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湘阴仅一个月，1860年9月18日，郭嵩焘从朋友来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后是京城失陷，咸丰帝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的发展是他早已有所预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言”。
他因此愤然说：
“诸臣之罪，岂复可逭哉！”
“僧邸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
他开列出“洋务四凶”
包括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释，之所以没有算上林则徐，是因为林则徐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但处置洋务，林则徐同样不得要领。
郭嵩焘“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可以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早一点觉醒过来，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世界有真确的了解与认知，尽量减少因为颟顸带来的自我伤害。
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他的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朝廷的旨意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郭嵩焘（1818年—1891年），晚清著名洋务派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英、法使节。郭嵩焘是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他那个时代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中国人，他的思想高度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高度。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是人间有此人。
1878年，60岁的郭嵩焘写下这首《戏书小象（像）》，通篇戏谑，末句略带不忿——总有一天，人们会记住郭嵩焘。
第二年，郭嵩焘便落入人生低谷，副手刘锡鸿举报，郭嵩焘愤而请辞并最终免去驻英法公使之职。从英国回乡时，长沙、善化两县官民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相阻，地方官员没有人去迎接郭嵩焘。此前，在长沙应试的举子们还烧毁了他主持修复的上林寺，并扬言要毁其故宅。好友刘坤一曾在给左宗棠的信中指斥，郭嵩焘“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郭鬼子”“名教罪人”“汉奸”……晚年郭嵩焘谤满天下。义和团运动时，刑部郎中左绍佐向慈禧建言：“请斩郭嵩焘、丁日昌尸，以谢天下。”此时郭嵩焘已去世9年。
晚清70年，士大夫中能真正清醒看世界的，郭嵩焘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人，其见识远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被英人赞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
汉奸？先知？
这本书的标题取自于严复给郭嵩焘写的一副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如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独醒之累的确可以作为郭嵩焘一生的盖棺定论。郭嵩焘一生担任过巡抚，也曾官至二品，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是他身后却因“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而没有受到国史立传赐谥的待遇。作为湖南人，他与曾国藩、刘蓉为一生知己，而与左宗棠却经历了从莫逆到反目的悲剧。他有打破文化桎梏，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能力，却一再因为自己超前的眼光而被打压。一生几起几落，终不得志。众人皆醉我独醒，可能是郭嵩焘一生最大的感慨与痛楚。
相比于同时的如沈葆桢、李鸿章等“洋务派”，同样为洋务派的郭嵩焘却早已经把目光超脱在了“器械”之外。他从一开始就不认可李鸿章等人专办坚船利炮的洋务思路，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文化，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自强。这毫无疑问是超过了时代，却正因为超过了时代，才最终走向了失败。正如这本书的结尾所说：“他的挫折，远不是个人的挫折，而是这个民族有个性的出类拔萃者的挫折，同时是整个民族的挫折。”
对于郭嵩焘的失败，作者给出了这样的判断：“所谓‘失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成王败寇’标准，不足以衡量一切人，尤其不能以之衡量变革时代的人物，在一个‘坏时代’，‘成王败寇’的标准，尤其远离人道。”
事功终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散，但是思想的光芒却能一直启迪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