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祯浩 | “四大文明”学说的形成与传播：跨越世纪的对话
石川祯浩 | “四大文明”学说的形成与传播：跨越世纪的对话
［日］石川祯浩 | “四大文明”学说的形成与传播：跨越世纪的对话
［日］石川祯浩 | “四大文明”学说的形成与传播：跨越世纪的对话
“四大文明”学说的形成与传播：跨越世纪的对话
文/［日］石川祯浩 著，王丹 译
摘 要 ：“四大文明”是中日两国世界史的“常识”。近年，两国分别有学者指出，“四大文明”学说只在本国通用，在世界其他国家并不存在。通过查找史料得知，“四大文明”学说源于卡尔·李特尔、卡普、西莱和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历史学家，之后东亚的知识分子将其进行了概念化。这一传播过程跨越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文明学等学术领域的界限，是东西方知识分子对话的结果，同时也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对话。关键词 ：“四大文明”学说；梁启超；浮田和民；卡尔·李特尔；人文地理学；黑格尔
序 言
世称“四大文明”，或称“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古文明”，指的是太古时代发源于大河流域的四个代表性的古代人类文明，这在日本和中国都是“常识”。这四个文明分别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的古代文明，这同样是世界史的“常识”。但是，这个曾经是历史教科书中经典定论的称呼，如今正在失去其权威性和认知度。原因之一是，随着考古学调查的进展，陆续确认了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着不亚于四大文明的古代文明。
近年，更有学者指出，“四大文明”学说在世界其他国家是不通用的。他们指出，在西方国家，根本就不存在不包含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四大文明”的说法，即使有也充其量是奇谈怪论范畴。因此，近年来在世界史教科书中，渐渐地不再使用“四大文明”这一词汇。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四大文明”这一用语和概念，在日本和中国都有可能消失，成为“失落的文明”。
也就是说，中日两国认为是常识的“四大文明”学说，在世界上并不是常识。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日两国的历史学家都各自注意到了这一事实，认识到自己被只在本国通用的片面知识所束缚，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邻国学者的主张，只顾批判本国史学界的狭隘观点。打比方而言，中日两国的历史学家分别对本国的“井底之蛙”式的历史认识敲响警钟，在不知道邻国也有非常相似的“青蛙”的情况下，各自担忧着本国的井底之蛙的状况。
本文将介绍中日两国分别对“四大文明”学说的讨论，考证在该学说形成、普及之际，中日两国之间是否有过对话，如果有的话，该对话是如何展开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为何对话的存在后来被世人遗忘，陷入两只“井底之蛙”各执一词的境地。笔者在5年前论述中日近代文明史观时，曾经对此有过提及，但是由于当时资料所限，没有明确该学说是如何在欧洲萌芽的，以及如何向东亚传播的。本文将在5年前拙文研究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进一步考证，明确西方是否真的没有“四大文明”学说，探寻催生“四大文明”学说的思想学说。
一、21世纪中日学界对“四大文明”学说的疑义
在日本，“四大文明”的说法长期被认为是“古代史常识”。这一“常识”首次发生动摇是在2000年，日本广播协会（NHK）播出了一档名为“四大文明”的纪录片，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制作人员对这个词的由来进行了调查，结果意外地发现这个词的历史非常短。根据节目制作人员的调查，“四大文明”这一称呼在1952年山川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教科书《再订 世界史》中首次出现，他们发现其他国家似乎没有像日本这样将古代文明统括起来的说法。
之后，日本的史学家和研究人员也相继指出，在欧美一提到古代文明，希腊、罗马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统称中欠缺了希腊和罗马，是不科学的，且“四大文明”这一称呼和概念是日本独有的说法，在其他国家并不通用。诚然，在欧美学界以“四大文明”（Four Civilizations）为关键词（标题）搜索学术成果的话，得到的结果都与所谓的古代“四大文明”不同。
2009年，又有几位日本学者相继发表论文，指出“四大文明”一词其实是江上波夫在战后创造的新词。还有学者证明，自己从江上波夫本人处亲耳听到了这一事实。江上波夫是日本的一位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提出过日本古代王朝是由大陆渡海而来的骑马民族所建立的学说，即“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等独创的假说而闻名于学界。论文指出，江上波夫在战后日本重新研究世界史之际，为了打破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观，才提出了“四大文明”这一说法。这一系列围绕着“四大文明”展开的讨论和证言，在日本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因此，在日本近年来“四大文明”的说法已不多见。对此，日本的一位研究东方史的学者这样说道：
