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社会》和国际关系研究

第四版序言

《无政府社会》和国际关系研究

布尔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一直是被认可的。 但是,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所暗示的,布尔的这本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如何评价它,这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11

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

即便是粗略地阅读一下《无政府社会》,我们也会从中发现,

布尔的思想与现实主义有很多相同之处,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强调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且还体现为他在

《无政府社会》一书中所分析的国际社会“制度”包含着大国、均势以及外交。

在布尔所构想的国际社会中,均势属于最为重要的基础。这一观点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假如没有均势, 

也不存在主要大国对于如何处理相互关系之持久与稳定的共识,那么国际秩序中那些“比较软的”要素,即国际法、国际组织以及共有价值观念的存在,就将成为空中楼阁。

布尔也强调

现实主义分析的重要作用,

即揭下那些号称自己代表国际社会或者全球社会发言的人所戴的假面具,并且强调即便是共有的、普世的或者连带主义的价值观念,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一些特定国家的利益。

最后,

布尔的国际社会思想来源于他对古典现实主义者

(比如卡尔和摩根索)思想之批评性借鉴,他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者的关切,尤其是

关注权力、法律与道义之间的关系。

然而,与教科书的刻板描述不同,现实主义者并非简单地指那些在着述中

讨论国家并且相信权力很重要的人。

布尔既在著述中谈论国家,也认为权力很重要,但却不把自己视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1979年的一个讲座中明确表示:

“我不是一位现实主义者。”12

他强调卡尔、凯南或者尼布尔的古典现实主义思想植根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这属于特定时代思潮的组成部分,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那个时代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特征”。在布尔看来,

古典现实主义及其后来的变种——新现实主义

(体现在肯尼思·华尔兹那本影响巨大的著作中),都

不太重视国际社会赖以存在的规则、规范和共有理解的框架。

在这个方面,新现实主义比古典现实主义走得更远。这并不等于说,

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从外部控制了国家的行为。

但是,它意味着,

规范塑造了权力政治游戏、行为体的性质与身份、使用武力的目的以及行为体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途径。

于是,根据布尔的论述,

即便是在一系列高度制度化的(法律、道德和政治的)规范结构中,冲突和战争也会产生。

正如他所说的:“…………………

战争实际上是一种固有的规范性现象;

如果抛开人类借以判定何种行为是合适的以及决定对待战争的态度之规则,那么战争是难以想象的。

战争并不简单地是武力的交锋;

它是政治集团代理人之间的交锋,

他们之所以能够相互承认对方,并且对对方使用武力,

只是因为存在着他们所理解和运用的规则。”13

因此,即便是

标准现实主义者的均势“制度”

也不属于一种机械式的安排,或者不是一系列武装力量从外部推动国家采取特定行动。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持续的共有实践,行为体在其中一直争执和辩论均势的含义、均势的基本规则以及均势应该起的作用。

同样地,大国之所以被加以研究,并非简单地因为

大国可以通过赤裸裸的惩罚手段,把秩序强加给比较弱小的国家或者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是由于大国的角色和管理作用被其他国家认为具有合法性。

权力在布尔的国际关系分析中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权力具有社会属性。

为了理解权力,

我们必须把它和其他标准的社会性概念,比如声誉、权威以及合法性,放在一起加以认识。

于是,规范和制度是国际社会中最令人关注的因素。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由于受17世纪国际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影响,布尔的著作就带有温柔的、自由的格劳秀斯主义色彩,即只关注倡导法律和道义。实际上,布尔经常被误解。

布尔与新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距离和分歧是格外明显的。在布尔看来,不能仅仅从物质层面上理解国际体系,把它视为一种非中心化的、无政府的结构,国际体系中的单位在功能上没有区别,

只有权力分布在变化。

该“体系”的核心是一个历史上被构建出来和不断演进的结构,它由共同的理解、规则、规范以及相互期望所构成。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占据主导地位,国际社会视角在那个时期才被相对边缘化了。

自由制度主义

从表面上看,布尔和自由制度主义者或者理性制度主义者有着很多的共同点和相似之处。

首先,两者所要解释的对象是类似的。

他们所阐述的中心问题是,

法律和规范本身就具有约束力,

至少是部分地独立于权力和利益之外,尽管权力和利益是法律和规范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权力和利益常常也是导致法律和规范得以产生的因素。

此外,在规则和制度如何发挥作用这一点上,

他们的思想也具有某种程度的重合之处。制度主义所关注的是那些让国家出于自我利益的目的而进行理性合作的方式。 他们把规范和制度看作是有目的地构想出来的、解决各种集体行动问题的方案。布尔的著作中的确也有很多这样的思考:

国家将通过相互尊重各自的主权、承认武力的使用受到某些限制、承认国家之间的协定必须得到遵守的原则,来促进自己的利益。

布尔承认由利益驱动的合作确实可以基于霍布斯式的假设,而且他有关国际社会制度的很多论述都

体现了契约主义或理性主义逻辑。

然而,布尔同很多制度主义者也有很大的区别。其中之一在于,

布尔不认同只从抽象的、非历史的理性主义角度理解合作的做法。

布尔关注对共同利益的理解之演进与变化的过程。

他在否定“格劳秀斯主义理论家”坚信抽象的人类理智之说法时,如此写道:

