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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S. Wood 的立論,是如何站在美國思想史長脈絡中「回應、承繼、修正、反駁」過往的政治哲學傳統。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脈絡 對這篇文章進行的深入分析,協助你理解 Gordon S. Wood 的立論,是如何站在美國思想史長脈絡中「回應、承繼、修正、反駁」過往的政治哲學傳統。


📘《Why America Is a “Creedal Nation”》的思想史脈絡分析

作者:Gordon S. Wood(美國革命史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這篇文章其實不是一般的時論文章,而是一篇深具思想史意味的「美國國族論」簡史。Wood 借用 250 週年國慶之際,再次闡述「美國作為信念型國家(creedal nation)」的核心自我理解,並將其放入三條思想史的大線索中:


一、思想史脈絡 1:美國建國者對「國族」的懷疑與焦慮

1. 美國不是從「民族」誕生,而是先從「國家」開始

歐洲國族主義的標準敘事是:
民族 → 國民意識 → 國家。
但 Wood 指出美國完全相反:

  • 1776 年沒有「美國民族」(American ethnicity)

  • 有的是 13 個鬆散的地方共同體(Virginian / Massachusetts)

  • 《獨立宣言》的「one people」仍只是理想目標,而非既存現實

這呼應了 Enlightenment 時期的“constructivist nation theory”:
國家可以是一個「理性建構」的政治共同體,而非血緣共同體。

2. 早期國父們的「反民族主義」立場

Wood 引用的 John Adams、Jefferson 等人,其思想深受 Enlightenment 影響:

  • 對「民族性」、「祖國」、「血統」等觀念相當不信任

  • 反對把政治忠誠建立在血源、族群、語言之上

  • 主張建立於「政治原則」之上(共和、平等、自由)

📌 思想史定位
這是 18 世紀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傾向,反對「封建民族共同體」,強調理性建構的政治體。


二、思想史脈絡 2:19 世紀美國的「民族性焦慮」與同化工程

1. 18–19 世紀的「同質性焦慮」

文章多次強調:
美國革命後的精英其實並不喜歡「多元文化」或「多族群」。

Wood 引述:

  • Fisher Ames:要讓移民“nationalized”

  • David Ramsay:要“mold us into a homogeneous people”

📌 這呼應了歐洲啟蒙時期(Montesquieu、Condorcet)的理念:
國家需要文化同質性才能維持共和制度的美德。

這與當代美國多元文化敘事非常不同。

2. 民族構成的事實 vs 理念的落差

Wood 指出:

  • 1790 年白人多族裔比例(英、德、蘇格蘭、荷蘭等)

  • 非洲裔與原住民的存在

  • 19 世紀大量歐洲移民的再度衝擊

因此,美國一直面臨「事實上的多元」與「理念上的單一」的衝突。

📌 思想史定位
這是 19 世紀自由主義者一再面臨的張力:
要如何在多元人口中維持共和制度?


三、思想史脈絡 3:林肯完成美國民族思想的革命——從「人民」到「信念」

這篇文章的思想史高潮在於 Wood 對 Lincoln 的詮釋。

1. Lincoln 的貢獻:讓信念(creed)成為民族基礎

Wood 引用 Lincoln 的經典論述:

  • 移民後代「等同於」1776 年的革命世代

  • 因為他們共享《獨立宣言》的「平等原則」

  • 這些信念是“electric cord”,把族群連接成國族

📌 這是一種「信念民族主義(creedal nationalism)」
民族性的基礎變成:

  • 不是血統

  • 不是語言

  • 不是宗教

  • 而是「平等」與「自由」的政治信念

2. Lincoln 的思想史地位

Lincoln 在美國思想史上被視為:

  • 「讓美國成為國族」的人(nation-maker)

  • 真正說明美國為何能形成「國家+國族」的思想家

  • 以《獨立宣言》賦予美國道德統一性的政治神學家

Wood 完整繼承了 Eric Foner、Harry Jaffa、Bernard Bailyn 的歷史哲學觀點——
美國民族性不是過去的血統,而是未來的信念。


四、思想史脈絡 4:20–21 世紀多元文化 vs 信念國族的再爭論

Wood 的文章實際上是介入當代政治辯論:

1. 右派的「血統民族論」復興

Wood 批判:

  • 近年美國內部興起「血緣優先」、「老移民優先」

  • 甚至出現「blood and soil」式思潮

這是回應近年的:

  • 白人身份政治(white identity politics)

  • 歐陸式民族主義(Hungary, Poland)

  • 美國文化保守派對移民的焦慮

Wood 認為這些都是對歷史的曲解。

2. 左派「多元文化」與 Wood 的距離

有趣的是:
Wood 也不是左派多元文化論者。

他強調:

  • 不該超過 15% 外國出生人口(這段頗具爭議)

  • 同化(assimilation)仍然必要

  • 多元文化只是「美國成功後的奢侈品」,不是建國時的條件

📌 Wood 的立場可以定位為:

古典共和主義 + 林肯式信念民族論
而非當代左派的「文化多元論」。


五、思想史脈絡 5:Wood 與「美國例外論」的延續

這篇文章延續了美國思想史中幾個重要母題:

思想史傳統Wood 的運用
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是建構性國族、世界最早的 creedal nation
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獨立宣言》成為「聖典」、Jefferson 的書桌成“聖物”
理念型民族(ideological nation)信念(creed)取代血統
Lincoln 的政治神學平等原則是“electric cord”凝聚國族
啟蒙時代的「人民主權」人民不是血族,而是理念共同體

📌 總結:Wood 的文章在思想史上的定位

這篇文章不只是捍衛移民或多元文化,而是在重申一個核心命題:

美國不是以血統或民族構成的國家,而是以理念(creed)構成的國家。
其國族認同是一個思想建構(ideological construction),而非民族自然生成。

在思想史上,它:

  • 承接啟蒙時代反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論

  • 回應 19 世紀民族國家形成時的焦慮

  • 把 Lincoln 定位為美國民族認同的真正創始者

  • 介入當代美國身份政治的爭勝場

這篇文章本質上是一篇思想史的介入式論文,把美國政治共同體的正當性從「祖先文化」的爭奪,重新拉回到《獨立宣言》的普遍原則。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進一步提供:

📌 (A)這篇文章的「思想史圖譜」可視化
📌 (B)同主題的「反方論述」(民族論、文化論、保守主義版本)
📌 (C)用在當代政治辯論的「講稿版本」

只要跟我說即可。

GROK:為何美國是一個「信條型國家」

 

(一)條列作者 Gordon S. Wood 的思考脈絡與論證方式

  1. 起點:當代爭議與作者立場
    • 當前有人主張美國不應是「信條國家」(creedal nation),應強調「血統與土地」(blood-and-soil),老移民後裔比新移民更有資格。
    • 作者明確強烈反對,認為這與美國本質相違。
  2. 核心論點:美國從來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 歐洲國家多是「先有民族(共同語言、血統、文化),後有國家」;美國則完全相反:先有國家(1776年建國),後努力打造「民族性」。
    • 1776年時根本不存在統一的「美國族群」(American ethnicity),白人中只有60%是英格蘭裔,其餘已是多族群混雜。
  3. 歷史證據1:獨立宣言與早期國家認同的缺失
    • 《獨立宣言》開頭說要成為「one people」,但結尾只說「相互誓約」(to each other),沒有共同的祖國(patria/fatherland)可奉獻。
    • 當時人們的忠誠對象是13個殖民地(州),而非「美國」。Jefferson說「my country」指的是維吉尼亞,Adams指的是麻薩諸塞。
    • 直到1868年第14修正案才出現「美國公民」定義。
  4. 歷史證據2:聯邦初期仍是「諸州聯盟」而非真正國家
    • 《邦聯條例》只是13個獨立州之間的「友誼聯盟」(類似今日歐盟),不是單一主權國家。
    • 1787年制憲後才真正出現全國政府,1788年Benjamin Rush才興奮說「我們終於成為一個國家了」,但仍不完整。
  5. 歷史證據3:建國世代對「多元」的焦慮與同質化努力
    • 18世紀啟蒙思想家(包括美國開國元勛)認為共和國需要「同質的人民」(homogeneous people),多元是威脅。
    • 當時積極推動同化(nationalization),州史的寫作目的正是「磨平差異、塑造同質人民」。
    • John Adams曾絕望地說美國是「大雜燴」(hotch potch、omnium gatherum),根本不像羅馬的patria或法國的patrie。
  6. 轉折:1812年戰爭與「信條」解決方案的出現
    • 1812年戰爭後,美國人首次強烈感覺到「我們是一個國家」。
    • 記者Hezekiah Niles提出:光去除英國習性不夠,必須建立「新的原則」,以《獨立宣言》為「第一原則」與共同參照點。
    • 林肯把這一洞見發揮到極致:即使沒有1776年革命者的血緣,只要接受《獨立宣言》的平等原則,新移民也「如同那些起草宣言者的血與肉」。
  7. 結論:美國的「信條國家」本質是歷史必然,也是21世紀優勢
    • 美國只能靠理念(而非血統、語言、宗教)把最多元的人口凝聚成「一個民族」。
    • 這正是美國相對歐洲更能吸收移民的優勢。
    • 因此2026年《獨立宣言》250周年極為重要,提醒美國人:做美國人不是「是誰」(be someone),而是「相信什麼」(believe in something)。

論證方式總結: 作者採取「歷史反向對照法」——先對比歐洲「先民族後國家」模式,再用大量第一手史料(宣言文本、開國元勛書信、當代評論、人口統計、戰爭後輿論、林肯演說)證明美國從一開始就走相反道路,最終靠《獨立宣言》的理念而非血統解決認同問題,形成「信條國家」的獨特道路。

