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單: 段祺瑞

特稿／專稿

特稿：孫中山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楊天石）

2019-1-5 二〇一九年一月號

楊天石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蔣介石批閱日本人石丸藤太所著《蔣介石傳》，發現有許多「不確之處，形同小說」，其中關於蔣介石「投機發財，貢獻為軍費」一事，蔣介石專門在日記中寫了一段辨正：

此或在民國六年中德絕交時，德使以大宗款項貢獻於本黨革命之款所誤會，以此款由余經手也。

蔣介石的這一段話語焉不詳。同年，蔣介石在《雜錄》欄內補充說：

民國六年，中德絕交，中國加入協商國參戰，本黨竭力反對。當時德國公使下旗回國，以其在華留餘之資金約二百萬元貢獻於本黨總理，資助革命。總理命余極秘密經理此事，即以此款運動北洋艦隊，由總理交程璧光率領南下，赴粵組織軍政府，而留余在滬主持一切。當時唐紹儀暗示陳炯明向總理追問，此運動海軍之款從何而來，總理只答其可問介石自明。及余抵粵軍時，陳即向余追問。余乃設辭曰：賣卻交易所各股票之所得也，陳乃信以為真。今日世人以余在交易所投機百萬元所得資金貢獻總理，作軍費之說，其或亦由此以誤傳誤而來乎？

蔣介石的這段日記涉及近代史和中德關係史上的重大事實，為前人所未知，或知之甚少，需要深入探究、考辨。

段祺瑞政府決定向德國宣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中國即宣布中立。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袁世凱政府公布《局外中立條規》，照會各國駐華使節。同月二十三日，日本為了在東亞擴張勢力和侵略中國，以一九○二年締結的「英日同盟」為藉口，於八月二十三日對德宣戰，加入協約國，迅速出兵山東，攻佔青島及膠濟鐵路，佔領原由德國佔有的勢力範圍。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黎元洪以大總統身份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中國近代歷史進入皖系軍閥的統治時期。繼起的段祺瑞政府表面上賡續中立政策，實際上逐漸傾向於協約國，準備參戰。一九一七年二月初，德國宣布潛水艇鎖海計劃，通牒各中立國，於其封鎖線內，不准船隻往來，美國船隻和人員因而受到攻擊，美國憤而與德國斷交。二月七日，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約見黎元洪和段祺瑞，遊說中國政府與美採取一致行動，聲稱美國政府將予以中國「資金援助」。同日，段祺瑞政府電令駐日公使章宗祥徵詢日本意見，日方勸告「自以與美取同一態度為宜」。二月八日，北京政府國務院決定，抗議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戰。日本對段祺瑞政府的態度感到滿意，外務大臣本野一郎於十一日面告章宗祥，深望中國與德絕交後，進一步加入戰團，日本政府「必以誠意為中國謀其利益」。十五日，章宗祥會晤本野，要求在中國與德絕交後，日本能給予財政援助，並請日本及有關各國同意，中國提高關稅，延期償還庚子賠款。十七日，本野對章表示，在中國政府對德絕交後，日本方可向各國代為周旋。此時，日本首相寺內正毅派遣其密使西原龜三來華，商談中國參戰條件。二十四日，署理外交總長曹汝霖會晤西原，希望日本在中國政府公布對德宣戰以前保證做到三項：一、延期償還協約各國的庚子賠款；二、永遠撤銷對德、奧的賠款；三、提高進口關稅。同時，要求貸款兩千萬日元，作為宣戰的預備金。

三月一日，載有華工九百人的法國商船亞多斯號在地中海被德艦擊沉，五百四十二名華工喪生。三日，在段祺瑞主持下，內閣會議通過對德絕交案，同時擬就致章宗祥密電，要求日本政府切實贊助中國參戰後希望獲得的三項權利。四日，段祺瑞請黎元洪在對德絕交文件上蓋印，同時簽署拍發致章宗祥密電。黎認為未經國會同意，就與協約國商議參戰條件，有違憲法精神，拒絕拍發致章密電。段與黎發生衝突，憤而辭職，出走天津，北京政府陷入癱瘓。六日，段在得到黎元洪「尊重內閣責任」的保證後才回京繼任。十至十一日，北京國會的參議院和眾議院均以壓倒多數，相繼通過對德絕交案，決定加入協約國。十四日，北京外交部照會德國公使，宣布對德國絕交。四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召集各省督軍在北京舉行軍事會議。段稱，所謂參戰，無須出兵，只須派出勞工。參戰後，可得到日本借款和軍械。段祺瑞的這些話大合督軍們的心意，會議於次日通過對德宣戰案。五月一日，段祺瑞再次召集國務會議，討論對德宣戰為題，二十多個督軍及其代表闖進會場，會議一致決定對德宣戰。會後，段祺瑞偕同國務員向黎元洪彙報，黎仍表示：須國會同意。

