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的杜荀鹤与“杜荀鹤体”
摘要：历来对于晚唐诗人杜荀鹤及其诗歌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关于其生平，有两个问题常常为后人提及：其一，他是否是著名诗人杜牧之子；其二，他与朱全忠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此二者关系到杜荀鹤的出身以及人品问题，也成为后人争论的焦点。关于其诗歌，同样有肯定的意见，也有否定的声音。在前贤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搜检可以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关键词：杜荀鹤；生平；杜苟鹤体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09)01―0056―04
杜荀鹤(846―904)，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唐昭宗大顺二年(891)进士及第，有《唐风集》传世。《唐风集》主要收录其及第前所作诗歌三百余首，其同乡太常博士顾云为之作序。杜荀鹤在晚唐诗坛及对后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不仅因为其诗歌创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更主要是围绕其生平及作品产生过很多争议，有褒扬者，亦多贬斥者，可谓是毁誉参半。
一、杜荀鹤生平研究的两个焦点问题
其一，杜荀鹤是否为杜牧之子。
这是历代诗话、笔记和评论者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计有功《唐诗纪事》、严有翼《艺苑雌黄》、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尤袤《全唐诗话》、辛文房《唐才子传》、毛晋《唐风集跋》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等都持肯定态度，赞同其为“牧之微子”的说法；这种观点广泛流传，为历代史书和地方志，如祝穆《方舆胜览》、李贤《明一统志》、嘉靖《池州府志》、吴任臣《十国春秋》等所采用。但怀疑与否定此说的同样也有，永璐等《四库全书总目》指责杜荀鹤的人品，怀疑其自附杜牧，薛雪《一瓢诗话》斥责周必大并曰“杨森嘉树曾引太平《杜氏宗谱》辨之，殊合鄙意”，现代研究者多持否定意见，如周祖�N、吴在庆《唐才子传校笺・杜荀鹤传》、汤华泉《杜荀鹤生平事迹考证》、胡嗣坤、罗琴《杜荀鹤及其唐风集研究》等。正反双方各执己见，均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对此尚持怀疑态度：“或曰：荀鹤，牧之微子。”真正让人们相信此事的可能是周必大，《二老堂诗话》称：“《池阳集》载：杜牧之守郡时，有妾怀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后生子，即荀鹤也。”《池阳集》今已散佚，也不见著录。《舆地纪胜》卷二十二载池州碑记有《池阳前集》、《续集》、《池阳前记》、《后记》四种，《前记》为政和八年范致明所编，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据范致明所撰《岳阳风土记》“考证颇为不苟”，在假设《池阳集》亦为范著的前提下，认为“其事必不尽妄”。其中实在是疑问重重，其一周必大所言《池阳集》是否此四书?还是《池阳前集》和《续集》的合称?其二如果《池阳前记》和《后记》为范所著，那么前两者也一定是吗?其三假设《池阳集》果为范著，《岳阳风土记》考证不苟，作为地方志性质的《池阳集》也一定会这样吗?在无法证定的情况下，还是存疑为好。而且，古代“出妾”事常有，但对于高门大户而言“出子”似乎极为罕见，杜牧也没有“出子”的理由和必要，《明一统志》曰：“妾有孕，妻逐之以嫁长林乡杜筠而荀鹤生。”把恶名加到了裴氏的身上。杜牧刺池州时已42岁，至少已有二子(据缪钺《杜牧年谱》)，出身名门的裴氏恐怕也不至于会赶走怀孕的妾。历来文人对种种秘闻逸事常常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特别是对于杜牧这样留下了很多风流韵事的才子，与其相关的点点滴滴都会被广泛流传。
