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具有 一黨制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一黨制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書評: 納粹想像中的阿塔圖爾克

書評: 納粹想像中的阿塔圖爾克

「畢竟,今天還有誰說要滅絕亞美尼亞人?希特勒聲稱(但未被證實)曾這樣說。Ihrig 顯示納粹對於種族清洗少數民族的迷戀,這使得一個新的同質化國家得以建立,但他們對於 MKA 的民粹非民主的勝利更感興趣。

凱末爾:一個以奧圖曼人身份上戰場,以土耳其人身份歸來的士兵

蔣介石:一個以中國人身份上戰場,以台灣人身份歸來的士兵

Review: Atatürk in the Nazi Imagination


在所有 20 世紀的歐洲強人中,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 (Mustafa Kemal Atatürk) [MKA] 是唯一一個其權威與魅力在文化上、政治上、甚至法律上仍是其國家公共論述中不容置疑的組成部分。然而,他對希特勒和 20 世紀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卻沒有受到檢視。Stefan Ihrig 這本令人不寒而慄的著作《納粹想像中的阿塔圖爾克》將會改變這種情況。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二十多年來德國主流、右翼和納粹刊物的研究表明,現代土耳其的創始人實際上是納粹和希特勒的繆斯女神和榜樣。


「畢竟,今天還有誰說要滅絕亞美尼亞人?希特勒聲稱(但未被證實)曾這樣說。Ihrig 顯示納粹對於種族清洗少數民族的迷戀,這使得一個新的同質化國家得以建立,但他們對於 MKA 的民粹非民主的勝利更感興趣。他劃分了不同的論述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德國極右翼、納粹本身,最後是希特勒與納粹幹部明確地啟發與運用土耳其的模式與領導。「Ihrig 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對納粹而言,土耳其不是古老的東方,而是他們希望帶給德國的現代民族主義與極權政治的標竿。(p.7)


這不是一本關於 MKA 或土耳其的書,而是這本從鄂圖曼帝國的廢墟中興起的新共和國及其領導人如何被理解為鼓舞人心的敘事,以動員和證明納粹政治的領導、群眾和「行動」。早在希特勒成為全國性人物之前,「土耳其元首」就已經吸引了德國右翼的想像,他們試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條約所造成的惡劣環境中恢復過來。後來,希特勒親自將 MKA 讚譽為「黑暗中的明星」,而納粹的決策者與宣傳機器至少在兩方面深深投入於讚揚土耳其的「成功」故事:積極抵抗協約國,並迅速消除反對派與少數民族。


Ihrig 認為,土耳其從鄂圖曼帝國的廢墟中崛起為現代共和國,與德國一起處於大戰的失敗一方,是德國右翼戰後論述的核心,尤其是在前軍事部長、德國的堅定盟友 Enver Pasha 不再繼續說下去之後,更是一個色彩繽紛的故事。「在絕望而荒涼的德國眼中」,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抵抗帝國腹地被肢解的能力、保住家園的能力,以及修改戰勝國強加於他們的戰後和平條約的能力,是 「民族主義的夢想成真,或者說,類似於超民族主義的色情作品」。(第11頁)納粹是在這種戰後對新土耳其及其領袖的迷戀中成長起來的。


這種固著的中心主題是大戰的餘波,而 MKA 作為一種敘事,滿足了納粹意象的功能。早在希特勒加冕為元首之前,德國右翼就將 MKA 稱為「土耳其元首」。
這位元首對抗協約國裁軍的鬥爭、他在創造民族團結方面的成就、他在淨化人口方面的勝利,以及迅速解決少數民族問題,成為一個平行的故事,解釋納粹在強大領導下崛起和成功的原因。
很明顯,納粹使用了幾個元首人物,「從弗雷德里克大帝,顯然也包括墨索里尼,一直到羅斯福」,來支持和證明他們的元首國家。然而,Ihrig觀察到並記錄了 「因為阿塔圖爾克的故事已經有了一個美滿的結局[......]它在質上優於其他故事」(p.170),並且在許多歌頌納粹的文章中得到了更多的報導。他們透過 MKA 這個政治人物,建立了強大的單一領導、純粹民族和反民主的思想。他的故事被用來讓公眾為德國元首希特勒本人做好準備。根據納粹的說法,MKA建構了一個沒有妥協、後果明確有效的國家。他們的核心意識形態是戰爭創造國家,MKA就是這樣的化身,他是 「一個以奧圖曼人身份上戰場,以土耳其人身份歸來的士兵」。(p.161)如此揭露「風光中的土耳其元首」,他們實際上是在表達他們的出發點,以及他們想去的意識形態障礙。


在 1919-1923 年德國媒體圍繞土耳其的抵抗和戰後和約的修改進行炒作之後,土耳其的奇蹟一再被討論,證明創造歷史的是強者而非大眾。例如,戈培爾的主要教師和偶像之一 F. Hussong 在 1922 年將民主視為「群眾的谵妄」,他稱讚 MK 是「將無助和不穩定、迷失方向和搖擺不定的群眾轉化為統一國家的人;意志崛起並從厄運中創造上升;元首崛起並指明道路......在那裡,人們曾經只看到深淵和厄運」。(引文第58頁)
根據Hussong的說法,那些對 「demos 「抱有幻想的人有一種 」青蛙的歷史觀點「,而MKA的 」勝利[不是]環境的結果,環境[是]他的勝利的效果。「(引文第59頁)Ihrig指出,在那段時期,德國輿論中MKA的意象頻繁且無處不在,呼籲潛在的 」德國穆斯塔法」。
例如,《Vossische Zeitung》在 1922 年的一篇文章中辯論 「墨索里尼和凱末爾 」是未經考驗的榜樣,並批評他們 「幼稚的激進主義」,指出了一位德國 「擁抱土耳其模式的政治玩家,即希特勒」。
在他們的 「向土耳其學習 」中,許多納粹作家,包括慕尼黑政變中希特勒的同志埃里希-盧登多夫(Erich Ludendorff),提出希特勒是 「德國的穆斯塔法」,「嘗試以行動轉化土耳其的榜樣」。(p.67)
 到了 1924 年,安卡拉政府因為創造了一個伏爾基希單一戰線、伏爾基希淨化、有效的民族動員,進而將「民族從協約國的壓迫下解放出來」(p.100),而受到讚揚(讚揚者不是別人,正是唯一一個在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中戰鬥的德國僱傭兵、後來成為納粹記者的漢斯‧特羅布斯特(Hans Trobst))。


