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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說明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王朝」幾乎都不是被民族革命推翻，而是被制度危機推翻？ 中國歷史上幾個主要的「少數民族王朝」，確實很少是被 民族革命 推翻的；更多是因為 制度失效、財政崩潰、軍事瓦解 等結構性危機而倒台。可以用幾個典型例子說明。 一、元朝：不是漢族民族革命，而是財政與統治體系崩潰 Yuan Dynasty 的統治者是蒙古人。 但它的崩潰主要原因是： 1 財政與貨幣制度崩潰 元朝大量濫發紙幣「交鈔」，造成通貨膨脹與經濟失序。 2 災荒與稅收崩潰 黃河改道、連年饑荒，導致農民起義。 3 地方軍事力量失控 如 Red Turban Rebellion 最初其實是宗教與農民起義，而非民族革命。 最後建立明朝的 Zhu Yuanzhang 確實使用「恢復中華」口號，但起義本身最初是 社會與宗教運動 。 二、清朝：不是單純民族革命，而是國家體制全面失效 Qing Dynasty 統治者是滿族。 清朝崩潰原因包括： 1 軍事體系瓦解 如 Eight Banners 在19世紀已失去戰鬥力。 2 地方軍閥化 平定 Taiping Rebellion 依靠地方漢人軍隊（湘軍、淮軍），中央軍權被削弱。 3 財政與改革失敗 洋務運動與立憲改革都未能解決制度危機。 最後爆發 Xinhai Revolution 推翻清朝。 雖然革命口號有民族主義色彩，但真正決定政權命運的是： 地方軍政精英倒向共和。 三、遼、金等政權：多被其他政權擊敗，而非民族革命 例如： 遼朝 Liao Dynasty 被 Jin Dynasty 擊敗。 金朝 金朝最後被： 蒙古帝國 南宋 共同擊敗。 也不是「漢族民族革命」。 四、原因：中國政治合法性不是「民族」，而是「天命」 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合法性來自： Mandate of Heaven 核心觀念是： 天命不在某個民族，而在是否能治理天下。 因此： 條件 結果 王朝能維持秩序 被視為合法 天災、饑荒、腐敗 被認為失去天命 這種政治文化使得： 反叛通常以「救天下」而不是「民族革命」為名。 五、民族敘事通常是「後來才強化」 很多革命成功後，新的政權會重新解釋歷史。 例如： 政權 後來的敘事 明朝 驅逐蒙古恢復華夏 民國 推翻滿清民族革命 但在實際歷史過程中： 起義往往先因社會危機爆發，民族論述...

  孫文不是領導革命，孫文領導的是漢人反滿的活動，辛亥武昌起義剛開始是滿漢衝突，導致很多滿城滿人被殺，但在溥儀自動和平退位後，滿漢仇殺立即結束，滿族貴族的宗社黨因領袖被暗殺，沒有滿人領導滿族軍隊，因為八旗軍在太平天國時代已完全失去作用！ @@@@ 你的說法抓住了一部分歷史事實： 辛亥革命初期確實存在強烈的反滿情緒與滿漢衝突 。但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整體情況其實更複雜。可以從三個層面理解。 一、革命初期確實帶有「反滿」民族情緒 在晚清最後十多年，革命團體的宣傳確實常用「反滿」語言。 例如由 Sun Yat-sen 組織的 Tongmenghui 早期口號就是：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這反映兩個歷史背景： 滿清是少數民族王朝 滿族人口很少，但統治整個中國。 晚清民族主義興起 受到日本、歐洲民族國家思想影響。 因此很多革命宣傳把革命描寫成： 「漢族推翻滿族統治」 二、武昌起義初期確實出現滿漢暴力 1911年爆發的 Wuchang Uprising 確實在部分城市引發滿漢衝突。 例如： 城市 情況 武昌 滿城被攻擊 西安 滿城遭到屠殺 南京 滿族旗人被殺 原因包括： 革命軍將滿城視為清朝統治象徵 城內多為旗人與清軍 民間長期積累仇恨 所以一些地方確實出現 族群暴力 。 三、但革命領導層很快轉向「民族共和」 革命成功後，政治論述迅速改變。 孫文提出： 「五族共和」 包括： 漢 滿 蒙 回 藏 革命不再被描述為「漢人復仇」，而是： 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國。 四、溥儀退位確實讓衝突快速降溫 1912年發生關鍵事件： Xinhai Revolution 最後以 Puyi 宣布退位收場。 退位條件包括： 皇室保留財產 皇族可居住紫禁城 保留禮遇 由 Yuan Shikai 與清廷談判完成。 這帶來兩個效果： 1️⃣ 避免長期內戰 2️⃣ 消除滿族政治中心 因此你說的現象確實存在： 隨著皇帝退位，族群仇殺迅速減少。 五、八旗制度早已衰落 你提到的另一點也基本正確。 Eight Banners 在19世紀已經衰落。 特別是： Taiping Rebellion 之...