从当事人的作品出发，也许是解决问题的直接有效的方法。明代以后池州的地方志多载托名杜牧之诗《示阿宣诗》：“一子呶呶喧相门，宣乎须记若而人。长林管领闲风月，曾有佳儿属杜筠。”此诗不载樊川诸集，定为后人闻其事而伪作。在杜牧《自撰墓志铭》中明确介绍了自己四男一女之名，若果有“微子”即便墓志铭中不说，想必也会有所记挂，樊川诗文集中没有透露丝毫痕迹。再来看看杜苟鹤的诗作，首先其诗中没有涉及杜牧之事，而是反复诉说自己“三族不当路”(《寄从叔》)，“更无亲族在朝中”(《投从叔补阙》)，这与杜牧家族的情况并不相符。唯其《投从叔补阙》或能说明一些问胚：
吾宗不谒谒诗宗，常仰门风继国风。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其来虽愧源流浅，所得须怜雅颂同。三十年吟到今日，不妨私荐亦成公。
汤华泉《杜荀鹤生平事迹考证》云：“此诗投献对象为作者称为从叔的杜补阙，诗大约作于僖宗年间。翻检史籍，此段时间见有两杜补阙，一为杜牧于晦辞，一为杜审权子让能。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两人皆杜预十七世孙，平辈。若荀鹤为牧之子，亦平辈，皆不当称叔。观诗中‘常仰门风继国风’语，更切合杜晦辞家世，此杜补阙属他的可能性更大。”汤华泉以“三十年吟到今日”推算此诗作于僖宗年间，当时杜荀鹤约三十岁；但我们注意到诗中说“空有篇章传海内”，虽然其唐末颇著诗名，但在三十岁时他还不太可能达到诗名远播海内的程度。若延迟十四五年，自其始读书吟诗时计算，则“今日”指昭宗大顺初年。考虑到荀鹤大顺元年(890)秋进京考试，来年及第，所以此诗极可能是他参加科举考试前的投献干谒之作。故此补阙绝不可能是杜让能，其时让能已为司空兼门下侍郎；从《唐语林》卷七、《金华子杂编》卷上关于杜晦辞事迹的零星记载来看，为杜晦辞的可能性也不大。无论这位从叔是谁，诗言“其来虽愧源流浅”，说明他们的关系相当疏远，“更无亲族在朝中”，更说明他们本非至亲一家。
由上述，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杜荀鹤是杜牧“微子”的说法系后人附会，并不可信。
其二，杜荀鹤与朱全忠的交往及产生的影响。
杜荀鹤晚年依附朱全忠的行为历来为人所诟病，可谓“壮志清名，中道而废”，后人讨论杜苟鹤及其诗歌时，他的这段经历也格外为人所关注，并成为了他人品卑劣的凭证。杜荀鹤曾干谒朱全忠，当属事实。但他是否因此而及第，还是因此而被授为翰林学士?他为众缙绅所怒欲杀之，还是他恃朱势欲杀尽己所不悦之缙绅?诸说有多种不同的记载，但关键问题都集中到他依附朱全忠的具体时间上，只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诸多疑问均会迎刃而解。
关于杜荀鹤与朱全忠交往的问题在《唐才子传校笺》卷九“杜荀鹤”条中吴在庆先生已有详考，胡嗣坤、罗琴《杜荀鹤及唐风集研究》又有所补充。
据顾云《唐风集序》、《郡斋读书志》及《登科记考》等记杜荀鹤大顺二年(891)正月十日裴贽榜下第八人进士及第；杜荀鹤及第后东归，途中曾谒见朱全忠。《旧五代史》卷24《杜苟鹤传》注引五代人石文德《唐新纂》云：“荀鹤进士及第，东归，过夷门，献梁太祖诗句云：‘四海九州空第一，不同诸镇府封王。’则苟鹤之受知于梁祖旧矣，不待田颓之笺问而始被遇也。”在朱全忠进封梁王后，杜荀鹤于天复元年(901)可能再次拜会朱全忠，并赋“无云而雨”诗；其后杜苟鹤入宣州田(君页)幕，天复三年八月奉田之命出使大梁，与朱全忠密谋诛除杨行密，同 年十二月，田为杨所杀，杜遂留朱幕中，“及(田)(君页)遇祸，太祖以其才表之，寻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丁重疾，旬日而卒。”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附《补唐代翰林两记》辨之日：“杜苟鹤天元年以主客员外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未几卒。”可知，杜荀鹤甚为朱全忠所赏，表为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不久而卒。