儘管墨索里尼經常(至今仍被視為)是納粹的首要榜樣,但 Ihrig 的廣泛研究顯示,尤其是在 1923 年慕尼黑政變之前,納粹官方報紙 Heimatland 和 Völkischer Beobachter 使用他們對 MKA 的敘述「作為製造支持政變氛圍的手段」,文章如「給我們一個安卡拉政府」(p.105)。
  
事實上,墨索里尼的「法律主義」很難得到納粹的認同,納粹對 MKA 表示欽佩,因為 MKA 一開始「在法律眼中是個叛徒,但事實上,根據人民的聲音,他是人民脫離苦難的救星」。MKA 與希特勒的人生故事經常被人相提並論;MKA 反對他的國家腐敗、充斥的中心,也就是伊斯坦堡,就像希特勒批判柏林一樣。根據希特勒自己的說法,君士坦丁堡不可能帶來拯救,因為「這座城市就像我們的情況一樣,被民主和平主義、國際化的人所污染,他們不再能做必要的事。它只能來自農民的國家"。(引自P.97)對於希特勒而言,他在1923年 「政变 」後的審判中這樣說,德國的復興 「只能來自德國相對健康的部分,那就是巴伐利亞」(P.96),就像安卡拉拯救了土耳其民族一樣。希特勒在審判中的最後一次演說中,試圖將他們的政變合法化,他在墨索里尼面前使用了 MKA 的例子: 到底是什麼讓 Kemal Pasha 的行為合法化?為他的民族爭取自由"。(p.98)


慕尼黑政變之後,納粹的官方報紙被查封,德國媒體對於安卡拉方案的爭論和希特勒對 MKA 的提法基本上沒有反應。德國政變之後,是納粹「合法」策略的年代,在這段期間,MKA與土耳其不再像納粹運動最初幾年一樣經常被提及。正如 Ihrig 所說:「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把阿塔圖爾克當作榜樣來談,就意味著承認暴力奪權的願望,承諾對凡爾賽列強開戰、內戰,並建立強大的獨裁統治......因此,在整個魏瑪時期,宣稱土耳其是自己的榜樣是危險的。(1923年慕尼黑戰爭失敗後,墨索里尼更多地出現在納粹的論述中。希特勒在他的監獄作品《我的奮鬥》中既沒有深入討論 MKA,也沒有深入討論墨索里尼,據 Ihrig 觀察,其中只有一次間接提到凱末爾派的鬥爭,以及對 Enver Pasha 的欽佩。(p.110)


然而,隨著納粹上台,希特勒繼續將自己與阿塔圖爾克,以及他的運動與凱末爾主義者相提並論,即使這些論述與他新的「合法性」路線有嚴重衝突。
1928 年,希特勒在紐倫堡的 NSDAP 聚會上發表講話,討論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他將土耳其與德國相提並論,並稱讚 MKA:
「[土耳其國家] 的內在力量仍然存在,而這個人的出現,成功地提醒他的人民其偉大的傳統,並帶領他們向前邁進。這就是我們德國人的不同之處。(p.111)
在另一次演講中,他說:
[今天]一個安納托利亞農民的價值高於一個收入最高的德國文人。
一個民族必須能夠為其理想犧牲自己"。隨著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成型和風格化,他被描繪成MKA的形象:
一個來自國家邊緣、出身卑微的天生領袖,「從默默無聞的士兵過渡到政治家」(第157頁);
一個選擇儉樸生活、過著「像普通士兵一樣」、「與士兵的關係比與同僚的關係更親密」(第158頁)的行動者。
Ihrig 認為,這種「各種各樣的實際、巧合和製造的相似之處」被用來建立對元首神話和原則的美化和崇拜,而且「具有非常明顯的說教性」,以將國家塑造成一個「戰鬥社群」,而這個「戰鬥社群」「需要被元首的信仰和對祖國的愛所約束」(p.162)
MKA 被描繪成對反對派採取不妥協的態度,他「以良好的軍人方式」嚴厲對待反對派。(p.164)
對納粹來說,他的專制和獨裁風格要求「不僅士兵完全服從,國家也要完全服從」,這使他成為「政治需要以戰爭的形式來進行」這句話的完美典範。(p.164)


到了 1933 年,納粹出版物充滿了對 MKA 和新土耳其的提述。在《漢堡新聞報》(Hamburger Nachrichten)中,凱末爾主義被描述為「土耳其的國家社會主義」;重新成立的《Völkischer Beobachter》將土耳其民族的崛起歸功於「這一個人的事蹟,他以鐵一般的意志和堅定不移的決心帶領他的民族走向獨立」(第 112 頁)。 希特勒在 1933 年接受土耳其日報 Milliyet 訪問的內容,被數家德國報紙廣泛轉載,並引用他的名言,將 MKA 昇華為「黑暗中的閃耀明星」(p.115)。

1938 年,Ihrig 引用希特勒對土耳其政治家代表團說的話: 「阿塔圖爾克是第一個證明可以動員和再生國家失去的資源的人。在這方面,阿塔圖爾克是一位老師;墨索里尼是第一位,而我是他的第二位學生。(p.116)1941年,在土耳其與德國簽訂友好條約時,Deutche Allgemeine Zietung向讀者重申了MKA對納粹德國的意義。「元首一直認為,現代土耳其之父Kemal Atatürk的英勇解放事跡,是起義反抗這種國際失序的強迫體系的奇妙榜樣」。(p.117)《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同樣解釋了為什麼效法土耳其的模式對德國來說是最重要的,儘管是遲來的,因為他們缺乏一個領導者,直到希特勒出現。「德國缺乏一個能夠實現民族誕生夢想的元首,它看到了自己的老盟友,懷著熱切的心情追隨凱馬爾-帕夏(Kemal Pasha)無與倫比的勝利進程,他擊敗了土耳其民族的敵人,只為在肆虐的戰爭中奠定一個真正現代國家的基礎」。(p.118)
對於 21 世紀的種族主義者來說,這會是一個驚喜,但對於第三帝國的意識形態來說卻不是,納粹急於宣稱土耳其人不是較低等的種族之一,並在 1936 年 NSDAP 種族政策辦公室宣佈:「土耳其人是雅利安人!」(第 128 頁)這也是納粹在 1936 年所宣佈的。(p.128)這也與種族淨化政策相容,而種族淨化政策促進了現代土耳其的建立,也是納粹德國的靈感來源。

