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在天皇自天而降的途中，对日本领导人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机构319 也在缓慢形成。起诉和逮捕在难以预料的时间一波波到来。9月11号，宣布了对第一批战犯嫌疑人的逮捕，接着是不祥的平静，直到11月19 日第二批逮捕令发布。12月的第一周，许多军部高官和官僚们被添加到了“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行列，包括前首相近卫文麿和天皇身边最亲近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等人。12月6日，杜鲁门总统任命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带领40名部下抵达东京。两天后，麦克阿瑟为日益临近的审判设立了国际检察局（IPS)。依照日本历，这一天正是珍珠港袭击4周年。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至于哪些被告将首先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直到3月11日才宣布。审判开始于5月3日。直到此时，最髙统帅部和国际检察局在理论上仍然有可能起诉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
面临退位
在宫廷圈内，天皇是战争罪犯的观念自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天皇挪应当对战争和战败承担一定责任的想法，却是被认真考虑的。在最高统帅部表明其立场——坚决反对除利用裕仁之外的任何政策之前，天皇本人曾有过这样的考虑。8月29日，在胜利者踏上这片神国的土地的前一天，天皇对木户幸一谈到了退位的问题，认为可以将此作为免除他忠诚的大臣和陆海军将领们的战争责任的方法。木户告知天皇这并不可取。
9月中，在天皇知情的情况下，天皇的内叔父东久迩宫率内阁秘密讨论其退位事宜。尽管有些阁僚力争天皇对战争并不负有宪法责任，但有其他大臣强调，天皇对国家、战死者和战争遗属负有战败的道义上的责任。
10月的第一周，东久迩宫首相私下会见了他的侄婿裕仁，并劝其退位。东久迩宫表示，愿意放弃自身的皇族地位。据称他的提议被驳回了，理由是“时机未到”。几周后，裕仁语调平淡地告诉他的侍从次长说，万一退位的话，他希望找到一位有才能的研究者，协助他的海洋生物学研究（这是数年前，天皇为树立其真正“现代人”的形象，自己选择的学问领域）。
1月4日，有关战争罪行的公众舆论升温，对煽动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任职者开始大范围的“彻底的”清查。天皇让木户幸一的继任者侍从长藤田尚德调查，时下最高司令部是否希望他退位。藤田对此表示反对。裕仁一直热心于研究历代天皇的先例，1月下旬他让学者为他讲授宇多天皇让位之事。宇多天皇887 -897年在位，于31岁时退位。裕仁还将英王室看作是现代皇室礼仪的参考典范，让官员扼要汇报英王退位的惯例。
天皇退位的话题很快泄露给了媒体。1945年10月下旬，近卫公爵 321公然提起天皇退位的可能性，然后又迫于内阁压力发表了修正声明，引起骚动。近卫公爵不同寻常地直率表示，天皇在未能回避与美国的战争以及未能尽早终结战争两方面，都负有重大的个人责任。翌年2月27 日，这一话题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据《读卖报知》报道，前首相东久迩宫向一位美联社记者透露，最高层正在认真讨论天皇的退位问题。如果裕仁自己选择退位，将会得到皇室全体的支持。数日后，东久迩宫直接告知日本新闻界，他个人曾经敦促侄婿裕仁考虑退位的三个“适当时机”。尽管第一个时机“当投降文件签署之时”已经错过，另外两个适当的时机还未到来。照东久迩宫看来，裕仁应当在宪法修正之时或是占领期结束、和平条约缔结之日考虑退位。新闻界甚至推测最有可能的是天皇之弟高松宫摄政，直至皇太子成人。
《读卖报知》耸人听闻的报道，倒是与宫内省枢密院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一致。会上，天皇31岁的幼弟三笠宫，间接敦促天皇为战败负责。三笠宫力劝，政府和皇室总体上必须超脱“旧式的思考”，“于今采取大胆的行动”。厚生省大臣（后来的首相）芦田均当时在场，他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每个人都在思考”三笠宫的话，而“天皇陛下忧虑的脸色从未如此苍白”。
尽管如此忧虑，天皇显然大约正是此时决定不退位。他对侍从次长木下道雄说，他怀疑任何人有资格接替他的位置。他的三个兄弟，髙松宫曾是公然的“参战派”，秩父宫体弱多病，三笠宫太年轻缺乏经验。 (三笠宫现年31岁，比裕仁1921年摄政时的年龄大11岁）。天皇告诉木下，他遗憾叔父不大注意面对新闻界的言辞。
政治和思想领域的著名人士们，开始发言支持天皇退位。新近任命的东京帝国大学校长，自由主义者、基督教教育家南原繁，在总体上对天皇制进行了善意的评价，但是主张裕仁应该因道义原因退位。辅佐近卫起草明治宪法修正案的保守的宪法学者佐佐木惣一，也以道义的理由赞成天皇退位。严格的保守派哲学家田辺元，对佛教概念“忏悔”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希望天皇引退而成为贫与无的象征。他还敦劝将皇室财产用于救济贫困的人。
对裕仁退位最轰动的公开呼吁，是著名诗人三好达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6月号的《新潮》杂志。三好达治解释说，他并非是认同东京战犯审判的支持者们对战争责任的看法，即天皇对侵略和暴行负有直接的、政策决定上的责任，但是也不接受天皇支持者们所推出的热爱和平而又无助的仁慈君主的形象。他强调说，问题在于，“这并不仅是战败的责任问题”。三好以不同寻常的强硬口气，谴责天皇“对自身职责甚为怠慢”，并且“负有对战场上为他捐躯的忠良将士背信的责任”。
三好宣称，天皇曾是大元帅，却未能制止军阀者流的横行。天皇以家长的口吻呼臣民为“赤子”，却驱策明知道将会失去控制的陆海军士兵赴死。作为国家元首，他现在应当由自己承担起这场灾难的责任，树立道德的典范。天皇在战时的统率，无论在大势判断、临机应对、起用人才、体察民情，还是把握时机终止战争方面，都是无能的。既然天皇已经宣布自己不是“现人神”，那么他现在就应当按理像个凡人那样退位。
假使占领军当局选择敦促裕仁退位的话，显然不会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存在。天皇近侧的人士也承认这一点。而且可悲的是，公众将如同接受战败本身那样，轻易接受天皇的退位宣言。保守派则会将天皇的退位正当化，并且借此对天皇制的道义的高洁再次加以确认。天皇制民主仍然会在新君主的统治下发扬光大，而裕仁悲惨的昭和时代（如此反讽的命名，“昭和”两字原本意味着“光辉与和平”）将会落幕，“战争责任”问题则会显得一片光明。
当然，麦克阿瑟及其助手对局势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对日本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1月26日，原海军大将、总理大臣、天皇的心腹米内光政，恳请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发表见解，最高司令官回复说，此举并无必要。一个月后，宫中与最高司令部之间的日本联络官报告说，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局长戴克（Dyke)准将建议，为转移公众注意, 天皇可以离幵东京，将宫廷移到京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里一直是皇家的传统地盘。翌日，三位与民间情报教育局有关系的日本人，给侍从次长木下道雄带来了一份值得注意的、长长的备忘录，总结了戴克准将有关“皇室的问题”的见解。文件开篇就坦率主张，维护天皇对于建设民主的日本是绝对必要的。
