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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台海諜對諜歷史揭秘沉默的榮耀掀反思 （凌哲） 2025/10/20-10/26   2025年42期 凌哲 諜戰劇   沉默的榮耀   中共   間諜   吳石   朱楓   朱諶之   聶曦   陳寶倉   潛伏   台灣   兩岸   統一   歷史   綠營   統戰   藍營   國共鬥爭   共諜   國特   中國統一   中華民族   台獨   武統   和平統一   新中國   愛奇藝   央視   于和偉   吳越   魏晨   曾黎   隱蔽戰線   密使一號   蔣介石   台北   馬場町   楊亞洲   民族主義   蔡孝乾 主角吳石（于和偉飾，左）和朱楓（吳越飾），在隱蔽戰線上犧牲 劇情還原吳石執行任務時的兇險：步步為營 女主角朱楓（右）在香港接收機密資訊：細作潛行 劇集還原一九五零年代的台灣鬧市，店鋪保留日據時期風格，充滿煙火氣 《沉默的榮耀》劇組還原五十年代台大醫院，製作仔細認真 那志東飾中共特工陳寶倉（左）和魏晨飾吳石副官聶曦（右） （由左起）趙凱飾演蔣經國、張晞臨飾演毛人鳳、傅程鵬飾演周至柔 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廣場，矗立吳石、朱楓、陳寶倉和聶曦的雕像                   諜戰劇《沉默的榮耀》揭開中共間諜吳石、朱楓（朱諶之）、聶曦和陳寶倉潛伏在台灣的秘辛，引起兩岸反思，國台辦肯定劇集加強統一信念，讓年輕一代認識歷史。綠營斥責是「統戰新招」，藍營憶起國共鬥爭的殘酷，歷史學家揭露兩岸的情報界內鬥嚴重，「共諜」和「國特」是一體兩面，都追求中國統一。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中華民族須拒絕台獨與武統，和平統一才是對先人的交代。 新中國成立七十六週年之際，央視八套與愛奇藝平台同步推出大型諜戰劇《沉默的榮耀》。這部由于和偉、吳越、魏晨...

跳至內容 你說： 根據這篇文章，觀點投書：從《漫長的戰敗》看龍應台和平論壇的不足。 戰爭革命責任、陣亡英雄、加害者、受害者四種戰敗文化創傷敘事，及用民族主義、和平主義、和解主義三個解決戰敗文化創傷敘事的途徑方法，日本用此四敘事及三個解決途徑，來重建國家認同。 如何用台灣統獨意識形態和中共武統革命意識，來說明他們在四敘事及三個解決途徑的異同？ 觀點投書：從《漫長的戰敗》看龍應台和平論壇的不足 2025-10-08 06:00 謝東森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和平論壇。圖為作家龍應台（中）、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右四）與其他講者的大合照。（劉偉宏攝）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和平論壇。圖為作家龍應台（中）、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右四）與其他講者的大合照。（劉偉宏攝） 目錄 顯示全部 東北亞中日韓台四國的「戰爭記憶」是以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為核心，這也是大陸與台灣島內統獨問題的根源。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則來自於「1945失敗」。與日本相似的是龍應台的和平主義也是出於「1949失敗」。 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一書指出，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其實並非單純的理性抉擇，而是敗戰後，在麥克阿瑟將軍主導的和平憲法下，進行的「道德創傷管理」：—種對戰敗的國家自我形象的修補工程。 日本在二戰之後，以「陣亡英雄敘事：幸運的失敗」、「受害者敘事:大災難」及「加害者敘事:陷入黑暗的地獄」三種文化創傷記憶交錯來重建國家認同。日本的戰敗因此內化為一種矛盾的精神狀態：既羞愧又自赦，既懷舊又失語。正如書中指出，這三種敘事：「加害者的反省、受害者的悲情、英雄的自我慰藉」，讓日本首相及政治人物在二戰歷史的戰爭責任與道歉問題上，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讓外人認定日本人不知反省。其實日本一直有這三種二戰歷史問題記憶敘事模式互相拉扯，日本的二戰並不是單一的集體記憶。反而是兩岸的革命戰爭歷史問題的文化創傷敘事模式較傾向單一的集體記憶， 橋本如何引用社會學家傑佛瑞·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概念，開展「英雄、受害者、加害者」三種相互衝突的創傷敘事內容呢？ 1.陣亡英雄敘事:幸運的失敗 神風特攻、玉碎、以及「大和號」的壯烈出征，皆是明知有去無回卻仍選擇犧牲的行為。這些行為被日本戰時宣傳塑造成「英勇無私...