透過 DeepL.com(免費版)翻譯

MKA 的故事同樣受到推崇,他的成功歸功於他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方式,因為納粹作家討論了摧毀少數民族對土耳其人的 völkisch 權力的正面作用。根據納粹評論家的看法,奧斯曼帝國「缺乏任何健康、可持續或虛擬的基礎」(引述於第 174 頁),並因土耳其人及其種族性格以外的原因而瓦解。這些原因被認定為「帝國的多種族特性、「外來因素」的影響甚至統治,以及伊斯蘭教的嚴重阻礙特性」(第 174 頁)。根據這種觀點,「土耳其人從來沒有生病,但他必須承擔一個無組織帝國的難以置信的重擔」(第 175 頁): 這本書在 1935 年出版的第一年就出了七版,「土庫曼正緩慢但確實地死於從被征服民族的種族混雜物中湧出的毒藥,這種由地中海沿岸民族、黎凡特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所組成的著名痰液,就像抗性雜草一樣覆蓋了[各處]的土地」(引自第 175 頁)。 在這個意義上,「狡猾、寄生、不值得」的亞美尼亞人被視為「東方的猶太人」,他們在戰爭期間「在土耳其人背後捅了一刀」。早在 1924 年,在 Völkischer Kurier 的頭版,就有一篇由在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中戰鬥的德國僱傭兵 Trobst 所寫的文章,暗示「亞美尼亞人的遭遇很可能會發生在未來德國的猶太人身上」(p.179)。在 1927 年的一次黨大會上,希特勒將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比作猶太人,因為 「他們具有我們在猶太人身上譴責的這些特定的、可恥的特徵」(第 180 頁)。除了清洗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人之外,為了讓土耳其成為一個「民族的、唯一民族的」國家,另一個少數民族的問題也必須解決:安納托利亞的希臘人。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人口交換,使數百萬人背井離鄉,受到第三帝國文件的讚揚: 「在 軍 事 政 治 和 人 口 科 學 的 領 域 中 , 有 一 件 真 正 獨 一 無 二 的 事 」 ( 引 述 見 第 183 頁 ) , 因 為 這 使 兩 國 的 人 口 統 一 和 標 準 化 。根據納粹作家的說法,這些雙重種族清洗構成了新土耳其的先決條件;「只有透過剿滅安納托利亞的希臘和亞美尼亞部落,才有可能建立一個土耳其民族國家,並在一個國家內形成一個無瑕疵的土耳其社會體系」(引述於第 184 頁)。

Ihrig 指出,納粹刊物的內容不盡相同,而且經常因為 MKA 與蘇聯或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關係而感到困惑,但他們採用了包容與理解的語調,因為「阿塔圖爾克能夠擺脫所有削弱鄂圖曼帝國的影響」(引述於第 186 頁),包括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伊斯蘭教。新土耳其的 Völkisch 復興被視為比與布爾什維克結盟或土耳其與阿拉伯相互競爭的領土要求更重要(Alexandretta)。


透過 DeepL.com(免費版)翻譯

很明顯,希特勒與納粹敘述 MKA 與新土耳其的方式,更多是在敘述他們自己、他們的計畫與前景,而非實際的阿塔圖爾克與土耳其共和國。在他們建構和想像的敘述中,納粹試圖證明他們自己的權力和意識形態是合理的,因為他們選擇性地使用歷史。當然,MKA 不一定要為成為納粹的靈感和耀眼明星負責。然而,比較閱讀土耳其官方史學,如 MKA、Nutuk (1927 年發表的 36 小時演講) 的偉大作品,以及納粹自 1919 年以來對土耳其成功故事的美化,就會發現軍國主義、排他民族主義以及對領袖不民主的崇敬,是完全平行的敘述。更重要的是,儘管納粹對歷史和社會的看法可能已被嚴重貶低,但他們對土耳其成功故事的敘述卻仍在土耳其的歷史教科書中教授,而且阿塔圖爾克的雕塑和半身像在全國各地無處不在,就是明證。對於謹慎的研究者來說,發現土耳其至今有關阿塔圖爾克的公共與教學論述,仍遵循著一條平行的故事主線,即反帝、統一民族、強大的國家與堅定的領導。

Ihrig 在他對納粹建構 MKA 的細微而詳盡的處理中顯示,他們可能誤解並完全忽略了阿塔圖爾克的主要口號之一:「國內和平,國外和平」(p.170),他們試圖為了自己的目的和目標而強調阿塔圖爾克的武裝特質。在他對納粹的戰爭號召、罪行與後果的傑出研究中,Ihrig 自己也可能忽略了 MKA 為土耳其建立的「和平」的代價與後果。阿塔圖爾克的 「國內和平 」在實踐中被體驗為對庫爾德人、伊斯蘭主義者以及任何有關亞美尼亞人主張的定罪,從而在未來數十年扼殺了公共討論和民主化。但識別阿塔圖爾克政權的弊端並非 Ihrig 的任務。然而,任何正在進行研究,以修正和重新考慮土耳其官方史學的人,仍需要參與 Ihrig 的討論,就像任何研究國家、軍國主義和民主的學生一樣。

透過 DeepL.com(免費版)翻譯

Review: Atatürk in the Nazi Imagination

Of all the 20th century strong men of Europe, Mustafa Kemal Atatürk [MKA] is the only remaining one whose authority and charisma is still a culturally, politically and even legally, unquestionable component of the public discourse in his country. Yet his influence on Hitler and 20th century fascism has gone unexamined. That will change with Stefan Ihrig’s chilling book, Atatürk in the Nazi Imagination. His research into more than two decades of mainstream, right-wing and Nazi publications in Germany following World War I demonstrates how the founder of Modern Turkey was actually a muse and a role model for the Nazis and Hitler.

