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妮·菲利普斯非常清楚地解释了左翼自由主义者惊人地转变为非人道的法西斯式渣滓的过程。一切都极其简单且合乎逻辑。

梅兰妮·菲利普斯非常清楚地解释了左翼自由主义者惊人地转变为非人道的法西斯式渣滓的过程。一切都极其简单且合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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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蘭妮·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的核心論點，可以用一句話概括：

一個自認代表正義、平等與弱勢的政治運動，如果開始相信自己壟斷了道德，便可能逐漸失去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原則：承認別人也有獨立思考、不同意見與正當存在的權利。

但要先區分兩件事：這是菲利普斯對部分西方左翼的政治批判，不代表所有左翼自由主義者都發生了這種轉變，也不能僅憑激烈言論，就斷定某人已經是法西斯主義者。

### 一、菲利普斯究竟在解釋什麼？

菲利普斯曾經認同自由派左翼，後來因為對以色列、反猶太主義、國家認同及西方文明的看法，與原來的政治陣營決裂。

她在自己的文章及訪談中反覆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原本自稱捍衛平等、理性和正義的人，遇到某些政治議題時，反而會容忍仇恨、雙重標準，甚至排斥異議？

她的解釋並不是「左翼突然變壞了」，而是認為某些政治理念內部的矛盾，逐漸壓過了原本的自由主義原則。

### 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轉變？六個環節

以下是依照菲利普斯的論述整理出的因果鏈。關鍵不在於一個人原本支持什麼政策，而在於他如何處理真理、道德與不同意見。

第一步：從追求正義，走向壟斷正義

起點是平等、反歧視、保護弱勢。這些本來都是自由主義可以認同的價值。

問題在於，如果進一步認為「只有我們代表正義」，政治立場就不再只是可以辯論的主張，而成為判斷一個人是否善良的道德標準。

第二步：把政治分歧，改寫成壓迫者與受害者的對抗

世界被劃分為壓迫者與受害者。某些議題上，人的立場、族群或身分，開始先於具體行為決定他應該受到什麼評價。

這時，原本應該普遍適用的道德原則，就可能變成選擇性適用：自己陣營的錯誤受到寬容，對手的錯誤則被視為本質性的邪惡。

第三步：結果取代原則

如果某一群體被認定站在歷史進步的一方，那麼即使它採取了與自由、平等相衝突的手段，也可能被辯護為達成正義所必需。

菲利普斯認為，這是某些進步主義走向自我矛盾的地方：它們聲稱追求自由，卻可能為了實現理想而限制別人的自由。

第四步：異議者不再是犯錯的人，而是壞人

如果政治理念被視為通往完美社會的唯一道路，那麼反對者就不只是意見不同，而可能被視為阻礙正義、替壓迫者服務的人。

菲利普斯在訪談中形容，自己因為批評原來的左翼陣營，逐漸遭到各種政治標籤攻擊。這是她用來說明政治群體如何排斥異議者的親身經驗，而不是所有左翼組織的普遍情況。

第五步：對自己人寬容，對敵人失去同理心

當道德評價完全取決於陣營，政治對手就容易被描繪成不值得理解、無須尊重的人。

這裡出現了「非人化」的危險：不再把對方看成有尊嚴、可能犯錯、也可能說對某些事情的人，而是看成必須被排除的障礙。

第六步：以反法西斯之名，採取不自由的手段

當一個運動認為自己是抵抗邪惡的最後防線，就可能開始替羞辱、噤聲、取消資格甚至政治排斥尋找正當性。

這便形成菲利普斯所指出的悖論：一個以反威權為名的運動，也可能發展出道德教條、異端審判與群體懲罰等威權式特徵。

要注意，這是一套解釋政治激進化的思想模型，不是已經證明每個左翼自由主義者都會經歷的必然心理過程。

### 三、為什麼菲利普斯特別關注反猶太主義與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問題是她檢驗上述理論的主要案例之一。

她認為，部分西方左翼在反種族歧視、保護弱勢與反殖民主張上，採用了雙重標準：一方面反對針對猶太人的偏見，另一方面卻在批判以色列時，容許對猶太人集體歸罪、陰謀論或歧視性雙重標準。

她在2017年的文章中，就把對以色列的妖魔化、反猶太偏見，以及把西方國家認同一概等同法西斯主義的現象，連結在一起。

但這裡有一項重要區分：

* 批評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軍事行動或人權紀錄，不等於反猶太主義。

* 反對猶太人享有與其他民族同等的權利，或以反猶太刻板印象攻擊以色列人及猶太人，則可能構成反猶太主義。

菲利普斯對兩者界線的判斷相當廣泛，也有爭議。因此，分析個別案例時，仍須檢視實際言論、行為與使用的標準，不能直接把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左翼人士視為反猶太主義者。

### 四、真正的哲學問題：自由主義為什麼會反過來否定自由？

菲利普斯在訪談中反覆談到一個思想上的矛盾：如果社會不再相信存在可以透過理性討論、證據與辯論加以檢驗的客觀真理，政治就可能從討論「什麼是對的」，轉向爭奪「誰有權定義什麼是對的」。

可以用下面這個對照來理解：

| 自由主義的原則    | 走向教條化後的風險         |

| ---------- | ----------------- |

| 每個人都享有平等尊嚴 | 只有符合某套道德標準的人才值得尊重 |

| 權力必須接受批判   | 只有對手的權力需要受到批判     |

| 言論自由保障異議   | 把異議本身當成傷害或邪惡      |

| 依證據判斷個人行為  | 依身分與陣營預先判定是非      |

| 正義原則普遍適用   | 為自己人尋找例外，對敵人嚴格執法  |

這裡最值得思考的，不是左派還是右派比較善良，而是：當一個政治陣營相信自己的目標絕對正確時，它還有沒有能力用同一套原則約束自己？

這也是為什麼「法西斯式」應當被視為需要具體論證的政治描述，而非只要有人壓制異議，就能直接認定他是法西斯主義者。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還涉及極端民族主義、領袖崇拜、政治暴力及摧毀民主制度等更具體的特徵。

### 五、放到台灣政治，最值得追問的是什麼？

如果把這套模型放進台灣的藍綠政治，最有價值的不是直接把某一政黨貼上法西斯標籤，而是用相同的問題檢驗所有陣營。

* 當有人反對政府的國安政策時，他會被當成需要說服的公民，還是被直接認定為敵對勢力？

* 當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違反自己平常宣稱的原則時，是否仍願意批判？

* 當政治人物以民主、自由或國家安全為名採取強制手段時，是否仍要求合法性、比例原則與權力制衡？

* 當對手受到不公平待遇時，自己是否也願意替他捍衛應有的權利？

這些問題不預設任何政黨有罪，也能避免把自由主義變成只用來攻擊對手的政治口號。

最後的結論是：菲利普斯的警告，並非只有左翼才適用。 任何政治陣營都可能從「我相信某種正義」，走到「只有我代表正義」，再走到「反對我的人不配享有同樣的權利」。

自由民主真正的考驗，不是我們如何對待與自己立場相同的人，而是當我們深信對方錯得離譜時，仍然願不願意承認他是與我們平等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