格劳秀斯和其他自然法理论的阐述者们的确“相信人类理智”, 

但是后来格劳秀斯的国际社会思想的基础是国家在实际行为中所形成的共识因素。

我正是基于共识,而非“人类理智”,

十分重视国际社会。在这一点上,我同其他当代“格劳秀斯主义者”是相一致的。14

布尔来回地从如下三个视角对国际社会加以考察:

分析的视角

(什么是任何一种社会得以存在的最低限度之前提条件);

历史的视角

(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确定这些条件在国家的行为实践与当时的实际理解中被接受);

规范的视角

(严重冲突的价值观念之信奉者们可能达成一致的最低限度的共处条件是什么)。

他的确怀有极大的兴趣,从抽象的角度去思考这些在任何一种国家社会都存在着的重要因素。然而,他也坚持认为, 这种抽象推理必须结合对于文化和历史力量的考察,正是文化和历史力量帮助塑造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并且形成有关共同价值和共同目的的认知。

这种对理解产生于历史性建构的强调,导致

布尔和制度主义者之间的第二个分歧领域:

即成功的合作通常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业已形成的共同体观念,或者至少是一整套共同的社会、文化或者语言习俗。

理性主义的合作模式的确可以解释,一旦相关行为体相信自己成为某个共同项目或者共同体的一部分,采取合作的行为有助于促进某种共同利益,那么合作就是可能实现的。

但是,从布尔的视角来看,理性主义路径忽视了某些要素,这些要素解释了契约如何以及为何可以达成,并且解释了可以阻止此种共同项目得以出现的潜在障碍。

在布尔看来,这或许是由于制度主义者的分析一直聚焦于

自由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

这些国家共享重要的价值观念,也对诸如“秩序”、“正义”、“国家”、“法律”以及“契约”这些基本概念具有相同的理解。

布尔的著作十分关注的正是这么一些问题, 他一直极为关心

国际社会的边界问题、国际社会成员的标准以及处于国际社会边缘或者国际社会之外的群体

(异教徒、海盗以及野蛮人)的地位。

建构主义

几乎所有的建构主义者都会提及布尔,而且最近发表的相关著述试图把布尔和英格兰学派同建构主义加以清晰地比较。15建构主义远非一种铁板一块的学说,而且它正变得越来越多元。但是,许多国际关系建构主义著述持有一些共同的观点,其中包括:

国际规范既是规定性的,也是构成性的;

规范、规则和制度创造含义,并且促使或导致不同形式的社会行动得以产生;

国际政治中的许多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在社会行为体的具体实践中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

毫无疑问,布尔坚守规范和制度在国际政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立场, 并且认为社会是通过基于共有的、主体间的理解(即行为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之各种政治实践而建构出来的。比如,他在归纳和赞赏

《外交探索》一书

(英格兰学派的另外一部经典著作)的目的时这样写道:

XIV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把国际政治理论看作是自己创造的、 有待于以“数据”加以验证的“模型”或者“分析框架”,而是把它视为国际历史中的人所真正相信的理论或者信条。16

同样地,布尔有关

国际社会概念

的重要界定,其内容就包含

共有的利益观和共同价值观,以及共同具有行为受法律和道义规则约束的意识。

然而,试图把布尔界定为一个建构主义者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布尔和建构主义者不同,他更强调不同类型的国际社会之历史演变的事实。 与此同时,他也更为重视国际法,把它当作一种具体的历史实践和一整套规范结构加以高度关注,而大部分建构主义学者(以及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则并非如此。尽管理念和语言很重要,但布尔所信奉的哲学现实主义,使得他不同于很多坚定的反思主义建构主义者或话语建构主义者, 更有别于后现代主义者。布尔拒绝接受这么一种观点,即仅仅从共有理解的角度,而不是从物质事实和社会事实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 在布尔看来,理念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理念被实力强大的国家所接受和践行,特定规范和制度的作用总是和物质权力分布密不可分。最后, 与更具自觉意识的“批判”建构主义者不同,布尔相信残酷的物质事实和冰冷的权力政治,对实践家的愿望以及分析家的方法都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

结论

我们不应该过于强调,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所关注的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政治,而只是国际秩序的性质及其各种可能出现的形式。

布尔从来没有说过国家是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唯一合法对象,也从未认为国家现在处于或者必将继续处于“被控制”的状态之中。布尔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后来被称为全球化的这一现象所具有的潜在的驱动变革之性质。 然而,他不太确定这些新的因素能否为国际社会中的秩序(或者正义)提供坚实的基础。

毫无疑问,布尔自己所阐述的国家间秩序的概念,与国家和社会所深嵌其中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同样地,正如有人常常提到的,布尔的著述对政治经济不予重视,而且他有关国家有能力决定经济发展领域与方向的观点,即便是在20世纪70年代也是很牵强的。