“Who, after all, speaks today of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Armenians?” Hitler is claimed (but not confirmed) to have said. Ihrig shows the Nazis’ fascination with ethnic cleansing of minorities that enabled a new homogenized nation but they are even more interested in MKA’s triumph of populist non-democracy. He delineates different discursive phases during which the German far right, Nazis themselves and finally Hitler and the Nazi cadres expressively inspired and employed the Turkish model and leadership. “For the Nazi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World War I states Ihrig “Turkey was not the old East, but standard bearer for the modern nationalist and totalitarian politics that they wished to bring to Germany.” (p.7)

This is not a book about MKA or Turkey; it is how this new republic, that emerged out of the ash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leader were construed as inspirational narratives to mobilize and justify Nazi politics of leadership, masses and “action.” Long before Hitler was a national figure the “Turkish Führer” had captivated the imagery of the German right that was trying to recover from what they perceived to be the harsh conditions of the treaties that ended the World War I. Later Hitler himself canonizes MKA as “a star in the darkness” and the Nazi policy makers and the propaganda machine was deeply invested in praising Turkey’s “success” story on at least two counts; actively resisting the Entente countries and swiftly eliminating the opposition and the minorities.

According to Ihrig, the emergence of Turkey as a modern republic from the ash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which was on the losing side of the Great War together with Germany, was central to the post-war discourse of the German right, especially after Enver Pasha, former Minister of War, and a staunch German ally ceased to continue as a colorful story. “In the eyes of a desperate and desolate Germany” Turkish nationalists’ ability to resist the dismemberment of the heartland of the empire, ability to secure a homeland, and revise a post-war peace treaty imposed on them by the victors was “a nationalist dream come true, or rather, something like a hypernationalist pornography.” (p.11) Nazis grew up in this post-war fixation with the New Turkey and its leader.

Atatürk with Ottoman military officers during the Battle of Gallipoli, Canakkale, 1915 © Unknown| virtualistanbul.com
Atatürk with Ottoman military officers during the Battle of Gallipoli, Canakkale, 1915 © Unknown| virtualistanbul.com

The central theme of this fixation was the aftermath of the Great War, and MKA as a narrative fulfilled a function in the Nazi imagery. Long before Hitler was crowned as one, the German right was referring to MKA as “the Turkish Führer.” This Führer’s fight against disarmament by the Entente, his achievement in creating a national unity, his triumph in purific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swift solutions to minority problems became a parallel story to explain the rise and success of Nazis under a strong leadership. Obviously, Nazis had used several Führer figures, “from Fredrick the Great, obviously also Mussolini, all the way to Roosevelt,” to support and justify their Führer state. However, Ihrig observes and documents that “because Atatürk’s story was already crowned with a happy ending […] it was qualitatively superior to the others” (p.170) and received quantitatively larger coverage in many hagiographic Nazi texts. They built their ideas of strong one-man leadership, pure nation and anti-democracy ideas through the political person of MKA. His story was used to prepare the public for the German Führer, Hitler himself. According to the Nazis, MKA constructed a country without compromise and with clarity and effective consequences. Their core ideology that war makes a nation was personified in MKA who was “the soldier who went to war as an Ottoman and came back as a Turk.” (p.161) Exposing the “Turkish Führer in the limelight” as such, they were actually expressing where they were coming from and the ideological blocks of where they wanted to go.

Following 1919-1923 German media hype around the Turkish resistance and revision of the post-War peace treaties, the Turkish miracle was discussed again and again as the proof that it is the strong men that make history and not the masses. For example, one of the main teachers and an idol of Goebbels, F. Hussong, who viewed democracy as a “delirium of masses” in 1922 praised MK as “the man who transformed a helpless and unstable, disoriented and faltering mass into a unified nation; a will rises and creates ascent from doom; a Führer rises and shows the way… where once one saw only abyss and doom.” (cited p. 58) According to Hussong, those who had a vision of “demos” had a “frog’s perspective of history,” whereas MKA’s “victory [was] not the result of circumstances, the circumstances [were] the effects of his victory” (cited p.59) Ihrig shows that during that period, MKA imagery in German public opinion was frequent and ubiquitous, calling for potential “German Mustafas.” For example, an article in Vossische Zeitung debating “Mussolini and Kemal” as untested role models and criticizes their “childish radicalism” in 1922, identified a German “political player who embraced the Turkish model, i.e. Hitler.” In their “learning from Turkey”, many Nazi writers, including Erich Ludendorff, Hitler’s comrade during the Munich Putsch, proposed Hitler as a “German Mustafa” who “were to attempt to translate Turkish example by action.” (p.67) By 1924, the Ankara Government was praised (by no other than Hans Trobst, the only German mercenary to fight among the Turkish nationalist and later a Nazi reporter) for creating a völkisch unitary front, völkisch purification, effective mobiliz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us liberating the “nation from Entente oppression” (p. 100).

While Mussolini was (and still is seen) often as the Nazis’ prime role model, Ihrig’s extenstive research shows that especially until the 1923 Munich Putsch, official Nazi papers Heimatland and Völkischer Beobachter used their narratives of MKA “as a means of creating a pro-putsch atmosphere” with articles such as “Give Us an Ankara Government” (p.105) As a matter of fact, Mussolini’s “legalism” was hardly approved by the Nazis who expressed admiration for MKA who had started “as a traitor in the eyes of the law, but was in fact and according to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heir savior from misery.” The parallels between the life stories of MKA and Hitler were frequently drawn; MKA was against the rotten, infested center, of his country, i.e Istanbul, as Hitler was critical of Berlin. According to Hitler himself no salvation could come from Constantinople because “the city was, just as in our case, contaminated by democratic-pacifistic, internationalized people, who were no longer able to do what is necessary. It could only come from the farmer’s country.” (cited in p.97) For Hitler, who was thus speaking during his post-Putsch trial in 1923, the German recovery “could only come from a relatively healthy part of Germany, and that was Bavaria” (p.96) just as it was Ankara saved Turkish nation. During his final speech at the trial Hitler tried to legitimize their coup d’etat, using MKA’s example before Mussolini “If we ask ourselves: What has legalized Kemal Pasha’s deed in the end? The gaining liberty for his nation.” (p.98)