“四大文明”这一说法虽然“听起来很妙”，但并不是“学说”，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种创作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就像“御三家”、“七福神”一样，是教育者为了便于学生记忆而发明出来的一种数字组合而已。
同一时期，在“文明故地”中国，也有学者提出了“四大文明”的称呼是只在本国通用的特殊说法。
在日本，有学者认为战后不久的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是“四大文明”学说的首倡者；而在中国，则有学者认为这一学说起源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而且，两国学者对彼此的主张一无所知，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四大文明”一词逐渐从历史教科书中消失，但学界对它的讨论还在继续。对于中日两国之间围绕“四大文明”学说的知识交流和冲突，将在后文进行讨论。接下来，本文将分别追溯“四大文明”学说在日本和中国的出现历程。
二、梁启超“文明祖国有四”学说的来源——浮田和民的历史书
首先探讨一下时间更早的清末梁启超首倡说。1900年年初梁启超创作的诗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是最重要的论据。这首长诗是梁启超从日本乘船旅美时，在太平洋上迎接1900年的第一天，有感而发所作。但是对于“四大文明”的提及，并不在诗歌内容本身，而是在诗句“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对“埃及安息”的自注中，梁写道：“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西亚是也。”
一般情况下，诗歌自注的作用是为了发表时帮助读者理解，因此可以推测该自注不是写于作诗时，而是写于2年后，即该诗被公开发表在《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上之前。“古文明祖国有四”，这句话确实展现了“四大文明”构思的雏形，证明了梁启超的先见性。但是，在那之前，梁启超并没有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起源发表过其他特别的见解，能够将四大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列举出来，应该是参考了其他书籍的观点。
▲《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
梁启超的另一篇文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同样刊登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也证实了该参考书的存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论述了地理因素对文明及历史的影响，被评价为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先驱之作。梁的这些观点已经明确证实是受到了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教员浮田和民的著作《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的重大影响。
浮田和民（1860—1946）是日本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记者，同志社英学校（今同志社大学的前身）的首届毕业生，1892年至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国后，任东京专门学校教员。之后该校成为早稻田大学，他仍负责政治学、西洋史的教学。任教期间，1909年至1919年，他还作为《太阳》杂志的主编，宣传自由主义论调，对当时的青年阶层有很大的影响力。梁启超阅读到了浮田为东京专门学校执笔的教科书《史学通论》等历史相关书籍，编入自己的文章，将其介绍到了中国。但是，由于当时梁没有明示浮田的姓名和著作，因此浮田在中国的影响力并不明显。
浮田和民在《西洋上古史》（1898年）中，对古代文明陈述如下：
古代文明的起源地有四个，皆处于温带平原河流沿岸，这绝非偶然。埃及的尼罗河……迦勒底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的印度河和恒河……中国的黄河和扬子江。
根据梁启超当时的阅读偏好，基本可以断言，梁将古代文明的数量定为四的依据就是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之后，历经时代的变迁，浮田和民的这本教科书的影响力丝毫不减，被誉为民国时期代表性文化通史的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32年）也以浮田的该书为基础，将古代文明的数量定为四，可见该书影响之广泛。此外，梁启超也曾将古代文明的数量列举为五个（第五个是中美洲或墨西哥），但同时代的日本世界史教科书中也有加上中美洲共计五个的说法（参考下文表1）。因此，无论是四还是五，应该都不是梁启超的独创，而是以日本参考书作为依据的。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华书局，2015年）