综上述来看，杜荀鹤进士及第与朱全忠并没有关系，他在依附朱以后被授予翰林学士，可能是事实。由于他得势后不久而卒，因此《旧五代史》所谓：“既而恃太祖之势，凡缙绅间己所不悦者，日屈指怒数，将谋尽杀之。”是不可信的。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改述为：“恃势侮易缙绅，众怒，欲杀之而未及。”辛文房《唐才子传》说得更为明确：“为文多主箴刺，众怒，欲杀之，未得。”辛氏的理由有一定的说服力，杜荀鹤的确有一些反映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欺压百姓的诗歌，如《再经胡城县》、《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等，他的言行得罪缙绅也在所难免。唐代文人干谒权贵实在是司空见惯，杜苟鹤久举不第，及第后又未能通过吏部关试谋取一官半职，入朱全忠幕实属无奈之举，后人因为朱氏的种种逆行而对杜荀鹤口诛笔伐未免有失公允。
二、“杜荀鹤体”及其主要特色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以人而论”列出古今诗体三十六种，单独列有“杜苟鹤体”，将其放在整个晚唐五代，与“李商隐体”、“杜牧之体”鼎足而三。虽然杜荀鹤的诗歌创作成就远达不到这个高度，严羽也并非就此而言，但从诗体创新的角度还是能说明其诗歌自成特色。魏庆之《诗人玉屑》也说：“如罗隐、杜荀鹤辈，至卑弱，至今不能泯没者，以其自成一家耳。”胡震亨《唐音癸签》在论述唐七律的变化发展时，将“杜苟鹤之不避俚俗”作为最后一变。从历代诗论家的评述中，我们能够知道杜苟鹤的诗歌颇有自己的特色，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贡献。但这种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严羽仅列出“杜荀鹤体”，未曾指出其特征所在，下面我们就此问题略作分析。
其一，描写社会现实：不是杜荀鹤诗歌的主要内容，却因此成就其诗名。
杜苟鹤反映唐末社会现实的几首诗历来为人所称道，后来人们常常称其为现实主义诗人。笔者在未通读其全部作品之前，一直以为杜苟鹤的诗歌是以描写反映现实为主要内容，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在《全唐诗》所收的326首诗中，全篇描写现实之作一共仅10首左右，加上有些可堪句摘者也不到20首；而投献干谒、寄赠送别等交游之作多达半数以上；其中反反复复自述“苦吟”、以苦吟自许者也不少于描写现实之作。可以说，投诗干谒、自叙苦吟和交游送别才是杜荀鹤诗歌的主要内容。而且通过考察历代诗歌选本可以发现，杜荀鹤这类现实题材的诗歌入选率并不高，只有在建国以后才倍受人们关注。当然，我们并没有否定其诗歌价值的意思，仅说明事实，以免造成误解。
杜苟鹤为数不多的反映现实之作，对于了解唐末乱世百姓生活状况确有“以诗存史”的价值。虽然杜荀鹤没有杜甫那般才力和气魄，没有能够展现出大背景下的时代战乱图，但我们注意到杜荀鹤在某些方面颇有自己的独到识见，譬如他对赋税问题格外关注：
乱世人多事，耕桑或失时。不闻宽赋敛，因此转流离。(《送人宰德清》)
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乱后逢村叟》)
家随兵尽屋空存，税额宁容减一分。衣食旋营犹可过，赋输长急不堪闻。(《题所居村舍》)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山中寡妇》)
无子无孙一病翁，将何筋力事耕农。官家不管蓬蒿地，须勒王租出此中。(《伤硖石县病叟》)
白发星星筋力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丰年也受饥。(《田翁》)
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局面日趋形成，跋扈的藩镇不纳朝贡，江南遂成为唐王朝主要的赋税来源地之一，从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可知，全国缴纳赋税的地区仅有八道，以富庶著称的宣歙道是其中之一，地位仅次于浙江东西道。特别是“两税法”施行以后，百姓不堪其苦，每年被迫缴纳的花样繁多的巨额租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同时，因为战争不断，朝廷财政入不敷出，为增加赋税收入，采取加官进爵的方式奖励多征收赋税的州县长官，“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甚至提前索取两年后的租税。从这个角度来看，杜荀鹤诗歌为民请命的意旨非常明显。虽然他描写现实的作品不多，但对于唐末社会面貌的反映，特别是对官府横征暴敛及其造成民生凋敝的描写，与晚唐其他“苦吟”诗人所作的“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大相径庭。这也是杜荀鹤诗歌独特的社会价值所在。