1946年3月初，侍从次长被告知，菲勒斯将军担心天皇周围的“可笑之人”，给予天皇坏的建议。这大概不仅是指皇室的异端人物东久迩宫和三笠宫，还包括给天皇安排关于宇多天皇退位与英国国王退位讲义的宫廷顾问们。在麦克阿瑟有关天皇的阴谋中，经常作为重要的解围人物出现的菲勒斯，曾经露骨地告知日本方面，他们可以保留天皇制并且应当让裕仁在位。当时菲勒斯告诉前任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天皇是占领军当局“最好的协力者”，“只要占领继续，天皇制就应当存续”。菲勒斯则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强调天皇对于阻止苏联领导的“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化”的重要性，并且告诉米内大将，“非美国的思想”正甚嚣尘上，甚至在美国上层，要求逮捕裕仁接受战犯审判的呼声依然具有影响力。
依照日本方面的会谈记录，菲勒斯此后敦促米内，对迫近的战犯审判中被告们的证词进行敲定，以确保天皇无虞。据记录，菲勒斯说了以下的话：“如果日本方面可以向我们证明天皇完全无辜，则最合适不过。我想即将到来的审判，为此提供了最佳时机。尤其是要使东条英机在审 324判时承担一切责任。换句话说，我想让你们使东条说下面的话：‘在开
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我已经下决心力争开仗，即使陛下反对向美国宣战。’”以东条为首的“甲级”战犯被告，被切实要求誓死捍卫他们的天皇，当然并非在战场上，而是在法庭上。米内欣然答应前去通报信息。12
3月20日，菲勒斯邀请寺崎英成、寺崎的妻子（菲勒斯的堂姊妹）格温（Gwen)和他们的小女儿晚宴。饭后，身为天皇近侍的寺崎，直率地询问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的想法。菲勒斯先是指出自己不能为麦克阿瑟代言，然后强调说，麦克阿瑟是天皇“真正的朋友”。他告诉寺崎，麦克阿瑟将军近来已经知会华盛顿方面，假使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陷于混乱，届时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占领军的规模。即使天皇对战争负有“技术上的”责任，他仍然抱持这样的观点。至于说到退位，可能还会围绕继位的各种问题引发混乱。因此，菲勒斯相信麦克阿瑟不希望裕仁退位。寺崎询问，最高司令官是否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制止新闻界“不谨慎的所谓天皇退位论”，从而使日本国民感受到“乌云”散去，重见“天日”。菲勒斯回应说，这将甚为困难。13
菲勒斯向天皇的近侍透露的，是麦克阿瑟发给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的机密电报的要旨。在这封回应华盛顿要求调查天皇战争责任的电报中，麦克阿瑟全力以赴地为天皇辩护。1月25日，最高司令官致电艾森豪威尔，“调查已经实施”，未发现过去10年间裕仁与日本的政治决策相关联的证据。麦克阿瑟将天皇描述为“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并且警告说，如果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遭受“极大的动乱”、“分裂”，“数百年都难以完结的……民族间的仇杀”。政府机构将会崩溃，“开明的实践将会停止”，游击战将会打响，引进现代民主的所有希望将会破灭。而一旦占领军离去，“将会由被损害的大众中产生某种共产主义路线的强力统治”。
这可不是令人欣慰的前景，而且想要在此混乱中维持秩序的话，麦克阿瑟宣称，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他需要引入数十万名行政官员，此外还至少需要一百万人的军队。如果说这份热切的电报是对10月2日菲勒斯呈交最高司令官的备忘录的重述，那么这种世界末日论式的描述口气，则是他人无法效仿的。尽管直到4个多月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公开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但是麦克阿瑟的电报，事实上标志着日本国内认真考虑这一问题的终结。
在战犯审判正式开始之前，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局（IPS)和日本官僚们在幕后操作，不仅防止裕仁被起诉，而且歪曲被告们的证词，以确保没有人会牵涉到天皇。原海军大将和首相米内光政，遵照菲勒斯的建议，显然警告过东条英机不要以任何方式归罪于天皇。然而，这种决定审判性质的日美协作还远不止此。日本宫廷和政府的高官与最髙司令部协作完成战争嫌犯名单，最终以“甲级”战犯嫌疑逮捕百名著名人士（其中仅有28人被起诉），并且在公判期间监禁于巢鸭拘留所，让他们独立宣誓保护其君主不负任何战争的责任。1947年12月31日，这种紧密维持的日美协同作业，为东条英机的法庭证言所证实。东条暂时偏离了天皇无辜的既定协议路线，提到了天皇的最终决定权。美国主导的“检察当局”立即做出安排，秘密指导东条，让其撤回证言。
与这种积极干预相应的，则是最为简单的战术：不作为。尽管收到了指令，无论最高统帅部还是国际检察局，都未开展有关天皇推动侵略战争的调查，也未针对天皇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作用，对文件证据进行细密的文本分析。没有人认真拷问天皇辩护者所宣称的，天皇的行为受到他作为“立宪君主”的自觉的严格限制。实际上，明治宪法规定了天皇在军事上的“统帅权”，多数的日本侵略行为，都是在阁议之外，仅由军部和最高司令官（天皇）参与的会议所决定。尽管最高统帅部的大门始终为天皇的辩护者们敞开，但是却禁止对原日本政府的高官进行涉及天皇的严肃审问。当宫中最坚持真相的近卫公爵批判天皇的战争责任时，美国方面反应恐惧。一位英国官员报告说，“一位美国将军会晤近卫数次，对我描绘他就像是只耗子，准备出卖任何人以保全自身，甚至不惜将他的主子天皇称为‘主要的战争罪犯’”。事实上，由于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全力支持，检察当局发挥了天皇的辩护人的职能。
这些将天皇剥离于任何战争责任的努力，超出了天皇自身的期望，导致失去了利用他澄清历史记录的机会。当甲级战犯审判的正式开端日益临近，天皇显然以为，他将最终被要求亲自说明战时的政策决定过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3月18日至4月8日期间，他花费8个小时向近侍口述“独白”，讲述在他的统治下主要政策的决定。这些回忆决不是承认他个人的战争责任。相反，他趁机将灾难性决策的责任推到了他的臣下身上。与此同时，这份空前的独白，提供了天皇对最高层人物之性情、决策程序和具体决策的详尽信息。