表1 “四大文明”学说的产生与推移、代表性的论著和教科书的叙述 中日两国对照年表
备注：下画线、粗体字均为笔者所作。阴影部分是梁启超在《东籍月旦》（1902年）中介绍过，他确实阅读过的内容。
要而言之，梁启超并非古代“四大文明”一词的首倡者，而是参照了浮田和民的学说。那么“四大文明”是由半个世纪后的江上波夫所创造的新词之说，就更加没有说服力了。当然，也有可能出现以下反驳的声音：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中只是提到“古代文明的起源地有四个”，并没有提出“四大文明”的说法。因此，江上波夫的“四大文明”一词，是对古代文明进行了概括统称，可以说是江上波夫的独创。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日本早在战前就已经出现了“四大文明”这一称呼，比江上要早得多。可以找到几个事例来证实。首先，茅原华山（本名茅原廉太郎，1870—1952）执笔的《世界文明推移史论》，在叙述“最古老文明的发达”的段落中如此写道：“（最古老文明的发达）兴起于：一是尼罗河流域，一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流域，一是印度、恒河流域，一是黄河、扬子江流域。”在列举了以上四个地区后，茅原将其概括为“太古的四大文明”。现在茅原华山几乎被世人遗忘了，但在明治到大正时期，他是著名的评论家，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也受到广泛推崇。“四大文明”的用例还远不止于此。1898年，在日本的大学设置建议书中，将“世界四大文明及比较研究”“比较文明讲座”等列为政科大学的必修课。在明治大学的商业地理学教科书（1905年）中也提道：“中华是东方的一个大帝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与埃及、印度以及其他文明一起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此外，在斋藤斐章（1867—1944）执笔的几套世界史教科书中也出现了“四大文明”的说法。斋藤是一位历史学家，曾担任东京高师世界史教师。他编纂了《统合外国史新教科书》，在古代史的眉批部分，他提出了“文明的四个中心”的说法，他写道：“最早的四大文明者，其初独自发展，后随着时光推移，各自扩展势力”，从“东方文明二中心”和“西方文明二中心”的融合出发，继而对“东西两文明的接触”进行了长期的展望式的历史叙述。这四大文明就是“黄河、扬子江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也就是说，在江上波夫提出之前，将世界古代文明归纳为四大文明的叙述以及“四大文明”一词，都早已出现在日本的教育建议书、一般书籍和教科书中了。浮田和民等学者将世界古代文明统括为四大文明（有时是五大文明），在19世纪末的日本是被广为人知的。梁启超介绍到中国的，从文本上看是浮田的教科书，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的通俗知识。之后，由于梁启超的影响力，四大古代文明的说法在中国也同样固定了下来，成为了“常识”。对此，本文将在后一节中详细叙述。笔者将“四大文明”学说的产生与推移以及代表性的论著和教科书的叙述制作成中日两国对照的年表，如表1所示。
三、“四大文明”学说溯源（1）——卡尔·李特尔的文明三阶段学说
通过前章的探讨，我们明确了“四大文明”学说，有比江上波夫、梁启超更早的来源——浮田和民。那么，通过梁启超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文明史，乃至整个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浮田和民，是如何提出四大文明学说的呢？是浮田和民的独创？还是参考了其他人的学说呢？线索就在于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展示出的地理史观。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不仅提到了古代四大文明，还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从地理的角度作出了有意义的解释。从形式上看，这些只是对诗歌的自注；但从内容上看，其中充斥着梁启超从文明、地理等角度，对整个人类史的宏观性思考，观点独到，水准极高。具体说来，在这篇诗歌自注中，梁启超在“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之后，又附上说明，“厥名河流时代第一纪”。众所周知，所谓的四大文明都是在大河流域兴起的，梁启超的这一说明正是有意将这样的地理环境与文明（农耕、水利）结合起来，尝试对其进行类型化。既然四大古文明又名“河流时代第一纪”，自然就有第二、第三纪。继古代文明之后，梁启超在诗中将欧洲、阿拉伯等环绕地中海产生的文明称为“内海文明时代第二纪”，并将进入近代后，扩展到全世界范围的大航海时代的文明称为“大洋文明时代”，作为了第三阶段。亚东黄渤壮以阔，亚西尾闾身毒洋。斯名内海文明时代第二纪，五洲寥邈殊未央。咄哉世界之外复有新世界，造化乃尔神秘藏……朅来大洋文明时代始萌蘖，亘五世纪堂哉皇。