書評 《漫長的敗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 作者：橋本明子（Akiko Hashimoto）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208頁，平裝版售價24.95美元。 書評作者：塔拉・托伯（Tara Tober），紐約州立大學布洛克波特學院（The College at Brockport, SUNY） 《漫長的敗北》一書探討了 國家創傷的記憶如何在世代之間延續 ——儘管社會普遍渴望遺忘過去、重新出發。橋本明子以日本為案例，延續並修正沃夫岡・席維爾布許（Wolfgang Schivelbusch）對「戰敗國」的經典研究，認為該理論需要 在二戰後時代中被重新詮釋 。 她檢視自1945年以來日本的「戰敗文化」（culture of defeat），說明失敗如何、為何成為日本集體生活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這種「敗北文化」非但沒有隨時間消退，反而更加深植人心。這一方面源於1980年代以來在全球興起的「記憶文化」（culture of memory），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日本作為二戰中「被擊敗的加害者」，不得不在戰後重建自己的集體生活與道德坐標。 除了國內問題（例如「成為日本人意味著什麼？」「為什麼要打一場註定失敗的戰爭？」），橋本指出，日本的「歷史問題」（history problem） 早已超越國界 。不僅國內對於戰爭記憶的爭論持續存在，日本仍不斷面對來自中國與南韓的歷史指責與償責壓力。 一、研究方法與比較視野 橋本的研究優勢在於其 比較與歷史分析法 ，並以大量資料支撐其對戰後日本文化的觀察。她在分析中靈活融入日本史脈絡，並與戰後德國進行對照。與傳統僅聚焦於「官方記憶」（如政治領袖的演說、政府政策）不同，橋本特別強調「 民間記憶（popular memory） 」——即普通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對戰爭的理解與敘述方式。 透過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並行的研究策略，她重新檢視日本記憶爭論的根源。 二、三個記憶場域 為了了解戰敗後日本人如何處理「加害、失敗、罪責與恥辱」的複雜遺產，橋本將資料分為三大類，每類各成一章： 1️⃣ 家庭記憶： 她分析退伍軍人及其子孫的口述證言，探討創傷記憶在家庭中的敘述與傳遞。許多敘事顯示，家族成員透過「重新詮釋個人傳記」的方式來修補難以啟齒的痛苦。 2️⃣ 報刊與輿論記憶： 她檢視日本報紙（特別是每年8月15日，終戰紀念日）的...

《漫長的失敗》探討了儘管人們普遍渴望忘記過去、繼續前進，但國家創傷的記憶卻如何在幾代人中揮之不去。橋本晶子以日本為案例研究，在沃夫岡·希費爾布施關於戰敗國的研究基礎上，認為戰敗國需要在二戰後更新。橋本透過檢視二戰結束至今日本的戰敗文化，解釋了戰敗如何以及為何成為國家集體生活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戰敗文化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退，而是持續存在，甚至愈演愈烈。這部分是由於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全球範圍內興起的記憶文化，也是因為日本——作為二戰敘事中的戰敗國——一直在努力重建戰後的集體生活。除了國內的擔憂（例如，身為日本人意味著什麼？我們為什麼要打一場無法取勝的戰爭？），橋本認為，日本的「歷史問題」不僅關乎國界之外。