其二，“现实”地描写：缺乏想像力，但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
描写现实是就诗歌内容而言，“现实”地描写是指其表达手法。无庸讳言，杜苟鹤是一个缺乏想像力的诗人。其诗歌中没有浪漫的想像和奇特的夸张，苦吟是他作诗的方式，通俗是他诗歌语言的特色，直叙和白描是他最为常用的武器。
唐诗的气韵神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人们的丰富想像和联想，想像力贫乏的诗人往往不会有太大的魅力，他的作品会显得单调乏味。杜荀鹤也不例外，其诗歌按题材来说，交游和咏怀是两大主题，没有叙事诗，没有咏史诗，没有怀古诗，没有爱情诗；按体裁来说，没有一首古体，全部是近体，《全唐诗》所收其326首诗中，律诗270首(其中五律127首，五排2首，七律140首，七排1首)，绝句56首(其中五绝4首，七绝52首)。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单调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位非常杰出的诗人，缺少了想像和夸张，仅靠直叙和白描的“现实”写作手法极大地限制了诗思情感的表达。好在杜苟鹤还有一件“利器”――在叙述和描写时注意运用对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如《再经胡城县》：“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一面是生民冤声流血，一面是县令加朱绂，两者对比之下，县宰加官后红色的官服显得格外刺眼，从而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如《蚕妇》：“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瘦面饥黄的蚕妇血色全无，年年辛苦纺织蚕丝却只能“浑身着苎麻”，无言地指责在不动声色的对比中全面显现。再如《雪》：“拥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山中对雪有作》：“玉帐英雄携妓赏，山村鸟雀共民愁。”“拥袍公子”与“跣足樵夫”对比，携妓赏雪的“玉帐英雄”与饥寒交加的“愁民”对比，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对立、社会的矛盾在对比中展现无遗。
用短小的律诗、绝句来写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对事实进行高度提炼浓缩，才能形成具有强烈反差的对比效果，出语惊人，从而达到揭露讽刺丑恶的目的。“他把盛、中唐的大诗人们在新乐府里赋咏而在近体里很少接触的题材，大量地引入了近体诗中。以新乐府运动的精神来开拓近体诗的反映面，提高其抒情叙事功能，这种创新是他对唐诗艺术的一项重要贡献。”
杜苟鹤诗歌语言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通俗，用口语入诗，极少用典，力求浅近直白、自然晓畅。王槲《野客丛书》指出：“唐人诗句中用俗语者，惟杜荀鹤、罗隐为多。杜荀鹤诗，如……今人多引此语，往往不知谁作。”余成教《石园诗话》说：“晚唐诗人有佳句而多俗言者，杜彦之荀鹤是也。‘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溪山入城郭，户口半渔樵’、‘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九州有路休为客，百岁无愁即是仙’、‘故园何啻三千里，新雁才闻一两声，、‘高下麦苗新雨后，浅深山色晚晴时，，皆为佳句。‘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闲’，虽俗而有意趣。”当然，杜荀鹤也有部分诗歌过于俚俗，未能以俗为雅，《艺苑雌黄》就讥讽其为“太公家教”。