In the wake of the Munich Putsch, the official Nazi papers were closed down, and the German press in general largely remained unresponsive to the debates about the Ankara solution and Hitler’s references to MKA. The aftermath of the Putsch were the years of Nazi ‘legal’ tactics, during which MKA and Turkey were not mentioned as often as it had been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azi movement. As Ihrig states “this was all too understandable: to talk about Atatürk as a role model would have meant admitting to aspirations of a violent seizure of power, with the promise of war against the Versailles powers, civil war, and establishment of a strong dictatorship… Throughout the Weimar years it was thus dangerous to proclaim Turkey as one’s role model.” (p.109) Whereas Mussolini appeared more in the Nazi discourse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1923 Munich Pustch. Hitler discussed neither MKA, nor Mussolini in any depth in his prison oeuvre, Mein Kampf where, Ihrig observes, there was only one indirect reference to Kemalist struggle and an admiration note for Enver Pasha. (p.110)

However, as Nazis’ ascend to power, Hitler continued drawing parallels between himself and Atatürk, as well as between his movement and the Kemalists, even when such discourse heavily conflicted with his new “legality” course. In 1928, addressing the NSDAP gathering in Nuremberg, discussing the German defeat in World War I, Hitler compared Turkey with Germany and praised MKA: “The inner strength [of the Turkish State] had remained and the man came who managed to remind his people of its great tradition and who led them forward. That is what was different with us Germans.” (p.111) In another speech he said “[Today] an Anatolian farmer is worth more than a German man of letters with the highest income. A nation must be able to sacrifice itself for its ideals.” As Hitler’s political career took shape and stylized, he was depicted as MKA: a born leader who came from the periphery of the nation with humble backgrounds and transitioned “from unknown soldier to statesman” (p.157), a man of action who chooses to live a frugal life and lives “like a common soldier” and “closer to his soldiers than to his fellow officers (p.158). Ihrig argues that this “great variety of actual, coincidental and manufactured parallels” were utilized to establish glorification and veneration of the Führer myth and principle, and “had a very pronounced didactic quality” to forge the nation into a “battle community” which was “needed to be bound by the belief in the Führer and the love of the fatherland” (p.162) MKA was depicted with his no-compromise attitude towards the opposition which he treated harshly and “in a good soldierly fashion. (p.164) For Nazis, the fact that his autocratic and dictatorial style demands “total obedience not only from his soldiers but also from his nation” made him the perfect example of the dictum that suggests “politics needed to be carried out as a form of war.” (p.164)

Atatürk visits the Istanbul University after its reorganiz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Law of 31 May 1933 that introduced mixed-sex education to the academ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urkey. © Unknown| forumex.net
Atatürk visiting Istanbul University after its reorganiz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Law of May 31, 1933, that introduced mixed-sex education to the academ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urkey. © Unknown| forumex.net

By 1933, Nazi publications were full of references to MKA and the New Turkey. Kemalism was described as “Turkish National Socialism” in Hamburger Nachrichten; re-established Völkischer Beobachter attributed the ascent of the Turkish nation to the “deed of this one single man, who with iron will and undiminished determination leads his nation to independence” (p.112) and in Kreuzzeitung, it was stated that “the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m of Adolf Hitler and Turkish Kemalism are closely related” (p.113) Hitler’s 1933 interview with Milliyet, a Turkish daily newspaper, was extensively reprinted in several German papers citing his famous phrase that elevates MKA to an iconic status as “a shining star in the darkness” (p.115).

In 1938, Ihrig cites Hitler saying the following to a delegation of Turkish politicians: “Atatürk was the first to show that it is possible to mobilize and regenerate the resources that a country has lost. In this respect, Atatürk was a teacher; Mussolini was the first and I his second student.” (p.116) In 1941,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urkish-German Friendship Treaty, Deutche Allgemeine Zietung reiterates to the readers the significance of MKA for the Nazi Germany “The Führer has always thought that the heroic deed of liberation by Kemal Atatürk, the father of modern Turkey, was a marvelous role model for the uprising against this system of coercion of international disorder.” (p.117) Similarly Frankfurter Zeitung, explained why following the Turkish model wa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Germany, albeit belatedly because they lacked a leader until Hitler came around “Lacking a Führer who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realize the dream of national birth, the German nation saw its old ally, followed with a hot heart the unparalleled victorious march with which Kemal Pasha blew away the enemies of the Turkish nation only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a truly modern state in the middle of the raging battle.” (p.118)

What would come as a surprise to the racists of 21st century, but not for the ideological climate of the Third Reich, Nazis were eager to claim that the Turks were not one of the lesser races and in 1936 NSDAP office for Racial Policy announced that “The Turks are Aryans!” (p.128) This was also compatible with the racial purification policies which facilitate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Turkey and admittedly an inspiration for the Nazi Germany.

MKA was equally admired for, and the success of his story was attributed to the ways in which he handled the minority questions as the Nazi writers discussed the positive role the destruction of minorities had for the völkisch power of the Turks. According to the Nazi commentators, the Ottoman Empire “lacked any healthy, sustainable or völkisch foundations” (cited on p.174) and collapsed for the reasons external to the Turks and their racial characters. These reasons were identified as “the multiethnic character of the empire in general, the influence and even rule of ‘foreign elements,’ and the heavily retarding character of Islam (p.174) According to this view, “the Turk was never sick, but he had to carry the incredible weight of an unorganic empire” (p.175) According to Froembgen, the author of the book Kemal Atatürk: Soldier and Führer, which came out in seven editions during the first year it was published in 1935, “Turkendom was dying slowly but surely of the poison that pours out of the racial mishmash of the subdued peoples, this famous sputum of peoples of the coasts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of the Levantines, the Greeks, the Armenians, the Arabs, and the Jews, who like the resistant weed cover the ground [everywhere]” (cited on p.175) In that sense, the “sneaky, parasitic and unworthy” Armenians were seen as the “Jews of the orient” who had “stabbed the Turks in the back” during the war. As early as in 1924, on the front page of Völkischer Kurier, it was suggested that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 Armenians might very well happen to the Jews in a future Germany” in an article written by Trobst, the German mercenary who fought among the Turkish Nationalists (p.179). At a general party meeting in 1927, Hitler likened the Greeks and Armenians, to the Jews because “they have these specific, disgraceful characteristics we condemn in the Jews” (p.180).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rmenians was seen as the “one precondition for Atatürk’s success” as defined in Nazi texts (p.182) In addition to the cleansing of Anatolia of the Armenians, in order for Turkey to become a state that was “national and only national” another minority questioned had to be solved: the Greeks in Anatolia. The exchange of populations between Greece and Turkey, that uprooted and dislocated millions of people, was lauded by the Third Reich papers: “something truly unique was accomplished in the sphere off military politics and population science” (cited in p.183) because it provided the harmon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ir populations. According to Nazi writers, these double-ethnic cleansings constituted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New Turkey; “only through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Greek and the Armenian tribes in Anatolia were the creation of a Turkish national 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an unflawed Turkish body of society within one state possible” (cited in p.184)