不僅關於如何銘記戰爭的國內爭議持續存在，而且日本還不斷面臨在亞太戰爭中針對鄰國中國和韓國實施暴力行為的責任追究挑戰。 民族創傷的記憶如何在事件發生後很長一段時間仍與文化和社會息息相關？為什麼儘管人們渴望避免回憶可怕的過去並繼續生活，但痛苦經歷的記憶卻揮之不去，甚至愈演愈烈？本書透過檢視日本戰敗文化至今的變遷，探討了這些問題。本書調查了二戰戰敗後日本戰爭記憶的重要性，並揭示了戰敗如何以及為何成為民族集體生活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近幾十年來。本書運用民族誌觀察、個人訪談以及自1980年代以來的證言和其他大眾記憶數據，探究了分裂性戰爭記憶的核心。這些記憶是當前圍繞日本和平憲法修改、重新軍事化以及東亞地區不斷升級的摩擦等爭議的根源，這些爭議被統稱為日本的「歷史問題」。本書運用文化創傷理論和集體記憶理論的社會學視角，探討了這個分裂性的國家主題。與西方刻板印像中日本患有「集體失憶症」相反，日本的戰爭記憶深深融入了日常文化，其多樣性遠超越漫畫形象所展現的。本書指出，日本戰爭記憶中存在著三種相互衝突的創傷敘事——受害者、加害者和陣亡英雄的敘事——這些敘事的動機都是為了治癒創傷、糾正錯誤，並重建積極的道德和民族認同。

書評人：Dustin Wright 刊登於：H-War（2015年11月） 委託人：Margaret Sankey（美國空軍大學） 秋子‧橋本（Akiko Hashimoto）所著的《長久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 The Long Defeat: Cultural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Japan ）是一部傑出的著作，出版時正值日本政府在違背多數民意的情況下，重新詮釋和平憲法，使自衛隊得以參與海外攻擊性軍事行動的時刻。那一個夏天，數以千計的日本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這些修憲舉動與安倍晉三政府的政策。戰爭記憶深深影響了這場再軍事化辯論的各個面向。橋本，匹茲堡大學的社會學家，透過這本書讓讀者更能理解：一個在戰爭記憶上充滿「衝突與多聲性公共論述」的國家，如何仍能在軍事緊張的地緣環境中維持名義上的和平主義立場（第14頁）。 橋本運用廣泛的社會學與歷史學方法，清晰而不晦澀地呈現戰後持續數十年的思想與政治爭論，特別聚焦於1990年代至2010年代之間的轉折。她指出：「我們如今生活在一種新興的『記憶文化』中——對國家過去的回憶，已成為當代生活的重要一環」（第5頁）。這種記憶文化透過多重媒介表現：教科書、博物館、漫畫、儀式、電影等，全都出現在她的研究中。 本書對於想了解國家與社會如何面對「文化創傷」的讀者而言，具有重大價值。橋本借用了社會學者Jeffrey Alexander的概念——文化創傷指的是「當一個集體成員覺得自身遭逢了可怕事件，並在群體意識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第4頁）。像全面戰爭這樣的災難性事件，即便和平重建後仍揮之不去，使受創社會渴望療癒。理解這個「戰敗之後的克服過程」正是《長久的戰敗》的核心。 第一章：記憶的理論背景 導論章提供了學界關於「歷史記憶」的重要脈絡。橋本指出：「記憶敘事並非真理的再現，而是揭示敘事者在自我認同協商中所表現的依附與焦慮的溝通載體」（第21頁）。 第二章：戰爭見證與個人修補 橋本的主要資料來自日本各大報刊與出版社蒐集的戰爭見證，包括右派的《讀賣新聞》、左派的《朝日新聞》與保守雜誌《文藝春秋》等。日本出版的戰爭見證量龐大，橋本為英語世界整理這些素材，是對日本戰爭記憶研究的重大貢獻。她指出許多見證者進行了所謂的「傳記修補」（ biographical repair ）...