孫中山反對中國參戰

段祺瑞政府的絕交和參戰決定立即引起中國政壇的糾紛與衝突。贊成與反對者各持己說，互不相讓。其中最重要的反對者是革命黨人的領袖孫中山。對於世界大戰，孫中山主張中國「嚴守中立」。一九一七年三月，有英國重要人士會晤在上海的孫中山，勸誘中國加入協約國。孫中山經過「詳慎審慮」，於三月八日致電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表示「中國若破棄中立，將於中英兩國均有大害」。他以中國「共和肇造，尚在幼稚時代」，經不起紛擾為理由，說明自協約國強迫中國參戰後，中國政治家之間已經「爭執甚烈」，「今若再生意見，或致引起大亂」，同時說明中國有「排外愚民」和「回教徒」等兩種「強固而危險之分子」，他們可能因中國參戰「被激而蠢動」。倘若因中國對外宣戰而激發起他們的「排外心理」和「仇外精神」，就可能出現「戕殺外人」的第二次「拳亂」。這將損害英國在東方的利益，引起協約國之間的內部矛盾。以此，他明確地告訴英國首相，他打這通電報，不僅是為救中國，也是為了維繫對英國的友誼。電稱：「中國處此地位，值此時勢，自不能望其於嚴守中立之範圍外，別有所行動。僕之所以以此項有害之運動喚起閣下之注意者，不僅因區區之願欲救中國於危機，亦因對於貴國素具最懇切之同情。」

對德絕交、宣戰的關鍵步驟是國會的討論和通過。三月九日，孫中山致電北京的參議院與眾議院，認為加入大戰，「於國中有紛亂之虞，無改善之效」。他要求議員們阻止政府參戰，電稱：「諸公代表國民，責無旁貸，務望審察堅持，轉圜樞紐，惟在諸公。勿以中國投之不測之淵，庶幾不負國民重托。」同月，他發表談話說：「歐戰實一爭商場之戰爭，爭殖民之戰爭，中國不當參加，對於列強之間而有所好惡者，尤為可惡可恥。中國民眾非善忘，不應僅記憶侵略膠州之德國而忘其他，在中國此時立場，何不向列強收回一切侵佔地與一切權利？」這是孫中山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質認識最為清醒的一次談話。孫中山提醒國人：清末，德國海軍強佔山東膠州灣（青島）的事實固然不應忘記，但是，侵佔中國土地與權利的列強還多着呢，作為協約國的英、日、俄、美不也這樣嗎？

中國應堅持中立不可參戰

段祺瑞一心一意參加英、日、美等協約國為一方，對以德國和奧匈帝國為主的同盟國為另一方的世界大戰。為了通過國會討論這關鍵的步驟，段祺瑞於五月三日宴請國會議員，要求議員們認清世界大勢，予以贊同。次日，督軍團也出面宴請議員，要求議員們「為國民請命」，「務諒政府之方針進而贊助」。面對段祺瑞和督軍團的酒宴拉攏，孫中山也力圖通過國會，阻遏段祺瑞將參戰計劃變為實踐。五月四日，孫中山致電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組織的民友社，聲稱「此外交問題，為中國存亡所關，不能稍有所遷就。諸公於此能持堅確之態度，百折不回，信所欽佩」。針對此雖反對而未能奏效的事實，孫中山勉勵民友社成員繼續奮鬥。電稱：「惟前途尚屬遼遠，我輩無武力、金錢之可恃，所恃者國民之同意與愛國之精神而已。願以百折不回之至誠，處此千鈞一髮之危局，無任注盼。」同月，孫中山授意，由朱執信執筆，寫成特長文章〈中國存亡問題〉。首引「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的中國古訓，全面闡述中國不可輕易參戰，而要堅持中立。文章特別批駁段祺瑞的中國參戰，「非以謀利，但求免害」的言論，強調「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最終之決定，當在國民」。文章警告段祺瑞等當權者，絕不能罔顧民意向背，一意孤行，否則「內失群眾之心，外無正義之助，恐其敗裂，不待國亡。」卒章顯志，文末申言：「吾不憚千百反覆言之曰：以獨立不撓之精神，維持嚴正之中立。」

