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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二０００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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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 王学泰
其人其事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要作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的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
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过去看到这个记载，每为严复可惜。他毕竟是“作过”《天演论》、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一代宗师；后来又为杨度可惜，他多次声称一生为了“救国”，晚节似更可风。待读了《洪宪纪事诗》及有关的文献才发觉他们发起和组织筹安会，陷入洪宪帝制闹剧的泥潭当中不是偶然的，这些人的失足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一
在近现代史上，杨度是个怪人，从他的生平经历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异于常人之处。这些有的是“时势使之然”，有的则是他花了很大精力主动争取来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这位青少年时就被誉为“才子”的名士，却非出于世代书香之门。他的祖父是个跟随着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他只升为哨官就战死了。这个小小的“哨官”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父亲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作了个小武官，后来积功升为总兵，进入了官宦的行列。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因为父亲亡故得早，杨度便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侪身于仕宦之门，这样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可见杨度的出身是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以搏取功名；也不是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以邀乡里之誉。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对杨度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跟着王壬秋不是学他的经学，而是学其“帝王之学”。后来，杨度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这些学历对当时的士子来说都是有些独特性的。
一九○三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学”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连题目也弄不懂、更是无从下笔的。懂新学的杨度中一等第二名，按传统说就是“榜眼”，而“状元”的桂冠则被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摘取。在科场上因为名字犯忌而倒霉者，自古以来不乏其例。“状元”是最为人们所妒羡的，“梁士诒”这个名字终于被嫉妒者发现竟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作为“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这是个常出“维新党”和“革命党”的群体）被怀疑是“乱党”唐才常的同党或革命党，也连带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其懊丧之情可知。而且，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
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跑到日本留学，那时出国没有“护照”“签证”之类，从北京去日本比回湖南老家还方便，到日本留学是使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一个契机。也许杨度特别具有组织才能吧，到日本不久，他就成为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杨度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向孙先生表示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之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他主张君主立宪，但是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一九○五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这些书呆老朽到欧、美、日本转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没有弄个子丑寅卯，然而考察报告还是要做的，于是就要请个捉刀代笔者了。他们选中了杨度。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可是他为清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了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中都知道了有个“懂法”的杨度。
