中国人对巴西国家的地理、文化、历史、社会、政治记录较早且翔实完备的书籍，对增进当时国人的见闻和促进中巴之间友好文化交流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对当今研究近代巴西国家历史以及中巴关系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该书所承载的历史文献价值非常值得当代及后世学者不断地挖掘与研究。

注释：

①（清）傅云龙著，傅训成整理：《傅云龙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②黄淑莲：《傅云龙和他的〈游历图经〉》，《兰台世界》2008年第10期。原著：总理衙门，为游历人员先后回华拟请分别给奖，光绪政要：卷一六。

③（清）傅云龙著，傅训成整理：《傅云龙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8页。

④光绪十九年（1893年）巴西使臣辣达略在与中国驻法参赞庆常的谈话中，称其国内各地方为省，详见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使英薛福成咨呈总署驻法参赞庆常与巴西公使为招工等事问答节略》第1212页。傅云龙在《游历巴西图经》中称巴西国各地方为部落，详见傅云龙《游历巴西图经》第17页。

⑤雜人，为嫁娶不名之人，详见《游历巴西图经》，第52页。

⑥（清）傅云龙：《游歷巴西图经》，朝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52页。

⑦《再论巴西招工事》，《申报》1893年06月26日。

⑧鹻工：鹻，同“碱”或“硷”，鹻工应为煮晒食盐的工人。

⑨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3页。

参考文献：

[1]（清）傅云龙著，傅训成整理.傅云龙日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2]王晓秋.19世纪中拉文明的一次相遇与互鉴——清朝海外游历使傅云龙的拉丁美洲之行[J].拉丁美洲研究，2018，（2）.

[3]黄淑莲.傅云龙和他的《游历图经》[J].兰台世界，2008，（10）.

[4]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清）傅云龙.游历巴西图经[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9.

[6]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7]再论巴西招工事[N].申报，1893-06-26.

[8]张群.傅云龙其人及其著述[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5，（10）.

作者简介：

张强，男，汉族，黑龙江集贤人，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专门史。

金龙云，男，汉族，江苏盐城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美国外交史、东北亚国际关系。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王晓秋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清政府陆续向国外派遣使团、外交官、留学生的历史，已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然而，对于1887年清政府派遣12名游历使同时分赴世界四大洲二十多个国家考察之事，国内却至今尚未见到专门的研究。
不仅各种中国近代史、外交史、中外关系史论著中均无记载，甚至各种研究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与对外认识的专著和资料集中也很少涉及。
（注：笔者曾在拙著《近代中日启示录》、《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及拙文《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初探》中提及此事，但着重谈的是傅云龙的日本游历和日本研究。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只收录了笔者标点解说的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
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述，仅见日本学者佐佐木扬的《洋务运动时期清朝的外国事情调查》一文）。

笔者认为，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打破了历史记录。
首先，中国政府破天荒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的出国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
其次，清政府第一次同时派遣12位官员分别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二十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三，这次游历考察所取得的外国调查研究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共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集。
其中仅傅龙云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六国的调查报告（《游历图经》）、游记（《游历图经余记》）和记游诗共110卷之多。
因此，笔者认为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可以称得上是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它对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了解外国、学习西方、推动改革以及加强中外关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等，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影响。

本文试图根据游历使们的大量著述和各种档案、报刊、地方志及文集、笔记、日记、诗稿、书信等原始资料，对1887年清政府派遣游历使的由来，举行选拔考试与录取、派遣的经过，游历使在各国考察活动的实况及其调查研究的成果等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清政府派遣游历使的由来

自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以后，西方国家逐渐取得五口通商、公使驻京、内地游历传教等特权。西方的外交官、军官、商人、传教士、学者等不断以游历为名来中国沿海和内地活动，共收集中国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清政府内一些开明之士痛感中国对外情的隔膜和无知，也开始主张鼓励国人出洋游历。
1866年2月20日，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
正巧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要请假回国，总理衙门便派知县斌椿父子与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其赴欧洲游历，“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1]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海外游历。
1868年，清政府又派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率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等组成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十一国。
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出使法国，就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大臣出洋。
1876年，清廷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就马嘉里案件向英国致歉，并出任驻英使臣，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臣。清廷以后又陆续派出驻美国、日本等国使臣。
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曾派遣江西贡生黄楙材赴缅甸、印度等国游历，这是地方大吏首次派员出国游历。

追溯1887年派遣游历使之由来，则缘起于光绪十年（1884年）御史谢祖源的一个奏折，名为《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
他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备他日使臣之选，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
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一日（1885年3月27日），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在议复谢祖源奏疏中，也指出“今外务日繁，诚宜广为储材，以收群策群力之效”。“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针对谢祖源的奏议，总理衙门认为“查出使各国大臣不乏差遣之员”，可以“随时分饬属员游历境内，考核记载”。同时提议“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可否请旨饬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
（注：奕劻等《议复谢祖源奏请练习洋务人才疏》，见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二○，谢祖源原奏内容是该疏第一段所引。）这个意见虽然得到皇帝批准，并通知了翰林院、六部及驻外使馆，但具体实施却一直拖了下来。
直到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十（1887年1月3日），光绪皇帝下旨：
“前据谢祖源奏请饬保荐出洋人员，经总理衙门议覆，请由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现在几及两年，尚未据保荐有人。着该衙门传知翰林院六部迅即查明有无可以保荐之员，限三个月内咨覆该衙门，勿再迟延，钦此。”[2]

在皇帝严旨催促下，六部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总理衙门也于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87年5月18日），特别拟定了《出洋游历章程》，“缮呈御览”。这个章程共十四条，是一份派遣游历使的具体计划。
章程第一条规定派遣游历官员人数，因受经费限制，只能以10-12人为定额。
第二条规定采取考试选拔方式，由各衙门先推荐保举，然后由总理衙门“定期传集考试，以定去取。其考试所取专以长于记载叙事有条理者入选”。
第三条规定游历期限，“以二年为限，往来路程均在限内”。逾期停发薪水，改作自费游历。
第四条规定游历使的薪水待遇，“每月银200两，伙食僕役一概在内”。另外，“每员准雇请翻译生一名，月薪50两”，可在同文馆等处选择。
第五条规定往返船票及在各国游历火车票，准其开支公项报销，但是只能坐二等舱。
第六条规定各游历使可以预支六个月薪水和公费银一千两，以备应用。如果途中不够，“准在各使署暂行借支”。
第七条规定旅差费报销细则，“均须逐日细载，无许含混以杜浮冒”。
第八条建议游历使在确定各国“可游之处”时，预先询问驻外使领馆，“以免虚糜”。
第九条规定调查考察的任务。“游历之时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
第十条鼓励游历使学习西学，对“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如果曾经留意或选择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录交臣衙门以备参考”。
第十一条规定游历使回国后应向总理衙门汇报“学习何业，所精何器，所著何书”，并由总理衙门“择其才识卓著人员，奏请给奖”。
第十二条规定出洋游历人员由总理衙门发给文牍护照，“写明由驻扎各国出使大臣领事官随时照料”。第十三条规定各游历使领到文牍护照后，“即行出洋，不必齐帮同行”，以免耽误公事。
第十四条规定了请假制度。如有保送后因父母老病不愿出洋者，仍准呈明，“免其成行”。[3]（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等遵拟游历人员章程事）这份规定相当周密的《出洋游历章程》，经光绪皇帝硃批“依议”之后，派遣游历使计划正式进入考试与派遣的实施阶段。

二、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

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1887年6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总理衙门所属的同文馆内，举行了两场别开生面的考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科目不同，这次既不考四书五经，也不试八股诗文，而只做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的策论。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阅卷。
曾纪泽在日记中有如下具体记载：
6月12日（闰四月二十一日），他先到总理衙门“将所拟之题付印字房摆印”，然后与总署大臣沈秉成（字仲复）、续昌（字彦甫）“同往同文馆厅，试吏、户、礼三部保送之游历之员，送32人，到者20人，点名散卷，发题纸”。“申初阅卷，申正二刻毕”。
次日，又“至同文馆厅，试兵、刑、工三部游历人员，保送44人，到者34人，点名、散卷，发题纸”。下午同总署大臣福锟（字珍亭）、廖寿恒（字仲山）一起“阅卷，批定甲乙”。[4](P1597)
至于考试题目，据应试的傅云龙记载
第一天的试题是“海防边防论”与“通商口岸记”。
第二天的试题则是“铁道论”和“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
这次考试，六部共保举了76人，应考者为54人。考试结果，初步录取28人，其中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户部主事缪祐孙第二。
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1887年10月28日）的《申报》，特地把“状元”傅云龙的试卷“照登报首”，“愿与留心时事者共击节赏之”。
傅云龙在这篇《记中国自明代以来与西洋交涉大略》的试卷中，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古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及鸦片战争后中西交涉订约的历史。
文章谈到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但同时又认为西洋科技有不少源于中学。
关于近代中外关系，他指出“道光间林则徐禁鸦片”而局面一变，“咸丰间与英法交兵，而局又一变。为通商计，于是乎有约立约”。[5]还列举了与各国订约的时间。