当时，除天皇之外的每位日本髙层领导人，都遭到了国际检察局的审讯。看起来，胜利者自然也想探知天皇独一无二的内部情报，而“独白”事实上是天皇为预期的询问准备的彩排。当独白透露之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已然通告他的各国任职人员，天皇是禁区，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那就“立马回国”。麦克阿瑟的反间谍头目菲勒斯和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将军，看来只是将宫中提供的有关天皇告白的资料掩藏了事。
成功赦免天皇战争责任的行动毫无限度。裕仁不仅以无辜的面目出现，摆脱了任何可作为战犯起诉的正式行为，他还被打造成了近乎圣洁的人物，甚至对战争不负有道义责任。对于玩世不恭的现实政治家们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任务。埃里奥特·索普（Elliott Thorpe)准将，一位负责天皇人身安全及编制最初的战争嫌犯名单的情报专家，困惑地回顾起自己过往的行动。他回忆说，自己全力支持保留裕仁天皇在位，
“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只剩下混乱了。宗教没了，政府没了，他是唯一的统治象征。现在，我知道他曾经有所染指，他并不是无辜的小孩子。但是他对我们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因为这样的理由我才建议老头子 (麦克阿瑟）留下他”。对于思虑更深的内部人士来说，这样的实用主义就更令人苦恼。例如，在1946年初写给杜鲁门总统的长篇报告中，美国国务院驻东京代表乔治·艾切森（George Atcheson)直率地陈述他的主张：“天皇是个战争罪犯”，而且“如果日本想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废除天皇制”。尽管如此，艾切森也相信，在当前的局势下，维持天皇制、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才能避免社会的混乱和最好地发挥民主。他大胆进言，天皇退位可能是将来的善策，但是最好推迟到宪法修正实现之日。
此后不久，艾切森就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殒命，没能见证后来的天皇退位风波。尽管1946年9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天皇现时无意退位，但是他退位的可能性在此后两度重现。1948年，当东京审判临近判决之时，天皇的道义责任问题被旧事重提。早在宣判之前就已经明了，裕仁的忠良臣仆们显然将被处死或监禁。天皇将会作何反应？在一本大众杂志发表的讨论中，日本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长官三渊忠彦与宪法学者佐佐木惣一、自由主义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坦率交换了意见。三渊和佐佐木一致认为，天皇应当在败战后就承担起战争责任。在大阪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1/4以上的被调查者赞成裕仁立即或在适当时机退位。据其他推测，假使举行投票，大约将有50%的民众支持天皇退位，如果天皇 328自己表示出退位意愿的话，这一数字将会髙出许多。事实上这些事情正在政府高层进行讨论，谣传裕仁本人也甚为矛盾心情所苦。
美国人照常要压制天皇退位的主张。1948年7月，尽管菲勒斯已经退休，并且于一年多之前就离开了日本，他还是火速给寺崎写了一封私人信函，表达他对“美国新闻频繁言及陛下退位”的警戒。他断言，天皇退位“将会是所有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尤其是俄国人，他们认为号称只要天皇在位就能实现日本民主化的主张是天真幼稚的”。天皇退位“将会是对麦克阿瑟占领当局的沉重打击，因为元帅的占领政策，最大限度地成功利用了天皇个人的威信和领导力”。更有甚者，裕仁的退位，还会揭露精心培育起来的天皇无罪的整个奥秘：他的退位，尤其是与战犯宣判的时机重合的话，在世人眼中，将会视陛下如同军阀。这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它将会使这个国家 (美国）刚刚开始抱持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的印象的公众舆论发生逆转。退位，会将陛下在历史上的地位固定为同情战争罪犯的立场，放弃王位，则成了他同情他们的姿态……
今天日本正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它需要，实际上是必须，只有陛下能够给予的安定的力量。天皇是必将出现的新生日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必须帮助日本重归世界大家庭。
日本的保皇派也不可能超过这份对“陛下”的敬意，但是菲勒斯对此问题的热情在美国人中间并不罕见。10月末，前首相芦田均告知艾切森的继任者——美国国务院驻东京代表威廉·西博尔德（WiHiam Se-bald),天皇确实在考虑退位。西博尔德立即使麦克阿瑟关注此事，并在一封“个人的极其机密的”信中，向华盛顿的上级转达了令人吃惊的信息：麦克阿瑟担忧，在日益迫近的军事法庭判决的压力之下，裕仁可能不仅考虑退位，甚至会自杀。他和麦克阿瑟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退位“将会直接有利于日本的共产主义并导致动乱”，而且麦克阿瑟声明，一旦他见到天皇，“他将会告诉天皇任何退位的想法不仅荒唐可笑，还会导致对日本国民的严重伤害。”西博尔德急速向寺崎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声明他相信这是“华盛顿的立场”，也是最高司令官的见解。
认为裕仁可能在东京审判判决之时自杀的想法，是由于对裕仁天皇的性格不甚知之。（西博尔德同意裕仁有自杀的可能性，“尤其是因为天皇既是东方人又是日本人”。）不管怎样，11月12日在一封极端机密的私人信函中，天皇让麦克阿瑟安心。他告诉最高司令官，他已经重新决定，打算与国民一道，为日本的国家重建与推进世界和平而努力。
当占领期于漫长的三年半之后结束时，天皇面临他的心腹老友木户幸一曾经告诉他要一直准备着的时刻木户在1945年12月离别天皇人狱之时强调说，皇室的荣誉，要求裕仁负起败战的责任，但是只有当占领军撤退、和平条约缔结、日本恢复主权之日，才是履行责任的适当时机。1951年10月，仍在服刑期间的木户幸一，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曾经给天皇写信，重申以上观点。他忠告说，退位是“服从真实”的行为。它将安慰包括被处刑的战犯家人在内的战争遗属，并且“对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团结做出重大的贡献”。木户写道，如果天皇未能把握此次时机，“最终结果将是唯独皇室不承担责任，这将导致莫名的情绪滋生，可能会种下永久的祸根”。
木户幸一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见解，与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天皇应当“为战败”承担责任。他应当清算历史，并向以他之名发动的战争中受苦、死去或失掉亲人的臣民谢罪。以此方式，他将会清除在日本历史上最恐的时期中沾染在天皇宝座上的血迹。
