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土耳其到匈奴尋找英雄，盧比奧到雅典尋找文明，沈伯洋卻到明治橋尋找日殖記憶？
土耳其到匈奴尋找英雄，盧比奧到雅典尋找文明，沈伯洋卻到明治橋尋找日殖記憶？
日殖、華殖：台獨為何喜歡當被殖民者？
當土耳其、盧比奧接續向歷史深處尋找帝國雄心與文明使命時，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在 2026 年台北市長大選的背景下，拋出了「重建明治橋」的文資政見，並從「台北都市結構」與「城市廊道」的角度，重新論述了日殖台灣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與明治橋（後稱中山橋）的歷史連結與當代價值。
實際上，明治橋不只是一座橋，它是當年日本總督與參拜者前往神社參拜必經的「神聖通道」。沈伯洋在日本東京成立後援會的場合喊出重構這座橋，這種空間與時間的巧合，更是將「向日本歷史尋找政治合法性」的姿態展現得淋漓盡致。
當然沈伯洋認為日殖是日治，中華民國才是華殖。明明已經可以自己選總統了，卻還在自稱是被殖民者！為何他們在自我解構認同時，充滿了心理焦慮呢？這種認同焦慮真能帶領台灣立足世界、找到天命昭昭的自信與力量嗎？
讓我們望向世界，看看土耳其的突厥斯坦歷史世界敘事與盧比奧在慕尼黑、耶路撒冷及雅典的文明敘事，如何從歷史中找回氣概與英雄。
土耳其的突厥斯坦世界叙事
土耳其的突厥斯坦敘事，起點不在安那托利亞，而在阿爾泰。 2021年，民族主義運動黨主席巴赫切利向埃爾多安贈送了一張“突厥世界地圖”，範圍囊括俄羅斯南部與西伯利亞部分地區、巴爾幹、阿塞拜疆、中亞五國、中國新疆、蒙古和伊朗部分領土。這張地圖不是孤立的符號。
2026年，土耳其正式啟用兩套全國通用教材，《哈坎和比爾蓋的突厥世界之旅》《Hakan ve Bilge’nin Türk Dünyası Yolculuğu》，針對低齡／基礎教育學生編寫，將歷史與地理敘述包裝成冒險故事。《突厥世界文化圖集：比爾蓋與哈坎跨越時空的旅行》《Türk Dünyası Kültür Atlası: Bilge ve Hakan’ın Zamanı Aşan Yolculuğu》，針對高中階段學生編寫，透過地圖與文化資產展示所謂的「突厥世界」。
這兩本書核心動作是抹去「中亞」這一國際通用地理概念，以「突厥斯坦」全盤替代，並將中國新疆、甘肅、青海以及中亞、高加索大片區域劃入所謂「統一突厥文明疆域」。從地圖到教材，可以概括為：
我們從哪裡來 → 我們是誰 → 我們為什麼必須強大 → 我們要共同完成什麼使命。突厥斯坦的鏈條被有系統地鋪設出來。
這條鏈條的第一環，是起源的向上追溯。土耳其國防部把建軍起點定在西元前209年匈奴冒頓單於建立的軍隊，而非1963年時認定的1363年鄂圖曼帝國耶尼切裡軍團。從鄂圖曼的600年，跳到匈奴的2229年，祖源被向前拉伸了兩千餘年。
學術上，突厥與匈奴的關係並非沒有爭議——中國正史《北史》《周書》記載突厥“蓋匈奴之別種”，但現代研究也指出突厥先祖阿史那部曾長期受匈奴統治，兩者並非簡單的父子繼承。然而敘事的邏輯不取決於學術爭議的精細度，而取決於象徵的需要：冒頓的鳴鏑、匈奴的草原帝國，比失敗解體帝國鄂圖曼的宮廷政治更適合充當「強大起源」的符號。
土耳其不需要證明自己是匈奴的直系後裔，它需要的是一個足夠古老、足夠強悍的「祖先」來回答「我們從哪裡來」。
第二環，是身分的向外擴展。突厥國家組織2026年非正式高峰會的宣言中，反覆出現“共通的歷史、語言、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強調“突厥民族為世界文明所做的重大貢獻”。