段祺瑞在國務會議通過對德宣戰案之後，下一步驟是提交國會眾議院討論。段祺瑞內閣在宴請議員之後，又企圖製造民意，迷惑視聽。五月十日，北京街頭突然出現各種名目的「公民請願團」。他們在段祺瑞內閣的陸軍部人員指揮下，散發傳單，包圍眾議院，企圖以武力一手迫令議員贊成宣戰案。當日，有十餘位反對宣戰的議員被毆，議場被包圍達十小時之久。十一日，孫中山與岑春煊、唐紹儀、章太炎、溫宗堯等聯名致電總統黎元洪，指責上述現象，聲稱「法治之下，而有此象，我公不嚴加懲辦，是推危難於議員……而付國論於群小，何以對全國人民？」孫中山要求黎元洪「迅發嚴令，將偽公民犯法亂紀之人，捕獲鋤治」，藉以保護國會尊嚴，杜絕壞人指使。此前，段祺瑞曾請王寵惠面晤孫中山，邀請其入京共商對德宣戰一事。十二日，孫中山覆函段祺瑞，力陳「中國極弱，無可諱言，既為弱國，自有弱國應有之分」，不應不自量力，勉強參戰。十六日，孫中山致電民友社、政學會、政餘俱樂部等三個政團及兩會議員，說明對德絕交之後，長江兩岸米價大漲，將來宣戰之後，米價更增，人民痛苦必將百倍，終將釀成巨變，導致「亡國之險」。孫中山認為，否決參戰就是「救亡之道」，中國之事，必須由中國自主，力促國會否決內閣的宣戰案，使內閣服從國會。當時，社會出現「倒閣」輿論，要求推倒通過參戰案的段祺瑞內閣。十九日，孫中山致函參議院、眾議院議員，強調此時以「避亡國為第一義」，必須將重點放在否定政府的參戰案上。

段祺瑞政府主張參戰，除了企圖乘機廢除與德國、奧國訂立的條約，停付德國賠款，收回德國租界外，還在於：一、增進與美、英、法、日、俄等協約國的關係，提高中國的外交地位。二、獲取日本的借款和武器援助，壯大皖系力量。當時段祺瑞估計，德國雖強，但在日、美相繼參戰之後，寡不敵眾，一定失敗。孫中山等反對參戰，則主要因為戰場遠在歐洲，與中國無涉，參戰會激起中國人的排外情緒，加劇中國內部的矛盾和糾紛，中國是弱國，無力加入戰團，等等。

孫獲德國資助　赴粵成立軍政府

孫中山反對中國參戰的態度迅速引起德國駐華外交使節的注意。當時德國駐華公使是辛慈（Paul Von Hintze）。一九一六年元月，段祺瑞通知辛慈，如中國參加歐戰，協約國將給予中國援助。辛慈當即表示，只要中國保持中立，德國也可以給予中國同樣的條件。他私下以金錢向段祺瑞及其政府要員、國會議員等行賄，以圖阻止或延緩中國對德絕交或參戰。三月二日，辛慈通過中間人向段祺瑞表示，如段延緩中國參戰，德國將給予段本人一百萬元，段則以笑言相拒。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宣布與德國斷交，令辛慈出境。辛慈過滬時，訓令德國駐滬總領事克尼平（Hubert Knipping）多方聯繫中國反對參戰的各派力量，特別是孫中山。對孫，辛慈表示，最多可以給予二百萬元，以支持其倒段。當時，湖北革命黨人、同盟會會員曹亞伯正在北京的黎元洪總統府擔任顧問，他是孫中山革命時的舊日戰友，克尼平遂電請曹亞伯由京返滬，做孫中山的工作，動員孫退倒主張參戰的段祺瑞。曹亞伯到上海後，克尼平派翻譯西爾穆爾博士（Dr. Schirmer）與曹一起與孫中山密談，孫中山對倒段一事極為贊同，但聲稱為爭取海陸軍支持，須德方資助二百萬元。事後，克尼平專案報告德國政府，獲得首相同意。