梁启超的这一自注，被学界视为是“四大文明”一词的出处。但实际上，这四大文明只是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之后文明向第二、第三阶段发展，整个学说是在一个更大的构图下展开讲述的。且这并不是梁启超自身的卓见，如前所述，这与“文明祖国有四”一样，实际上也是参考了浮田的《史学原论》。浮田在书中写道：
又自地理而观察历史之大势，亚细亚者，文明起原之地也，而其文明大抵沿河流而发生，故加耳立脱儿［即，卡尔·李特尔］派之地理学者称为河流文明之时代，如尼罗河之于埃及……欧罗巴者，文明之发达地也，而其发达专赖地中海，故地理学者称之为内海文明之时代（Thalassic Stage of Civilization）……而文明遂渡大西洋而达于美洲，此地理学者所谓大洋文明之时代（Oceanic Stage of Civilization）也。
从浮田的这段话中，我们终于窥见了四大文明学说的倡导者的影子——“卡尔·李特尔派之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是德国的一位地理学家，于19世纪上半叶开创了人文地理学这一学科体系，被称作“人文地理学之父”。他在其未完成的巨著《地学通论》中，提到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尝试探索亚洲文明与河流之间的关系，在他的原本构想中，内海是人类文明下一个发展阶段，而第三阶段的文明则以大洋为舞台。但是，这本巨著最终未能完成，而且全文用晦涩难懂的德语写成，仅正文就超过2万页，浮田不可能阅读过。此外，浮田也应该没有机会读到卡尔·李特尔的另一本著作《地理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关系》（Die Erdkunde im Verhältniss zur Natur und zur Geschichte des Menschen，1852）。
▲卡尔·李特尔(Karl Ritter,1779—1859)
浮田阅读到卡尔·李特尔弟子和继任者著作的可能性也很低。李特尔的继任者有奥斯卡·佩舍尔（Oscar Pesche，1826—1875）和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1808—1896）等德国地理学家，他们介绍和发扬了李特尔的学说。但是，他们的著作都是德语写成，对于不懂德语的浮田而言，理解的难度很高。
因此，浮田对于卡尔·李特尔的了解，应该是来自他所敬仰的约翰·罗伯特·西莱（John Robert Seeley，1834—1895）的《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1883）一书。在该书中有如下叙述：
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学派认为，文明的三个阶段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即河流文明阶段、内海文明阶段以及大洋文明阶段。自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文明进入了大洋文明阶段。
《英格兰的扩张》从文明论的角度出发，揭示了18世纪以后英国的霸权和扩张，该书是明治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理解世界史的必读书目。例如，日本外交官稻垣满次郎就在其著作《东方策》中，将西莱尊为“以历史学闻名的大儒”，并专门介绍了西莱对卡尔·李特尔地理思想的概括：“卡尔·李特尔及其门生主张全世界文明的开化均根据地理环境而变迁，提出了文明开化的三大时期。第一时期是河流时期，第二时期是内海时期，第三时期是大洋时期。”在《史学通论》等书中，浮田也多次引用了西莱的观点并表达了自己对西莱的推崇。
▲浮田和民《史学通论》（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由此可知，浮田等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并不是为了了解卡尔·李特尔而阅读了西莱的著作，而是在阅读西莱著作的过程中，了解到了卡尔·李特尔这一地理学的伟大先贤和他的学说。而浮田也非常认可三阶段学说，因此在早稻田的社会学教科书中也对这一学说进行了介绍。
从上述考察可以看出，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对于古代文明的论述，其意义不在于文明的数量，而在于文明三阶段发展学说。追本溯源，可以看出其根源于卡尔·李特尔，更准确地说，是介绍和发扬了李特尔思想的继承者们（卡普、西莱等人）。换言之，李特尔只是对人类文明三阶段发展学说（河流Potamic、内海Thalassic、大洋Oceanic）提出了大致构想，并没有将其体系化，他的弟子卡普将其归纳成明确的三阶段学说，之后被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西莱引用，而后又传播到了浮田手中。浮田仿照西莱著作中的说法，将这一学说的起源注解为“卡尔·李特尔派的地理学家”，但是那之后，浮田并没有对李特尔和卡普展开进一步研究。
四、“四大文明”学说溯源（2）——东方的四个古代文明
如前章所述，可以得知浮田的古代文明观来源于卡尔·李特尔——卡普——西莱的思想，但是，还是无法断言他所提出的“古代文明的起源地有四个”中“四”这一数字以及具体的地名也同样来源于李特尔等人。虽然在李特尔和卡普所举例展示的最初期的东方文明中，包含了四个地域，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该四个地域着重施加笔墨，而西莱只是介绍了文明三阶段发展学说，并没有在书中列举四个古代文明。那么，浮田是否参照了其他受到李特尔和卡普文明地理史观影响的著作呢？在早稻田大学历史文书馆收藏的“浮田和民文库”中的32张“文明之起源”的手稿（参见下图1—4）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