Ihrig shows that the Nazi publications were not equally content and often confused by MK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viet Union or the Arab nationalist, yet they employed an embracing and understanding tone since “Atatürk was able to get rid of all weakening influences, which had worn out the Ottoman Empire” (cited on p.186) including Bolshevism and Islam. The Völkisch revival of the New Turkey was regarded more important than passing and pragmatic alliances with the Bolsheviks or competing Turkish and Arab territorial claims (in Alexandretta).

Mustafa Kemal Atatürk at the parliament presenting his Nutuk © Unknown | Images Atatürk, colle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 (MEB)
Mustafa Kemal Atatürk at the parliament presenting his Nutuk in 1927 © Unknown | Images Atatürk, colle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 (MEB)

Obviously, the way Hitler and Nazis narrated MKA and the New Turkey were more about themselves, their plans and prospects, than the actual Atatürk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In their constructed and imagined narratives, the Nazis were attempting to justify their own power and ideology as they made selective use of history. Certainly MKA may not be responsible for being an inspiration and a shining star for the Nazis. However,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he Turkish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s founded in the grand oeuvre of MKA, Nutuk (a 36-hour speech delivered in 1927), and Nazi glorifications of the Turkish success story since 1919 reveals uncannily parallel narratives of militarism, exclusive nationalism and undemocratic veneration of a leader. What’s more, while Nazis’ take on history and society might have been heavily discredited, their narration of the Turkish success story is still taught in the history textbooks in Turkey and evidenced by the omnipresence of the Atatürk sculptures and bus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t would not be surprising for the cautious researchers to discover that the public and pedagogic discourses on Atatürk in Turkey to this day still follow a parallel story line of territorial anti-imperialism, unified nation, strong state and determined leadership.

Ihrig, in his nuanced and detailed treatment of Nazi constructions of MKA shows that they might have misunderstood and fully ignored one of Atatürk’s main dictums “peace at home, peace abroad” (p.170) in their attempts to highlight his martial qualities for their own purpose and goals. Amidst his remarkable research on the Nazi war cries, crimes and consequences, it may so be that Ihrig himself might have neglected to see the cost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kind of “peace” MKA had established for Turkey. Atatürk’s “peace at home” in practice was experienced as the criminalization of Kurds, Islamists, and any claim regarding Armenians, thus stifling public discourse and democratization for decades to come. But identifying the ills of the Atatürk’s regimes was not Ihrig’s task. Yet, anyone who is doing research to revise and reconsider Turkish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still needs to engage with Ihrig’s discussion, as much as any student of nationhood, militarism and democracy.

納粹想像中的阿塔圖爾克,2014 年 |為種族滅絕辯護: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的德國與亞美尼亞人,2016 年,史蒂芬·伊里格著

亞美尼亞研究所

納粹想像中的阿塔圖爾克,2014 年 |為種族滅絕辯護: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的德國與亞美尼亞人,2016 年,史蒂芬·伊里格著

Ataturk In The Nazi Imagination
, 2014 | 
Justifying Genocide: Germany And The Armenians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 2016 By Stefan Ihrig
2021 年 1 月 5 日

這兩本極為重要的書帶領讀者回顧德國歷史,了解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上半葉德國與土耳其的關係、看法和態度。史蒂芬·伊里格(Stefan Ihrig)現任範裡爾耶路撒冷研究所的波蘭斯基研究員,在其細緻記錄的作品中,對德國-土耳其空間進行了原創性、極具說服力和深思熟慮的學術研究,同時分析了亞美尼亞種族滅絕與納粹大屠殺之間的相似之處和聯繫。 

歷史學家長期以來一直對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著迷;但是希特勒對什麼感興趣,又有哪些因素激發了納粹意識形態和戰略的發展?《納粹想像中的阿塔圖爾克》是一部引人入勝、具有開創性的作品。透過對德國右翼平面媒體的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伊里格清楚地證明了希特勒確實受到了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及其重建土耳其的啟發。

1919 年以後,希特勒對土耳其事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納粹見證了阿塔圖爾克如何反抗協約國的統治,拒絕接受《色佛爾條約》的屈辱,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廢墟上領導一個現代國家的徹底重建。伊里格認為,土耳其和阿塔圖爾克在「納粹政策的發展、神話、目標和第三帝國的整體意識形態」的發展中發揮了作用。納粹對阿塔圖爾克和他的新土耳其的欽佩在其重塑德國的戰略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建立一個民族主義、世俗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國家,並透過武裝人民鬥爭來實現這一目標。這種新的民族主義觀點是沿著種族排他性的路線發展的,並試圖「淨化」國家,驅逐「寄生蟲」。土耳其實際上成為納粹的“榜樣”,而阿塔圖爾克則成為希特勒的“黑暗中的明星”。 

伊里格在他的著作《為種族滅絕辯護: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的德國和亞美尼亞人》中繼續探討德國與土耳其的關係這一主題,再次呈現了一篇原創的、發人深省的學術著作。這不是一個亞美尼亞或土耳其的故事;相反,它是一個德國故事,透過德國社會的視角來審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期間和之後發生的事件。 

本書涵蓋了從19世紀70年代到大屠殺時期的歷史。伊里格明確指出,核心論點很簡單:“亞美尼亞大屠殺對德國歷史過去和現在都具有重要意義,儘管它的作用迄今為止基本上被忽視了。”當時,德國媒體對亞美尼亞大屠殺進行了詳細的報導、辯論、討論和分析。伊里格令人信服地表明,在許多民族主義報紙中,這個過程經歷了三個步驟——否認、接受,最後是「辯護主義」。 