海軍總長程璧光本來就不贊成中國參加世界大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他上書黎元洪和段祺瑞內閣，力言對德宣戰之不必要和海軍參戰之困難，提出參戰必須「多數閣員之同意」和「國會一致之贊成」，聲稱「空言宣戰，以博美名，璧光至愚，萬萬不敢出此」。緊接着，發生段祺瑞的親信傅良佐指使「公民團」包圍議會，毆辱議員事件，程璧光與外交總長伍廷芳、司法總長張耀曾、農商總長谷鐘秀四人共同憤而辭職。

六月九日，程璧光離京赴上海，召集各艦艦長會議，同時聯絡在上海的孫中山等人，商討辦法。孫中山要求程璧光率師討逆，自任籌款。二十三日晚，孫中山在哈同花園與程璧光「會商大計」。六月二十七日，孫中山命人向程璧光送交軍費三十萬元。七月三日，孫中山與章太炎、唐少儀、程璧光等會商，決定通電全國，南下護法。七月六日，孫中山與廖仲愷、朱執信、章太炎等乘海琛號軍艦由上海啟程赴廣州。在行抵汕頭時，孫中山發表演說，要求人們「認定真共和與假共和」，特別指出：「除盡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現」。七月十七日，孫中山等抵達廣州，發表演說，指責北洋軍閥「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專制之手段」。他希望廣東各界即日聯電海軍全體艦隊來粵，然後在廣州召集國會，邀請黎元洪到廣州執行大總統職務。十九日，孫中山電邀在北京的國會議員南下護法。八月五日，程璧光率艦隊抵達廣州黃埔。八月二十五日，國會非常會議在廣州開幕。九月一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九月十日，孫中山就任，宣布「攘除奸凶，恢復約法」，不久，通令擒拿首逆段祺瑞。十月六日，南北兩軍在湘南衡山、寶慶一帶鏖戰，護法戰爭開打，並且逐漸發展到四川、陝西等省。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長期經濟困窘。其所以能爭取到海軍的擁護和支持，又能在廣州建立非常國會，成立軍政府，主要經濟來源就在於德國人的資助。本文開頭所引蔣介石日記稱：德國公使以其「在華留餘之資金約二百萬元貢獻於本黨總理」，「總理命余極秘密經理此事，即以此款運動北洋艦隊，由總理交程璧光率領南下，赴粵組織軍政府」云云，即指此事。可見，蔣介石是德國資助孫中山這筆鉅款的中間人。六月二十七日，孫中山命人送來軍費三十萬元後，「時公以海軍既與北京政府脫離關係，軍費無所出，而護法進行不容緩，又不可一日缺餉糈，遂受焉。」可見，程璧光脫離北洋政府後，從孫中山處得到資助，才最終決定轉向。

孫中山接受賄賂？

熟悉革命黨人歷史的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一書中說：

民六六月，總統黎元洪被督軍團逼脅，解散國會，國人大憤，孫總理在上海力圖起兵護法，而絀於經費，會有素與曹亞伯相識之美籍某國醫生，告亞伯曰：如孫公有起兵護法之決心，某國願資助百萬。亞伯以告總理，總理大悅，惟囑亞伯堅守秘密。亞伯曰：吾乃基督教徒，當指天為誓。自是每當夕陽西下，亞伯恆偕女友吳某乘馬車遊行各馬路兜風，順道至虹口某醫士寓所攜去大皮篋一具，其中累累皆各國鈔票，外人雖偵伺嚴密，無疑之者。未幾遂有程璧光率海軍南下及廣州召集非常國會之舉，亞伯之力為多焉。