然而时运往复，这次并没有麦克阿瑟这样的铁杆儿人物撑腰。11 月，消息传回木户那里，天皇正认真考虑退位，并且再次受到周围人士的鼓励。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迎接盼望已久的主权回归的致辞中，天皇表明了他继续在位的意向，丝毫也没有提到他个人的战争责任，尽管在原先的文本中包含了“朕为败战的责任向国民深为致歉”的表示。
为何谢罪的言辞最终被删除？因为，据说天皇被一位顾问的巧妙设问所说服：“现在陛下还何须以如此强烈的语气谢罪呢? ”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当有关天皇退位的阴谋逐渐显露，保守派精英与最高司令部协同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借用一句现成的话，就是将天皇由“现人神”转变为“现人”。天皇被认为应当巡游全国，真正纡尊降贵到他的臣民中间，与贫穷、饥饿、悲惨不幸的人打成一片。这种巡游，日语称为“巡幸”，不可避免地带有天子巡行或是“威严的天皇的访问”的色彩。它们还标志着所谓“与大众沟通的天皇制”的开始，从此，天皇由君王转变成了名人。
天皇花费不菲的地方巡幸贯穿整个占领时期，最终裕仁涉足了除冲绳之外的所有都道府县。这位先前仅作为“现人神”供千百万人瞻仰的君主，跨着有名的白马、身上挂满勋章的大元帅，现在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拼命地试图跟从未打过交道的各色人等交谈，穿着新式服装（身着西装打着领结、头戴呢帽）曳脚而行。到1954年8月巡幸结束时，天皇一行共费时165日，行程33000公里。这些巡幸背后是精明的筹划。因为事情不可能如此凑巧：天皇莅临广岛的时间，恰好是珍珠港袭击的6周年。这大概是玩了一个双重象征的小把戏，以某一行为抵消另一行为的影响。后来他还访问过长崎，出现在因核辐射而奄奄一息的畅销书作家永井隆的床前。
对刻板、拘谨的裕仁而言，巡幸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重大任务。以计划之中以及意料之外的方式，它们对确立新的天皇形象贡献巨大。有关“君臣一致”的炫耀说辞，从未看起来如此可信。在那些贫乏的岁月里，天皇将富贵繁华抛诸身后，穿着打扮就像是一名会计师或者小镇的校长，尽力与民众对话。当然，这是巡幸的目的：钉入楔子，使天皇与国民融合在一起，并使大众对天皇的崇拜世俗化。同时，裕仁天皇对巡幸任务的淡定和任劳任怨，也使他意想不到地成了国民痛苦和牺牲的亲切象征。他们时常对他充满了同情。
尽管巡幸确切由谁发起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后来宫内省的高官人江相政指出，战败后不久，裕仁个人考虑要到臣民中去。那年的12月8 日，一些普通民众自发地帮助清理皇宫的地面，后来竟然发现天皇跟他们有了些许交谈。元月1日，在关于天皇元日诏书的新闻报道中，《朝日新闻》形容天皇为“温柔的绅士”，并且提出天皇有必要与公众进行更为有效的交流。两天后，《朝日》又发表了关于英国王室与公众有效互动的报道。
裕仁自从1921年以皇太子的身份访问英国以来，就对英国王室的风格印象深刻。1945年底，他的顾问给他提供了一本英文插图版的有关英国王室的书。其中有国王与民众在一起，甚至下到矿井参观矿工工作的照片。这本书是由学习院院长山梨胜之进介绍给宫内省的，山梨胜之进还是雷金纳德·布莱斯（Reginald Blyth)进人宫廷圈的介绍人。不知这本书是否来自那位热心信奉禅的英国人布莱斯，但是他很快就成为让天皇证明其人间性的行动中的主要中介人物。
这位远离祖国的英国人写了一份备忘录，在1月13日翻译并呈交天皇。他陈述现在时机已成熟，是天皇向麦克阿瑟积极建议，提出自己未来行动方案的时候了。布莱斯强调：“天皇必须在精神上统帅国民，而不是仅仅在政治上统治他们。他必须表现出对国民的真正关注，不仅是颁布诏敕，还要亲自与国民接触，告诉他们自己的见解，激励他们的自豪感，鼓舞他们的爱国心。”具体而言，天皇应当巡幸全国，访问煤矿（插图本的魅力！）和乡村，倾听民众，与民众交谈，向他们询问。
（图：从1926年登上皇位到战争结束的二十年间，裕仁天皇担任了日益显著的公共角色：脱缰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大元帅和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核心。他最难忘的公开露面，是骑着他那匹骏马"白雪”检阅帝国军队。）
他应当吐露心情，释放出人性的声音，并且要求品尝他们的食物……他应当告诉日本人，他们仍然具有伟大民族的潜力，并将为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尤其是就文学、宗教和生活方式而言。
日本有句谚语：“你可以看藩主，看将军则会瞎眼，而天子根本看不见。”对于拘泥古板的宫内官员来说，让君主屈尊真正与庶民融合的想法是不雅的，更别提天皇还有可能遭到共产主义者刺杀的恐怖想法。但是天皇积极接受布莱斯的提议，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在背后给予巡幸以热心的支持。
明治时代再次提供了先例。1872年到1885年间，明治天皇在全国各地先后6次出巡，动员民众支持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的建设。明治与裕仁两位君主的公开出行，有一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国内动荡混乱、激进思想高涨而天皇制岌岌可危的情形下进行的。
（图：裕仁天皇的巡幸始于1946年，足迹最终遍布除冲绳之外的所有都道府县，使他与臣民有了空前的接触。他谦逊的平民服饰和对民众举帽致意的习惯（这样的手势在战败之前完全不可想象）成了天皇作为往昔的“现人神”宣告人性的新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裕仁从祖父的出巡先例中看出了什么，这样的全国巡幸在他自己的治内都是从无先例的，更不用说这与裕仁内向的性格以及他刚强超然的教养不符。
裕仁天皇完全没有准备好与普通人交际，结果反而成了极大的公关优势。他尝试交谈时如此结结巴巴而且不安，激起了公众对这个与世隔绝而又脆弱的灵魂的同情。近乎窘迫的笨拙，也强化了他无与伦比的纯洁无罪的形象。天皇尽管明显地不适应却仍然想要甚至渴望巡幸的心意，更加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献身于臣民的君主。他的不擅交际，使他显得如此人性化，同时又超凡脱俗，真正是“精神的”存在。
天皇的不安还引起了民众的罪恶感。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一直受到教化，要为推进国家理想的每个失败向天皇谢罪。天皇的巡幸以奇妙的方式，使自我批判与谢罪的大众心理复苏并且重新聚焦。显然，天皇巡幸是为民众着想。同样明显的是，这对天皇来说并非易事。一种情绪油然而生：人们应当像过去那样，因导致了陛下的困窘和不便而谢罪。
（图：对于急速变化的皇室状况感到困惑，这位站在天皇身边的老年妇女, 正在打量天皇新的人间姿态。）
（图：罕见的天皇巡幸照片，占领军武装士兵担任天皇的侍卫。）
这是对天皇崇拜的变形，尽管究竞是否与“民主”相关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如一句陈腐的比喻，通过从“云端”降下，踏上他的臣民所立身的这同一片烧焦的土地，天皇也将曾经骄傲的国家之衰落的困境个人化了。他几乎是有些奋不顾身地，尽力去拨响民族主义悲哀而屈辱的心弦，至少是触发国民的悔恨之情。正如他在压倒优势的白人占领军中，保持一个日本人的权力的鲜明形象。