图1—4 早稻田大学历史文书馆收藏“浮田和民文库”中的“文明之起源”手稿
这份手稿是浮田撰写一系列历史教科书古代篇时的初稿，上面不仅记录了他初期的构想，还在空白处记录了他对史料的摘录和参考典籍的页码等，很有研究价值。例如，在图1这张论述古代文明形成的初稿中，杂乱地写着“Buckle1：78”的字样。也就是说，这里参考了巴克尔《英国文明史》第1卷第78页，手稿中还摘抄了该书中所述的中美洲文明的产生与该地暑热以及纬度的关系。而在图4的手稿中，则在空白处用红墨水写着“the Potamic Stage=河”“Thalassic=内海”“Oceanic Stage=大洋”的字样。不用说，这是卡尔·李特尔派的文明三阶段发展学说，从摘抄的内容和摘抄语言为英语来看，我们可以推断这应该是浮田阅读了西莱《英格兰的扩张》等英语著作后所做的笔记。此外，该笔记中还列举了中国、印度、埃及、迦勒底四个地名和与之对应的四条大河（黄河、恒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更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在“四大文明”四个地名的空白处，还同时引用、抄写了很多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地形和地理条件的英语短语，全部都是摘录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1838，德语初版），认为世界史是理性的，是人类克服现状和实现精神自由的过程，书中重点论述了世界史的“地理基础”，考察了文明的产生及推移与地形（高原、高地、平原、海滨）之间的关系。黑格尔的论述顺序是东方世界→希腊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而浮田的笔记摘录主要集中在最初期的文明，也就是东方诸文明和地理环境相关的部分，如“高原”“平原”“海滨”等，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受到了黑格尔地理史观的很大影响。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黑格尔的文明发展模式以及对地理因素的关注，正是因为受到了卡尔·李特尔的强烈影响。换言之，《历史哲学》中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即东方世界（历史的幼年、少年时代）→希腊罗马世界（历史的青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历史的老年时代），不外是李特尔文明三阶段发展学说的黑格尔式改写。浮田虽然读不到李特尔的德语原作，但是他精通英语，可以通过解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来间接地、准确地把握李特尔学说的要点。黑格尔此书日译版名为《历史研究法》（涩江保译，博文馆版）于1894年在日本出版，通过图中的手稿笔记，可以证实在此之前浮田就用英语阅读了该书的概要。浮田从早期开始就一直关注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他来说，古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这些与地理因素有某种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他最希望从西方学者那里获知在希腊、罗马之前的人类最初期的文明都有哪些，它们具有怎样的特征。黑格尔在书中提到了古代东方的四个地区，“第一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第二是恒河和印度河流域”，“第三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平原”以及“第四是尼罗河流域的平原”。黑格尔在书中列举了这四大文明的差异，但是比起这些差异，显然浮田更关注于这四者的共同点——四者都是在希腊、罗马之前的人类最初期的文明，在地理上都是仰赖平原和河流的恩惠而诞生的。于是，他将四者归为同一种类型。换言之，黑格尔归纳了上古时期东方文明的特点，举了四个例子，受其影响，浮田在《西洋上古史》中归纳出了“古代文明的起源地有四个，皆处于温带平原河流沿岸，这绝非偶然”。这就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学说的由来。而另一方面，卡尔·李特尔和黑格尔等人提出的文明示意图，其重点分别放在了李特尔的河流→内海→大洋的文明三阶段发展学说，和黑格尔的东方世界（历史的幼年、少年时代）→希腊罗马世界（历史的青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历史的老年时代）三阶段学说上。可是，浮田和梁启超则关注于最初的古代文明的具体数量（四），将其作为一种世界公认的说法，传播开来。而在西方，李特尔和黑格尔的各自的三阶段学说，虽然有一部分追随者，却并没有作为常识被大众广泛接受。综上所述，“四大文明”这一称呼确立于明治时期的日本，之后传播到了中国。究其渊源，既不是梁启超根据其自身不确定的知识基础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故意无视了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文明，而是参照黑格尔等人的学说，突出强调了先于地中海文明出现的东方文明（河流文明）的四个代表性地区。换言之，“四大文明”学说源于卡尔·李特尔、卡普、西莱和黑格尔等思想家、历史学家对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分析解释，之后东亚的知识分子汲取其精华，将其进行了概念化。因此，虽说“四大文明”一词在西方不存在，但是其思想的基础还是起源于西方。不能仅仅因为现代西方没有这一概念，就轻易否定这一说法。