在這段歷史敘事的各個階段中,讀者將感受到四個主要主角的陪伴,或者用伊里格的話來說,他們是「種族滅絕戰士」——約翰內斯·萊普修斯 (Johannes Lepsius)、馬克斯·埃爾溫·紹布納-里希特 (Max Erwin Scheubner-Richter)、阿明·T·韋格納 (Arminel Wegner)。這些截然不同的歷史人物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致力於在德國敲響種族滅絕的警鐘。 

總之,史蒂芬·伊里格的兩本書都對研究德國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態度、政策和反應做出了重大貢獻。其結果是原創的、有據可查的學術研究,為高度複雜的德國與土耳其關係提供了新的見解。

作者:Richard Mourad Anooshian

原文發表於2013-2020 年 AI 期刊Bardez


書評 |納粹想像中的阿塔圖爾克

Tashjian 的看法

書評 |納粹想像中的阿塔圖爾克

Ataturk In The Nazi Imagination
葉吉亞·塔什吉安2021 年 4 月 14 日最後更新:2021 年 4 月 14 日
6閱讀時間:5 分鐘
斯蒂芬·伊里格
纳粹想象中的阿塔图尔克
Belknap 哈佛、剑桥 2014 年,311 页
ISBN 978-0-674-36837-8
众所周知,阿道夫·希特勒在其职业生涯早期从他的法西斯主义资深同事贝尼托·墨索里尼那里汲取灵感。
但对希特勒和纳粹来说,一个同样重要的榜样却几乎被完全忽视:
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斯蒂芬·伊里格对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进行了引人入胜的介绍,有望改写我们对纳粹意识形态和战略根源的理解。
希特勒对 1919 年后的土耳其事务深感兴趣。他不仅钦佩阿塔图尔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建立新国家的激进做法,还试图效仿他。
希特勒和纳粹密切关注着阿塔图尔克不顾西方列强的反对夺取政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阿塔图尔克在安卡拉的叛乱,发动了慕尼黑政变。
希特勒后来评论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生活中,阿塔图尔克是他的老师,他和墨索里尼是他的学生。

这种魅力并没有消退。
在纳粹党苦苦挣扎的 20 世纪 20 年代,阿塔图尔克一直是希特勒的“黑暗中的明星”,是他重塑德国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极权主义和种族排他主义路线的灵感来源。
希特勒也注意到了土耳其政府对亚美尼亚和希腊少数民族的残酷对待,
有影响力的纳粹党人直接将他们与德国犹太人相提并论。
新土耳其,或者至少是纳粹党选择看到的那些方面,成为希特勒入侵波兰前几年计划和梦想的典范。

納粹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在其職業生涯早期,從他的法西斯主義資深同事貝尼托·墨索里尼那裡獲得了靈感;這一事實是眾所周知的。但對希特勒和納粹黨來說,同樣重要的榜樣是現代土耳其的創始人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以色列海法德國和歐洲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家史蒂芬·伊里格在其著作《納粹想像中的阿塔圖爾克》中透露,早在上世紀20年代,希特勒和納粹官員就對土耳其的政治發展深感興趣,並受到了阿塔圖爾克和凱末爾主義的啟發。伊里格在研究透徹的著作中指出,希特勒和納粹黨欽佩阿塔圖爾克是基於三個重要因素:他針對同盟國發動的「解放」戰爭、他富有魅力的獨裁領導以及建立一個同質的土耳其國家。 

伊里格在書中探討了德國民族主義者對土耳其的「痴迷」如何始於土耳其「戰後抵抗」的消息,這似乎與魏瑪共和國對英國和法國要求的服從形成了鮮明對比。穆斯塔法·凱末爾拒絕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色佛爾條約》規定的分割德國領土的政策,這激發了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軍國主義幻想,他們對《凡爾賽條約》的苛刻條款感到羞辱。正如納粹官方報紙《人民觀察家報》 1921 年所說:「今天土耳其人是最年輕的民族。德國民族終有一天會別無選擇,只能採用土耳其的方式。」德國民族主義者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色佛爾條約》可以修改,為什麼《凡爾賽條約》不能修改? 

伊里格重點關注了阿塔圖爾克作為民族英雄和現代國家建設者的形象,並研究了德國極右翼和激進民族主義者對凱末爾政府及其「成就」的著迷程度。根據納粹知識分子的說法,土耳其的經驗是他們反凡爾賽、反帝國主義、反西方鬥爭的反映。 1923 年 10 月土耳其共和國宣布成立時,納粹媒體更加關注所謂的“土耳其教訓”,即為德國提供民族解放的方法和解決方案的榜樣。領導力和魅力的概念佔據了 20 世紀 30 年代納粹報紙宣傳文章的焦點,而這位土耳其領導人則被譽為「完美的元首」。這個過程還包括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土耳其方法”的濃厚興趣。圍繞著這個論點,伊里格重提亞尼亞大屠殺問題。透過仔細追蹤德國對大屠殺的報導歷史以及 20 世紀 20 年代早期右翼評論員的反亞美尼亞態度,他寫道,德國極右翼普遍對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懷有敵意。 

希特勒不僅欽佩而且試圖效仿阿塔圖爾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廢墟上建立新國家的激進做法。 1919 年至 1923 年間,德國右翼媒體大力宣傳阿塔圖爾克的軍事成功以及戰後和平條約的修改。 「土耳其奇蹟」被一次又一次地討論,以證明只有強大的領導人才能改變歷史的軌跡。到了 1924 年,土耳其國家因創建「民族統一戰線」、「民族淨化」、有效動員民族,從而「將民族從協約國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而受到讚揚。

從個人角度來說,希特勒後來評論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政治生活中,阿塔圖爾克是他的老師,而他和墨索里尼是他的學生。伊里格引用了希特勒 1938 年對土耳其政治代表團所說的話:“阿塔圖爾克是第一個向人們展示可以調動和再生一個國家所失去的資源的人。在這方面,阿塔圖爾克是一位老師;墨索里尼是第一位老師,而我是他的第二位學生。”此外,早在希特勒成為國家人物之前,“土耳其元首”就已經吸引了德國右翼的想像力,他們試圖從他們所認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條約的嚴酷條件中恢復過來。 