对于这次游历使选拔考试与派遣，社会上有着不同的反应。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四日曾记载道：
“近日通商衙门分日考试六部所举游历人员，闻取者28人，兵部傅懋元（傅云龙字懋元）第一。”但他认为以往中国士大夫以出洋为苦差使，不屑为之。而现在出洋游历居然成了热门，需要考试竞争入选，连傅云龙那样钻研经学考据学颇有建树的饱学之士也来应试。
思想较为保守的李慈铭不禁感慨社会风气的变化，“国家考试，至有出洋游历一途，而应之者不乏考据之才，亦近日风尚使然也！”
不过使他聊感安慰的是，
“又闻懋元此次试自明代以来中外交涉论，引证甚博，推原化学、重学、汽学之法，实本于墨子”。[6]

而《申报》却十分重视这次游历使的考试和派遣，除了全文刊登傅云龙的试卷和考试录取人员名单外，在1887年11月10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头版还专门发表评论《论游历人员之责重》，对派遣游历使的意义加以阐发。
评论首先认为，
“泰西各国之开疆拓土日致富强，大都其先皆得益于游历”，而中国“历来不欲驰域外之观”。开埠以来，“中国敢于不畏风涛远出重洋者”，多为贫民，“出洋打工糊口而已”。“而知大局读书明理之人，则又不肯轻出。”文章强调“外洋各国皆与中国通商，泰西诸人至中国游历者皆得窥见中国之情形而去。而中国之人乃于外洋之山川风土地理人情懵然不知，亦一大可耻之事”。
评论指出现在朝廷开始对此有所觉悟，
“因命京中各衙门举荐游历之员，既举之后，又一再考试，计得一十二员，皆由正途出身，使之游历外洋，以资识见”。因此社会上对此举期望甚殷，希望“将来中国悉知外洋各国之山川风土人情而纤悉靡遗，胥由于此矣”。文章还批评以往中国的洋务措施只知学习西方之皮毛，因而“全赖游历诸君，广咨博访，详识约记，力破从前之积习，以为国家著洋务之效”。[5]

考试录取的28名六部官员，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面试以“观其器识”。然后再向皇帝引见，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傅云龙等12人为正式游历使，派遣他们分别游历亚洲、欧洲与南北美洲各国。当时中国虽然从70年代起已经派出使臣长驻日本与欧美重要国家，但一下子派遣这么多官员分赴这么多国家游历考察，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根据《申报》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公布的名单，这12名游历使的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和年龄状况如下：

傅云龙，浙江监生，兵部候补郎中，46岁。

缪祐孙，江苏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3岁。

顾厚焜，江苏进士，刑部学习主事，44岁。

刘启彤，江苏进士，兵部学习主事，33岁。

程绍祖，江西监生，兵部候补主事，38岁。

李秉瑞，广西进士，礼部学习主事，32岁。

李瀛瑞，山东进士，刑部候补主事，40岁。

孔昭乾，江苏进士，刑部候补主事，31岁。

陈燨唐，江苏进士，工部学习主事，31岁。

洪勋，浙江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徐宗培，顺天监生，户部候补员外郎，32岁。

金鹏，广西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如果我们对以上名单作一个计量统计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这批游历使的特点。
首先，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而当时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中正途出身者却不多。
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央六部衙门五六品中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五品）和主事（六品）。其中有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0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又都是候补遇缺外放实职的候补郎中、候补员外郎、候补主事和学习主事。其中任职于户部4名，兵部3名，刑部3名，工部1名，礼部1名。
第三，其籍贯以江浙籍居多。其分布省份为江苏5名，浙江2名，广西2名，江西1名，山东1名，顺天1名。
江浙籍官员占比例大的原因大概与江浙文化较为发达思想较为开放有关。
第四，这批游历使的年龄均为三四十岁，正是思想较敏锐、精力较充沛之时。其中31-38岁年龄组有9人，40-46岁年龄组有3人。可见1887年游历使选拔录取的原则基本上是选择文化素养较高、有进取心而又年富力强的中央机关中青年官员。

三、分组出洋游历之实况

1887年7月24日（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四），光绪皇帝钦定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
那么这12名游历使究竟如何分组派往哪些国家呢？
笔者从《光绪朝硃批奏折》中查到了确切的分组派遣名单。
据1887年8月28日（光绪十三年七月十日）总理衙门奏报如下：
12人共分5组派出，其中
傅云龙、顾厚焜两人派往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六国游历。
刘启彤、李瀛瑞、孔昭乾、陈燨唐四人派往英国、法国及英法所属殖民地印度等国游历。
李秉瑞、程绍祖两人前往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游历。
缪祐孙、金鹏两人前往俄国游历。
洪勋、徐宗培两人派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国游历。[7]（第112辑P692）
以上已经指明游历任务国的已有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21个国家。而实际上根据游历使们的行程、游记，他们游历的国家以及途中顺道考察的国家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下面以两组游历使的游历路线为例作具体介绍。

傅云龙、顾厚焜一组从上海出发乘船先到日本，在日本游历考察六个多月后，再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然后坐美国南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火车横穿美国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又从美国东北部乘火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游历。然后再回到美国游历，并从南部佛罗里达州乘船赴古巴。在古巴游历后，又乘船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首都利马。在秘鲁游历后，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在巴西游历后，经西印度群岛又回到美国。在美国作第三度考察，又从东部乘火车横贯美国到西部旧金山。然后搭轮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在日本又作五个月考察后才坐船回到上海。据傅云龙自己统计，这次游历自1887年9月2日从北京启程，至1889年11月20 日回到北京销差，总共26个月，770天。总行程120844华里，其中海路81549里，陆路38264里。重点游历6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1国。[8]（《游历图经余记》卷一、卷二）

另一组洪勋、徐宗培从上海出发乘德国商船赴意大利。途中曾停泊香港、新加坡和锡兰的科伦坡，经印度洋、阿拉伯海至亚丁，渡红海、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游历了意大利之后，经奥地利至德国首都柏林，再北行游历瑞典、挪威，然后经丹麦、德国到比利时，再至法国首都巴黎，然后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首都伦敦。以后又游历西班牙、葡萄牙，再从里斯本乘船到意大利，最后仍乘德国商船回中国。据洪勋统计行程包括船路六万余里，铁路约四万余里，此外马车、步行等约数千里，“总计何止10万里”。[9]（《游历闻见总略》游历国家也超过指定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五国，沿途还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国。

游历使们在国外游历的情况也可作概略描述。他们在出国前一般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如傅云龙在出洋前为了解各国情况曾拜访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国驻华使领馆，请教过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英国医学教习德贞、日本人岸田吟香等。为了与国内洋务企业比较，特地考察了天津北洋机器局、电报局、海关、开平煤矿、武备学堂和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公和缫丝局等。还草拟了编写《游历图经》的体例，雇了翻译、僕役，印了中西合璧的名刺（即名片）。

游历使们到欧美各国游历，路途漫长艰辛，在海上常常遇到狂风骇浪，往往晕船不能进食。有的路段十分险恶，如傅云龙等经过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时，“狂风迅烈，昏雾迷漫，涛浪猛恶”，轮船驶过后，大家不禁“额手喜若更生”。
有的地方正值瘟疫流行，如傅云龙等到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时，当时正流行霍乱，“死者日二百有奇”，旅行过境者“皆弗登岸”。[8]（《游历图经余记》）但他们坚持登岸实地考察。
有的游历使在途中劳累致病，甚至在海外病故身亡。
如与傅云龙同行的顾厚焜在美洲游历时“抱病多日”，“咳疾不已”，最后不得不提前回国。
另外两位游历使孔昭乾与李瀛瑞竟然在国外游历期间病故，以身殉职。（注：《申报》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报道：“奉派游历英法两国之工部主事孔主政昭乾，近在外洋身故，刻由刘艺田星使奏报九重，并恳赐恤”。《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八六，光绪十六年六月戊申，“予游历南洋病故刑部主事李瀛瑞议卹”。）