(二)一組具有力度的「反方論述」(反對「美國是純粹信條國家」)

  1. 信條本身無法取代深層共同體,歷史上所有持久國家都需要某種前政治的共同性 即使歐洲國家後來也接受自由民主理念,但德國人仍共享語言與千年歷史記憶,法國人有中央集權與大革命共同敘事。純粹「理念聯合」在危機時刻(內戰、經濟大蕭條、外敵入侵)極易崩解。美國內戰就是明證:若只有理念,南方為何能長期維持不同解釋?
  2. 「信條國家」說法過度美化現實,掩蓋WASP核心作為事實上的建國族群 建國文件雖用普世語言,但實際制定者、解釋者、長期主導政治經濟文化的仍是英格蘭-新教徒後裔(WASP)。美國歷史上多次「美國化運動」(Americanization,1880–1920年代)本質就是強迫新移民接受盎格魯-新教規範,而非純粹抽象理念。
  3. 過度強調「信條」會削弱公民對國家的情感依附,導致認同危機 「只要相信自由平等就是美國人」聽起來崇高,但實際上降低加入門檻,容易讓大量新移民保留原國族忠誠(雙重國籍、族群遊說)。當國家只剩「理念」而無血緣、歷史、語言的黏合劑,公民在危機時更傾向「退出」而非犧牲(參見當前極化與制度信任崩潰)。
  4. 當前移民規模已遠超歷史吸收能力,「15%外來人口上限」本身就承認信條不足 作者自己也說「外來人口不宜超過15%」,這等於承認:若比例過高,即使大家口頭接受信條,同化也會失敗。歐洲目前困境正是前車之鑑。這表示「信條」必須建立在一定程度的語言、文化、歷史共同性之上,否則只是空話。
  5. 林肯的「電繩」比喻被過度浪漫化,實際上他也訴諸血緣與土地 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說「四分數與七年前,我們的父輩在這塊大陸上……」,用的正是血緣(fathers)與土地(continent)語言;他同時推動同化政策、反對奴隸制擴張,也是為了維持白人共和國的同質性。把林肯變成純粹「命題國家論」者是後見之明。
  6. 21世紀全球南方大遷徙下,「信條國家」可能變成無根的「旅館國家」 若完全放棄任何血統、語言、文化的優先性,美國可能變成全球人口流動的中轉站,而非有機共同體。歷史上所有成功帝國(羅馬、奥斯曼)最終都因過度多元而分裂,美國若自認例外,可能重蹈覆轍。

綜合反方立場: 美國確實高度依賴理念,但「純粹信條國家」是一種過度純化的事後建構;實際上美國能運作兩百多年,靠的是盎格魯-新教核心在相當長時間內成功把理念「民族化」,並在必要時用強制同化維持同質性。當這一核心被刻意淡化、移民規模又失控時,單靠1776年的幾句話恐怕不足以繼續維繫「一個民族」。

CHATGPT:為何美國是一個「信條型國家」

 以下內容包含三部分:

第一部分:全文中文翻譯(完整、忠實)
第二部分:作者的思考脈絡與論證方式(條列)
第三部分:一組具有力度的「反方論述」


一、全文中譯

為何美國是一個「信條型國家」
美國歷史學大師:美國與其他國家本質不同。美國沒有民族、沒有血緣,卻能成立國家。
作者: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
更新:2025 年 11 月 21 日

民主是一股強大而危險的力量,美國與歐洲民主國家目前都深刻體會到這一點。大西洋兩岸的菁英階層在應對民主演變時,都表現得不甚理想。

明年將有幾個重要紀念日可能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我們將迎來《獨立宣言》發表 250 週年,同一天也恰好是兩位最重要的創國者、約翰・亞當斯與湯瑪斯・傑佛遜的逝世 200 週年。《獨立宣言》對理解美國人的身份至關重要。

近來有人主張,美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個「信條型國家」(creedal nation)——認為僅靠信念、理念作為公民資格的基礎太過薄弱,應承認在美扎根多代的人比新移民更有資格代表「美國」。

我以最大的熱情反對這種觀點。歷史上我們看過類似「血土地」(blood and soil)式的論調。19 世紀 1890 年代,美國也遭遇移民危機,有些人宣稱:因為自家祖先參與過獨立戰爭,或搭著「五月花號」來美國,所以比新移民「更美國」。

我與妻子近年認識了一對 1970 年代自羅馬尼亞移民來美、1980 年歸化的夫妻。儘管他們仍帶著些微口音,但我真心相信,他們與五月花號後裔一樣,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這正是美國之美。

美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美國沒有一個共同的「民族」作為國家的基礎,甚至在 1776 年建國時也不存在。許多歐洲國家——例如德國——在成為「國家」前,早已是「民族」。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是基於共同民族、共同語言而產生。有些國家(如捷克)甚至比 249 歲的美國還新,但他們都有一個「本來就存在的民族」作為支撐。