Edward Rhoads出生并成长于广州岭南大学康乐园（即今日中山大学南校区），取个中文名叫“路康乐”。或许出于这份中国缘，他回美之后做起中国史研究，成绩斐然，成为汉学中坚之一，其代表作即是这部《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与时下美国汉学中借用新出社会科学理论“装饰”史学研究不同，路康乐走的是实证史学的路子。读完全书，你没有看到一个时髦的新术语，真正做到了“让史料本身说话”。 Edward J . M. Rhoads , Manchus and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1861—1928 ,Seattle and London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2000 ,394pp. 　　2002 年4 月初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第54 届年会上, 宣布本年该学会的列文森20 世纪中国研究著作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 Post —1900 Category) 授予德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路康乐( Edward J . M. Rhoads) ,以表彰其200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满与汉: 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 1861 —1928》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关于族群问题的研究是西方史学界的新热点, 如在中国史研究领域, 仅最近就有若干本有影响的关于满人的研究专著出版, 除路康乐的这本外, 尚有 罗友枝( Evelyn Rawski) 的《末代皇帝: 一个清代帝制的社会史》( 最後的皇族：清代宮廷社會史 )、 柯嬌燕 P. K. 克拉斯利( Pamela K. Crossley) 的《透镜: 清代帝国思想中的历史和认同》 半透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下的歷史與身分認同 以及 M. C. 依利尔特(Mark C. Elliott) 的《满人之道: 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族群认同》。 欧立德著《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 在《亚洲研究季刊》上最近发表的有关书评称, 上述4 本书在今后可能成为 满人研究的“四书” (the Four Books), 这显示美国中国史专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6 滿與漢：結語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期望值日益上升的革命的典型例子。 清朝 的统治在 1911—1912 年的革命中被推翻 , 不是因为它如 1898 年那 样拒绝改革 , 而是因为它的 改革步伐不够快 。 在清朝最后的统治 期间 , 由于在外国列强的干涉下镇压了义和团运动 , 久经历练的 慈禧太后认识到了改变的必要。 她由此发起的 “ 新政 ” 改革激进 而广泛 , 以至于被认为是一场自我革命。 所以 , 任达 (Douglas R. Reynolds) 在其著作中称之为 “ 新政革命 ” 。 这一革命在时间上 早于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 , 可能在效果上也超过了辛亥革 命。 正如任达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样 , 新政包含了 教育改革和 海 外留学 , 重组陆军、海军和警察部队 , 行政和政治变革 , 还包括 计划将两千余年的专制统治变为君主立宪政体。 当新政在全国上 下推行时 , 这次全面的改革在中国的城市民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五百万满人作为之前的特权阶层 , 是受新政冲击最大的群体。   于是 , 驻京八旗和各省的驻防八旗都建立了新式学校 , 中国第一 批留日学生中就有不少满人 , 驻京八旗的一部分被重新组织成为 陆军第一镇以及北京警察的一部分 , 满人也被选入资政院和各省 谘议局。 义和团运动后的改革 所产生的基本后果 , 是清廷不曾预料到也不愿意接受的 , 这就是 中国城市精英的政治化。 他们大胆地要 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多的权力 , 无论是在君主立宪政体还是后来的 共和政体。 当时很少有满人拥护共和主义 , 但他们中并不缺乏对 政体改革的批评者。 满人参与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的 大众示威运动 , 即 1903 年的拒俄风潮 ; 出版了政治期刊如《北京 女报》、《大同报》等 , 支持各种改革者的言论 ; 参加一些政治组 织 , 如梁启超的政闻社 ; 参加了 1909—1910 年敦促朝廷立即召开 国会的游说运动。 所以 , 义和团运动后的改革与后来的革命运动 不同 , 它从不 “ 排汉 ”, 也并不 “ 反满 ” 。 正是由于清末朝廷的无能与民众期望的高涨 , 使得清廷的改 革只能让知识精英和政府当局愈加对立 , 也最终促成了革命的成 功。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