游历使们在国外进行了不少外交活动，会见各国总统、国王及部长等官员，虽然大多属于礼节性拜访，但毕竟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
如傅云龙在游历期间曾会见了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督、秘鲁总统、智利总统、巴西国王等各国元首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首脑。
美国总统称傅来自“文物大国”，并询问其“来程去路”，还说“你官兵部，可惜敞国兵无奇制堪供游目”。[8]（《游历关利加图经余记》）
洪勋在意大利参加宫廷舞会并见到意大利国王，国王说：“与先生相见，孤之幸也。愿永敦相好，商务繁兴，国之福也。”[9]（《游历意大利闻见略》）

游历使们在各国还进行了一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如傅云龙曾和许多日本文人学者交往、唱和诗文，并为他们题字、作诗、写序，还在日本寻访中国古典珍籍佚书。
赴欧游历使参观了各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往往签名题词留念。他们通过交流还看到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洪勋说“游历所至与各国士大夫往还，察其行习，不乏可取之处”[9]（《游历闻见总略》）。游历使在海外还特别注意与侨居各国的华商、华工接触，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疾苦要求，有时还应邀为当地华侨会馆题写匾额和楹联。

当然，游历使们在海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在各国游历考察调查研究并撰写调查考察报告。
他们访问各国政府机关、议会团体，参观各类工矿企业、各级学校，考察港口、铁路、邮政，调查兵营、炮台、监狱，游览各地博物馆、动植物园、教堂寺庙等等。游历使们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一批有分量的游历考察报告。

四、调查研究之丰硕成果

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取得的一大收获是游历使们撰写的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述，其数量在近代中国人介绍研究外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内容和影响也值得深入研究。

总理衙门在制订《出洋游历章程》时就规定了游历使的调查任务和考察内容，而且要求回国后必须向总理衙门呈明所著书并择优请奖。
一些胸怀大志有抱负的游历使也不愿把这次出洋游历仅仅当作一般例行公事去应付差使，或只是以游山玩水了解异国风情为满足，而是把这次出洋游历看成观察世界施展抱负的好机会，并把它作为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以帮助国人认识世界借鉴外国的千秋大业。
正如当时的驻日公使黎庶昌赞扬傅云龙时所指出的：“夫游历，官事也，懋元不肯视为官事，直以千秋著书为业，寓乎其间。”[8]（《游历日本图经》卷末题识）

12名游历使中，以选拔考试第一名傅云龙最为勤奋，成果也最为卓著。
他每到一国，即努力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俗等各方面资料，并亲自察访、实地踏勘，还绘制各种地图、统计表。仅仅他一个人在游历期间就撰写了对外国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考察报告《游历图经》共6种86卷。其中包括《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傅云龙在海外游历期间还写了大量外国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纪》共15卷。其中包括《游历地球图》1卷，《游历天时地理合表》1卷，《游历日本图经余纪》3卷，《游历美利加图经余纪》4卷，《游历加纳大图经余纪》1卷，《游历古巴图经余纪》1卷。这些日记体游记详细记录了游历路程、见闻、中外交流及随感。此外，他在海外游历过程中还写了不少纪游诗篇，集为《不介集诗稿》共有9卷。其中包括《游古巴诗董》1卷，《游秘鲁诗鉴》1卷，《游巴西诗志》1卷，《游日本诗变》4卷，《游美利加诗权》1卷，《游加纳大诗隅》1卷。以上傅云龙所写游历各国的图经、游记、纪游诗总数竟达110卷之巨。

与傅云龙一起游历日本和南北美洲的顾厚焜则着重调查考察外国的政治和地理。他撰写了《日本新政考》、《美利坚合众国地理兵要》、《巴西政治考》、《巴西国地理兵要》、《英属加拿大政治考》、《秘鲁政治考》、《古巴政治考》等著述。

奉派游历英国、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刘启彤也撰写了不少关于欧洲政治的调查考察报告，如《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等。另外他对各国铁路建设也非常关心，专门撰写了《欧洲各国火轮车道纪略》、《英国火轮车道编年纪略》、《英国各属地车道纪略》、《印度车道纪略》等文。

派遣游历西欧、南欧、北欧的洪勋也是一位著述甚丰的游历使。他撰写了《游历意大利闻见录》、《游历瑞典挪威见录》、《游历西班牙闻见录》、《游历葡萄牙闻见录》、《游历闻见总略》、《游历闻见拾遗》等著述。

奉派游历俄国的缪祐孙是选拔考试第二名。他对俄罗斯调查研究的成果是《俄游汇编》，共12卷。其中包括《俄罗斯源流考》、《译俄人自记取悉毕尔（即西伯利亚）始末》、《译俄人自记取中亚细亚始末》、《疆域表》、《铁路表》、《通俄道里表》、《山形表》、《水道记》、《舟师实》、《陆军制》、《户口略》、《俄游日记》等部分。

游历使们的这些著述尽管重点、详略、体裁、文笔各有特色，但毕竟都是对世界各国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的成果。
比起那些仅仅靠翻译外国地理书或依据道听途说传闻写成的所谓研究外国的著作来说价值要高得多。
对于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了解外国、借鉴国外经验都有一定意义。
如傅云龙的游历各国图经，以大量精确清晰的地图，具体详实的统计表和简明扼要的文字叙述，介绍游历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风俗、文化艺术、文字语言等方面情况，向中国人提供了当时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六国的真实具体的国情资料。

游历使们亲历亲闻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工业文明，对其立宪政体和议会政治等，都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对于当时正在探索改革道路的中国人士也有一定的启发。
洪勋在《游历闻见总略》里曾概括介绍
欧洲国家的三种政体，“曰君主，曰民主，曰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并解释道：
“君主者，君有权，位传子，事无钜细君得而主之。”
“民主者，位传贤，由国人公举于议院。”
“而君民共主者政事由上下议院政府拟定，国君画诺如守府焉。”[9]
刘启彤则在《英政略》和《法政略》中进一步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法国的民主共和制作具体的介绍分析。
傅云龙在《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中则论述美国是“民主之国，与君主之国之制异，厥制以公议为法，以齐民为政，以上下无隔阂为权利”。
并指出其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一曰立法之权，国会是也；一曰行法之权（即行政权），伯理玺天德（即总统）是也；一曰定法之权亦曰执法（即司法权），律政官（即法官）是也。”[8]

游历使们对日本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制度、经济管理、工矿企业、铁路航运、财政贸易、海陆军制、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和介绍。
如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制度和改革措施，下分洋务、财用、陆军、海军、考工、治法等部分。这些调查考察报告对中国的改革和近代化建设都很有参考借鉴价值。

游历使们为撰写这些调查研究外国的著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经常是在游历旅途中进行写作，“以行路之岁月倍于闭户著书，汽船才泊，笔不得停，一纸未终，火车复上”。[8]（《游历日本图经》卷30）
而且是在异国他乡，还要克服语言不通、风俗不同、资料难寻等种种困难。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才能坚持下去。
如傅云龙自述：“每至墨枯笔秃，力难可支，辄自责曰‘期近矣’，自是四鼓辄起伏案。”[8]（《游历日本图经余记》）
为此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以至驻日公使黎庶昌盛赞“勤亦至矣！”并感叹道：“推是以治天下事，则亦何适而不办哉？”[8]（《游历日本图经》卷末题识）

游历使回国后，各有调查考察报告与“剳记及翻译编选之册”上交，总理衙门大臣审阅后，于光绪十六年六月十日（1890年7月26日）向皇帝上奏拟请对游历使分别给奖，其中
特别表扬“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等国图经86卷，纂述较多，徵引尚博，实属留心蒐辑，坚忍耐劳。
缪祐孙、刘启彤亦能探访精详，有裨时务”[5]。
一些大臣与士大夫们也对傅云龙等的著述加以赞赏。如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傅云龙“从日本游历归，所著书甚多”，又称赞“此人笔下极好”。[10](P2326、2651)

结论

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了12名素质较好的中青年官员，分五组派赴欧亚、南北美洲二十余国游历考察，时间长达两年，各组旅程几乎均在十万里以上。
游历使们在各国除了开展外交与文化交流活动外，着重进行调查研究，编写了几十种外国调查研究著述和资料。他们的活动和著作对于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和学习西方、借鉴外国，推动中国的改革、近代化和对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清政府对1887年派遣游历使的动机和目标立意不高，仅以考察外情为主，缺乏借他山之石推动中国改革与近代化的明确意图，也没有以此培养锻炼外交人才的长远目标。
因此，此举对中国政治外交的影响不大，
游历使回国后也很少被重用从事外交工作，发挥作用。
著述最多的傅云龙和刘启彤也不过加赏二品衔以道员分派北洋，后来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机器局会办和海防支应局会办。
而其他人大多只是赏加四品衔，遇缺先补为知府、同知等职。
以至1887年游历使们的这次走向世界的事迹及其调查研究的成果竟然在近代史上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总之，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的。

【参考文献】

[1]　文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M]．北京：故宫博物院，1929.