曹亞伯是德國資助孫中山一事的當事人，馮自由的這段記載當得自曹本人，與蔣介石日記所載可以互相參證。

孫中山從德國得到巨額資助一事很快就外洩。一九一七年七月，孫中山到達廣州不久，廣東督軍陳炳焜就告訴美國駐廣州總領事海因策爾曼（Samuel P. Heintzelman）在上海的德國人補給了孫中山一百五十萬馬克，其中五十萬送海軍，三十萬送國會議員，餘數通過荷蘭銀行和台灣銀行匯到廣州。陳炳焜想知道這些錢存在何處，海因策爾曼向孫中山了解此事，孫中山於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回信答稱：「我趁此機會毫不猶豫地宣布，我從未從德國取得款項。」後來唐紹儀暗示陳炯明查問此款的來歷，孫中山不願直說，答以「問介石自明」。陳炯明再問蔣介石。此時，美國方面已有不少關於孫中山「接受賄賂並準備為出價最高者效勞」的傳說，蔣介石為維護孫中山的形象，謊答：「賣卻交易所各股票之所得。」

德國人資助孫中山「護法」一事使我們想起了德國人資助列寧回俄羅斯進行革命活動的相關歷史。

列寧反對沙皇政府，尤其反對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主張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的反對沙皇政府的戰爭，因此，德國政府積極支持列寧。這種支持不僅表現在經費資助方面，而且也表現在大力協助列寧等革命黨人自國外返回俄羅斯方面。當時，列寧等人正流亡瑞士，是德國人用密封的軍用列車將列寧等人送回俄國，同時給予了巨額資助。其數額，學界有爭論。但是，既然德國人肯予以二百萬元的巨款資助東方的孫中山，當然，其資助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領袖列寧的數額，肯定會遠遠超過孫中山。據近年德國方面的資料透露，至一九一七年底，德國外交部至少向布爾什維克及其他俄國革命者提供了二千六百萬馬克，大致相當於今天的七千五百萬歐元。

解散國會與維護國會之爭

由於參議院和眾議院遲遲不能通過政府的參戰決議，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八日，督軍團代表張懷芝會見黎元洪，要求解散國會。次日，國會議決緩議對德宣戰案。同日，督軍團以反對「議會專制」為藉口，正式呈請黎元洪解散國會，修改憲法。黎元洪不贊成解散國會和修改憲法，召見督軍團孟恩遠、王占元等，予以告誡。這樣，久已存在的黎元洪總統府和段祺瑞國務院之間的「府院之爭」突然加劇。有人勸段祺瑞辭職，段則以參戰案功敗垂成為慮，不肯辭職。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國務院總理職務，段祺瑞則通令各省，不承認黎元洪的免職令。在徐州的「辮子軍」大帥、督軍團團長張勳乘機召集會議，議定由津浦、京津、京漢三路進攻北京。會上，張勳提出請退位的「宣統皇帝」復辟問題，得到各督軍贊同。五月二十九日，安徽省長倪嗣沖通電宣布「與中央脫離關係」，隨即通令運兵北上。繼而河南督軍趙倜、奉天督軍張作霖、陝西督軍陳樹藩、直隸督軍曹錕等相繼宣布獨立，準備派兵進京。六月一日，黎元洪電令張勳迅速來京，企圖借助其兵力護衛自己。同日，原清朝陝甘總督，一直夢想復辟的宗社黨人升允致函張勳，聲稱「賊黨內亂方劇」，建議張「建立龍騎」，「將共和政體一概剷除」。六月六日，張勳致電獨立各省，宣布於七日「挈隊入京，共商國是」。一時間，復辟之勢已如黑雲壓城。

六月八日，孫中山致電美國總統威爾遜稱：「一群叛逆藉口對德宣戰有利於中國，其真實意圖則為復辟帝制，他們力圖爭取協約國同情和支持，從而獲取貸款，名義上作為忠實盟友參加協約國，實則為了達到他們自私的目的。」「彼輩利用現今正在歐洲引起戰爭災禍的軍國主義壓制人民，廢棄國會。」第二天，再次致電表示：「只要中國仍為軍國主義和民主的敵人所控制，中國絕不可能實現統治與和平。我們準備為消除這些禍因而獻出生命。」六月十二日，在張勳的武力逼迫下，黎元洪宣布解散國會。七月一日，張勳在北京擁戴廢帝溥儀復辟。但是，辛亥革命以後，共和制度已深入人心。

