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弗格森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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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立独行的爵士演奏家蒙克塞隆尼斯·孟克，引用他的话：“不要什么都演奏（或者每次都演）；有些东西，不用去管……你没演奏的内容可能比你演奏的内容更重要。”
• 将文明喻为詹姆斯·霍格笔下《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回忆录与自白书》（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1824年），或
•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创作的《杜里世家》（Master of Ballantrae，1889年）中长期不和的两兄弟。
• 竞争和垄断，科学和迷信，自由和奴隶制，关爱和杀戮，辛勤劳作和懒惰，在所提的种种情形中，西方是善之源，也是恶之始。
• 如霍格或斯蒂文森小说中所描述的，两位兄弟中的强者最后终于出人头地了。我们也必须抵制诱惑，避免对历史失败者的故事予以美化。
• 而那些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或者西方国家以较为和平的方式通过借贷或强制手段对其进行改造的国家，也并非十全十美，最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们无法持续改善其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
• 一大难点在于，我们无法总是重构这些非西方民族过去的思维，因为不是所有民族的文明都留有思想的记载。
• 归根结底，历史首先研究的对象是文明，因为没有书面记录，史学家就只能依赖矛头和瓷罐瓷片展开研究，而他们通过这些能推测的东西就少多了。
• 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于1959年撰写的百科全书条目中，他是如此定义文明的：
• 它首先是个空间概念，一个“文化领地”……一个地域。有了这块地域……你必须想象出种类极其繁多的“产品”和文化特征，从住房形式、建房材料、屋顶材料，到诸如制造羽毛箭支的技能，方言或一组方言，烹调品味，特定的科技，信仰体系，示爱方式，甚至罗盘、纸张和印刷机。当这个领地形成某些特质，比如该地域的文化特征已经遍布整个地域，并且它的文化特征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一直延续下去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称为文明。
• 然而，较之对变化的阐释，布罗代尔更擅长于描述结构。
• 如今，我们常听到的是，史学家应该讲故事，因此，本书为读者呈现大历史——对一个文明摆脱曾限制此前所有文明发展的羁绊而兴起背后的原因展开大篇幅的叙述时，也一并将为数众多的小故事或其中的微观历史予以呈现。
• 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亚当·斯密详细阐释了为什么一个文明的社会并不是一场一切对抗一切的战争的原因，因为文明社会是建立在怜悯心之上的：
• 由于我们无法直接体验其他人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唯有设身处地地想象我们自己可能会有的感受。虽然我们的兄弟背负巨大压力，但如果我们自己内心安逸，我们的感官将无法给我们传达他所遭遇的痛苦。他们从没有，也永远无法使我们受到超过我们亲历的情感的感染，而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形成关于他的实际感受的认知。即使通过这种认知方式，也只有我们设身处地去想象他们可能会有的感受时，才能帮助我们具有怜悯心。这种怜悯心仅仅是我们感官的印象，不是我们的想象力复制的他的印象。通过想象力，我们设身处地，就像感同身受。
• 毫无疑问，这恰好便是科林伍德所说的史学家应该干的，而这也是我希望读者在这些页中遭遇逝者复活的思维时所要做的。
• 对“一战”后兴起的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大失所望后，科林伍德的远大志向在于，抛弃他所不屑的“剪贴式历史”——历史作者仅在以不同的序列和不同的编修风格重复他们前辈的说法——将历史过去和现在的并置、比较：“历史知识是从当今思维的角度去演绎过去，同时从过去的角度对思维进行调整。”
• 5.因此，史学家与历史外行人士相比，正如训练有素的伐木工与无知的旅行者。“除了树和草，这里什么都没有。”那位旅行者这么想着，随后继续前进。“看，”伐木工说，“那草丛中有一只老虎。”换言之，科林伍德认为，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是“与（科学）法则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即洞察力。
• 6.洞察历史的真正作用在于，它不仅告知人们过去，也告知人们现在，它显见的课题就是将历史套用于现在，对其进行剖析，使其本质显现于世人面前。
• 7.至于我们选择用于历史探究的主题，科林伍德则十分明确地指出，与他同在剑桥的同龄人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斥为“现时意识”（present-mindedness）的内容没什么不对：“真正的历史问题从实际问题中产生。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将局势看得更清楚，进而响应召唤应对挑战。所以，从根本上说，最终产生的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他们在寻求解决方法时所参考的就是历史。”
• 科林伍德博学多才，精通哲学和考古，是坚定的绥靖政策反对者，也是早期讨厌《每日邮报》[3]的人。
• 虽然历史已离我们远去，但它对于认识我们当今的经历和我们明天及之后将面临的情形是不可或缺的，其原因有二。
• 首先，世界当前的人口在曾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口中的占比，大约为7%。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多；换句话说，死人和活人的比例为14∶1；无视如此规模的人口所积累的经验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