[2]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36[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3]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71[M]．北京：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印，1932.

[4]　曾纪泽日记：下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5]　申报[N]．上海：1887-10-28,1887-11-10,1890-08-14.

[6]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M]．浙江会稽李氏影印手写本，1920.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硃批奏折[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　傅云龙．实学丛书[M]．浙江德清傅氏刊本，1889-1895.

[9]　洪勋．游历闻见总略、游历意大利闻见录[A]．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M]．南清河王氏刊本，1894.

[10]　翁同龢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2.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1887年海外游歷使年表

 1887年海外游历使大事记

• 1580 年至 1680 年间，据称巴巴里海盗抓获了约 85 万人为奴隶；
• 1530 年至 1780 年间，巴巴里海盗抓获 125 万人沦为奴隶。^[ 4 ]

• 1600 年左右，欧洲海盗将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带到了巴巴里海岸，使巴巴里海盗的活动范围延伸到了大西洋。
• 
  
•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 山西平阳人樊守义随耶稣会传 教士艾约瑟去意大利罗马,著《身见录》记录海外见闻。
•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 北京的天主教徒高类思、杨德望
• 等人随法国传教士前往法国学习法文、拉丁文和神学。
•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国贤返欧时, 雍正帝特许他带5个中国少年出国。
•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廣州是唯一通商口岸，對於洋人的限制更嚴，勒索更重，令洋商更為不滿^[2]:37。
•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广东嘉应州人谢清高遇海难被外国商船救起而在海外经商多年。
• 1789年5月5日—1799年11月9日法國大革命
•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續派曾出使俄國並擔任過印度孟加拉長官的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為特命全權大使，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副之，隨員80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95名衛兵，由兵船護送，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2]:39。
•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北京^[2]:39。清朝以為英使是為向乾隆帝賀壽而來，稱使團帶來的禮物是貢物。乾隆皇帝要馬戛爾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禮，堅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禮，乾隆皇帝大為不懌^[2]:39；後來英國使團有條件地答應，條件為將來中國派使團到倫敦時亦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官員向使團所帶來的英王畫像行跪拜禮，但清廷官員拒絕接受^[8]:5。直到見到國書，才知道英使之來，並非專為賀壽，實際上別有請求，決定要他早日離去^[2]:39。
• 1798 年，法国入侵埃及和叙利亚的消息传到摩洛哥，法国士兵抢劫、杀害并虐待埃及人民。 作为回应，毛莱·苏莱曼扭转了其父亲穆罕默德三世的海外贸易政策。他减少与欧洲的商业联系，并鼓励外国商人离开摩洛哥。
• 1801 年至 1815 年间，偶尔发生一些事件，包括美国、瑞典和西西里王国对巴巴里国家发动的两次巴巴里战争。
• 1803年至1815年拿破崙戰爭
• 1814年9月18日到1815年6月9日維也納會議
• 1815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倒台和維也納會議後，歐洲恢復和平，英國政府決定再派大使來華^[11]:160。人選為阿美士德（Lord Amherst），主要使命為確定公司在廣州權益，中國不得任意停止貿易，英人得自由與華商買賣，推廣口岸^[2]:41。
• 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阿美士德抵達天津，跪叩禮節問題隨之而來^[26]:20。嘉慶皇帝認為英使拒行此禮，是存心違抗，必須預行演習，否則不准瞻覲^[26]:20。阿美士德被帶至圓明園宮門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禮；嘉慶皇帝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驅逐出國^[2]:39。
• 1817 年，摩洛哥苏丹苏莱曼·本·穆罕默德解散了所剩无几的摩洛哥舰队，结束了摩洛哥船只的所有海上贸易。港口对外贸关闭，摩洛哥人未经苏丹允许不得出国旅行。在欧洲进入新时代的同时，摩洛哥却向内发展，在苏丹穆莱-苏莱曼（1793-1822 年）的领导下，摩洛哥与欧洲断绝了大部分联系。