带有偏见的西方记者却很少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更着迷于先前超凡人圣的天子与现在的普通人之间的对照。正如美联社的罗素·布莱恩斯（Russell Brines)所描述，天皇的臣民们突然发现“他个头矮，瘦弱，削肩膀，协调性很差，好像经常要跌倒的样子。他下巴很小。他说话的调门很高，谈话内容毫无意义。他的脸上有很多痣，日本人认为这是幸运之印。除了短硬的口髭之外，他的胡须散乱，时常需要剃除。厚厚的角质眼镜保护着他虚弱的视力。他的衣服凌乱不整，鞋子已经磨损。他实在需要一名机灵的男仆”。布赖恩斯注意到，天皇向欢呼的人群致意，时常举起他的软呢帽，不断点头，“仿佛唯恐再次面对沉默”。
天皇的笨拙尴尬，显然从他最初的巡幸开始就是如此。1946年2月 19日，他访问了横滨的工场和黑市。他说，黑市“有趣”。翌日，他访问了遣返者援护局，询问了官员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当军人和平民遣返者回到日本，他们有何感受?”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做才能使台湾和朝鲜的旧殖民地臣民“带着真正的感谢”回到家乡。这些“对话”由 NHK公共电台录音，于2月22日播出。节目录下了天皇独特的口头语，对任何回答他的回应都是：态?(啊，是那样吗?）。正如NHK 的新闻解说员所言，天皇的动作和语言如此僵硬，就好像刚从箱子里出来一样。天皇吸引了大批群众。他们茫然地望着他，在个别场合还会流泪。
他们将充满感情的信和诗歌寄给报纸。他们为“冲破乌云重见天日”喜出望外。他们将天皇的浴汤装进瓶子保存，捡拾他走过的地面上的鹅卵石。甚至号称共产主义者的人，也发觉自己挥舞着当时已经被禁止的日之丸旗。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据说天皇与庶民在一起的不适应得到了缓解，他的言辞也变得更为流畅，但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巡幸开始近两年后，他到广岛的发言竟然是“这里看起来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
簇拥包围天皇的人群不仅仅是日本人，外国记者和美国军人也醒目地点缀其间。这种情景在天皇初次访问横滨时就出现了。当时美国大兵包围了天皇的汽车，爬上车盖，争着跟他握手。“靠近天皇”显现出对美国人也像对日本人一样具有传染性。如果说日本人和美国人潜在的感情有所不同，他们确实如此，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共同的特性：面对君主的敬畏与面对名人的陶醉更加令人震惊的是，美国人在巡幸仪式中扮演的正式的、几乎是封建的角色。无论天皇走到哪里，他都有美国兵的保护，包括做先导的美国宪兵队，就像是天皇的仪仗兵。这种保护是应日本政府的要求，担心激进的左翼或右翼会对天皇发动袭击，其实那些袭击从来也不曾实施。然而最高统帅部应邀提供的，远远超出了对天皇身体安全的护卫。美国以最具体可见的形式，证明了对天皇制和裕仁个人的支持。所有这一切，是从退位议论甚嚣尘上以及天皇理论上依然可以被起诉战争罪行时就开始的。一位三年级小学生写的作文，捕捉到了天皇巡幸中的这一特殊的方面。这位小学生写道，欢迎的人群挤在道路两旁，首先出现的是一辆吉普，接着是肩扛来复枪的美国宪兵……然后才是天皇。有时群众陷人混乱，天皇的美国护卫兵就将吉普车开到混乱的人群中，或是朝天放空枪以清理道路。
在所有的惊奇和兴奋之中，天皇的巡幸还引发了某些健康的不敬行为。天皇的“啊，是那样吗”，成了无所不在的口头禅，而巡幸本身也成了著名的“救世的三口々”之一。这个笑话是源于“々”这个日语发音，在当时极有影响的三个新闻事件中同时出现：一是“玺光尊”的狂喜的新宗教；二是最初由国会议员世耕弘暴露出来的军需物资隐匿丑闻；三是天皇巡幸本身。1946年10月，天皇的名古屋之行，竟然添加了滑稽的随行者。当时在天皇车队的末尾，出现了一辆不明身份的车辆。它的乘客不是别人，正是当地自称真正的皇统继承人的“熊沢天皇”。狂欢的因素总是潜伏在庄严的表象之下。
在巡幸过程中，天皇成了闻名遐迩的“扫帚”，而且在左翼漫画中被描绘成了鬃刷头――因为天皇预期的所到之处，皆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当天皇认为自己正在视察民生疾苦之时，他其实只是被带到了整洁漂亮的地方参观。在天皇预定经过之地，房屋重建、道路重修。河流被疏浚清理。天皇的留宿之处一尘不染。通道上铺设了席子，在预定视察的稻田旁搭起了看台。最高司令部的一份报告说，在天皇仪仗经过的道路沿途，“拱廊梁柱上常常装饰着花枝”。为确保不使天皇看到真实情况不惜花费巨资，有时甚至到了使地方财政破产的程度。
当巡幸逐渐成为常态之时，地方上的政治家为提高威望，开始恳请天皇前往巡幸。在巡幸行列的队尾，有时多达上百名宫内省官员会追随这位新的民主的象征同行。随员中的腐败分子，会利用巡幸地方之机，索取黑市大米或者其他的“礼物”供己私用。（即使贵族阶级也感受到了粮食的短缺。)部分是由于这样的放纵和腐败行为，天皇巡幸于1948 年初一度暂停。到此时，天皇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与战争年代的“现人神”不同的人物，尽管他仍然具有某些非凡的特质。英文的《日本时报》(Nippon Times)发表了《天皇裕仁——他统合了日本》（“Emperor Hirohito—He Holds Japan Together") 一文，传达出这样的讯息。文章为如下事实拍手喝彩：“十分幸运，现在天皇自身的人性化的努力，没有被任何困难所妨碍在列举了人间天皇的众多才能之后，报纸指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用脚趾头给自己扇扇子。裕仁天皇不仅展示了这样的绝技，而且能够在游泳的时候这样做。他还能在雨中单手打着伞游戏。
天皇的巡幸在1949年春再度开始。即便在当时，情形也不尽由皇家的威严所支配。宫中的侍医小岛宪陪同天皇巡幸四国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点。在宇和岛市，天皇的随行人员住宿在为天皇此行修葺一新的旅馆中，由于天皇偶感风寒，决定不进行沐浴。在此情况下，按照惯例随行人员可以使用为天皇备好的浴汤。于是小岛宪和另一位医师同僚泡进了浴盆。正当他们泡澡的时候，水突然排干了，剩下他们两人在空澡盆里瑟瑟发抖。这是桩古怪的意外事件，实情是旅馆企图把泡天皇浴盆的机会卖给当地的显贵们，来收回修缮费用。因为当地的显要们如市长、议长之流，都希望在天皇泡过澡的热汤中沐浴一番。当天皇因故未能洗浴时，焦急地等候在外面的地方政要们甚为愤怒，于是他们拔掉了浴盆的塞子。小岛宪冻感冒了，并且发了好几天的烧。
1951年11月，天皇巡幸京都就没那么有趣了。当时占领期临近终结，对冷战状态下日本的再军备以及与美国结盟的问题正展开激烈辩论。京都大学激进的学生们，准备了一封尖锐质询的公开信呈交天皇，并在天皇面前不唱国歌而唱起了《和平之歌》。这是对天皇巡幸的首次公开的抗议行动。学校拒绝将学生们的请愿信递交给天皇，并以行动缺乏节制为由，对8位学生实施了无限期停学的处分。对于任何回想到一、二十年前压制“危险思想”的人来说，新的天皇制民主，看来的确植根于过去的历史之中。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1983年，一本名为《砕かれた神》（《破碎之神》）的书出版，这是一本对天皇突然从神变身为凡人、从圣战的至高象征转而成为“民主”的暧昧象征，进行独特而辛辣的批判的书。这是一本从1945年9月到 1946年4月的日记，著者渡边清，当时是一位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复员兵。在战败那年的11月，渡边刚满20岁，但是他并没有开心地庆祝自己的生日，他是一个由于被天皇出卖的愤怒而毁掉的人。