美國剛好相反:美國人先建立國家,再努力定義何謂「美國民族」。

在 21 世紀的大規模南北人口遷移時代,缺乏單一民族身分反而可能是美國的優勢。這讓美國更能接納並吸收新移民。全世界已經都在美國之內。

美國當然也有移民問題,尤其是南部邊界的非法移民。但與歐洲的移民壓力相比,美國面臨的問題只是小巫見大巫。然而移民仍需謹慎處理。由於同化不易,任何國家的外生人口占比都不應超過約 15%。

從一開始,美國的「民族」概念就非常困難。《獨立宣言》開頭說美國將成為「一個人民」(one People),但文件結尾,大陸會議代表彼此宣誓的是「把生命、財產與榮譽彼此相互托付」,而不是向某個既存的祖國或民族效忠——因為美國那時根本沒有這些東西。

1776 年,人們忠誠的對象是 13 個州,而不是「美國」。當傑佛遜說「我的國家」時,他指的是維吉尼亞;亞當斯指的是麻薩諸塞。直到南北戰爭後通過的第十四修正案,美國才正式定義「國家公民」。

《獨立宣言》由「美利堅十三個聯合州」共同發布,強調「各州是自由而獨立的」。在建國初期,“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複數概念,直到南北戰爭後才逐漸變成今日的單數概念。

由於 13 州無法單獨打敗強大的英國,他們建立了《邦聯條例》,實質是一份州與州之間的「友誼聯盟」,類似今日歐盟。

1787 年費城制憲會議因各州民主濫用等問題而召開,並創建了真正的「國家政府」。這讓一些美國人第一次感到「我們是一體的」。1788 年,本傑明・拉許高喊:「我們成為了一個國家!」——當然是誇張的說法。

因大量移民,美國一開始就是多族裔社會。1790 年人口普查中,白人中只有 60% 有英國血統,其餘包括德國、蘇格蘭、愛爾蘭、荷蘭、法國、瑞典、西班牙等背景。

然而在啟蒙時代,民族多樣性並不是好事。菁英改革者希望將各族群「同化成一個人民」。他們相信一個國家必須「同質、統一」。

拉姆齊在 1809 年南卡羅來納州史中寫道,地方歷史的目的,就是「磨除偏見、消除棱角、塑造成一個同質的人民」。

這個追求「單一民族」的想法,與現代美國大不相同。經歷 250 年,我們可以「奢侈地」擁抱多元文化,但建國初期的美國沒有這樣的空間。

亞當斯對美國成為真正的民族十分悲觀,他說美國沒有像羅馬的祖國、荷蘭的祖國、法國的祖國,只看到宗教派別與族裔的混雜:「我們是一個大雜燴。」他甚至認為很難為這樣的人群取個能代表「民族」的名字。

1812 年戰爭雖打成平手,但美國人認為那是一場勝利,讓這個脆弱的新國家終於感到團結。財政部長加拉廷認為:「人們變得更像美國人、更像一個民族。」

但移民仍絡繹不絕,使美國越來越不像傳統民族國家。19 世紀記者奈爾斯提供了一個新答案:美國需要新的思想、新的心智習慣,「一場心靈的革命」,而其「第一原則」正是《獨立宣言》。奈爾斯認為,《宣言》應成為美國的一切基礎,「在疑惑時共同的原點」。

林肯最終把奈爾斯的洞見發揚光大。1858 年,林肯讚頌傑佛遜,因為傑佛遜提供了答案:美國人的共同點並不是血緣,而是《獨立宣言》的「平等原則」。
林肯指出,美國有一半人沒有 1776 年革命者的血統——德國、愛爾蘭、法國、斯堪地那維亞移民都不是革命者後代,但他們「在所有事上與我們平等」。
他們擁有那份《獨立宣言》,它的道德原則適用於所有人、所有時代,讓不同民族的人與建國者「如同血肉相連」。林肯稱自由與平等是「電線般的連結」,把所有熱愛自由的人心緊緊結合起來。

林肯理解得最深:在多族裔、多宗教、多文化的美國,只有革命理想、只有《獨立宣言》中的信條,才能把所有人整合為「一個人民」。

「成為美國人」不是變成某種人,而是「相信某些事物」。
這正是為何美國在本質上是一個「信條型國家」,也使《獨立宣言》250 週年格外重要。


二、作者的思考脈絡與論證方式(條列)

1. 問題意識:美國是否仍是一個「信條型國家」?