•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 杨炳南把谢清高讲述的海外见闻记录成书,名为《海录》,涉及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和 传闻。
• 1822-1859 年苏丹穆莱-苏莱曼的继任者穆莱-阿卜杜勒-拉赫曼（Mulay Abd ar-Rahman）试图纠正这种不平衡，但没有成功，摩洛哥又回到了自我封闭的状态。
• 1830年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以及19 世纪中后期法国 所谓的“平定”最终平息了欧洲人对巴巴里海盗的威胁。
• 1830 年法国入侵邻国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及利亚。法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的西迪费鲁杰登陆，并随后在斯塔韦利战役中获胜，这在摩洛哥引起了恐慌，而摩洛哥人则表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对摩洛哥来说，最严重的外国威胁是法国。
• 1832年（道光十二年）發生了一件意義深遠的事件，使得中英關係大大惡化——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11]:170。
• 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國商人成立「倫敦東印度和中國協會」向英國政府提供情報^[4]:4，並與曼切斯特商會多次向英國政府請求幫助打開中國市場^[30]。
• 1839年6月虎門銷煙
• 1840年至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
•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 约》,规定西方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合法居住。
• 1844 年 8 月 6 日，一支法国舰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轰炸了丹吉尔，几天后又将摩加迪尔变成了废墟。一周之内，法国人就破坏了苏丹的两个主要港口，并严重影响了他的海关收入"。
• 1844年 8 月 14 日布热奥将军越过边境，在伊斯利河歼灭了摩洛哥军队。摩洛哥人在陆地和海上都遭到了失败。
• 1845： 11 月初，特使團在丹吉爾港出航。第一階段是透過德圖安省省長 Muhammad Achasha，他選擇 Al-Saffar 作為他的顧問和書記；第二階段是摩洛哥大使 Abdelkader Achasha，選擇 Abd Allah aşŞaffär 陪同他前往法國，當時蘇丹 Moulay Abdulrahman bin Hisham 命令他的德圖安省省長 Abdelkader Achasha 準備前往法國，並要求他選擇一位學者，從禱告和古蘭經中評估宗教事宜。
• 1847年3月(道光二十七年二月) 福州人林鍼作为厦门 洋商的雇员,受美国商人雇用出海,在美国工作一年多。
•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容闳和黄宽、黄胜三人被美国传 教士、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带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留学读书。
• 1849年3月(道光二十九年二月) 林鍼回国,著有《西海 纪游诗》,介绍了在美国的见闻。
• 1854年(咸丰四年) 广东南海人罗森随美国培理舰队到日本,参与签约开埠,到达日本横滨、下田、箱馆等地。回国写了 《日本日记》,刊登在香港中文月刊《遐迩贯珍》上。
• 1858年6月26日(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订立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游历 经商,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
• 1861年(咸丰十一年) 清政府设立总管外交、洋务事务的 政府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 1862年(同治元年) 清政府设立培养外语、洋务人才的外 语学校京师同文馆。
• 1866年3月24日(同治五年二月八日) 知县斌椿父子与 三名同文馆学生由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带领赴欧洲游历,成为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最早派赴西方游历的中国官员。
• 1866年10月20日(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斌椿一行回到上海,历时七个月,游历欧洲九国。
• 1868年2月25日(同治七年二月初三) 清政府派遣以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和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等组 成“蒲安臣使团”,从上海出发赴欧美诸国游历,这是清政府派遣 的肩负外交使命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
• 1870年，容閎倡議派幼童前往泰西肄業之計劃，獲其好友丁日昌贊同，並且得到曾國藩、李鴻章支持，成立「幼童出洋肄業局」。
• 1870年10月18日(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蒲安臣使团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访问美、英、法、德、俄等欧美十 一国。
• 1870年11月26日(同治九年闰十月初四)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出使法国,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贵族大臣充 特使出洋。
• 1871年12月7日(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崇厚回国。
• 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國留學，幼童出洋時平均年齡只有12歲，容閎亦被任命為留美學生監督及清政府駐美副公使。
• 1874年3月17日(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刑部郎中 陈兰彬抵达古巴哈瓦那,实地考察华工状况,5月8日离开。
• 1874年9月清政府派驻美中国留学生监督容闳为委员,前往秘鲁调查华工受虐待情况。
• 1876年5月13日(光绪二年四月二十日) 浙海关文案李 圭赴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以后又游览了华盛顿、纽约、英 国伦敦、法国巴黎等地,著有《环游地球新录》。
• 1877年1月21日(光绪二年十二月八日) 郭嵩焘抵达英国伦敦,出任驻英公使。这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位驻外使臣。
• 1878年(光绪四年) 四川总督丁宝桢派江西贡生黄楙材游历缅甸、印度等国,著有《西辆日记》。
• 1879年官员徐建寅受李鸿章派遣到欧洲订购铁甲舰,同 时游历各国工厂,著有《欧游杂录》。
• 1879年(光绪五年)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造道员王之春赴日本观光游历,著有《谈瀛录》。
• 1880年(光绪六年) 江西吉安府莲花厅同知李筱圃赴日 本游历,著有《日本纪游》。
• 1881年，幼童留學之事出現變數。李鴻章本欲該批學生進入軍校就讀，但美國政府當時只允許日本人就讀軍校，而拒該批學生於外，陳蘭彬故主張全撤留學生。再加上留美幼童習染西洋風氣，甚至歸信基督教和剪辮，令保守的清朝官僚十分不滿，上奏批評要求撤回。最終朝廷准奏，召回幼童。除了部分因病和擅自留美不歸者外，其餘均召回國授予職務。
• 1885年1月(光绪十一年十二月) 御史谢祖源上《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的奏折。
• 1885年3月27日(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总理衙门上 《议覆御史谢祖源奏请派员游历外洋疏》的奏折。
• 1885年日本舊士族日高藤吉郎、河村隆實創辦私立文武講習館，1886年改名為成城學校。性質為舊式中學，相當於現在的初中。陸軍參謀本部高官川上操六、兒玉源太郎均擔任過成城學校校長，並聘請現役軍官擔任教員，面向全日本和外國招生，以培訓有志報考陸軍士官學校的青年。
• 1887年1月3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十) 光绪皇帝下 谕旨敦促六部尽快保荐出洋游历官员。
• 1887年5月18日(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总理衙门 拟定《出洋游历章程》。
• 1887年6月12日至13日(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十二日),在同文馆举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
• 1887年7月14日(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庆郡王奕 励及曾纪泽等各位总理衙门大臣一起面试,验看录取出国游历 官员。
• 1887年7月24日(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四) 考试录取的游 历官员由总理衙门大臣带领引见皇帝后,光绪皇帝用朱笔圈定 傅云龙等12人为正式钦定游历使,派遣他们分别游历亚洲、欧 洲与南北美洲各国。
• 1887年9月2日(光绪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傅云龙从北京 起程,先到天津和上海考察一些洋务企业,收集资料,聘雇翻译 仆役,作出国准备。
• 1887年10月18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日) 傅云龙在天 津会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承五郎。
• 1887年10月28日(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申报》在 头版全文刊登了傅云龙的试卷以及选拔考试初试录取人员28 人的名单。
• 1887年10月29日(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缪祐孙从 上海出发,赴俄国游历。
• 1887年10月(光绪十三年九月) 傅云龙在天津谒见直隶 总督李鸿章。
• 1887年11月10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傅云龙 从上海出发,乘船先到日本游历考察。
• 1887年(光绪十三年)冬洪勋由上海出发出洋游历。一个月后抵达意大利。
• 1887年11月10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申报》头版发表评论《论游历使之责重》,对派遣游历使的意义加以阐发。
• 1887年11月14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傅云龙一行乘船抵达日本长崎。
• 1887年11月29日(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缪祐孙抵达意大利热那亚,然后经意、德赴俄国。
• 1887年12月7日(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缪祐孙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
• 1887年12月29日(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缪祐孙会见俄国外相吉尔斯。
• 1888年3月6日(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傅云龙抵日本三个多月后就正式开始撰写《游历日本图经》。
• 1888年(光绪十四年)春洪勋游历意大利南部。
• 1888年3月27日(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缪祐孙赴冬宫观看俄国沙皇阅兵。
• 1888年春(光绪十四年三月) 顾厚焜所著《日本新政考》编成。
• 1888年5月23日(光绪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缪祐孙抵达 莫斯科。
• 1888年6月6日(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缪祐孙抵达基辅。
• 1888年6月14日(光绪十四年五月五日) 傅云龙一行抵达美国的旧金山。
• 1888年6月25日(光绪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傅云龙横穿美国抵华盛顿。
• 1888年6月29日(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缪祐孙抵达塞瓦斯托波尔。
• 1888年7月27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缪祐孙抵达 第比利斯。
• 1888年(光绪十四年)夏洪勋游历意大利北部及瑞典、挪威。
• 1888年8月5日(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缪祐孙抵达巴库。
• 1888年9月6日(光绪十四年八月一日) 傅云龙会见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
• 1888年9月29日(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缪祐孙抵 达叶喀帖林。
• 1888年9月21日(光绪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傅云龙自美国东北部乘火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等地短期游历。然后再折回美国。
• 1888年10月19日(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缪祐孙抵 达托木斯克。
• 1888年11月12日(光绪十四年十月九日) 缪祐孙抵达 伊尔库茨克,在此养病半年。
• 1888年12月5日(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三日) 傅云龙一行赴中南美洲游历,从美国佛罗里达州乘船抵达古巴哈瓦那。
• 1888年(光绪十四年)冬洪勋经比利时、法国、英国、西班 牙至葡萄牙游历。
• 1889年1月(光绪十四年十二月) 傅云龙乘船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及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1月25日抵达秘鲁首都利马。
• 1889年1月5日(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四) 孔昭乾在英国服毒自杀。
• 1889年春(光绪十五年春) 洪勋由葡萄牙赴西班牙游历。
• 1889年2月25日(光绪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傅云龙经过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
• 1889年3月7日(光绪十五年二月六日) 傅云龙到达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
• 1889年4月18日(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傅云龙游历南美洲之后,经西印度群岛又返回美国纽约,对美国作第三度考察。
• 1889年5月11日(光绪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傅云龙离美乘轮船西行,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又作5个月考察。
• 1889年5月15日(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六日) 缪祐孙抵达恰克图。
• 1889年7月5日(光绪十五年六月八日) 缪祐孙抵达库仑(今乌兰巴托)。
• 1889年7月29日(光绪十五年七月二日) 顾厚焜因游历途中患病,提前回到上海。
• 1889年7月(光绪十五年六月) 洪勋由里斯本出发赴意大利佛罗伦萨,乘德国商船回国。
• 1889年8月3日(光绪十五年七月七日) 缪祐孙抵达张家口。
• 1889年10月21日(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傅云龙回到上海。
• 1889年11月9日(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七日) 傅云龙回北京不久,即向总理衙门销差。
• 1889年12月(光绪十五年十一月) 李瀛瑞在烟台病逝。
• 1890年7月26日(光绪十六年六月初十) 庆郡王奕劻为 首的总理衙门大臣正式向皇帝上《奏请给奖游历人员疏》。
• 1891年1月17日(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缪祐孙被引 见记名总理衙门章京。
• 1891年2月3日(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洪勋到总理衙门报销游历途中经费。
• 1891年4月6日(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七日) 李鸿章正式任命傅云龙为天津机器局会办。
• 1893年(光绪十九年) 傅云龙兼任海军衙门帮总办并会办天津海运。
• 1893年春(光绪十九年) 刘启彤被李鸿章派往山西北部赈灾。
• 1894年(光绪二十年) 傅云龙兼办北洋水师内学堂,又督 办翔凤轮船、随阅海军操练。
• 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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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8月26日(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缪祐孙在 北京去世。
• 1894年(光绪二十年) 刘启彤在江苏宝应去世。
•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傅云龙任天津机器局总办。
•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李秉瑞率众参加基隆保卫战。
•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张春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起草的 《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宜多派游历人员也”。
• 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 张之洞撰写《劝学篇》 一书,在该书外篇游学第二部分谈到了派官员游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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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傅云龙又兼神机营机器局总办。
• 1898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福島安正向清政府遊說留學日本學軍事的重要性。
• 1898年，湖廣總督張之洞選送4人入成城學校學習。
• 1898年戊戌變法(清朝光緒二十六年）。
• 1898年6月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杨深秀代 康有为上奏折《拟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
• 1898年光緒帝諭令批准孫家鼐於北京創立京師大學堂，又敕令梁啓超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屬事務。最初校址在北京市景山東街（原馬神廟）和沙灘（故宮東北）紅樓（現北京五四大街29號）等處。辦洋務教育也重視傳統文科，被譽為中國第一所新式現代大學。許景澄任中學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任西學總教習。
• 1899年至1901年期間於清朝各地發起義和團運動。
• 1899年，南洋大臣劉坤一、四川總督岑春煊、直隸總督袁世凱等開始選派留學生入成城學校學習。
• 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6月21日八國聯軍（英語：Eight-Nation Alliance）。
• 1900年，義和團事件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後，本來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兼管學大臣許景澄懇切上諫剿除義和團，反被慈禧太后斬於菜市口，京師大學堂系統已受破壞。
• 1900年7月，第一批45名中國留學生從成城學校畢業，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生班（學制一年），這是留日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
• 1901年5月29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傅云龙去世。
• 1901年7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 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 江总督刘坤一联衔所上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广派游 历”。
•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逐渐出现一个官员出洋游历尤 其是东渡日本考察的高潮。
• 1902年，鈕璦等九人自費就讀成城學校，清朝駐日公使蔡鈞拒絕在擔保書上蓋章，引爆了在日留學生與清朝駐日公使館的激烈對抗。
• 1903年7月在福島安正和東亞同文會的斡旋下，在東京牛込河田町成立只招收中國留學生的私立東京振武學校，成城學校軍事部的清朝留學生全部轉入振武學校學習。學制為1年3個月，後延長至3年（含半年部隊實習）。畢業後，可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生班就讀，學制一年。 開辦到1914年。
• 1904至1905年（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大清駐美公使梁誠在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商議以黃金還是白銀為準還款時，得知美國政府認為賠款已超過美國應得到的部分，索要過多。梁誠得知後，幾番據理力爭要求美國退回。
• 1904~1905年日俄戰爭
• 1905年7月9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七日) 清政府正式 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 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外国宪政。
• 1906年5月27日（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五日）落成的陆军贵胄学堂，
• 1908年12月28日，美國總統老羅斯福決定返還賠款基數定為一千餘萬美元，逐年退還。賠款用於人才培養和赴美留學。
• 1909年（宣統元年），美國開始退還庚款。為統籌考核留學生，外務部與學部上奏設立「遊美學務處」並附設「肄業館」。7月17日（六月初一）遊美學務處正式建立^{[注 2]}，後任命外務部署左丞、左參議兼學部丞參上行走周自齊擔任總辦，學部員外郎范源濂和外務部候補主事唐國安，駐美公使館參贊容揆任駐美學生監督，三年間共組織三批近200人赴美留學。
• 1910年1月1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开考的贵胄法政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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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年，幼童留學之事出現變數。李鴻章本欲該批學生進入軍校就讀，但美國政府當時只允許日本人就讀軍校，而拒該批學生於外，陳蘭彬故主張全撤留學生。再加上留美幼童習染西洋風氣，甚至歸信基督教和剪辮，令保守的清朝官僚十分不滿，上奏批評要求撤回。最終朝廷准奏，召回幼童。除了部分因病和擅自留美不歸者外，其餘均召回國授予職務。
• 1876年，清朝兩廣總督劉坤一倡議創立「廣東西學館」，並且以8萬兩白銀買下位於黃埔長洲島的船塢為廣東西學館館址。 