不仅如此,当今有关秩序和治理问题的研究,需要把国家体系中的秩序放在另外两个舞台中加以分析。这两个舞台分别是公民社会(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跨国公民社会”)和经济市场。实际上,所有的社会秩序都需要被放在这两个舞台中加以理解。

然而,我们今天依然可以认为,

全球秩序的备选框架

既是多种多样的、相互竞争的(比如跨国公民社会)或者有效的,

也是高度不稳定的(比如市场和全球经济)。

在过去35年中,我们的确看到了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但全球化所导致的不平等和不满,也在国际舞台以及国家内部加剧了政治紧张关系,并且反驳了如下一种观点,即

全球化将很容易地或者毫无问题地带来

共有的价值观念和

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

或者产生一个有意义的全球道义共同体。

国际社会中的规范、规则和制度也大大增多,而且通常是沿着自由主义方向得以推进。但是,布尔的怀疑论思想可能仍然还有意义。我们需要思考

到底是谁的连带主义或自由主义秩序?

到底是何种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化的秩序在试图促进民主,但忽视分配性正义和不顾全球决策秩序民主化的呼声?

如果一个自由主义秩序严重依赖一个超级大国的霸权,

该超级大国的历史又如此例外,

而且其对待国际法与国际制度的态度一直那么矛盾,

那么这样的

秩序到底具有多大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呢?

国际社会将如何面对当下三重挑战,

即由新兴大国崛起所驱动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

随着国家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复杂以及通常相互关联的全球挑战而出现的合作范围中的结构转换(structural transition);

伴随国家权力和全球经济动力移出西方而产生的文化变迁(cultural transition)?

因此,我们今天依然面对着布尔所担忧的问题,即当代国际社会中日益膨胀的规范野心与其脆弱的权力一政治、制度和文化根基之间的脱节。 虽然布尔有时候看上去是一个乐观的、自满的甚至是怀旧的人,但是他始终担忧自己所说的不成熟的

全球连带主义,

即在一个依旧孱弱的国际社会结构中,抱有太多的希望,提出太多的要求,表达太多的道义主张。今天的读者们对于布尔的结论是否依然具有说服力,必定存在不同的看法; 但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所提供的分析框架,依然是研究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之最为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注释

1. 有关最近出版的、简明的相关论述,参见Time Dunne, "The English School,"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67-285. 篇幅更长一点的著述有 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UP, 2004)。要了解完整的相关文献,参见英格兰学派网站 http://www. polis. leeds. ac. uk/research/international-relations security/english-school/。有关最近出版的,直接关于布尔本人的文章汇编,参见Coral Bell and Meredith Thatcher eds., Remembering Hedley (Canberra: ANU e-press, 2008)。

2. 正如他在《无政府社会》一书的结尾写道:“努力寻求可以称为“解决方案” 或者“具体建议”的结论的做法,是当今世界政治研究中一个弊病。当今的世界政治研究应该是一种智力活动,而不是一种实践活动。”或者正如他在其早期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政策和政策科学是学术探寻的敌人:“(但是)正是这种让学术探寻委身于实践目的的做法,成为了政治学发展的最大障碍。”[Hedley Bull, "What is the Commonwealth?" World Politics 11, 4(1959):587.]

3. 关于这些变化,参见Andrew 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especially Chapters 3 and 4.

4. Bull letter to Shaie Selz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4 November 1975. Bull Papers,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5. 例如,参见 Time Dunne and Nicholas Wheeler, "Hedley Bull's Pluralism of the Intellect and Solidarism of the Will," International Affairs 72, 1(1996): 91-107.

6. 例如,参见 Nicholas Wheeler. Saving Strangers (Oxford: OUP, 2000)。值得指出的是,布尔在该主题变得很时髦之前,就研究过有关干涉规范变化的可能性。Hedley Bull ed., Intervention in World Politics (Oxford: OUP, 1984).

7.例如,参见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Polity, 1998),

8. 这两个问题在布赞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分析: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有关后一个问题,参见Ian Clark,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nd World Society (Oxford: OUP, 2007)。

9. Robert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New York: Vintage, 2009).

10. 例如,参见 Molly Cochran, "Charting the Ethics of the English School:

无政府社会

What 'Good' is there in a Middle-Ground Eth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3(2009); pp.230-225; Andrew Hurrell. On Glob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ter 12。有关所谓新政治现实主义的最近兴起,参见 Willliam Galston, "Realism in Politic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9, 4(2010), pp.385-411.

11.下面这本书对此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和评估:Kai Alderson and Andrew Hurrell eds., 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Chapters 1-3。

12. "Power Politics," lecture, Sunningdale, 23 April 1979. Bull Papers.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13. "Recapturing the Just War for Political Theory," World Politics 31:4 (1979):595-659.

14. Letter to Shaie Selzer, 14 November 1975. Bull Papers.

15. 有关这个问题,参见Tim Dunn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1975):367-390; Christian Reus-Smit, "Imaging Society: Constructiv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3 (2002): 487-509.

16.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6).

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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