渡边15岁时加入海军。1942年，战争局势开始对日本不利，他参与了导致日本大败北的马里亚纳海战。渡边从正在沉没的战舰武藏号上奇迹般地生还，而他的战友们大多已葬身海底。他属于最早一批解散的日本军人，大约在天皇玉音放送的两周后，回到了故乡神奈川县的乡村。与别的复员兵不同，他两手空空地回到家，没有带回什么抢掠的军用物资作为战利品。他因此备受母亲的责备，拿他跟邻居家更务实的退伍兵们相比。
作为一名年轻的战士，渡边热切地、无条件地崇拜天皇，正如麦克阿瑟的心理战专家们在行动分析表中对一切“天皇崇拜者”的描述一样。他坚信天皇说过的关于“圣战”的每一个字，并且期望战死疆场。当战败之时，在他服役的战舰上以及后来家乡的村里都有谣言说，天皇将被处死。渡边想当然地以为天皇会自杀。在他看来，这是为战败负责并免受敌人之辱的当然的做法。当此事并未发生时，渡边猜想天皇可能是在等待时机，以免加剧战败的混乱。或许天皇打算等他的陆海军士兵们大都复员之后再退位。天皇不以某种方式对那些因为服从他的命令而战死沙场的人负责，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渡边的日记始于9月2日，东京湾举行投降仪式的当天。渡边看到甚至连日本舰艇上都飘扬着敌人的旗帜，不禁心痛欲裂。他写道，没有什么比这更屈辱的了。回家已经4天的他几乎不愿动弹。他甚至不跟家里人一起吃饭。当盟军部队涌入东京，他感到那些泥泞的军靴，就践踏在他的心上。东条英机的自杀未遂令他感到厌恶，而天皇初次访问麦克阿瑟，更给予了他难以承受的打击。看到那张著名的照片上，两位领导人像朋友一样并肩站立，他只想呕吐。打击他的还有最终的事实：“和天皇一道，我们真的战败了。”他的绝望超乎寻常，因为他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天皇没有羞耻感。渡边写道：“天皇自己丢掉了神圣和权威，在敌人面前像狗一样点头哈腰。”因而，对他来说，“天皇陛下今日已死”。
其后数月间，渡边成了个鬼迷心窍的人：被出卖的感觉折磨着他，他为自己的愤怒而恐惧。他发现自己无法再相信任何事、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如果天皇真的不想打仗，那他为什么签署宣战诏书？为什么他试图将珍珠港事件的责任转嫁给东条英机？为什么他不直说是他命令这样做的？新闻媒体也使他震惊。报纸昨天还在鼓吹?“圣战”的口号，现在却谈论什么军国主义者、官僚和财阀的共谋。渡边赞同地写道，有人说新闻当中只有讣告是真的。
突然之间，媒体赞扬美式民主与“昨日之敌变今日之友”蔚然成风，使渡边感到备受捉弄。假使友谊真的如此重要，为什么起先他们还要开战？为什么他还得冒死去打仗？面对政府宣传的“一亿总忏悔”(当时是10月初），人们该做如何感想？因为每个日本人都对战败进行忏悔没有意义。另一方面，那些对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包括天皇，向国民忏悔才会有意义。
一位女性的熟人告诉他，他完全错了。天皇曾经是个傀儡，不应该为以他之名所做的一切负责。与麦克阿瑟的合影，不过是“表演”。然而，渡边像许多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年轻士兵一样，从未怀疑过天皇是神、是可以完全仰赖的至髙德行的化身，对他而言，这样的真相太难接受。到了 10月中旬，渡边如此怒火中烧，以至于开始幻想烧掉皇宫，将天皇倒吊在皇宫护城河边的松树上，用橡木棍殴打他（就像帝国海军中惩罚水兵那样）。他甚至想象将天皇拖到大洋之底，让他看看自己命令开战的结果：那数千具葬身海底的尸骸。他看到自己抓着天皇的头发，将天皇的脑袋往海底的岩床上撞击。他觉得自己就要疯了。
10月下旬，渡边考虑应当对天皇制进行公民投票表决。他承认，大多数日本人会支持天皇。渡边全然反对逮捕天皇，因为那只是由胜利者进行的复仇审判。在渡边的村子里，人们已经开始将麦克阿瑟当作新天皇或是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新的君王来谈论。他们的善变使渡边厌恶。他的日本同胞们只管眼下谁最有权力就向谁靠拢。人们不断地唠叨“时代变了”，但是渡边不想跟这样浅薄的实用主义沾边。
11月7日，渡边记录下了他对人人迷恋的、甜腻的“苹果之歌 ”的嫌恶。数日之后，他发现天皇穿上了看起来像是铁道员工的新制服。他想，这预示着皇室确信，天皇不会再被逮捕或是退位。但是天皇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渡边揣测道。月中，他听到一位村官宣讲“圣战”实际上是如何变成侵略战争的，不由得回想起这位先生从前支持战争的演说。
当最高司令部开始逮捕主要战犯时，渡边记录下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日本人应当自己进行这样的审判。11月下旬，他听闻天皇去了靖国神社，参拜以天皇之名发动的战争中死亡的将士。他猜想那些死者的灵魂会如何出迎天皇，然后他下结论说，不可能有这样的灵魂存在。因为如果有的话，他们早就将天皇诅咒至死了。几天后，渡边听说新的天皇像将分发到各个学校。这让他忆起武藏号沉没的那天，他眼看一位军官将沉重的、神圣的天皇像紧紧抱在怀中，跃人了大海。圣像的重量肯定使他葬身海底。
当渡边看到一位共产党人张贴海报，号召推翻天皇制的时候，他不禁嘲笑语言的变幻莫测。战争中，通常将对天皇的忠诚之心称为“赤心”。现在，他发现自己同意张贴海报者的意见，他意识到自己开始拥有一颗完全不同性质的“赤心”。12月初，他决定一切由自我判断，再也不毫无批判地接受他人所言。
12月15日，废除神道为国教的指令发布当天，渡边被5个歹徒痛打了一顿，他们轻蔑地叫他“老退伍兵”。负伤在床，他幻想自己又回到了武藏号战舰上，以46厘米口径的炮弹对着全日本狂轰滥炸。他记下了这样的诅咒：
什么是天皇？
什么是日本？
什么是爱国心？
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文化国家”？
所有这些，所有这一切都去吃屎。
我呸！
12月21日，一位从横须贺来的熟人看望了渡边，并质问他自己如此盲目相信天皇的责任o那人留给渡边两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河上肇写的《近世经济思想史》与其经典著作《贫乏物语》。他还给了渡边三包鸿运（Lucky Strike)香烟。渡边将美国烟卷扔进了河里，但是这两本书却带他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1945年的最后一天，渡边在日记中写道：最髙统帅发布了日本民主进程报告书，宣称神道国教废止令摧毁了支持天皇制的最后的邪恶之根，从而一个个地清除了封建要素。渡边评论说，只要天皇还在，这就是个谎言。最高统帅的声明，使他联想起战时日本大本营发布的宣言。元月1日，天皇发表“人间宣言 ”之日，渡边读完了河上肇的经济思想史。他发现写马克思的那一章尤其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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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渡边读到他原以为是退位声明的天皇元日诏书时，他再次变得怒不可遏。他感到头晕目眩，“冷血”从脚下直往上冲。他感到像是要“吐出”他的愤怒。他尤其感到激愤的是，天皇否认他自己曾是“现御神”。裕仁就像是在跟国民做游戏，仿佛这只不过是“狐与狸的变身比赛”（译者注：狐与狸是日本民间故事中的狡猾者形象，善于变幻成人的形象来骗人）而已。