五、被覆盖的近代知识
通观全文可知，“四大文明”这一称呼，是日本明治后半期，中国20世纪初期，起源于卡尔·李特尔流派人文地理学的思想，为了便于称呼，被统称为“四大文明”。如果站在今天的高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理解是“一时兴起”而产生的，是十分肤浅的。但是，如果尝试复原这个经过，就会发现这一学说经历了数十年时间从西方传播到东方，是一种复杂的东西方之间的“对话”。换言之，在19世纪前半期的西方，李特尔等人努力试图从博物学和历史学中将地理学分离出来，始创了人文地理学这一学科。对于他们所构想的宏大的人类史地理学示意图，浮田和民等东方知识分子竭尽全力地吸收、概括、传播，这一“对话”的结果就是“四大文明”。再次回顾有关古代文明的各种学说的概要和向亚洲传播的过程，李特尔的人文地理学文明学说将古代文明的发展阶段分为河流、内海、大洋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后来经过卡普和西莱等接班人、支持者的解释和发扬，被介绍到了日本（亚洲），来到了浮田面前。另一方面，黑格尔将古代世界最早的文明分为四个区域进行说明，其学说被翻译成英语后，也到了浮田的手中。最终，这些学说伴随着早稻田教科书的流行，逐渐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固定下来。但是，无论是三阶段学说，还是四大文明，这些词语都是各种学术领域刚成立之际形成的、有新意的术语。而且，其向东亚的传播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彼此之间存在语言、文化、常识等巨大障碍。因此，东亚的学者试图吸收西方刚产生的人文地理方面的萌芽观念，并将其植根于一般历史中，这一工作的难度是非同寻常的。浮田和民以博览强记而闻名，即使如此，在介绍四大文明学说及其附带的文明三阶段学说时，也没能明确地说出其遥远的源头——李特尔的名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另一方面，尽管浮田突破困难，掌握并介绍了人文地理学文明史观的概要，作出了极大的学术贡献，他在这场文明对话中作出的贡献，今时今日却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该文明观并不是通过他的自身著作传播开来，而是因为其并不多的引用者中有一位名叫梁启超的人物。因此，浮田的贡献脱离了他的名字被广泛传播开来。由于梁启超自身言行的影响力和规定性太强，在其传播过程中，原本的浮田学说便被梁启超学说覆盖了。在引用《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等浮田的历史教科书时，梁启超并未标明参考来源，而是直接更换成了“新民体”。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四大文明”学说变成了好似西方（德国）的定论一般，浮田文章中的来自西方同时代文献的引用痕迹（卡普和西莱等人物的名字）和浮田的名字一起消失了，这就是“覆盖”现象。其结果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梁启超将这些人文地理的卓见归为己有，被称为“四大文明”的首倡者。这种“覆盖”现象，不仅会掩盖观点的本质，有时也会导致误解和曲解的扩大。与《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发表在同一期《新民丛报》创刊号上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引用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著名格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梁启超在该文中引用了洛克的著名格言作为比喻，说明地理与文明的密切关系：
英儒洛克曰：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与精神。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
这段内容也是参考自浮田的《史学通论》。浮田的原文如下：
历史与地理之关系，如精神与肉体之关系。“欲精神健全，必先求肉体之健全”。此路克氏之格言也。真正之历史亦与此同，有健全之地理，而后健全之历史始得发达。
将约翰·洛克的原著与梁启超和浮田的文章做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的关系》中所作的解释，是一种包含了二重甚至三重误解、曲解的覆盖。首先，洛克只是阐述了健全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而浮田引用了洛克之言，将其用作比喻地理与历史的关系，而梁启超又将这段话当作洛克的格言进行了再次引用。
这句话的确出现于洛克的著作《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693）的开头部分，但这并不是洛克的原创，而是引用了古罗马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is）的话。书中没有注明引用，所以经常被当作是洛克的名言。浮田在不知道个中原委的情况下将其视为洛克的格言，并将其引申为比喻地理和历史的关系。