• 1882年，廣東西學館易名「廣東實學館」。 

• 1884年，張之洞由山西巡撫調升兩廣總督後，將廣東實學館再度易名，改為「廣東博學館」。
• 1887年8月3日張之洞創建了「廣東水陸師學堂」，恰位於廣東博學館原址。至此，廣東水陸師學堂成為了中國第一所軍官學校^[3]。

• 1894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原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在天津用西法編練十營定武軍，分別為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馬兵二百五十人、和工兵五百人，一共四千七百多人。1894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原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在天津用西法編練十營定武軍，分別為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馬兵二百五十人、和工兵五百人，一共四千七百多人。
• 1895年胡燏棻調任平漢鐵路督辦，袁世凱接手「定武軍」，在天津小站訓練部隊（人稱「小站練兵」），改為「新建陸軍」，一切依照德國與日本的制度，由德國人為主的洋人監督，更把規模擴至七千士兵，參照德國陸軍制度進行編制，並分立警、步、馬、砲、工、輜等兵科。之後，被編為武衛軍「前後左右中」五路中的武衛右軍，跟隨袁世凱到山東去鎮壓義和團運動。
• 1898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福島安正向清政府遊說留學日本學軍事的重要性。
• 1898年，湖廣總督張之洞選送4人入成城學校學習。1885年日本舊士族日高藤吉郎、河村隆實創辦私立文武講習館，1886年改名為成城學校。性質為舊式中學，相當於現在的初中。陸軍參謀本部高官川上操六、兒玉源太郎均擔任過成城學校校長，並聘請現役軍官擔任教員，面向全日本和外國招生，以培訓有志報考陸軍士官學校的青年。
• 1899年，南洋大臣劉坤一、四川總督岑春煊、直隸總督袁世凱等開始選派留學生入成城學校學習。
• 1900年7月，第一批45名中國留學生從成城學校畢業，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生班（學制一年），這是留日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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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年11月 李鴻章病逝，袁世凱到保定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舉辦小站練兵教學，但是根據《辛丑條約》不准駐扎天津附近，於是亦移至保定。
• 1902年5月 於保定開辦「北洋行營將弁學堂」，雷震春任總辦。
• 1902年，鈕璦等九人自費就讀成城學校，清朝駐日公使蔡鈞拒絕在擔保書上蓋章，引爆了在日留學生與清朝駐日公使館的激烈對抗。
• 1903年7月在福島安正和東亞同文會的斡旋下，在東京牛込河田町成立只招收中國留學生的私立東京振武學校，成城學校軍事部的清朝留學生全部轉入振武學校學習。學制為1年3個月，後延長至3年（含半年部隊實習）。畢業後，可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生班就讀，學制一年。 開辦到1914年。
• 1903年2月 袁世凱奏請開辦陸軍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進行正規軍事教育訓練。之後於保定建成「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即為保定軍校前身。每省設一所陸軍小學堂，學制三年。全國設四所陸軍中學堂，學制兩年。保定設陸軍入伍生總隊，分為步、馬、炮、工、輜重各隊，學制4個月。保定設陸軍兵官學堂，學制一年六個月，入原隊半年為「學習官」。畢業後入個部隊為排長。在部隊任職2年以上擇優入陸軍大學堂，學制兩年。
• 1906年 於保定校址分別開辦：陸軍速成學堂（定額八百，學制2年加6個月實習）、陸軍軍官學堂（1910年7月更名為陸軍預備大學堂）。
• 1912年 袁世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把陸軍預備大學堂搬至北京，並更名為陸軍大學。10月，於保定東郊3里地的陸軍預備大學堂與陸軍速成學堂原址創辦陸軍軍官學校。
•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意志、奥匈、奥斯曼、保加利亚组成同盟国，英国、法兰西、俄罗斯、美利坚等组成协约国。中国的段祺瑞政府在美国和日本的鼓动下，决定加入协约国，与德绝交，对德宣战，中国社会随之分裂为两派。梁启超等支持段祺瑞政府参战，孙中山等则反对段祺瑞政府参战。德国政府积极找寻并支持反对参战的力量。在俄国，支持主张退出大战的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政党；在中国，则支持反对段祺瑞政府参战的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德国驻华公使辛慈(Paul Von Hintze)在下旗回国前，曾以200万元资助孙中山，孙中山命令时在上海的蒋介石秘密办理，接受此款。当时，在北洋政府的国会中，国民党系统的议员力量较强，孙中山便企图以之为笼子和绊脚石，限制北洋政府通过相关议案，北洋军阀集团则力图解散国会，突破笼子，搬开绊脚石，从而形成维护国会与解散国会的斗争。孙中山在得到德国资助的巨款后，立即运动北洋舰队，南下广州，同时资助在北京的国会议员赴粤，成立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运动与护法战争，反对北洋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即派曹亚伯赴德，建议联合德皇退位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共同成立“中德俄三国同盟”。后来，又制订规模宏大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创造性提出“互相为用”“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的伟大设想，企图吸引大战后的外资，振兴中国实业，从而为人类找到一条消除“贸易战争”、进而消灭武力战争的道路。
• 1920年暑假 駐扎在軍校的軍人因未得薪餉發生譁變，搶劫軍校，之後校舍被放火燒毀。
• 1923年2月，當孫中山準備返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時，邀請蘇聯派遣軍事專家和政治工作人員到廣州協助建軍，並提出委派代表團赴蘇考察政治、軍事，學習蘇聯辦軍事學校的經驗，談判軍事援助等。孫中山與馬林、張太雷、蔣中正（蔣介石）、汪精衛、張繼、林業明等商談後，決定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黨務和軍事。代表團由4人組成：蔣中正（蔣介石，為負責人）、張太雷（共產黨員，俄文翻譯）、沈定一（共產黨員）、王宗山（後為蔣介石的英文秘書）。
•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了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議。