相關文章

在談到對待少數民族的方式時,伊里格既表現出納粹對少數民族進行種族清洗的迷戀,這種清洗促成了一個新的同質化國家,也表現出他們對凱末爾民粹主義非民主勝利的額外興趣。伊里格認為,土耳其作為一個現代共和國從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中崛起,而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與德國一起處於失敗地位,這一事實在戰後德國右翼的話語中佔據核心地位。 “在絕望而悲哀的德國人眼中”,土耳其民族主義者能夠抵抗帝國心臟地帶的分裂,能夠保衛祖國,流放並處決反對者,並修改戰勝國強加給他們的戰後和平條約,這“是民族主義的夢想成真”,或者更確切地說,如伊里格所說,“有點像極端民族主義的色情作品”。

希特勒也十分欽佩青年土耳其黨人和後來的阿塔圖爾克的政策,即消滅少數民族和對手,並將各民族驅逐出土耳其。希特勒本人經常提到亞美尼亞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將「可憐的亞美尼亞人」稱為「豬玀、腐敗、骯髒、沒有良心、像乞丐一樣、順從的,甚至像狗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講,根據納粹出版物的說法,「鬼鬼祟祟、寄生蟲般、不值得尊敬的」亞美尼亞人被視為在戰爭期間「背叛土耳其人」的「東方猶太人」。早在1924年,《人民信使報》頭版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亞美尼亞人的遭遇,很可能也會發生在未來的德國猶太人身上”,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曾在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中間作戰的德國僱傭兵漢斯·特羅布斯特。在 1927 年的一次全體黨員會議上,希特勒將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比作猶太人,因為「他們具有我們譴責猶太人的這些特定的、可恥的特徵」。 

納粹文本將消滅亞美尼亞人視為「阿塔圖爾克成功的先決條件之一」。除了清洗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人之外,為了使土耳其成為一個「民族的、且只是民族的」國家,還必須解決另一個少數民族問題:安納托利亞的希臘人。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人口交換導致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但第三帝國的文件對此大加讚揚:“這是軍事政治和人口科學領域一項真正獨一無二的成就”,因為它實現了兩國人口的協調與標準化。根據納粹作家的說法,這些雙重種族清洗構成了新土耳其的先決條件。納粹報紙認為:“只有消滅安納托利亞的希臘部落和亞美尼亞部落,才有可能建立土耳其民族國家,並在一個國家內形成一個完美的土耳其社會。”

伊里格的出色研究幫助讀者認識到,希特勒注意到了土耳其政府對亞美尼亞和希臘少數民族的殘酷對待,而有影響力的納粹分子直接將他們與德國猶太人進行了比較。納粹將亞美尼亞人大屠殺以及希臘人的驅逐都納入了民族歷史的解讀中。 20 世紀 20 年代初土耳其所發生的事情對許多德國人來說就像是民族主義夢想成真了。德國民族主義者,特別是納粹分子認為德國應該效法凱末爾主義者的做法。納粹官員對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執著不僅是戰略性的,而且也是個人主義的。在他們的設想中,新土耳其是一個完美「淨化」的民族國家的典範。對他們來說,德國應該效法土耳其的「成功」榜樣。 

葉吉亞·塔什吉安

葉吉亞·塔什吉安

Yeghia Tashjian 是伊薩姆法里斯研究所公共政策與國際事務-貝魯特美國大學的區域與國際事務集群協調員。他擁有貝魯特美國大學公共政策與國際事務碩士學位,並於2022年完成了瑞典國防大學的「全球社會安全戰略領導計畫」。他於2013年獲得海加齊安大學政治學學士學位,並於2016年至2017年期間在該大學的亞美尼亞僑民研究中心工作。 Yeghia 的碩士論文專注於中國在伊朗和波斯灣的地緣政治和能源安全利益。目前,塔什吉安正在研究土耳其與俄羅斯在中東和北非及高加索地區的「合作競爭」現像以及俄羅斯參與國際南北運輸走廊的情況。他為各種地方和地區報紙撰稿,提出從少數民族權利到區域安全問題的各種主題,並且是貝魯特美國大學政治研究和公共管理系的兼職講師。
葉吉亞·塔什吉安

葉吉亞·塔什吉安

Photo of Yeghia Tashjian

6 Comments

  1. A very welcome and insightful analysis. Som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e Zionists in deliberately provoking the Armenocide would be welcome.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find the evidence for that, but it is very compelling.

  2. Ironically, despite Hitler’s anti-Armenian pronouncements, there was an Armenian division of the Nazi army, as the Nazis found common ground with these Armenians in hatred of Jews.

  3. Very,very interesting. The explanation makes the Holocaust much more clear. In a sense, Kemal Atatturk was Adolph Hitler’s mentor. Thanks to the author for the article.

  4. This article is interesting but not a new or astonishing revelation in that we all know when Hitler started the Jewish Holocaust he said, “who remembers the Armenian Genocide.”

  5. In fact, the NILI group, an underground group of Zionists living in Israel during WW One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Armenian genocide. Sarah Aaronsohn, a member of the group, saw what was happening to the Armenians as she traveled by train from Constantinople to Zikhron Ya`aqov on the coast of Israel in 1915. NILI gather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genocide and Turkish military moves and transfered it to the British, to a small British ship that anchored off the coast. This concern with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a post-war Armenian state led Aaron Aaronsohn, Sarah’s brother, to urge Armenian officials at the Versailles conference to push for more independence. See at link:
    http://ziontruth.blogspot.com/2008/05/activist-zionists-armenian-genocide-in.html

  6. Where I can download this book?
    Im from Argentina.

    I think, now a days, Tel Aviv is the new Berlin, and nazis are in the way of cleaning all the Caucasus, and have the Balcans. Russia again is the final goal.

Leave a Reply

返回頂部按鈕

選擇汪精衛中華帝國會像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一樣戰敗解體

選擇汪精衛 中華帝國會像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一樣戰敗解體 因為站錯了隊伍 北洋軍閥頭腦比汪精衛清楚 所以一戰才能拿回山東 孫文拿德國錢,他是反對參加一戰 選擇蔣介石, 中國將淪為共產主義國家 因為蔣介石鬥不過史達林 蔣介石即使打贏毛澤東 中國一樣會解體 中國是靠偽裝民族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