《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身份》（The Long Defeat: Cultural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Japan） 作者：橋本明子（Akiko Hashimoto） 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192頁，定價 £74.00（精裝） ISBN-13：978-0190239169 書評撰寫者：佐藤重樹（Shigeki Sato），法政大學 《漫長的戰敗》是一部細緻而深思的著作，探討日本如何在戰後的文化記憶中處理戰爭的遺緒。橋本明子透過豐富的實證資料與多元文本——包括報紙讀者投書、社論、學校教科書、歷史漫畫、動畫電影與電視紀錄片——描繪出日本普通人在漫長戰後歲月中，如何理解、記憶並再現戰爭。 一、核心論點：反對「健忘症」論與多重記憶共存 橋本首先提出兩層論點。 第一，她反駁了西方媒體常見的「日本健忘症」 caricature——即日本人集體失憶、逃避戰爭責任的說法。相反地，她指出，日本的戰爭記憶早已深深滲入家庭日常、學校教育與大眾媒介中。 第二，她強調日本並不存在單一的「集體記憶」，而是多重且彼此衝突的記憶場域，不同敘事之間競逐合法性。為了描繪這種複雜結構，橋本借用了德國社會學家伯恩哈德‧吉森（Bernhard Giesen）提出的三元框架—— 英雄（heroes） 、 受害者（victims） 與 加害者（perpetrators） ——來分析日本的戰爭敘事。 在日本， 英雄敘事 （Heroic narratives）強調戰死者的英勇與犧牲精神，例如戰艦「大和」的故事或保守政治人物的悼詞； 受害者敘事 （Victim narratives）則以無辜的平民與士兵為主，訴說他們在空襲、原爆與無謀軍事行動中白白犧牲的痛苦； 加害者敘事 （Perpetrator narratives）則正視日本在東亞的侵略、剝削與暴行，如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制度與沖繩集體自殺等。 不同社群藉由這三種敘事，呈現各自的政治與道德立場。橋本以此為概念地圖，精確描繪出日本戰後「戰敗文化」（culture of defeat）中多層記憶的動態張力。 二、受害者敘事的主導地位與「文化創傷」 儘管敘事多元，橋本發現「受害者」框架在家庭記憶、學校教育與媒介再現中始終佔據主導地位。 戰場與...

《漫長的敗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 作者：橋本明子（Akiko Hashimoto） 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208頁，平裝本 $24.95。 ISBN：9780190239169 書評作者：福岡一也（Kazuya Fukuoka） 聖若瑟大學（Saint Joseph’s University） 電子郵件：kfukuoka@sju 一、東北亞的「記憶戰爭」依然以日本為中心 東北亞的記憶衝突至今仍環繞著日本展開。 日本社會長期被一個問題所困擾——應如何紀念日本過去所犯下的錯誤，並為其在亞洲造成的身心創傷贖罪。除了長期懸而未決的歷史教科書爭議、戰時「慰安婦」問題、以及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爭論外，近年來日本與南韓的竹島／獨島（Takeshima/Dokdo）主權爭議、以及日本與中國的釣魚台／尖閣群島（Senkaku/Diaoyu）問題，更使區域間本已緊張的關係雪上加霜。 此外，許多日本人也逐漸意識到，中國與韓國政府在「記憶外交」方面更為老練，能將歷史作為談判籌碼。顯而易見，東北亞的歷史陰影將不會輕易消散。 二、橋本明子的研究主題與核心問題 橋本明子的《漫長的敗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 The Long Defeat: Cultural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Japan ）正面探討了這一問題，聚焦於記憶研究中最根本的提問： 為什麼過去的創傷事件，即使距離原始暴行已久，仍未消失？ 更具體而言，她問道： 「為什麼那些艱難經驗的記憶會延續、甚至加劇，即便人們傾向於逃避這些恐怖回憶、並想繼續向前生活？」（第1頁） 橋本認為，日本難以擺脫過去的原因觸及了「日本戰敗文化的核心」（第2頁）。 她引用社會學家傑佛瑞·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概念，並將「英雄、受害者、加害者」三種相互衝突的創傷敘事，應用於「家庭、媒體、學校」三個日常生活領域（第21頁），以探討「失敗如何以及為何成為日本國族集體生活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第2頁）。 橋本指出，創傷事件能成為「集體意識中的重要參照點」，並隨著時間「在集體生活中被話語化、常態化」（第4頁）。 三、打破「日本健忘症」的刻板印象 本書的重要貢獻之一，在於挑戰...