一九○七年，清政府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如果一九○三年他中进士授官，也不过六七品之间，而这次遽以四品使用，可见朝廷对他的看重。当然，这也是袁、张力荐的结果。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袁世凯的许多政治活动。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而王公大臣们根本不知道“法”为何物。于是，这些王公大臣表示要起带头作用，积极“学法”，而朝中最懂法的杨度便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开了宪法讲座。从此，他与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一九○八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知道袁的羽翼已丰，决非一个摄政王所能对付了的。当袁世凯的许多朋友都不敢与他往来的时候，杨度却奔走于北京与彰德（袁的隐居之地）之间，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重要谋士。这种“烧冷灶”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策士作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还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他很看重与袁世凯的关系，因此，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在谋图自己个人的发展。
辛亥以后，袁世凯建立洪宪王朝的过程中，杨度表现非常积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谈。
洪宪帝制失败以后，杨度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这与当局不敢碰那些耍枪杆的“洪宪党人”（如段祺瑞）相比是有点冤，但是就参与洪宪帝制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来说，把杨度视为第一祸首还是名实相符的。杨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这个局面待张勋复辟活动破产后才有了好转。
虽然，杨度自称其中年以后“好佛”，那时失意的政客几乎是个个如此。即使在杨度参禅论道时期内，也没有忘记在各种各样的军阀中搞些纵横捭阖的活动。有时也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杨度还是有些特殊能力的，他能使得一些很蛮横的军阀也听他的话。那个连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楚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对杨度也是言听计从的。例如在枪毙新闻记者林白水时，为林求情者很多，张宗昌一概不接受。杨度前去说，才答应下来。可惜的是当张打电话给行刑队时，林白水已于半小时前绑赴天桥了。
杨度的晚年做了两件惊世骇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当时政客与青红两帮往来的很多，而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学者则以依附他们为耻，与他们往来的人不多，因此，杨度和章士钊两人依附杜月笙就很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前一件知道的人很多，因此，过去一直把杨度视为反面的历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知道，直到一九七五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向世人公告了这件事，从此，杨度在人们的笔下才换了一幅形象。然而，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从此以后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写到杨度，对他的过去所作的一切都能谅解了，连搞筹安会都是为了“救国”。我想这也是一种偏颇。
二
《洪宪纪事诗》真是一部有趣的书。连本世纪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谈到它都赞不绝口。董必武在六十年代初为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作序中说：
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阐民主主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其词瑰玮可观，后之作史者可资摭拾。
实际上这也是董必武对《洪宪纪事诗》的评价。其纪事除个别细节外，大多可信。洪宪前后，刘禺生正在北京，他与副总统黎元洪是老乡，常能见面，对于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他又与杨度是“大同乡”（当时湖北湖南同属湖广），二人共过事，有一定的交谊，对杨度的为人有较深的了解，所以，他在《洪宪纪事诗》中的评论不仅有深度，而且，颇有诛心之论。
洪宪帝制活动中，杨度是很卖力气的。当然，杨度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个人打算的。杨度对袁世凯是有知遇之感的，是袁的推荐，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举人一跃而成为“四品京堂”。这样，在摄政王下诏要杀袁世凯时，奉命草诏的杨度才会奋力搭救，后来在与袁世凯的往来过程中，向袁透露了朝廷的许多秘密。从此杨度把自己与袁世凯绑在了一起。因此，当袁要当皇帝、需要人们拥戴时，杨度从内心里就会发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而且，杨度与袁世凯的老部下、老袍泽不同，他手中没有兵，他靠的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嘴巴和自己的人事关系为袁效力。这些都是软性的，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而那些北洋系的军人们手中掌握的可是硬帮帮的枪杆子。与他们比起来，杨度不能不表现出分外的积极。另外杨度自视甚高，他要作洪宪第一功臣，这样才有可能圆他的宰相或总理的梦。可是，检查一下杨度与筹安会的表演，我们会感觉到那真是够“丑”的，但还谈不到“恶”，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杨度的同乡熊希龄在组织“人才内阁”时，曾想请杨度担任一个部的次长的职务，杨度说“我帮忙不帮闲”。可是我们从洪宪期间杨度和筹安会所做的事情来看大多是帮闲性质的。这对杨度来说不能不是个悲剧。
