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總統的考題：律師、工程師、醫師、商人，誰來治國，國家才不會「爛尾」？
文／謝東森 政治評論家
國家領導人該是什麼樣的「專業」？這問題永遠像個政治哲學的鬼打牆。有人說要律師，因為憲政法治是國家基石；有人說要工程師，因為國家需要系統性規劃；有人說要醫師，因為國家像個病人需要悉心照料；還有人說要商人，因為把國家當企業經營才有效率。
最近《衛報》一篇關於川普與市長馬姆達尼友好會晤的報導，讓我想起那句老話：「政治，不過是一場大型的交易。」當你看著這位前地產大亨、現任政治顛覆者，在白宮裡與紐約同胞談笑風生時，你很難不被他那套「首席交易官」（The Chief Deal-Maker）的風格所吸引——沒有教條，只有結果。
但這種「交易的藝術」真能治國嗎？讓我們把四位「總統候選人」拉出來，看看他們的專業病，會不會把國家搞成一場悲劇。
法律人：被程序卡死的「合約至上者」
律師治國，優點很明顯：他們是憲政的守門員，懂得權力制衡，凡事講求程序正義。就像蓋房子，他們永遠確保地基圖紙上的每一個簽名都合法有效。
但這套「規則腦」的治國隱憂是什麼？**過度僵化，缺乏變通。**當國家面臨全球暖化、地緣政治突變這種「無前例可循」的挑戰時，律師出身的領導人很容易陷入程序泥沼，對現實世界的火燒眉毛視而不見。
正如評論家王丹曾分析，律師往往太執著於「定義」和「框架」，對於「改變」缺乏熱情。律師出身的總統，治下之國或許會是個無懈可擊的法治樣本，但恐怕也會是個決策效率低落、永遠在訴訟中浪費時間的「烏龜殼國家」。
工程師：把人民當成程式碼的「問題解決機器」
中國大陸政壇上，技術官僚的崛起是個顯著現象。如同王丹在《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中所探討的，工程師背景的政治人物，傾向於將國家視為一個可程式化的巨大系統。
他們的「系統腦」強調效率、數據和長期規劃，對於基礎建設、經濟特區的建設自然是得心應手。他們的思維標籤是：「問題解決機器」（The Problem-Solving Machine）。只要輸入數據，就能輸出解決方案。
然而，這種冷靜的熱情一旦過頭，就會演變成**「數據的暴政」**。
國家不是一個水利工程，人民不是一串程式碼。工程師的思維缺乏對人性的複雜理解和社會情感的關懷。當文化衝突、信仰價值、歷史記憶等「非結構性」問題出現時，他們會感到無能為力，或試圖用冰冷的效率去壓制。一個由工程師主導的國家，最終可能是一個高效運轉、但缺少靈魂的「數位監獄」。
醫師：把國家當成臥床病人的「公共健康守護神」
醫師治國，是基於一種高尚的同理心。他們的「健康腦」擅長診斷社會的「病灶」，強調預防勝於治療（如公共衛生、教育改革）。他們的決策核心，是「如何讓這個病人活得更久、更健康」。
然而，醫師很容易陷入**「家長式統治」**的陷阱。
國家不是躺在病床上的單一病人，而是由數千萬有主見、有慾望的公民組成的複雜生命體。醫師的決策容易帶有強烈的個人干預色彩，高估自己「開藥方」的絕對權威。而且，面對國際外交、全球經濟等「非生命科學」的宏觀領域，他們可能因為缺乏跨界視野，而變得保守而不知所措。
商人：只看損益表的「首席交易官」
最後是商人。他們是「首席交易官」（The Chief Deal-Maker），信奉速度、結果導向，把國家資產看作待優化的投資組合。
川普就是最好的例證：他的外交政策常被批評為魯莽，但本質上就是一種「極限施壓」的商業談判手法。他不在乎意識形態，只在乎眼前的「交易」（Deal）。正如《衛報》的報導所示，即使是政治對手，只要能達成目的，友好會晤也無妨。
商人的優勢在於破壞式創新和危機時的魄力。他們能打破傳統政治的僵局。但他們的致命傷在於，政治中的許多價值是無法量化的——環境永續、文化保存、社會公平。當商人將政治視為一場零和遊戲，只關注短期損益表時，長遠利益和道德責任，就可能被徹底犧牲。
結論：國家需要的，是能隨時換帽子的人
所以，律師、工程師、醫師、商人，誰最適合當總統？
答案是：都不是，也都是。
完美的領導者，不是由一張大學文憑決定的，而是由他能隨時切換的「帽子」決定的。他必須能在律師的謹慎、工程師的效率、醫師的關懷與商人的魄力之間，找到那個不斷變動的黃金平衡點。
國家治理的本質，從來不是在實驗室裡演算出來的精確方程式，而是在人民的笑聲、眼淚和無數次妥協中，共同書寫的一則複雜故事。當我們下次選舉時，或許不該問候選人讀了什麼科系，而該問：你，願意為人民戴上多少頂不同的帽子？