杜荀鹤诗歌之所以自成一体，其自许的“苦吟”可能并不能成为其特色，唐末诗人有几位不苦吟作诗呢?描写现实、全是近体诗、语言通俗，单独哪一项也都不足为其特色，只有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才是“杜荀鹤体”――用通俗的语言，通过对比的叙述和描写方式，以近体诗的形式描写社会现实。
责任编辑 吴晓红
关键词：杜荀鹤；生平；杜苟鹤体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09)01―0056―04
杜荀鹤(846―904)，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唐昭宗大顺二年(891)进士及第，有《唐风集》传世。《唐风集》主要收录其及第前所作诗歌三百余首，其同乡太常博士顾云为之作序。杜荀鹤在晚唐诗坛及对后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不仅因为其诗歌创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更主要是围绕其生平及作品产生过很多争议，有褒扬者，亦多贬斥者，可谓是毁誉参半。
一、杜荀鹤生平研究的两个焦点问题
其一，杜荀鹤是否为杜牧之子。
这是历代诗话、笔记和评论者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计有功《唐诗纪事》、严有翼《艺苑雌黄》、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尤袤《全唐诗话》、辛文房《唐才子传》、毛晋《唐风集跋》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等都持肯定态度，赞同其为“牧之微子”的说法；这种观点广泛流传，为历代史书和地方志，如祝穆《方舆胜览》、李贤《明一统志》、嘉靖《池州府志》、吴任臣《十国春秋》等所采用。但怀疑与否定此说的同样也有，永璐等《四库全书总目》指责杜荀鹤的人品，怀疑其自附杜牧，薛雪《一瓢诗话》斥责周必大并曰“杨森嘉树曾引太平《杜氏宗谱》辨之，殊合鄙意”，现代研究者多持否定意见，如周祖�N、吴在庆《唐才子传校笺・杜荀鹤传》、汤华泉《杜荀鹤生平事迹考证》、胡嗣坤、罗琴《杜荀鹤及其唐风集研究》等。正反双方各执己见，均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对此尚持怀疑态度：“或曰：荀鹤，牧之微子。”真正让人们相信此事的可能是周必大，《二老堂诗话》称：“《池阳集》载：杜牧之守郡时，有妾怀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后生子，即荀鹤也。”《池阳集》今已散佚，也不见著录。《舆地纪胜》卷二十二载池州碑记有《池阳前集》、《续集》、《池阳前记》、《后记》四种，《前记》为政和八年范致明所编，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据范致明所撰《岳阳风土记》“考证颇为不苟”，在假设《池阳集》亦为范著的前提下，认为“其事必不尽妄”。其中实在是疑问重重，其一周必大所言《池阳集》是否此四书?还是《池阳前集》和《续集》的合称?其二如果《池阳前记》和《后记》为范所著，那么前两者也一定是吗?其三假设《池阳集》果为范著，《岳阳风土记》考证不苟，作为地方志性质的《池阳集》也一定会这样吗?在无法证定的情况下，还是存疑为好。而且，古代“出妾”事常有，但对于高门大户而言“出子”似乎极为罕见，杜牧也没有“出子”的理由和必要，《明一统志》曰：“妾有孕，妻逐之以嫁长林乡杜筠而荀鹤生。”把恶名加到了裴氏的身上。杜牧刺池州时已42岁，至少已有二子(据缪钺《杜牧年谱》)，出身名门的裴氏恐怕也不至于会赶走怀孕的妾。历来文人对种种秘闻逸事常常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特别是对于杜牧这样留下了很多风流韵事的才子，与其相关的点点滴滴都会被广泛流传。
从当事人的作品出发，也许是解决问题的直接有效的方法。明代以后池州的地方志多载托名杜牧之诗《示阿宣诗》：“一子呶呶喧相门，宣乎须记若而人。长林管领闲风月，曾有佳儿属杜筠。”此诗不载樊川诸集，定为后人闻其事而伪作。在杜牧《自撰墓志铭》中明确介绍了自己四男一女之名，若果有“微子”即便墓志铭中不说，想必也会有所记挂，樊川诗文集中没有透露丝毫痕迹。再来看看杜苟鹤的诗作，首先其诗中没有涉及杜牧之事，而是反复诉说自己“三族不当路”(《寄从叔》)，“更无亲族在朝中”(《投从叔补阙》)，这与杜牧家族的情况并不相符。唯其《投从叔补阙》或能说明一些问胚：