《漫長的敗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 作者：橋本明子（Akiko Hashimoto）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 頁數：208頁，平裝本售價24.95美元 雖然集體記憶與創傷研究這一學術領域長期探討文化產物與敘事，但它在處理「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困境方面幾乎一無所獲。橋本明子的這本新書，正確地把「文化差異」置於核心位置，用以解釋日本如何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緒。至今，該領域的研究多以西方國家為主，學者群體也主要來自西方。由於這種失衡，偏見與預設自然滲入了相關文獻。 在這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傳統中，日本是唯一重要的例外。然而，即使在日本研究中，學界仍鮮少深入理解日本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如何深刻影響其處理戰爭暴力遺產的方式。學者普遍承認日本與德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對其原因的解釋卻奇異地缺乏文化層面的分析。這點尤其令人驚訝，因為這一研究領域高度依賴質性研究與文化文本的分析。原因之一，或許在於缺乏明確的比較研究；即使有比較，也多半集中於日本與德國，但解釋差異時仍回到政治、經濟或國際關係等宏觀層面。 橋本明子的這本新作，大幅修正了這種偏差，也提醒學者們——即便他們不專注於日本——在研究各國如何處理艱難歷史時，也必須更重視文化差異。橋本之所以能比他人做得更好，部分原因在於她強調「微觀層面」——家庭中的日常互動——如何深刻地影響國家層面的歷史敘事（第19–20頁）。她對日本家庭的理解尤為深入。身為1960年代成長於日本的女性，她能以親身經驗反思此題。此外，日本家庭與家屋制度的變遷與持續性，一直是她主要的研究領域。 當然，集體記憶的形成中也存在一些普遍性因素，橫跨不同地區與歷史時期。例如，全人類都要面對「死亡」這一根本問題，但不同文明處理生死、界定生者與死者關係的方式卻差異極大。同樣地，所有文明都承認親子關係的特殊性，但關於父母與子女義務的文化規範又各不相同。 在這兩個層面上，日本生活方式都與西方規範有顯著不同。確實， 在西德，「加害者世代」與「戰後世代」之間的對峙是艱難的，即使家庭中仍多避而不談，但這類對話確實發生過； 而在日本，這種世代衝突幾乎未曾在家庭或公共領域出現。 橋本指出，這是因為日本的世代關係與依附模式與西方不同。 父權、年齡階序、性別規範與孝道服從，使任何對父母權威的批評都被視為「禁忌」（第36–37頁）。 這些因素使得戰爭過去的艱難對話被...

從《漫長的戰敗》看龍應台和平論壇的不足 😂😔🥴🥴😃😀😀🥰🤣😭 跳至內容 開啟側邊欄 ChatGPT 你說： 條列章節重點和疑問或補充 從《漫長的戰敗》看龍應台和平論壇的不足  從《漫長的戰敗》看龍應台和平論壇的不足 謝東森（國小退休教師） 東北亞中日韓台四國的「戰爭記憶」是以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為核心，這也是大陸與台灣島內統獨問題的根源。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則來自於「1945失敗」。與日本相似的是龍應台的和平主義也是出於「1949失敗」。 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一書指出，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其實並非單純的理性抉擇，而是敗戰後，在麥克阿瑟將軍主導的和平憲法下，進行的「道德創傷管理」：—種對戰敗的國家自我形象的修補工程。 日本在二戰之後，以「陣亡英雄敘事：幸運的失敗」、「受害者敘事:大災難」及「加害者敘事:陷入黑暗的地獄」三種文化創傷記憶交錯來重建國家認同。日本的戰敗因此內化為一種矛盾的精神狀態：既羞愧又自赦，既懷舊又失語。正如書中指出，這三種敘事：「加害者的反省、受害者的悲情、英雄的自我慰藉」，讓日本首相及政治人物在二戰歷史的戰爭責任與道歉問題上，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讓外人認定日本人不知反省。其實日本一直有這三種二戰歷史問題記憶敘事模式互相拉扯，日本的二戰並不是單一的集體記憶。反而是兩岸的革命戰爭歷史問題的文化創傷敘事模式較傾向單一的集體記憶， 橋本如何引用社會學家傑佛瑞·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概念，開展「英雄、受害者、加害者」三種相互衝突的創傷敘事內容呢？ 1.陣亡英雄敘事:幸運的失敗 神風特攻、玉碎、以及「大和號」的壯烈出征，皆是明知有去無回卻仍選擇犧牲的行為。這些行為被日本戰時宣傳塑造成「英勇無私」的象徵，構成了一種以死亡為中心的國家信仰。實際上主導大和號出征沖繩決定的參謀神重德內心是認為：讓大和號白白被美國勝利接收，太浪費了。 歷史學家喬治‧莫斯（George L. Mosse）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時指出，德國社會為了撫平戰敗的創傷與倖存者的罪惡感，透過將陣亡士兵「烈士化」的過程，賦予死亡以神聖意義。戰死者被視為為國捐軀的英雄，他們的犧牲不再是徒然的，而成為民族重生的象徵。 這種「烈士化」的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