诏书对“诡激之风”与道德的衰退发出警告，也使渡边震怒不已。343 如果不是天皇，谁该为引发这样的状况负责呢？渡边评述说，封建领主会在城池陷落时承担责任。船长会在船只沉没时负起责任。他备受打击：无论是8月15日还是元月1日的诏书，都没有一行字提到“朕应当承担责任。朕谢罪”。当报上发表麦克阿瑟赞扬天皇在日本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时，渡边反驳说这是自相矛盾，就像没有甜味的糖一样。真正的民主化只能由人民创造。这就是为什么办被译为民主主义（这四个汉字的字面意义是，人民－主权－主义）。对一名只受过8年正式教育、不久前还热烈崇拜天皇的人来说，渡边在愤怒的驱使下，经历了漫漫征途。
“人间宣言”一经发表，渡边就开始深人思索自己盲信天皇的责任。他表达了对*共产党放弃“打倒天皇制”的失望。同时，他厌恶地听到一位邻居告诉他的父亲，日本应当成为美国的第49个州。他回忆，这个男人曾经东奔西跑，催促周围的人与“鬼畜米英”战斗。1月下旬战犯审判的正式通告使他困惑，尽管中国人和东南亚人审判日本人看起来是正当的，然而一旦牵扯到美国人，情势就不那么明确了。他同意袭击珍珠港是错误的，但他纳闷：投放原子弹的人，为何能够轻易地指责日本是“和平与人道之敌”。
1月下旬，渡边读完了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他非常赞赏这本书，但对其中的某个观点有异议。河上在书中提到，有商店向贫苦的佃农女儿们销售昂贵的化妆品，以此为例批判对穷人的剥削。但是对渡边这样的乡下孩子而言，贫穷的乡村女孩，完全可以有变得像其他年轻女孩一样漂亮的愿望。2月1日，他记录了听闻河上肇讣告所受到的冲击。这位老学者是一位真正的导师，他使渡边看清了自己曾经盲从的道路。渡边写道：“无知是最可怕的事情。”
2月初，渡边震惊于最高司令部所公布的皇家的巨额财产。他从未 344将天皇与金钱财货联系在一起。他感到这是对自己无知的另一揭示。渡边继续对自身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开始承认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事实。尽管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确信他的无知并不能抵消他的责任。经历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流血牺牲以及此后的战败，才使他认识到了这一点。现在渡边考虑的不仅是曾在他身边死亡的战友，还有他射杀美国人的那无数发炮弹。2月中旬，一位亲戚鼓励他重返校园，他对此进行了嘲讽。“学问、艺术和文化”，既然不能阻止这样一场侵略战争的发生，那么一切看起来都毫无意义。
2月22日，渡边读到或者听说了天皇与一位从塞班岛复员的士兵的谈话。“仗打得激烈吗?”天皇问。“是的，很激烈。”士兵答。“你干得很卖力。当时可真艰难，”天皇接着又说，“今后继续努力。好好做人，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渡边又一次陷人了失望之中。他想，或许天皇完全缺乏他人所具有的正常的责任感。他就不能至少说一句，“我很抱歉使得你如此艰难”？
使渡边迷惑的是，人们如此轻易就接受了天皇挥动帽子的巡幸，他将之部分归罪于媒体未能坚定地直面天皇的战争责任。流行的做法，是将战争责任归罪于军国主义者和大财阀，而将天皇视为他们的牺牲品--个“可怜的机器人”，或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渡边推测，既然新闻界自身曾经追随逢迎军部，那么或许这正是他们推卸自身责任的策略之一。他继续揣度天皇的行为对全体国民造成的“心理影响”。渡边担忧，如果全国都效法天皇，国民最终的指导准则就成了“连天皇都逃脱责任，无论我们做过什么，我们也没有必要承担罪责”。
3月8日，渡边记录了他对新发表的宪法修正草案的思考，对天皇有能力如此迅速地完成从“神”到“人”再到“象征”的转变大为惊奇。他苦涩地叫喊，一个沙丁鱼头也许是更好的象征。几天后，他与一些从中国战区回来的比他年长得多的退伍老兵有过交谈。他吃惊地听到其中一个在中国犯下的暴行，而且显然毫无悔恨之意。是否这个人的不负责任，正是天皇不负责任的反映？假使他曾被送到中国，是否他也会满不在乎地参与如此行径？
3月中，渡边在路上与一个美国大兵发生了争执，那个美国大兵挽着一个穿红衣、涂鲜艳口红的日本女人。由于不肯让路，渡边碰了女人的胳膊，于是美国兵踢了他，两人动了拳脚。人群聚拢来，4个日本警察终于将他们拉开。渡边被带到警察署受训诫。他以前从未距离敌人这么近。美国人的体味就像是野兽，他得出结论，“毛唐”（多毛的野蛮人）的称谓真是恰如其分。第二天，他仍然怒气冲冲，回忆起那些拒绝日本男人的菲律宾妇女，有些甚至开枪射击日本兵。她们令人难以忘怀。而那些时髦的英语词-thank you, hello, good-bye, okay, I loveyou-使他厌恶。
4月初，渡边以前的小学老师告诉他，尽管日本战败令人悲裒，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输掉战争也是好事。否则，日本人哪里能够梦想得到民主呢。先前正是这位老师鼓动他年轻的学生们踊跃参战，渡边怀疑老师是否想到了这些。几天后，渡边记录了一起事件：一位早已被认定死亡的士兵返回家乡，发现妻子和他的弟弟在一起，已经有了 7个月的身孕。眼泪和暴力继之而起，这个男人只好逃到亲戚家去了。
4月20日，渡边离开故乡的村子，前往东京工作。他听说现在谁都可以给天皇写信了，于是出发前就写了一封。渡边称呼天皇用的是普通人称“了十夕”（你），这在战败前是不可想象的。渡边写道，他曾经遵照天皇的命令浴血奋战，但是自从战败以来，他失去了对天皇的所有信赖和希望，因而他希望断绝他们之间的关系。他呈上了一张明细表，列出了服役期间他从帝国海军得到的所有军饷以及他能够记得的所有物品——明细表很长，逐条记录了食品、服装和其他的物品。据他计算，总价值为4281日元零5钱。在信中，他附上了一张4282日元的支票。
“这样，”信的结尾说，“我就什么也不欠你的了。”
注释:
17藤原彰《统帅权t天皇》，收入远山茂树编《近代天皇制研究二》（东京：岩波书店，1987), pp. 195 - 226；家永三郎《战争责任》（东京：岩波书店，1985)， PP. 37-47。这一问题的论争，可参见秦郁彦与小岛升关于“天皇‘独白录’的彻底研究”的谈话，1991年1月号《文艺春秋》，pp. 142-144。
18引自 Roger Buckley, “Britain and the Emperor： The Foreign Office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Japan, 1945 - 1946”，Modem Asian Studies 12.4 (1978) ： 565 - 566。最高统帅部与国际检察局开脱天皇的热情，竟然发展到了审查或是故意忽略可能触及天皇战争责任的材料。例如，法庭起诉的主要的原始材料之一，就是前掌玺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此日记是了解日方内情的宝典。当日记被译成英文供审判之用时，有些章节被认为可能对天皇构成伤害而删除了事。更为臭名昭著的是，对木户的多次秘密审讯，获得了累计达800余页的英文审讯记录，最终却未被检方提交。原因是唯恐这位小心谨慎的天皇心腹对昔日决策过程的某些供述，无意中牵连到天皇。参见粟屋宪太郎《东京裁判t天皇》一文，收人日本现代史研究会编《象征天皇制tU何力、》（东京：大月书店，1988)，pp. 35 -36。
