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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中國問題》這本真是經典

中國問題》這本真是經典

羅素也是「中國是唯一不曾斷絕的古文明」的支持(,不過這可能是受到梁啟超的影響

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著名的框圖、邏輯學家和數學家。

(他在劍橋的同儕大數學家哈代特別寫了一本關於他的小冊子《羅素和三一學院》;在哈代的名作《一個數學家的辯白》中也提到了羅素與他那三卷本《數學原理》的軼事)

現代數理邏輯的開創者,有時也被稱為分析哲學的開創者。

《數學原理》(1903) 和三大卷與英國數學家、模擬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合著的三大卷《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通稱「PM」)(Vol.1,1910, Vol.2,1912, Vol.3,1913)

同時,羅素於1901年夏天發現了樸素集合論中對集合定義方法不加限製而導致的悖論(“羅素悖論”),並於1902年6月22日在給德國邏輯學家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 1848-1925)的信中透露了他,成就了哲學史和數學史上最偉大的失敗和最承認自己失敗的悲慘英雄,引向公理集合論和數學基礎理論的誕生。

…(哲學與社會活動)…

1950年,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他在各種重要著作中主張理論和思想自由(以表彰他在著作中倡導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

註:當時的日本還不是軍國主義,而是「大正民主」和後來所謂的「大正浪漫」的時代



羅素談《中國人的品格》
表情符號:日曆:人文史
羅素於1920年-1921年應梁啟超之邀訪華在北京大學講學近一年時間(歸英途中訪日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主講演),並於1922年發表了《中國問題》,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巨大反響。以下是該書第十二章「中國人的品格」的節錄:

「中國人最不凡的一點是,有本事討得外國人的喜歡。幾乎所有的歐洲人都喜歡中國。擁有他們的遊客身份來中國旅遊,還是在中國旅遊多年,都是這樣的看法。雖然英日結有同盟,我幾乎想不出來有哪個到過遠東的英國人喜歡中國人那樣,喜歡日本人。

:現在西方人對中國日本人和人的喜愛倒是完全相反了(

典型的西方人希望盡可能改變自己的環境;典型的中國人希望盡可能地、精緻地享受生活。這種差異是中國與英語世界之間大部分反差的根本原因。 」‍

「就說中國是一個政治本體,不如說中國是一個文明——從古青銅至今的唯一文明。從孔子時代起,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其頓、羅馬帝國逐漸消亡,但中國不斷改變,存續至今。中國曾經受到外國影響,先是有佛教,現在是西方科學。但在過去,沒有許多中國人不會把中國人變成歐洲人。 。人,他們對西方知識的了解程度堪比我們任何一位教授;但他們並沒有因此失去平衡,也沒有與自己的民族失去聯繫。

「其中,我主要講了中國人品格中好的一面。但中國人當然和其他民族一樣,也有壞的一面。中國人對我彬彬有禮,淳厚善良,我本應該只說好,不說壞,但為了中國好,也為了道理計,把不那麼讓人佩服稱道的東西藏起來是不行的。我也請記住我一點:我也請閱讀我從中國的人來說討書,措辭比這本書更令人震驚,對每個強國都嚴厲譴責一番。目前為止,我主要談論的是中國人性格的優點;但是,當然,像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有缺點,因為我經歷過這些,所以我不願意談論這些。總的來說 中國人如此彬彬有禮,真摯友善,我寧願只說他們的好話。一,並且我準備對每一個列強提出更嚴厲的控訴。 )”

「中國人的麻木讓一個激動的格魯-撒克遜人感到驚訝。隨之而來的讓我們西方人投入百分之一的精力,去減少由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所造成的惡行。……中國農民永久避免飢荒,只能改良農業,輔以大面積搬遷,或大規模實施節育政策。中國農民永久避免飢荒,只能改良農業,輔以大面積搬遷,或大規模實施節育政策。中國有識之士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對人來說肯定是因為下災難。不好解決。

:當真正大規模節實施教育政策後…

「乍一看,膽小也是中國人的缺陷。但我不敢肯定,中國人是否真的勇氣不足。有一個事實不假:兩派督軍交戰時,雙方都會從戰場上逃走,誰先逃,誰得勝。不過,這也只能證明中國士兵很理智。撒克遜人、法國人、德國人一比,我不認為中國人能稱得上是勇敢不畏的民族,只能說晚在消極忍耐上有一套。不讓人搶來的東西藏在哪裡——讓那些兇猛彪悍的民族摸不著頭腦。怯懦)表面上看這是中國人的錯;但我不確定他們是否真的缺乏勇氣。 誠然,在敵對督軍之間的戰鬥中,雙方都會逃跑,勝利屬於最先發現對方逃跑的一方。認為,與盎格魯-撒克遜人、法國人或德國人相比,中國人並不算勇敢的民族,除非他們在消極忍耐方面有所欠缺。

「我要說貪財是中國人最大的缺陷。生活艱辛,財不易得。為了求財,除了極少數在國外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以外,其他中國人都有受賄賂行賄賂求財之嫌。為了賺得少量幾便士,幾乎所有苦力都能拼著命求,那麼現在早就因為中國人拒絕了原因。人有貪財這個缺陷很可能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多年以來,誠實生活難以為繼。有可能會變得和我們西方人一樣誠實。這種缺陷可能是因為多年來,靠正當手段謀生一直很困難;隨著經濟狀況的改善,這種情況會減少。 我懷疑現在中國的情況是否比18世紀的歐洲更糟;隨著經濟狀況的改善,這種情況會減少。