艾爾段在多個場合使用「突厥世界」這個表述，呼籲「讓突厥世界在本世紀留下屬於自己的印記」。這裡的「我們是誰」不再以國界為限：土耳其、亞塞拜然、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乃至觀察員地位的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國，都被納入一個以語言親緣為紐帶的共同體。
俄羅斯資深外交官佩斯科夫2021年點破了這套敘事的空間邏輯：「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在地圖上到底還是沒有用一個大紅星標出突厥世界的中心。它不在土耳其，它在俄羅斯聯邦的領土上，在阿爾泰。」佩斯科夫以「突厥學家」的身份把「中心」從安卡拉收回阿爾泰，正好說明這套敘事對「中心」的爭奪本身就是權力行為。
第三環，是強大的理由與共同的使命。突厥國家組織高峰會的議題清單提供了一個觀察窗口：2026年非正式峰會的主題是“人工智慧與數位化發展”，宣言中寫入網路安全、通用突厥字母在教育與學術中的推廣、突厥語大型語言模型研發、數位絲綢之路。
艾爾段在峰會上強調“網路安全的重要性已等同於陸地、空中與海上安全”，並提出將通用突厥字母廣泛應用於教育、文化交流與數位轉型。這些內容看起來是技術合作，但它們在敘事中的位置是明確的：「我們為什麼必須強大」的答案，不再僅僅是軍事或領土的，而是數位時代對「突厥世界」作為一個文明單元的整體性維護。
通用字母是語言共同體的基礎設施，語言模型是數位主權的技術載體，網路安全是新的邊界。使命被表述為“團結”與“繁榮”，但團結的對像是一個以突厥語為邊界的文化空間，繁榮的條件是這個空間在數位時代不被稀釋、不被分割。
把三環放在一起看，土耳其的突厥敘事完成了一個閉環：從阿爾泰的冒頓找到古老的血統，用語言與文字劃定共同體的邊界，再把數字化與網絡安全包裝成這個共同體在21世紀必須共同完成的使命。
它不直接說“我們要擴張領土”，但它繪製地圖、編寫教材、推廣字母、研發語言模型。地圖不標註國界，教材不寫“收復失地”，但一個土耳其高中生翻開《突厥世界文化地圖集》時，看到的新疆、西伯利亞、中亞都被塗成同一個文明空間的顏色。這就是起源敘事最有效的運作方式：它不需要命令你去做什麼，它只需要讓你在翻開書的那一刻，已經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以及「我們」理應站在一起。
匈奴冒頓的鳴鏑是一個訊號：草原上的箭射向哪裡，部落就跟向哪裡。今天的「箭」是教材、字母、語言模型和高峰會宣言，方向是「突厥世界」的重新凝聚。而台獨的南島祖源敘事，恰恰找不到這樣一支箭。它找到的是一片海，海的那邊沒有冒頓，沒有阿爾泰，沒有一個可以被翻出來充當「使命」的古老帝國。它只能指著海，焦慮著到底要航向何方？要繼續當海上船民到何時，才能看到陸地？
盧比奧的西方文明敘事
盧比奧今年在慕尼黑、耶路撒冷及雅典的三場演講，場合不同，語調不同，但共享同一套文法敘事。
2026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他說「我們的家或許在西半球，但我們永遠是歐洲的孩子」。
2025年9月耶路撒冷，他站在大衛城「朝聖之路」考古遺址前，把美以關係放進「經濟紐帶、文化紐帶」的框架裡，稱這個遺址「對美國眾多民眾具有深遠意義」。
2026年10月雅典普尼克斯山，他背靠衛城，把美國描述為古希臘羅馬的繼承人，敦促西方國家擁抱古希臘的「英雄主義、榮譽和責任」價值觀，作為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他並將這些理念與唐納德·川普總統的「美國優先」議程聯繫起來。
三場講話，三個地點，一條譜系：耶路撒冷提供神聖歷史的縱深，雅典提供哲學與民主的源頭，慕尼黑則把這條譜系交到歐洲聽眾手中，要求他們認領。
這條譜系的第一環，是起源的攀附。盧比奧在慕尼黑從但丁、莎士比亞講到莫札特、貝多芬，從西斯汀禮拜堂講到科隆大教堂，一直講到披頭四和滾石。在雅典，他引用普魯塔克、蘇格拉底、溫泉關三百勇士和阿喀琉斯的選擇，把「英雄主義、榮譽與責任」提煉為西方文明的道德核心。
