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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美國的原因


大衛布魯克斯
一張照片,從背後拍攝,照片中一名男子戴著一頂紅白藍三色的愛國帽子,駕駛敞篷車。
信用...克拉拉·莫克里為《紐約時報》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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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家
美國人過去幾乎普遍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 2001年1月,90%的共和黨人和87%的民主黨人表示,他們為自己是美國人感到極度自豪或非常自豪。如今情況已大不相同。根據蓋洛普最近的一項調查,目前仍有92%的共和黨人表示他們為自己是美國人感到非常自豪,但只有36%的民主黨人認為如此。
兩黨成員對國家的自豪感各有不同。共和黨人的自豪感是無條件的。即使像巴拉克·歐巴馬和喬·拜登這樣的民主黨人當選總統,幾乎不會影響共和黨人對美國的自豪感。民主黨的自豪感則更為複雜。在喬治·W·布希的第一個任期內,民主黨的自豪感略有下降;在2014年前後「大覺醒」運動期間,這種自豪感開始逐漸減弱;而在川普總統的兩個任期內,這種自豪感則徹底崩潰。
這種趨勢在年輕人中尤其明顯。更多的Z世代民主黨人表示,他們對身為美國人感到自豪或幾乎沒有自豪感,而不是感到非常自豪。
如今我不太支持「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政黨,但我對愛國的理解更接近共和黨式的——無條件的。今年感恩節,我對祖國的熱愛並非基於某位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而是基於美國一貫的本質。
這麼說吧:在西方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主流思想家都把野心視為一種不可饒恕的罪。在人類文明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都生活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中;每個人都擁有與生俱來的地位,也將終生維持這種地位──農民、商人、貴族。野心勃勃就意味著試圖超越自身的階級,從而擾亂整個體系。那些顯露出野心的孩子會被灌輸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試圖飛得過高,最終墜落地球,身亡。
就連聖奧古斯丁這樣的偉人也認為,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是因為亞當「貪得無厭」。幾個世紀後,約翰·加爾文也警告人們要提防那些野心過大、渴望吃下知識樹果實的人:“我們每天都深受同樣的毒害,因為我們渴望知道的遠超正當的範疇,也遠超上帝所允許的。”
在歐洲,雄心壯志的聲譽直到新大陸被發現後才開始轉變。突然間,新的大陸等待探索;世界不再是零和遊戲。從一開始,美洲就激發了人們偉大的夢想、巨大的能量和遠大的抱負。法國人J·赫克托·聖約翰·德·克雷夫科爾於18世紀中葉來到美洲,參加了法國印第安戰爭,之後在紐約附近的哈德遜河畔定居下來。他寫道:“一個歐洲人初來乍到時,似乎目光短淺,但他的視野很快就會發生改變;兩百英里以前似乎是很遠的距離,現在卻微不足道;他一呼吸到這裡的空氣,就開始製定計劃,著手實施在自己國家想都不敢想的宏偉藍圖。”
這就是我熱愛美國的原因——它能夠激發人們的野心、活力和行動力。但問題在於,當你熱愛美國那股原始的活力時,你也同時熱愛著一股既能滋生粗俗、物質主義,又能偶爾帶來不成熟的東西。也就是說,推動亞伯拉罕·林肯崇高理想的文化之風,也同樣助長了唐納德·川普的浮誇作風和伊隆·馬斯克偶爾的魯莽行為。
美國最忠實的擁護者始終認為,美國的精神偉大與其令人尷尬的物質主義密不可分。華特惠特曼在1871年出版的《民主遠景》一書中,承認美國人「對財富近乎瘋狂的渴望」。他感嘆道:“或許,從來沒有哪個地方比現在更空虛。”然而,美國這種奮進的精神仍然是“培養傑出青年的訓練營,是人生的競技場”,孕育著“自由的戰士”。惠特曼從未停止讚美普通勞動人民的高尚品質:“無論存在何種缺陷和危險,民眾民主實際上都超越了其擁護者最引以為傲的主張和最狂野的希望,證明了自身的合理性。”
惠特曼以及我們許多人都認為林肯是美國精神的化身。他的律師合夥人威廉·亨利·赫恩登曾說過,他的雄心壯志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引擎。 「我認為人生的價值在於改善自身境況,」林肯本人曾這樣宣稱。正是這種充滿無限可能的精神,讓富蘭克林·羅斯福深愛美國,它鼓勵人們追求他堂兄西奧多所說的「奮鬥人生」。羅斯福認為,幸福「不在於擁有金錢,而在於成就的喜悅,在於創造性努力的熱情」。
如今,似乎大多數美國人已經對這一切失去了信心。 《華爾街日報》和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民調發現,只有31%的美國人相信「美國夢」——也就是透過努力工作就能成功。近一半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曾經相信“美國夢”,但現在不再相信了,而23%的人表示他們從未相信過。
或許正是這種士氣低落的狀態解釋了為什麼美國人眼睜睜地看著中國在各個科技領域超越我們而無動於衷。如今,在頂尖科學期刊發表的論文中,中國學者的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學者。為什麼我們不竭盡全力來維護我們作為未來之國的地位呢?
然而,我並不完全相信美國精神已經像有時看起來那樣被徹底踐踏。沒錯,國家目前情緒低落。但一個國家的文化基因並非十年就能改寫的。如果你深入探究,你會發現美國人仍然堅守著幾個世紀以來最能清楚地定義我們的價值觀。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7月的一項調查,近80%的美國人認為移民對美國來說是「一件好事」。只有30%的美國人希望減少移民數量。
今年由雷根研究所贊助的一項調查發現,83%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世界各地捍衛人權和民主。絕大多數人認為美國應該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其中包括69%的共和黨人和73%的自稱「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共和黨人。
西莫斯·A·鮑爾、理查德·A·施韋德等人今年在《Ethos》期刊上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人仍然熱愛多元化。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希望美國擁有比現在更多元化的種族和民族組成。大多數白人基督徒對美國抱持多元文化的觀念。只有極少數人相信「大替換」理論。只有1.1%的人認為美國應該保持種族和民族的單一性。
有些民主黨人,像是加州州長加文·紐森,似乎認為只要他們像川普一樣行事、那樣思考,迎合那種陰暗的美國式混亂氛圍,就能贏得白宮。在我看來,這簡直是政治上的瘋狂之舉。回顧歷史,在1970年代,經歷了「偉大社會」計劃的失敗、越南戰爭的撤退、水門事件的腐敗、吉米·卡特總統的軟弱無能、犯罪率和離婚率的上升、可怕的滯脹以及大城市的衰敗之後,美國人失去了信心。但這種信心的喪失是永久性的嗎?不,美國人在1980年選舉羅納德·雷根為總統。他們選擇了樂觀、愛國主義和希望。在這個國家的核心深處,仍然有一台永不停歇的引擎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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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布魯克斯是《泰晤士報》的評論專欄作家,撰寫有關政治、社會和文化趨勢的文章。@nytdavidbrooks
本文的印刷版刊登於2025年11月30日《紐約郵報》SR版第3頁,標題為《我對美國的愛是無條件的》訂購重印版|今日報紙|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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