【觀點投書】治國是一門好生意？從川普的「交易藝術」看四種專業人士的領導悖論
文／讀者投書（本文為模擬風傳媒觀點投書風格之寫作）
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裡，一場政治會晤正像極了紐約第五大道的商業談判。前總統川普對著新任市長馬姆達尼，拋出的不是政策藍圖，而是一句商業味十足的「我會支持你」。《衛報》捕捉的這一幕，生動地揭示了當代政治的一種新典範：治國，彷彿成了一門極致的「交易藝術」。
這不禁讓人深思，在當今這個複雜如迷宮的國際局勢與社會結構中，什麼樣的專業背景，最能駕馭這門「國家級生意」？是律師、工程師、醫師，還是商人本身？
律師治國：在法律的縫隙中尋找執政藍圖
律師出身的領導者，其核心優勢在於對程序的敬畏與對風險的控管。他們將國家視為一個龐大的法律實體，任何政策都必須在憲法與法律框架內找到依據。這種思維能確保政權的穩健，避免憲政風暴。
然而，其悖論在於，過度拘泥於法條，可能淪為「法匠治國」。他們精於為任何決策找到合法解釋，卻可能缺乏引領國家向前所需的宏大願景與魄力。社會的活力與創新，往往存在於法律的灰色地帶，而律師總統的第一反應，可能是先立法規範，而非創造空間。最終，國家運作可能像一份無比精密卻毫無溫度的合約，人民只是被動的簽約方。
工程師治國：在社會的複雜系統中尋找「最優解」
工程師思維，講求效率、邏輯與系統化。他們擅長將國家視為一個巨大的、有待優化的機器。從交通網絡到能源配置，工程師背景的領導者能提出數據驅動的解決方案，追求以最低成本達到最大效益。
中國的發展模式，某種程度上就是工程師思維的極致展現。如《斷韁》（Breakneck）一書中所述，中國正以一種近乎狂熱的姿態，試圖「工程化」它的未來。學者王丹的分析也點出，這種由上而下的技術官僚治理，能創造驚人的經濟奇蹟。
但致命的悖論在於：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而非零件。民意、文化情感、歷史糾葛這些無法量化的變數，是工程師藍圖上最難解的BUG。一個在理論上完美的政策，可能因人性的複雜而徹底失靈。工程師總統試圖用寫程式碼的邏輯來解決社會問題，最終可能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場無法預測的「混沌」。
醫師治國：診斷社會病灶，卻開不出民眾願吞的藥方
醫師從政，帶著一種「懸壺濟世」的道德光環。他們習慣於診斷問題、分析病徵，並根據實證科學開出藥方。在公共衛生危機如疫情來臨時，這種專業背景顯得尤為可貴。
然而，政治有別於手術房。醫師領導者的悖論是：他們能診斷出社會的癌症，但開出的「化療藥方」——可能是增稅、樽節或結構性改革——往往因副作用太強而被選民拒絕。在手術房中，醫師的指令不容置疑；在民主政治中，每一步都需要說服、妥協與交易。一位習慣了「專業權威」的醫師總統，很可能在國會的吵嚷中，感到寸步難行。
商人治國：當國家成為「股份有限公司」
最後，我們回到川普所代表的商人治國。其核心哲學就是「交易藝術」。一切皆可談判，一切皆有價碼。外交關係是生意，國內政策是成本管控。這種思維帶來了無比的務實與彈性，打破了意識形態的僵局。對內，他們以CEO自居，要求政府效能；對外，他們像談判桌前的巨賈，為國家利益「極限施壓」。
但商人總統的最大悖論在於：國家，從來就不是一間公司。公司的目標是利潤極大化，但國家的目標是多元的，包括國防安全、社會正義、文化傳承、環境永續等，這些都難以用ROI（投資回報率）來衡量。將國際盟友純粹視為生意夥伴，可能侵蝕長期的戰略互信；將公共服務全面私有化，可能犧牲社會的公平正義。
結論：我們需要的，是跨界的「政治藝術家」
綜上所述，沒有一種專業背景能提供治國的萬靈丹。律師的謹慎、工程師的效率、醫師的診斷、商人的務實，都是治國所需的珍貴特質，但也都伴隨著各自的盲點與悖論。
與其寄望於單一專業的救世主，我們更應該期待一種跨界的「政治藝術家」。他們既能理解法律的邊界，又能欣賞工程的效率；既尊重科學的證據，也懂得商業的現實。他們的核心能力，不在於其專業技術，而在於能否在這些悖論中取得平衡，將各種專業思維融合成一門真正的「治理藝術」。
歸根結底，治理一個國家，遠比管理一間公司、處理一件訴訟、設計一項工程或治療一個病人要來得複雜。它需要的，或許不是最專業的CEO，而是最能理解人性與利益的掌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