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憲法，憲法，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沈伯洋假「自由」、「憲法」之名的偽善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憲法，憲法，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法國大革命期間，吉倫特派領袖羅蘭夫人在斷頭台前，望著自由女神像感嘆：「Ô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這句話，至今仍被用來諷刺那些打著「自由」旗號、卻實際遂行壓迫與私利的人。

今日台灣，我們是否也正面對類似的場景？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在被問及為何支持大罷免、以及此舉是否撕裂台灣社會時，輕描淡寫地回應：自己並非罷免發起人，只是贊成大罷免，因為「當時國會有很多亂象」；並強調「罷免是憲法賦予的權力，不太可能說賦予權力就說是撕裂」。

這番話看似理直氣壯，實則暴露了嚴重的邏輯謬誤與責任迴避。

憲法賦予一項權力，絕不代表這項權力可以「無度且免責」地行使。正如法律雖保障公民正當防衛權，卻絕不允許以「自衛」為名，進行遠超必要程度的過當防衛甚至惡意攻擊。一旦防衛手段造成更大傷害，法律仍會追究其過當與濫用的責任。

罷免權本是憲法設計的最後監督機制。然而，若將其作為發動全面政治對立、大規模洗牌國會席次的工具，就已是政治權力的「過當防衛」與「權力濫用」。拿「憲法有給權力」來否定「行為造成撕裂」的事實，無異於拿「法律允許自衛」來為防衛過當的暴力辯護——這不僅是對憲法精神的去脈絡化，更是典型假憲法之名的政治偽善。

沈伯洋一方面以「憲法賦予」為自己辯護，一方面又推託「自己並非發起人」，既不敢承擔推動大罷免的政治責任，也缺乏應有的擔當。

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為了「保護革命自由」，透過革命法庭正式判決送上斷頭台者達16,594人；若加上監獄中死亡、未經審判或在各地集體處決者，總死亡人數估計高達3.5萬至4.5萬人。這些在沈伯洋的邏輯裡，恐怕也只是「憲法（或革命）賦予的權力」而已。

罷免韓國瑜一人，意味著一個人政治生命的結束；大罷免國民黨立委數十人，在某些人眼中「只是個數字」。未來若兩岸發生衝突，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的生命喪失，沈伯洋會不會「同理心崩潰」，直接「去人性化」簡約成「統計數字」呢？

難道只要披上「憲法賦予的權力」外衣，一件事就必然具有正當性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不禁要問：憲法究竟是權力的來源，還是權力的邊界？

憲法賦予一項權力，與行使這項權力的政治目的、方式與後果，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選舉是憲法保障的權利，言論自由是憲法保障的權利，集會、結社、政治參與同樣受到憲法保障。在野黨立委同樣擁有言論自由，更享有言論免責權。

然而，沈伯洋一句「憲法賦予」，卻彷彿成了一張政治免責卡——即使行為被用來消滅政治對手、製造敵我對立、動員仇恨，仍可完全免於政治與道德上的批判。這樣的人，還有政治倫理意識嗎？

最危險的政治，從來不是公然打出邪惡的旗號，而是披上最崇高的價值外衣——自由、民主、人民，甚至憲法——然後結束敵對黨派立委的政治生命。問題不在於他們犯了什麼罪，而只是因為賴清德認定「在野獨裁」。

這就像那齣經典的「國王的新衣」——政治家們光著身子在台上高喊「憲法」、「民主」、「自由」時，台下的圍觀盲流明明知道只有赤裸裸的權利濫用與政治算計，仍然願意集體降智鼓掌稱讚：國王國王新衣多麼華麗高貴。而那些自許為法理大師的政客，還在洋洋得意地炫耀這件只有「聰明人」才看得見的憲法新衣。彷彿只要身邊的人都拉低智商，他看起來就像愛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