• 1923年8月 保定軍校停辦
• 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於是派遣蔣中正代表團開始訪問蘇聯^[4]。
• 陸軍軍官學校最初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為中國國民黨培養革命軍幹部之軍官學校^[5]:166。
•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開辦軍官學校，創立黨軍」^[6]:9。
• 1924年2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委通過《軍官學校考選學生簡案》，在廣東一省公開招生，在其他各省通過中共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地方組織秘密招生。如湖南的招生工作由何叔衡初步選拔後去上海，上海地區的軍校招生委員為毛澤東，浙江的招生工作由中共黨員胡公冕負責。3月27日，1,200名來自各地的考生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參見考生。4月28日，考試成績揭曉，正取350名，備取100名。湖南考生共產黨員蔣先雲為第一名，其他學生來自中國各地，包括廣東、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也有來自越南、朝鮮、馬來西亞和泰國的青年^[10]。陸軍官校於5月收錄了第一批學生^[11]，於5月5日入學，成為陸軍軍官首批學生。
• 1924年8月10日至10月16日，黃埔一期學生首次參與軍事行動，為廣州商團事變。在海軍江固號炮艦協助下，扣押由挪威籍貨輪載運的廣東省商團採購軍械。隨後黃埔校軍在10月10日後和廣州商團軍交戰，並成功鎮壓商團軍^[21][22]。

• El Mansour, Mohamed (1990)。苏莱曼统治时期的摩洛哥。中东与北非研究出版社。ISBN 9780906559321。
• Miller, Susan Gilson (2013)。现代摩洛哥史。剑桥大学出版社。ISBN 9780521810708。
• Pennell, CR (2009)。摩洛哥：从帝国到独立。Oneworld Publications。ISBN： 9781851686346。

• El Mansour, Mohamed (1990). Morocco in the Reign of Mawlay Sulayman.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 ISBN 9780906559321.
• Miller, Susan Gilson (2013). A History of Modern Morocc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521810708.
• Pennell, C. R. (2009). Morocco: From Empire to Independence. Oneworld Publications. ISBN 9781851686346.

摩洛哥蘇萊曼（Moulay Suleiman）於 1817 年解散摩洛哥艦隊，主要是因為當時地緣政治與金融現實的改變。

財政緊張： 19世紀初，摩洛哥面臨嚴峻的財政挑戰。維護一支艦隊的成本很高，特別是對於一個面臨內部不穩定和歐洲列強殖民擴張壓力的國家。多年來，艦隊因衝突和疏忽而被削弱，而維持艦隊所需的資源也日益缺乏。

歐洲海軍威脅的下降： 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列強，特別是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在海戰中越來越佔優勢。這些國家對摩洛哥的威脅減弱，使得龐大的海軍力量對於防禦不再那麼重要。雖然海盜行為和偶爾的海戰仍在繼續，但在歐洲海軍優勢面前，摩洛哥艦隊的重要性已經降低。

內部不穩定： Moulay Suleiman 在位期間，內部鬥爭不斷，包括部落分裂和起義。國家的資源越來越多地用於應對這些挑戰，而不是維持海軍部隊。解散艦隊可被視為集中陸上軍事和行政控制的更廣泛策略的一部分。

西方列強的影響： 19世紀初，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和法國，對摩洛哥施加更多的影響。外交壓力和條約往往有利於這些國家的利益。解散艦隊也可以解釋為對歐洲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水域主導地位的回應。

海軍衰落： 摩洛哥艦隊在解散之前已經衰落了一段時間。巴巴利海盜曾是北非海上事務的一股強大力量，在巴巴利海盜戰敗後，摩洛哥艦隊被大幅削弱。海盜活動的結束，尤其是在 19 世紀初美國海軍和歐洲軍隊鎮壓巴巴利海盜之後，使得這支艦隊的作用大打折扣。

總而言之，鑑於軍事優先順序的改變及海軍威脅的減少，解散艦隊是為了重新分配有限的資源，以解決更迫切的國內問題而做出的決定。

巴巴里海盜或柏柏里海盜（西班牙語：piratas berberiscos），也被稱為鄂圖曼海盜（西班牙語：corsarios otomanos），是來自北非的海盜和私掠者。他們以摩洛哥和被稱為巴巴里海岸的阿爾及爾、突尼西亞、的黎波里等地的港口為據點。「巴巴里」的名稱來源於居住於這個地區的柏柏爾人。巴巴里海盜的掠奪範圍最初在西地中海一帶，其後從地中海開始，向南延伸至西非沿岸甚至南美^[1]，向北擴張最遠至冰島。除了掠奪船隻，他們還劫掠歐洲沿岸的城鎮和村莊。他們在陸上攻擊的主要目的是俘虜基督徒，用於鄂圖曼和阿拉伯奴隸貿易 ^[2]。

摩洛哥為何無法利用巴巴里海盜建立摩洛哥海軍，抵抗英法兩國的入侵？

摩洛哥在19世紀初無法利用巴巴利海盜建立摩洛哥海軍以抵抗英法入侵，可歸咎於幾個因素。

首先，巴巴利海盜不一定忠於摩洛哥，而是獨立運作，大多來自阿爾及爾，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他們將自身利益最大化放在國家利益之上，使其成為不可靠的盟友（1, 5, 6）。

其次，巴巴利海盜不是優秀的英國和法國海軍的對手。在巴巴利戰爭（1801-1805 年和 1815-1816 年）期間，西方列強展示了他們的海軍優勢，並能夠打敗巴巴利海盜，最終終結了海盜的威脅（1, 2）。

最後，巴巴利海盜已因失去傳統上從歐洲各國收取的保護費而被削弱，尤其是在美國革命和美國停止繳納貢金之後(5)。

1830 年，阿爾及爾最終被法國征服，標誌著巴巴利海盜時代的結束。值得注意的是，海盜問題並非摩洛哥獨有，其他巴巴利國家也受到影響 (3)。

參考資料：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801-1829/barbary-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First-Barbary-War

https://www.quora.com/Why-did-the-Barbary-Coast-turn-to-pirac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rbary_corsairs

https://www.history.navy.mil/browse-by-topic/wars-conflicts-and-operations/barbary-wars.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rbary_Wars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084988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morocco-france-world-cup-history-pirates-colonialism

https://www.history.navy.mil/content/history/museums/nmusn/explore/photography/forgotten-wars-19th-century/barbary-war-1801-1805.html

摩洛哥歷史上有過與巴巴里海盜的聯繫，但無法利用巴巴里海盜建立有效的海軍來抵抗英國和法國的入侵，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 巴巴里海盜的性質與目標：巴巴里海盜，主要活動於15世紀至19世紀，雖然它們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進行掠奪，但巴巴里海盜的運作並不以建立一個系統化的海軍為目的。它們的行為多數是非正式的、以私人利益為主的海盜活動，而非國家機構主導的軍事行動。因此，巴巴里海盜的力量無法形成摩洛哥的國家海軍。