吾宗不谒谒诗宗，常仰门风继国风。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其来虽愧源流浅，所得须怜雅颂同。三十年吟到今日，不妨私荐亦成公。
汤华泉《杜荀鹤生平事迹考证》云：“此诗投献对象为作者称为从叔的杜补阙，诗大约作于僖宗年间。翻检史籍，此段时间见有两杜补阙，一为杜牧于晦辞，一为杜审权子让能。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两人皆杜预十七世孙，平辈。若荀鹤为牧之子，亦平辈，皆不当称叔。观诗中‘常仰门风继国风’语，更切合杜晦辞家世，此杜补阙属他的可能性更大。”汤华泉以“三十年吟到今日”推算此诗作于僖宗年间，当时杜荀鹤约三十岁；但我们注意到诗中说“空有篇章传海内”，虽然其唐末颇著诗名，但在三十岁时他还不太可能达到诗名远播海内的程度。若延迟十四五年，自其始读书吟诗时计算，则“今日”指昭宗大顺初年。考虑到荀鹤大顺元年(890)秋进京考试，来年及第，所以此诗极可能是他参加科举考试前的投献干谒之作。故此补阙绝不可能是杜让能，其时让能已为司空兼门下侍郎；从《唐语林》卷七、《金华子杂编》卷上关于杜晦辞事迹的零星记载来看，为杜晦辞的可能性也不大。无论这位从叔是谁，诗言“其来虽愧源流浅”，说明他们的关系相当疏远，“更无亲族在朝中”，更说明他们本非至亲一家。
由上述，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杜荀鹤是杜牧“微子”的说法系后人附会，并不可信。
其二，杜荀鹤与朱全忠的交往及产生的影响。
杜荀鹤晚年依附朱全忠的行为历来为人所诟病，可谓“壮志清名，中道而废”，后人讨论杜苟鹤及其诗歌时，他的这段经历也格外为人所关注，并成为了他人品卑劣的凭证。杜荀鹤曾干谒朱全忠，当属事实。但他是否因此而及第，还是因此而被授为翰林学士?他为众缙绅所怒欲杀之，还是他恃朱势欲杀尽己所不悦之缙绅?诸说有多种不同的记载，但关键问题都集中到他依附朱全忠的具体时间上，只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诸多疑问均会迎刃而解。
关于杜荀鹤与朱全忠交往的问题在《唐才子传校笺》卷九“杜荀鹤”条中吴在庆先生已有详考，胡嗣坤、罗琴《杜荀鹤及唐风集研究》又有所补充。
据顾云《唐风集序》、《郡斋读书志》及《登科记考》等记杜荀鹤大顺二年(891)正月十日裴贽榜下第八人进士及第；杜荀鹤及第后东归，途中曾谒见朱全忠。《旧五代史》卷24《杜苟鹤传》注引五代人石文德《唐新纂》云：“荀鹤进士及第，东归，过夷门，献梁太祖诗句云：‘四海九州空第一，不同诸镇府封王。’则苟鹤之受知于梁祖旧矣，不待田颓之笺问而始被遇也。”在朱全忠进封梁王后，杜荀鹤于天复元年(901)可能再次拜会朱全忠，并赋“无云而雨”诗；其后杜苟鹤入宣州田(君页)幕，天复三年八月奉田之命出使大梁，与朱全忠密谋诛除杨行密，同 年十二月，田为杨所杀，杜遂留朱幕中，“及(田)(君页)遇祸，太祖以其才表之，寻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丁重疾，旬日而卒。”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附《补唐代翰林两记》辨之日：“杜苟鹤天元年以主客员外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未几卒。”可知，杜荀鹤甚为朱全忠所赏，表为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不久而卒。
综上述来看，杜荀鹤进士及第与朱全忠并没有关系，他在依附朱以后被授予翰林学士，可能是事实。由于他得势后不久而卒，因此《旧五代史》所谓：“既而恃太祖之势，凡缙绅间己所不悦者，日屈指怒数，将谋尽杀之。”是不可信的。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改述为：“恃势侮易缙绅，众怒，欲杀之而未及。”辛文房《唐才子传》说得更为明确：“为文多主箴刺，众怒，欲杀之，未得。”辛氏的理由有一定的说服力，杜荀鹤的确有一些反映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欺压百姓的诗歌，如《再经胡城县》、《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等，他的言行得罪缙绅也在所难免。唐代文人干谒权贵实在是司空见惯，杜苟鹤久举不第，及第后又未能通过吏部关试谋取一官半职，入朱全忠幕实属无奈之举，后人因为朱氏的种种逆行而对杜荀鹤口诛笔伐未免有失公允。