中國參戰案的通過

七月三日，段祺瑞在天津馬廠通電，聲討張勳的復辟行為，宣布率師討逆。十二日，討逆軍收復北京。這時，黎元洪已引咎辭職，國會已經被解散，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有功大員身份復任國務總理，獲得獨斷專行的條件。七月十九日，國務會議討論對德宣戰案，決議從速宣布。八月六日，原副總統馮國璋就任代理大總統，於十四日宣布對德、奧宣戰。至此，長期爭持的「參戰案」遂告一段落。九月二十八日，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千萬日元的參戰借款協議。總計，自一九一七年一月起至此，段政府已向日本借款八項，共一點四五億日元，均由日本首相寺內正毅的代表西原龜三出面。他不僅料理借款，而且力促中國參戰。

八月十八日，孫中山在黃埔宴請到粵國會議員一百二十餘人，席間討論，北京政府已宣布對德宣戰，西南自主各省應取何種態度。會議決議從速成立非常國會、非常政府。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向廣州非常國會諮詢外交方針，內稱：「自對德宣戰問題發生以來，國民鮮有表示贊同之意，而探諸事理，亦未見有無故宣戰之由。」從這一段文字看，孫中山仍然不贊成對德宣戰。但是，諮文又指，自國會被迫解散，張勳復辟，段祺瑞「假竊名號」，擅向德、奧宣戰，民國與德、奧兩國間的交戰狀態已經成立。現在，「以理言，此違法之宣戰行為，軍政府不能容忍；以勢言，則交戰狀態已經成立，非從頭再宣布中立，無解決此問題之辦法。」諮文要求議員們根據國家利害，在「恢復中立關係」，還是「暫行容忍現在之交戰狀態」這兩種方案中擇一。九月二十二日，非常國會議決「容忍現在之交戰狀態」。這時，距世界大戰爆發已經三年有餘。「容忍」二字，比之此前的堅決反對雖然不同，但其中卻充分蘊含着對北京政府決定參戰的不滿與無奈。

北京政府對德宣戰後，日本即企圖幫助中國組建參戰軍隊。於是，北京政府成立督辦參戰事務處，以段祺瑞為督辦，日本中將坂西利八郎為顧問。自一九一八年八月至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編成三個師，一個獨立團，約三萬五千人。原擬赴歐參戰，但軍隊練成之日，大戰已結束。北京政府事實上並未派出一兵一卒，只是以「招募」名義，「以工代兵」，向英、法等國派出大批華工。這批華工，或在兵工廠、軍火庫，或在與軍事密切相關的鐵路、公路、船塢勞動，或直接派到前線，挖掘戰壕、修築工事，填補了協約國兵力、人力的嚴重不足。據統計，這樣的華工總數有十四萬人以上。由於華工參戰，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成了戰勝國。

孫中山提出中俄德三國聯盟

戰爭加劇了中俄德三國的社會矛盾，孫中山迅速注意到俄國和德國政局的變化。俄國「二月革命」時，孫中山發電致賀，預料革命「狂瀾」即將來臨。「十月革命」爆發，孫中山致電列寧祝賀，聲稱「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抱有同樣的目的，即解放工人並在承認俄中兩國偉大的無產階級利益的基礎上建立永久和平」。德國的威瑪共和國成立後，孫中山向記者發表談話，聲稱「德國皇帝之退位、德國之屈服及共和制之宣布，是德國已投入世界思潮中，實可謂武斷及軍閥之力已為民眾力所敗。」大約即在此際，孫中山提出了他的中俄德三國同盟設想。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孫中山派大元帥府參議曹亞伯到德國商談合作。同月七日，曹抵達挪威，向德國駐挪威使館報告此行目的。十一月底，曹抵達柏林。新的德國政府派范柏格（Phanberg）中尉和辛慈接待。十二月一日，曹亞伯提交在旅館中寫成的英文建議書，聲稱是孫中山的計劃。建議書的第一部分闡述南方政府的處境及當時中國的形勢，內稱北方政府的國會是不合法的，徐世昌總統為非法選舉產生，北方政府的官員已為協約國金錢收買，中國成了協約國的傀儡。曹認為，要扭轉國際形勢，拯救中國，只有中德攜手合作，驅逐英、日及其他協約國的在華勢力。第二部分建議德國與俄共聯絡，將俄境內的華人及士兵一萬二千人與德軍一萬人合組為一支中國軍隊，配以三至五架飛機，及製造軍火等機器，打回北京，購買食物及各種物資接濟德國。曹亞伯希望，打倒北洋政府後，德人能扶助中國財政，收回海關自主權，支援中國修建公路、鐵路，發展中國教育及工業技術，而中國則以各種物資經過俄國援助德國。該計劃被稱為中俄德三國聯盟計劃。當時，德國已經戰敗，曹亞伯帶來的這份計劃被德國人認為「近乎狂想」，無法實行。