2. 缺乏統一的軍事指揮與資源：巴巴里海盜多數由各地的海盜領袖或軍閥領導，這些領袖並不隸屬於摩洛哥政府，且各自為政。摩洛哥當時的統治者也並未能夠有效地集中力量來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來進行國防，這使得摩洛哥無法有效組織一支與英國或法國抗衡的海軍力量。

3. 英法兩國的海上優勢：英國和法國在近代海軍建設方面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特別是在17至19世紀的海上大國競爭中，英法兩國擁有強大的戰艦艦隊和軍事技術。即便摩洛哥擁有一定的海軍力量，與這些海上強國相比，它的海軍實力仍然不足以抵抗。

4. 地理與戰略因素：摩洛哥的地理位置雖然使其成為地中海和大西洋的交匯點，但其海上防禦相對薄弱，且摩洛哥的主要軍事力量集中在陸地上。這使得摩洛哥無法有效利用其海岸線來建立強大的海上防禦，反而容易受到外國列強的侵略。

5. 外交與內部問題：摩洛哥在18世紀至19世紀的內部政治較為動蕩，政權更替頻繁，這使得摩洛哥無法集中資源進行有效的海軍建設。此外，摩洛哥在這一時期的外交政策也多以維持與西方列強的關係為主，未能全力打造強大的海上防禦力量。

總結來說，雖然巴巴里海盜在摩洛哥的歷史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其無法轉化為一支正式且具系統的海軍力量，並且摩洛哥本身的內部問題、外部挑戰以及缺乏有效的軍事指揮和資源，都是阻礙其利用巴巴里海盜來抵抗英法兩國入侵的主要原因。

英國如何利用海盜建立大英帝國？

英國如何利用海盜建立大英帝國，是一個有趣且復雜的問題。實際上，海盜活動在大英帝國的擴展歷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尤其是在16至18世紀的海上霸權爭奪戰中。以下是幾個關鍵的方面：

1. 海盜的興起與英國的海上優勢

在16世紀末，英國面臨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威脅。海盜和海上私掠行為成為英國對抗這些強大敵國的一種手段。最著名的海盜之一是弗朗西斯·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他在西班牙無所不在的海上統治下，通過掠奪西班牙船隻，積累了大量財富並削弱了西班牙的力量。德雷克的成功為英國海軍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也使英國的海權逐漸崛起。

2. 私掠和海盜的合法化

在當時的國際法律框架下，海盜活動往往與「私掠」有關。英國國王或女王授予個人或商人“私掠許可證”，使他們可以在大西洋和其他海域合法地劫掠敵國的商船。例如，伊麗莎白一世便給予了德雷克等海盜私掠許可，使他們的行為合法化，從而保護了英國的貿易路線，並使英國能夠迅速獲得財富。

3. 海盜活動與帝國擴張

英國的海盜和私掠者在全球範圍內擴展了英國的影響力。海盜不僅掠奪了西班牙、法國等國家的貿易船隻，還攪亂了這些國家的殖民計劃，為英國商人和殖民地的拓展創造了條件。尤其是在加勒比海地區，英國的海盜不僅對西班牙的殖民地造成破壞，還為後來的英國加勒比殖民地打下了基礎。

4. 海盜與英國的海軍

英國的海盜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海軍的發展。海盜的經驗和戰術對英國海軍的組建和訓練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海上戰爭和艦隊戰術方面。隨著海盜活動的增加，英國政府開始對海軍進行現代化改革，最終建立了一支強大的皇家海軍，這支海軍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對世界海洋的控制起到了關鍵作用。

5. 海盜的遺產：殖民貿易與大英帝國的經濟基礎

海盜活動間接促進了英國在全球貿易中的角色，尤其是在奴隸貿易、香料貿易、茶葉貿易等方面。海盜和私掠行為對貿易航道的控制至關重要，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航道逐漸成為大英帝國經濟的一部分，支持了帝國的經濟擴張。

6. 從海盜到帝國的轉型

隨著海盜活動的減少，英國開始發展更為正規的海軍力量，這也標誌著從非正式的海盜行為向制度化、國家主導的帝國擴張過渡。海盜的活動和英國海軍的強大密切相關，後者在帝國擴張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總結

英國的海盜活動並非直接建立了大英帝國，但它們為英國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海上優勢提供了契機。海盜行為促使英國加強海軍實力、擴展貿易路線並打擊競爭對手，最終為英國的殖民帝國打下了基礎。海盜的活動是一個重要的過渡階段，幫助英國從海上掠奪者轉變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

英國海盜，通常被稱為 「私掠者」，在風帆時代成為英國海軍擴張的重要部分，原因有以下幾點。以下是更詳細的解釋： 私掠與合法授權： 許多海盜基本上是由英國王室透過簽發騎士狀（Letter of Marque）而合法化的，騎士狀允許他們在戰時攻擊和掠奪屬於英國敵人的船隻。這些私掠船實質上是國家認可的海盜，他們在政府的完全知情和支持下運作。這給了英國海軍使用類似海盜戰術的方法，而沒有直接海盜的道德和法律問題。 海戰經驗： 海盜通常是經驗豐富的水手，對海軍戰術和戰鬥有深入的瞭解。他們有突襲和攻擊敵船的經驗，這使他們成為英國海軍的有效戰鬥力。他們在航海、登船技術和航行方面的技能對於皇家海軍來說是無價之寶。 英國影響力的擴張： 在 17 和 18 世紀，大英帝國正在擴大其全球影響力，而使用海盜是加強海軍實力的一種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通過鼓勵私掠，英國政府可以發揮影響力並獲得資源，而無需經常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海軍所需的高昂費用。 海軍演變和對更多船隻的需求： 隨著 17 世紀英國海軍的成長，對有經驗的水手和船隻的需求也在增加。許多海盜都有必要的航海經驗，他們通常都有自己的船。英國海軍有時會從海盜船員中招募人員，或為他們提供職位，作為交出「海盜」活動的交換條件。 創收： 海盜能夠從他們掠奪的貨物中獲取財富，而當私掠船帶來有價值的戰利品時，英國政府也會分一杯羹。這激勵了政府和私掠船合作，私掠船從他們的行動中獲利。 海盜被編入海軍： 隨著海盜活動越來越受到控制，皇家海軍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大，許多海盜發現加入海軍的正式行列比繼續他們的犯罪活動更有利。英國海軍積極追捕海盜，並最終控制了海洋，使得許多前海盜別無選擇，只能融入更合法的海軍架構。 簡而言之，由於他們的技能、所提供的經濟和戰略利益，以及這段時期英國海軍力量不斷演變的本質，海盜得以無縫過渡到皇家海軍。這有助於鞏固他們在更廣泛的英國海軍歷史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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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清朝无法有效利用海盗抵抗英法侵略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的历史、政治和军事因素：

1. 海盗的组织与清朝的军事体系不匹配： 海盗，特别是清朝时期活跃的“海寇”，往往是地方性、松散的武装集团，缺乏清朝军队的正规训练和统率。清朝军队依赖传统的陆军体系，海上作战经验相对不足。因此，海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威胁到沿海地区，但他们难以被有效地组织成一支有序的军事力量来与英法这样的西方列强抗衡。

2. 清朝政府的腐败与内忧外患： 清朝在十九世纪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的财政困难，官僚体系腐败无能，地方官员失职，导致中央政府的力量分散，无法有效调动资源应对海盗威胁。加上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进一步削弱，无法集结有效的海上力量。

3. 英法军队的优势： 英法的舰队在海战中的技术和火力远远超越清朝的海军。清朝的海军虽然有一定规模，但装备、战术和指挥能力等方面远不如英法军队，无法在大规模的海战中占据优势。此外，英法的远洋舰队具备快速部署的能力，而清朝的海军则无法及时反应。

4. 海盗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复杂： 在一些情况下，海盗并不完全是反叛者，而是与地方官员或民众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比如，某些海盗领袖与地方官府存在勾结，甚至受到庇护。清朝政府对海盗的镇压往往不够果断，这使得海盗无法集中力量对抗外来侵略，而是在地方上分裂，未能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

5. 海盗的主要活动领域与英法侵略目标不一致： 清朝的海盗大多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广东、福建等地，而英法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开放港口和控制重要的贸易路线。海盗的活动范围和目标与西方列强的军事战略并不重合，因此无法形成有效的战略合力。

总之，清朝无法利用海盗抵抗英法侵略，主要是由于海盗力量松散、清朝的腐败和内部矛盾、以及英法军队的军事优势等多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