• 其次，要认识一闪而过的今天及预知我们未来面临的多种可能性（但只有一种可能会变为现实），过去确实是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历史不仅在于我们如何研究过去，更在于我们如何研究时间本身。
• 当前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关注度是不够的。
• 在见证我的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有这样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所学的历史比同龄时期的我学的少，这并非因为他们的老师差劲，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差劲，历史考试就更不用说了。
• 大致30年来，西方中学和大学中的年轻学生所接受的都是通才教育，缺乏实质性的历史知识。
• 他们接受的是彼此孤立的“模块”，不是叙事史，更谈不上编年史。
• 接受的训练是按固定的模式对文献选节进行分析，而不是培养广泛、快速阅读的关键技能。
• 学校教育鼓励他们同情想象中的罗马百夫长和大屠杀中的牺牲品，而不是培养他们就其困境的由来和过程撰写论文。
• 在《历史男孩》（The History Boys）中，剧作家艾伦·班尼特提出了“三难选择”：历史应该作为反面立论来教，还是在与昔日的真理和美的交流中学习，或仅仅是“罗列一件又一件的事件”？
• 以上种种方法中，没有一种是针对当今六年级的学生的，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六年级的学生充其量只是被灌输了少量“几个事件”，而且毫无特定顺序。
• 西方之所以能在1500年后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要归因于一系列的体制革新，我将此称为“撒手锏”。
• 1.竞争。欧洲的政治处于割据状态，形成多个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其内部又分割为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现代商业集团便发轫于此。
• 2.科学革命。17世纪，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所有重大突破均发生在西欧。
• 3.法治和代议制政府。这一最优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于英语国家，它以私有财产权以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着财产所有者的立法机构为基础。
• 4.现代医学。19世纪和20世纪医疗保健的所有重大突破都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其中包括对热带疾病的控制。
• 5.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以棉纺织品为发端，涌现出大量提高生产力的先进技术，同时对物美价廉的商品的需求也随之扩大。
• 6.工作伦理。西方人最早将更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 几百年来，这些撒手锏为欧洲或派生的北美及澳大利亚所独享。西方人不仅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富有，而且在体格上更高大，更健康和长寿，他们也变得更为强大。
• 男女比例的失衡。
• 据美国企业研究所人口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统计，在中国0~4岁的儿童中，每100名女童对应着123名男童，这一失衡程度比50年前严重许多，当时每百名女童对应的男童为106名。这意味着今天中国这些新生儿成年后，将面临着潜在配偶长期短缺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调查，每5名男性青年中会有一名单身。在20~39岁的年龄层中，男性将比女性多出200万人。问题是如此巨大的男性剩余人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 根据德国学者贡纳尔·海因索恩的研究，欧洲在1500年后的帝国扩张就是男性“青年膨胀”的结果。日本在1914年后的帝国扩张也是类似的青年膨胀所导致的。
•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建立的中美之间实力不对等的伙伴关系，很有可能发展为实力相当的敌对关系。
• 本书包含了两大思想，它们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际为读者提供了适时的视角。
• 第一个思想揭示了各种文明（不同于帝国）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通过交换思想、参效体制，不同文明在接触中可以实现并存，甚至相互融合。
• 第二个思想涉及历史变革，它认为历史变革并非以渐进的方式来临。历史由临界点组成，它充满了非线性结果和随机行为。那些随意预言东方崛起、西方衰败的人要知道“协同进化”（基辛格语）也可能发生，同样那些认为历史会按“协同进化”方式发展的人也应认识到革命爆发的突然性，这也是所谓的专家难以预料的。
• 《帝国》（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2003年）。
• 在对美帝国的崛起、称霸世界及可能出现的衰落展开思考的过程中，我十分清楚地看到，美国霸权核心存在三个致命不足：
• 人力资源不足（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兵力不够），
• 关注度不足（公众对长期占领战败国的热情不够），最为重要的是
• 财力不足（相对于投资而言，储蓄不足；相对于公共开支而言，税收不够）。
• 《巨像：美帝国的兴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Empire，2004年）中，我曾提出警告，美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逐渐依赖东亚资本以稳定其失衡的经常账户和财政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