二、“杜荀鹤体”及其主要特色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以人而论”列出古今诗体三十六种，单独列有“杜苟鹤体”，将其放在整个晚唐五代，与“李商隐体”、“杜牧之体”鼎足而三。虽然杜荀鹤的诗歌创作成就远达不到这个高度，严羽也并非就此而言，但从诗体创新的角度还是能说明其诗歌自成特色。魏庆之《诗人玉屑》也说：“如罗隐、杜荀鹤辈，至卑弱，至今不能泯没者，以其自成一家耳。”胡震亨《唐音癸签》在论述唐七律的变化发展时，将“杜苟鹤之不避俚俗”作为最后一变。从历代诗论家的评述中，我们能够知道杜苟鹤的诗歌颇有自己的特色，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贡献。但这种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严羽仅列出“杜荀鹤体”，未曾指出其特征所在，下面我们就此问题略作分析。
其一，描写社会现实：不是杜荀鹤诗歌的主要内容，却因此成就其诗名。
杜苟鹤反映唐末社会现实的几首诗历来为人所称道，后来人们常常称其为现实主义诗人。笔者在未通读其全部作品之前，一直以为杜苟鹤的诗歌是以描写反映现实为主要内容，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在《全唐诗》所收的326首诗中，全篇描写现实之作一共仅10首左右，加上有些可堪句摘者也不到20首；而投献干谒、寄赠送别等交游之作多达半数以上；其中反反复复自述“苦吟”、以苦吟自许者也不少于描写现实之作。可以说，投诗干谒、自叙苦吟和交游送别才是杜荀鹤诗歌的主要内容。而且通过考察历代诗歌选本可以发现，杜荀鹤这类现实题材的诗歌入选率并不高，只有在建国以后才倍受人们关注。当然，我们并没有否定其诗歌价值的意思，仅说明事实，以免造成误解。
杜苟鹤为数不多的反映现实之作，对于了解唐末乱世百姓生活状况确有“以诗存史”的价值。虽然杜荀鹤没有杜甫那般才力和气魄，没有能够展现出大背景下的时代战乱图，但我们注意到杜荀鹤在某些方面颇有自己的独到识见，譬如他对赋税问题格外关注：
乱世人多事，耕桑或失时。不闻宽赋敛，因此转流离。(《送人宰德清》)
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乱后逢村叟》)
家随兵尽屋空存，税额宁容减一分。衣食旋营犹可过，赋输长急不堪闻。(《题所居村舍》)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山中寡妇》)
无子无孙一病翁，将何筋力事耕农。官家不管蓬蒿地，须勒王租出此中。(《伤硖石县病叟》)
白发星星筋力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丰年也受饥。(《田翁》)
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局面日趋形成，跋扈的藩镇不纳朝贡，江南遂成为唐王朝主要的赋税来源地之一，从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可知，全国缴纳赋税的地区仅有八道，以富庶著称的宣歙道是其中之一，地位仅次于浙江东西道。特别是“两税法”施行以后，百姓不堪其苦，每年被迫缴纳的花样繁多的巨额租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同时，因为战争不断，朝廷财政入不敷出，为增加赋税收入，采取加官进爵的方式奖励多征收赋税的州县长官，“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甚至提前索取两年后的租税。从这个角度来看，杜荀鹤诗歌为民请命的意旨非常明显。虽然他描写现实的作品不多，但对于唐末社会面貌的反映，特别是对官府横征暴敛及其造成民生凋敝的描写，与晚唐其他“苦吟”诗人所作的“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大相径庭。这也是杜荀鹤诗歌独特的社会价值所在。
其二，“现实”地描写：缺乏想像力，但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