曹亞伯的柏林之行無效，孫中山並沒放棄他的中德俄三國聯盟設想。一九二一年七月，孫中山再派朱和中出使德國和辛慈聯繫。辛慈長期主張中德俄三國聯盟。朱和中到達柏林後，辛慈決意「不問他政，專辦此事」。雙方決定合組「公事所」，以辛慈為總理員。辛慈並曾準備親來中國。孫中山認為德國及俄國將能以「對等之條件」對待中國，其政策將最有利於中國，因此，也決定對德國及俄國「更加親善」。在朱和中歸國後，孫中山還曾派鄧家彥繼續赴德，執行此任務。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兵變，在廖仲愷的保險箱中搜出孫中山及朱和中使德時的三封信，在《香港電訊報》發表，一時成為風波。

一戰後和平主義思潮影響了中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晨，德國政府的代表與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簽署停戰協定，德國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規模浩大，犧牲慘重，是名副其實的世界戰爭。前後歷時四年三個月，涉及三十多個國家，計死亡戰鬥人員約八百五十萬，非戰鬥人員約一千萬，直接經濟損失一千八百零五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一千五百一十六億萬美元。大戰結束後，人們有所反思，全球反戰浪潮因而升溫，和平主義思潮也蓬勃發展，不少人希望建立一個國際組織，以國際合作的形式，共同處理糾紛，防止戰爭再起。

早在一戰進行期間，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就提出建立國際聯盟，避免戰爭。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威爾遜總統在美國國會演說，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要求設立國際聯合機構，國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會召開，通過建立國際聯盟的草擬法案，準備籌組國聯。為此，威爾遜獲得一九一九年諾貝爾和平獎金。

一戰後的這種和平主義思潮也影響到中國。一九一七年十月，南北雙方的護法戰爭在湖南開打後，又發展到四川等省，時戰時和。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孫中山遭桂系軍閥排擠，辭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職，通電指責「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宣稱自此立於個人地位，盡扶助民國天職。自此，護法運動和護法戰爭結束。同年十月，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大總統，主張南北休戰議和，得到以岑春煊為主席總裁的廣州軍政府響應。這時，孫中山雖已離穗，退居上海，以主要精力轉入理論著述，但他仍關心南北分裂局面。十一月十八日，孫中山致電美國總統威爾遜，肯定他在大戰期間所提出的「撲滅武力主義」，要求其出面調停中國內戰，「主持正義」，「以拯救歐人者轉以拯救中國」。十一月三十日，孫中山與岑春煊、唐繼堯、陸榮廷、伍廷芳、唐紹儀、林葆懌等軍政府七總裁名義致電徐世昌，提出「歐戰終息，強權消滅，我國亦須順世界大勢，恢復和平」。電報盛讚威爾遜當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演說，視為「解決國際、國內一切兵爭之根據」。電稱：「目下世界各國已將尊崇正義，永久停止兵爭，豈獨我國不能捨兵爭以求平和解決耶？」電報提議，仿照辛亥年前例，雙方各派代表，在上海談判。十二月十一日，北洋政府派出朱啟鈐，南方軍政府派出唐紹儀為總代表，胡漢民作為孫中山代表，於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前德國總會舉行和平會議。至四月九日第六次會議後，實際陷於停頓，始終沒達成任何協議。

《實業計劃》未免過於天真？

孫中山退居上海期間，鑑於世界大戰結束，開始以英文起草《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這份計劃分六大部分，其內容有：建設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南方大港，建築十萬英里鐵路，碎石路一百萬英里，增設遍及全國的電報線路、電話、無線電，建立冶鐵、煉鋼，製造水泥的大型工廠，發展礦業、農業，發展蒙古和新疆的灌溉，以及移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這是一項雄心勃勃，使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的龐大計劃，需要大量資金。孫中山號召世界各國「利用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完全組織之人工」轉而投入中國實業。既幫助中國經濟取得「突飛猛進之進步」，又幫助各國解決「戰後工人問題」。孫中山認為，戰後各國要恢復戰前經濟狀態，必須開發中國「富源」，使中國成為世界的「無盡藏之市場」和「吸收經濟之大洋海」，消納餘貨，吸收資本，「凡諸工業國其資本有餘者，中國能盡數吸收之」。孫中山認為，這樣就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消除「商戰」（商業競爭）。他說：

