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把中國苦難歸咎於人民民族性的領袖、學者、公知其實就是一種思想懶惰
那些把中國苦難歸咎於人民民族性的領袖、學者、公知 其實就是一種思想懶惰 明明就是自己領導無能不行實幹 偏偏怪罪人民甩鍋人民 減輕自己的罪惡感或卸責 王國維1927年絕筆：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為何1927年王國維就看清楚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對中國的傷害 過了20年 1949年國共鼎革之際，90%的中研院院士仍看不清楚？ 仍無士紳危機與屈辱恐懼？ 1927年春季國民革命軍北伐推進期間，湖南長沙發生了國民革命軍與農民協會處決前清知名學者兼守舊派鄉紳葉德輝的事件。 此一震驚當時文化界的流血事件，讓身為清朝遺老、曾任溥儀「南書房行走」的王國維感到極大的驚恐與絕望。同年6月2日，王國維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投水自盡，並在遺書中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的絕筆。 讓他們看不懂 前日說到陳寅恪和錢鍾書楊絳夫婦等學人選擇留陸是時代的錯誤，只是旁觀者的感慨，當局者本人的意見如何呢？ 陳寅恪晚年是深悔當年選擇的，臨終還慨嘆自己不如老妻唐篔智慧。老妻當年是堅決要走的，還先自出走香港，希望帶動丈夫跟着出來，見丈夫堅決不跟，才只得打道回府。 錢楊二人卻似無此種痛悔表示。相反，楊絳雖然著書寫文敘說了他們夫婦和其他知識份子在歷次運動中遭受的非人迫害，然而當有人問她遭遇過了那種種，後不後悔當初的留陸決定，她卻說不後悔。 為甚麼？ 在《我們仨》中，她是這樣寫的：「我國是國聇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作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 這話似曾相識。我在好些留陸知識份子筆下口中都聽到過。比如詩人、翻譯家查良錚，夫婦二人一九五三年從美國回陸「建設新中國」，回來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五八年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文革中更遭殘酷批鬥，「下放」農村勞改四年，一九七二年雖然得以回到南開大學但仍是牛鬼蛇神待遇，棲身陋室，只能作些清潔搬運工作。一九七五年他的海外親友回國來看他，大學才安排他一家人搬進帶有廁所廚房的套房。而當初逃外的友人卻成了愛國學者衣錦還鄉。面對這種驚人對比，他的兒女問他當年為何要從美國回來，他的回答跟楊絳如出一轍：「我不回來，難道就作一個人家國家的二等公民嗎？⋯⋯人不能象動物一樣活着，中國再窮，也是自己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