在这方面，《洪宪纪事诗》中都有记载，有些细节也很有趣。筹安会曾经悬赏征求论文，论述国体问题。另外编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居然每本印刷了十万册。我想，这些书大约也要靠公款购买，否则，要都堆在筹安会的仓库里的。印了这么多的书，现在是很难看到了。孙中山先生最为袁世凯所恨，在书中对他肆意诬蔑还不够，还把《国贼孙文》一书改成京剧，在新华宫里演出。实际上袁世凯不好京剧，更不懂戏。出这些主意的都是筹安会那些帮闲者，其中自然包括杨度。
丑化和诬蔑孙中山的“戏”，名叫《新安天会》。《安天会》本来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前几回改编的，写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被收伏的故事。因为孙先生的姓氏的关系，这些洪宪文士忽发奇想，把《安天会》改为影射孙先生的《新安天会》，用孙悟空影射孙中山，并加紧由“第一舞台”（当时北京最现代化的剧场）的演员排练，在袁世凯生日的中南海的宴会上，首次演出。《洪宪纪事诗》有两首记载这件“盛事”。
誓言国贼撰成篇，教谱梨园敞寿筵。
忘却袁家天下事，龙袍传赏李龟年。
盛时弦管舞台春，一阕安天迹已陈。
今日重逢诸弟子，念家山破属何人。
《新安天会》中描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逃回了水帘洞，天兵天将，十二金甲神人，围困水帘洞，孙悟空又纵一跟斗云逃往东胜神洲。扰乱中国，号称天府大肆圣仙府逸人，化为八字胡，两角上卷，以东方德国威廉第二自命，形相状态，俨然化装之中山先生也。其中军官为黄风大王，肥步蹒跚，又俨然化装之黄克强也。其先锋官为独木将军，满头戴李花白面少年，容貌俊秀，与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是二，难为分别。前锋左右二将，一为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为古怪刁钻，白鼻黑头。当日李协和守九江、马当之二将也。玉皇大帝一日登殿，见东胜神洲之震旦古国，杀气腾腾，生民涂炭，派值日星官下视，归奏红云殿前，请弼马瘟逃逸下界，又调集呶罗，霸占该土，努力作乱。玉皇大怒，诏令广德星君下凡，扫除恶魔，降生陈州府（这是影射袁世凯），顺天应人，君临诸夏。其部下名将有大树将军冯异（影射冯国璋）、桓侯张飞（影射张勋）、通臂猿李广（影射李纯）、忠武王曹彬（影射曹锟）。他们在广德星君的指挥下大败孙悟空，班师回朝，受降献俘。这时文武百官山呼《圣天子平南颂》，歌美颂德。剧之末尾，作者更是忽发奇想，从神话转到现实中来。舞台上出现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当空，孤岛沉寂，照见一人。只见他独坐在盘石之上，高唱《怀乡自叹人》一曲。其词云：小生姓孙名文，广东香山县人士。向来学医业，奔走海外，诱骗华侨，中国多事，潜入国门，窃得总统一名，今日身世凄凉，家乡万里，仰看一轮明月，岂不惨杀人也。然后是大段唱：“孙逸仙坐东瀛自思自叹……”这种紧密联系“现实”和“为政治服务的”的剧作古今真不多见。“四人帮”掌管文艺期间，那么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也没有搞成这个样子。筹安会和杨度搞的这些东西，就是从袁世凯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能帮他们什么“忙”？而此时，袁世凯还不到需要人来帮闲的时候。这些事情只能在“洪宪”帝国史留下笑柄，对孙中山先生的形象毫无损伤。
《新安天会》的演出过程中还有个插曲。当时是北京京剧老生谭鑫培最走红之时，几乎是“无腔不谭”的，所以最理想的是谭鑫培来演主角。可是这位侍候过老佛爷的谭老板根本看不起袁大头，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外号叫“老乡亲”的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我想，这些老艺术家们一看到《新安天会》这个本子第一句话一定是：“这什么玩艺儿！”谭、孙不肯演这是极正常的。后来以唱功闻名的刘鸿声接了这个差事。刘鸿声（据说田汉名剧《名优之死》的男主角就是以刘鸿声为模特的）唱到“对月怀乡自叹”时，因为这是影射孙中山落拓倒霉，所以袁世凯很高兴。他看到刘鸿声身上穿的龙袍太旧了，于是，把登基大典筹备处为自己准备的新龙袍赐给了刘鸿声。这件龙袍上面绣了九条龙，蜿蜒全身。袁世凯不喜欢这件龙袍，认为所绣的龙太散，“气不团聚”，不吉利，便赏给了刘鸿声。所以诗中有“龙袍传赏李龟年”之句。当然，这是个小小插曲了。
不仅杨度从立志“帮忙”，最后堕落成了“帮闲”，筹安会中其他人士也大多如此。像严复那么大学问的人也为洪宪皇帝帮闲，他游曲阜孔林，获得了周宣王冕旒，作为吉祥物似的向袁世凯进奉。另外，他从西文有阴阳性之分受到启发，又在《汉书》看到女官中有“共和”之名时，竟用以比附共和制度。“更申共和国家属女性之说”，而女性软弱；“帝政为男性”，男性才有力量。这些辨析不仅无聊，更显示出作者立意在拍老袁的马屁，真是失身份的事。
杨度与袁世凯非同一般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所以议建筹安会之初，袁世凯不想由杨度来办，而是希望与袁关系不深的徐佛苏主持此事，参与机密。迷信枪杆子的袁世凯的心目中更重要的乃是北洋老袍泽对他的支持和南方革命党可能出现的反抗，他的注意力都用那些方面，因而对于筹安会中的头面人物（有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笼络来的）就冷淡了一些。筹安会最初闹得沸沸扬扬，出足了风头，挨够了骂，而在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是处在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的状态下的。自视颇高的杨度心中怎么想呢？他的诗中不无怨气地写道：“吹箫已得神仙分，更起高楼与接天。”本来已经是到手的第一功勋，当袁世凯对于这些拥戴者又有了新的要求时，它又显得渺茫起来。
考察杨度在洪宪活动中的行踪，仿佛他与“皇太子”袁克定往来更多一些似的。从对帝制的积极性来说，袁克定比“乃翁”更胜一筹，因为他把自己政治前途全押在未来的洪宪王朝的成败上，因此他对帝制活动表现出超常的积极，而袁世凯则显得有点谨慎，或说畏首畏尾。袁自从作了终身大总统之后，实际上他已经是没有皇帝名位的皇帝了，因此，他害怕偷鸡不成蚀把米。袁克定完全没有这些顾忌，他一心一意地希望老子赶快做皇帝，自己好当“皇太子”。他想尽办法剪除一切可能影响到洪宪帝制进程的消极因素。例如克定的弟弟袁克文对父亲称帝不太积极，赋诗言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被克定密告袁世凯，拘禁于北海，禁止其出入。又如当时袁世凯只看日本人开办的《顺天时报》，但就这份报纸也有反对帝制的文章。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袁克定等人编辑、印制一份专供袁世凯一人看的《顺天时报》，这报通篇都是拥护洪宪帝制的文字。后来袁克定的妹妹的侍女回家省亲，从家里带回一张《顺天时报》，用以包东西，才发现它与新华宫中的《顺天时报》不同，从此戳破了假《顺天时报》的骗局。这一类事情都是袁克定通过筹安会杨度等共同筹划的。每当袁世凯有点动摇时，袁克定都要与杨度密商，给袁世凯打气，坚定其信心。杨度本来是立志帮老子的，却帮了儿子。自降其等。