胡適的新舊文化──拿馬克思、列寧替代耶穌(五)

胡適的新舊文化──拿馬克思、列寧替代耶穌(五)

言論
 
張耀杰

胡適當時不僅寫有日記,而且有5封書信公開發表。前3封寄給留美時期的老同學,北京大學同事張慰慈,張慰慈收信後轉給《晨報副鐫》編輯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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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遊歐感受不同

一年前,徐志摩在歐洲途中也到莫斯科逗留過3天時間,他的所見所聞與胡適大不相同。時任《晨報副鐫》編輯的徐志摩,把胡適的3封來信連同自己的編後感想用《一個態度及案語》的標題公開發表。抵達歐洲的胡適讀到報紙後,直接給徐志摩寫了兩封後續來信,由《晨報副鐫》的另一位編輯瞿菊衣以《新自由主義》為標題公開發表。這5封書信後來又以《歐遊道中寄書》為標題,錄入《胡適文存》第3集。

胡適抵達英國後,於1926年10月17日登門拜訪了著名數理哲學家羅素,在當天日記裡記下了他與羅素的談話:

奇怪的很,他說蘇俄的Dictatorship辦法是最適用於俄國和中國的。他說,這樣的農業國家之中,若採用民治,必鬧得稀糟,遠不如Dictatorship的法子。我說,那我們愛自由的人卻有點受不了。

他說,那只好要我們自己犧牲一點了。


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為不忠恕。

余英時在長篇論文《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中評論說,羅素1921年7月6日離開中國之前的告別演講《中國到自由之路》,明確認為民主必須假定一般人民都能讀能寫,並且對政治事務具備一定程度的知識。中國在獲得「自由」之前,必須先經過一個類似俄國社會主義的「專政」(Dictatorship)階段。10天後的1921年7月16日,胡適以「一個哲學家」為題「在津浦車中試作一詩」,其中第二節寫道:

他看中了一條到自由之路,

但他另給我們找一條路;

這條路他自己並不贊成,

但他說我們還不配到他的路上去。

胡適所說的「哲學家」就是羅素。余英時因此得出關於胡適的一個結論:「5年後他重聞此論,雖仍感到『奇怪的很』,但卻肯定『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為不忠恕』了。對同一論點,先後竟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應,這是他在1926年思想上發生了波動的明證。」

徐志摩一年前途徑蘇俄抵達英國時,也和羅素有一番對話。羅素告訴徐志摩說,他到俄國去的時候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一旦去了俄國便取消了紅色信仰。對於蘇俄那一套從來不予認可的徐志摩,當面「挖苦」了羅素:羅素批評了蘇維埃,我批評了羅素。……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帶些舊氣息,老家裡還有幾件東西總覺得有些捨不得─例如個人的自由。……假如這部分裡的個人自由有一天叫無形的國家權威取締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麼樣?

徐志摩是梁啟超的關門弟子,他當年對於蘇俄的認識要比梁啟超和胡適清醒許多。他在《一個態度及案語》中,針對胡適來信裡盲目樂觀的相關言論,尤其是胡適在莫斯科期間對於「革命博物館」和「第一監獄」的實地參觀加起來不會超過三四個小時,對於蘇俄教育現狀的瞭解僅僅限於一些紙面的統計而沒有實地參觀過一所學校,便開始「驚歎」所謂「實際的成績」,給予了一針見血的尖銳批評:

就我所知道的,他們的教育幾乎完全是所謂「主義教育」;或是「黨化教育」;

他們側重的,第一是宣傳的能力;

第二是實用的科目。

例如化學與工程,純粹科學與純粹文學幾乎占不到一個地位;

宗教是他們無條件排斥的,那也許是好事,但他們卻拿馬克思與列寧來替代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替代聖經。……

這也許是適之先生所謂世界最新教育學說的一部吧。

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

徐志摩眼中的黨化教育,是一種「劃一人生觀」的強制訓練,「不容你辯難,不容你疑問」,「你只能依,不能異」。他擔心「不容時期」再度到來,因為你儘管可以有這樣那樣的自由,就如在中世紀一樣,但是,「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1926年8月27日,到巴黎閒住的胡適給徐志摩寫了一封信,其中自我檢討說:「究竟我回國九年來,幹了一些什麼?成績在何處?眼看見國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裡著實難過。……我們種的新因卻在何處?滿地是『新文藝』的定期刊,滿地是淺薄無聊的文藝與政談,這就是種新因了嗎?幾個朋友辦了一年多的《努力》,又幾個朋友談了幾個月的反赤化,這又是種新因了嗎?」

正是在這種充滿了急功近利的病急亂投醫的迫切心情中,胡適像1920年歐遊歸來的梁啟超一樣,選擇蘇俄的列寧(Lenin)以及義大利的墨索里尼(Mussolini),作為學習效仿的楷模榜樣:我在莫斯科三天,覺得那裡的人有一種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1890至1917年間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死。我想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

我們應當學Mussolini的「危險地過日子」。……我們應當學德國;至少應該學日本。至少我們要想法子養成一點整齊嚴肅的氣象。(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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