這些名字和事件的功能不在於學術考證，而是建立一個足夠輝煌的祖先序列。土耳其找到冒頓，盧比奧找到伯里克利和阿喀琉斯。差別在於，冒頓是一個需要從匈奴與突厥的模糊關聯中打撈出來的象徵，而伯里克利和阿喀琉斯是西方教育體系裡現成的、無需論證的文化通貨。盧比奧不需要證明美國是雅典的直系後裔，他只需要讓聽眾在聽到「民主」「哲學」「共和」這些字眼時，想起它們來自希臘，而美國是這些字的當代守護者。
第二環，是「我們是誰」的重新定義。慕尼黑演講中，盧比奧把「西方」定義為一個基於「共同起源」的價值聯盟。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引述的專家分析指出，在盧比奧的框架裡，「西方」涵蓋北美、西歐、中歐，以及以色列、澳洲、紐西蘭，或許還包括日本和韓國。這個定義的有趣之處在於它的彈性邊界：以色列被納入「西方文明」的範疇（耶路撒冷演講中的「文化紐帶」為此做了鋪墊），而俄羅斯被排除在外，希臘的東正教好像也不太合格。同時，盧比奧在慕尼黑批評“全球主義”和“無邊界世界”是“危險的幻覺”，把民族主義被污名化視為西方自我削弱的表現。
這裡的邏輯是：西方是一個文明共同體，但這個共同體的政治載體仍然是民族國家。美國是這個共同體的主導力量，歐洲是它的孩子，以色列是它在聖地的前哨。誰在這個譜系裡，誰不在，由美國來判定。
第三環，是「為什麼必須強大」的診斷。雅典演說中，盧比奧給了他最鋒利的一段話：“我們開始為使我們卓越的東西感到羞恥。我們以某種方式為繁榮感到內疚。我們拆毀哥倫布紀念碑，譴責自己的大航海殖民販賣黑奴歷史，教孩子們為他們將要繼承的國家感到羞恥。”這段話的對象表面上是“我們”，實際上是歐洲。
魯比奧的「帝國觀」把1945年之前五個世紀的西方擴張視為正面遺產，把二戰後的「萎縮」視為需要扭轉的衰落。慕尼黑演講中那段被反覆引用的表述是：在二戰結束前的五個世紀裡，西方一直在擴張，傳教士、朝聖者、士兵、探險家從各個海岸湧出，建立起橫跨全球的龐大帝國；1945年之後西方首次陷入萎縮，而「衰落只是一種選擇」。這段話的潛台詞是：西方曾經強大，是因為它敢於擴張和自信；現在虛弱，是因為它學會了羞愧。
盧比奧在雅典把征服阿茲特克帝國的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列入西方文明英雄譜(亞歷山大大帝、凱撒大帝、查理曼大帝等)，正好暴露了這套邏輯的運作方式：征服的暴力被吸收進「文明擴展」的故事裡，不再需要單獨面對道德審視。
第四環，是共同使命的指向。盧比奧的使命表述比土耳其的「突厥世界團結」更精緻，因為它同時做兩件事：對內要求歐洲停止自我懷疑，對外要求歐洲配合美國的優先事項。慕尼黑講話呼籲美歐“重振人類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文明體系”，雅典講話則警告“要么現在就行動，要么徹底失去行動的選擇”。但這個「共同行動」的方向由誰決定？使命的表述是“捍衛西方文明”，使命的操作是把文明的對立面具體化為可以施加壓力的對象。
把四環放在一起看，盧比奧的敘事完成了一個與土耳其結構相同、修辭更精緻的閉環：從雅典和耶路撒冷找到文明的祖先，用“共同起源”劃定共同體邊界，把西方的內部問題診斷為“忘記了自己是誰”，再把捍衛文明包裝成必須共同完成的使命。
土耳其的突厥敘事用地圖和教材說話，盧比奧的西方敘事用演講和考古遺址說話。
土耳其把新疆、西伯利亞塗成同一個顏色，盧比奧在普尼克斯山上讓攝影機拍下夕陽中的帕德嫩神廟。
兩者都不需要命令聽眾去做什麼，它們只需要讓聽眾在聽完之後，已經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以及「我們」理應站在誰的一邊。
雅典提供的是「我們曾經多麼輝煌」的記憶，耶路撒冷提供的是「我們的事業有神聖縱深」的背書，慕尼黑提供的是「你們必須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喊話。三場演講，三個地點，一條從古雅典到當代華盛頓的直線。