杨度领导下的筹安会的操作方式也不对。一九一五年四月，杨度写好了《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杨度把它进奉给袁世凯，袁看了很高兴，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赐给他。本年八月十四日杨度及严复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因为《君宪救国论》一文是打着探讨学理旗号的，所以当办筹安会之时，杨度便把旗号当做事情本身去做，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史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挂牌营业，并立即通知各省会员说本会“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这种宣传，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杨度以为他们对帝制推动已经很迅速了，然而老袁、小袁等人仍感太慢。于是，筹安会马上通知各地代表，并寄去表决票，请代表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筹安会从一个“研究团体”变成了表决团体。它还准备策动各省的代表向代行立法院职责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并鼓动各省驻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要求恢复帝国。又是征求民意、又是组织请愿，好像特别看重民意似的。但这已经让袁世凯、袁克定们等着不耐烦了。他们把杨度看成是迂阔、不中用的书呆子。杨度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毕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民意还在他的心中有一定的位置。然而这就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能像那些大老粗军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杨度的老师王壬秋讲的“帝王术”“王霸之道”也不是这个做法。《洪宪纪事诗》引王壬秋《湘绮楼说诗》云：
洪宪改元，余方辍讲东洲，不问世事。而京使复来，将以大师位上公强起之，笑谢不遑。使留三日不去，乃与书项城，有曰：闻殿墀饰事，已通知外间。传云，四出忠告，须出情理之外。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转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撰，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又与杨皙子（杨度）书曰：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王老夫子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而杨度就不免有先后矛盾之处。王氏问得好：“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专制本身是对民意、民主的剥夺，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这本身就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杨度和筹安会所采取的操作手段就是对所追求实现目的的一个嘲弄。杨度一生服膺的是他老师的“帝王术”，可是拥戴他人为帝为王时，恰恰没有用好“帝王术”，他老师耳提面命也没有用。无怪王壬秋说他是“书痴，自谓不痴”。杨度与王壬秋毕竟是时代不同的人，面对的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杨度想如他老师那样对各种各样野心家应付裕如、游戏人间是不可能的了。
三
一九一六年王壬秋逝世时，杨度为其师撰写的挽联是：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杨度谈到他老师王壬秋时总爱提到他的“帝王之学”，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学到家。一九三一年，杨度病将不起时，为自己写的挽联也有“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所谓“帝道”也是指“帝王之学”。可见杨度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帝王之学”。王壬秋是湘学中的大家，因此，“帝王学”在湘学中具有一定的位置。
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诸方面：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因为它只是个“术”因此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一切。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学”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韩非，所继承的法、术、势三家，其中就有“术”。但是，最赤裸裸讲“术”的还是纵横家，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他们只讲目的，不计手段的。这些人物活跃于战国时期，《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有《鬼谷子》《阴符》这样的“经典”，有鬼谷子这样的“见首不见尾”神秘的祖师爷和苏秦、张仪这些战国时期活跃的成功人物。因而，纵横家就成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术”的专家了。