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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令人疲憊，所以醜聞才會主導公共辯論。 丹尼爾·因納里蒂 • 閱讀時間： 8 分鐘 2025年12月23日 我們這些在獨裁統治時期還是孩子的人，都記得一份特別的報紙： 《案件報》（  El Caso）。 這份周刊充斥著駭人聽聞的罪案， 銷售量極佳。它詳細報導了血腥的謀殺、搶劫、綁架和失踪事件，卻對支配著每個人生活的更大的結構性罪行——獨裁統治本身——保持絕對沉默。私人領域的恐怖佔據了公共領域；政治領域的恐怖則隱藏在幕後。 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鞏固的民主社會，與那個政權截然不同。然而， 相當一部分媒體助長了 這種現象：政治被犯罪所取代，結構性問題被偶發事件所取代，集體方向的討論被對個人行為的病態迷戀所掩蓋。在政治討論中，人們對政治人物的關注（我們對他們的好壞）遠遠超過了對他們所推行的公共政策的討論。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我們無意識的共謀：因為我們這些關注媒體的人熱衷於閱讀或收聽這些新聞報道，卻幾乎不去關注那些關於大學、醫療或科技政策的深思熟慮的解釋（即便存在）。 而這種情況很難改變，因為它根植於我們的本性。 正如威爾·斯托爾所指出的， 人類幾乎沉迷於自身和他人的地位。從狩獵採集部落到現代報紙，我們對高地位人士的道德過錯給予了過度的關注，對他們的垮台更是格外關注。這並非一種新的或政治特有的特徵：它是我們演化史的遺留。研究表明，即使是像烏鴉這樣的物種也會 對 其他個體的八卦特別感興趣，尤其是在有人失去等級地位的時候。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我們作為記者或資訊消費者，對某個權力人物的倒台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時，我們與烏鴉群的行為並無本質區別。 我們天性中也容易忽略分母。媒體通常不會報道分母，因為它數量龐大，不足以吸引我們的注意。 如果一個移民犯罪 ，就會成為新聞；但如果十萬移民上班納稅，為我們的文化、社會和經濟做出貢獻，卻不會成為新聞。仇外騙子的伎倆就是讓我們看不見分母，也就是移民的總數。為此，他利用了 我們無意識的認知偏差， 也就是人類大腦的固有限制。 我們的大腦天生傾向於關注分子，也就是那些顯而易見的事物，這種傾向常常會誤導我們。正如一歐元就能遮蔽太陽一樣， Bankia董事會成員在 黑卡 上揮霍的1200萬歐元，也讓公眾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 該銀行220億歐元的救助資金 上。因此，當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Bankia董事會成員的腰包上時，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