▲约翰·洛克《教育漫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不仅仅是梁启超和浮田，后世的我们很多人也误解了这句话的含义，经常将其用于对体育的宣传。其实这句话的原本含义，并不是对体育和健康身体的肯定。梁启超的文章中，既有无意中的误解 [格言的含意不是尊重支撑精神活动的肉体（物理、地理）活动，其原创不是洛克]，又有他的有意或过失造成的误解（将其引申为历史、地理关系的不是洛克），造成了多重的误解。梁启超在引用时没有提到浮田的名字，“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与精神”这样的洛克的名言，在中国广为流传开来了。
思想传播中的媒介者和跨文明对话中的译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媒介者理解能力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使原本的思想和言论简单化，或者只夸大其中的某一部分。此时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媒介者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影响力，简单化、夸大化的言论往往会覆盖原有的言论并扩散、固定下来。梁启超就是这样的媒介者，这种倾向在《新民丛报》创刊时尤为显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再加上《新史学》等，为了配合《新民丛报》的创刊，梁启超准备了多篇非同寻常的鸿篇巨作，其中大部分是参考了浮田的著作。浮田对梁启超的影响是显著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民丛报》的幕后主笔其实是浮田。然而，浮田的历史学说和地理学说，在经过梁启超的移植后，被施以梁启超的一流的变形术，即以梁启超风格重写后，文体变为了极具煽动力的“新民体”，最终变为了梁启超的主张。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对梁启超而言必要的东西会被强调和放大，不必要的东西会被毫不犹豫地摒弃掉。浮田对古代文明的说明中提到了地理学家李特尔，这在梁启超的文章中被省略，甚至浮田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关于文明的最初时期的类型和古代四大文明的说明，就像是梁启超的发明。另一方面，梁启超通过浮田的书籍看到了洛克关于肉体和精神健康的格言，他没有仔细考虑具体的使用语境，就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将其散布开来。也就是说，无论是“四大文明”，还是“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100多年前被梁启超所覆盖的信息。
结 语
综上所述，西方的新思想发生在同一文化圈或语言圈时，会以“A是B”这一非常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将其移植、介绍到其他文化圈、语言圈时，经由介绍或者翻译的工作，结果会发生变化，变成了“C说A是B”。“C说”这样的说法忠实了事实，但同时，传达原本主张的冲击力也会大大减弱。因为C是否正确，我们会保留意见。那么，怎样才能更强烈地传达原本的主张呢？很简单，把“C说”删掉，写成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就可以了。媒介者越多，越是多文化理解、不同语言的理解，就越容易发生对媒介者或信息源的有意隐藏。因为媒介者越多，就越难以展示原本的主张。
而从翻译到翻译，即重译更是如此。近代日本，有德→英→日这样的重译路径，在中国也有西方语言→日语→中文这样的重译路径，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种情况极易产生误解和曲解，另一方面，也极易有意隐瞒或省略媒介者。梁启超就极为巧妙地舍弃了媒介者。无论是睡狮，还是东亚病夫，无数的热门文章都证明了他卓越的语言表达才能。这一才能不仅使媒介者变得透明，还巧妙地扭曲了原本的主张，提高了煽动力。但是，隐藏媒介者的情况下，如果媒介者本身有错误，就往往会产生误译、误解、曲解等现象。通常的交流下，可以通过相互对话，来修正原本说话者的误解。但是如果隐藏了媒介者的存在，复原和修正就变得困难。在不知道媒介者是否正确的情况下，失去了修正误解的线索。浮田把不是洛克的话语当作洛克的话语，而梁启超则进一步扩大了这一误解。但是，由于梁启超没有提到浮田的名字，误解没有被发现，反而广泛流传，修正误解的道路被堵住了，使资料复原变得困难。梁启超等人进行的多层解释及其过程的不透明化，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困难。
跨越一个世纪的岁月，为了实现与那个时代对话，实现跨学科对话，实现东西方对话，困难还有很多。当然，能够再现100年前那种超越东西方文明的对话，是我们共同的期许。但在那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旁边井里的“青蛙”的存在，明确100年前，面临同样课题的邻人之间是如何合作的。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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