所以，这个学派搞的“术”更具有影响力，纵横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基因之一，它潜伏在我们的文化机体之中，不时会表现出来，特别是外部环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长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基因时，历来只重视儒、释、道三家，对于纵横家很少有学者提及。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满意儒家思想、具有个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纵横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为取得功名富贵的手段，特别是动乱时期。这种以阴谋诡计为黑箱策划、以纵横捭阖为公开手段的活动更是为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认同。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动乱时，游民活动更为剧烈。游民的只讲利害，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性格特性与搞“帝王术”的纵横家们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换代的激烈的斗争中，“帝王术”与游民的思想意识融合起来。这样更强化了“帝王术”操作中的非规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的马基亚弗里主义。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大动乱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宗法社会进一步解体；此时，人口增加很快，而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种游民的秘密组织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事和流动性的作战裹胁走了许多游民，曾国藩组织湘军，其兵源也以游民为主。可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曾国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统领的湘军，以免朝廷疑虑。像杨度的大伯因功授官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又回到最初的游民生活状态之中。这些已经见过很大世面的“退伍兵”们，其思想意识却和他们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烈，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湖南游民秘密组织也很发达，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文人士大夫也与组织化的游民领袖交接起来，甚至把与他们共事看成一种时髦（如谭嗣同就与秘密会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渗入一些文人士大夫意识也是不奇怪的。何况传统湘学中的“帝王术”与游民非规范性的作风有一致之处呢。
我们了解“帝王学”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杨度的性格与思想意识及其在这些指导下的行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仅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转型期间，同样也是旧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于是，便产生像杨度这样把政治活动作为惟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以为官为最佳出路，不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挂在口头的“达则兼济天下”不同，他们的口头禅是“救国”。为此，他们在不同政治倾向的军阀之间穿梭往来，他们不是军阀，但往往比军阀的影响力还大。这是一批人，章士钊、白坚武（吴佩孚的幕僚，李大钊的好友）都是这类人物；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这类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于这类人物的处境。鲁迅曾说到这种人构成了一个圈子，对“猛人”（军阀及各种有实力的人物）形成包围，和“猛人”相互利用，当这个“猛人”倒了之后，便纷纷离去，再去寻求别的“猛人”（见《语丝杂志》）。因此，中国的“猛人”不断地更换，而中国政治变化不大，原因就在于有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虽然不是个个都“毫无心肝”，但他们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凭借自己的“术”，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动中最热衷的还是积累自己的家赀。
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之祠记》。我不是上海人，对杜月笙没有直接的印象，可是从看到的文字中（这些文字都是近四五十年的作品），对杜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可是在杨的笔下，杜氏非常像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言“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慕其风”。“凡利民之务，如兴学、设医、救灾、恤贫诸举，辄捐巨金以为倡导”。“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总之，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不知道是杨度食人之禄（每月送杨度银洋500元），为人说话，还是现代人的关于杜月笙的记载都带着阶级分析的眼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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