描写现实是就诗歌内容而言，“现实”地描写是指其表达手法。无庸讳言，杜苟鹤是一个缺乏想像力的诗人。其诗歌中没有浪漫的想像和奇特的夸张，苦吟是他作诗的方式，通俗是他诗歌语言的特色，直叙和白描是他最为常用的武器。
唐诗的气韵神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人们的丰富想像和联想，想像力贫乏的诗人往往不会有太大的魅力，他的作品会显得单调乏味。杜荀鹤也不例外，其诗歌按题材来说，交游和咏怀是两大主题，没有叙事诗，没有咏史诗，没有怀古诗，没有爱情诗；按体裁来说，没有一首古体，全部是近体，《全唐诗》所收其326首诗中，律诗270首(其中五律127首，五排2首，七律140首，七排1首)，绝句56首(其中五绝4首，七绝52首)。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单调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位非常杰出的诗人，缺少了想像和夸张，仅靠直叙和白描的“现实”写作手法极大地限制了诗思情感的表达。好在杜苟鹤还有一件“利器”――在叙述和描写时注意运用对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如《再经胡城县》：“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一面是生民冤声流血，一面是县令加朱绂，两者对比之下，县宰加官后红色的官服显得格外刺眼，从而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如《蚕妇》：“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瘦面饥黄的蚕妇血色全无，年年辛苦纺织蚕丝却只能“浑身着苎麻”，无言地指责在不动声色的对比中全面显现。再如《雪》：“拥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山中对雪有作》：“玉帐英雄携妓赏，山村鸟雀共民愁。”“拥袍公子”与“跣足樵夫”对比，携妓赏雪的“玉帐英雄”与饥寒交加的“愁民”对比，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对立、社会的矛盾在对比中展现无遗。
用短小的律诗、绝句来写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对事实进行高度提炼浓缩，才能形成具有强烈反差的对比效果，出语惊人，从而达到揭露讽刺丑恶的目的。“他把盛、中唐的大诗人们在新乐府里赋咏而在近体里很少接触的题材，大量地引入了近体诗中。以新乐府运动的精神来开拓近体诗的反映面，提高其抒情叙事功能，这种创新是他对唐诗艺术的一项重要贡献。”
杜苟鹤诗歌语言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通俗，用口语入诗，极少用典，力求浅近直白、自然晓畅。王槲《野客丛书》指出：“唐人诗句中用俗语者，惟杜荀鹤、罗隐为多。杜荀鹤诗，如……今人多引此语，往往不知谁作。”余成教《石园诗话》说：“晚唐诗人有佳句而多俗言者，杜彦之荀鹤是也。‘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溪山入城郭，户口半渔樵’、‘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九州有路休为客，百岁无愁即是仙’、‘故园何啻三千里，新雁才闻一两声，、‘高下麦苗新雨后，浅深山色晚晴时，，皆为佳句。‘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闲’，虽俗而有意趣。”当然，杜荀鹤也有部分诗歌过于俚俗，未能以俗为雅，《艺苑雌黄》就讥讽其为“太公家教”。
杜荀鹤诗歌之所以自成一体，其自许的“苦吟”可能并不能成为其特色，唐末诗人有几位不苦吟作诗呢?描写现实、全是近体诗、语言通俗，单独哪一项也都不足为其特色，只有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才是“杜荀鹤体”――用通俗的语言，通过对比的叙述和描写方式，以近体诗的形式描写社会现实。
责任编辑 吴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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