19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Norfolk)的麦克阿瑟纪念馆关于Bonner Fel丨ers的文献中，藏有寺崎英成（TerasakiHidenari〉的一份12页的备忘录，未注明日期。此备忘录概括了裕仁天皇对自1927年以来所有事件的看法，显然出自天皇向近侍口述的“独白录”；RG 44a, box 4, folder 23 (“Terasaki, Terry & Gwen”）。亦参见 Arnold C. Brackman，The Other Nuremberg ：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ail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7)，p. 78; Bix (1992)，pp. 358 -360。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后，长期未公开的天皇“独白录”，与有关裕仁的其他史料、论著纷纷出版面世，前引之Bix (1992)对此有切实分析，此书征引了许多其他的日语文献。天皇“独白录”及其评注，参见寺崎英成与Mariko Terasaki Milk!?编著，《昭和天皇独白录——寺崎英成?御用掛日记》（东京：文艺春秋， 1991k从独白录看来，裕仁对在他的支持下出台灾难性的政策应担负的个人责任缺乏反省，但也显示出他对某些臣子十分信任，如在战犯审判中被诉为“共谋说”首犯的东条英机。
日本历史学界对裕仁“独白录”的自我粉饰以及SCAP开脱裕仁责任的观点，进行了矫正。参见藤原彰《昭和天皇0十五年战争》（东京：青木书店，1988); 藤原彰《天皇t战争指导》，载《科学t思想》71号（1989年1月），pp. 676 -693；秦郁彦《裕仁天皇乃五决断》（东京：讲谈社，1984);千本秀树《天皇制C0侵略责任t战后责任》（东京：青木书店，1990);山田朗《昭和天皇0战争指导》（东京：昭和出版，1990)。
24Nakamura前引书，pp. 114-117;粟屋宪太郎《东京裁判论》（东京：大月书店， 1989)，pp. 37-38, 160, 195 - 197。占领后废除了冒犯君主罪（不敬罪）的律法，但是禁忌仍然存在。随着裕仁年事已高与日本国运的昌盛，质疑裕仁个人的战争责任，似乎更加“不合时宜' 当然曾经与裕仁有过密切接触的许多人，都等到裕仁过世才公开他们的日记或备忘录。因而，1989年初裕仁去世后，学术界与新闻界对其战争角色与责任问题的公开探讨上升到了新的髙度。
裕仁本人对这些问题极其草率的看法，在1975年10月31日他首次访美归来的那次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上表露无遗。当时一位日本记者询问他对“战争责任”问题的看法，裕仁回答：“考虑到今天发言的场合，我并未对这些问题多做准备，因此不太明白你的问题而不能作答。”天皇还表达了迄今未能巡幸冲绳的遗憾（冲绳曾因其战争策略被毁，后来又在他的积极支持下，在占领结束后沦为新殖民地性质的美国军事基地）。裕仁温和地说，冲绳“过去曾经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希望冲绳居民未来能够做得好。记者招待会上最恶名昭著的时刻，或许是当天皇被问及如何看待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之时，广岛迄今他已经巡幸过三次。裕仁对原子弹空投表示遗憾，他为广岛的民众感到难过，但是既然这发生在战争期间，是“无法避免的”。昭和天皇至死都未在道义上有所忏悔。此次记者招待会的实录，参见高桥纮《陛下扫寻申上圭卞》（东京：文春文库，1988)， pp. 226 - 227；亦参见前引之《天皇百话》，下卷，pp. 636 -637。
15.据日方的巡幸策划人大金益次郎说，麦克阿瑟将军是唯一的完全支持天皇巡幸的权势人物。
29.明治时期，天皇的巡幸是为了平息“自由民权运动”。1880年代早期发生的一系列暴动，使“自由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昭和天皇身边的人士，也早就强调了他巡幸的“任务”性与对民生的真切关注。
37 .“天皇是扫帚”的漫画，载《真相》1947年9月号，收人Sodd Rinjir6 (袖井林二郎）的文章，“Satire under the Occupation： The Case of Political Cartoons”，此文见于 Thomas W. Burkman 编，The Occupation of Japan ； Arts and Culture (Norfolk, Va ：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Foundation, 1988)，pp. 93 — 106。GHQ 的报告，参见Bix (1995)，p. 3520 一位投身于地方女性事务的占领军人员Carmen Johnson，在其日记中记录了她对地方上洒扫以待天皇巡幸的惊奇（“人们忙着清理河道。石头移走了，垃圾清除了。我认为石头将被洗刷干净并且重新放好”）。Justin Williams 及其他学者，注意到了天皇巡幸给地方财政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见Justin Williams，Japan's Political Revolution under MacArthur： A Participant’s Account (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79)，pp. 55 -56。
リンゴの唄 ( りんごのう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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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之歌) 日語演歌 +( 中譯 ) 1946 年( 昭和21年)
並木路子 & 霧島昇（なみきみちこ & きりしまのぼる）作詞：サトウハチロー 作曲：万城目正
(1)
赤いリンゴに くちびる寄せて 將嘴唇靠近紅色的蘋果 だまって見ている 青い空 沉默地望著，藍天 リンゴは何にも いわないけれど 蘋果雖然什麼也不言語 リンゴの気持ちは よくわかる 但卻非常了解蘋果的心情 リンゴ可愛いや 可愛いやリンゴ 蘋果可愛呀！可愛呀！蘋果 (2) あの娘よい子だ 気立てのよい娘 那位姑娘是好孩子，性情好的姑娘 リンゴによく似た 可愛いい娘 和蘋果很像，可愛的姑娘 どなたがいったか うれしいうわさ 不知是誰說出令人振奮的流言 軽いクシャミも トンデ出る 連噴嚏也輕輕地打了出來 リンゴ可愛いや 可愛いやリンゴ 蘋果可愛呀！可愛呀！蘋果 (3) 朝のあいさつ 夕べの別れ 早上的招呼，傍晚的離別 いとしいリンゴに ささやけば 對著可愛的蘋果低聲私語著 言葉は出さずに 小くびをまげて 說不出話來，微低著頭 あすもまたネと 夢見顔 作夢的面容露出明天見 リンゴ可愛いや 可愛いやリンゴ 蘋果可愛呀！可愛呀！蘋果 (4) 歌いましょうか リンゴの歌を 來唱歌吧！蘋果之歌 二人で歌えば なお楽し 若兩人一齊歡唱時，會更為快樂 皆なで歌えば なおなおうれし 眾人一齊唱時，又更加的興奮 リンゴの気持ちを 伝えよか 將蘋果的心情傳送出去嗎？ リンゴ可愛いや 可愛いやリンゴ 蘋果可愛呀！可愛呀！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