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本書的作者楊絳與丈夫錢鍾書，跟後本書的傳主陳庚恪和傅斯年都是大師級人物，卜遭逢亂世，傅去台，其他三人留陸。

莫莫莫

       讀岳南的《陳庚恪與傅斯年》，因其中講到錢鍾書和楊絳，正好剛剛重讀楊絳《我們仨》，就把這兩本書對照一下。雖然一本是回憶錄一本是傳記，似無可比性。但前本書的作者楊絳與丈夫錢鍾書，跟後本書的傳主陳庚恪和傅斯年都是大師級人物，卜遭逢亂世，傅去台，其他三人留陸。對他們，尤其是留陸的三位之經歷和學問人品，多年來流言蜚語眾說紛紜。

       對陳寅恪的評說比較一致，人們認同他本人的悲憤之言，「平生所學唯餘骨」，在「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中這位大師始終保持了自由知識分子的風骨。對錢楊二位則有一些異議，認為他們從歷次運動全身而退，還逃過了文革之劫，有「鄕願」「犬儒」之嫌。

      發出這類批評者多身在海外，沒經歷過那種血與火的煎熬，坐着說話不腰痛。你們來試試看!或曰：那誰讓他們留下來，作出了這一選擇就要承擔其後果。

      可是象胡適、傅斯年、錢穆那樣心明眼亮者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知識份子雖并不信共產主義甚至反感，但心想自己反正不問政治，大抵可以明哲保身吧。而且國民黨腐敗無能敗走孤島，誰知他們能在那地方守幾天。大陸畢竟皇天厚土資源豐富，伸展拳腳的空間總會多一點吧。

      所以便是陳寅恪這種篤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士，最後也選擇了留陸。《陳寅恪與傅斯年》中寫到：其實北平陷落前夕，胡適讓自己學生鄧廣銘找到陳寅恪，告知南京會有專機來搶救學人，問陳走不走，他毫不猶豫地說「走」，當即收拾簡單行李攜妻趕到胡宅。此時機場已經陷落，守城司令傅作義將它奮力奪回，南京專機才得以降落，陳、胡諸位學人才被接出。

      可是陳寅恪逃至廣州被禮聘到廣州嶺南大學，傅斯年在台灣向他招手，他就拒絕了。因他最信任的胡適也沒去台灣，而是去了「有面包也有自由」的美國。他在嶺南大學也有麵包，有否自由雖還是個未知數，但自忖一向遠離政治，心想總可躲進小樓成一統吧。就不想漂泊了。

      不料一年多之後，一九五一年就來了第一場改造知識份子的運動，運動中陳寅恪「雖不中亦不遠矣」，他心知大事不好，但此時悔之晚矣。

      錢楊二人則當初即堅決選擇了留陸。私心也是以為自己從不問政治，作學問到哪裏都差不多，那當然選擇比較安定的地方。再說，後來雖有南陳北錢之說，但當時錢的學術地位跟陳寅恪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輩分上就差了一代。錢的專著《談藝錄》雖已出版，反應平平，小說《圍城》出版後亦只在小圈子裏有點回響，直到八十年代末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譯成中文傳到國內，裏面有錢鍾書專章，他才牆外開花牆內香。

      而且國民黨「搶救學人」并沒算上他們夫婦。倒是共產黨員「鄭振鐸、吴晗同志，都曾勸我們安心等待解放。說共產黨是重視知識份子的。」《我們仨》中這樣寫道。

      果然，百萬雄師一過大江，在上海的他們就接到了清華大學聘書。四十年代初錢鍾書在淪陷中的上海曾苦苦等待這紙聘書，因而貧困潦倒地困在上海七八年，要靠楊絳教書寫劇本找米下鍋。現在終於可以回母校教書，二人自然趕緊前往。

       一九五一年的那第一場改造知識分子的運動，錢楊夫婦身處政治中心北京，自然未能幸免。楊絳更遭學生猛烈揭發批判，想死的心都有了。她曾寫過小說《洗澡》記敘那場運動，《我們仨》中還一針見血地感慨道：「發動起來的群眾，就象通了電的機器人，隨着按鈕統一行動，都不是個人了。」

       她本來最怕鬼，經此一役，連鬼都不怕了，因為知道了人才是最可怕的。夫婦二人從此不教書了，只搞翻譯，盡量少跟人打交道。本來就謹小慎為的他們，「從此更學得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在那種連沉默的自由也無的環境中，公開場合不開口則已，開口就只說「正確的話」。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他們也去看了北京大學校園裏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反應是：「我們又驚又喜，」《我們仨》中這樣寫道，「心上大為舒暢，幾年來的不自在，這回得到了安慰。人還是人。」

      不過當領導來找他們談話動員鳴放，他們還是只說正確的話，堅稱對黨對國沒有意見。事後看看周圍那些被打成右派的親人朋友的遭遇，驚出一身冷汗來。尤其得知反右是領袖精心策劃的「陽謀」，更是「嚇得要死，怕得要命」。

      可即便如此也還是沒逃過文革的腥風血雨。事實上，留陸學者作家無人得以逃過。錢楊夫婦雖沒象陳寅恪被鬥死，也都雙雙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著實經過一番殘酷批鬥。還好錢鍾書是翻譯毛著小組主力，後又被調去翻譯毛詩詞，這才得到最輕發落，只是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改數年。得以幸存。

       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意大利國寶級作家普利莫·列維有本書名為《幸存者的聇辱》，說集中營裏最優秀的人都死了，想要幸存就得犧牲點甚麼。所以身為幸存者，他深感聇辱。自我安慰說自己之所以忍辱負重活下來，是為了給經歷過的一切充當證人。他後來也果然那樣作了，將餘生都放在集中營書寫上，為納粹罪行作證。

       楊絳文革後一系列小說散文作品也作了這樣的事，雖說比起普利莫·列維的書寫，她比較委婉曲折，但仍然是一種難得的證詞，應該說作了她所能作的事。而錢鍾書即使在那樣的環境中也堅持作學問，文革後很快出版了《管錐篇》，雖然是本純學術專著，但多有借古喻今之筆，迅即被譯成多種文字，引起海內外強烈反響，讓一度傳說他成文革死難者的海外學界驚喜。

       我在讀到錢楊作品時也非常慶幸，幸而他們活下來了，我們才能讀到這些經典。尤其看到錢鍾書文革後參加幾次中國作家代表團到各國，以其不世出之才學和博聞強記震驚海外學界。身經那樣的浩劫而活下來，本身就是奇蹟。大家還驚異地看到，錢鍾書并非傳說中那樣兩耳不聞牆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到了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他就露出了他嫉惡如仇的一面。

      比如那次著名的批馮之言，人們問他一些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表現，他皆據實以答，甚至一反他一貫的幽默挖苦風格，直言不諱。談到馮友蘭時，甚至情緒激動，疾言厲色道：「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一點兒知識份子的節操觀念。」「他最不應該的是出賣朋友。」余英時聽了驚異道：「在這次聚會中，我發現默存先生嫉惡如仇激昂慷慨的一面。進而在讀《管錐篇》時更加深了這種認識：默存先生古道熱腸，《管錐篇》出言雖若玄遠，但感慨世變之語，觸目皆是。」

      有人說當初留陸學者作家無非三類人：理想主義者、機會主義者、追名逐利之徒，我卻不敢苟同。錢楊夫婦就不能歸類其中任何一類。陳寅恪亦然。講到他們當初的選擇，我只認為是時代的悲劇，錯錯錯！後人應以鑒之，莫莫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