近世世界戰爭，已證明人類之於戰爭，不論或勝或負，均受其殃，而始禍者受害彌重。此理於以武力戰者固真，於以貿易爭者尤確也。威爾遜總統今既以國際同盟，防止將來之武力戰爭，吾更欲以國際共助中國之發展，以免將來之貿易戰爭。則將來戰爭之最大原因，庶可從根本絕去矣。

由孫中山的這段文字可知，孫中山起草《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有着多種目的，其一是為了吸引外資，振興中國實業，同時也受了美國威爾遜主義的影響，企圖為人類找到一條消除商業戰爭，從而消滅武力戰爭的道路。孫中山不了解，毀滅生命、財產和人類文明的戰爭固然必須反對，但是，正當、合理的商業競爭卻可以促進生產、技術以及管理制度的發展，是不會消滅也不應消滅的。孫中山以為中國的實業發展了，「富源」開發了，商業競爭就會消失，武力戰爭也會隨之絕跡，未免過於天真。

孫中山通過曹亞伯向德國提出的中俄德三國聯盟倡議，其中有希望德國幫助中國實業發展的內容，現在的《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則面向世界，是寫給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和實業家看的。他呼籲道：「自美國工商業發達以來，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萬萬人之中國一旦發達工商，以經濟的眼光視之，何啻新闢一世界？而參與此開發之役者，亦必獲超越尋常之利益，可無疑也。」計劃起草之後，孫中山首先寄給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然後寄給美國商務總長劉飛爾，芮恩施除了稱讚「高言偉論」，表示「凡命為中國朋友者，應當竭力贊助」外，沒有提出實質性的有益意見，倒是商務總長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這就是，實行該計劃的一小部分，尚須數十萬萬金元，這些項目中多數在初期若干年間不可能獲得巨大利潤，「是故，其必要之債所需利息如何清付」？這個問題是孫中山無法回答的。

孫中山很強調，利用外資，必須掌握主權。他說：「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孫中山在廣州執政期間，多方設法，祈請西方列強承認自己的政府而不可得，現在，退居上海，手上任何權力都沒有，誰願意把巨額資金交給一個空頭政治家的手上？

《實業計劃》為中國的現代化繪製了一張最初的宏偉藍圖，其更大的價值在於，它為中國和世界的發展提出了新路徑和新展望。孫中山說：

吾之意見，蓋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的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

這是前人還從未提出過的觀點，具有嶄新的開創意義。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互相為用

資本主義自出生以來，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促進了人類文明的巨大變革和進步，但是，也帶來了新的種種不幸和災難，從而引發許多志士仁人的批判和譴責，產生了以消滅資本主義為目的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孫中山是社會主義的嚮往者，他在中國革命剛剛起步的時候，就摒棄西方老路，企圖將中國建成「民生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駕西方而上之，顯示孫中山超出同時代許多中國革命家的高明和偉大之處，但是，孫中山並不完全否定資本主義的成就和歷史進步作用，勇敢地承認它是促成「人類進化」的「兩種經濟能力」中的一種，主張「取那善果，避那惡果」；雖然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不斷欺負和侵略中國，但是，孫中山並不籠統、不分青紅皂白地仇視、排斥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而是實行開放政策，力圖吸收外國資本、人才、技術和管理方法，用外國的資本主義來「造成」中國的社會主義，顯示孫中山的睿智和辯證精神。

值得特別留意的是孫中山提出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為用」的見解。一方面，社會主義要吸收和利用資本主義的優長之處，同樣，資本主義也應該吸收和利用社會主義的優長之處。孫中山認為，這兩種主義「互相為用」，就可以促進將來世界文明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以來的歷史，已經有力地證明、也必將進一步證明，孫中山這一觀點是正確、可行的，在可見或可預見的未來，歷史也許就這樣一步步發展下去。

（作者為現代史史學家。因篇幅所限，未錄原文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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