他先指出民主的混亂、移民爭議,鋪陳背景,並介紹近來批評「美國不是信條型國家」的論調。

2. 反駁「血統決定公民資格」的主張

他回顧 19 世紀的排外論述,指出這類「血與土」觀念曾出現,也曾失敗。

3. 證明美國建國本質:先有國家,再有民族

透過 1776 年、建國初期與《邦聯條例》歷史證據說明:

  • 美洲殖民地人民並非單一民族

  • 各州才是人們最初的政治認同

  • 美國的「民族」是後來透過政治工程刻意建構出來的

4. 說明美國的族裔多元不是例外,而是本質

他舉 1790 年人口結構、宗教多樣、移民來源等資料證明:
美國天生就是「多族裔集合體」,不可能成為傳統民族國家。

5. 啟蒙時代對「同質化」的追求,以及其後的美國突破

他描述 18 世紀知識份子希望「民族單一化」,但美國最終沒有照做,反而逐漸發展出以理念為基礎的國家認同。

6. 引林肯作為最終論證:美國的共同點是信念,而非血統

林肯提出的理想(平等、自由)被作者視為解決「美國身份」的根本答案:

  • 不靠血統

  • 不靠語言

  • 不靠宗教
    而是靠理念結合。

7. 結論:美國是「信條型國家」

美國人的身份不是「你是誰」,而是「你相信什麼」。


三、具有力度的「反方論述」

以下反方論述不是本文觀點,而是針對作者主張提出鋒利、有說服力的對立觀點:


反方論述:美國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是「純粹信條型國家」

觀點一:美國政治共同體的凝聚從來不靠「信仰」,而是靠「制度、利益與文化」

作者理想化《獨立宣言》,但現實中美國的團結長期依賴:

  • 地緣隔絕(兩洋屏障)

  • 經濟利益(開拓土地、工業革命、軍事霸權)

  • 英語文化與共同法治傳統
    沒有這些硬實力,單靠理念根本無法構成國家。

觀點二:美國的核心文化確實具有「盎格魯—新教」特性,並非作者所說的無民族、無文化基底

歷史證據顯示:

  • 美國法律源自英國普通法

  • 政府制度模仿英國治理模式

  • 文化價值深受加爾文新教影響(勤奮、節制、個人責任)

  • 移民若不接受「英語+新教倫理」傳統,常被視為外人
    這些都是事實上的「民族文化界線」。

觀點三:若美國真的完全以信條為基礎,則現代政治撕裂應該不會如此嚴重

現實:

  • 共和、民主兩黨的價值觀正在形成「兩個美國」

  • 各族群對自由、平等的理解差異越來越大

  • 族裔群體政治化(如西語裔、亞裔、非裔社群)
    若理念能整合所有人,就不會出現這種裂縫。

信條並未解決分裂,反而暴露信條不足以凝聚人心。

觀點四:現代移民規模超過歷史水平,信條式同化速度根本跟不上多元化的深度

美國今日的挑戰是:

  • 語言多元(西語迅速成為第二語言)

  • 移民社群形成封閉文化區

  • 教育與媒體讓族群間的共同敘事越來越少

在這種情況下,期待靠一份《獨立宣言》維持國家統一,過於天真。

觀點五:真正的國家不能只靠理念,還需要明確、可感的文化與歷史連結

理念可以啟發人,卻無法建立具體的共同生活方式。
若「成為美國人=僅靠相信某些事」,那麼:

  • 誰來定義「相信的內容」?

  • 保守派與進步派的信仰可以同時代表「美國」嗎?

  • 各族群的文化習慣是否也能被視為同等的「美國身份」?

沒有文化基礎的國家會失去共同語言,使政治無止境地碎裂。


如需下一步,我可以提供:

✔ 更尖銳的反方論述
✔ 將反方與正方做成辯論格式
✔ 作成政策建議版、政論版、演講稿版
✔ 或對這篇文章做「思想史脈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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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以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脈絡 對這篇文章進行的深入分析,協助你理解 Gordon S. Wood 的立論,是如何站在美國思想史長脈絡中「回應、承繼、修正、反駁」過往的政治哲學傳統。


📘《Why America Is a “Creedal Nation”》的思想史脈絡分析

作者:Gordon S. Wood(美國革命史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這篇文章其實不是一般的時論文章,而是一篇深具思想史意味的「美國國族論」簡史。Wood 借用 250 週年國慶之際,再次闡述「美國作為信念型國家(creedal nation)」的核心自我理解,並將其放入三條思想史的大線索中:


一、思想史脈絡 1:美國建國者對「國族」的懷疑與焦慮

1. 美國不是從「民族」誕生,而是先從「國家」開始

歐洲國族主義的標準敘事是:
民族 → 國民意識 → 國家。
但 Wood 指出美國完全相反:

  • 1776 年沒有「美國民族」(American ethnicity)

  • 有的是 13 個鬆散的地方共同體(Virginian / Massachusetts)

  • 《獨立宣言》的「one people」仍只是理想目標,而非既存現實

這呼應了 Enlightenment 時期的“constructivist nation theory”:
國家可以是一個「理性建構」的政治共同體,而非血緣共同體。

2. 早期國父們的「反民族主義」立場

Wood 引用的 John Adams、Jefferson 等人,其思想深受 Enlightenment 影響:

  • 對「民族性」、「祖國」、「血統」等觀念相當不信任

  • 反對把政治忠誠建立在血源、族群、語言之上

  • 主張建立於「政治原則」之上(共和、平等、自由)

📌 思想史定位
這是 18 世紀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傾向,反對「封建民族共同體」,強調理性建構的政治體。


二、思想史脈絡 2:19 世紀美國的「民族性焦慮」與同化工程

1. 18–19 世紀的「同質性焦慮」

文章多次強調:
美國革命後的精英其實並不喜歡「多元文化」或「多族群」。

Wood 引述:

  • Fisher Ames:要讓移民“nationalized”

  • David Ramsay:要“mold us into a homogeneous people”

📌 這呼應了歐洲啟蒙時期(Montesquieu、Condorcet)的理念:
國家需要文化同質性才能維持共和制度的美德。

這與當代美國多元文化敘事非常不同。

2. 民族構成的事實 vs 理念的落差

Wood 指出:

  • 1790 年白人多族裔比例(英、德、蘇格蘭、荷蘭等)

  • 非洲裔與原住民的存在

  • 19 世紀大量歐洲移民的再度衝擊

因此,美國一直面臨「事實上的多元」與「理念上的單一」的衝突。

📌 思想史定位
這是 19 世紀自由主義者一再面臨的張力:
要如何在多元人口中維持共和制度?


三、思想史脈絡 3:林肯完成美國民族思想的革命——從「人民」到「信念」

這篇文章的思想史高潮在於 Wood 對 Lincoln 的詮釋。

1. Lincoln 的貢獻:讓信念(creed)成為民族基礎

Wood 引用 Lincoln 的經典論述:

  • 移民後代「等同於」1776 年的革命世代

  • 因為他們共享《獨立宣言》的「平等原則」

  • 這些信念是“electric cord”,把族群連接成國族

📌 這是一種「信念民族主義(creedal nationalism)」
民族性的基礎變成:

  • 不是血統

  • 不是語言

  • 不是宗教

  • 而是「平等」與「自由」的政治信念

2. Lincoln 的思想史地位

Lincoln 在美國思想史上被視為:

  • 「讓美國成為國族」的人(nation-maker)

  • 真正說明美國為何能形成「國家+國族」的思想家

  • 以《獨立宣言》賦予美國道德統一性的政治神學家

Wood 完整繼承了 Eric Foner、Harry Jaffa、Bernard Bailyn 的歷史哲學觀點——
美國民族性不是過去的血統,而是未來的信念。


四、思想史脈絡 4:20–21 世紀多元文化 vs 信念國族的再爭論

Wood 的文章實際上是介入當代政治辯論:

1. 右派的「血統民族論」復興

Wood 批判:

  • 近年美國內部興起「血緣優先」、「老移民優先」

  • 甚至出現「blood and soil」式思潮

這是回應近年的:

  • 白人身份政治(white identity politics)

  • 歐陸式民族主義(Hungary, Poland)

  • 美國文化保守派對移民的焦慮

Wood 認為這些都是對歷史的曲解。

2. 左派「多元文化」與 Wood 的距離

有趣的是:
Wood 也不是左派多元文化論者。

他強調:

  • 不該超過 15% 外國出生人口(這段頗具爭議)

  • 同化(assimilation)仍然必要

  • 多元文化只是「美國成功後的奢侈品」,不是建國時的條件

📌 Wood 的立場可以定位為:

古典共和主義 + 林肯式信念民族論
而非當代左派的「文化多元論」。


五、思想史脈絡 5:Wood 與「美國例外論」的延續

這篇文章延續了美國思想史中幾個重要母題:

思想史傳統Wood 的運用
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是建構性國族、世界最早的 creedal nation
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獨立宣言》成為「聖典」、Jefferson 的書桌成“聖物”
理念型民族(ideological nation)信念(creed)取代血統
Lincoln 的政治神學平等原則是“electric cord”凝聚國族
啟蒙時代的「人民主權」人民不是血族,而是理念共同體

📌 總結:Wood 的文章在思想史上的定位

這篇文章不只是捍衛移民或多元文化,而是在重申一個核心命題:

美國不是以血統或民族構成的國家,而是以理念(creed)構成的國家。
其國族認同是一個思想建構(ideological construction),而非民族自然生成。

在思想史上,它:

  • 承接啟蒙時代反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論

  • 回應 19 世紀民族國家形成時的焦慮

  • 把 Lincoln 定位為美國民族認同的真正創始者

  • 介入當代美國身份政治的爭勝場

這篇文章本質上是一篇思想史的介入式論文,把美國政治共同體的正當性從「祖先文化」的爭奪,重新拉回到《獨立宣言》的普遍原則。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進一步提供:

📌 (A)這篇文章的「思想史圖譜」可視化
📌 (B)同主題的「反方論述」(民族論、文化論、保守主義版本)
📌 (C)用在當代政治辯論的「講稿版本」

翻譯成中文 (一)條列作者的思考脈絡與論證方式 (二)提出一組具有力度的「反方論述」 Why America Is a ‘Creedal Nation’ The distinguished historian says the U.S. isn’t like other nations and never has been. There is no American ethnicity to back up the state. By Gordon S. Wood Updated Nov. 21, 2025 4:32 pm ET Share Resize 82 Listen (2 min) You may also like Checkbox Embed code copied to clipboard Copy LinkCopy Link Copy EmbedCopy Embed Share on FacebookFacebook Share on TwitterTwitter Click for Sound Inside View: Ignore the haters pushing a revisionist history, and recognize the American experiment for the success that it is. Democracy is a powerful and dangerous force, as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democracies are discovering. Elite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haven’t done a very good job of handling it. We have some anniversaries coming up next year that may help us. We have, of course,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same day is the bicentennial of the deaths of the two founders most responsible for that great document, John Adams and Thomas Jefferson. The Declaration is vital to understanding who we are as Americans. There has been some talk recently that we aren’t and shouldn’t be a creedal nation—that beliefs in a creed are too permissive, too weak a basis for citizenship and that we need to realize that citizens with ancestors who go back several generations have a stronger stake in the country than more-recent immigrants. I reject this position as passionately as I can. We have seen these blood-and-soil efforts before. In the 1890s, we also had a crisis over immigration. Some Americans tried to claim that because they had ancestors who fought in the Revolution or came here on the Mayflower, they were more American than the recent immigrants. My wife and I have recently gotten to know a couple who came from Romania in the 1970s and became American citizens in 1980. Although they speak with a slight accent, I believe with all my heart that they are as American as someone whose ancestors came on the Mayflower. That is the beauty of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isn’t a nation like other nations, and it never has been. There is no American ethnicity to back up the state, and there was no such distinctive ethnicity even in 1776, when the U.S. was created. Many European countries—Germany, for example—were nations before they became states. Most European states were created out of a prior sense of a common ethnicity or language. Some of them, like the Czech Republic, were created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are newer than the 249-year-old U.S. Yet all are undergirded by peoples that had a pre-existing sense of their own distinctiveness, their own nationhood. In the U.S. the process was reversed. Americans created a state before they were a nation, and much of American history has been an effort to define that nationhood. America’s lack of a national identity and a common ethnicity may turn out to be an advantage in the 21st century, dominated as it is by mass migrations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It certainly enables the U.S. to be more capable of accepting and absorbing immigrants. The whole world is already in the U.S. America has its own problems with immigrants, especially those entering illegally at the southern border. These problems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oblems European nations are fac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face. But immigration must be handled carefully. Because assimilation isn’t easy, no nation should allow the percentage of foreign-born residents to exceed about 15% of its population. Right from the start we had problems with our nationhood. Although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olds out the promise of Americans becoming “one People,” at the end of the document the member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pledged only “to each other” their lives, their fortunes and their sacred honor. There was nothing else but themselves they could dedicate themselves to—no patria, no fatherland, no nation as yet. In 1776 the 13 states, not the entity called the United States, commanded people’s loyalties. When Jefferson talked about “my country,” he meant Virginia. John Adams’s was Massachusetts. Since there was no definition of national citizenship until the 14th Amendment, ratified after the Civil War, people were citizens of a particular state, which is what made them citizens of the U.S. The Declaration was actually proclaimed by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ch pronounced that as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ey have full power to levy war, conclude peace, contract alliances, establish commerce, and to do all the other things which independent States may of right do.” At the outse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d a plural meaning that was lost only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ivil War. These 13 states couldn’t defeat Great Britain, the greatest power in the world, without some sort of union. Hence they created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by signing a treaty among themselves. The confederation wasn’t a state but a “league of friendship” between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similar to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is also based on a treaty. Fears of democratic excesses in the states led to the calling of the Philadelphia Convention in 1787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al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gave many Americans a new sense of oneness. “ ’Tis done!” Benjamin Rush declared in July 1788. “We have become a nation.” This was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e least, and most leaders were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wasn’t yet a nation and that it wouldn’t be easy to create one. Because of extensive immigration, America already had a diverse society. In addition to 700,000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native Indians, nearly all the peoples of Western Europe were present in the country. In the census of 1790 only 60% of the white population of well over three million were English in ancestry. Nearly 9% were German, more than 8% was Scottish, 6% Scots-Irish, nearly 4% Irish and more than 3% Dutch. The remainder were Frenchmen, Swedes, Spaniards and people of unknown ethnicity. For 18th-century enlightened reformers, ethnic divers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weren’t good things. They sought to accelerate the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the many immigrants into one people, which, as the Massachusetts political and literary figure Fisher Ames pointed out, meant, “to use the modern jargon, nationalized.”