而沈伯洋的日殖明治橋敘事，在這條直線面前顯出的不是一種文明譜系，而是御使街道上的明治橋：它沒有普尼克斯山可以站，沒有朝聖之路可以揭幕，沒有伯里克利可以引用。它只有一座被反覆擦亮的殖民地遺跡，一段被抽離脈絡的日本侵略統治記憶，以及一種把殖民現代化當成文明起源、把反中政治當成國家使命的歷史想像。
憲法公民主義的錯置與自閹
2025年11月，民進黨秘書長徐國勇在直播節目中宣稱「血緣、語言、文化皆非國家要件」，並以「講英文不代表是英國人、過農曆年不代表是中國人」為由，甚至邊承認「祖籍泉州」邊喊出「對不起，我是台灣人」，企圖將國家完全抽空為純粹的「法理土地與行政權」。徐國勇的認知中，還不是現代政治學中的「憲法公民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主張國家認同應建立在憲政體制、自由民主與公民身分之上，而非血緣宗族。
因此，徐國勇的論述在現實操作中顯得極其虛偽與自相矛盾。因為民進黨一面在理論上喊著「血緣無關的法理公民」，一面卻在文化與教育上熱衷於推廣「南島海洋祖源論」，強行將佔人口 95% 以上的漢人移民史降為原住民的背景--「其餘人口」，試圖「幫原住民找南島子民」。真正的憲法公民主義，倡導的是包容並蓄的自由制度與文化自信，絕非要求公民對自身的歷史祖源感到自卑或羞愧。
這正是沈伯洋日殖文明起源、南島與海洋敘事最深層的心態病灶：土耳其講匈奴冒頓，是在講騎兵掃盪亞歐的大國雄心；盧比歐講雅典與耶路撒冷，是在講法治、哲學與勇氣的文明天命。
但徐國勇式的論述，底色卻是「因為害怕中國，所以不得不割裂自身文明根基」的避難悲歌。徐國勇舉美國為例，卻無視了美國人在透過《美國憲法》建立公民國家時，從未否定自身屬於「西方文明與希臘羅馬遺產」的繼承者。
台灣本土派的去中國化，卻是教導人民羞於承認自身的文明祖源，將原本宏大的漢人開墾史降格為以被殖民者為榮，及誇示台灣原住民是南島人民的祖源。如要誇示祖源，何不接受南島子民起源自中國東南沿海的學說，證明台灣原住民才是是第一代「唐山過台灣」的中國人呢？
走出南島「看海的日子」的「油麻菜籽命」
文明的強者向歷史尋找英雄與天命，精神的弱者才向歷史尋找切割與道歉。
在電影《看海的日子》結尾，主角白梅懷抱著新生兒，站在海邊凝視著波濤翻湧的大海。那樣的「看海」，是一個底層女性在歷經命運剝削與苦難後，勇敢拿回生命主體性、在極限壓迫中昂首挺立的尊嚴覺醒，台灣女人不再是油麻菜籽命。
然而，如果現代台灣的「南島海洋論」還只是將台灣人降格為「小島人口過剩、不得不乘船逃難」的避難者；那麼沈伯洋式的「明治橋懷舊」，則是將台灣人的歷史主體，進一步降格為「懷念過往殖民榮光」的被統治者。
國家的要件固然包含法理上的土地與人民，健全的憲法公民主義也確實保障了自由與法治；但一個國家若缺乏深厚的文明靈魂與歷史自豪，憲法只會淪為一紙冰冷的行政契約。土耳其找到了匈奴冒頓的騎兵，重新擁抱歐亞樞紐的強國野心；盧比歐找到了雅典與耶路撒冷，誓言喚醒西方陣營的工業與國防勇氣。
土耳其到匈奴尋找英雄，盧比奧到雅典尋找文明，沈伯洋卻到明治橋尋找日殖記憶？
徐國勇在《午青LIVE》說「血緣文化不重要、對不起我是台灣人」，以為抽空了中華血緣就是獨立；但沈伯洋的「明治橋政見」卻暴露出真相：當你把中華文明的根抽空之後，留下的精神真空，並沒有填入自由獨立的雄心，而是迅速被殖民地景的幽靈所佔領。
黃春明筆下的白梅「看海」，是在苦難中堅韌地生出自己的孩子，拿回尊嚴；而沈伯洋們的「明治橋看海」，卻是在強國各自召喚英雄的時代，獨自蹲在河邊看著殖民遺蹟（拆散的石塊）發愁。
如果台灣始終不敢直面自身兼具中華文明厚度、憲政民主與海洋現代性的真實主體，我們又憑何在風雲變幻的大國博弈中，找到真正立足世界的自信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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