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idea of a modern nation—shared by enlightened British, French and German 18th-century reformers—was one composed of similar people, not broken up by differences of language, ethnicity, religion, tribe or local customs. All the enlightened reformers in Europe were desperately trying to eliminate the peasant peculiarities and plebeian dialects that divided the peoples of their nations. Nothing was more frustrating to them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an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majority of Frenchmen didn’t speak French. Sameness and uniformity among the people were desirable for any nation. As Montesquieu had emphasized, they were especially desirable for a republic. The many state histories writte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evolution were anything but celebrations of localism and diversity. David Ramsay, who wrote an 1809 history of his state of South Carolina, declared that these local histories were testimonies to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enlightened nationhood, designed to “wear away prejudices—rub off asperities and mould us into a homogeneous people.” A homogeneous people! That phrase separates Americans of today most decisively from the distant 18th-century world. Because we have survived as a nation for nearly 2½ centuries, we can indulge in the luxury of celebrating our multicultural diversity. But 250 years ago Americans were trying to create a nation from scratch and had no such luxury. They were desperately trying to make themselves one people and wondered whether America could ever be a real nation. John Adams certainly had doubts that Americans could be a real nation. In America, he said, there was nothing like “the patria of the Romans, the Fatherland of the Dutch, or the Patrie of the French.” All he saw in the U.S. was an appalling diversity of religious denominations and ethnicities. At one point he counted at least 20 different religious sects, including some Protestants who believed in nothing. “We are such a Hotch potch of people,” he concluded, “such an omnium gatherum of English, Irish, German, Dutch, Sweedes, French, &c.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a name to the Country, characteristic of the people.” Although the War of 1812 with Britain ended in a draw, most Americans thought it had been a great victory. The U.S., once thought so fragile that it would fall apart, emerged from the war with a sense of strength and unity. Treasury Secretary Albert Gallatin observed in 1815 that the people “are more Americans; they feel and act more as a nation; and I hope that the permanency of the Union is thereby better secured.” The war seemed to vindicate America’s bold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It also diminished the country’s sense of being English. The war tied Englishness exclusively to the Federalist Party, which was on its last legs and about to disappear. Yet immigration from Europe continued, and the country became even more ethnically diverse and further from being a traditional nation. Hezekiah Niles, the most important journalist of the early 19th century, saw the problem and offered a new solution to the establishing of “a national character” for Americans. Niles knew that eliminating the old English habits of mind would never be enough to make America a real nation. We needed new principles, new ideas, new ways of thinking. “We seek a new revolution,” he said, “not less important, perhaps, in its consequences than that of 1776—a revolution in letters; a shaking off of the fetters of the mind.” To bring that about, “we should begi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first principles,” principles that were best found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hich Niles said “shall be the base of all the rest—the common reference in cases of doubt and difficulty.” It might have been this extraordinary celebr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something neither Jefferson nor Adams anticipated) that convinced Jefferson that its authorship should be listed first among the three great achievements of his life he wanted engraved on his tombstone. He soon came to believe that the desk on which he had written the Declaration would become a sacred relic. It was Abraham Lincoln who decisively developed Niles’s insight and clinched the case for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Founders to all Americans. When Lincoln declared in 1858 “all honor to Jefferson,” he paid homage to the founder who he knew could explain why the U.S. was one nation and should remain so. Half the American people, Lincoln said, had no direct blood connection to the revolutionaries of 1776. German, Irish, French and Scandinavian citizens had settled in America, “finding themselves our equals in all things.” They had “that ol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ith its moral principle of equality to draw on. That principle, “applicable to all men and all times,” made all these different peoples one with the Founders, “as though they were blood of the blood, and flesh of the flesh, of the men who wrote that Declaration.” This emphasis on liberty and equality, Lincoln said, shifting images, was “the electric cord . . . that links the hearts of patriotic and liberty-loving men together, that will link those patriotic hearts as long as the love of freedom exists in the minds of men throughout the world.” Lincoln found in Jefferson’s Declaration a solution to the great problem of American identity: how the great variety of individuals in America with all their diverse ethnicities, races and religions could be brought together into a single nation. As Lincoln grasped better than anyone ever has, the Revolution and the Declaration offered us a set of beliefs that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has supplied a bond that holds together the most diverse nation history has ever known. Since the whole world is in the U.S., nothing but the ideals coming out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ir subsequent rich and contentious history can turn such an assortment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into the “one people” that the Declaration says we are. To be an American is not to be someone, but to believe in something. That is why we are at heart a creedal nation, and that is why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claration next year is so important. Mr. Wood is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at Brown University and author of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a speech he delivered while receiving the Irving Kristol Award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on Nov. 17. image ‘Writ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y J.L.G. Ferris. Getty Images Copyright ©2025 Dow Jones &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87990cbe856818d5eddac44c7b1cdeb8 Appeared in the November 22, 2025, print edition as 'Why America Is a ‘Creedal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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